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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生態翻譯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關鍵詞】中國特色政論文 生態視角 語言特點 英語翻譯 翻譯策略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4)09-0052-02
近幾年,中國奧運會和世博會等一系列大事件后,中國文化讓世界都著迷了,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和中國國際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情況下,世界各國及各國人民都對中國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世界想要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政策、文化和生活,所以政論文就成為他們了解中國的一個途徑。政論文的翻譯對譯者的文化功底和翻譯技能要求都非常高,而生態視角與語言翻譯的結合所建立的新翻譯策略就能夠很好地幫助譯者做好翻譯工作。
一 中國特色政論文的語言特點
1.政論文概述
政論文,是政治性論文的簡稱,它是從政治角度闡述和評論當前重大事件和社會問題的議論文。政論文論述的中心一般都是政治性問題。從政論文的性質來講,中國政論文是帶有中國時代特色的、具有政治傾向性的議論文;從政論文的內容來說,它論及中國的國家機制和方針政策;從表現形式上看,政論文的出版和發行都是由政府機關負責的,如《人民日報》。
2.政論文的特點
政論文的主要功能是宣傳、號召、表達、勸說。政論文的功能也決定了政論文的特點。與其他文體相比,政論文最突出的特點是它的勸說力。作為一種社會力量,政論文在政治體系中表達出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由此可見,政論文在國家維持秩序穩定、解決社會矛盾時起到了重大的引導作用。這些都要歸功于政論文的強大勸說力。
二 生態翻譯學
將生態視角和翻譯學相結合催生出了生態翻譯學,生態翻譯學有九個研究理論視角:(1)生態范式;(2)生態理性;(3)關聯序鏈;(4)翻譯生態環境;(5)譯者中心;(6)譯有所為;(7)適應與選擇;(8)“三維”轉換;(9)事后追懲。
1.生態范式
生態翻譯學曾多次對譯論范式進行定位,筆者最同意的一個定位是,生態翻譯學作為一個跨學科研究,是從生態理性和生態視角對翻譯進行研究的,其生態范式和研究領域的性質被定位為“翻譯即適應與選擇”。
2.翻譯生態環境
翻譯生態環境指的是翻譯所涉文本、文化語境、“翻譯群落”以及由物質和精神構成的集合。翻譯生態環境在其范圍上分為大環境、中環境、小環境。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分為物理環境和精神環境。對譯者來說,除自身之外的一切環境的集合就是翻譯的生態環境。
三 生態視角下的翻譯策略
政論文中的術語所含范圍廣泛,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覆蓋面很廣。由于政論文的特點,對譯文的客觀性要求很高,在翻譯時譯者就不能翻譯得太主觀,要求有很高的忠誠度。有些中國特色的政治術語在英文語境中是找不到相應意思詞匯的,這就要求譯者能在保持忠誠度的基礎上進行發揮。既要內容豐富,又要求表達準確,這一點對譯者來說是一大挑戰。
翻譯生態理論強調不同語種翻譯之間的平等和文化交流的平衡,力圖“將其他種語言的‘不潔’拒之門外,保持本族語的純凈”,注重“語言的生態學,即清潔性、倫理性和綠色性”。其具體翻譯策略介紹如下:
1.直譯
第一,逐字翻譯。一些縮略語,它們所表達的意思都是字面上的,這樣的句子適合使用逐字翻譯法,可在保留其原來的形式的情況下進行直譯。
如,“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從字面上理解就是:生命和安全都是第一位的。所以可以這樣翻譯:“Life and safety first.”這樣,既表達了原文的意思,也做到了譯文以最簡練形式表達出來。
第二,保留形式,原文釋義。有些政治術語是具有節奏性的,形式整齊,內容豐富。如,“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就可以使用此譯法:“We must see to it that there are laws to go by,the laws are observed and strictly enforced,and law-breakers are prosecuted.”
2.直譯+意譯
政論文中有許多地方都有其深層含義,不能使用逐字翻譯的方法,這樣會使意思表達不明確,外國人在理解時會出現問題,運用生態翻譯理論也正是為解決這一問題。
第一,保留形式+結構內釋義。結構內釋義是只對結構進行細微改動,有技巧地將濃縮的意思表達出來。如:“兩縱十橫、六河連通”,可以翻譯成:“Two Vertically Running Rivers,Ten Horizontally Lying Water Systems,Six Rivers Connected”。
第二,保留形式+結構外釋義。結構外釋義是指有些原文是有中國特定文化背景和文化特色的,在翻譯這部分時可根據翻譯生態理論的要求將原文中沒有提到的背景和特色按照英語的習慣翻譯出來,在翻譯時保留中國特色。
3.意譯
在政論文中,一些專業術語是帶有數字的,而在翻譯時含義的重要性顯然大于數字,其數字在翻譯中是可以不顯示的,這樣就可以意譯。
第一,使用原意代替數字。比如“三農”一詞,在翻譯時就可以使用這種策略:“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這也是官方的翻譯方法。在翻譯時也會發現,有些句子是非常適合這種翻譯方法的。
第二,補譯。專有名詞是可以用補譯法的。比如“中南
海出海大通道”等。
四 存在的問題及解決辦法
在翻譯過程中要注重對幾點原則的把握:精確、最簡化、重視、完整、自然。
綜上所述,在翻譯時,要看看能否直譯,在保留原文含義的基礎上,保留其表達形式。直譯的要求就是,在表達精準的同時做到最簡化。在對翻譯策略的選擇上,要以直譯優先。如果直譯不能做到對原文翻譯所要求的水平,就可以考慮直譯+意譯的方法。當然,在實際翻譯工作中常會出現一些問題。
1.翻譯時的語言屬于機械轉換類型
語言翻譯是把兩種文化和思維模式在語言中聯系起來的橋梁,是一種再創造的勞動,而不是機械轉換,機械轉換這種翻譯方式也是生態翻譯法著重要糾正的一種翻譯方法。因此,在翻譯之前做好準備,搜集好資料,是準確翻譯和傳達原文含義的重要環節,也是不可或缺的環節。翻譯前的準備工作可以幫助譯者了解和理解原文背景和含義。理解是翻譯所必需的前提條件,如果不能準確理解原文,又怎么能忠實地將它翻譯成目標語呢?在日常生活中,譯者要注意積累詞匯和翻譯技能,運用時代的產物(網絡)和其他途徑查找出可以表達原文意思的特色方式。
2.邏輯分析能力在翻譯能力中是占有很大比重的
大多時候,政論文的獨特特點都需要譯者對原文的結構、邏輯、含義進行深入分析和探究,最后才能決定使用什么方法和策略去進行翻譯。在翻譯學習的過程中,要多閱讀些翻譯家的作品,找出最適合的翻譯方法。
五 總結
譯者在對政論文進行翻譯之前,要對政論文的特點、意義和風格有所掌握,深入體會生態視角翻譯理論的精髓,不斷積累知識和經驗,在經驗中不斷揣摩、研究,最終達到在翻譯過程中能夠選擇最佳翻譯策略。
參考文獻
[1]周偉龍.當代中國特色政論文的語言特點及翻譯策略[J].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S2)
[2]劉麗曼.功能對等理論指導下的政論文本翻譯策略[D].蘭州大學,2013
[3]周彥軍.談政論文的英譯――以2008年《政府工作報告》為例[J].河西學院學報,2009(4)
[4]羅小波.政論文英譯:順應論的理論與實踐[D].湖南工業大學,2010
[5]李紅霞.目的論視域下的政論文英譯策略研究――以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為例[J].外國語文,2010(5)
