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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京師是都城,也是全國的金融中心。順治元年,兩個中央直屬的鑄幣局設在京師,“置寶泉局屬于戶部,寶源局屬于工部。”“寶泉局歲鑄錢解交戶部庫,配銀發給兵餉。”“寶源局歲鑄錢解交工部節慎庫,以備給發各工之用?!边@是終清一代,一直沿續的格局。1當時,在京城的金融機構也非常多。從康熙年間至道光十年,“掛幌錢鋪共五百一十一家。此外,金店、參店及煙、布等各鋪,帶換銀錢,未掛幌者不在此數?!?乾隆時,“京城內外,官民大小當鋪共六、七百座,錢文出入最多?!?早在康熙初年,蘇州一帶縉紳與旅京蘇州商人之間,撥兌銀錢,就以會票形式?!敖袢思叶嘤幸浦刭D至京師者,以道路不便,委錢于京師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師取值,謂之會票,此即飛錢之遺意?!?1982年,在北京發現了康熙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前門外打磨廠日成祥布店遺留下來的23張會票實物。5這說明康熙年間,北京與外地商人之間,辦理匯兌,完成異地款項清算,是一種經常現象。乾隆時期,這里盛行錢票。6道光初年,有山西商人創辦專業匯兌機構的票號,同樣的機構,大約在相同時期也出現在北京,它起著城市之間調撥款項的作用。7中央政府調控貨幣的部分措施,主要通過設在京師的兩個鑄幣局,以及眾多的錢莊、銀號、當鋪來完成,因此,透過京師貨幣供需的變化,也可以看到政府貨幣政策推行的全過程。
一
清政府沿襲前代遺留下來的貨幣制度,即白銀和銅錢(亦稱制錢)兩種貨幣同時在市場上流通,具有同等合法性。“銀與錢相為表里,以錢輔銀,亦以銀權錢,二者不容畸重?!?這兩種貨幣有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圍,一般情況下,國家財政收入、官員俸祿、兵餉、商人大筆交易多使用白銀,而民間零星交易則使用銅錢。由于中國銀礦藏量很少,政府無法鑄造統一的銀幣,所以白銀只能作為稱量貨幣流通。其成色、重量,各地都不一樣,政府基本上沒有統一標準進行管理,完全由商人自由掌握。白銀數量的變化、流向,直接受到國際和國內市場的影響,政府缺乏調控白銀貨幣的能力。而對于銅錢來說,政府則有較強的控制力,可以不斷發掘銅礦,從外國購買銅材,壟斷鑄幣權力,隨時調整制錢的數量,以及使用范圍,使之發揮實際作用。
白銀和銅錢不僅表示兩種貨幣,而且又是兩種金屬商品。銀和銅自身的商品價格,決定貨幣的價值。由于兩種金屬商品的價格,隨著市場需求的變化而波動,使得兩種貨幣的價值也不能穩定不變。如果其中“一種比過去有了更大的需求,那么數量的增加或減少就會很快改變它們之間的比價。”9因此,白銀和銅錢的貨幣價值,也就與銀和銅本身的價格同時不斷升降,這就形成了白銀和銅錢的市場價格,同時也產生了兩種貨幣的市場比價。為了壟斷貨幣權,控制貨幣價值,清政府繼承前代政府規定銀錢固定比價的方法,順治四年規定錢值,“每十文,準銀一分,永著為令。”10即規定銅錢與白銀的比價為1000:1。一般來說,政府努力維持官定比價的操作,體現在對市場上流通貨幣數量的調控,同時也是政府推行貨幣政策的過程。
