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司法理念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入世后，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發生了顯著變化，對審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實踐中，一些審判人員角色轉換慢，遠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體現在刑事審判工作中，主要是以人為本的理念遠未樹立，重視發揮刑罰的打擊犯罪功能，對被告人合法權益保護不夠；重實體法，偏面追求實體公正，漠視程序價值，違反程序法辦案的情況時有發生；沒有樹立證據裁判主義理念，對事實的認定抓不著關鍵，舉證、質證、認證說理溥弱；對量刑的均衡關注不夠，個案量刑偏輕偏重，裁判不公現象影響了大眾對司法的公信度，作者就此幾個方面的問題展開論述，闡述現狀，分析原因，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

“理念”是柏拉圖哲學思想的核心概念，是指事物的原型或者說是永恒形態。今天，人們普遍認為“理念”主要是指一種完美的或指導性的觀念形態。作為一名法官，對證據的審查、事實的認定、法律的適用直至最后的裁判都會受理念的支配。它是法官對法律的認識，但比一般的認識和觀念沉淀更深，更具有穩定性、原則性和基礎性。裁判的理念是每一位法官在自己世界觀、價值觀的基礎上對刑事訴訟制度和刑事實體制度的一個綜合性、原則性的理性感知。

改革開放后，我國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生活方式和社會觀念等都發生了有目共睹的變化，法制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今日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秩序的穩定、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更要求法制建設同步運行，充分發揮保駕護航的職能作用。作為負有“打擊犯罪，保護人權”職責的刑事司法，其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領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愈益突出。近幾年來，經過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的不斷努力，我國的刑事司法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并日益朝著科學化的方向發展。但由于種種因素的影響，在刑事司法實踐中，無論是實體上還是程序上都存在著與形勢發展不相適應的諸多問題，客觀上制約了刑事司法之科學和公正目標的實現。筆者認為，在諸多因素中，思想觀念的轉變是第一要素。因為思想是行動的指南，沒有科學的思想，先進的理念，超常的睿智，就沒有開拓和創新可言，就無法應對紛繁復雜的客觀現實，更無法適應社會生活的日新月異和千變萬化。作為刑事司法工作者，尤其是一名從事刑事審判工作的法官，要想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做一名稱職的法官，其首要的任務是不斷加強學習，全面樹立現代刑事司法理念，并用以指導實踐，使裁判得以維護和促進社會的發展，而不是與社會的發展背離。結合司法實際，筆者認為，目前，應樹立如下司法理念：

一、樹立“打擊”與“保護”并重的理念

“打擊”與“保護”的涵義、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條開宗明義地規定“為了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根據憲法，結合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具體經驗及實際情況，制定本法”。這說明我國刑法的指導思想和根本任務是一致的，都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即是對少數犯罪分子實行，依法懲罰；對廣大人民實行民主，切實維護國家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這也是刑法作為人民民主工具的體現。“懲罰犯罪”也即是要鏟除社會上消極的、腐朽的東西，即犯罪，保衛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為促進社會的發展創造必要的條件。“保護人民”，也即是保護人民的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維護整個社會的安定秩序和團結局面。該條中的“懲罰”和“保護”，或稱“打擊”和“保護”，依筆者理解，二者實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是矛盾的對立和統一，雖然文字排列有先后，但其地位和作用并無先后之分，亦無輕重之分，我想立法者初衷亦如此。事實上，社會客觀現實也要求如此。既為矛盾的一體，在實際操作中，難免會常現“矛盾”，顧此失彼，輕重失衡，這在過去多年的審判實踐中突出表現為重“打擊”，輕“保護”。

重“打擊”輕“保護”的淵源。從社會初始分工的角度看，刑事司法制度的本源功能就是打擊犯罪。因此，世界各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都把打擊犯罪作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價值定位。無論是在古代東方國家還是在中世紀的西方國家，刑訊逼供在司法活動中的廣泛運用乃至合法化，就是這樣價值定位的表現之一。受“大公無私”等強掉社會利益的傳統價值觀念的影響，受“敵我矛盾”等階級斗爭的思維習慣的制約，我國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偏重于打擊犯罪的需要，而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權利的保護重視不夠，盡管經過近年來的不斷努力，情況有所改觀，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普遍存在著漠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權利的問題，在一些地方甚至情況還相當嚴重。如庭審中法官與公訴人一同審被告人，不能讓被告人充分發表質證、辯論意見，對待被告人態度蠻橫，帶著蔑視的口氣或目光，甚至剝奪或限制被告人依法享有的重要訴訟權利，使公訴人與被告人在法庭中的平等地位嚴重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挫傷了被告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損害了法律的尊嚴；有的地方嚴重違反審限規定，無視被告人人身自由權利，案件久拖不決，超期羈押；有的案件由于受過去“有罪推定”思想的影響，在事實不清，證據不確實充分，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情況下，不是作出宣告被告人無罪的判決，而是怕放縱罪犯，偏面地認為錯不了，憑感覺判案，直接作出有罪判決，或搞折衷，降格處理，嚴重踐踏了被告人的人權。

“保護”功能的彰顯。人是社會生活的主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以人為本和保護人權的觀念越來越受到各國人民的重視，并相繼在一些國家被確立為刑事司法的價值目標之一。自1980年以來，我國先后簽署了近20個國際人權公約。繼1997年簽署《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后，我國于1998年10月5日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2001年正式成為wto成員之后，我國批準并實施上述公約的歷史腳步越來越快。強調刑事司法保護領域的人權保障日益成為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課題，也理所當然會影響到我國刑事司法價值取向。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規定，公民“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公約》第14條第2款）；“所有被剝奪自由的人應給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嚴的待遇。”（第10條第1款）這充分說明被告人的人權需要特殊保護，被告人完全享有最低限度的程序，包括“不被強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第14條第3款第7項）。與之相適應，我國刑事立法已作了較大調整，肯定了無罪推定原則，但未從立法上承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權。我們在司法中執行的還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刑事政策，某種意義上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權。因此，在刑事審判領域，我們必須更新觀念，強化“保護”意識，使“保護”功能歸位，做好執行《公約》內容的準備，保證被告人享有受公正審判的權利，免遭不合法、不公正的刑事處罰，使刑罰真正發揮懲治犯罪和保障人權的雙刃劍作用。

“打擊”與“保護”的均衡。目前，世界上有些國家依然把打擊犯罪視為刑事司法的基本目標或惟一目標，其他利益和價值都必須服從于打擊犯罪的需要，為了打擊犯罪，司法機關可以不擇手段，不計成本，甚至不惜踐踏人權；有些國家則把保護人權，特別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看作是刑事司法保護的基本目標或最高目標，其他利益和價值都

