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0-02 09:11:51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文化與傳播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一、文章、著述與教材
20世紀80年代,IC在國內引進并迅速發展。何道寬(1983)的“介紹一門新興學科――跨文化的交際學”率先向國內介紹了這門學科的研究內容與方法,引起國內學者的研究興趣與重視。此后,《外語教學與研究》、《外語教學》等期刊刊登了多篇文章,介紹、翻譯這門學科在國際上的研究動態,跨文化交際學在中國進一步傳播。到1993年,發表的相關論文已達百篇,多被收入《文化與交際》和《文化與語言》兩本書中。近幾年發表的對我國今后研究具有指導作用的代表性文章有:“跨文化交際發展趨勢:跨學科研究與應用”、“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際學研究的思考”、“美國跨文化交際研究的歷史發展及其啟示”、“國際跨文化交際交流研究中常用的定量數據分析方法”、“趨勢與特點:跨文化交際研究評述”等。這些文章根據國際上跨文化交際學的發展歷程對我國的研究方向和方法提出了建議,論證嚴謹周密、分析中肯,既有宏觀的概論又有微觀的細述,對跨文化交際研究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
此外,國外跨文化交際專著在國內翻譯出版。如L.A. Samovar的《跨文化傳通》;Edward Hall 的《無聲的語言》;S. Mortenson的《跨文化傳播學:東方的視角》等。
90年代,我國跨文化交際學成為獨立學科,出版了國內學者的專著或論文集,IC研究取得巨大進展,影響較大的除上文提到的兩本書外,還有一些也受到了廣泛好評(關世杰,1995;王宏印,1996;胡文仲、高一虹,1997;賈玉新,1997;胡文仲,1999)。開設跨文化交際課程的院校大幅度增加,出版了一批適應教學需要的教材,主要有《跨文化交流入門》、《跨文化交際教程》、《跨文化交際學選讀》、《中西文化之鑒》等。
二、專題研究
1.以語言為中心,通過中外語言對比揭示語言、文化、交際三者之間的關系
(1)詞語的文化內涵、話語篇章結構、專業交際文化對比等方向的研究。這是IC言語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語言諸要素中,詞匯與文化的關系最為密切,是“語言中最活躍最有彈性的成份,也是文化載荷量最大的成份”(胡文仲、高一虹,1997)。對詞語文化內涵進行對比,揭示文化差異對言語交際的影響,有助于克服IC障礙。“英語詞匯的文化內涵及其翻譯(賈德江,2000)”、“論民族文化心理對英漢語詞匯感彩的影響(肖建安,2000)”、“英漢語顏色詞的文化異同(金益云,2000)”等,都是從詞匯層面探討文化對語言的影響。另一個專題就是探討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社會習俗等不同民族的隱蔽文化對語言的影響,通過對比分析中英思維方式的不同,揭示英漢語言在句子結構及篇章布局等方面的差異。“試論英漢思維方式差異及其寫作”、“關于英漢語篇思維模式與外語教學”等在語篇層面的研究,有助于學習者學會按本族人的思維方式組織篇章、遣詞造句。還有學者通過語言對比揭示不同民族的專業文化對交際的影響,如:“中西文化與廣告語言”、“沖突與和諧―從中西審美意識看文化差異”,顯示出專業交際文化對IC的影響。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深化,但我們看到,IC研究從普通文化對比向專業文化對比的延伸是一個飛躍。
(2)跨文化語用學研究。從言語行為層面來探討語言使用與文化語境的關系。語言使用比語言結構更受制于文化制約。跨文化語用學研究的是特定文化制約下的特定交際語境中語言的使用原則與規律。一些學者在跨文化稱呼、問候、介紹、寒暄、道歉與建議等方面探討了語用行為與文化差異的關系。
(3)跨文化交際與外語教學。培養語言學習者的IC能力成為外語教學的任務。從詞匯、言語行為、話語結構等層面探討文化差異對語言、交際的影響,以及文化差異與語用失誤的關系,為跨文化語境下的外語教學提供理論基礎和策略基礎。研究表明,語言習得與文化習得需要同步并進,外語教學必須既包括語言教學又包括文化教學;教師需要融合文化知識教授語言知識,講授語言的交際運用,要培養目的語學習者的跨文化意識和文化敏感性。
2.非言語交際研究
非言語交際也屬于文化,是IC的一部分。畢繼萬(1999)將非言語交際分為四大類型:體態語、副語言、客體語和環境語。目前國內跨文化非言語交際研究主要集中在體態語的對比研究上,如:《體態語概說》,“跨文化理解中的多維度的身勢語研究”和“身勢語與跨文化理解”。這些文章對英漢語不同語境中身勢語的使用情況及其形式和意義作了對比,對身勢語的研究現狀及交際功能作了描述,提高了人們對非言語交際研究的認識和重視。
3.以“跨文化交際”為核心,結合其它學科進行的“交叉文化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IC研究傾向于交叉學科研究。中國順應了歷史潮流,由“語言為中心的文化差異研究”轉向“交叉文化研究”,從不同視角進行IC研究,從而形成一些邊緣學科。如“跨文化商務溝通學”――在商務語境下從事跨文化活動,把商務管理、策略、人力資源開發等管理中各因素與IC學科組成有機體,通過文化溝通和整合,建立新的商務語境。還有“跨文化傳播學”,其中包括大眾傳播、網絡傳播等。
三、存在問題及建議
1.IC研究的核心局限在語言的對比研究方面,研究廣度有待拓寬
彭世勇對十年間(1994-2003)564種期刊上IC研究1109篇論文統計發現,44%的論文集中在語言對比和外語教學兩大領域,而且主要是英語教學和漢英兩種語言對比,其它語種與漢語的文化對比甚少。另外,依然未打破傳統的“語言中心領域”,對非言語交際以及“交叉文化研究”成果甚少。今后需要廣泛合作,號召非通用語種學者積極參與進來,還要延伸IC研究視角,進行真正意義上的跨文化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結合其它學科(文化學、商務學、傳播學、習俗學)進行跨學科研究,形成以IC為核心的“交叉文化研究”體系。
2.理論專題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化
彭世勇的數據顯示,算得上科學研究的論文只有42篇,僅占3.79%。顯而易見,當前評述類文章居多,往往描述前人研究成果,理論深入不夠;專題研究也只是簡單地作一些現象對比,缺乏基于客觀數據的定量分析和實證研究。這就要求國內學者進行實實在在的科學研究,避免重復的、淺顯的現象描述,深入理論探討,加強理論構建。
3.IC研究缺乏科學的研究方法
“我國跨文化交際研究的一個突出弱點是實證研究的缺乏(胡文仲,2006)。”科學研究應有明確的理論基礎、研究目的、問題或假設,還應有足夠的數據進行科學分析,這樣結論才具科學性。然而很多研究要么缺少明確的研究目的,要么問題或假設沒有理論依據。在數據分析時,也往往缺乏定量或實證分析,使論證缺乏信服性。
4.應用研究不夠
國內IC研究的應用研究主要表現在翻譯與外語教學方面,這就要求在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的同時,也要致力于其應用研究,使IC研究為現代的經濟發展服務。