政府認識到,“民間錢多則價賤,錢少則價增”,11這個貨幣理論的基本道理。其貨幣政策就是通過對貨幣的生產、流通、管理三個方面來實現的。在生產方面,政府根據市場上銀錢比價的波動,不斷增加或減少鑄幣數量,從而控制流通中總的貨幣量。對于京城二個鑄錢局,政府規定每年生產制錢的數額,采取增減鑄幣數量,和增減鑄爐數量的方法,進行控制。據統計,從順治至嘉慶年間,京局大約增減鑄幣數量十四次,以后因庫存銅材不足,每月逐漸少鑄。12
收購私錢13和官方減重的小制錢,回爐鑄造標準制錢。順治三年,“禁用舊錢,送部者,每斤給價八分?!?4十八年,在京師等地方,“收買私錢及舊錢、廢錢,使民間無法攙和使用?!?5康熙十年,收購舊錢、廢錢,“每斤照銅價給值六分五厘,解局銷毀改鑄?!?6二十八年,下令“民間私錢,在京城限六月交送戶部,照銅價每斤給銀一錢收買改鑄。”17乾隆二十二年,還分別規定了收換廢錢的條例。18
在流通方面,清代前期多數時間里,市場的銀錢比價低。政府運用行政手段,改變原來在稅收和分配中,完全使用白銀的情況,征收或配給一定數量的銅錢,來調整流通中的銅錢數量,起到平衡銀錢比價的作用。政府規定在稅收中,“銀錢兼收,以銀七錢三為準?!钡趯嶋H納稅時,多“隨民便”。19在發放八旗兵餉和官員俸祿時,搭放制錢。20政府用平糶米糧的銅錢,減價兌換白銀,調節市場上的銀錢比價。八旗、內務府,在京城共設米局27處,政府一方面發給各局銀兩作為資本,使其收買米谷,另一方面也發給各局米谷,讓其平糶,收買糶賣所得銅錢,在市場上減價兌換白銀。乾隆二十七年統計,戶部庫存平糶錢八萬五千余串,五城各廠存錢一萬三千余串。“京城內外有此十萬余串錢文,以資流通,而每日平糶錢文,又可源源轉運,歲底錢價自可不至加增。”21政府還設立官錢局,并利用錢鋪、當鋪等金融機構,以低于市場比價,易換銀兩,調節市場中的制錢數量,使銀錢比價接近官方的標準。
政府發放生息銀兩,增加了流通中的貨幣數量。順治年間,“為了解決官商周轉資金的困難”,政府向“商人放貸帑銀并收取本息,”形成一種生息銀兩制度。康熙時,繼承這種制度,創設了“恩賞制”、“公庫制”和“廣善庫制”?!岸髻p制是把庫帑管理經營所取得的利息賞賜給有關人員,受賞者沒有償還帑銀本息的義務。公庫制和廣善庫制則是將帑本直接貸借給有關人員,”借款者要償還本息。22雍正七年,政府“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計,”“家中紅白之事,經費不敷,”特別撥發“內庫之銀,交付王大臣轉用滋息,以備兵丁不時之需?!?3“到乾隆初年更有所發展,公項開支在利息銀中占的比重愈來愈大。遂使生息銀兩收入蛻變成為公項開支的一種固定的財政來源。”24從貨幣流通的角度看,發放生息銀兩就是把放置在國庫中的貨幣,投放到市場中。“最盛時期,戶部庫銀總額有5000萬兩,而八旗公庫生息本銀的撥款前后幾達1500萬兩?!?5政府把占庫存的30%白銀,投放到市場,無論是用于旗丁生活消費,地方政府的經費,還是投資或提供其他需求,無疑都增加了流通中的貨幣數量。作為中央政府發放生息銀兩的制度,大概在乾隆時期就結束了。26但是,用公款生息的方法,至道光年間仍然使用,而且已經成為各地方政府、書院、學校、救濟等項經費的主要來源。可見,生息銀兩也是政府調控貨幣的一項很有成效的措施。