必須讓位于保護人權的需要，為了保護人權，不惜犧牲司法效率，甚至不惜放縱罪犯。毫無疑問，一味強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保護，必然會影響到打擊犯罪的效率。這兩種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過去，我們重“打擊”，輕“保護”，現在發現問題了就要改正，但是我們要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走到輕“打擊”重“保護”的路子上去，不能用打擊犯罪的基本需要來換取人權保護的“美名”。因為刑事司法畢竟肩負著維護社會秩序和保護公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的職能，還具有打擊犯罪和預防犯罪的功能。如何在審判實踐中保持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這兩種價值取向的平衡，是一個擺在我們每一位審判人員面前的新課題，要解決這一課題，我們必須更新觀念，努力實踐，在追求審判的文明、重視在刑事訴訟中保護被告人乃至法院判決有罪的犯人的合法權利的同時，不能忘記刑事審判的根本任務還是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民。

二、樹立“實體”與“程序”并重的理念

“實體”和“程序”的涵義、關系。“實體”是司法的實體公正的簡稱，“程序”是司法的程序公正的簡稱。公正是司法的最高價值，是一個常講常新的話題。羅馬法學家凱爾斯曾把司法定義為“公正的藝術”。所謂司法的實體公正，即要求司法機關在審判裁決的結果中體現公平正義的精神。所謂司法的程序公正，即要求司法機關在審判活動中堅持正當平等的原則。前者的要旨在于審判結果的正確性；后者的要旨在于審判過程的正當性。如果把司法系統看做一個工廠，那么實體公正考察的是工廠生產出來的“產品”，而程序公正考察的是該“產品”的“生產工序”。雖然就一般情況而言，要保證“產品”質量就必須遵守科學合理的“生產工序”，而科學合理的“生產工序”也應該導致“產品”的合格，但是二者的考察指標畢竟不同。單純就實體公正來說，無論采用什么“工序”進行生產，只要“產品”合格就是公正；而單純就程序公正來說，無論“產品”質量如何，只要采用了科學合理的“生產工序”，就是公正。由此可見，司法的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是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一方面，兩者統一于司法公正，是相輔相成的；另一方面，兩者又有著相互區別的價值標準。雖然堅持程序公正在一般情況下就能夠保證實體公正，但是程序公正畢竟不等于實體公正，而且堅持程序公正并不必然導致實體公正，程序公正也不是實現實體公正的惟一途徑。在有些情況下，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甚至是相互對立、相互沖突的，追求實體公正就可能傷害程序公正，而堅持程序公正又可能犧牲實體公正。

篇(2)

隨著法官職業化、司法現代化進程的日益推進，法院文化建設這一命題越來越廣泛地受到我國司法界、學術界的關注和認同，一些學者、法官相繼發表了這方面的調研文章，許多法院將加強法院文化建設作為提高法院整體素質、促進公正與效率主題實現的有效途徑進行了有益的嘗試。由于法院文化建設在我國司法領域是一個較新的課題，其理論性和實際指導性都很強，法學界和司法界對該課題的基本理論、價值取向等理解不一致，司法實踐中各法院也只是根據各自的理解操作，故有必要加以研究。本文在研讀有關資料和深入調研的基礎上，試圖對法院文化進行多維度的分析，深刻揭示法院文化的內涵、本質、淵源、特點等，并就在法治框架下，如何建構法院文化提出自己的思路和見解。

一、法院文化的內涵

研究法院文化首先要界定文化的概念。不過，由于文化本身的多義性，對文化的理解往往因解釋者自身的觀念、意識、認知結構、教育背景等的不同，而呈現千差萬別的態樣。在西方，文化一詞來源于拉丁語culture，語義為耕作、培養、教育、發展，進而泛指人身和精神的發展、培養，人類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以及人類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在我國，《辭海》中將文化定義為：“從廣義來說，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來說，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文化本身是一個龐大的系統，法院文化作為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有其特別的屬性，它產生于法院這一特定的社會組織之中，是存在于法院群體有的文化。它既要遵循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共同準則，也應該有自己的特色。對于法院文化的概念，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迄今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筆者將各種提法歸納一下，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第一種“總和說”。認為法院文化是法院群體在長期的審判實踐和管理活動中形成的一種共有的精神，是其特有的、共同遵行的一種價值觀念、思維模式、行為規則以及與之相關聯的物質表現的總和1.第二種“精神現象說”。認為法院文化是法院以物質為載體的精神現象，是以價值觀為主要內容的法院精神、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第三種“群體意識說”。認為法院文化是法院群體在司法活動中所持的信念和價值觀念，包括法院精神、法院宗旨、占主導地位的管理形式、傳統和現實的特性等等2.上述幾種解釋，由于站的角度不同、概括的方式不同，得出的定義也不盡相同。“總和說”描述了法院文化的范圍，“精神現象說”突出了法院文化的核心，“群體意識說”則指出了法院文化的載體。盡管在描述上各有不同，但透過這些解釋，可以看出某些共性，概括起來，筆者認為法院文化具備以下特性：一是客觀性。法院文化是法院與生俱有、客觀存在的，我們現在提出構建法院文化，并不是因為原來沒有法院文化，而是因為認識到法院現有文化的建設力度跟不上法官職業化、司法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力度。二是發展性。法院文化是動態的，不斷發展變化的，其發展規律是從無到有、從抽象到具體、從散亂到系統、從單一到豐富的變化過程。三是指導性。法院文化對法院的整體行為和法院工作人員的個體行為起著指導的作用，對法院發展目標有質的規定性，同時通過整體的價值認同來指導法院個體行為。四是約束性。法院文化通過對法院群體成員行為形成一種無形的群體壓力，使法院倡導的群體共同意識在群體成員的個人價值觀念中內化，形成一種無形的標準，來操縱控制法院的各項活動。五是整體性。法院文化必須對法院的整體行為發揮指導與約束作用，僅僅作用于法官的個體行為，就不能成為法院文化。這種整體性表現為法院文化的全面性、長期性和獨立性。同時，法院文化作為一個整體文化，是法院全體工作人員、個體文化的集合與整合，是一種群體文化，其發展需要并由法院群體來推動。六是輻射性，法院文化一旦形成較固定的模式，就會對社會產生影響，就能讓社會公眾更加了解法院、了解法官。七是傳承性。法院現有文化有著歷史文化的蹤影，也必將在未來文化中找到蹤影。法院文化正是在有選擇地繼承歷史文化的基礎上發展的。八是特殊性。法院文化的特殊性在于法院特殊的組織目標、組織價值觀和行為方式3.特殊目標是實現司法公正，特殊的價值就是法律至上，特殊行為方式包括思維方式、交往方式等。