1.1填補海洋體育文化變遷的研究空白
在悠久的時空長河中,海洋體育文化不僅契合在海洋文化的成長、變遷、轉型以及現代化等過程,形成并傳播自身的文化特質,也在體育歷史和文化發展、交流中具有獨特功能和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海洋體育文化具有文化學、社會學以及經濟學上的重要理論價值。通過查閱和分析現有資料,研究海洋體育文化的學術文獻僅有9篇,也沒有檢索到以海洋體育文化為研究對象的碩士論文、博士論文,研究的數量和質量遠遠落后于海洋體育的發展。而且,關于海洋體育文化的研究多屬于靜態的理論分析,鮮有從文化的變遷、傳播、沖突、重構等動態視角上的研究。對海洋體育文化的這種研究狀況既不符合海洋體育在體育發展中的重要位置,也難以體現海洋體育文化在休閑時代中的社會需求。因此,研究海洋體育文化的變遷規律,能夠填補海洋體育文化變遷研究的空白。
1.2有利于更好的傳承海洋體育文化,推動體育文化多樣性的發展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人們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海洋體育運動,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的海洋體育文化。隨著社會生產力、地理環境的不斷變遷,海洋體育文化經過不斷的傳播、碰撞、沖突、調適、融合,形成了具有鮮明文化符號和要素、獨特文化特質和功能的體育文化。現代海洋體育文化的轉型發展和現代化,需要切實傳承傳統海洋體育文化。基于這一追求,我們需要沿著歷史與地理的時空,在縱向維度上追尋海洋體育文化演進的脈絡,深描海洋體育文化變遷的特點,在橫向維度上剖析海洋體育文化與自然環境、社會文化系統的互動關系,掌握海洋體育文化變遷的動力機制,從而有利于把握海洋體育文化發展趨勢,駕馭海洋體育文化變遷的規律,更好的傳承海洋體育文化,奠定海洋體育文化向現代化發展的基礎。同時,在當今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我們的體育文化亦應百花齊放。海洋體育文化是體育文化中具有鮮明特色的開放型文化,這種海洋文明產生的文化與農耕文明、大河文明產生的體育文化恰好可以互相借鑒、相得益彰。因此,海洋體育文化更好的傳承和發展、壯大和完善,不僅可以發揮海洋體育文化的社會價值、經濟價值以及塑造人的價值,還可以在體育文化中彰顯來自海洋特質的文化特色,推動體育文化多樣性的持續發展。
1.3對促進現代海洋體育運動的健康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海洋體育立足萬里海疆,以身體活動融入海洋自然和社會環境,為人們提供挑戰自我、娛樂休閑、強身健體等方面的需求,這促進了海洋體育的快速發展。作為人類創造的獨特運動,海洋體育無論是從當下發展模式,還是制定未來的發展戰略,都不能忽視文化因素在海洋體育持續發展中的作用。現實中一些濱海地區盲目開發海洋體育資源,機械設計一些諸如應時應景的海洋體育主題公園,刻板推出了海洋體育品牌。但由于缺少了文化環境的營造和文化價值的引導,缺乏海洋文化機制的支持和推動,急功近利,后勁不足,往往造成人財物的浪費,更重要的是使其失去了時展機遇。因此,通過研究海洋體育文化的變遷,能夠了解海洋體育的發展特點,全面認識海洋體育與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互動機制,掌握海洋體育傳播的方式和方法。這對于推動海洋體育,繁榮海洋體育文化,推動海洋體育與海洋體育文化的聯通和互動,促進現代海洋體育運動健康持續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結語
關鍵詞: 竹文化研究 成績 缺陷
一、方興未艾:竹文化研究概覽
竹文化研究正式起步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黨和政府是竹文化研究和開發的最重要推手。政府相關部門直接組織過一些有影響的活動,如評選和命名“竹鄉”活動、舉辦竹文化節、興辦旅游休閑及科研開發基地等。宣傳部門也通過不同平臺廣泛宣傳竹文化。政協等部門組織收集鄉土資料,編纂有地方特色的書籍,如《嵊州竹文化》、《青神竹文化》、《益陽竹文化》、《咸寧竹文化》等。不少中小學將竹文化引進校園,成為生態教育的一部分。
在這種聯合推力下,竹文化研究逐漸走向機構化和規模化。1993年,中國竹業協會成立。1997年,總部設在中國的國際竹藤組織成立。高校和學術單位也成立了各種不同層次的研究機構,專業刊物如《竹子研究匯刊》、《世界竹藤通訊》等陸續創辦,一批以竹文化研究為中心內容的政府立項課題相繼出現。
竹文化研究的具體工作是從文獻的收集和整理開始的。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才陸續出現一批標志性的學術著作。1992年,周裕蒼推出《中國竹文化》,這是一部研究和選集兼而有之的著作,知識性、趣味性和可讀性是其特色。1994年,何明等的《中國竹文化研究》面世。該書闡述較之周著更全面,理論自覺意識更突出。1999年,何明等推出《竹與云南民族文化》,此書田野調查和文化理論并重,選題新穎富于現實意義。2000年,關傳友的《中華竹文化》問世,該書從物質和精神兩大領域論述了竹文化的廣泛影響和應用。2001年王平所著《中國竹文化》運用多學科綜合交叉的研究方法,展現了中華民族竹文化絢麗多彩的全景。2003年,吳靜波等的《竹文化》側重從中國傳統文化與竹文化關系的獨特視角進行了探索。2006年,彭鎮華等的《綠竹神氣》在第5屆中國竹文化節上舉行了隆重的首發式。該書規模空前,選編、圖片、考證相結合,被認為是集大成式的權威的著作。
竹文化研究走過了三十年,總結其研究狀況實有必要。以上是對竹文化研究的鳥瞰,下面則力圖更細致地呈現出各領域的成果。其中“竹文化與文學”部分從略,具體可參看拙文《三十年來詠竹文學研究述評》(《文教資料》2010年7月上旬刊)。
二、奇風異調:竹文化與少數民族
我國南方許多少數民族世居竹產區,形成了無所不在的別有風調的竹文化。竹文化與少數民族的關聯已然成為研究熱點。
首先,相關的著作有所涉及。何明等的《竹與云南民族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是迄今唯一論述竹文化與少數民族關系的專著。全書分三編:“物質篇”,從竹與文明進程說起,從吃、住、行、用到農業生產、種竹護竹習俗、竹編工藝等都介紹翔實;“精神篇”,主要論述了各種崇拜和巫卜術,也介紹了樂舞在審美表現中的多重功用;“展望篇”,就云南竹文化的開發前景提出了若干建議。專著之外,很多相關著作如《中國竹文化》(王平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巴蜀竹文化揭秘》(屈小強著,巴蜀書社,2006年版)等,都從不同角度涉獵了少數民族竹文化。它們重點都放在西南少數民族區域,或在事例與事象上采用少數民族的成果,或干脆專辟新章集中論述少數民族圖騰崇拜、竹鄉風俗,等等。
