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国产精品无码成人片久久-夜夜高潮夜夜爽夜夜爱爱-午夜精品久久久久久久无码-凹凸在线无码免费视频

學術刊物 生活雜志 SCI期刊 投稿指導 期刊服務 文秘服務 出版社 登錄/注冊 購物車(0)

首頁 > 精品范文 > 社會文化論文

社會文化論文精品(七篇)

時間:2022-10-02 23:52:41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會文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社會文化論文

篇(1)

競爭與逍遙兩重維度并不是完全獨立或者互斥的,相反,這二者是可以相互構成基礎的。換句話說,現代社會存在兩種大眾文化:一種是宣揚和鼓勵競爭,一種是要同情和照顧社會上大部分未取得或暫時未取得成功的所謂的弱者的需求。這兩種大眾文化從表面上看,二者的存在毫無邏輯問題,并且不加以深入思考的話,這兩種文化還充斥著某種溫情脈脈的,具有歷史進步性意義的和人性關懷的溫馨,但一旦對之進行深入追究與考察,其所帶來的后果是不管是積極的競爭者還是被同情者都已悄無聲息地被架構在現代社會當中不能充分品味生活。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所有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蕓蕓眾生來講,在充斥在競爭與淘汰的大背景下的心靈是否能真正體會到真正的逍遙與安慰?魏晉時期的玄士在面對當時黑暗的現實與腐敗的為官之道時,其在談玄說妙中抒發自己的抱負與志向,有相關學者認為魏晉玄士不懂儒學,更不懂入世之道,但事實與此相反,正因為其對儒家文化的精通與其看到魏晉時期的為官入世之風,其才選擇通過給《老子》、《莊子》、《周易》等書注疏來表達自己擺脫名利的那種逍遙與灑脫,其中的典型又是“萬物與我齊一”,即人與自然的完全和諧,借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人與自然的自由自覺自為的那種關系,順應自然之無為而達到無不為的一種共生和諧的狀態。但在現代充滿各種競爭的社會當中,人們是否完全體悟自然,是否能使自身與自然達到共生?處于高節奏的生活與工作中的現代人與自然的和諧是異化的抑或是一種消極意義上的和諧。當然你可以反駁說,都市的人們可以灑脫地暫時離開他生活的城市與工作的崗位,將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當中,但所有的煩惱或者困惑在你離開自然的那一刻全部重新涌向你。長此以往,再美再迷人的自然風光在現代工作與生活面前都顯得如此蒼白無力。因為在這種意義上,現代人沒有真正地領會過自然的本質或者體會過與自然完全共生和諧的一種狀態。人與自然表面共生而實質為異化的集中表現無疑是現代社會的旅游模式:車上睡覺——下車拍照,購買各種地方特色紀念品。也就是對于現代人來說,使自己很好地融入大自然的方式是用相機或者攝影機將美景“占為”己有,在美景面前留下自己的倩影。但如此“占有”大自然讓自己內心真正獲取更多的色彩了嗎?答案是否定的。

在實證主義遍行天下的現代社會,人們只相信眼前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但由此產生的后果是危險的,因為人們只能看到作為整體存在的東西的一個方面,而看不到貫徹于事物或者事件始終的精神或特質,這往往會讓我們陷入狹隘的見解當中,最終讓自己成為名副其實的井底之蛙。如同我們與自然的交往,我們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不是簡單地“咔嚓”之后將風景裝進自己的電腦,而是將自己的人生與自然之道相結合。在歷史上,人與自然本來就是共生的,如中國古人寓情于景,寓人生意境于山水畫,更通過描繪祖國山河之豪邁之勢表達自己的人生旨趣。現代社會之所以說起“自然”,談及“逍遙”就給人以消極的印象,是因為自然是完全外在于人的活動的,人是主體,自然、事物是客體,自然是外在于人存在的存在者,可以任由人類處置,長此以往的這種自然外在于人類最終會導致大自然對人類的無情報復,頻繁的地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競爭作為一種被大眾廣泛接受的社會生活方式已經具有某種普遍的意義,并且競爭也是任何一個處在社會當中的人無法避免的,這也導致人們普遍相信競爭能夠給自身或者給自己所在的組織甚至國家帶來各種效益,更有甚者,將競爭列為一項游戲規則來擺布其他人。但因為生活的沉重與對意義的探尋,人們再也承受不住裸的、血腥的或者讓人喘不過氣的激烈的競爭,由此,聰明的人們想出以一種娛樂性質的形式出現,各種選秀如中國好聲音、出彩中國人等等節目就是掩蓋這種殘酷競爭的最好例證,人們在觀賞的過程當中很難體會到這個平臺對于當事人來說的真正意義或者沉重的但又期盼自己出彩的心境,但不管怎樣,以娛樂形式出現的競爭之所以廣泛存在,就因為其能夠真正凸顯出一部分人的價值和意義,雖然這是一小部分人。并且,在競爭過程中,對于暫時的失落者報以一種溫情脈脈的關懷。

篇(2)

1.1概述“文化”一詞的定義較在民族學中更為接近民俗文化,即把文化視為生活的方式。而每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信仰、思想、價值判斷與在其影響下形成的行為模式。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也許建筑根本就不是一門學問,而是一個思想的范疇,一個理性并不能完全解決溝通的問題。

1.2從斗拱談起以斗拱舉例來說,20世紀初老輩建筑先賢對古建筑中斗拱的研究,只從構造方法上做了定論,即切合中國建筑的起源、成熟、衰落三部曲,秦漢是建筑的起源,唐宋是成熟期,明清則是衰退期。但是單純的結構發展論并不能夠代表全面價值觀,例如西方建筑中從沒出現斗拱,并非完全是受材料限制。現代研究建筑史,已經不能止于探究其然,了解形式,更要探究其所以然,思考形式背后的行為動力,文化特質。一個民族建筑外顯的形式,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化的起源。

2從東西方文明起源對比淺析中國文化特質

2.1東西方原始文明發展由來人類從動物開始,由于物質的逐漸豐富,獲得了“理性”———即行為之前的猶豫到冷靜的過程———從而進化為原始人類。再從原始人類社會中發展出精神文明,學會控制欲望,形成了原始文化。原始文化中有物質層面的原始人性觀以及精神層面的原始信仰(林語堂,1943年)。原始文化發展到殷商時期,明確的社會倫理規范就出現了大概的輪廓,即為使用倫理的內力約束來維持社會安穩的周禮。在這樣的社會規范下,人們其實內在仍是保持著原始的價值取向以及現世樂生的訴求。之后一直到封建制解體之前,在周禮的基礎上,中國的社會及文化發展的走勢為道德取代宗教,禮俗取代法律,固化成為以倫理為本位的文化。此后封建制解體,佛教流入,但沒有形成西方中世紀政教合一,而受禮制入世影響同化,封建精神與宗教精神在南宋之后完全消失,自明代以來,中國的文化已逐步世俗化、大眾化,從而失去了的機會,藝術與科學也就無法領先于世界其他國家,而逐漸淪落。而與中國不同,西方國家從希臘羅馬時期開始,人類在宗教的影響下,初步形成了在神力約束下去除原始、人生罪惡、祈求來世的人生價值(遲成勇,2009年)。之后經歷中世紀的封建制,集團和階級的嚴重斗爭階段,走到了文藝復興,奠定了人文主義,追求文明、人本和自由,進而步入現代工業文明時期,之后持續演變到現在。