摘 要:隨著計算機技術的成熟,語料庫已發展成為翻譯研究的重要工具,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通過自建的西北工業大學科技論文摘要漢英平行語料庫為基礎,以連接詞為研究對象,驗證了科技論文中顯化特征這一假說的成立,說明了連接詞作為顯化銜接手段的作用。
關鍵詞:語料庫,科技論文,摘要英譯,顯化特征
引言
語(料庫是上世紀80年代隨著計算機技術發展起來的語言學研究手段。語料庫方法通過收集實際使用的語料,研究和發現語言使用的規律,使翻譯研究擺脫了憑直覺和個人經驗的研究方法,轉向了實證性研究。近年來語料庫翻譯學研究內容主要涉及翻譯語言共性特征、譯者風格、翻譯轉換過程等,其中以對翻譯共性假說的
一.語料庫與顯化假設
語料庫翻譯學是指以語料庫為基礎,以真實的雙語語料或翻譯語料為研究對象,以數據統計和理論分析為研究方法,依據語言學、文學和文化理論及翻譯學理論,分析翻譯本質、翻譯過程和翻譯現象的翻譯學分支學科。[1]語料庫翻譯學的興起與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密不可分,其源頭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但通常以Mona Baker于1993年發表的《語料庫語言學與翻譯研究:啟示與應用》作為語料庫翻譯學建立的標志。Baker[2]在文中提出了語料庫在譯學研究中的理論價值、實際意義及其具體路徑。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基于語料庫的翻譯研究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其研究范圍覆蓋了從翻譯過程到產品的各個方面,其中尤為突出的是翻譯語言普遍特征、翻譯過程、翻譯轉換與規范、譯者風格等方面。
二.研究方法
根據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本文作者收集了西北工業大學科技類碩士論文漢語原文與英語譯文各30篇,組成一個小型的科技論文摘要英漢平行語料庫。該庫庫容約5萬字,庫內所收集的摘要主要來源于該校的特色專業航空專業2007-2012年的碩士畢業論文,論文質量相對較高,代表性較強。
三.顯化特征相關數據的檢索與分析
(一)連詞的使用情況
通過運用上述研究方法,本文首先將漢語摘要和英語譯文中的連詞使用量進行整體和系統的統計和比較,結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與漢語摘要原文相比,英文譯本中連詞的使用頻率更高。為了進一步探討造成英譯文本連詞增加的原因,作者又使用Antconc軟件分別對并列連詞、目的連詞和承接連詞這三類出現頻率較高的連詞的使用情況進行了統計。
以上表中的數據說明了英語譯文中對三類連接詞的使用率均高于漢語原文。其中,并列連詞的使用增幅較大,而目的連詞和承接連詞的使用次數相對較少,但增幅明顯。
(二)連接詞的轉換情況
以上主要對漢英文本中的連詞使用情況進行了定量研究,發現科技論文摘要的英譯文本與漢語原文相比,并列、目的和承接連詞的使用頻率呈明顯的增長趨勢。為了進一步證實顯化這一特征在科技文本漢英對譯中的存在,本文進而對以上三類連接詞中最具出現頻率較高、較具代表性的連詞的具體轉換情況進行定性分析。主要研究內容為各類連詞的對應和顯化關系。研究結果如下:
1.并列連詞“and”的轉換情況
作為本庫中使用頻率最高的并列連詞,“and”在使用上與漢語原文對應的比例為37.8%,而明示和添加比例高達55.6%,顯化趨勢較明顯。以下從自建語料庫中選取的例句將進一步說明這一點。
例1.隨著航空器低空高速性能的發展,以及生態環境保護工程卓有成效的工作,飛行器結構鳥撞問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ircraft performance at low altitude and high speed,and the marked progress of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e issue of bird impact to aircraft has been concerned more and more.
例2.本文在第三章中系統闡述了機構運動可靠性分析的模擬算法,重點討論了將人工神經網絡引入復雜機構運動可靠性分析的可行性。
In Chapter 3,simulation algorithms of mechanism moving reliability analysis are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and a discussion on the way of introducing neural networks into complex mechanism moving reliability analysis is made.
在例1中,漢英文本中的并列連詞是明顯對應關系。“and”對應原文中的“以及”。而在例2中,漢語原文中沒有連接詞,而譯文卻添加了“and”以更好的符合英文的語言習慣,使銜接更流暢。
2.目的連詞“so that”、“so as to”的轉換情況
由上表可知,目的連詞“so that”和“so as to”在庫中出現的頻率雖然不是很高,但顯化趨勢仍然明顯,分別為 57.1%和54.5%,下面兩個例子將具體闡釋“so as to”的顯化轉換情況。
例3.最后對系統結構進行數字仿真,并進行故障注入研究,以便更好地驗證系統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Finally the system structure is simulated in digital method and is researched about fault injection so as to validate its reliability and rationality.
例4.本文借鑒于遺傳粒子濾波(GPF)的思想將智能優化算法中的一些優化策略引入到重采樣過程當中,提出了基于粒子群優化的粒子濾波算法(PSOPF)和基于退火策略的粒子濾波算法(APF),這樣粒子集在保證優良性的前提下仍不失去多樣性。
This paper adopts some 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and propose two algorithms which is called PSOPF and APF so as to guarantee the sample set diversity so as to overcome the phenomenon of sample impoverishment.
在以上兩組例句中,前一組是目的連詞的對應使用,后一組是英文譯本中連詞的顯化現象。例3中,“so that”對應原文中的“以便”,而例4原文中卻沒有明顯的表目的的連詞。通過添加“so that”,更明確地闡釋了使用“基于粒子群優化的粒子濾波算法”和“基于退火策略的粒子濾波算法”可以達到怎樣的目的,實現怎樣的效果,使英文譯本的邏輯思路更清晰,順暢。
四.結語
本文以自建西北工業大學科技論文摘要漢英平行庫為基礎,使用語料庫檢索軟件對英漢文本中連詞的使用情況做了系統統計。由數據可知,英語譯文中使用的連詞數量明顯高于漢語原文,呈明顯顯化趨勢。但僅靠定量分析不能夠準確說明翻譯顯化的存在,作者又用定性的方法重點對本庫中使用頻率最高的并列連詞、目的連詞和承接連詞的具體轉換情況做了分析,結果發現并列連詞在漢英文本中出現頻率均較高,在譯文中的顯化趨勢也較明顯;而目的連詞和承接連詞使用的總數相對較低,但與原文相比,添加和明示的比例仍舊很高,總體仍呈顯化趨勢。因此作者得出結論:漢英對譯過程中連接詞的顯化特征在科技文體中有著明顯體現。
由于建庫需要時間和物質支持,本研究所建語料庫目前庫容較小,還需后期進一步管理、維護和擴充庫容。相信科技類文本的漢英翻譯平行語料庫將對翻譯共性假說的驗證提供可能,并對我國碩士研究生的摘要英譯提供借鑒和參考。(作者單位:1.西北工業大學人文與經法學院;2.西北工業大學人文與經法學院)