其次,相當數量的論文探討較為深入。這些論文或總體論述,如關傳友的《論云南省的民族竹文化》(《北京林業大學學報?哲社版》,2008年第4期)即從物質和精神兩方面,詳細論述了云南地區的民族竹文化,認為物質文化主要體現在竹建筑、竹食品、竹服飾、竹制交通工具和設施、竹器物、竹樂器、竹制生產工具等方面;精神文化主要由竹崇拜、竹民俗、竹歌舞、種竹護竹習俗等構成。或單就一個民族的竹文化展開全面的調查和論述,如關傳友的《論云南哈尼族的竹文化》(《世界竹藤通訊》,2008年第5期),王時的《夜郎竹文化》(《民族論壇》,2003年第7期),等等。龍倮貴的《試論彝族竹文化》(《畢節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對竹生彝人的神話傳說,頂禮膜拜的竹圖騰、竹祖靈,以及禁忌之風,乃至竹制法器之習,都作了客觀描述。文章認為:“竹崇拜的原始形態為男性生殖器崇拜,竹節即男性生殖器官。”觀點頗為注目。
少數民族竹崇拜包含有豐富的文化信息。羅曲的《布依族的竹崇拜》(《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0年第11期)列舉了布依族民俗節日中蘊含著的竹崇拜意識和習俗,描述了該族日常生活中生老病死都與竹事相關的事實。王平的《南方少數民族竹崇拜的起源及特征》(《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1年第4期)認為,竹崇拜是南方少數民族的土著文化,其主要特征可分為三方面:一是南方諸族的竹崇拜既有共性特征,又有個性差異;二是這種竹崇拜主要體現在神話傳說和習俗方面;三是這種竹崇拜從地域和民族分布來看,都已經形成了較大范圍的“竹文化圈”。
三、墨緣心音:竹文化與繪畫
畫竹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竹畫最早見于漢代石刻竹葉碑。竹子走入畫紙后,發展迅速,乃至形成畫史上一大流派――墨竹畫派。竹文化與繪畫研究取得的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將畫竹技法與文化介紹結合起來,出現了一批側重教育的書籍。如《墨竹要述》(盧坤峰著,河北美術出版社,1985年版)、《墨竹教程》(莫各伯編著,嶺南美術出版社,1992年版)等。一些竹譜類的著作也屬此范疇,如《墨竹畫譜》(劉福林著,中國和平出版社,1991年版)等。
(二)出現了一批畫冊集。有的是為了配合政府竹文化活動而編集,如《名畫家畫竹鄉:2007中國(安吉)竹文化節》(《名畫家畫竹鄉》編委會,2007年版)等。有的是美術出版社為了研究和欣賞的需要,影印或編纂古代名家的竹畫,如《墨竹譜圖》(吳鎮著,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年版)等。
(三)一批研究性的著作相繼問世。首先,各種版本的美術史,對竹畫尤其是墨竹畫派多有留意。其次,各類竹文化研究的著作,往往將竹與繪畫作為一部分,在特有的體例和理論框架中進行闡論。如《中國竹文化研究》(何明等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十一章,便是運用符號學理論來論析竹畫文化的。最后,專門論竹畫的書也偶有出現,《湖州竹派》(馮超著,吉林美術出版社,2003年版)是其中寫得較有特色的一種。
(四)學術論文的關注點較為集中。焦點之一是整體觀照。如何寶年的《竹文化與繪畫》(《文教資料》,2001年第4期)的亮點在于從總體上探討了墨竹畫派盛行的原因。衛欣的《墨竹與中國文人畫的審美特征》(《揚州職業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論述了竹子從繪畫形象轉化為繪畫符號,并且最終還原為審美對象的過程,進而以墨竹為中心探究了詩歌中的自然美和原生態美,儒家人倫道德審美與文人畫中審美關系的流變,揭示了墨竹題材成為文人選擇的原因,闡釋了文人畫的審美特征。
焦點之二是研究對象多為墨竹。有對其畫論進行論述的,如余連祥的《中國古代墨竹畫論中的幾個基本范疇》(《藝術廣角》,2002年第6期)總結出“師法自然”、“成竹于胸”、“書畫同源”、“寫竹神氣”四個基本范疇,并進而論述墨竹畫的四重境界。元代墨竹畫家柯九思歷來評價分歧很大。萬新華的《柯九思墨竹藝術論》(《東南文化》,1999年第4期)就柯九思藝術師承、作品及其風格特征、畫品進行了縝密的論析和比較,得出較為平正的結論:“盡管柯九思藝術對后世影響不大,但我們不可否認他在歷史上承先啟后的作用。”丁厚祥則試圖闡釋墨竹與禪宗的相通之處。他在《文人畫、墨竹與禪宗》(《藝術百家》,2008年第6期)中,以王維、文同、金農等人的墨竹畫為藍本,分析了“以竹悟禪”、“以禪悟竹”的實例,闡釋了禪宗思維方式、表達方式對中國古代墨竹畫的影響。
四、徜徉翠林:竹文化與旅游開發
利用竹文化大力開發旅游資源,是政府正在積極推動的一項戰略。竹文化旅游是朝陽產業,加強對它的研究有重大現實意義。
目前尚未出現專門的學術專著。不過各種旅游辭典和教材都將竹文化納入其體系,這多少可以見出一些進步和影響。如《中國旅游文化大辭典》(中國旅游文化大辭典編輯委員會編,江西美術出版社,1994年版)即專列“浙江竹文化”條目來介紹,教材《新概念旅游學》則專設一節“論發展竹文化旅游業”來探討。
學術論文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總體論述竹文化旅游資源開發的;二是具體論述到竹產區資源的利用問題。
《中國竹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路徑》(王富德等,《安徽農業科學》,2007年第6期)認為竹文化旅游資源內涵豐富,涉及竹與自然、竹與城鎮、竹與村寨、竹與民居、竹與飲食、竹與運動、竹與生態養生、竹與文學、竹與藝術、竹與傳統工藝、竹與交通、竹與園林等諸多方面。開發和利用好“復合型旅游資源”,可以帶來經濟、社會、生態三大方面的效應。鄒芳芳等在《建造蘊含竹文化的竹旅游景觀研究》(《林業經濟》,2008年第3期)中將竹旅游景觀資源和造景方式各歸納為六種。文章注意到竹與精神文化、生活文化、工藝文化、藝術文化等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關系,以及竹具有其獨特的竹韻、竹色、竹境等自然美學特性。董文淵等的《竹林生態旅游環境解譯系統的構建研究》(《竹子研究匯刊》,2004年第4期)則是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較為細致地論述了竹林生態旅游環境解譯系統構建的原則和方式。
浙江省竹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走在全國前列。很多論文都以該省竹產區作為研究對象。如《安吉竹文化與旅游》(駱高遠等,《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5期)、《淺談安吉竹文化與產業開發》(張宏亮等,《世界竹藤通訊》,2007年第4期)《天目竹文化初探》(何鈞潮等,《竹子研究匯刊》,2003年第3期)、《從多視角探索龍游竹文化》(唐朝亮等,《科學文化》,2000年第8期)等。蔡敏華的《基于竹產業優勢的浙南麗水生態文化旅游初探》(《竹子研究匯刊》,2008年第4期)探析了竹文化旅游價值的表現,論述了麗水竹文化生態旅游開發必須遵循的原則,并對開發項目和品牌建設提出了設想。
浙江省外的類似論文也不少。如楊梅的《試論贛南客家竹民俗文化資源及其開發與利用》(《懷化學院學報》,2006年增刊)描述了客家在社會生活各方面存在的竹民俗,特別建議竹文化民俗旅游的開發應與贛南紅色旅游相結合。馬文銀的《邵陽生態旅游開發》(《熱帶地理》,2005年第3期)提出了邵陽竹文化生態旅游開發應建立欣賞觀光型、休閑體驗型和文化商貿型的基本模式。
五、巧奪天工:竹文化與景觀園林