在管理方面,政府通過增減每文銅錢的重量,也就是增減每文錢的含銅量,使銅錢增值或貶值,以達到防止私銷和私鑄的目的。政府利用牙行在市場上平衡銀錢比價,康熙六十一年,“于大、宛兩縣設立官牙,將錢價議平買賣?!?7防止寶泉、寶源局爐頭、工匠私自鑄造錢幣。對錢商、錢鋪、當鋪加強管理,防止他們販賣、囤積制錢。乾隆九年,政府令京城各當鋪,將所積制錢,“酌錢數送局”,由官錢局在市場上易白銀給還。28當市場上錢票盛行時,政府企圖把錢票控制在京城范圍內流通。但是對私鑄、私銷、囤積、販賣等各種政府認為的非法經營活動,官方的嚴禁則是有限的,常常是禁而不止。但是也不能因為禁而不止,就否定政府對貨幣的管理。
以上三方面的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隙恋茸h得數條,試行于京師。數月以來,錢價漸減,似有微效,民間稱便。”29“前因京師及各省錢價日賤,由于小錢充斥,節經降旨飭禁,并立限收繳,乃自查禁以來,已逾年余,而京城錢價,近又減落”。30臺灣學者鄭永昌研究指出:京師對私錢流通“管理與控制較完善”,31有一定道理。
二
如前所述,政府之所以制訂和實行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原因?!敖窀魇¢_爐太多,鑄造不精,以致奸民乘機盜鑄。錢愈多而愈賤,私錢公行,官錢壅滯,官民兩受其病。”所以“各省鑄爐一概停止,獨令京局鼓鑄?!?2“如遇京城錢價高昂,發八旗米局,照市價平減,零星易換,則錢可通流,與民有益?!?3“以京城錢價昂貴,復設官錢局。”34以后又因京城“錢價漸減,奸民每以在京賤買之官錢,運至近京錢貴之地,興販射利,議將官局停止。”35嘉慶四年,因為“自增卯以來,錢價仍未甚平,所有戶、工二局,俱著全復舊卯?!?6市場上錢少,則增加鑄錢量,錢多則減少鑄錢量,政府根據流通中貨幣的需求量,下達定額。在兵餉、官俸中搭放制錢,是因為“京城錢價昂貴”,“俟錢價稍平,停止。”37“近日京師錢價頗昂,兼值雨水連綿,食物甚貴?!?8“此項錢文,兵丁零星使用,自然散布流通,錢價可期漸減。”39“將賣米所收制錢,令五城照市價易銀交庫,俟錢價稍平,即行停止?!?0照這種辦法,“將搭放兵餉之錢文,令八旗于五城各設一局,兌換與民,照鋪戶之數,多換數十文,以銀一兩,換錢一千文為率,如此則錢價不待禁約,自然平減,于民用似有裨益?!?1設立官錢局,無非也是“京師錢文昂貴,朕不得已,設立官局,以平市價”。42由此可見,市場中流通的銅錢過多,或者銅錢貨幣過少,就會引起物價變化,為了穩定物價,就必需調節錢價,這就是政府增減鑄幣數量的原因。那么,市場上銅錢數量的多少,又是什么原因決定的呢?