2.2宗教精神對于中西方建筑上的影響宗教精神在人類社會中最明顯的作用在于對生死價值觀的影響。西方宗教具有悲劇性色彩:由于人生“生老病死”自然現象,對人類存在是一種無形威脅,而人行為又易受無法控制的強烈欲念所支配,兩者合起來即為悲劇感受(林語堂,1943年)。于是受悲劇感受影響,人類不免時時為空虛絕望包圍,帶有蕭瑟凄涼的悲愁情緒,故西方悲劇文學藝術也就在此種精神下產生。受此影響,宗教藝術是在生死之際和之間找尋人生意義,特質外化在建筑表達上表現出的永恒感的追求與紀念性、帶有獻身精神。執著一絲不茍宗教精神為工業化基礎,以此產生藝術與科學,西方建筑史幾乎等于宗教建筑史。中國文化從來都是一個以迷信為寄托、以逸樂為幸福、以兒孫為傳承的帶有原始意味的文化。這遠在殷商時代就開始了,只是周代的封建制度中,產生了貴族并且在貴族階層中形成了高雅文化。加之后來佛教進入中國社會,產生了宗教文化,為中國文化中的原始性披了外衣。中國文化自秦漢至今沒有改變的精神,那就是民眾化的精神(漢寶德,2008年)。甚至在秦漢之后,封建制解體,貴族文化走向沒落,民眾文化愈發突出。而封建精神與宗教精神在南宋之后完全消失,而自明代以來,中國的文化已完全世俗化、大眾化。中國人理性早啟,過早步入倫理本位,思考重點在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早熟的文化。中國人過早受到周孔禮俗的內力制約,在人對物的思考上顯得薄弱,科學無從產生。這與西方古希臘羅馬的科學理性精神和古希伯來宗教文化對西方“人對物”的理智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建筑對于中國人來說,歸根結底是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而已,而非是西方那樣由藝術審美主導的建筑發展,也許這就是中國人文化對于中國建筑的最本質影響。

3由社會及文化發展史解讀中國建筑史

從夏商到清朝,中國有著古老深厚的歷史。在由原始農耕社會形塑成的文化隨時間不斷發展的同時,諸如佛教的外來文化循著地理擴張參雜進來,后更因外族入侵,外族文化成為政治統治文化。各種雜糅混合,并且相互影響和內化。在這一漫長的變化過程中,為了解讀在其間被影響的中國建筑發展,現暫將歷史分為三個時期。

3.1古典時期這一時期從夏商延續到秦漢,從時間上等同于西方的希臘時代到羅馬時代。在這一時期,中國和西方相似的是都無主導性宗教,人類宗教活動主要是祭祖一類,重視人文觀念和藝術,產生大量哲學思潮。中國社會在古典時期雖然也存在神話,但并未到達信仰的階段,而是一種詩意地尊崇,從屈原的《九歌》、《天問》就能看出。所以在建筑上人們不為神建廟,不為神塑像(白晨曦,2003年)。本土建筑在這一時期完成了從形成到發展成熟的演變。出現高臺建筑和瓦、回廊四合院的建筑類型以及以柱列為基礎的空間架構。同時由于禮制的確立,建筑出現了與之呼應的制度化,在建筑上出現了權位象征。至秦漢時期,木構架發展到了成熟突破,進而引發了亭臺樓閣的產生。這一時期的古建筑并無曲線,端莊嚴肅。建筑規模龐大,構件簡單剛固,尺寸也很大,斗拱的雛形在這一時期出現。

3.2中世時期中世時期囊括了從魏晉南北朝到南宋,這段時間內,貴族世家轉為地主階層,影響力漸衰,同時儒家思想在政治的輔佐下,慢慢成為了精神統治,而佛教文化則由盛至衰。由于專制集權,儒家思想在文化中形成了完全的主宰,而貴族精神遺傳給士大夫階層,在制度上科舉人才選拔平民化。社會文化發生了大蛻變。期間宋朝南遷,地方家族實力徹底被摧毀,中國的貴族文化接近尾聲,而通俗文化形成。封建色彩慢慢被去除,大一統文化開始。宋明理學在這一時期開始浮現,其使思維方式趨于精確認識事物和規律的知識性,理性認識思路。而后至唐朝,宮殿規模愈發宏大。受佛教的影響,空間由復雜趨向與單純。斗拱結構體系日趨成熟,并且趨向復雜化向裝飾化,由原本的櫞承重慢慢變成了檁承重,從而建筑的曲線更加明顯:翼角起翹,出檐深遠,顯得輕靈飄逸。在宋朝,建筑保留著最后的貴族氣質,呈現出精致高雅、細膩纖巧。在理學的影響下,俗文化形成,園林興盛。來到了儒家士大夫時代,禪宗更使佛教世俗化。建筑的制度化象征化加強,風格相較之前變得收斂變莊重:正脊改曲為直,鴟吻由唐代牛角式起翹轉成S形收尾(梁航琳,2004年)。南宋建筑承前啟后,重心逐漸從唐遼北宋金那種肅穆的宗教氣氛轉為世俗化,且更為藝術的設計,空間的運用逐步比出檐的深遠更受重視,建筑的采光更好,而形態的設計則更為藝術化。

3.3近世時期近世時期從遼金到近現代之前的清朝,在這一時期里面,少數民族入侵,由于北方遼金異族文化的沖擊,簡單粗狂的取向,把單色優雅的宋文化,改變成為具有裝飾性的彩色文化。由于北方不具備王朝所必須尊重的傳統禮儀制度,且無文化背景,故真正的通俗文化由此開始。傳統貴族勢力在這一時期徹底消失,佛教因禪宗興起而完全世俗化,佛儒道融為一體,社會商業化,資本主義萌芽,新形式出現。專制思想達到最高峰。由于南宋之后中國的文化重心南移,到了明代,江浙一帶成為中國城市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明代之所以產生了大量的精美樓閣,如各種城樓、鼓樓、市樓等,與城市經濟的發展密不可分。在明代,建筑技術和成就有著長足進步的時代。這一時期的建筑巨構十分普遍,大明奉天殿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木構建筑,面闊95m左右,占滿紫禁城太和殿的整個臺基,其體積大約是唐大明宮含元殿的4.5倍之巨(白晨曦,2003年)。明代斗拱增多,且棄用真昂,梁的搭配更加直接合理。這種在城市經濟和手工商業大為發達的環境下趨於理性的技術革新,不僅有利於建造開間極闊的巨型大殿,而且幫助結構變化豐富的復雜樓閣建筑成為了一門富於創造的藝術。明代城市建筑沿襲南宋一路的人文主義路線,完全世俗化,相比肅殺的宗教氣氛,更注重文人雅士的吟詩彈琴品茶論畫的空間,是南宋明代一路建筑最大的特徵。中國文化重心自北方南移,自廣大的干燥的黃河流域移到山明水秀的長江流域,宏大的氣魄轉變為纖巧的心思。建筑的規模在縮小,中小型建筑為新興的商人中產階級建筑,完全取代了貴族士族大家,成為社會中堅,商人與士人混為一談(梁航琳,2004年)。江南景色,小橋流水,白璧青瓦,前庭后院,是近世中國的環境特色。文人畫的情操呈現在士人的小院里,為中國人的心靈天敵。這樣的中國情趣是漢、唐的中國所無法想象的。

4結束語

篇(3)