據《拾遺記》載:“始皇起虛明臺,窮四方之珍,得云岡素竹。”說明至遲在秦代,竹子就開始用于造園。竹子的秉性和節操與文人多有投契,故竹與文人園林關系密切。邱希陽等在《小議竹與文人園林》(《竹子研究匯刊》,2006年第6期)中對文人園林發展史的脈絡作了劃分,認為兩晉時期是起源期,隋唐是形成期,兩宋是興盛期,明代和清初是極盛期。金荷仙等的《竹文化在中國古典園林中的運用》(《竹子研究匯刊》1998年第4期)是文化與實踐結合的一次嘗試,文章對竹子的生物特征,文化內涵,以及造景方式作了重點說明。
與許多醉心于古典的研究者不同,張鴿香的《淺談竹文化在現代園林中的應用》(《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年第4期)則將目光引向現代。文章從對策和實踐的角度,從七個方面分析了竹文化在園林中的具體應用。陳維越等的《竹在中國人居環境應用的淵源與發展》(《北方園藝》,2007年第3期)似要將范圍從園林擴展到人居環境,文章認為園林工作者在使用竹子造景過程中,必須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融入現代元素和創作理念,在空間塑造、表達方式、生態開發方面進一步拓展,這樣才能創造出理想的、高層次的人居環境。
探討竹類景觀美學特征是造景理論的基礎。這類論文中的代表是陳榮定等的《竹類植物景觀美學剖析》(《竹子研究匯刊》,2004年第3期)。該文分別從景觀美的多重性、景觀形式美的構景要素、景觀的組合美、景觀的構景原則、景觀的物理層次、景觀的意境及其創造過程等方面進行了剖析。在方法上采用信息傳播原理、接受美學等理論,作者聲稱:“這些探索對于全面把握竹類植物景觀的美學特征是一種新的嘗試。”
用來成景造園的竹子統稱為觀賞竹。它是構成園林的重要元素。王慷林編著的《觀賞竹類》(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4年版),收錄近百種竹類,以原產中國或集中分布于中國的類群為主。書中對每種竹子的主要形態特征、主要生物學特性、生活環境、產地或分布地、園林特性、經濟用途及繁殖方法等都有描述。謝孝福編著的《觀賞竹》(中國農業出版社,1999年版)扼要介紹了我國栽竹歷史與竹文化史,竹的生物學特性與分布,庭院栽植及其盆栽與盆景制作等方面。陳啟澤等的《觀賞竹與造景》(廣東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陳其兵的《觀賞竹配置與造景》(中國林業出版社,2006年版)兩書關注的主題相同,但各有側重。前書亮點之一在于“賞析篇”,書中配有近300幅彩圖,對名園竹景、民間竹刻等作了精到的點評和賞析;后書重點介紹了古今觀賞竹配置與造景的學用手法及觀賞竹在各種城市綠地中的應用。兩書的出版,代表了該領域的最新成果。
六、辨同別異:中日竹文化比較
竹文化研究經歷了一個不斷開疆拓宇的的過程。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研究者將眼光投向國外,其中以日本竹文化,以及中日竹文化比較成就最為突出。這除了相鄰的地理因素外,當然與日本本身的竹文化發達有關,更與日本深受漢文化影響分不開。
陳愛琴等的《日文竹類專業詞匯之研究》(《竹子研究匯刊》,1997年第4期)率先站在中日語言文化比較的高度來對竹類專業詞匯展開探討。文章就“日文竹類專業形態術語之研究”、“日、中文竹種名互譯探討”、“日文中的竹文化語言之研究”三個問題作了切實的論析,文中還輔以圖表說明,簡切生動。
《日本竹文化符號及其內核特征的研究》(《沈陽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6期)和《日本竹文化現象及其內涵》(《浙江林學院學報》,2008第3期)是畢雪飛的兩篇力作。兩文相輔相成,可視作姊妹篇。作者認為,日本人“驚訝于神秘的竹筍一夜之間冒出,將其視為男根的象征,代表旺盛的生命力和較強的繁殖力”。日本竹文化體現了日本民族仔細的觀察力和精致的思考方式。“與中國竹文化相比,日本竹文化應用領域更為廣泛。在日本,竹文化符號的反映上與中國竹文化相同,具有濃重的宗教、美學、文學、藝術、民俗等特點。在日本,竹既是神道祭祀的載體,又是禪宗禪趣的代表,同時又是理想以及堅忍不拔的人格的象征”。
從神話和巫術的角度去比較,這是一個別致的視角。徐曉光《瓜、桃、竹與人的出生――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與日本植物崇拜神話比較》(《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4年第3期)即是對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與日本有關瓜、桃、竹等植物崇拜神話及始祖神話進行比較研究,指出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與日本民間由于風土環境及生產、生活方式的相似,因而在植物崇拜神話的母題情節上也有著驚人相似的地方。何寶年的《中日古代竹筮文化比較二題》(《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4期)就中日之竹筮選取兩個文化現象來比較,即(一)竹花與竹實;(二)竹與鳳凰。通過仔細排比,作者得出結論:“中國的竹筮文化比日本更為豐富。竹與鳳凰的傳說和竹花竹實兆兇的思想給日本影響很大。而日本的竹筮文化也有些與中國不同的地方,即日本的竹花竹實不僅有祥瑞之兆,而且有喜慶的象征。”
七、白璧微瑕:竹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縱觀竹文化研究狀況,在肯定其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也不難發現其缺陷。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文化的獨立性不足。只有精神層面的文化成為一種高貴和獨立的存在,文化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但現在人們使用的是一種寬泛意義上的文化概念,即人類有史以來創造的一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在這個觀念的指導下,加之中國人實用理性的思維慣性和惰性,便很容易將文化物質化,精神反而淪為物質詮釋的工具。具體到竹文化研究,就是將竹子的實用性和科學性放在目的性位置,而竹子的精神文化價值只是附庸和點綴。
(二)研究框架貪大求全。舉凡與竹沾邊的,幾乎都納入了竹文化研究體系。這就直接導致在一些標志性的著作里,過于追求全面,從“器”到“道”,無所不包。由于篇幅的限制和作者知識結構的差異,在論述時很容易“大而化之”,膚泛之弊在所難免。當務之急是對竹文學、竹哲學、竹音樂、竹繪畫等深入挖掘,細而論之,努力打造各領域內的專著。這樣便進一步加強了資料文獻的梳理,使之更加專業化,提高研究的理論品格。
開題報告怎么寫
開題報告的基本內容及其順序:論文的目的與意義;國內外研究概況;論文擬研究解決的主要問題;論文擬撰寫的主要內容(提綱);論文計劃進度;其它.其中的核心內容是"論文擬研究解決的主要問題".在撰寫時可以先寫這一部分,以此為基礎撰寫其他部分.具體要求如下:
1.論文擬研究解決的問題
明確提出論文所要解決的具體學術問題,也就是論文擬定的創新點.明確指出國內外文獻就這一問題已經提出的觀點,結論,解決方法,階段性成果,.......評述上述文獻研究成果的不足.提出你的論文準備論證的觀點或解決方法,簡述初步理由.