在市場上,人們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如果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其實際價值超過了名義價值,也就是當制錢含銅量高,市場銀錢兌換率低(比價低),私人銷毀制錢能牟取更多的利益,就會有人大量熔化銅錢取得銅,到市場上售賣,或者制成銅器出賣。但當制錢含銅量低,市場銀錢兌換率高(比價高),鑄幣費低廉,民間私鑄銅錢比較容易的時候,人們為了獲取更多的貨幣,就私鑄大量銅錢出賣。乾隆時,“銅價每斤直銀一錢四、五分,計銀一兩,僅買銅七斤有余。而毀錢一千,得銅八斤十二兩。即以今日極貴之錢,用銀一兩,換錢八、九百文,毀之為銅,可得七斤七、八兩,尚浮于買銅之所得,何況錢價賤時,用銀一兩,所換之錢,可毀銅至十余斤者乎!”43可見,私銷、私鑄的出現與銅錢本身的輕重有直接關系。而政府原本為防止私銷,減少制錢含銅量的措施,則給私鑄造成機會;為防止私鑄,增加制錢重量的政策,又造成私銷的猖獗。政策、法律之所以無法解決這些實際問題,關鍵因素就是市場在其中起作用。
市場調節的作用反映在私銷私鑄,制錢販賣、囤積等民間的貨幣經營活動中。順治年間銅錢數量少,不能適應流通中的需要。所以,“奸民開鋪市錢,多以前朝廢錢插入,又每千短少六文,作為繩底,以致街市使錢,每銀一錢至一百四十文以外?!?4特別在“都城輦轂之下,天威呎尺之地,公然市井之徒,將民間廢錢作銅收買,插和制錢之內,以一廢錢當一制錢,是以廢錢日見其多,錢數日見其增,錢本日見其虧”。45這種情況到雍正時,仍然如故。“京師錢局,每歲鼓鑄,則制錢應日加增。今雖不致缺乏,而各省未得流布,民用不敷。是必有銷毀官錢,以為私鑄者?!?6雍正四年,京城步軍統領在“崇文門外,拿獲銷毀制錢之人。”47以后,因“于京城內,屢次拿獲銷毀制錢之奸民”,所以,京城“錢價已覺稍平?!?8私鑄、私銷行為不僅在民間有,而且官局也有,爐頭、工匠偷漏減重,假公濟私,非法私鑄。順治十年,“向來官爐夾帶私鑄,尤為病國?!?9乾隆時,寶泉、寶源二局,“所鑄錢文尚不能無輕減分兩等情弊?!薄安恍す賳T,將官錢私行減少,額外多鑄小錢,希圖盈余肥橐。該管上司曾不顧問,或且從中分潤”。50通常,私錢流通都是在貨幣相對不足的情況下發生。而京師沒有發現大量私鑄、私銷現象,可能是貨幣數量比較充足,減重制錢的收購,銅材的管理都比較嚴格的原因。與私錢流通同樣違法的是制錢的販運和囤積。雍正九年,有人發現:“京城內有奸民勾通經紀,預發本銀于大小鋪戶,收買制錢,多藏堆積,俟錢貴始行發賣,名為長短錢?!?1雍正十三年規定,“儻有不法奸商,專販私錢,運載至數十百串出京貨賣,及在京鋪戶人等,將錢囤積在家,俟價昂始行出售者,查拿究治?!?2但到乾隆年間,販運、囤積之事仍不斷?!熬┏嵌紩?,各省經營貿易,絡繹往來,奸商將錢裝載出京,于價貴處,興販射利。再閩廣商船,由海洋直達天津,回空時,概用錢文壓載,運至本地買貨。又各省漕糧回空,亦多載錢文,興販獲利。”53同時,“近京直隸所屬各村莊、集鎮,每多富戶,將糧草貨物賣錢去串,堆積一室,以防盜竊。此等鄉愚,只圖一己蓄積,遂致錢文不能流通?!?4
從以上私錢流通和私販囤積的現象中可以看出,銀和銅兩種商品的市場價格對私錢流通、制錢販運、囤積起到決定作用。換句話說,是市場的價值規律起到調節作用。私錢流通是“制錢不足導致市場自我調適之現象?!?5一些學者肯定了私錢流通的積極作用,“盡管私鑄規模很大,私鑄形質低劣,但并未嚴重影響銀錢比價,形成惡性通貨膨脹,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因官錢不足給商民日常貿易帶來的不便。應該說,它對當時的經濟活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6
市場不僅調節了私錢的流通,而且也決定了錢票的流行。錢票是一種私人信用工具。“由于銀銅本位貨幣無法適應經濟發展之需要,導致私經濟部門采用私人信用工具以利交易。在私人信用工具中,錢莊、當鋪以及有實力的商號紛紛發行錢票、私票和私帖,在地方上通行,這在清代是很普遍的事。”57“錢票的發行自將增加銅錢的供給”,起到補充銅錢供給短缺的作用。58這說明錢票的產生,完全是市場需要信用工具的結果。在錢票流行的過程中,看不到政府的作用,說明市場在其中起主導作用。59
三
政府貨幣政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為其統治服務。各代銅錢都標有不同的年號,在這里貨幣是一種政治權力的象征,當順治年間,有人看到明代貨幣攙和在清代貨幣中流通,“禁之不止,誅之不勝誅”時,提出“凡市上行使,每廢錢二文,當制錢一文”,由國家收購前代廢錢的方法。戶部大臣反駁稱:“明季廢錢,豈可并行?”60不同意用此辦法,似乎使用明錢,有損清國。
其次是為了財政收入,保證軍事活動的正常進行。政府鑄錢有時可以獲得比較多的鑄息。順治年間,清朝還沒有統一國家,戰爭需要大批經費。瑞士學者傅漢思指出:“政府從鑄錢活動中獲利是比較大的。對于有代表性的那些北京錢局而言,其結果是十分令人驚異的:直到1695年,那些錢局場是獲利的,利潤占鑄錢成本的4—4.2%。然而,1700年以后,那些錢局都沒有利潤,反而受到嚴重虧損,那時北京錢局的虧損達到鑄錢成本的16—63%。只是采辦比較便宜的云南銅以后,北京錢局的形勢又有了改善。但是其利潤卻是微不足道的,還不到錢局成本的5%。隨著國家對云南銅礦補貼的增長,鑄錢成本再次上升,最后再出現鑄錢總經費高于鑄錢收益的情況?!?1