明代云南科舉考試與元代相比雖已顯成效,但與內地科舉發達省份相較仍有差距。鑒于此,明政府對云南也多有優惠照顧政策。比如,逐步增加云南鄉試錄取名額,以此來適應文化教育的不斷發展。云南鄉試定額始于洪熙元年(1425年),最初為十名,“凡鄉試取士,……云南、交阯各十人”[9]579。宣德四年,云南、貴州兩省合并鄉試,詔增云南科舉額,由十名增至十五名。英宗正統二年(1437年),朝廷又詔令:云南鄉試取士不拘數額[6]8;正統五年(1440年),復定取士額,“……上定為……云南二十人”,自此之后,鄉試取士之額常有增加。嘉靖十四年(1535年),云南、貴州鄉試各自設科,因之前云南鄉試二十名為最少,于是命云南“增至四十名,而貴州亦二十名”。南明永歷帝曾“駐蹕云南”舉行丁酉(1657年)鄉試,是年錄取名額達54人,這是明代最后一科取士,也是云南科額最多的一年。對云南的照顧政策還表現在對生員的甄別方面,如正統七年(1442年),朝廷規定對全國生員三年進行一次甄別考選,有年老、殘疾及相貌鄙猥的都取消待遇,年上40歲又不諳文理的也黜廢為民。而云南、貴州的生員可以免考。這些措施無疑促進了明代云南科舉、教育的發展。在全國大興科舉的背景下,云南也大量興辦地方各類學校為科舉考試服務,學校教育相較元代有突飛猛進之勢。清朝入關建立政權后即開科舉,因襲明代“非科舉毋得與官”的舊制,高度重視科舉制度,科舉的制度名目諸如科舉程式、場級、內容、名額分配等都不斷得到規范。順治二年(1645年)定各省鄉試名額,云南中式五十四名。順治十七年(1660年),“題準鄉試照舊額減半……云南初定,首舉鄉試,照舊額取中”[12]2164–2165,這是云南入清后第一次舉行鄉試,所以名額仍為54人。由于云南貢院未修,學臣未至,總督趙廷臣奏請朝廷延期。到順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補行十七年(1660年)庚子鄉試,云南才真正舉行鄉試。到康熙二年(1663年),云南與內地其他省份一樣“鄉試名額照例減半,中二十七名”,康熙五年(1666年),“命云南舉行武鄉試。照文闈額數,取中二十七名”。自此,云南科舉已步入全國正軌,融入科舉考試體系中。云南雖地處邊疆,但考制一開,就能持續推行。中原因戰亂等停試時,云南仍能按制選士。如因故脫試,地方請求補行,朝廷也都應允。

雖然云南科舉已跟上了全國的步伐,但與內地省份相比也有不少差距,特別是少數民族子弟考中者仍很少。為此,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勵政策。如順治十八年(1661年),“題準云南省土司應襲子弟,令各學立課教訓,俾知禮儀,俟父兄謝事之日回籍襲職。其余子弟并令課讀,該地方官擇文理稍通者開送提學,考取入學應試。”這是清政府為土司子弟接受教育而制定的一個優惠辦法。要求土司子弟接受漢族的教育,各地方官選拔其中文理稍通者參加提學主持的特別考試,考取者為入學,可參加各級考試。康熙時還采取增加錄取名額的方式,康熙二十二年,“題準云南土官族屬子弟并土人應試,附于云南等府,三年一次,共考取二十五名,另行開造,附于各府學冊后,照例解送禮部禮科查核。”雍正時,對土司統治之地進行大規模改土歸流之后,繼續推行一系列措施,鼓勵少數民族子弟入學。如在少數民族地區廣泛開設社學、義學,雍正元年(1723年),定全國各州縣設立社學、義學之例,“允云南土人、四川建昌番夷、湖南永綏等處建立義學,嗣是改土歸流,塞外荒區漸次俱設儒學。”[15]雍正三年(1725年)議準,云南威遠地方設立義學,令彝人子弟有志讀書者入塾誦習,并批準威遠(今景谷)的少數民族子弟“就元江府附考,于府學定額外加取二名”,雍正五年(1727年),“議準東川府土童有能作文藝者,該府具題,到日照湖廣考取苗、瑤例另編字號考試,于東川府學額內酌量分撥一、二名”。為了保障少數民族考生的權利,雍正六年(1728年),清世宗諭禮部:“今滇黔楚粵等省苗民向化,新增土司入學額數,為學宦者尤宜加意禁傷,毋使不肖士子冒籍貫,阻土民讀書上進之路”(《清朝文獻通考•學校四》)。有鑒于云南舉人赴京會試路途遙遠,朝廷也特準在落選者中選擇一些“文尚可觀”、“人才可用”者侯旨錄用,而且不拘人數。這些遴選人才如愿意參加下科會試,不必報名,如愿意就任較低職務,在禮部報名后,經挑選也很快可以被錄用。除此之外,對一些負擔不起進京費用的應試舉人,或無返鄉路費的會試落榜考生,清政府還根據路途的遠近向他們發放路費。此外,云南、新疆和貴州等地舉人進京參加會試,還可以使用驛站的車馬,“云南、貴州舉人給驛馬自順治八年始,新疆至陜西鄉試、至北京會試給驛馬,自乾隆四十二年始,沿途用黃布旗書‘禮部會試’四字一位標識。”這些優惠政策體現了朝廷的安撫之意,也有利于鼓勵、安撫邊遠地區應試士子,為他們其一心向學提供了制度保障。從整個清代科舉政策來看,清政府比較注意對邊遠地區、文化落后地區的照顧,特別是早期的優惠政策對少數民族考生的照顧體恤之意很明顯。因此,從順治三年(1646年)開科取士,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為止,科舉考試人才輩出。據黨樂群統計,整個清代云南有843人考中了文武進士,9258人考中文武舉人。1902年并出現了云南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特科狀元袁嘉谷。較全國數以萬計的科舉人才而言,明清兩代云南的進士舉人數所占比例明顯偏低,但它也標志著云南已經全面融入內地的教育、科舉體系中。這些進士舉人成為明清兩代云南的知識階層,為云南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2科舉制度對云南社會發展的影響

科舉制度作為古代中國最重要的文化制度之一,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云南科舉取士從元代開始實行,到明清時期實施得最為充分。科舉制在云南的推行,對明清云南社會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本文僅從教育事業的發展、文化水平的提高、社會風俗的轉變等方面作簡要敘述。