(基金項目:西北工業大學研究生創業種子基金項目:基于自建科技論文英語摘要的類比語料庫的翻譯共性研究(Z2013179)
參考文獻
[1] 胡開寶,國外語料庫翻譯學研究述評[J]當代語言學,2012(4):380
[2] Baker,M.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C]M.Baker,G.Francis,and E.Tognini-Bonelli Text and Technology: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93:233-250
【關鍵詞】商務英語翻譯;理論滲透;職業勝任力
引言
針對翻譯理論是否是高校翻譯課程必要內容的相關討論,學者們一直存在明顯的意見分歧:一部分學者認為翻譯理論研究是學科專家的科研工作,對于尚在課堂中學習的學生不必過多講授;另一部分認為理論是指導實踐工作的有力工具,只有掌握了翻譯理論,才能更好的進行翻譯實際工作。翻譯理論如何有效滲透在翻譯課堂教學中,讓理論更好的指導實踐工作,將影響日后學生在商務翻譯活動中的職業勝任力,也反過來證明了翻譯課堂上教授翻譯理論的必要性。有效滲入的翻譯理論,能被學生順利理解,能很好的指導翻譯工作。而無效強加的翻譯理論,學生會覺得艱澀難懂,也無法開展翻譯工作。本論文擬在證明,在商務英語翻譯教學中采取科學的理論滲入方式,開展有效的教學改革和優化創新,是非常必要的。
1.研究背景
中國入世以來,國際經貿不斷發展。伴隨著我國“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順利實施,高校外語人才培養方案對增加經貿、金融等方面知識的要求非常迫切,商務英語專業應運而生。從改革開放初期到20世紀90年代,我國外語教學重視基本語言知識的傳授,全國高校大多采用統一的教學大綱,教材,采用單一的培養模式。21世紀初開始,應對用人市場的新要求和新挑戰,外語人才被要求具備復合應用能力。也就是說,英語專業的學生,不僅需要扎實的外語基本功,還應掌握經濟貿易、電子商務、金融財會、媒體廣告、酒店餐飲、全球化品牌等豐富的國際商務知識,以滿足就業及市場需要。由此,商務英語專業課程近來成為英語專業學生主修課程,各應用型本科院校更是新增商務英語專業,旨在培養適應社會需要的應用型涉外商務人才。然而,受中國傳統文化、教學內容與就業市場矛盾、商務翻譯實踐能力培養欠缺、商務背景知識缺乏等方面影響,商務英語畢業生很難適應就業市場,職業勝任力不強。因此需要通過適宜的教改探索和優化研究,來提升商務英語專業學生的翻譯實戰能力。
2.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
2.1商務英語翻譯課堂教學現狀
隨著社會對商務英語翻譯人才需求的不斷增加,與商務英語相關的翻譯教學與研究也日益得到學界的重視,相關研究報告和新編課程教材也不斷涌現。根據權威統計可得,僅本世紀初在國內出版的商務英語翻譯方面教材就高達幾十余本。從論文方面看,本世紀初期在國內翻譯類期刊《中國翻譯》、《上海翻譯》及《中國科技翻譯》的達到了百余篇。這些論文作者多以北上廣的高校外語教師為主,范圍集中在商務活動較為活躍的大城市及江浙東南沿海地區。以研究內容方面看,以上三種期刊中,論文以金融,經貿,財會英語及商標廣告英語為主。從理論依托方面看,論文中理論接入的角度與深度有著明顯差異。論文多數運用語用學及語言學相關理論。對翻譯理論中較新的譬如翻譯目的論,譯者主體性及生態翻譯學理論等涉及的不多。如果在商務英語翻譯課程中,翻譯理論僅以補充的形式簡單帶入,教師不能將理論與教學滲透,則翻譯理論學習將收效甚微,無法高效指導翻譯實踐。正如翻譯學家穆雷所言:“在對待方法論的態度上,雖然大家都認識到方法論對任何一個學科和專業都非常重要,但在從翻譯教學的現狀來看,能真正關注并有效建立相關方法論的翻譯學者還是少之又少。”
2.2現有商英教材中理論滲入概況
穆雷總結與翻譯課程教師的交流和研究后發現,“教師們的意見相對統一,到達本科高年級階段,此時翻譯教學應該以實踐為主。對于高年級階段的學生來說,了解了翻譯的定義與分類、翻譯標準與翻譯方法,并通過相互聯系和比較掌握基本翻譯技巧,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相應字數的漢英互譯,就達到了教學大綱的標準要求。”而現實中,關于翻譯理論在翻譯教學中的滲透已在高校翻譯教學中逐步開展。相當一部分英語教師已開始應用部分翻譯理論來指導學生翻譯學習。盡管一些高校翻譯教材的編纂者已認識到翻譯理論指導教學的重要性,并不斷探索創新的教學模式使得理論和實踐能更好結合,但目前的商務英語專業翻譯課程教材更多專注于語用學和語言學層面的翻譯,而較少有靈活程度較高、實踐性較強的翻譯理論指導,因此應該對商務英語翻譯進行課程優化創新研究。
3.商務英語翻譯課程創新及優化方案
3.1三維翻譯教學
清華大學教授胡庚申提出“翻譯的實質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三維即翻譯生態環境中的語言維、文化維及交際維。從事商英翻譯教學的教師應樹立全新的教學理念,培養學生“三維”翻譯意識,明確滲入翻譯理論的教學方案。教師需要優化教學模式,從單純的語言能力培養轉變為翻譯理論和翻譯能力并重。要認識到翻譯教學不僅是讓學生掌握相應的文化和語法(語言維),更多的是要熟悉翻譯理論,掌握翻譯技巧,了解文化差異(文化維),熟練交際運用(交際維),從而實現理論知識、翻譯技巧及翻譯背景的三維相互滲透、相互促進。培養重心由過去培養基礎扎實的專業型人才,轉向培養知識廣、能力強、素質高、反應快的復合型翻譯人才。
3.2提高翻譯意識
在現有翻譯專業單一課堂教學培養模式的基礎上,引入先進的多媒體工具模擬翻譯現場,增加現場教學內容,即在商務英語翻譯課堂模擬商務翻譯現場,進行相關翻譯難點講解,讓學生深切體會翻譯現場實際,結合翻譯理論指導工具,更好的進行針對性的現場英文表達。通過讓學生角色扮演各角色進行翻譯實戰,加強翻譯課堂實訓,增加聽說練習,模擬商務交流及其他相應的翻譯活動,可使學生熟悉原本陌生的商務交流細節,提高學生商務翻譯意識和能力。
3.3拓展講義課件
教師應適時增加理論滲透,編寫針對性更強的課堂講義。即商務英語課堂講義要更好的針對學生翻譯雙重能力加強鍛煉:一是鍛煉學生翻譯實踐能力;二是鍛煉學生掌握翻譯理論并靈活使用翻譯理論的能力。因此,應在現有翻譯教材的基礎上,在課堂講義中增加與實戰商務翻譯相關性更強的實踐內容。并針對不同商務情景,設計商務角色扮演,逐步滲透商務背景知識,增加適應多媒體教學的課件,并拓展相應的情景教學翻譯講義。通過以上的實踐課程,完善商英課程講義,增加學生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雙重能力,從而實現翻譯技能和語言綜合素質共同提升的目的。
3.4創新課堂內容
教師可采取多手段、多場景、多角色的多維度教學方式進行翻譯課堂創新。理論的滲透不僅可以從課堂上獲得,還可以通過翻譯實踐活動加深對翻譯的認識。課堂內容應該增加更多的商務翻譯實例,強調商務場景翻譯實踐,拓寬基于商務背景下的延展性知識。從而更好的培養實踐知識、能力、素質三位一體的復合人才,融理論傳輸、知識傳授、能力培養、素質提高為一體。積極滲透以譯者主體,文化交際,關聯功能為主導的翻譯理論,探索潛移默化的理論滲透方式。3.5優化教學方法改變傳統填鴨式或單一教學方法,采取更加具有參與性合作性的教學方法,根據翻譯文本需要,滲透不同的翻譯理論技巧,逐步激發學生興趣及翻譯潛能。教師可采取討論型教學模式,如鼓勵學生進行商務角色扮演演練,引導學生積極參與商務情景討論,以及必要的商務實戰活動等。
3.6電子資源使用
教師應鼓勵學生充分利用校內外圖書館資源,電子閱覽室,語音室模擬平臺及大學生自主學習中心,積極幫助學生查閱最新理論文獻及電子期刊書籍,了解商務英語翻譯方向最新研究內容及方向,不斷提升學生翻譯知識和技巧。3.7深化校企合作一方面,積極謀求與校外企業合作,為學生創造校外實習機會,切實做到理論與實踐對接,從實戰的角度實現翻譯知識和技能服務加以配套。另一方面,成功的教育離不開高素質的師資隊伍,因此,培養商務型翻譯人才,對師資隊伍也提出新的要求與挑戰。現職教師可利用假期進入相關企事業單位進行短期在職培訓,學校也可邀請相關商務英語優秀翻譯人才來校進行課堂交流及示范教學等校企合作活動,提升師資隊伍自身的商務知識能力,并增加商務英語翻譯鍛煉。自發組建翻譯團隊,利用學生課余時間,鼓勵學生積極參加校內外翻譯比賽及相關實踐活動。3.8多元考核標準摒棄以筆譯考試為主的考核模式,從多角度進行學生課程考核,即建立包括針對性筆譯考核、情景口譯考核和模擬現場實踐考核三個角度的三維立體考核模式,從而更加全面的考察學生商務翻譯能力,督促學生加強商務翻譯練習,從而從根本上提升學生的翻譯實踐能力水平。弱化單純而死板的理論考核,強化理論結合實踐能力,綜合設計平時分及期末總評。