再次是為了社會穩定。按照貨幣經濟理論,物價與貨幣有著重要關系。物價高低取決于流通中的貨幣量,當流通中的貨幣量增加時,則物價下跌;反之,貨幣量減少,則物價上漲。如果官方兌換率和市場兌換率的差別過大,就會使物價變動,給百姓生活帶來困難,也可能導致社會沖突,甚至。因此,為了經濟和社會的穩定,政府維持官方銀錢的固定比價,穩定銅錢通貨,就顯得十分重要。
清代前期的政府是專制體制下執行權力的機構,其主要職責是鞏固統治,維護社會秩序與安定,很難說政府是為推動商品流通的發展,而制訂貨幣政策的。但是為了達到政治、軍事目的,政府提出的貨幣政策,也離不開經濟。換句話說,政府的各種職能是相互關聯的,經濟作用離不開政治、社會和軍事作用,而貨幣政策落實的結果,則體現在經濟方面。當然,也并非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的貨幣政策,只是為了論述方便,這里按照現代貨幣理論,把政府對貨幣的有關措施與管理歸納起來,以期從歷史事實中,客觀評價政府的政策。
政府貨幣政策的特點之一,是因時制宜,隨著市場變化而不斷改變的。例如:對市場作用產生的私錢流通,政府一方面在法律上嚴令禁止,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相對靈活的政策?!扒〕跗?,由于制錢供應不足導致錢荒的壓力下,政府對私錢流通采取的基本方針是一種放任或弛禁的態度。至乾隆中葉以后,當制錢的供應逐漸穩定,各省呈報市場錢價日益平減的時候,處理私錢的政策才正式展開。采用的方式是多面性,但其中與歷代政府的‘嚴刑峻法’政策迥然不同之處,是采用一種較溫和的收買政策。”62又由于政府是根據市場中流通貨幣數量的變化,而推行貨幣政策的,所以,這些管理措施也是審時度勢決定的。有人說,清朝貨幣規章多變,正反映了政府這種隨時應變的能力。
發放生息銀兩是政府貨幣政策的又一大特色。康熙前期,全國經濟不景氣,有效需求不足。63但到后期,經濟復蘇,物價也開始回升。日本學者岸本美緒說:這是因為“康熙二十二年降服了鄭氏,占領了臺灣,再開海外貿易,從而自然地豐富了貨幣?!?4理查德(RichardVonGlahn)對此提出了不同意見。65他認為,“康熙朝的蕭條與銀的流向似乎并無簡單的關系,中國國內物價的降低早于日本禁銀出口,而物價回升也未受白銀流入的刺激。”“銅錢價值下降并不能明確的與白銀流入量的變化相關?!?6筆者同意理查德的意見。從解除海禁的康熙二十二年到康熙后半期,大概有十年的時間,白銀流入量是否能在這樣短的時期內起到豐富貨幣,影響物價上升的作用,值得懷疑。筆者認為,起到豐富貨幣作用的,主要不是國際白銀流入,而是國內流通中貨幣數量的增加。這就是康熙時期開始的為使官兵擺脫生活困苦,而發放生息銀兩的政策。雍正七年,上諭稱:“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計,朕悉心揆度,若逢家中紅白之事,經費不敷,著實困迫堪憫。特著用內庫之銀,交付王大臣轉用滋息,以備兵丁不時之需。茲念外省駐防之滿洲、漢軍兵丁亦應一體恩賜?!薄捌渌魇《?、撫、提督標下兵丁,亦循此例。”67從京城八旗到各地駐防之滿洲、蒙古、漢軍等官兵,都有生息銀兩之利息,作為生活補貼。當然,清代前期的政府不會想到,用這種政策可以擺脫經濟停滯現象,但在客觀上生息銀兩確實使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增加,擴大了需求,促進了消費,使康熙后期的經濟開始復蘇。到乾隆時,發放的生息銀兩本金,已經基本歸還。68可見,貨幣滋息的速度還是比較快的,對拉動內需的確很有成效。
關于在貨幣流通中,政府起主導作用,還是市場起主導作用的問題,理查德認為,“明代主導貨幣事務的是市場而非政府。主控貨幣的是市場,而非國家。”69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羅威廉(WilliamT.Rowe)似乎不同意他的結論?!拔谊P于十八世紀貨幣政策的研究,使我對他的結論持謹慎態度。雖然象理查德表明的那樣,當時的國家對它管理通貨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但不管怎樣,清中期官員們使用了廣泛的間接方式――調整銅幣的大小和含量,通過大量的技術手段,在不同的貨幣地區,控制銀錢的相對供應量,高度選擇性的反利用――作為一個市場的參與者來保證貨幣穩定,刺激了與人口同量擴張的經濟生產力的發展。”70理查德的研究止步于康熙時期,羅威廉的研究重點在雍乾時期,雖然他們對于整個清代前期政府的貨幣政策、管理、執行情況,都沒有全面研究,但是他們的結論都是有根據的。