你的觀點或方法正是需要通過論文研究撰寫所要論證的核心內容,提出和論證它是論文的目的和任務,因而并不是定論,研究中可能推翻,也可能得不出結果.開題報告的目的就是要請專家幫助判斷你所提出的問題是否值得研究,你準備論證的觀點方法是否能夠研究出來.
一般提出3或4個問題,可以是一個大問題下的幾個子問題,也可以是幾個并行的相關問題.
2.國內外研究現狀
只簡單評述與論文擬研究解決的問題密切相關的前沿文獻,其他相關文獻評述則在文獻綜述中評述.基于"論文擬研究解決的問題"提出,允許有部分內容重復.
3.論文研究的目的與意義
簡介論文所研究問題的基本概念和背景.
簡單明了地指出論文所要研究解決的具體問題.
簡單闡述如果解決上述問題在學術上的推進或作用.
基于"論文擬研究解決的問題"提出,允許有所重復.
4.論文研究主要內容
初步提出整個論文的寫作大綱或內容結構.由此更能理解"論文擬研究解決的問題"不同于論文主要內容,而是論文的目的與核心.
第2篇:吉首大學本科生畢業論文開題報告書
一、選題的依據
1)本選題的理論、實際意義
國家形象,是近年從國際政治學、傳播學領域引入文化學電影學的一個新名詞,一般認為是指在一個文化交流傳播愈益頻繁的時代,一個國家的外部公眾、國際輿論和內部公眾對國家各個方面的主觀印象和總體評價,主要通過媒介和輿論傳播與表達,是國家整體實力的一種重要體現。而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中的大國,越來越被世界所關注,這時候更需要一個真實友好的國家形象。
但是由于意識形態原因,中國的國家形象,往往會被擁有優越傳播途徑與資源的西方媒介所抹黑,甚至扭曲。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方面中國需要創造一種事實上更文明進步富強的中國,呈現一個"現實"的中國形象;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通過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相互溝通、相互視界融合來盡可能呈現一個相對"正面"的中國。在這個過程中,文化往往能夠回避國家形象認知方面的硬性差異,用更加柔軟的方式塑造國家形象。這種文化塑造不僅更容易感染和影響人,而且往往也比特定的事件、人物更加持久、更加深入人心。而在所有的文化形態中,電影因為其聲畫合一、動靜合一、逼真與虛擬合一,信息傳達手段多樣、意義豐富、可理解性強、感染力強,特別是跨文化交流能力突出,在塑造國家形象方面更是具有特殊地位。
2)綜合國內外有關本選題的研究動態和自己的見解
大多西方國家都有通過民族電影來塑造國家形象和民族形象,加拿大國家電影局就明確提出,電影是加拿大的眼睛,所以電影應該關注和表述加拿大的歷史、現實、政治和文化,成為民族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在國際化語境下,尤其是對于意識形態比較特殊的中國而言電影絕不僅僅是經濟,是票房;更重要的,電影還是向世界傳播中國,塑造中國形象的重要工具,它直接影響和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和文化安全。我們要研究如何在政治經濟文化水平的差距下突出一種民族個性,從而通過這種獨特的文化個別性來確立自己在世界電影中的位置,而這種民族個性又絕不能一味的迎合西方觀眾的獵奇心理,不能以落后的、鄉土的、閉塞的,意識形態混亂的國家形象為代價而占據市場,應該要在這種民族個性展現出一種充滿創新精神、具有生機與活力、具有濃厚民族精神與正確價值觀的當代中國形象。
二、研究內容
在論文中,主要對八十年代末至今部分在國際電影節上出彩或是在國際市場上票房成功的部分電影進行研究。研究這些影片獲得成功的因素,以及它們在傳輸民族文化與構建國家形象上的貢獻與不足。通過這樣的研究與反思,我們試圖讓中國電影在揣摩和研究西方受眾口味的同時表達我們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價值觀,使得中國電影在以后的發展中既能被西方電影市場認同又能更好的傳播多彩并正面的國家形象。
1、八十年代末至今,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中國電影主要是通過哪些因素吸引國際關注贏得國際市場;
2、通過這些因素被認同的中國電影給世界帶去了一些怎樣的"中國形象";
3、這些影片在國家形象的構建上帶給我們怎樣的反思;
4、通過這些反思,在贏得國際市場與構建良好國家形象之間,我們應該吸取哪些長處,避免哪些短處。
三、研究方法
本課題采用文獻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先通過文獻研究法全面正確的掌握xxxx年代末期以來中國電影在構建國家形象上的狀況,再用案例分析法,通過對其中一些案例的分析與反思試圖尋找一種正確的國家形象構建策略。
第3篇:本科畢業論文(設計)開題報告
研究的現狀:
農業一直是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自19xx年"三農"問題提出之后,國內外眾多學者加強了對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關注,人們對如何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大家一致認為:當前突出的問題是農民增收困難。要解決現在的"三農"問題,最關鍵的問題就是要提高農民的收入(林毅夫,20xx)。如何解決農民增收困難這一問題呢?有學者認為農民收入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農業問題,也非"三農"問題所能涵蓋,而是一個越來越多地和非農就業問題相關聯的問題。農民增收問題的核心就變成了如何解決農民的非農就業問題(張車偉等,20xx)。
一些學者認為國家要通過政策、金融等手段把資金引導到農村,在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領域為農民增收開辟第四條渠道(徐祥臨,20xx)。還有學者認為調整農業組織結構才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出路(王乃學,20xx)。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20xx年9月22日中國信息化推進大會上提出,要增加農民收入必須減少農民,減少農村勞動力人口,大力發展中小企業。眾多學者對如何增加農民收入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進行的研究當中,有人強調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性;有人認為農業結構調整對目前農產品總體上供過于求的局面,國內市場給農民帶來的收益是有限的。一些學者的研究認為,農業結構調整的經濟效應并不是增加農民收入。有的把農業結構調整的經濟效應總結為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促進農業發展(宋洪遠等,20xx)。
有研究表明,農業結構調整在微觀層面上對農民收入產生效應,但在宏觀層面則沒有效應(王萍萍,20xx)。也有學者將農業結構調整的主要作用歸于提高農業資源配置效率,而對整個國家的農業總量擴大不會產生顯著影響(張明林等,20xx)。還有學者認為,中國行政體制制約了農業結構調整對農民增收效應的發揮(譚秋成,20xx)。另有學者認為,近一輪農業結構調整加快了農業市場化進程,提高了農民收入的貨幣化程度;隨著農業結構調整的推進,農產品市場交易量不斷擴大,農戶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現金收入始終保持增長;農業結構調整與農戶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現金純收入增長之間存在互動關系(李國祥,20xx)。
研究目的和意義:
畢節市總人口712萬(20xx年統計),其中93.8%是農業人口。這樣一個農業大市,既要千方百計增加畢節市的農民收入,又要下大力氣保護和提高農產品綜合生產能力。論文依據貴州省統計資料和畢節市統計資料,通過對畢節市農民收入變化態勢的深入分析,找尋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提出畢節市農民增收的對策建議,為未來畢節市農村、農業發展找準方向,進而為邊遠貧窮地區的農民增收提供參考,對我國的新農村建設具有深遠的意義。
關鍵詞:大眾文化;軍營文化;傳承;創新;發展
[中圖分類號]E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646(2012)6-0075-02