二、法院文化的淵源

（一）歷史淵源

從歷史上考究，中國古代從未出現過現代意義上的法院，由于當時司法與行政不分，司法權隸屬于行政權。在中央曾設立過專門司法機構，如大理寺。而在地方，司法機構則完全并入行政機構，不另設司法活動場所，行政長官同時也是司法官員。因此，傳統社會的法院文化較之于其他行政機構，在表象上，甚至在內涵上，幾乎沒有什么差別。我國現代意義的法院雛形出現在民國時期4，到了改革開放，中國真正開始法制建設后，法院才成為獨立的司法審判機構。二十多年來，逐步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法院文化。

（二）形態淵源

關于法院文化的形態淵源，也有很多種分法，有的學者從研究社會文化的角度出發，認為法院文化由表層的物質文化、中層的制度文化和深層的認知（精神）文化組成。有的則按“文化結構說”將法院文化分為制度文化、實踐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方面。筆者認為，法院文化的形態淵源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物質文化。是以有形的實物形態存在的文化，是法院在長期的審判與建設實踐中逐步積累的，凝聚著法院精神文化實質的，為了實現法院職責，推行法院規章制度和行為準則而創造的一切物質環境的總和，包括辦公環境、審判場所、司法裝備、生活場所等。二是管理文化。是指法院在從事審判活動、管理活動中形成的與法院司法精神、價值觀念等意識形態相適應的法院管理理念、管理方式、規章制度和組織機構等。三是行為文化。是指法院群體在審判活動、研究培訓、生活娛樂、人際交流中產生的活動文化。包括訴訟行為、法官的言行舉止、行為習慣等。四是精神文化。是法院文化的核心，是在長期的審判與管理實踐中，為實現法院發展目標和履行法定職責，由法院群體共同參與創造而形成的，為群體成員所認同和遵守的，推動法院群體繼續社會化的法院群體共同意識，包括價值取向、法院群體形象和精神、思維方式、人文品格、職業道德等。

三、法院文化建設的要點

（一）法院文化建設的關鍵是樹立現代司法理念

現代司法理念是法院群體為達到公正的司法終極目標，在對司法權本質特征及其運行規律進行理性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內心自由選擇的，堅定信服和推崇的，并在司法實踐中奉為最高行為準則的基本觀念。包括司法公正、司法中立、司法獨立、司法民主、司法公平、司法效率、司法廉潔等等。從一定意義上講，法院的物質文化、管理文化、行為文化是司法理念的外在表現，精神文化是司法理念的內在表現。是否確立了先進的現代司法理念，對于法院文化建設具有決定性作用。因此，必須教育、引導法院群體牢固樹立現代司法理念，以理念指導行為，將現代司法理念體現到每個案件辦理的每個環節，同時在法院文化建設中要處處體現現代司法理念。

（二）法院文化建設的核心是培育法院群體崇高的價值觀

法院文化的核心是法院群體的價值觀，法院群體價值觀決定著法官精神文化的基本格調和精神面貌，為法院審判與管理實踐規定了方向，同時決定著物質文化、管理文化、行為文化的內容。法院群體是否具有崇高的價值觀，關系到法院事業的興衰和成敗。將司法公正視為自己的生命和靈魂，這應當成為法院群體共同遵循的價值觀。法院文化建設的核心目標就是要讓這一價值觀始終占據法院群體的精神世界，成為法院群體精神世界的最高理念，把一切與之相抵觸的價值觀念從法院群體精神世界中清除一空。同時要將這種價值觀轉化為法院群體自覺遵守的行為規范，使其一切言行都嚴格約束在這一價值觀所要求的規范之中。要通過法院文化建設，引導和激發法官的自覺公正行為，充分調動法院群體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實現各項工作的協調發展。

（三）法院文化建設的基礎是堅持以人為本

法院文化作為一種“無形規則”，存在于法院群體的意識中，法院文化離開了法院群體根本無法獨立存在，“以人為本”是形成良好法院文化的基礎。在法院文化建設中，要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愛護人、關心人、培養人，通過說服教育、感情投入、關心體貼、形象影響、激勵尊重、心理溝通等，養成法院群體的職業尊榮，提高其思想道德素養，培養其命運共同感、工作責任心，培育其良好的道德風尚和行為準則，促使每位法官充分釋放其潛能，施展其才華，實現其報負。

（四）法院文化建設的靈魂是人文特色的法院精神

法院精神是法院群體共同價值觀念、發展目標、管理哲學、司法理念的集中體現，是法院文化的靈魂，是激發法院群體事業心和責任感的內在動力。它是人文精神和法治精神的有機結合，主要包括：法律至上精神、公平公正精神、崇尚科學精神、無私奉獻精神等。在法院文化建設中，法院應當結合法院群體思想實際和法院發展目標，注重形成自身獨特的法院精神，精心提煉出最適應本院發展，最有價值的精神，使之得到廣泛認同，以此作為一種精神支柱，一種共同的目標，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為準則，使法院群體緊緊圍繞設置的共同遠景，在法院精神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推動下，思想上高度統一，行動上高度一致，朝著既定目標奮力拚博。

四、法院文化建設的途徑和方法

篇(3)

    論文關鍵詞 伯爾曼 宗教 法律信仰 法律內涵 司法理念

    一、伯爾曼與《法律與宗教》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這句引文就在法律學者和學生們筆下和口中廣為流傳,以至于我們不得不對這句引文的出處予以關注,《法律與宗教》這本書和它的作者哈羅德·J·伯爾曼便成為了法學界研究的一個部分。

    伯爾曼出生于1918年,在那個年代出生的人不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都很容易染上“憂患意識”, 基于其兒時的經歷,伯爾曼在《法律與宗教》一書中表現出了沉重的危機感和對人類生存狀況的強烈關注,使得該書雖然有觀念的沖突,但也不缺乏理性的真知灼見和對未來人類發展的極富洞見的預言。通過對法律與宗教的深層次思考,伯爾曼從二者的歷史淵源角度論證了二者的關系。他認為,法律和宗教的共通性在于二者具有四個共同要素,即儀式、傳統、權威和普遍性。這四種要素是法律喚起人們對最高價值獻身的象征,同時也是法律與超理性價值相聯系的紐帶和方式,而社會的長治久安便是建立在法律與宗教的這種良性互動與融合發展的基礎之上。