一般來說,清代前期是政府與市場共同控制流通中的貨幣量。政府的貨幣政策確實起到一定作用,特別是在某些時期里,甚至起到主要作用,如前述發放生息銀兩,增加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就是市場在短時間里不可能解決的問題。但是,政府的貨幣政策是調控流通中的貨幣量。當市場上銅錢數量減少時,政府可以增加銅錢的數量,反之,政府也可以減少銅錢的數量。市場上貨幣流通量,又受到銅材的影響,當市場上銅材短缺時,政府可以增加銅材生產,或向外國購買。由于銅錢貨幣流通量是隨著市場上銅材價格的波動而變化的,所以,貨幣流通量以市場調節為主,政府調控為輔。官方按照市場銀錢比價的變化來調節貨幣數量,政府的貨幣政策總是跟在市場調節的后面起作用。日本學者黑田明伸的研究指出,“私錢跨省性的流通則呈顯傳統中國貨幣流通的另一面貌?!薄帮@示出‘私’的經濟相對于‘公’的經濟對穿越政治疆界的活力。”71如果把“私”看成市場調節,把“公”看成政府調控,那么,從長時期看,正是“私”錢流通沖破城市之間、省際之間的地域,起到左右整個貨幣流通的主導作用。
從整個清代前期來看,政府貨幣政策的干預能力呈下降趨勢,乾隆時期錢票的盛行,就證明政府并沒有能力決定錢票的流通,完全聽憑市場調節。特別是道光時期,“新舊朝錢幣一起流通及洋錢可用以繳稅,表示當朝所鑄的錢幣不是那么成為王權的象征?!?2低色洋銀內流,國內白銀外流,在一些地區洋錢與制錢同樣使用。這時,政府提出了禁止中外貿易使用白銀的反市場規律的政策,難于施行,就更表明貨幣流通越來越被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價值規律所操縱。
注釋
1《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三,錢幣一,考4965。
2咸豐九年九月十六日工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張祥河等奏折,見清代鈔擋,錢法,道光朝。藏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圖書館。
3《清高宗實錄》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4陸世儀《論錢幣》,見《清朝經世文編》卷五十二,錢幣上。
5汪宗義、劉宣輯錄《清初京師商號會票》,載《文獻》1985年第2期。
6“錢票是一種信用票據,由錢莊、銀號等信用機構簽發。它在一定范圍內流通,起著代替貨幣職能的作用?!睆垏x《清代前期的錢莊和票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4期?!板X票的起源,也無法考據。當初可能也是一種期票,臨時填寫,其和銀票不同的地方,大概只在于銀與錢的分別。也許銀票的面額大一點,錢票的面額小一點,因此錢票的流通性要更加大一點。”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57頁。
7張國輝《清代前期的錢莊和票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4期。
8《清朝文獻通考》卷十六,錢幣四,考5002。
9約翰·洛克《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的后果-1691年致一位議員的一封信》商務印書館1962年中譯本,第101頁。
10《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三,錢幣一,考4966。先定為七文準銀一分,后改為此比價。
11《清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二,市糴一,考5146。
12參閱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戶部,錢法;《清朝文獻通考》錢幣。
13私錢包括私人非法鑄造的貨幣;官局中爐頭工匠偷工減料,鑄的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錢;前代的貨幣。參閱鄭永昌《清代乾隆年間的私錢流通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以私錢收買政策為中心》,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1997年第25期。
14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零,戶部,錢法,錢價。
15《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三,錢幣一,考4970。
16《清朝文獻通考》卷十四,錢幣二,考4972。
17《清朝文獻通考》卷十四,錢幣二,考4975。
18《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七,錢幣五,考5012。
19《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三,錢幣一,考4968。