近年來,“大眾文化”和“軍營文化”成了文化研究領域的重要詞,對大眾文化和軍營文化的感性描述、理性分析、價值評價和兩者之間的關系已成為國內文化討論以及軍隊文化工作者的熱點問題,各種說法與觀點層出不窮。本文試對二者之間的特性與關系問題作一簡略剖析。
一、在以文化工業生產為標志,以市民大眾為消費對象,以現代傳播媒介為手段的現代大眾文化出現的當今社會,作為文化主體的人首先應該理解“文化”之含義。
“文化”是我們十分熟悉而其內涵又頗為豐富復雜的一個科學概念。人們一刻也離不開前人創造的文化成果,人們一方面享受文化,同時又不斷地進行著自已的文化創造。社會大步邁進,加劇了新舊文化的沖突與變遷。國際交往的頻繁,加速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會通。社會在發展,人類在進步,文化的概念也隨之不斷地細致、深化。古人所提出的“文化”均指封建王朝的“文治教化”,與“武功”相對而言。它與我們現在所用文化一詞雖有一定的關聯,實際含義相去甚遠。隨著學人對文化研究的不斷深入,“文化”概念的含義才逐漸明確起來。有代表性的包括泰勒的文化定義、克羅伯的文化定義等。誠然,“文化”作為一種復合的社會意識形態,是客觀社會生活在人們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上的反映。文化的主體是人,因而,文化與人的意識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文化的涵蓋面又遠非是某一意識形態所能包含。文化可以說是人所特有的生活活動方式,它存在于人們生活活動的一切環節之中,體現了人與人之間,人與周圍環境之間的不同關系和聯系。認為“文化”是一定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反映的產物,這在文化的起源,文化反映的內容和文化的表現形式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論證。當然,社會生活一經作為文化的反映對象時,就不再是獨立于主體之外的純粹客體,而是不斷地被主體加工、改造,處處打上主體的印記,成為人自己的本質力量的現實。正因如此,人類的文化生活才在隨著社會生活的豐富而豐富,社會生活的發展而發展,以其獨特的社會功能反作用于社會生活。
二、由于文化的種種特性,決定了大眾文化和軍營文化各自的特色,各自的方式和各自不同的作用,以及他們二者共同的屬性。
“大眾文化”是現代工業社會的產物,是以都市大眾為消費對象和主體的,具有大眾化、世俗化、商業化、平面化和復制性、娛樂性等特征。大眾文化源遠流長,它與精英文化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并且不斷地繼承與創新,形成了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寶庫。那么說到大眾文化的“熱”,就很必須要談一談市場經濟條件下推動大眾文化發展的強大動力文化市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和拓展,在解放物質生產力的同時,也極大地解放了人的精神世界,使人們的文化欲求強烈表現出來。越來越多的人涉足文化領域,從文化知識中得到充實、提高和升華。人們不僅有了追求豐富文化生活的欲求,同時也有了滿足這些欲望的物質能力,更有了與之相配套、相適應的文化市場。文化市場伴隨著大眾文化的方興未艾從“小文化”走向“大文化”、從封閉型向開放型過渡、從單純無償服務型轉向經營服務性,開始了“以文補文”的歷史。來勢兇猛的大眾文化,以其不可抗拒的聲勢、以強有力的攻擊性、滲透性成為大眾消費時代的文化主流和文化霸權。
然而,做為社會主義國家鋼鐵長城的軍隊,其軍營文化是社會主義大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隊,在與大眾文化有著共性的基礎上,更有著自己的特色,也就是它的“軍味”。軍營文化是文化在軍營中長期積累下來的精神與物質成果,包括了團隊精神、軍人的價值觀念、軍人的行為準則、軍人的道德規范、軍事人才培養和使用、官兵文體娛樂活動等在內的有機整體。軍營文化的目的是通過豐富多彩、健康向上、形式多樣的文化活動,讓官兵在文化活動中陶冶情操、增長知識、愉悅身心,從中受到教育,使思想得到升華,靈魂得到凈化,進而鼓舞士氣,凝聚軍心,提高部隊的整體戰斗力。眾所周知,軍隊成員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生活在一定社會中的人,換句話說,我軍官兵來自于人民,他們與其他社會成員一樣,要受到社會發展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影響和制約;軍營也不是與世隔絕的孤島,而是處于一定的社會文化環境和文化氛圍之中,“人民性”是軍營文化與大眾文化的首要共性。軍營文化無論是在文化思想,文化觀念,還是在內容形式諸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帶有社會大眾文化的印跡。特別是隨著大眾傳媒技術的不斷發展,官兵足不出軍營,就能觀賞、甚至參與社會文化活動。伴隨著和平時期軍地交往的增加,使官兵接觸社會文化的時間和范圍不斷擴大,這一切,都顯著增強了軍營文化的“社會性”。
軍營文化與大眾文化一樣植根于中華民族幾千年古老的燦爛文化,兩者均帶有鮮明的“民族性”。因此,“民族性”是兩者的重要共性。繼承和弘揚中華五千年文化的精神華,保留民族文化的根和特征是兩者共同的任務。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軍營文化賦予了新的內容。與時代接軌,與社會接軌的時代性使軍營文化更具生命力,所以,我們說“時代性”也是大眾文化與軍營文化的顯著共性。
三、大眾文化與軍營文化始終都是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共同維持著社會文化事業發展的平衡,兩者均離不開社會主義文化這個主流文化。
兩者一道吸收社會主義文化的精華,大力弘揚社會主旋律,順應時代賦予的挑戰,激流勇進。
究其軍營文化的本質特征,它既有自己的特點,但歸根結底為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而生產的,是國家整個文化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軍營文化與大眾文化一樣都是“人”的文化,盡管我軍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軍營文化不能以商業利益為最高目的,也決不以社會的文化市場作為其主要滋生的空間,但獨立的軍營文化和大眾文化始終都是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共同維持著社會文化事業發展的平衡。兩者均離不開社會主義文化這個主流文化。而且,人作為軍營文化的主體,來自于人民,在其身上體現出世俗化的特點不足為奇,這就需要軍營文化與大眾文化一道吸收主導文化與精英文化的精華,大力弘揚社會主旋律,順應時代賦予的挑戰,激流勇進,開創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美好明天。
[1]胡惠林主編.《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理論文獻研究綜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關鍵詞: 對外漢語教學 詞匯 漢字
近幾年,對外漢語文化教學問題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和重視,并開始朝著與漢語各語言要素相結合的方向發展。由于詞匯和文化之間直接密切的聯系,與語言要素相結合的對外漢語文化教學研究的論文著作大多集中在詞匯教學方面,而漢字教學方面相對較少。本文從詞匯、漢字兩個方面對語言要素與文化教學研究進行回顧和總結。
一、詞匯與對外漢語文化教學
詞匯是一個語言的基礎,對社會文化的反應極為敏感,接受文化的影響也極為充分和突出。從某種程度上說,“學習某種語言的詞匯就意味著接受一種文化,接受一套概念和價值”。一個民族的語言中有不少詞語負荷了文化意義,缺少該民族的文化體驗就會給理解帶來障礙,我們稱這種詞為“文化詞語”。因此,在對外漢語文化詞語教學中應當注重文化的導入。而這就涉及文化詞語的界定和分類問題。
張高翔先生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詞語》一文中從三個方面:相對于詞語直觀的字面意義、獨特的民族文化內涵、文化意義的附加性出發對文化詞語進行了界定,認為:“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詞語特指那些隱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不能直接從字面上了解其含義,具有固定的文化附加意義的詞語。”