2.1促進了明清云南教育事業的發展

自科舉制創立以來,中國古代教育便開始圍繞它而運行,并主要為朝廷輸送人才。科舉制的創立和逐步健全,有力地促進了教育事業的發展。明以前,學校乃為科舉輸送考生的途徑之一。自明始,政府從教育體制上把科舉與教育整合為一體,使選才標準與育才標準統一,明令“科舉必由學校……府、州、縣學諸生入國學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卿相皆由此出也,學校則儲才以應科目者也。”可見,進學校讀書成了參加科舉的必要前提,通過科舉又可以獲得功名,因此,社會各階層自然而然就會對學校教育倍加重視。為了適應科舉的需要,中央官學、地方官學、各地書院及各種鄉村私塾不斷發展。到明時,“天下府、州、縣、衛所皆建儒學”,“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明王朝的文化教育比元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到了清代,在明代的基礎上興辦了更多的學宮、書院和義學,“有清學校向沿明制”,“府、州、縣、衛儒學,明制具備,清因之”。明清府州縣學教育完全被納入科舉系統之中,地方的教育政策和內容均圍繞科舉進行,科舉為教育的發展注入強勁動力。在此背景下,云南官學獲得了充分發展,各種民間教育也大放異彩,云南文化教育形成了全面繁榮的局面。首先,儒學獲得了極大發展。明代云南儒學在元代較為薄弱的基礎上,取得了顯著成就。早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廷復置大理府及蒙化等州儒學;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重建云南、楚雄二府儒學。隨后,儒學從滇云腹地逐漸向邊疆民族地區擴展。二百余年間,大多數府、州、縣先后建立起了儒學,一個基本的官學教育系統初步形成。根據萬歷《云南通志》、天啟《滇志》等對明代云南儒學的記載,明代云南共有66個府、衛、州、縣先后建立了儒學(包括上述元代已建明時獲得發展的幾個不同級別政區的儒學)。據張媚玲等統計,明代云南共建立官辦儒學69所,其中府學16所,直隸州學1所,屬州、縣、衛學52所。書院共計57所,其中26所書院分布于14個府治之中,其余31所分布于23個屬州、縣、衛之中。社學興起于明代,“自洪武八年,延師以教民間子弟”,明代云南全省設社學163所,分布于55個府、州、縣、衛治所。這樣一來,明代云南共計有289所儒學教育機構分布在76個政區治所。隨著明代云南較為有效的教育措施的實行,云南地區的教育取得了蓬勃發展。清代各朝統治者也比較重視地方辦學。朝廷在云南廣建學宮,還恢復了明代所設府州縣學,同時也新設不少各類學校,清代云南教育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到清末新式學堂建立以前,云南的儒學在明代的基礎上增加到101所,其中有府學14所、州學29所、縣學34所、廳學12所和提舉司學3所,以及光緒八年添設定有學額而未建孔廟的縣學、廳學9所。從雍正起,明代未建學宮的許多地區都先后建起了學宮。如在普洱府建了5所,開化府建了3所,東川府建了3所,昭通府,明代僅建1所,清代新建了5所。不僅如此,政府還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也設立了學宮。順治十八年(1661),云南巡撫袁懋功奏“滇省土酋既準襲封,土官子弟,應令各學立課教誨,俾知禮義”,得到批準。同年,云貴總督趙廷臣上疏“馬乃土司,應改設流官。矣三年后,風俗漸移,人口漸正,立之學宮,以廣教習”(《清圣祖實錄》卷二),亦獲準。這些學宮的設置,使清代云南教育逐步向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發展。清政府對書院也比較重視,清代云南共新建226所書院,尤以康、雍、乾三朝建立的最多,計有105所,占清代所建書院的46.5%。雍正十一年(1733年),曾令各省城設立書院,并給1000兩銀子為開辦費。故雍正年間,云南就建起29所書院,平均每年2.5所。清政府重視推廣義學,義學也叫義塾,帶有蒙學和私塾性質。從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云貴總督蔡毓榮提倡興辦義學(當年即在昆明、宜良、昆陽等地辦起了第一批義學)始至道光年間(1821—1850年),云南義學已發展到幾乎縣縣有義學的地步。據道光《云南通志稿》記載:全省義學的總數已達709所,一縣多則幾十所到十幾所,少則也有幾所,僅有少數幾個縣未設義學。各地都“因土制宜,隨方設學”,特別是在一些比較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也辦起了義學。從康熙至光緒年間,云南府廳州縣興建的義學達866所。云南義學的興盛,對完善云南民族地區教育體系,發展民族地區教育,提高民族素質起到了重要作用。

2.2提高了云南整體文化水平

明清科舉對教育的強大推動功能,使得當時中國教育呈現出空前的繁榮,為唐宋以來所不及。特別是在清代,“學校幾乎遍布大清帝國的每座城市和每個鄉村。教育受到公眾廣泛而普遍的重視。因此,如果作人父母者不能送孩子進學堂上學的話,那將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他會因此受到指責和非難。”由明至清,云南科舉穩步推進,考試競爭也日趨激烈,教育受到公眾廣泛而普遍的重視。參加府、州、縣學考試的人數相當可觀,因此,明清官學辦學屢屢突破其初始規模,儒學、社學、書院、義學因此而蓬勃發展。與此同時,遍布城鄉的私塾、家學、宗族之學也空前繁榮,為云南子弟提供了良好的學習場所。這樣一來,云南入學生員猛增,接受文化教育的人更多,其直接結果就是文化教育基礎的擴大。據天啟元年(1621年)云南提學副使樊良樞統計,僅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云南就有12000余人在各級正規儒學中就學。而明代天啟五年(1625年)云南人口統計為151214戶,共1468465人,就當時教育水平而言,這一就學的比例并不算小。正規官學學額有限,書院、社學及遍布城鄉的私學則不在受限之列。加上后者,歷年累計,其就學數量相當巨大。那么,僅明代云南各類教育機構中,不下數萬,乃至十余萬云南子弟誦讀其中。這些就讀子弟經過完整的學習過程,已經具備了較高的知識文化水平。而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所受教育的過程,據高明揚描述,一般而言大約有這樣幾個步驟:一是啟蒙識字教育,大約一至二年;二是讀書教育,約三至五年;三是開講、開筆作文教育,約八至十年;五是不斷溫習,不斷練習作八股文,最后參加考試。熟讀背誦《四書》、《五經》是八股文教育的基本功。除此之外,還要背誦一定篇數的唐、宋古文,更多篇數的名家時文,還要讀熟幾百首唐詩、試帖詩、詩韻……總之,除讀熟《四書》、《五經》之外,還要學習許多東西,才能完成科舉應試的基礎教育。要背誦數量可觀的時文范文,而且還要能夠短時間熟練地完成寫作,如果沒有扎實的文字功底,這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情。如《欽定四書文》所收明代八股文486篇,清代八股文297篇,這也是朝廷規定應試者要學習的內容。可見,受過這么多年的八股訓練、識字教育,個人文化素質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Œ就當時的社會環境來說,“既然考中舉人、進士的可能性微小,那么為了日后的生計,就必須學習一些實用的知識。而較之剛剛啟蒙識字的學童,這些讀書人在學習這些知識方面無疑更具有優勢,因為他們已經掌握了更高的讀、寫能力,因此當時的童生、生員大多也學會了一些實用的知識和技能”。據陸韌描述,當他們獲得知識和技能后的職業趨向,大多脫離了體力勞動階層,靠擁有的學識謀生:或歸隱山林,以詩文學術自立;或在鄉里開塾授學,化導民俗;或入衙門,為幕僚,供筆吏。他們在推進云南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令人矚目。天啟《滇志•人物志》記載了二三百位沒有中舉的士人,作為當時云南的俊杰人物,他們來自云南社會各個階層和各個民族,分布于各個城鎮、鄉村乃至蠻山夷寨,利用他們掌握的知識為云南文化作出了特有的貢獻。可見,科舉制在明清云南的施行,客觀上加速了云南地區的文化普及,提高了云南整體的文化水平。同時,明清朝統治者在科舉考試中對少數民族士子采取優惠政策,也促進了這些地區一心向學良好社會氛圍的形成,使文化知識得以在少數民族地區傳播。

