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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維特根斯坦 哲學思想 比較研究
維特根斯坦是當代西方哲學中最具個性和創造力的哲學家之一。他的哲學思想深深地影響著后輩哲學家和其他領域的學者。我選取較具代表性的論文,對近三年的關于維特根斯坦的比較研究進行綜述概括,以此來掌握對于維氏近年來的研究發展動向。
1.《維特根斯坦與弗雷格:繼承與超越》(謝群、宋艷玲,《當代外語研究》,2011年2月)
作者從概念文字和語境原則兩方面入手,分析前后期維特根斯坦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看法,嘗試剖析維特根斯坦思想內部的一致性,以及他對弗雷格的繼承與超越。作者認為,前后期維特根斯坦的思想中仍然有很多相輔相成的方面。具體得出如下結論:第一,從概念文字來看。弗雷格的概念文字的核心思想是把自然語言表述的語句抽象化。維特根斯坦在概念文字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形式語言,批判日常語言存在的不足,在語言中為人類的思維劃定界限。維特根斯坦比弗雷格更加深刻。第二,從語境原則來看。弗雷格提出的語境原則服務于他的邏輯思想,目的是給數學提供清晰的邏輯基礎。維特根斯坦將這種思想應用于自己的哲學體系,目的在于建立自己的命題函項理論,進而構建意義圖像論。
2.《語言批判:毛特納與維特根斯坦的交叉點》(謝群,《外語學刊》,2010年第1期)
作者從語言哲學角度出發,詮釋毛特納的語言思想,探討前期維特根斯坦對他的批判,以及后期維特根斯坦對他的回歸。得出如下結論:毛特納繼承了休謨的極端懷疑主義傳統,堅持徹底拋棄語言的觀點。前期維特根斯坦反對他不負責任的完全否定,認為日常語言在邏輯上是完美的,只不過語言掩蓋了思想。后期維特根斯坦認為,日常語言完全適合人們的日常應用。只不過在對語言有特殊要求的人看來,它才顯得不夠精確,如哲學家或語言學家。后期的維特根斯坦在很多方面和毛特納相似,具體表現為:(1)毛特納和后期維特根斯坦都認為語言是一種沒有本質的社會現象。(2)在關于語言的比喻中(把語言比作游戲、城市,等等),毛特納和后期維特根斯坦也有很多共識。(3)關于人生的神秘情感更加能明顯表現出他們的相似之處。(4)他們始終追問的問題相同。這表現出兩者對語言的高度關注。
3.《“語言共性”與“家族相似性”――維特根斯坦和喬姆斯基語言哲學思想比較研究之一》(范連義,《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O11年第1期)
作者就維特根斯坦和喬姆斯基語言哲學思想進行了比較。維特根斯坦主張“家族相似性”,而喬姆斯基執著于“語言共性”。作者得出如下結論:喬姆斯基的普遍語法研究是人類的一個美好的愿景。但這是一個錯誤的構想。或許根本就沒有什么所有語言都適用的普遍語法,這種語言間所謂的共性只不過是維特根斯坦意義上的家族相似性而已。即使有這種共性存在,我們也不可能對這種存在進行清晰的定義和描述,數學上也證明了這一點。人類的認知活動雖然表現為對確定性和必然性的追求,但更重要的意義并不在于獲得確定性和必然性的知識結果,而在于追求確定性和必然性知識的過程。
4.《概念史與語法考察――伽達默爾和維特根斯坦的概念考察比較》(王曉豐,《社會科學》,2011年第2期)
作者為了探明大陸哲學和英美哲學的概念考察的差別,分別選取了伽達默爾和維特根斯坦,以此審視兩種概念考察方式,以期就此對概念考察亦即對哲學本身有所把握。作者得出二者的區別如下:(1)伽達默爾主要以概念史來進行概念考察,而維特根斯坦從語法考察來進行概念考察。這代表了兩種進路的概念考察。伽達默爾考察概念的歷史演變,所要把握的是概念意義的多種層面,把握概念意義的豐富程度;維特根斯坦考察概念的當下狀態,意在揭示意義的自然呈現,所以語法考察是要把握概念意義的自然理解,把握概念意義的當下有無。(2)伽達默爾更多關注哲學家們對概念的使用;維特根斯坦則更多倚重自然語言(或者說日常語言)中概念的用法。(3)伽達默爾雖注意批判但更強調建設,即強調“概念發明”;維特根斯坦則雖注意建設但更重視批判,即“概念澄清”。