“文化詞語的分類不僅僅是個理論問題”①,還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教師對文化詞語進行區別和選取,以及針對性的備課和教學都需要詞語分類的支持。孟子敏先生曾根據自己對文化意義的理解,把文化詞語分成三大類,即褒義與貶義詞、口語與書面語及語言意義轉化或消失之后產生文化意義的文化詞語。梅立崇先生在《談文化與詞匯教學》②一文中大致將漢文化沉淀豐富,會給留學生的日常交際帶來影響的詞匯成員分為非等值詞(指不同語言中無法對譯的詞)和不完全等值詞(指在不同語言中意義、用法、色彩不完全相同的詞)兩類,并舉例進行了討論,例如“餃子”、“饅頭”、“久仰”、“破釜沉舟”、“看”、“謝謝”等。還指出:“語言中有些詞除了字面意義之外,還滲透著文化內容的內涵義;內涵義包括象征義、聯想義、補充義、伴隨義、情態義等。例如鴛鴦,因為總是成雙成對,所以象征忠貞的愛情和恩愛夫妻。”王國安先生③則把文化詞語分為以下五類:表現中國獨有的物質文化的詞語,如月餅、旗袍;表現中國獨特的精神文化的詞語,如禪讓、道;反映中國獨特的社會經濟制度的詞語,如上書、舉人;反映中國獨特自然地理的詞語,如梅雨、乾坤;反映中國獨特的風俗、習慣的詞語,如重陽、踏青。不過目前國內文化學者多采用文化結構的四層次說,將文化詞語分為物態文化詞語、制度文化詞語、行為文化詞語和心態文化詞語四類。
如何將文化因素與對外漢語詞匯的教學實踐結合起來呢?這至少涉及文化詞語的選擇、文化詞語的講練方式和文化詞語的測試三個方面。
目前,不少國內的對外漢語教材中都只是通過中英文對譯對詞語進行解釋,忽略了其文化內涵及其所帶來的不等值性。不少教師則在課堂上或不談文化,或根據自己對文化詞語的領悟進行區別和教學。這就使得文化詞語的教學呈現一種混亂的狀態。徐文靜在《詞語?文化?對外漢語教學》一文中從詞語項的缺位、詞語的概念分類范疇、詞語的文化背景知識、習語及習慣表達等四方面對教材中詞語的英文注釋問題進行了分析討論,指出了簡單對譯的不足,需要將文化因素引入并進行改進。該如何改進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緊迫的問題。
文化因素一般包括詞語的文化成因、觀念文化、文化背景知識和句義預設四個方面。④對于如何將文化教學與詞匯教學的關系問題,陳光友在《漢語詞匯文化與對外漢語教學》一文中提出應該注意適度原則。對外漢語教學的重點必定還是語言技能的培養,文化因素的導入只是為了幫助學生學習掌握漢語,而不是削弱語言課的教學。事實上“適度”歸根結底還是一個文化詞語的選擇問題,什么詞必須講,什么詞無須多講。不同的文化詞有不同的教學處理方法,我們需要一個詳細的標準對它們進行選擇和分類。盧華巖從詞語文化內涵、句義預設、目的語文化背景知識三個方面出發,對其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地位和教學對策進行了分別的討論和研究,但仍缺乏一個量化的分類和分析。我們已經明確文化不是語言學習的主要對象,而只是輔助語言本體學習的一個重要手段。但是漢語中的文化詞語浩若煙海,如何階段性地在它們中間進行取舍,并進行分類教學,是我們現在應該研究的重點。陳樹峰提出通過隱喻進行詞匯的文化內涵教學。但我認為不同民族擁有不同的思維方式,同一事物經過隱喻可能得出不同的隱含義。在文化詞語教學中,我們需要著重講解的是隱喻的結果,即該詞所隱含的文化義,沒必要非把隱喻引入詞匯教學不可。另外,陳娟還研究討論了對外漢語新詞語教學中的文化導入問題。⑤新詞語是社會生活變遷、民族文化發展對語言詞匯系統產生影響的結果,具有極強的時代性。然而就對外漢語詞匯教學的現狀來看,新詞語的教學存在著嚴重的滯后性。我們應當隨著社會文化的發展與時俱進地改進和推進詞語甚至整個語言的教學。而對文化詞語的測試,大都側重于語用功能方面,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揭示其隱含的文化意義。我們需要將文化詞語的文化隱含義提出來并體現在測試中,使“語言教學與文化導入相得益彰”。⑥
目前對外漢語詞匯文化義教學的研究朝著類別化的方向發展。稱謂詞、植物詞、身體部位詞、顏色詞、數字詞生肖動物詞等是其研究的重點領域,尤其是稱謂詞。中國重人際倫理關系的思想觀念造就了漢語中龐大復雜的稱謂詞體系,丁夏的《稱謂與文化――從對外漢語教學的角度看漢語稱謂詞語》(《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0卷第4期),周悅娜的《本是同根生――淺析漢語稱謂語與中國禮儀文化的密切關系》(《語言文字應用》,2005年9月),都對稱謂詞進行了詳細的討論研究。岳長順在《“同志”及其文化內涵》一文中更是對“同志”一詞文化內涵進行了細致的分析。生肖作為中國獨特的民俗文化也在漢語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生肖中的十二種動物都隱含著中國人的文化觀念,例如中國的“龍”,它是無法用英語的“dragon”來詮釋的。趙靜在《小議中國的“龍”俄語中“Дракон”――從文化不可譯現象談文化詞語的對外漢語教學》一文中對龍進行了細致深刻的研究討論,并強調詞匯教學中應當重視中國文化的傳授。毛海瑩更從隱喻的角度探討了中國生肖語言的文化隱含義及其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引用。
綜上,目前文化詞匯教學的理論研究碩果累累,但缺少文化詞匯教學方面的實踐性研究成果。我們需要將文化引入詞匯教學,但是怎樣引入,哪些詞在什么階段引入,怎么引入,這些都是需要在實踐中進行探討和研究的問題。而且盡管專家學者一再強調需要把文化引入到詞匯教學,但事實上國內的教材在這方面存在著嚴重的不足。“生詞表上的注釋一般都采用對譯的方法,而且往往是一對一的翻譯,這樣會使留學生形成外語和母語的詞匯之間一種一對一的錯覺”,⑦這對外語學習是非常不利的。
二、漢字與對外漢語文化教學
漢字是漢語的書寫符號,承載了中華民族燦爛的文明財富。只停留在讀音、寫法及意義上的漢字教學會使學生感到枯燥乏味,喪失學習漢語的樂趣。我們必須將漢文化的傳播與漢字教學結合起來。以下三篇關于漢字文化教學的文章都主張漢字教學中必須融入文化教學。
趙寧在《從中國文化傳播的角度看漢字教學》一文中舉例討論了如何結合文化因素進行漢字教學。例如“冊”字,“形如一根繩子將幾片竹子穿在一起,這就是古代‘書’的形象”。造紙術發明之前,中國古人使用竹木作為書寫材料。文中還提出:“結合文化因素講解漢字時應該遵循‘適度、適量、適當’的原則。”盡管文中給出了“三適”的定義,但是怎樣才算是適度、適量、適當,仍缺乏一個明確的標準。哪些字需要結合文化因素進行教學,哪些文化是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都需要進行定性和定量的討論和分析。哪些文化內容符合現階段學生的語言水平,更是需要在實踐中進行研究討論。
樸興誅在《對韓漢字文化教學》一文中提出:“從漢字入手教文化,從文化學的角度教漢字,可以得到更好的教學效果。”并舉“姓”、“氏”、“婚”、“娶”、“墓”、“葬”字說明漢字所蘊含的文化意義和文化內容。但是文章沒有談及如何將在漢字分析中知道的文化內容導入到漢字教學中,這些都需要對外漢語教學一線老師在實踐過程中進行分析研究和總結。
余志鴻在《漢字文化與對外漢語教學――兼評安子〈介解開漢字之謎〉》一文中從另一個角度,即漢字的認知功能出發研究討論了漢字文化與對外漢語教學。漢字不僅僅反映漢語言文化,更能動地作用于漢語言文化。漢字的認知功能還體現在分類和抽象上。“漢字的部首和偏旁基本上反映了漢人劃分世界的幾個基本大類”,例如人類(包括人體、動作、情感、心理等部)。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學習漢字是在認識漢民族的世界。而部首和偏旁本身就是一個“類”,是抽象的結果。例如,“機”字,最早指織布的木質機械,后來抽象排除了“織布”“木質”等義項,開始形成一個范疇,“泛指一切機械而成為了準后綴”。這給解決漢字教學瓶頸問題提供了一個研究方向。文中還分析了安子介先生為解決外國人學漢字難的問題而提出的“部首切除法”,指出:“這個想法固然大膽,但實行起來顯然會有問題。”
學者們都認同“必須將漢字教學與文化因素結合起來”這個觀點,但對于如何將文化因素導入漢字教學實踐、將哪些文化內容導入漢字教學則需要更多的討論和研究,以有效地將漢語和漢文化推向世界。
注釋:
①⑥張高翔.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詞語.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03,7,(1),3.