2.3促進了讀書尚文風氣的形成、社會風俗的改變

科舉制以儒家思想為指導,通過教育來改造社會風俗。科舉制對于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形成,亦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就是科舉帶來的直接結果。科舉入士成為了風尚,極大地激發了社會各層努力向學的熱情。同時,邊疆少數民族子弟也能潛心鉆研儒家經典,接受儒家思想熏陶,這對于改變地區的風俗習慣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2.3.1讀書尚文風氣的形成明清科舉制度促使云南學校大規模設立,對云南讀書尚文的風氣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明朝軍隊在1382年平定云南之初,朱元璋即詔令:“府、州、縣學校,宜加興舉,本處有司選保民間儒士堪為師范者,舉充學宮,教養子弟,使知禮儀,以美風俗。”(明張沈《云南機務鈔黃》)。雍正時,任職云南的官員陳宏謀在《查設義學檄》中直接指出:“夫蒙養為圣功之始,則教小子尤切于教成人;興學為變俗之方,則教夷人尤切于教漢戶。”明清兩代統治者對化民成俗的高度重視有利于“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的社會風氣的形成。明代統一云南后,“遍立學校以施教”,“迄今七十有三年。是以圣化漸被,無間窮僻,椎卉化為衣冠”,“亦何下內地哉!”正如陳文在《云南圖經志書•重修云南志序》中所言,明《景泰云南圖經志書》記載:臨安府“家有詩書,吾伊之聲相聞,而科貢后先不乏”,寧州“家習詩書,人知理道,以氣節相尚,而恥為污下之事”。另如一些少數民族的世居地,如澄江府(今云南澄江縣一帶)“郡多僰人,而漢人雜處其間,初不知學,今以歲久,漸被文教,有以科第躋膴仕而封及其親者。于是閭里翕然向學,相率延師訓子,而家有誦讀之聲,皆樂于仕,非復昔之比矣”。定遠縣“民有曰撒摩都者,即白羅羅之類,近年以來稍變其故俗,而衣服、飲食亦同漢、僰,更慕詩書,多遣子入學,今亦有中科第者”。蒙化府(今云南巍山縣)“蓋自開設學校以來,聞禮儀之教,且近于大理,其今亦有所漸染者歟。”阿迷州(今云南開遠市)“民間之俊秀者,亦入學從師,受經取科貢,而風化其漸美矣”永昌府,古哀牢夷之地,正統間始建儒學之后,“選衛子弟之秀者而立師以教之,于是士風漸振,以讀書自勵而舉于鄉試者,科不乏人”,等等。這些府州縣,明代以前從未設學科考,即或設置學校,但讀書向學之風不振。在明朝前期的景泰年間,儒學教育已經開始普及到這些傳統的少數民族聚居區。隨著學校的設立,科舉考試的推進,到了嘉靖以后,“滇人士聞風興起,各地英才遂出,幾埒中州”。到了清代,隨著科舉全面推進,教育進一步發展,云南各地讀書向學風氣日盛,特別是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向學之風亦漸濃。康熙《馬龍州志》記載,馬龍州“其土著者有一種,衣冠飲食亦與漢人同焉,亦喜讀書,出自仕宦,代不乏人。”乾隆《趙州志》說:“白人,頗讀書,習禮教,通仕籍,與漢人無異”,清政府幾次增加云南科舉名額,有更多的知識分子中舉、考取進士,云南較邊遠地區的文化素質也得到了相應提高。雍正時改流的普洱府,原“人多頑蠢,……服飾率從樸素,崇信巫鬼,未革夷俗”,設學以后,“禮教漸興,骎骎有華風”。所轄威遠廳,漢夷雜居而興辦義學最早,光緒時已是“士知務學,里多弦誦”,當地民族“亦知誦讀,子弟多有入庠序者,崇儒重道,頗喜為善”;他郎廳,則是“聲教覃敷,間有讀書應試者”。寧洱縣“僰夷”,服食起居與內地人民不甚相遠,“念書成名,亦將化夷為漢矣”。清代傣族地區當地民眾對漢文化的學習風氣也日漸形成,社會風氣也有變化,如永昌府居平壩地區的水、旱擺夷,在崇佛教、學習“夷字夷經”之外,“亦間有讀漢書者”,到道光十年,“士知尚學,科第相仍……相尚以文”。從以上所引看出,云南的社會風氣正在向與內地一致的方向發展。

2.3.2社會風氣、風俗的改變科舉考試在明清云南實施之后,便以其強大的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使漢文化在云南廣大地區迅速傳播開來,并對社會風氣的轉變產生了巨大的導向作用,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對破除落后的風俗習慣和傳播儒家禮儀文明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科舉制的逐步發展,促進了儒學的日漸普及,以至于不少偏僻的少數民族聚居地都有儒學的存在。云南漢族士子及大部分少數民族子弟均能潛心鉆研儒家經典,接受儒家思想熏陶,這對改變該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道德文化、社會風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這種變化也絕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直到明代中后期才表現得比較明顯。天啟《滇志》對此有詳細記載:云南府,“民遵禮教、畏法度,士大夫多材能,尚節義,彬彬文獻與中州埒”;臨安府,“士秀而文,崇尚氣節,民專稼穡,衣冠禮度,與中州埒。人多畏法,少有不平,寧棄不爭。多愛清雅,敬老崇文”;永昌府,“士知向學,科第相仍”;楚雄府,“地當孔道,而不染于紛華。文教日興,士風馴實”;曲靜府,“習尚簡樸,頗信釋教”;蒙化府,“士人冠婚皆用家禮,民間相尚以樸質。飲食服用,視列郡為儉”;鶴慶府(今鶴慶縣)“文化丕興,科第不乏”;姚安府(今姚安縣)“士大夫樂談名理,民間相尚”;廣西府,“士知向學,民勤耕織,風化漸行,殊異夙昔”;尋甸府,“置流建學以來,其俗漸改,人文可睹”;武定府(今武定縣)“近建學校之后,舊習漸遷。俗尚樸魯,士民勤業”;景東府(今景東彝族自治縣)民眾“今漸習書史”;北勝州(今永勝縣)“置衛建學后,境土不驚,人文漸盛”。也正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貴州巡撫閻興邦曾奏請增加貴州鄉試中名額說:“仕進之路既廣,誦讀之士愈奮,邊地文化日益振興矣”(《清一統志•貴州志》)。隨著社會風氣、道德觀念的變化,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日常生活如衣著服飾、生活習氣、語言文字、思想觀念等也發生了或多或少的變化。如大理地區的白族“其平日之語言衣食悉恥其陋而革之,以游于禮教之域”;鶴慶府治附近“皆漢、僰人,今樂育教化,漸被華風,而言語、服食、吉兇、慶節之俗,俱變其舊矣”;永昌府在明中期“正統間始建學,……于是士風漸振,以讀書自勵而舉于鄉者,科不乏人”,其土著居民“言動服食,衣冠禮儀,悉效中土制度”;蒙化府“近城居者多漢、僰人,男女勤于耕織。會飲序齒而坐,婚姻必察性行,皆非前代之故習矣。蓋自開設學校以來,聞禮儀之教,且近大理,其亦有所漸染者歟”。北勝州近城居民“俗尚爭競”,但“近移立州學”,“聞禮義之教,其將有所變而化者歟!”。寧州“其民尚氣節,居于州之近者,家習詩書,人知理道,以氣節相尚,而恥污下之事。其仕于外者,往往有廉介忠勇之稱”。嘉靖年間,姚安府知府王鼎“禁婦人不得市易,惟事麻桑”,“姚俗為之一變”。尋甸建學之前,“諸夷雜處,習尚頑梗”,“置流建學以來,其俗漸改,人文可睹”。武定建學前,“松皮覆屋,蓑氈蔽身”,建學之后“舊俗漸遷。……骎骎有省會之風。”清代的景東直隸廳土著之人,“語言、習慣骎骎有三江風,而夷民之濡染者,亦漸知學官話,改土風”。導致上述變化的因素較多,但科舉制和儒學教育無疑是其中較為重要的因素。

3結語

篇(4)

關鍵詞:高職;英語教學;社會文化能力

美國教育家溫斯頓·布倫姆伯格曾說過:“采取只知語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養語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辦法。”語言與文化自古以來就是不可分割且相互滲透的。人類用語言創造了文化,文化反過來又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廣義上說,文化是指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風俗人情的總和。在教學中,我們常把文化分為兩個層面:即知識文化和交際文化。通常交際文化要比知識文化更直接地影響跨文化交際和言語中所蘊含的文化信息。對文化所包含的這兩個層面的熟悉、掌握、運用程度,就是我們要探討的社會文化能力。