4.結語
【關鍵詞】翻譯理論 翻譯策略 字幕翻譯 多視角
一、引言
作為媒介,影視作品以其生動形象的方式承載著不同文化間的交流活動。在這樣的跨文化傳播過程之中,具有文化元素的影視字幕自然與翻譯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聯系。現代電影文化的國際化發展模式也推動了字幕翻譯活動的發展。曾任歐洲視聽翻譯研究協會(ESIST)主席的Jorge Cintas在他的訪談錄中指出:“在歐洲,視聽翻譯研究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剛剛起步。當時除了幾篇零星的文章之外,幾乎什么也沒有。這十幾年來,視聽翻譯研究取得了突飛猛的進展,已經從曾經邊緣的地位逐漸成為中心話題的一部分,引發的關注前所未有。這說明影視翻譯已經成為了翻譯活動中越來越重要的領域之一。”國內的影視翻譯活動主要由專業的翻譯團隊和民間的字幕組所完成的。影視作品的制作方聘請專業翻譯團隊所翻譯的影視作品多為譯作佳品,但字幕組也不乏好的譯作流傳于網絡之中。隨著這些翻譯影視作品帶著各自的文化元素進入到人們的視野后,關于字幕翻譯的研究也逐漸受到了大家的關注。
二、多視角的字幕翻譯研究
以“字幕翻譯”為篇名,通過知網期刊檢索到近五年(2013-2017)有700余篇文章是研究字幕翻譯原則和策略的。從1999年李福秀發表在《電視技術》雜志上的《自動翻譯電視字幕》到2017年5月為止,相關論文的發表數量呈逐年上升的趨勢。這其中,從2013年開始,每年的文章發表數量都超過了150篇。這足以說明,字幕翻譯研究得到了人們越來越多的重視。通過梳理近五年的字幕翻譯文章,筆者發現文章的研究策略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以理論視角為出發點的字幕翻譯研究,另一種是直接以翻譯策略為著手點的研究。在選擇理論視角入手翻譯策略的文章中,還涉及到跨學科的知識范疇。這些研究視角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大類:
1.功能對等理論。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指出,翻譯時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對應,而要在兩種語言間達成功能上的對等。翻譯是用最恰當、自然和對等的語言從語義到文體再現源語的信息。近五年,功能對等視角下字幕翻譯研究文章有48篇,研究對象涉及的影視作品有《破產姐妹》、《冰河世紀3》、《老友記》、《越獄》、《臥虎藏龍》、《里約大冒險》、《生活大爆炸》等。這類文章多以此理論為基礎分別從詞匯、句子語法層面和修辭層面論述了翻譯策略的選擇和應用。也有人將功能對等理論和具體的翻譯方法比如歸化異化聯系在一起討論字幕翻譯的可行性。
2.生態翻譯論。清華大學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態翻譯學理論,其核心內容是:“翻譯適應選擇論,明確‘譯者為中心’的翻譯理念。同時,提出翻譯方法是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的‘三維’轉換”。近五年,以生態翻譯論為視角的字幕翻譯研究文章達42篇,涉及研究的影視作品有《紅高粱》、《泰坦尼克號》、《生活大爆炸》、《臥虎藏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這類研究文章基本都是從“三維”層面進行翻譯方法的實例分析,并且最終論證生態翻譯論的合理性。
3.關聯理論。關聯理論認為,在交際過程中存在著兩條關聯原則:(1) 從認知角度看,人類認知常常與最大關聯性相吻合;(2) 從交際角度看,每一個明示的交際行為都應設想為它本身具有最佳關聯性。因而,Gutt 認為關聯原則從兩方面制約著翻譯:意欲傳達的信息,以及表達方式的選擇。近五年,運用關聯理論分析字幕翻譯的文章有40篇,涉及研究的影視作品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生活大爆炸》、《阿甘正傳》、《泰坦尼克號》等。這類研究文章多從文化詞匯、語境效果、雙關語層面展開,再通過實例進行具體翻譯方法的闡述。
4.多模態話語。針對一系列語言功能理念的研究,有學者給出了相關的語態模式分析成果,并形成了一個成型的理論結構框架,包括文化、語境、內容和表達四個層面。
近五年(2013-2017),多模態視角下字幕翻譯文章只有9篇,涉及研究的影視作品有《金陵十三釵》、《亂世佳人》、《十二生肖》、《狼圖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相關的研究文章也基本都從這四個層面側重分析譯文的翻譯特征,但大多是從宏觀上來論述,未涉及具體的翻譯方法。
5.順應論。維索爾倫(Verschuern)提出的順應理論核心內容是:語言的使用是一個不斷選擇語言的過程,不管這種選擇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也不管它是出于語言內部還是語言外部的原因。因而,語言的使用應在使用的過程中遵循順應性、協商性的原則,這是受到社會風俗、社會結構、文化語境等情況的制約而采用的有效方法。近五年,順應論s視角下的研究文章有9篇,涉及研究的影視作品有《瘋狂動物城》、《破產姐妹》、《臥虎藏龍》等。該類研究文章是通過文化差異、風俗習慣差異、語言差異和語境不同為要素進行探討和論證。
6.功能目的論。功能目的論認為,所有翻譯活動都要遵循目的原則,這包括翻譯過程(即翻譯過的目的),翻譯結果(即譯品的功能)和翻譯方式(即所用的方式意圖),最終體現其目的原則、連貫原則和忠實原則。近五年,功能目的論字幕翻譯相關文章有6篇,涉及研究的影視作品有《神探亨特張》、《唐頓莊園》、《暮光之城》、《甄執》等。該類研究文章通過找到功能目的論與字幕翻譯的聯系,從而進行了相關譯作的解析,并且肯定目的論能有效的指導翻譯實踐活動并有效傳達影視作品的思想。
7.認知翻譯觀。翻譯認知觀認為:翻譯是一種認知活動,是以現實體驗為背景的認知主體所參與的多重互動為認知基礎的,譯者在透徹理解源語言語篇所表達出的各類意義的基礎上,盡量⑵湓諛勘曖镅災械撓成渥述出來,在譯文中應著力勾畫出作者所欲描寫的現實世界和認知世界。因此,近五年5篇相關論文,基本遵循了CL 核心原則與翻譯創造性,范疇話與詞語對等,突顯原則和原型理論,隱喻轉喻,參照點和翻譯的構式單位觀等,對《花木蘭》、《亂世佳人》和《美麗中國》的字幕翻譯進行了探討。
8.其它。除了從理論視角出發的研究外,有些文章直截了當的從翻譯策略做起了研究。其中以歸化與異化翻譯策略討論的最多。以歸化和異化為研究視角的文章有29篇(未包括單獨以歸化或者異化為研究視角的文章),涉及研究的影視作品有《生活大爆炸》、《哈里?波特》、《加勒比海盜4:驚濤怪浪》、《摩登家庭》、《老友記》、《里約大冒險》等。這些文章認為字幕翻譯存在歸化和異化現象,具體可以通過音譯、補譯、詞性轉換、直譯及意譯的翻譯方法實現它們的翻譯目的。
三、結語
實際上,翻譯理論對翻譯活動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但翻譯活動的具體實施則需要翻譯方法的運用。由上述內容可以看到,影視字幕翻譯研究的理論視角非常的多元化,但是當把理論運用到翻譯實踐當中的時候,會發現其實文章所探討的翻譯方法都是多樣化的,并沒有哪一個翻譯策略是全能的。在處理不同的翻譯難題時,都需要采用多種翻譯手段去解決。歸根結底,翻譯的目的就是為了準確無誤的實現兩個不同文化民族之間的暢通交流。因而,不管從何種理論視角來研究字幕的翻譯,都是有其合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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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翻譯觀;民俗翻譯;安徽民俗