    首先,所謂“儀式”,代表了象征著法律客觀性的禮節和程序,譬如法官的法袍、法庭的布置、開庭的出場秩序等等諸多儀式,通過這些嚴格的程序凸顯法律客觀、公平、正義的崇高價值理念,從而喚起人們對法律的信仰。 其次,歷經傳統沿襲、繼承下來的語言和習俗是法律延續性的一種標志。不置可否,幾乎所有的法律體系都是有效地建立在對過去的延續和發展的基礎之上的,具體體現在對法律相關術語的保留和法律實踐之中。就西方國家來說,遵循先例、維護法律的一致性和法律的傳統是其法治的最基本理念。再次,法律的權威,是法律得以順利實施的保障。沒有了國家強制力做后盾,再多的法律規范也只是一紙空文,毫無實際意義。最后,憑借普遍性,即主張法律與絕對真理之間的聯系的普遍有效聯系是正義原則固有的存在方式,社會道德和法律的基本精神是合乎社會秩序的要求,取得了社會的公認法律便擁有了約束力。

    縱觀西方法律發展史,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在其各個階段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通過與法律的相互滲透和制約促進了西方文明的發展。在此過程中,宗教被賦予了社會性,而法律被賦予了神圣性,宗教給與了法律精神支持和方向,法律又為宗教的崇高價值提供了切實實現的可能。因此,在《法律與宗教》一書中,伯爾曼認為沒有信仰的法律將會退化成僵死的教條,而沒有法律的信仰將會蛻化成狂信, 這也是伯爾曼式的法律信仰的實質理念。在西方世界曾經存在過將法律與宗教截然分離的情形,不僅使法律失去了神圣性,也使得宗教失去了社會性,導致了人們喪失了對法律的信任以及對宗教的崇拜。故此,伯爾曼提出,解決這種危機的辦法就是回復法律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法律性,而西方發展史證明了這一點是明智而且唯一的選擇。

    二、法律得以信仰的法律內涵

    伯爾曼所謂的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規則,它是人們進行立法、裁判、執法和談判的活動。它是分配權力與正義,并據以解決紛爭、創造合作關系的活生生的程序”。 實際上,西方法律的不斷演進就是建立在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觀念之上的,10、11世紀的教會法與世俗法并存,宗教的觀念促進了世俗法的發展;后來路德的宗教改革打破了教會法與世俗法并存的局面,從而把法律從神學教條中解放出來,并通過吸收傳統宗教的神圣觀念和主要價值使法律被賦予人的理性和信仰。因此,法律與宗教的相互依賴與融合是宗教改革和法律發展的重要連結點。

    法律的本質是法律作為社會核心的控制方式具有的作用和功能,伯爾曼所指稱的法律除了是一種維護統治階級意志的工具外,還是人類社會共同體的價值體現,是人類能清楚地對自身所理解的道德準則的表達。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原則、個人意志自由的契約原則、人人生而平等原則、良心自由原則以及天賦****原則等都是法律能夠被信仰的基礎性原則,在很大程度上,判斷一種法律制度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主要是參照上述原則的全力保障與實現。故而,法律得以信仰的受眾群體不僅包括法學家、法學研究者和法律工作者,還要覆蓋到整個社會大眾,從而實現一種整體對法律的認同與遵守。

    三、伯爾曼式法律信仰的實質和實現前提

    法律信仰的實質就是要人們有一種觀念,把這種信仰看作是一種法律精神的深層解讀和對人生終極目標的關切,通過自身內心感受和外部生活的結合和聯系,從而達到一種權利義務分配平衡、糾紛得以順利解決、公平正義得以彰顯、社會秩序得以很好維護的境界。因此,若要實現這種伯爾曼式的法律信仰,就必須滿足以下幾個前提:首先,人們思維和觀念的轉變,要對法律有一種全面綜合性的認識;其次,通過法律的實施人們可以充分保障自己的權益,即通過訴諸法律當事人可以得到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可實現的心理和物質上的公正;再次,法律的發展和延續要與本國國情相結合,我國借鑒和移植了外國許多優秀的法律制度或體系,為了減少法律在推行過程中的阻力,我們需要通過喚醒民眾的民族歸屬感來使其從內心接受于我國國情接軌的法律;最后,謹慎立法、公正司法、嚴格執法是保證法律信仰的最要環節。西方國家所謂的“民權”、“****”都是在宗教的影響下催生出來的,我國古代的法律也以“天罰”的神權思想為統治者提供了施行法令的合法性理由和依據,也賦予了法律神圣性。 我國現階段,之所以有不信任法律的現象發生,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傳統文化的傳承出現了斷層,古代優秀的法律文化和倫理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被摒棄,充斥著大量的負面情緒和糟粕氛圍,立法不完善、司法不公、執法不嚴給法律的實施帶來了很大的阻力。人們的觀念需要更新完善、社會的主流思想需要回歸傳統經典,只要深刻分析社會現狀和國情,然后從本源上杜絕法律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相信法律會成為社會的一種普遍信仰的。

    四、我國目前的司法理念

    從法律的本質和法律信仰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現階段的司法理念,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法諺有云“法律是沉默的法官,法官是能動的法律”,這是目前世界范圍內通行的能動司法理念。法律要想得到一種實質上的運用,需要由司法機關依靠公正來予以體現,就我國的司法獨立現狀來看,我們發現形勢不容樂觀,某些因素導致了我國的司法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程度上都相應的受到了不應有的外部影響。例如,某些主管機關和領導對案件的干涉和關切,使得法律最初的立法本意有可能在司法機關履職的過程中大打折扣;民眾,尤其是受害者及其家屬的情緒和群眾的非難使司法機關面臨嚴重的精神壓力;輿論的報道和跟進很有可能左右了司法審判的結果導向;錯綜復雜的人情世故、社會關系以及量刑的規范化標準模式都有可能妨礙司法公正,繼而使民眾不信任法律,不信任司法機關,更有甚者會仇視法律,做出偏激的行為。

篇(4)

論文關鍵詞 抗訴 調查取證權 邊界

檢察機關審查民事抗訴案件時擁有一定的調查取證權是其履行法定職責的必然要求，檢察機關能否進行有效的調查取證是維系抗訴正當性與有效性的關鍵所在。離開了調查取證，民事行政檢察工作則會成為對人民法院審判過程的簡單復核，難以實現有效保障司法公正的目的。既然調查取證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那么到底賦予檢察機關多大范圍的調查取證權才是合理的，對此我國民事訴訟法未作規定，理論界和實務界看法也很不一致。2001年，高檢院制定了《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辦案規則》（以下簡稱辦案規制），該規則第十八條規定了檢察機關在辦理民事抗訴案件中可以行使調查取證權的四種情形。這一由司法解釋對檢察機關民事抗訴中調查取證權邊界的劃定，雖未上升到法律層面，但其在抗訴實踐中的積極意義顯而易見，確立了有限的和規范的調查取證原則，體現了權力防控的自我意識和限制權力的法治精神。然而，隨著政治環境的變遷、審判制度的改革完善和法治進程的加快推進，檢察機關的這一司法解釋沒有做出系統性的修改，無法體現司法解釋鮮活流動的本性，致使檢察機關的這項職權在實踐中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檢察機關的調查取證權進行重新梳理和整合，盡快進入民事訴訟法規制層面，以適應司法實踐的需要。