中國加入WTO以后,社會對涉外人才的培養數量和層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業對外向型、復合型人才的培養要求也愈益迫切。高職英語教學作為高職教育與社會需求接軌的一個重要環節,日益受到重視。但從目前高職英語教學的現狀來看,還存在很多不足。例如:(1)高職學生入學成績參差不齊,英語基礎相對薄弱,閱讀、聽說能力也比較差。大約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學生只能進行最簡單的日常生活會話。(2)高職英語教學的師資力量不是原來中專學校或中學里過來的,就是剛畢業的應屆生。教學方法不能適應高職教育的特點,事倍功半。(3)在英語教學中,人們普遍忽視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認為英語教學的主要目的是語言知識的傳授,沒有把文化滲透和學生的語用能力相結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組織修訂的《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試行)明確提出了“以實用為主,應用為目的”的教學目標。[1]新的基本要求體現了以下特點:(1)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以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為依據,突出語言實際應用能力的培養。(2)以培養學生實際應用語言的能力為目標,突出教學內容的實用性和針對性,將語言基礎能力與實際涉外交際能力的培養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滿足21世紀經濟發展對高職人才的要求。(3)為適應改革開放對涉外業務交際能力的需求,加強聽說能力的訓練以及加強學生語用能力的培養,已成為高職外語教學的當務之急。

高職學生學習英語是為了進行涉外交際,高職英語教學應加強學生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但是,應用能力不但泛指應用語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語言運用到實際涉外交際環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稱為“社會文化能力”。應用能力是社會文化能力的基礎,社會文化能力則是應用能力的最終表現。因此,高職英語教學應以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為最終目的。

實際上,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在英語教學的各個階段、各個層次上都可以進行,它存在于語言教學的各個環節。

首先,作為高職英語教學引領者的教師,要轉變教學觀念。

海姆斯(Hymes)曾說過,外語教學旨在引導學生“在什么時候該說話,什么時候不該說話,對誰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談什么。”從這個意義上看,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語言能力與文化能力是不可分離、相輔相成的。對英語學習者來說,學習英語既是為了掌握一種新的交際工具,也是為了學習和了解其他文化;從教師教學角度來看,教授一門語言同時也是在傳授一種文化。教師不能只顧教授語言知識,也不能教語音的只管教語音、教語法的只管教語法。英語教學“只有考慮到文化因素,我們才能全面地理解語言行為”(Crane,1981),才能更有效地交際。由此可見,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更新教育觀念,把教學指導思想從“語言為本”向“以語言運用為本”轉變,以培養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為宗旨。

其次,教學模式也要作實質性的改革,具體描述如下:

以大綱為依據外語教師不能憑個人好惡予以取舍,而必須按大綱要求去做。要在仔細研究大綱,研究學習主體的入學水平、學習興趣、學習方法、個性差異等的基礎上準確施教。立足本校實際,加強集體備課,商定每一單元文化導入的內容、要求、重點、難點等。日常教學中適時融入介紹、告別、聚會、訪問等文化因素的講解,在不知不覺中讓學生領會“不僅要注意語言的準確性,還要重視語言運用的恰當性”,使其文化能力與語言能力同步提高。

課程設置及教材選擇課程設置應服從和服務于教學目標。高職院校大學英語教學既可以請外籍教師開設口語課、語言文化系列知識講座,也可根據自身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目標嘗試開設一些輔修課,如“文化與交際”、“涉外禮儀”、“外企文化”等。這樣,既能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又能提高學生對不同文化的領悟力和接受程度。另外,教材不合適也會影響教學效果,阻礙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因此,學校應選擇富含英美人實際交際中的“真實語料”的教材,在方便教師教語言的同時又能結合文化內涵展開教學活動。當然,教材內容應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學生有持續的學習興趣和參與其中的樂趣,同時也要使學生覺得“易學”和“好用”。另外,高職外語教學中讀、寫、譯的學習重點應是涉外應用文,所以教學素材的選擇在著眼于典型性的同時,也應注重實用性。在教學過程中運用典型性、實用性、趣味性強的語言材料對學生進行職業文化的培養。

課堂教學英語課教學要注重對學生英語應用能力的訓練,運用多種方式增加課堂語言實踐活動,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熱點話題辯論,實用文寫作等。要克服班級規模偏大、人數偏多的困難,實施教師為場外指導,學生為場上隊員的教學模式,使學生的語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另外,針對不同課型的課堂教學,教師應有意識地加強學生的文化意識培養。比如口語訓練中,讓學生學會句式表達的同時,也要讓學生了解該語言適合的語境、包含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現交際中的語用錯誤。因為缺乏文化背景知識的語用方面的錯誤,可能會引起嚴重的后果,聽者或許會認為是粗魯和惡意傷害的自然流露,從而導致交際失敗。[2]又如閱讀課中應加強風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紹,因為現今教材的閱讀材料多取自英美國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讓學生更好地領會其中的含義,增強語言功底。此外,在詞匯教學中也應注重文化介紹,因為詞匯中同樣也包含著極其豐富的各種文化信息。有些詞語因人們的生活環境、風俗習慣、歷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綜合起來的文化意識不同而在不同的語言中有著不同的內涵。如blue一詞,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顏色,還可代表心情憂郁;在中國,稱贊人家小孩的時候往往用“胖乎乎”這個詞,但英美人受社會文化影響認為“fat”是個貶義詞,因而不用“fat”而用“cute”。類似的例子很多,教師可以利用這些文化差異在詞匯教學中進行有意識的跨文化教育,培養和提高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考試項目的調整高職學生學習英語的最終目的是運用該語言進行成功的涉外交際。如果對學生語言學習的測試僅停留在知識點的考查上,那么最終導致學生只會用紙筆交流,掌握的只是用規則硬套的啞巴英語。因此,我們應提供多種測試途徑(聽、說、讀、寫),設置不同的語言環境,考查學生實際語言運用的恰當性和應對變化的靈活性,使語言學習真正為語言交際服務。

英語教師培訓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高職英語的師資力量相對薄弱,教學方法的墨守成規和師資隊伍的年輕化是兩個最大的問題。許多英語教師自身就缺乏對語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廣泛了解。因此,一方面教師本人應及時“充電”,進修專業知識、提高學歷;另一方面,高職院校應為英語教師創造更多的培訓機會,讓教師走出國門,感受英美國家的語言及文化環境。教師要具有較高的專業素養,才能在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時起到指導作用。

第二課堂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不僅限于課堂上進行,而且還可以充分利用其他渠道。例如,課余利用英語廣播電臺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語新聞、英語歌曲,或利用多媒體電教設備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這樣既能培養學生學英語的興趣,又可讓學生對異國的生活習俗、風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觀的感性認識。還可以請一些外籍人士與學生定期開展交流活動,或以講座形式向學生介紹國外的社會生活風貌等。通過這些方法獲得的文化背景知識更容易讓學生領會、掌握,從而培養了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再次,要明確語言教學與文化能力培養之間的關系。

當然,高職英語教學中不能因重視文化教學而忽視語言教學。我們應權衡學生水平、人才培養目標及教材內容等方面因素,處理好兩者的關系:第一,文化教學是為了加強而不是削弱語言教學,是為補充語言教學的不足,而不是取代語言教學。第二,要明確語言教學的范疇。就一個國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盤講授,一難于做到,二會使學生無所適從,最終不利于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故應有所選擇地講授。第三,語言和文化是隨著社會發展而發展的。所以在文化教學中應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不能嚴格遵守文化規約,這也意味著教師要與時俱進。21世紀,社會發展必將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交流愈加頻繁。因此,在高職英語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實際的涉外交際能力是最終目的。我們應在打穩、夯實語言基礎的同時多渠道地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從而促進不同語言、文化間的和諧交流與溝通。

參考文獻:

篇(5)