一、民俗與文化翻譯
翻譯除了是源語言文字向目的語轉換的過程,更是一種跨文化的交際過程,包含了意象傳遞、交談和融合等活動。呂亞娟在《淺談英漢語言文化差異與翻譯障礙》一文中提到,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語言的管軌;翻譯是跨文化的傳播。文化翻譯觀則是試圖研究和探索這三者之間的外在聯系和內在規律。70年代初,隨著西方哲學語言論轉向,文化研究逐漸步入翻譯理論研究領域。80年代初“文化翻譯”這一概念被正式引入我國。尤其是尤金?奈達對于翻譯,與文化關系論述的理論在我國翻譯界的時興,以及王佐良先生積極倡議把翻譯研究與文體學的研究結合起來,自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翻譯理論研究的“文學學派”一度成形。20世紀90年代初,勒菲佛爾和蘇珊?巴斯奈特在合編的論文集《 翻譯、歷史與文化》(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中也指出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最新發展趨勢延伸并認為翻譯研究已經走出形式主義的框框,應考慮向更廣泛的社會和文化語境延伸。
二、民俗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文化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
民俗具有文化所具有的共性,即民族性和地方性特征。美國民俗學家查理?多爾遜教授認為,“民俗是口頭的、傳統的和非官方的民間文化”。正因為民俗和文化的共性,研究民俗翻譯要置于文化翻譯學范疇內;而民俗的特性又要求我們用獨特的視角和翻譯策略來解決民俗文化翻譯問題。
1.安徽位于我國東南部,從地理上看,它位于長江下游,深居華東腹地。東近吳越,西接荊楚,北鄰齊魯,春秋時稱為“吳頭楚尾”。這里自古是南北文化匯集碰撞之地。文明悠久的安徽人杰地靈,歷史上有許多重大影響的思想、學派誕生在這里,使安徽成為中華文化發達的地區之一。由于安徽地形復雜,受風土的影響,民俗習慣南北迥異;區域文化,特色鮮明。安徽名山勝水遍布境內,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交相輝映,特別是獨樹一幟、充滿地方特色的黃梅戲、花鼓燈、徽劇和儺戲等,近年來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在信息大爆炸的今日,安徽民俗文化要走向世界,多語種的翻譯活動必不可少。為符合安徽民俗翻譯的諸多特點,安徽民俗翻譯自然也有著自己的個性和特征。
2.安徽民俗文化翻譯策略,以直接音譯為主的翻譯策略出現在較多的地名、人名及約定俗稱的民俗表達的翻譯中。這一部分的民俗相關文化表達較為簡短,口語化和本地化,不乏一些方言摻雜其中。譯者通常為了貼近當地民情采取直接音譯的方式固然合情合理,但是這種坦率且不加注釋的直譯卻給譯出語讀者增加了不少理解困難。而有些民俗術語包涵多種文化暗指,并不源自音韻的模擬,這部分民俗術語的翻譯就需要謹慎處理。例如以安徽籍藝人為主的四大徽劇戲班之一的“春臺班”,譯者譯成“Chuntai Troupe”。春臺,是一個典故名,典出《老子?道經?二十章》:“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指春日登眺覽勝之處。因此,在翻譯這類名詞時適當地加入注解或許更有助于譯出語讀者了解安徽的民俗文化。
3.安徽地區有其獨特的發展史、生態環境,由此產生的負載著相關文化的詞匯、成語、典故也大相徑庭。尤其是實寫與虛寫相互摻雜,句式參差錯落,大量的修辭手法融匯其中,譯者往往無從下手。比如安徽一種古老的地方戲曲叫做儺戲,流行于安徽貴池和九華山方圓百公里的地區,是以驅鬼疫、祈吉祥為目的的請神送祖的祭祀活動。演出前后有隆重的“迎神下架”“送神上架”和“請神”“朝廟”等儺事活動。在旅游英語中,儺事活動的過程被譯成“The ritual procedure includes inviting,welcoming,and thanking spirits. Following the solemn ritual,Nuo drama is performed to entertain the spirits.”顯然,“inviting,welcoming,and thanking spirits”與原文“迎神下架”“送神上架”和“請神”相比在表達形式和句法結構上出入較大,而對于文化意義的傳遞又存在變差。儺戲以祭祀祖先的目的為主,“神”則應被理解為“forefathers”而非“spirits”。
三、民俗文化翻譯不能脫離其特定的語言環境
許多譯者為了避免民俗文化因素被忽略和篡改常常采取歸化的翻譯策略。譯者在民俗文化翻譯過程中的主體性地位不容忽視,在仔細調研反復琢磨后的譯法,即便難以面面俱到,但是也會得到認可。而囫圇吞棗的翻譯態度則會帶來誤解。例如,戲鐘馗是盛行于安徽徽州地區的一種古老民間藝術形式,它不僅是一種藝術表演,同時也是除煞祈福的一種形式,民間對他有“除惡狀元,鎮邪將軍”的美名。譯文“the protector against evil spirits and demons,the hero capturing ghosts”中將“狀元”譯成“the protector”,“將軍”譯成“hero”似乎有些信手拈來,天馬行空。畢竟“狀元”所包含的“top”的含義以及“將軍”所包含的“status”的含義完全在譯文中被忽略了。
總之,無論是直譯還是意譯,歸化或異化,每一種翻譯策略都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孤立的,而是應該互補長短,相輔相成。民俗文化翻譯是兩種文化移植和兩種語言轉換的過程,由于民俗文化自身的特點,其翻譯過程必然充滿艱辛,這要求譯者除了精通譯出語語言文化,對本民族的民俗文化和語言文字也要有深刻了解,真正做到令譯本與讀者之間進行交流對話。
民俗翻譯研究是中國民間藝術文化走向世界的先鋒,是中西文化交流互動的載體。研究民俗文化在翻譯過程中的詮釋策略以及在譯出語讀者群中的接受程度,有利于文化翻譯理論在實踐中的運用,對傳播我國優秀的民族文化至關重要。
注:本文是河海大學文天學院校級人文社科項目“從文化翻譯學角度看安徽民俗翻譯”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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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在梳理中西傳統譯論的基礎上,認為傳統翻譯研究思路可概括為規定性、中心性和封閉性。
一、翻譯研究的必要性
翻譯是人類跨文化的交流活動,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徑之一。對我國的學者而言,尤其要注意到翻譯對中國文化的重要性,已故的季羨林先生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惝若拿河流來作比,中華文化這一條長河,有水滿的時候,也有水少的時候,但卻從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人的次數大小大大小小是頗多的。最大的有兩次,一次是從印度來的水,一次是從西方來的水。而這兩次的大注入依靠的就是翻譯。”(許鈞《翻譯思考錄》,1998)毫無疑問,人類的進步,離不開譯者進行積極的翻譯實踐。而翻譯研究較之于翻譯實踐,其意義應該是不言而喻的。翻譯理論是研究和探討翻譯固有的內在規律,發現翻譯過程中經常出現的問題,并尋求解決途徑。研究翻譯理論,可為解決翻譯中遇到的各種困難提供某些解決的辦法。換言之,翻譯理論的可貴之處,在于能用來指導翻譯實踐,提高翻譯質量。翻譯研究的必要性由此可見一斑。I.A.理查茲(IvorArmstrongRichrads)曾說,翻譯很可能是宇宙進化過程中產生的人類最復雜的一類活動。它的復雜性必然對我們的研究構成挑戰,要求我們的研究不斷地向縱深的方向發展并且有所創新。