一、檢察解釋中調查取證權行使情形的梳理

《辦案規則》第十八條規定了檢察機關可以調查取證的四種情形，其中有“（一）當事人及其訴訟人由于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證據，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證據線索，人民法院應予調查未進行調查取證的；（二）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互相矛盾，人民法院應予調查取證未進行調查取證的。”筆者認為這兩項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第（二）項的這條規定實際上是我國民事審判事實探知絕對化理念的具體體現。傳統訴訟制度以客觀真實作為訴訟的首要目標，強調審判人員認識案件事實的能力和責任，并在當事人雙方提供的證據互相矛盾時，要求審判人員以職權調查收集證據。長期以來，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導著我國的法制建設，并且這種路線滲透到法律制度本身之中。這種政治路線與民事司法實踐相結合的具體產物就是法官對民事案件客觀事實的執著追求，并逐步演變為指導民事審判的理念。這種事實探知的絕對化理念違背了民事訴訟的特征和客觀實際，并成為阻礙我國民事審判制度發展的瓶頸。隨著民事審判方式的不斷完善和現代民事訴訟理念的引入，2001年最高法通過了《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摒棄了這種理念，而是吸納了事實探知相對化的理念，確立了法律真實的價值追求，使證明責任從概念轉化為民事訴訟制度。《證據規定》第73條的規定集中體現了這一點。在當事人舉證互相矛盾以致難辨時，法院不是必須對該事實存在與否做出主觀判斷，而是通過“證明責任”這樣一種“裝置”將真偽不明的事實擬制成“真”或“偽”并做出裁判。相應地，檢察機關也必須按此規則行事，而不應越俎代庖、包攬調查，去探索和查證客觀事實。這樣既違背程序公正，也降低了訴訟效率，不符合現代司法理念。由于《辦案規則》的制定先于《證據規定》，《辦案規則》在設定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權時仍然建立在事實探知的絕對化理念之上。在理念發生轉化的情況下，這一規定已經失去存在的基礎。對于第（一）種情形，2007年民訴法修改時已經列為檢察機關的抗訴事由，即遇到法院應當調查取證而未調查取證的，檢察機關可以直接提出抗訴，無需補充調查取證，這主要體現了實體與程序并重現代司法理念，對法院侵害當事人程序權利的通過再審程序予以救濟，凸顯了程序正義的獨立價值，是民事抗訴制度的一大進步。

二、現代檢察監督理念與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權

檢察機關在代表國家進行法律監督時，須堅持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原則，以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檢察機關是憲法規定的專門法律監督機關，擔負著維護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的使命。檢察機關由人民選舉產生，理應執行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人民利益的宏觀表現則為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因此，檢察機關有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神圣職責。民事抗訴制度作為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為價值追求是理所應當的，這也是現代檢察監督理念的重要內容。由于抗訴權與調查取證權之間的主從關系，檢察機關的調查取證制度與抗訴制度兩者的價值追求應當是一致的，也就是說調查取證制度也要以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為價值追求。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社會經濟活動日益復雜化，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也常常受到損失。因此，應當賦予檢察機關在辦理民事抗訴案件中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調查取證權。這一點在《辦案規則》中未有涉及，應該說是一大遺漏。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司法理念，更在《證據規定》中得到了印證。《證據規定》第十五條規定，涉及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人民法院可以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賦予了法院主動調查收集證據的職權，實質上采取了國家干涉主義，以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中立是法院的生命，法院調查取證實質上有違中立的法律地位，因為證據本身就具有黨派性，要么支持一方訴訟請求，要么反對另一方訴訟請求，反之亦然。司法解釋之所以賦予人民法院主動調查收集證據的職權，這表明保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是比保持中立更重要的價值。既然作為中立的裁判者的法院都有保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義務，作為專門法律監督機關的人民檢察院更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三、抗訴事由的修改與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權

承認法律程序的獨立價值是現代民事訴訟理念的重要特征，程序正義受到了理論界和實務界越來越廣泛的認同。正如有學者所言“程序正義具有自身的獨特優勢，是可以把握的具有可檢閱性的法律規則。”法治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程序之治。由于我國法治社會尚不成熟，程序的獨立價值還未得到廣大法官特別是基層一線從事審判工作的法官的內心認同。因此，民事審判實踐中法官違犯法律規定，侵犯或剝奪當事人程序權利的情況常常發生。鑒于此，在程序與實體并重的立法理念下，2007年民訴法對檢察機關抗訴事由的規定突出了程序的重要地位，細化了法官違反程序的具體情形，使得程序的獨立價值在立法層面得以體現，并將檢察機關抗訴的事由由原來的4種拓展為15種情形，和當事人申請再審的事由統一。立法的這些變化必然影響到抗訴中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權的設置，這是因為調查取證權依附抗訴權，并為抗訴服務的。因此，在民訴法對檢察機關抗訴事由作出修訂的情況下，有必要對檢察機調查取證權行使的具體情形做出進一步的規范和明確。從司法實踐來看“（八）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應當回避的人員沒有回避；（九）無訴訟行為能力人未經法定人代為訴訟或者應當參加訴訟的當事人，因不能歸責于本人或者其訴訟人的事由，未參加訴訟的”，檢察機關需要調查取證才能查證是否屬于法定情形，有必要賦予檢察機關調查取證的職權，否則抗訴事由的規定只能停留在紙面上。這是因為認定審判組織的組成是否合法，需要查明審判人員是否具有審判資格，對這一問題的調查，需要檢察機關到相關機關調閱個人檔案材料來證明；對于審判人員是否存在法定的回避事由，需要查明審判人員與當事人的具體關系，這既是一個極具隱蔽同時又是一個錯綜復雜的問題，需要檢察機關尋找證人或調閱戶籍等材料認定，對這些問題的證明都是申訴人所無法完成的；當事人有無訴訟行為能力是個極具專業性的問題，必須通過專業機構來進行鑒定，同時，對于應當參加訴訟的當事人為何原因未參加訴訟通過審查案卷也是不能完成的，需要檢察機關找相關證人了解情況，以便判斷是否屬于客觀原因。