20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戶部,錢法,搭放京餉。
21《清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二,市糴一,考5150。
22張建輝《關于康熙對生息銀兩制的初步推廣及其在八旗軍隊中的運用》,載《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3《雍正朝鑲紅旗檔》宿字三十九號,轉引自韋慶遠《雍正時期對“生息銀兩”制度的整頓和政策演變--對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研究之二》,載《明清史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24韋慶遠《清代乾隆時期“生息銀兩”制度的衰敗和“收撤”-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過程研究之三》,見《明清史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89年。
25張建輝《關于康熙對生息銀兩制的初步推廣及其在八旗軍隊中的運用》,載《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6韋慶遠《清代乾隆時期“生息銀兩”制度的衰敗和“收撤”-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過程研究之三》,見《明清史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89年。
27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零,戶部,錢法,錢價。
28《清高宗實錄》卷二二六,乾隆九年十月壬子。
29《清高宗實錄》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30《清朝續文獻通考》卷十九,錢幣一,考7686。
31鄭永昌《清代乾隆年間的私錢流通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以私錢收買政策為中心》,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1997年第25期。
32《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三,錢幣一,考4968。
33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戶部,錢法。
34《清朝文獻通考》卷十六,錢幣四,考5000-5001。
35《清朝文獻通考》卷十六,錢幣四,考5000-5001。
36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一四,戶部,錢法。
37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一四,戶部,錢法,搭放京餉。
38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一四,戶部,錢法,搭放京餉。
39《清仁宗實錄》卷一六一,嘉慶十一年五月甲子。
40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零,戶部,錢法,錢價。
41《清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二,市糴一,考5146。
42《清高宗實錄》卷,乾隆三年三月丁巳。
43陳廷敬《杜制錢銷毀之弊疏》,見《清朝經世文編》卷五十三,戶政二十八。
44順治八年正月戶部尚書巴哈納題本,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中華書局1981年,第7輯,第169頁。
45順治九年十月戶部尚書車克題本,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7輯,第178-179頁。
46《清世宗實錄》卷三二,雍正三年五月癸丑。
47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零,戶部,錢法,錢價禁令。
48《清世宗實錄》卷六一,雍正五年九月乙卯。
49《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三,錢幣一,考4968。
50《乾隆朝上諭檔》第十七冊,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二日,頁958、976。轉引鄭永昌《清代乾隆年間的私錢流通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以私錢收買政策為中心》,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1997年第25期。