然而,長期以來,譯論研究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當然,這并不說明翻譯沒有理論研究的必要,劉宓慶就曾在《當代翻譯理論》一書的緒論中闡述了譯論的三個職能:認知職能,也就是翻譯理論的啟蒙作用;執行職能,也就是翻譯的能動性和實踐性;校正職能,也就是翻譯理論的規范性和指導性。”這些,在為翻譯理論正名的同時,也為翻譯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論支撐。
二、翻譯研究的傳統思路
很久以來,對翻譯的研究是伴隨著翻譯活動產生的點滴思考與經驗體會,但事實是,無論中外,自翻譯實踐產生之日起,翻譯研究一直存在,而且源遠流長。“發源于不同民族文化土壤和社會生態環境中的西方譯論與中國傳統譯論必然沿著各自的發展軌跡,向前推進”。然而,不同的翻譯傳統卻可以產生出彼此相同或相似的思想和理論。也就是說,中西方翻譯研究的傳統思路有著某些吻合的跡象,如苦苦糾纏于規定性的指令、過分注重主客之間的二元對立以及不懈探討語言到語言之間的內部轉化等等。概括來講,翻譯研究的傳統思路側重于規定性、中心性和封閉性。
(一)傳統翻譯研究的規定性
傳統翻譯研究苦苦糾纏于規定性的指令,翻譯理論大多是規定翻譯的標準、設立翻譯的規范,而不是對人們實際從事的翻譯活動進行客觀地探討。在這種翻譯觀念的作用和指導下,傳統譯論投入太多的精力,周而復始地進行兩種語言之間的形式對比,以期找出翻譯過程中的雙語轉換技巧與規律,以此規范、指導人們的翻譯實踐,實現譯文對原文的“忠實”。與此相呼應,探討以“忠實”為本的翻譯標準,從而構成了兩者之間互相依存、共生互動的關系,共同造就了傳統譯論以技巧加標準為內容、以實用主義為路向、以規范性態度為價值取向的全幅圖景。
縱觀中外,在2000多年的翻譯史上,為翻譯設章定制似乎成了譯界不可動搖的指導方針。“自西塞羅以來,西方翻譯理論史便圍繞著直譯與意譯,逐詞譯與自由譯,忠實與不忠實,準確與不準確的問題,被一條綿延不絕的線貫穿起來”。西塞羅之后的一大批優秀的西方譯論家也曾在不同時期提出過自己的不同理論和觀點:從巴特的譯文必須不增不改不減的準確翻譯理論以及泰特勒的翻譯三原則,到前蘇聯的邱科夫斯基、卡什金的有關譯論等等,無不是為譯者設定一個翻譯的標準。我國的傳統翻譯研究,也對此情有獨鐘:林“因循本旨,不加文飾”、“依實出華,、“五失本”、“三不易”等,到“信達穢,、“神似”,、“化境”說等等,幾乎都是圍繞著“怎么譯”這三個字展開的。王佐良建議我們換個角度去看翻譯原則,不要總是強調譯者應該遵守什么,還要看讀者關心什么。他在強調現有翻譯研究應關注讀者的同時,也道出了傳統翻譯研究善于規定的一面。馬對此也有論述:“以往所出的并不算少講述翻譯的書中,雖然書名各異,但內容及體系卻大致相仿:先羅列出一些所謂的翻譯方法或技巧,將其分門別類,再找些現成的例子加以闡述,以供初學者效法。”
這種規范性的研究方法,其顯著特點是定出一個規范,讓所有譯者,不分時代,不分工作對象,不分譯者、讀者的認知環境,在他們的翻譯實踐中一律遵照執行。若有違反便叱之為“不忠”或“結構笨重”、“誤導讀者”等等。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上世紀50年代。人們似乎認為,理論的作用就是規范行為、統一思想,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事實上,傳統翻譯研究對“忠實”、“對等”、“傾暢”等字眼的過分執著;對完美而又恒定的翻譯標準的過分追求;對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翻譯方法的過分追逐,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翻譯研究的原地踏步。換湯不換藥的術語變換,不僅沒有因為追求“規范”而使得譯界天下一統,反而使得譯者在面對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規范”時顯得無所適從。譯者到底是遵循“翻譯必須表達原文的詞語”的標準,還是應該遵守“翻譯表達原文的思想,”?“譯文應當讀起來像原文”還是‘譯文應當讀起來像譯文,’?面對這些,已叫人莫衷一是,更莫談建立譯學了!
再者,傳統翻譯研究的規定性,更多的是個人翻譯實踐的經驗之談,是翻譯家對翻譯理論的初步感覺,雖然在翻譯研究中我們無法漠視它的存在,但無法否認的是,其語之過簡極度濃縮,不成系統。正如李林波所言,傳統譯論的基本缺陷在于“理論研究不注重系統性,因而變現為零散性;缺乏統一的范疇和術語體系,因而具有模糊性和流變性;方法上缺乏嚴密的論證和分析,側重于經驗的闡發和直觀推論,因而變現為印象式和感悟式。總的來說就是理論上缺乏系統性,方法上欠缺科學性。”因而,規范性的翻譯理論在翻譯實踐中也必然顯得單薄。
在這種情況下,譯界已開始走出了以“怎么譯”為標記的翻譯技巧研究,更多地從廣闊的文化層面審視翻譯,研究翻譯,從而逐漸融人當代世界翻譯研究以“文化轉向”為主導的描述性翻譯純理論研究的主流。
(二)傳統翻譯研究的中心性
“傳統思維方式是以主體作為基礎和中心的,認為人是客觀世界的解釋者,他可以通過理性認識并把握世界。這種思維方式所追求的是一種抽象的事物觀,認為紛紜復雜的事物下面都有一種一致性的基礎。這種思維方式的特點就是對基礎、中心和統一性的迷戀與追求”。
實際上,在此思維方式作用下,中西方譯論研究者都十分敬畏原文文本和譯者在翻譯中的地位,作者中心和原著中心論占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西方的邏各斯中心主義指導下的翻譯研究和實踐使得原文被看成是整個翻譯活動的中心,文本有確定的中心意義,語言能完全展現和把握思想的存在,文本的創作者當然也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被看作是文本意義的唯一創造者。不難發現,西方古代乃至近代的很多譯論,都已證明了傳統譯論對“中心性”的狂熱追求。卡特福德的‘語篇等值”、紐馬克的‘文本中心論’,無不主張以原作為權威,追求譯文和原文的全方位契合。當然也可以從一些翻譯比喻來證明傳統譯論對“中心”的執著:17世紀英國偉大的翻譯理論家德萊頓曾經把譯者比做“奴隸”,認為“奴隸”只能在別人的莊園里勞動,給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釀出來的酒卻是主人的,這否認了譯者應有的地位,認為譯者應以作者或原文為中心來進行翻譯;在論及原文和譯文的關系時,“把不摳字面意義的靈活譯本比作‘美而不忠的女人’”,認為譯者稍有‘靈活”,便是“不忠”。
中國的傳統譯論也沒能跳出“中心性”這一窠臼。羅新璋把中國傳統譯論的發展歷程總結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案本”與‘求信’實為中國傳統譯論的核心所在,主張原作為權威,譯者必須積極追隨原作者的腳步,不容許在譯文中有白己的印記,強調譯者單方面對原作的適應。傳統譯論視野下的譯者一直沒有脫離“忠實”原則的禁錮。正如謝天振所言:‘古往今來,大凡嚴肅的翻譯家,他們總是把正確理解和表達原文的‘意思’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
“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所有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彈精竭慮,苦苦求索的首先就是原文作者的‘本意”’。和外國傳統譯論相似,中國傳統譯論也一直是‘原文至上”,認為翻譯的實質,不外乎就是對原文的復制,因此,原文與譯文的關系或者說作者與譯者的關系是“主仆”關系。判斷翻譯成敗與否、熟優熟劣,就是“信”字當頭,看譯文是否忠實原文。所以,中國傳統譯論研究重點就是‘原文.—譯文的比較,不涉及翻譯的外部因素,諸如權力、意識形態等因素”。在這個問題上,佛經翻譯就是證明。‘早期的佛經譯論中無論是道安對于‘五失本、三不易’的謹慎,還是僧睿對于‘傷本’、‘乖趣’的規避,都投射出一種強烈的保本意識,即使到后來嚴復的‘信達雅’、傅雷的‘神似’以及錢鐘書的‘化境’都不曾跳出文本轉換的案臼,借用西方文論的說法,即主要還是‘文本中心論范式”。