四、程序彈性與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權

證據收集本身的復雜性決定了在立法層面很難窮盡檢察機關應當調查取證的所有情形。為了提高立法的科學性，防止漏洞出現，有必要提高立法的程序彈性，賦予檢察機關一定的調查取證自由裁量權。程序彈性在現行的立法中有兜底條款、形容詞條款、基本原則條款和漏洞四種表現形式。設置檢察機關調查取證程序彈性條款時，可以這樣表述“人民檢察院在辦理民事抗訴案件中認為有必要調查取證的其他情形”。我國1991年的民事訴訟法在設定法院調查取證邊界時就采用了這種模式來提高程序彈性。實踐證明在對證據收集的規律認識還不到位的情況下，采用這種模式能夠避免立法漏洞，有力地提高法律程序的彈性和包容性。筆者認為在借鑒這種立法模式的同時，更有必要吸取其經驗教訓。現行的民事訴訟法雖然賦予了法院一定的調查取證自由裁量權，但是未能設置條文其予以限制，以致在后來的司法實踐中出現權力濫用的問題。鑒于此，筆者認為應當在立法層面對檢察機關的調查取證自由裁量權予以限制，防止其濫用。從民事訴訟的基本原理和民事抗訴的基本規律出發，應對這種自由裁量權作如下限制：（1）不能代替當事人舉證；（2）維護審判權威；（3）不能破壞法定的舉證責任；（4）檢察機關不調查取證有損公平正義的法律精神的；（5）保障訴訟程序的正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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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黨性涵養強化政治認識。該院接踵展開“發揚傳統、堅決信心、法律為民”、“群眾觀念大評論”、“社會主義法管理念教育”等主題教育運動，組織干警進行“三對照三檢查”，指導干警增強黨性涵養、堅決幻想信心、標準法律行為、改良任務作風。此外，該院還積極進行日常教育，不時豐厚教育運動內容，組織法官集體宣誓，組建合唱團參與多場紅歌會，播放赤色經典光盤5部，引薦赤色經典著作60余部，組織法官赴韶山觀賞新居，積極展開“黨員進社區、下鄉鎮、進企業”等運動，讓優異黨員法官參加轄區建立、效勞轄區農人。

構建交流平臺，強化進修認識。該院接納按期或不按期舉辦學術鉆研運動，展開念書交流，舉行法官論壇。以信息宣傳任務展開、學術論文鉆研、調研課題論證等為主題，組織展開了5次集體運動。此外，法官們還依據本人所學專業、地點部分以及小我興致，辨別構成民事、刑事、行政等鉆研小組，每組推舉擔任人一名，不按期的組織人人進行交流，不時提拔他們博采眾長、學致使用、明析法理、區分長短的才能。

發揚本能機能效果強化群眾認識。該院起勁培育群眾認識，樹立群眾觀念，踐行群眾道路，依據“司法依托群眾，群眾參加司法，司法效勞群眾，群眾認同司法”的任務要求，起勁知足群眾的知情權、參加權與監視權。為實在知足群眾司法需求，該院不時增強巡回審訊辦案力度，積極構建訴調對接的大調停格式，遴派優異青年法官構成宣講團走社區、下鄉鎮、進鄉村展開普法宣傳，不時推進案件庭審直播和裁判文書上彀任務，大大提拔了法院的公信力和群眾稱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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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司獨立人格 有限責任公司 公司人格否認

一、公司法人格否認的概念

其產生源于公司法人人格的異化和股東有限責任的濫用，最早是在英美法系國家的判例中出現的，之后為一些大陸法系國家所借鑒和采用。在德國被稱為“直索責任”，在日本則被稱為“透視理論”。就公司法人格否認的概念而言，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但可以從其產生的背景和一些經典論述中去探討它的含義。公司法人格否認是與公司法人格獨立相對應的一項法律制度。傳統公司法賦予了公司獨立的人格，公司應當具有自己獨立的意志，以其財產獨立承擔責任，股東則以其所投入的資本為限承擔責任，即為有限責任。

二、公司法人格否認的法律特征

1、以承認公司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為前提。雖然公司法人格否認具有否認公司獨立法人格的功能，但它針對的是具有法人格且人格被濫用的公司。如果公司未能成立或者雖然成立但因嚴重違法情節而導致成立無效的結果（如因嚴重違反法定的設立程序或者設立條件而被有關主管機構或者法院依法撤銷或者解散等）則不屬于公司法人格否認法理或制度適用的范圍。

2、公司股東濫用了公司人格，且損害了債權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當股東存在濫用公司獨立人格和股東有限責任的行為，法律在承認公司法人人格獨立和股東有限責任時，降低了股東的投資風險。同時也通過一些制度設計對公司和股東的關系進行了限制，以維護交易安全、債權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3、僅就具體個案中的特定法律關系否定公司的獨立法人格，不具有普適性。公司法人格否認“是對公司在某一特定情況下己經喪失獨立人格特性的一種確認和揭示，是典型的個案否定，是在追求法律關系的具體妥當性和實質正義性基礎上的一種反思性平衡”。它只是針特定個案，在該案中否定公司的獨立人格。

三、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的本質特征

公司法人格否認法理是指對照法人制度的目的，就某一公司而言，“貫徹其形式的獨立性被認定違反了正義、衡平的理念，并不對該公司的存在給予全面否定，而是在承認其法人存在的同時，只就特定事案否定其法人格的機能，將公司與其股東在法律上視為同一體。”由此可見，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的本質特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公司法人格否認的前提是該公司具備獨立法人人格

公司法人格否認在個案中具有否認法人人格的功能，但它針對的是法人人格被濫用的公司，這意味著公司法人格否認必須以公司有效成立為前提，如果公司根本就未成立或成立無效，那么公司無法人格可言，更談不上公司法人格的否認。雖然公司的成立需要具備法定的條件，但是在實踐中，不具備法定條件的組織由于種種原因也可能獲得登記并成立。

2、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是在個案中對公司獨立人格予以否認

公司法人格否認不是對該公司法人格徹底、永久的否認，只是對特定法律關系中法人人格的否認。公司法人格被否認絕不是對法人組織的撤銷（關閉），不具有絕對的對世效力，它只是 “基于法人制度的目的在存在一定要件的情形下，僅就成為問題的該具體法律關系，并且僅就該特定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其法人格的效力被當作不存在來處理”。

3、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是對失衡的公司利益予以事后救濟的法律規制

從根本上說，任何法律規則的制定和運用，都是一種利益的調整，公司法人格否認也不例外，其根本的功能在于通過追究法人人格濫用者對公司債務的連帶責任，對因法人人格濫用而無法在傳統的法人制度框架內獲得權益救濟的當事人給予一種法律救濟，是對失衡的利益關系的再調整和再補救，以體現公司法律所要求的將利益和負擔公平、合理地分配于當事人之間的法律規范目的。