論文摘要: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企業文化的建設與研究備受關注。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之間的競爭主要表現企業文化的建設與發展。企業文化建設與發展成為企業競爭力的基石和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關鍵因素所在。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性應引起企業經營管理者的重視。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如何建設和塑造企業文化,將備受關注。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越來越表現為企業文化方面建設與發展,企業文化對企業生存和發展的作用越來越大,已成為企業市場競爭力的基石和決定企業興衰的關鍵之所在。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條件下,對企業文化的研究、運用和實踐顯得尤為重要。要以一種全面、動態、歷史和全球的經濟戰略眼光,積極營造以人為本、創新為本的企業文化,為企業經濟戰略發展與科學管理提供最有力、最長效的平臺。目前,企業文化又是企業管理中最模糊的領域,企業文化建設也是迄今為止對企業來說最具挑戰性的一環。企業文化建設與發展,賦予現代企業管理者一種全新的意義。

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對現代企業文化的研究

從企業文化現象的發現到企業文化研究的發展來看,應該注重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相結合、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思路與方法。使企業文化研究的新成果,直接指導企業建設與發展。當代中國企業文化的研究,主要應側重于以下方面:(1)在中國五千年文明背景下,探討和研究中國企業文化的發展方向,研究現代企業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和當代社會文化的關系,企業文化與企業發展、企業環境、企業發展和企業創新的關系等,提出適合中國基本國情、民情、社情的企業文化理論;(2)加強企業文化的應用研究,不斷提高企業的社會競爭力。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測量、診斷和評估.首先企業凝聚力方面,企業文化是企業的粘合劑,可以把職工緊緊團結在一起,把企業的利益和廣大員工的利益統一起來,在此基礎上,企業就能夠形成強大凝聚力,推動企業文化發展;其次是導向方面;導向包括價值導向和行為導向;再次是激勵和約束功能,企業文化能夠起到精神激勵的作用, 能夠將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調動與激發起來, 能夠將人們的潛在智慧誘發出來,使員工能力得到充分發揮。同時要有制度來約束, 約束功能能夠提高員工自覺性、積極性、主動性和自我約束, 提高員工的責任感和使命感。(3)加強企業文化的追蹤研究,企業文化的塑造不是一次完成的作品,要隨著企業的發展和變化做出及時的調整和改變,對企業文化追蹤研究的價值不可低估。

二、正確處理好企業文化與經濟、社會、人文等方面的關系

企業文化是在現代工業文明和市場經濟發展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種管理思想和理論,是社會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既是社會文化的一個方面,又是當今社會新經濟時代所倡導的價值理念,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改變著人們的觀念,從而為社會文化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豐富社會文化的內涵。當今社會,是網絡經濟、信息經濟、知識經濟等先進文化大發展大融合時代,企業經營管理者的文化素養,直接影響著企業文化的發展。企業文化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的很好體現,是通過企業家這個載體。企業家在長期社會生活中形成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直接運用于企業發展和企業管理過程中,形成獨特的、相對穩定的行為準則、行為規范、企業內部的文化氛圍和企業產品的文化品味。開放的、鼓勵創新的企業文化是企業不斷進取、不斷創新的源泉和基礎,而這樣的企業文化來源于企業家對社會發展方向的把握,來源于企業家對傳統文化的影響和對當代社會文化變遷過程的深刻理解。社會文化對企業文化發展產生影響的另一個途徑是對市場的滲透。不同的社會文化影響人們的價值選擇,社會文化的變化也會引起人們在價值選擇方面的變化,影響人們對產品的認同程度和心理需求。自上個世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居民的消費觀念由原來的注重產品的使用價值,轉變為在嚴格對待產品質量的基礎上更加關注產品的品牌、售后服務、環保性能和更新換代的前景,產品和服務的個性化、多樣化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歡迎。因此,企業在塑造企業文化、確定企業經營策略、新產品的研究與開發方向上,做出相應的調整,使產品、經營和社會文化之間協調與相容,在此基礎上,企業為社會提供的就不僅僅是一種產品,而且還是一種社會文化。

三、注重現代社會生活中人們的環境意識、生活品味在企業文化中的體現

當今時代人們的社會人文素質的不斷提高,對日益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不僅僅對數量方面有更高的要求,更加注意質量方面的提高。這些方面對企業生產和發展提出了新挑戰,而企業文化的建設是企業社會形象和聲譽的良好體現。對企業信譽不僅看企業的技術環保、人力資源環境、金融環境、投資環境、市場需求環境等,這些固然是企業發展所依存的客觀環境,直接影響著企業的短期效益和生存。此外,還有政策、法制、社會評價、公平競爭、社會信譽等主要由人為因素控制的社會發展軟環境,對企業文化發展的影響看起來較為間接,然而實際上對企業長期的經營業績和企業的競爭力有著潛在而深刻的影響。在經濟發展全球化、網絡化、信息化的今天,這些環境因素在21世紀呈現更加復雜的聯系和難以想象的變化,企業要立于不敗之地,就要在其發展戰略、經營策略和管理模式方面及時做出調整,通過對企業主導價值和經營理念的改革推動企業發展戰略、經營策略的轉變,形成企業文化競爭力。

參考文獻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

《現代企業管理》

篇(6)

關鍵詞:流行音樂;《中國當代城市流行音樂》

中圖分類號:J6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0)22-0077-01

“在近三十年的發展歷程中,中國當代流行音樂從最初的備受指責、邊緣化狀態逐漸地被社會認同,并從文化的邊緣逐步走向文化中心地帶,成為中國當代社會音樂生活中影響力最大的一種文化樣式 ”。一代又一代人,在不同時期不同風格流行音樂的伴隨下成長,王思琦學者也不例外。正是憑借著對流行音樂的切身體驗與濃厚興趣,使得王思琦開始了對流行音樂研究與思考,而《中國當代城市流行音樂》(以下簡稱《流行音樂》)一書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筆者認為此書的價值和特征可總結如下:

一、“厚重”的史料價值

所謂“厚重”,一方面是因為《流行音樂》一書僅正文就達282頁之多,再加上序言、后記等已接近300頁,拿在手中分量確實不輕。其次,論文參考文獻的數量也非一般,“由于論文寫作中參考的文獻數量極大,參考文獻的目錄有70多頁。……因此不再將參考文獻盡數列出”。除此之外,編者在前期資料搜集和整理的工作過程中可謂是下足了功夫,“在碩士論文寫作階段,他已經搜集了約七百萬字的資料。在博士論文寫作階段……重點查閱了中國當代流行音樂重鎮北京、上海、廣州三市晚報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刊載的所有流行音樂活動資料。……這些晚報疊加起來可相當于十幾層樓高”。

另一方面,《流行音樂》一書系統介紹了1978-2003三十年間中國城市地區流行音樂的發展狀況與歷史演變,全書共七章可分為兩個大的部分:(一)、第一章至第五章;(二)、第六章至第七章。在第一部分的五個章節中,編者以時間為線索,將流行音樂在中國城市的發展劃分為五個階段:起步階段(1978-1985年),第一個期(1986-1988年),調整期(1989-1992年),第二個期(1993-1996年),新的發展期(1997-2003年)。將散落在各處的紛繁雜亂的紙張碎片串聯成一本脈絡清晰層次分明的長卷,在客觀呈現了特定歷史時期中國城市流行音樂發展的基礎上,對每一個階段流行音樂的發展特點進行概況和總結,為后人研究和了解流行音樂提供了一種有效途徑和大量可供參考的文獻資料。

二、“嚴謹”的治學態度

關于治學的態度問題,曾有過這樣一句淺顯而又深刻的話語,即“做學問之前,要先學會如何做人”。然而在時代不斷發展的今天,因追求個人利益導致學術界的不正之風越加猖狂。即使是公然在網絡數據庫中出現的文章,雷同之事也是屢見不鮮。