對“文本中心”和“作者中心”的強調,實際上就是譯者對作者的忠實、譯文對原文的復制和再現,這無疑使得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處于被動地位,而譯者和譯文讀者的主體因素在傳統翻譯研究中也常常被忽視。雖然無法否認傳統譯論中也偶有異樣的見解出現,但那終究寡不敵眾,被淹沒在主流的譯論之中,這不利于翻譯批評走出狹隘的圈子,更客觀地應用翻譯理論及實踐。
(三)傳統翻譯研究的封閉性
限于歷史條件,傳統譯論多數帶有較明顯的經驗主義性質或色彩。這種條件下孕生的翻譯理論程度不高、不系統也不完整,傾向于人文主義而忽視了翻譯研究科學的一面。這種情況到后來有所改變,20世紀初期,以索緒爾為代表的語言學家開始轉向語言內部結構關系的研究。索氏區分出語言和言語,歷時和共時,提出縱向聚合關系和橫向組合關系,他的理論和方法標志著結構主義語言學的開端。受結構主義語言學影響的結構主義翻譯觀最大的優勢表現在研究高度規范化的語言方面,能提供許多范式以及使用標準形式的術語,但該理論有一個嚴重的缺陷,即它從語言學的角度只研究句子層面以下的句子和語言現象,結構語言學和轉換語言學分階段的研究都沒有走出句子層面,而翻譯則很明顯地不是去翻譯一個由一系列句子組成的文本。因而,幾乎所有的語言學派理論都暴露出了一個共同的缺點:它們都不能觸及翻譯的文本層面,僅僅局限于文本之間語言到語言的封閉轉換,這樣狹窄的視野當然會制約翻譯研究的突破性發展。
以語言學派為指導的翻譯研究是以語言分析為基本方法從而對語際間符號的轉換規律進行研究的,它是以尋找意義的對等為目標,把人與時間、空間的關系,即語言外部的東西完全排除在外,形成了語言邏各斯中心主義。在這種翻譯觀下,翻譯被看作是一個可以在真空條件下進行的封閉性的活動,語言就變成了一個封閉、靜止和自足的系統了。許多人理所當然地認為,語言是透明的,意義是通過語言規律設定的,在一種語言中表達的內容一定可以在另一種語言中表達出來。
這種翻譯研究模式太過理想化。翻譯研究,絕非僅從靜態的兩種語言的形式特征及分析對比的單一緯度所決定或解釋得清楚的。‘雖然結構主義語言學介人翻譯學研究曾使翻譯研究一度繁榮,也曾激起人們建立翻譯學的雄心。但是由于結構主義語言學自身的不足,如靜止性、封閉性和自足性,很難適應翻譯中靈活多變、要有具體語境的語言實際應用的情況”。因此,這種自我封閉的模式也必將隨著翻譯研究的不斷發展而被打破,原來被排除在結構主義語言學之外的一些因素應該而且也必然會進人翻譯研究的領域。“可喜的是,近年來隨著比較文學在我國的復蘇,中國譯學界也開始接受所謂‘翻譯研究派理論’。許多學者開始一反前人關于譯學靜態研究的做法,將焦點慢慢轉移到翻譯過程的多維目的性質及翻譯與目標語文化的互映互動等等問題上來”。
[關鍵詞]公示語;翻譯;語言生態環境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3)03-0132-04
一、引言
“語言生態”(Language Ecology)這一概念是豪根(Haugen Einar)于1971年提出來的,他所說的“語言生態”是指“特定的語言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語言生態學是研究語言與其生存環境的關系的新興學科,它強調語言生態環境的構建、語言的規范性、語際和諧等方面。
在低碳社會標準的大環境下,我們提倡能源的節約,環境的保護,這是硬環境建設的重要指標;而一個社會的和諧發展也離不開軟環境建設。“語言生態環境”建設是一個城市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和諧社會建設與發展的需要。語言生態是社會生態的映射,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緊密相連。構建良好的語言生態環境是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需要。語言生態從其表現形式上可分為不和諧型語言生態與和諧型語言生態。前者的主要特征是語言運用混亂和語言污染嚴重、語言與語言之間的關系不融洽、語言規范沒有明確統一的標準等諸多方面(馮廣藝,2009)。本文所討論的語言生態環境主要是指語言的規范性、得體性和經濟性,即用正確、簡練、合適的語言給受眾帶來生活上的便利和心理上的愉悅。但是,在一些公共場所,語言生態環境污染的現象很嚴重,妨礙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影響了對外開放的良好形象。因此,構建和諧的語言生態環境,充分發揮語言的交際功能和服務社會的功能已經迫在眉睫。
公示語是一種實用文本,公示語翻譯質量體現一個城市對外開放程度和水平,同時,也會對地方經濟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沒有好的自然生態環境,人們無法生存得安全、舒暢;沒有好的語言環境,人們無法生活得方便、和諧。沒有準確無誤的公示語雙語標識,會給地球村的村民帶來溝通上的障礙、不便。因此,建設良好的“語言生態環境”同保護我們人類的自然生態環境一樣重要。
然而,由于缺乏綜合控制、管理手段,公示語翻譯錯誤已經成為語言生態環境建設的障礙。從兩型社會建設的要求來看,公示語翻譯錯誤是一種資源浪費,更是一種語言環境污染,它制約了城市的進一步開放和對外交流。
二、公示語特點及功能
公示語(public sign),又名揭示語、標識語,是一種常見于公共場所的特殊文體(楊全紅2005),或用寥寥文字,或用簡明圖示,或圖示配以簡明的文字,表達對受眾的某種要求或引起受眾的某種注意,如路牌、招牌、廣告語、海報橫幅、宣傳口號等。公示語一般是制作在標牌上向人們傳遞告示、指示、提示、警示、標示、請求等信息(呂和發,2005)。它廣泛存在于人們的生活中,如公共設施、公共場所、旅游景點等,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由于公示語一般是制作在標牌上,其語言必須簡潔明了,通俗易懂,且多用名詞、動詞、名詞短語、動詞短語,避免使用完整的句子。
國內一些研究公示語的學者提出公示語主要具有四種主要功能(施建華,2008)。(1)指示性。這一功能較多地應用于公共場所,向公眾提供信息服務,如機場安檢(Airport Security),辦理入住/離店手續(check-in/Check-out)。(2)提示性。此功能向受眾者提醒某一需要引起注意的事件或現象,如“小心地滑”(Caution,Wet Floor),“油漆未干”(Painted)。(3)限制性。它是以相對委婉但直接、明白的語氣向受眾者提出要求,限制、約束對方,如“遠離火源”(Keep Fire Away),“賓客止步”(Staff Only)。(4)強制性。這是公示語中語氣最強硬的一種,受眾者必須嚴格按照警示行事,如“禁止吸煙”(No Smoking),“僅限緊急情況下使用”(Emergency Only)。當然,一些公示語的功能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具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功能。
三、公示語翻譯的理論指導
所謂語言的生態環境,指的就是語言的交際功能服務于人們日常交際和互動的功能,以及它所負載的全部認知屬性、社會屬性和生理屬性(張伯江,2005)。由此可見,交際功能是語言生態環境的核心。如前所述,公示語是一種實用文本,其四種主要功能都離不開語言的交際功能這一核心。公示語的文本性特點要求譯者很大程度上要從“讀者反應”的角度進行語言、文化、交際等多方面的轉換,最終找到盡可能適應讀者的譯本(董愛華,2011)。
根據公示語的文本特點和功能特點,我們在公示語翻譯過程中常遵循功能理論。“功能學派”翻譯理論是由德國學者凱瑟琳娜·萊斯(Kathanina Reiss)、漢斯·費米爾(Hans Vermeer)、克里斯汀娜·諾德(Christina Nord)在對傳統的“等效翻譯原則”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實現的重大突破,為公示語翻譯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和客觀、可行的原則和標準。其主要內容是翻譯方法和翻譯策略必須由譯文在譯語文化環境中所要達到的交際目的或交際功能決定,而不是由原文及其功能決定。“目的論”是功能理論的核心。它是由“功能學派”的創始人凱瑟琳娜·萊斯和她的學生漢斯·費米爾在研究和發展自己的翻譯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的。“目的論”提倡翻譯過程的第一準則就是完成文本目的,第二準則是譯文必須符合目標語讀者的語言表達習慣,第三個準則是譯文必須與原文語意一致。我們可以用這三個準則作為評價公示語譯文質量的標準。