四、建立我國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1、最高人民法院及時作出司法解釋

從目前的理論基礎與立法技術上看，對公司法人格否認理論的條文宜粗不宜細，對于法律條文本身所不能夠一一包容的內容，可以在今后通過司法解釋的方法進行規范，待以后各方面的經驗與技術比較成熟后，再在立法中對之作出相對詳細具體的規定。

2、實踐中重視判例的作用

在重視成文法的同時，雖然判例在我國不具有法律淵源的意義，但在立法尚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可以考慮司法實踐中由法官依據民商法誠實信用、權利濫用禁止等基本原則為法律基礎，發揮法官在特定條件下對法律進行解釋及法律漏洞進行補充的作用，通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突破現有法律的具體規定，實現當事人雙方利益與社會利益三者之間的平衡，以判例來解決公司法人格否認理論適用的問題。

3、公司法人格否認濫用禁止

“一切有權利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利，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利的人們使用權利一直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是對傳統法人制度的補充和完善，如被濫用，不僅是對公司法人制度的一種沖擊，是對該制度自身存在價值的一種否定，還有可能導致新的不公平、非正義發生。

五、結語

近年來，我國不少學者對公司法人人格否認理論傾注了濃厚的興趣，甚至不乏激烈的學術爭論，他們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公司人格否認的理論鋪墊與立法構想上，但是對于該制度在司法實踐中如何適用卻鮮有論及。筆者認為，公司人格否認案件屬于侵權案件，一般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分析方法對于判定股東是否存在濫用公司獨立人格和股東有限責任同樣適用。另外，公司人格否認案件作為訴訟案件也有其特殊性，管轄法院、當事人的確定、舉證責任的分配、判決的適用效力等一系列程序性問題都與一般侵權案件有所不同。當然，要使紙面上的法成為現實法，法律制度的運行狀態至關重要，這就需要司法機關加強自身的相關制度建設，從而真正彰顯各級法院的威信與效能。

參考文獻：

[1]江平主.新編公司法教程[M].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版.

[2]江平,李國光.最新公司法條文釋義[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

[3]朱慈蘊.公司法人格否認法理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4]孔祥俊.公司法要論[M].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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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家審判機關的人民法院，是緣于一定職業并且帶有一定地域性的以法官為主體的特定人群的集合，因此必然會形成一種特定的異于其它群體的文化。如果要給狹義的法院文化下一個準確的定義，我們認為，法院文化就是以審判為職業的一群人，在長期的審判實踐中所形成的共同的思想觀念、行為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其在物質上的體現，包括司法理念、價值標準、管理制度、行為模式以及語言、習慣、傳統等。

一般認為，法院文化由四個層次構成，即表層的物質文化、淺層的行為文化、中層的制度文化和深層的精神文化。表層的物質文化是指由法院的建筑、設施和裝備等所構成的器物文化。它主要包括法院辦公樓、審判樓、審判法庭、法院的徽志——華表天平、獨角獸等。淺層的行為文化是法官群體在審判活動、研究培訓、生活娛樂、人際交往中產生的活動文化。中層的制度文化是指法院在從事審判活動、管理活動中形成的與法院司法精神、價值觀等意識形態相適應的法院規章、制度、組織機構等，這一層次是法院文化中規范人和物的行為方式的部分。深層的精神文化是法院文化的核心層，是指法院在審判活動、管理教育活動中形成的獨具法院特征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它包括司法精神、法官的職業道德、工作目標、群體意識和行為規范。本文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討論我國的法院文化的建設的。法院文化對法官隊伍發揮著整合、導向、凝聚、規范和激勵等作用，先進的法院文化一旦形成，就會成為約束法官的非正式規則，從而使法官放棄一些不適宜的行為習慣和利益取向，而謹慎地約束自己的言行，維護整個隊伍的形象，提高隊伍的素質。

從歷史上看，我國從來沒有出現過現代意義上的法院，法院文化自然無從談起。現代意義的法院雛形出現在民國時期[①]，由于戰爭的影響并未形成現代意義的法院。解放后，由于計劃經濟和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因素，現代意義上的司法體系終未建立，真正意義的法院也只是虛幻的“空中樓閣”。改革開放后，隨著民主法治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法治已然成為時代的主題，尤其是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法院才真正回歸其獨立審判的職能，并得以迅速發展和完善。作為根植中國特色文化土壤之中的法院文化才逐漸興起，特別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以至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把人們對文化的認識和注意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國的法院文化也得以迅速發展。

二、法院文化對于法官隊伍建設的意義

文化為人類所創造，同時，文化又使人類受到制約。文化被人類創造出來以后，就形成人類生活的文化環境，影響和制約人們的生活，這一切都是文化的功能使然。文化對于人類生活的影響，既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作用。積極的文化可以促進人類社會生活的發展進步。先進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是先進的生產力的反映和體現，是人類文明積累和發展的結晶，同時又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類社會前進提供思想指導、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而落后、消極的文化乃至反文化（如“”組織和它的歪理邪說）則會阻礙、破壞人類社會的發展。

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依法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人民法院在國家法制建設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示范作用和影響力。法院文化作為上層建筑中社會意識形態——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建設現代司法文明、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特別是在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和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著名學者賀衛方教授在一次法院文化研討會中講到：“我們的法院對法官文化或者司法文化建設的重視并不是一個偶然事件。法官是今天社會中的一個獨特的行業。這種差別不僅體現在所管轄或處理的事務方面，更體現在人們處理事務或行使權力所運用的方式、思考和分析問題的方式、語言的風格、外部行為的風格等諸多方面。概括地說，法官之所以稱之為法官，正是他們具有這種不同的文化。在法官中培育這樣的文化，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上形成一種理解司法職業特殊性、理解司法獨立重要性的文化氛圍，這樣的文化建設工程對于司法改革的重要性可以說是怎么強調都不過分的。”賀衛方教授的講話，深刻地提示了法院文化對于法院建設的意義。

1、優秀的法院文化對法官隊伍起到一種指引和導向的功能。濃厚的文化氛圍、先進的文化方向，對于法官隊伍法律知識結構的改善、法律思維方式的培養和法官職業自豪感的培育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法院文化又有利于法官隊伍形成榮辱與共、同舟共濟的團隊意識和大局意識，增強法官隊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能更好地服務于為社會穩定、國家發展的大局。