51《清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二,市糴一,考5146-5147。
52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零,戶部,錢法,錢價禁令。
53《清高宗實錄》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4《清高宗實錄》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5鄭永昌:《清代乾隆年間的私錢流通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以私錢收買政策為中心》,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1997年第25期。
56王光越《試析乾隆時期的私鑄》,載《歷史檔案》1988年第1期。
57潘敏德《中國近代典當業之研究(1644—1973)》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13)1985年,第292頁。
58林滿紅《嘉道錢賤現象產生原因‘錢多錢劣論’之商榷-海上發展深入影響近代中國之一事例》,載《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五輯,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年,臺北·南港。
59“道光年間,清廷也曾設立政府的信用機關,由內務府在北京設立官錢鋪五家,發行錢票?!迸硇磐吨袊泿攀贰飞虾H嗣癯霭嫔?958年,第649頁。政府發行官錢票,比民間使用錢票晚得多,而且在前期是否起了作用,待進一步研究。
60順治九年十月戶部尚書車克題本,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7輯,第178-179頁。
61(瑞士)傅漢思《清代前期的貨幣政策和物價波動》,載《中國錢幣》1995年第3期。
62鄭永昌:《清代乾隆年間的私錢流通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以私錢收買政策為中心》,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1997年第25期。
63(日本)岸本美緒認為,康熙前期禁海和政府的緊縮政策,使流通中的白銀減少,造成全國性的經濟不景氣,有效需求不足,出現康熙前期“全面物價下跌及與之相伴的滯銷、收入下降等不景氣的”情況。岸本美緒《康熙年間的谷賤問題-清初經濟思想的一個側面》,載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滴跚捌诮洕痪皻猓行枨蟛蛔闶鞘聦崳纬傻脑虿灰欢ㄊ钦o縮政策。據日本學者百瀨弘的研究,“至康熙三十六年皇室開支尚不及明朝一個內廷官署的經費。乾隆朝在清朝財政盛世的時代中,也只不是60萬兩?!卑贋|弘《清朝の異民族統治に於おける財政經濟政策》,《東亞研究所報》,第20號,1943年。轉引鄭永昌譯文《清朝的財政經濟政策》,載《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可見另有原因。
64岸本美緒《康熙年間的谷賤問題-清初經濟思想的一個側面》,載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65FountainofFortune:MoneyandMonetaryPolicyinchina,1000-1700.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6.338pp.臺北南天書局翻印本1997年。
66轉引劉翠溶書評,載《新史學》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
67《雍正朝鑲紅旗檔》宿字三十九號,轉引韋慶遠《雍正時期對“生息銀兩”制度的整頓和政策演變--對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研究之二》,載《明清史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68參閱韋慶遠《清代乾隆時期“生息銀兩”制度的衰敗和“收撤”-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過程研究之三》,見《明清史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89年。
69轉引劉翠溶書評,載《新史學》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