在《流行音樂》一書中,編者引用了大量與流行音樂相關的多種樣式的文獻資料,尤其是在前五章的論述中,某些頁面上近2/3的篇幅都為引文內容。但是,幾乎每頁頁腳下都附有引文注釋,多則十幾條,少則三五條,所有引文一律嚴格標明出處。相對于報刊雜志而言,有關流行音樂研究方面的論著可謂是屈指可數。因此,要想完成對當代流行音樂不同時期資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就需要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對大量散亂的報刊信息的查閱之上。正如編者在后記中提到的那樣“只有在“描述”與“歸納”基礎上產生的“解釋”與“演繹”才是具有說服力的!”“書如其人”,從這本書中不難發現,編者在治學過程中的嚴謹,而這種治學態度的嚴謹很是值得我們推崇與學習。

三、“獨特”的研究視角

篇(7)

【關鍵詞】跨文化適應;來華留學生;現狀和影響因素

一、研究背景

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發展的同時,各國之間的教育交流活動也變得越來越頻繁,教育全球化形成了一個新的趨勢。在過去,主要是中國的學生走出國門,去往他國求學。而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中華文化的影響力不斷提升,漢語學習的熱潮與日俱增,前來中國留學的人數也在快速增加。來華留學生人數的增加給我國的教育體制和管理模式帶來了很大挑戰。同時,留學生來到中國這樣一個新的環境,勢必會遇到文化差異帶來的種種問題。能否有效地幫助來華留學生做好跨文化適應成為了一個大難題。留學生的跨文化適應情況不僅關系到本人的生活愉快和學業成敗,也會影響到留學生對東道國的評價,直接影響中國對期待來華學生的吸引力,間接影響我國在國際上的形象。因此,來華留學生跨文化適應的問題是一個值得學術界研究探討,并給出建議的一個議題。

二、跨文化適應的概念

跨文化適應即個人在變換環境時所做的心理調適,使其能在工作或生活方面減少沖突及壓力,在心理上增加舒適感及自在感。個體從一種文化背景進入另一種不同文化時心理和身體的反應過程即跨文化適應研究的內容(陳國明,2009)。學術界通常從兩個維度考察跨文化適應狀況:心理適應(主要以情感反應為基礎)和社會文化適應(主要是適應當地的社會文化環境的能力)(Kennedy,1992)。留學生由于“旅居者”和“學生”的雙重身份,對留學生的跨文化適應研究增加了一個維度,即從三個維度:心理適應、社會文化適應及學術適應,分別指的是留學生在面臨文化情境轉變時個體心理內部調整、個體與東道國社會文化、個體與東道國高校相互調整的過程和結果。這三個維度之間及相互聯系有相互獨立(朱國輝,2011)。

三、來華留學生跨文化適應現狀及影響因素

整體而言,從心理適應角度看,來華留學生總體上主要屬于輕度抑郁的群體。家人和親戚朋友是來華留學生心理適應問題的主要社會支持,而以中國本土老師和管理人員為代表的學校支持在心理適應中的作用并不顯著。來華留學生的社會文化適應屬于中等程度,很大程度受性別和國別的影響。另外,留學動機越強,適應社會文化的困難越低。同樣,中國的朋友和留學生家人親戚是社會文化適應的重要支持,而非中國老師和管理人員。來華留學生學術適應程度屬于中等。留學動機越強,學術適應困難越低(朱國輝,2011)。

從個體角度看,來華留學生的國籍、性別、漢語水平、來華時間、先前海外生活經歷等其他人口統計因素對留學生跨文化適應有影響,但學術界對其影響程度意見不一。例如,李萍(2009)將研究對象的漢語水平分為初級、中級和高級。三個級別的留學生在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和文化適應上不存在顯著差異,而在人際交往適應上的差異顯著。作者認為這是因為語言上的困難阻礙了留學生的學習過程和社會文化交際,導致他們的消極知覺。但是楊軍紅(2005)的調查卻得出不同的結論:漢語水平對留學生的適應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影響程度不明顯。歐美學生的語言能力和適應狀況比較一致,但是韓國和日本的留學生中漢語水平低的學生反而適應狀況好于水平高的學生。不同學者調查結果的差異不排除被試的人口統計數據差異帶來的影響,增加樣本量可能得出新的結論。

在社會環境因素方面,中國的社會支持因素對留學生適應的影遠遠大于文化距離因素的影響(楊軍紅,2005)。社會支持,這包括廣義上的國家和高校及狹義上的學生社團和個人組織。社會網絡支持能有效減緩生活壓力,有益身心健康和個人幸福。東道國和母國的文化都能成為有效的社會支持的資源,甚至來自東道國的社會支持對留學生認知和情感領域的影響更大。留學生通過東道國的社會支持網絡可以提高交際能力,減少過渡期的壓力(朱國輝,2011)。

此外,也有學者指出來華時間的長短也會影響留學生跨文化適應的調查結果。李萍(2009)針對68名來華的留學生的調查結果表明,留學生的社會文化適應處于中等水平。但是作者也指出,調查結果顯示社會文化適應處于中等水平的留學生不一定就像結果顯示的不存在問題,不能排除留學生來華時間太短,對中國社會文化的了解還比較膚淺,沒有深入,因此還未真正體驗到“文化休克”或是“文化沖擊”等問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對中國文化了解的深入,跨文化適應的問題可能反而會加深和凸顯。另外,很多留學生的跨文化適應問題在調查中體現不嚴重,但這也可能是由于很多留學生總是生活在自己狹隘的小圈子里,與外界接觸少,所體驗到的跨文化困難相對也少。

四、總結

本文著重考察了來華留學生的跨文化適應現狀及影響來華留學生跨文化適應的因素。來華留學生的跨文化適應整體處于中等程度。留學生的國籍、性別、漢語水平、來華時間、先前海外生活經歷等其他人口統計因素對留學生跨文化適應有影響。但是不同的學者對各個影響因子的影響程度持不同意見,有待后續研究著重探討。

參考文獻:

[1]陳國明.跨文化交際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2]Ward C,Kennedy A.Locus of control,mood disturbance and social difficulty during crosscultural transiti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1992

[3]朱國輝.高校來華留學生跨文化適應問題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主站蜘蛛池模板: 国产综合无码一区二区辣椒| 国产男女无遮挡猛进猛出| 中国精学生妹品射精久久| 国产va免费精品高清在线观看| 国内少妇高潮嗷嗷叫正在播放 | 亲近乱子伦免费视频| 国产欧美综合一区二区三区 | 夜夜春夜夜爽| 同性男男黄g片免费网站| 综合 欧美 亚洲日本| 色屁屁www影院免费观看入口| 暴力强奷在线播放无码| 国产麻豆成人传媒免费观看| 精品人妻大屁股白浆无码| 亚洲自偷自拍熟女另类| 亚洲av无码久久精品蜜桃| 亚洲 精品 综合 精品 自拍| 超碰97资源站| 亚洲av无码乱码国产精品久久| 亚洲国产精品ⅴa在线观看| 国产在线精品一区二区中文| 免费精品一区二区三区第35| 丰满少妇被猛烈进av毛片| 精品无码av无码专区| 国产精品亚洲а∨天堂2021| 国产亚洲一区二区手机在线观看| 中文字幕有码无码av| 国产丰满美女a级毛片| 色噜噜狠狠狠狠色综合久一| 亚洲av成人片无码| 精品国产av无码一区二区三区| 看片在线观看高清视频| 免费毛片a线观看| 色吊丝av中文字幕| 少妇bbb搡bbbb搡bbbb| 久久精品国产亚洲av水果派| 色综合久久久久综合体桃花网| 三年片大全电影| 亚洲av无码久久精品狠狠爱浪潮| 国产在线永久视频| 精品国产乱码久久久久久郑州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