當然,作為一種實用文本,公示語的翻譯必然會受到其他諸多的翻譯理論的指導。
四、我國公示語翻譯研究回顧
我國的公示語翻譯研究起步較晚,形成規模性的研究也只是近幾年的事,而且總體研究水平不高。2005年“首屆全國公示語翻譯研討會”在北京舉行。隨后,相關的研究成果(包括網站建設),分散在各地的“啄木鳥公示語糾錯活動”等如雨后春筍般地展開,極大地緩解了公示語翻譯研究的匱乏狀況,公示語翻譯錯誤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著名學者戴宗顯教授(2005)以及黃友義(2006)、卞正東(2005)、呂和發(2004)、賀學耕(2006)、王銀泉(2004)、趙湘(2006)、羅選民(2005)、陳淑瑩(2006)、趙小沛(2003)等,先后從公示語翻譯的語言風格、語言結構、理論指導、差異性研究、語用研究、約定俗成研究、缺陷研究、交際翻譯策略研究、教學欠缺研究、分類研究以及文化差異研究等方面進行了探討。
近幾年,又有大批從事英語教育、教學研究的教師們加入到了這一研究的行列。很多人從自己所處的地域、城市開展研究。這一批研究人員分別就成都、南京、煙臺、貴陽、桂林、西安、蘭州、長沙、武漢等地的公示語翻譯現狀開展了實證研究。
以公示語翻譯為題撰寫碩士論文并開展研究也已經有了很好的開端。還有人專門搜集了世界各地荒誕搞笑公示語,并將其分類(袁良平,2007)。公示語的標識已經開始向國際認可的符號發展。這些都為從公示語角度建設良好的語言生態環境打下了基礎。
五、公示語翻譯錯誤
為了構建良好的語言生態環境,筆者認為必須針對公示語及其翻譯的現狀進行研究,通過分析案例,查找原因,提出解決方案,提供相關建議,從而改善不和諧的語言生態環境。為此,本文主要以江漢大學2008級學生在社會實踐活動中收集到的有關木蘭天池的公示語翻譯材料為例,對公示語翻譯存在的錯誤進行分析,將其中存在的共性錯誤進行歸納總結,并在分析錯誤的基礎上,對典型的錯誤提出了更正措施。
1 拼音和英文混用,缺乏統一標準。一些道路標志、商店名稱、景點名稱等在翻譯的過程中面臨著選擇拼音還是英文的問題。這是公示語翻譯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國內其他學者也有提及(趙秋榮等,2008)。但學生拍攝到的公示語翻譯的照片顯示,同一地方存在著兩者混用的現象,標準不一致。如“長廊”譯成“Long Corridor”,譯文表達了原語的含義。而附近的“道冠石”和“龍珠潭”則采用拼音加英文,譯成“DaoGuan Stone”和“LongZhu Pool”。如果選擇“長廊”的標準,整個景區都應該選擇使用英語,這樣才符合語言生態學對語言規范性的要求。
2 英語單詞拼寫錯誤。這一錯誤往往是由于工作人員的疏忽造成,通過改進工作作風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如Taoist Priest Poor中的拼寫錯誤在LongZhu Pool中就避免了。
3 原語信息傳遞不清或歪曲。如將“商亭”譯成“Business Pavillion”,所傳遞的信息與原語完全沒有關聯。原文所表達的是景區購物點,而譯文的中心詞“Pavillion”無法傳遞原語“購物點”這一信息,因而無法引起譯文讀者反應,達不到交際目的。因此,“商亭”譯成“Shop”更能有效地傳遞原語信息。
4 違背目標語表達方式。如“售票口”被譯成“The ticket window”,盡管這一譯本可以被目標語受眾理解和接受,原語的信息也可以得到傳遞,但由于與目標語的表達習慣不一致,容易造成受眾的不適感,而且也不符合公示語簡潔的特點。如果譯文只用“Ticket”一詞,受眾就會從最簡單的形式中獲取更佳的反饋效果,明白應該在何處購票,既達到語言生態學對語言的經濟性的要求,也符合目標語的表達習慣。
5 冗余累贅,不符合公示語的簡潔特征。這表現在逐字逐句翻譯原語,造成多余成分,如:道士潭被譯為Taoist Priest Poor,譯者將“道”和“士”硬行分開,從而使Pool(原譯文存在拼寫錯誤)有了兩個名詞修飾語。這一譯文不止有翻譯上的錯誤,也是對原文理解的錯誤。在同一景區,“道士洞”自然就譯成Taoist Priest Cave。再如將“下山由此去”譯成“Down the mountain by this way”,譯文與原語一一對應,既不符合英文表達習慣,也違背公示語的簡練原則。其實,這條提示性的公示語英譯用一個表方位的副詞“Down”配以標牌上的箭頭就足以表達原文的信息。
6 使用完整的句子,違背公示語多用短語的語言特點。在同一景點,有多處公示語的英譯是完整的句子,如“柔嫩小草,請勿傷害”的譯文是“The grass is tender,please don’t hurt it.”,這一限制性的公示語向公眾提出要求,和前面“愛護小草,請勿踐踏”表達的是同一信息,要求受眾的腳不要踩到小草,因此,“No Step”這一名詞短語既符合目標語的語用習慣,又可以得體地表達原文的信息。又如“限載30人”被譯成“The limit is 30 people”,盡管譯文語言正確,也可以被交際對象所理解,但譯本改為“30 People maximum”更符合英文公示語的語言習慣,容易被交際對象所接受。
事實上,很多公示語譯文都存在不止一種錯誤,如上面提到的“商亭”和“售票口”譯文既沒有有效表達原語信息,也不符合目標語的表達習慣,還存在冗余累贅的問題。因此,在公示語錯誤的更正過程中,要避免克服一種錯誤而忽視或者造成新的錯誤。
六、語言生態環境構建
公示語和公示語翻譯是語言生態環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公示語和公示語翻譯正確與規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一個國家或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對外開放的水平,同時也決定著交際的成敗。
針對武漢城市圈存在的公示語翻譯現狀,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構建語言生態環境提出建議和意見。
1 組織由課題研究小組、媒體、志愿者、翻譯公司等參加的啄木鳥糾錯活動,找出典型公示語翻譯錯誤案例,分析、整理后反饋到相關單位整改。
2 建立公示語翻譯監管辦公室或標準管理辦公室,對公示語翻譯進行全程監督。
3 成立以高校為依托的中外公示語翻譯研究中心,建立公示語翻譯網站,為公示語翻譯和研究提供平臺。
4 提高公示語翻譯人員的專業水平和理論水平,增強譯者的文化意識,確保公示語譯文的質量。
5 加強公示語翻譯人員的工作責任心和工作態度教育,堅決杜絕翻譯中的拼寫錯誤和譯文的前后不一致等粗心大意錯誤。
6 了解公示語的語言特點及功能,制訂統一的公示語翻譯標準,盡量沿用英語國家相同或相近的公示語表達習慣形式,使譯文更加地道,更好地服務于目標語受眾。
公示語翻譯涉及到一個城市的對外形象。改革開放30多年,我們已經在軟、硬環境建設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由于一句不文明的話,由于一條錯誤的標識等不和諧的生態環境造成合同取消、投資失敗的例子不勝枚舉。然而,這樣嚴重的后果并沒有引起政府職能部門、相關單位的足夠重視。公示語翻譯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是其英語翻譯錯誤卻非常普遍。糾正這些現象,建設和諧語言生態環境迫在眉睫。正確得體的公示語譯文作為和諧語言生態環境建設的一部分,對加強城市對外交流,塑造城市的國際形象,提高城市競爭力,加快社會經濟建設,特別是加快精神文明建設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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