②梅立崇.談文化與詞匯教學.語言文字應用,1993,1.
③王國安.論漢語文化詞和文化意義.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學會第五次學術討論會論文選,1996.
④盧華巖.試論對外漢語教學中的詞語文化內涵.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6(174).
⑤⑦陳娟.對外漢語新詞語教學中的文化導入.語言教學研究,2009,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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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趙寧.從中國文化傳播的角度看漢字教學.語言教學研究,2009,9.
摘 要 奧林匹克文化通過近百年的傳播,現如今已成為當今世界上最具魅力的社會文化現象之一。而奧林匹克運動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令人矚目的全球性現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對多元文化的兼容和尊重。
但是,奧林匹克多元文化的發展卻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歷經百余年的時間,奧林匹克文化仍然是以西方文化為絕對主導。
本文首先提出了“讓中國文化精神注入奧林匹克運動”的觀點,同時指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現代奧林匹克時代,中國等東方大國的奧運文化價值也必將越來越凸顯。
然后從現代奧林匹克文化的廣泛傳播對中國的影響和中華奧運文化對世界的影響兩方面介紹入手,論證中國奧運文化價值在當今奧運時代必將日益凸顯的論點。
關鍵詞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 中華文化 中國奧運文化價值 北京奧運會
一、前言
世界性與民族性一直貫穿于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歷程中, 奧林匹克競技體育運動在廣泛吸收形式多樣的民間體育活動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具有多元文化特性、被全世界普遍喜愛的體育運動。
中國奧運文化價值的凸顯,不僅關系著全球化時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生存與發展,還關系著非西方民族傳統體育的生存與發展,因此意義重大。
二、現代奧林匹克文化的廣泛傳播對中國的影響
(一)全球化
全球化是當代社會發展的主流,奧林匹克文化也融入了這一發展趨勢。無論是奧運會、世界杯,還是世錦賽等,每一次體育盛會都是全球矚目、萬眾歡慶的盛典。世界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地球村”概念早已深入中國民眾的人心。
(二)本土化
20世紀以來,在體育運動組織形式中,逐漸形成了多形式、多層次的區域體育合作新格局,如中、日、菲三國組織的遠東運動會、巴爾干運動會、中美洲――加勒比地區運動會、東亞運動會、南亞運動會、阿拉伯運動會等。
奧林匹克運動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的過程中,融入了不少中國元素,與我國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相結合,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奧運文化。
三、北京奧運會――中華文化盛宴對世界的影響
2008年北京奧運會給我們留下了太多太多難忘的瞬間。在五環旗的輝映下,我們給了世界人民一次震撼、精彩并別具一格的中華文化之旅。如奧運會會標――“中國印,舞動的北京”,如開幕式上萬人擊缶的壯觀場景,如別具一格的點火方式等等。
(一)開幕式
這是特別值得一提的,開幕式把中國文化與奧運結合得淋漓盡致、恰到好處。巨型畫軸慢慢展開的中國歷史,向世人靜靜地講述著這個屹立于東方的泱泱大國的千百年深厚的文化積淀與人文底蘊,從活字印刷、水墨畫、煙火到武術表演,都洋溢著濃濃的中國風情調,令人心醉其中。并且,如今“中國風”一詞已赫然成為十分流行的新興詞匯,被很多國人以及外國友人所喜愛和追崇。
(二)中華傳統文化與奧運文化
重人倫、重道德是中國傳統體育文化的價值觀,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以和為貴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國傳統體育文化非常重視身心修養和倫理修養,“天人合一”是我國古代先哲們智慧的結晶,也是注重和諧社會的重要表現。
這對現代奧林匹克文化有很強的借鑒意義,尊重自然和社會法則,順其自然,也是在奧林匹克精神中尤為重要的一點。
四、中國奧運文化價值的日益凸顯
隨著競技體育逐漸商業化,奧林匹克文化在一些方面出現了偏差。而有儒家思想的中國奧運文化對奧林匹克運動中的腐敗現象等具有一定的凈化作用,也是對奧林匹克主流文化的一種有效的補充。
中華體育文化一直倡導的“和諧”的運動觀念,相對于奧林匹克運動的“競爭”觀念,是一種嶄新的運動方式和思維模式。而奧林匹克主流文化起源于西方文明,發源地是希臘。其擁有眾多的港口,這種地理環境促使了希臘人以航海貿易為生,同時也使得他們養成了與自然斗爭,與大海拼搏的觀念。
在當今奧林匹克時代,中國奧運文化價值的日益凸顯,對于西方那種帶有冒險、刺激,甚至強烈對抗性競爭的體育思想是一種很好的補充。
五、總結
現代奧林匹克文化的廣泛傳播充實了中國傳統體育文化,其科學性、合理性、開放性,從實際出發的現實主義態度,推崇自主、自覺、敬業進取的價值觀,富有經濟理性、法治精神等,是中國傳統體育文化所缺乏的,融入這些,使中國傳統體育文化更具魅力。
我國要力爭在世界文化的賽場上尋找到自己的跑道,更快地融入到國際體育文化的潮流之中。同時,“讓中國文化精神注入奧林匹克運動”,現代奧林匹克文化對中國奧運文化的價值觀、思維模式、行為方式的融合和借鑒是國際奧林匹克文化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奧運文化價值在當今奧運時代必將日益凸顯,并發揮極其重大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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