2、優秀的法院文化能約束法官的行為舉止，使法官在內心信念的約束下，自警自律，自覺地維護法院的良好形象，為法院的建設奉獻力量。現代司法理念是法官群體為達到公正的司法終極目標，在對司法權本質特征及其運行規律進行理性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內心自主選擇的、堅定信服和推崇的、并在司法實踐中奉為最高行為準則的基本觀念。在先進文化司法理念的指引下，法官能更好地樹立思想品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在行為、形象、紀律、作風等方面，遵循法官職業道德準則，使外在的規章制度、管理規范變為自己的自覺行為和理想信念。約束法官隊伍的規章制度是各層次、各類別的，從職業道德到單位紀律，從部門規章到國家法律，從檢察監督到人大監督，從輿論監督到群眾監督，應該說是全方位、非常健全的，但我們應該銘記一句話，那就是不論任何時候，制度都是由人去執行，都是靠人去遵守的。但只有把外在的監督和法官內心的自覺服從結合起來，制度才能用活，才能得到更好地遵守。

3、優秀的法院文化能對社會公眾產生巨大的影響。法院文化作為人類文化的一種，它與其他文化必然會產生互動和相互影響，進而對社會公眾的法律意識的提出起到輻射和促進作用。法院的審判、執行等工作，時時處處與廣大的社會公眾利益產生直接的聯系，法院文化通過具體的審判、執行等工作得以體現出來，從而使社會公眾都能感受和了解法院文化，擴大法院文化的影響。

4、優秀的法院文化能激勵法官的干勁和工作熱情，使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并從中實現自我素質的提高和個人發展。這是法院文化的一種激勵功能。在以往的論述中，我們往往都是從國家和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待問題的，但不可否認，國家和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也是為了人的需要和生活質量的提高，“以人為本”是社會發展的永恒主題。作為社會成員的一類，法官這個群體同樣有人的需求和追求。正確看待這個問題，才能使我們更有針對性的制定針對法官隊伍的規則，才能使我們地工作少走彎路，才能使我們的隊伍少出問題，這也是對法官隊伍的愛護和對法官這個群體的尊重。法官群體是社會精英的集合，法官職業對于他們來說，決不僅僅是一個謀生的手段，更是出于對法律的信仰，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譽。法院文化所宣揚的司法理念，公平與正義、效率與公平、清正廉潔、秉公辦案、司法文明等理念，使法官對自己所從事的職業產生強烈的熱情和信心，從而調動起法官愛崗敬業、謹慎裁判的積極性，在實現審判工作公平與效率的有效統一、司法文明的同時，也使法官自身的價值得到了體現。

法院文化是由法官這個職業共同體在其職業生涯中基于對法律的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思維模式而產生的結果。文化的形成相對于群體的產生來說具有一定的滯后性，但是文化具有其自身的穩定性，會在較長時期內對某一群體產生一種規范、引導和制約的作用。因此，良好的法院文化也會對法官的行為提出更高的要求，有利于一支高素質法官隊伍的形成。

三、法官隊伍建設對法院文化的推動作用

人是社會發展的源泉力量，文化與群體緊密相連。具體到法院文化中，法院文化的形成、發展與法官也是緊密相連的，法官是法院文化建設的主體和最活躍的因子。我們在以往的工作中往往只注意到法院文化對法院工作乃至法官隊伍的促進作用，而經常忽視法官隊伍對法院文化地形成和發展的推動作用。其實，法院文化的形成與法官隊伍建設是一個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過程。只有先進的群體才能產生先進的文化，因此在法院文化的建設中要大力提高法官素質，這也是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的。

法官素質是指法官的思想品德、專業知識、業務能力、價值取向、審判經驗、情感意志、生活經歷和生理狀況等內在因素的綜合。“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近墨者黑，近朱者赤”，環境對人的影響早已為人們所熟知。因此，在法院內部營造一種濃厚的學習氛圍，充分利用環境對人的積極影響，引導和促進群體成員“以學習為榮、以學習為樂”，進而純潔法院風氣、優化內部環境，對于提高法院群體素質、培育先進法院文化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就目前法院狀況而言，應當樹立“只有學習才能提高素質”的觀念，大力倡導和鼓勵學習，積極營造“要學習、講學習、愛學習”的濃厚氛圍，影響群體成員將學習變成自覺的意識和行為，只有學習成為人的工作、生存需求，并進而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變成一種愉悅需求時，群體成員的學習潛能就會得到極大的發揮、學習價值得以充分體現，整體素質自然就會提高。

同時，法官運用司法權裁判案件并自負其責不是純粹的照搬法律條文與事實的機械活動，而是富有人性的創造性活動。英國近代著名法官科克認為，法律上各種案件“是由人為理性和法律判決來決定的，而不是由自然理性來決定的；法律是一門科學，在一個人能夠獲得對它的認識之前，需要長期的學習和實踐。[②]其關注的便是素質問題。根據我國法官法的規定，法官素質主要包括政治素質、業務素質和品行素質。在政治素質上，法官應擁護憲法，并忠實地執行法律，忠于人民；在業務素質上，法官應有精湛的法律專業知識、熟練的審判業務能力和豐富的辦案經驗，須通過嚴格的任職資格和業務培訓加以保證。在行使審判權時除了要扮演自然人角色，更重要的是扮演好社會人角色，接受社會主體對自己品德的期待和監督，而不能感情用事，唯有如此，法官才能真正成為法律的使者、公正的化身，才能在法院形成良好氣氛，促進良好的法院文化的形成。

總之，培育先進的法院文化，必須大力推進法官隊伍建設，全力打造法官職業共同體。法院文化的主體是法院，而法院的主體則是法官。因此說，法官隊伍的狀況如何是法院文化建設的主要決定因素。目前現有法官隊伍的整體素質和總體狀況亟待提高。誠然，我們可以通過始終不斷的理想信念教育、人生觀價值觀教育、形勢政策教育、黨性黨風教育以及職業道德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活動加大“教化”的作用。但毋庸質疑：教育不是萬能的。最根本的解決途徑是大力推進法官隊伍職業化進程，全力打造法官職業共同體，使法官成為法律理念的塑造者、法律傳統的信守者、法律秩序的締造者、法律運行的領航者、法律正義的完善者，以其共有的法律精神、法律理念、法律思維、法律方法和法律語言，崇高的司法品格和精英化的司法能力來體現現代的法院文化。同時，輔之以相應的制度對法官進行約束、規范，并且用制度將已經形成的一部分先進的法院文化固定下來，力爭做到，通過法官素質的提升形成良好的法院文化，現有的良好的法院文化又能提升每一個法官的素質，實現法官與法院文化之間的良性互動。

注釋

[①]參見蒲堅主編：《中國法制史》，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301-305頁。

[②]諾內特、塞樂茲尼克.轉變中的法律與社會〔M〕張志銘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第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