5.《言、象、意關系新論――從海德格爾與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思想解讀》(張茁,《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2009年1月)
本文的立意很新穎。作者從海德格爾與維特根斯坦的語言之思入手,力圖在對言、象、意三者關系的探討上開辟出新的路徑。海德格爾的生存論語言觀與維特根斯坦的日常語言學以不同的語言風格共同道破:“語言里所凝聚的存在是什么樣子的,語法是什么樣子的,我們就只能那樣來述說現實。他們共同表現出了對人類生存和認識有限性的關切,并深刻揭示出了語言與存在的共生互動關系,意義的生成是處于不斷運動狀態之中的,語言與存在(生活形式)可以說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作者把代表著西方哲學精華的思想與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中的言意之思相融合,得出如下結論:盡管三者的運思方式不同,卻殊途同歸地將“象”作為達于世界本質的媒介或牽引,讓“(意)象”、“(物)象”、“(現)象”本身說話,去開啟世界、顯現本真之意蘊,使得自古以來有關言與意之間的悖論與張力,從哲學本源上得到了解釋。
從以上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出,雖然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批判不同于其他哲學家,但是他的理論卻是對其他哲學家的批判、繼承與超越。以上學者關注了維氏的比較研究,而且不斷地挖掘比較的新的切入點,使對維氏的研究更加豐富多彩,這也無疑給以后的學者開辟了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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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涂紀亮.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思想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3]陳嘉映.語言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關鍵詞:道德哲學;負責任;巴赫金;哲學解讀;哲學
一、巴赫金個人的哲學歷史和內涵
巴赫金(1895—1975),是俄國文學的哲學家、符號學家和思想家,有著“超越了當代所有人思想”的美譽。巴赫金是出生在俄羅斯奧廖爾州,舊時的貴族家庭。他的父親是個銀行經理,曾工作在幾個城市。他的著作在倫理哲學和語言學方面引起了各種學科學者的工作啟發,如哲學,心理學,人類學。但在20世紀20年代,他沒有成為眾所周知的哲學家,直到他由俄羅斯學者在20世紀60年代研究到巴赫金的學術論文后,他才結束了長期的窮困潦倒和社會邊緣化的生活,人類這才得以獲得一個科學家、思想學家巴赫金,之后甚至為其頒發了“20世紀最重要哲學家”的稱號。之后巴赫金有3次被學術界發現。第1次是1960年前蘇聯世界文學所的青年研究員在研讀書籍中,無意中發現了巴赫金的學術論文。第2次是1970年代,人們發現了巴赫金關于語言美學和語言說的著作。然而在之后不久,巴赫金就由于年齡的緣故離開了人世。而第3次發現則是在1980年代,人們把關于巴赫金倫理哲學方面的文稿整理出版,瞬間引發了學術界的轟動。然而直到今天,有關巴赫金的寶藏仍然沒有被挖掘完全。在國內,曾經也盛興過一段時期的巴赫金美學和巴赫金文學熱。關于巴赫金的道德哲學方面,直到今天仍然沒有被系統、成文地整理出來。這讓我們不禁感嘆,巴赫金的精神世界是多么的龐大,創造性思維是如此的超前絕后。我們還需要對巴赫金的多數著作認真鉆研、予以解讀,這對于我們如今的科研工作、改革教育現象十分有好處。而關于巴赫金的《負責任主體道德哲學》,是我們這篇文章主要探討的對象。
二、巴赫金的第一哲學解讀
什么是第一哲學?巴赫金所給出的答案是:第一哲學可以揭示存在即事件,但巴赫金的第一哲學指的并不是統一的文化創造,而是有關于文化統一和唯一存在的即事件哲學。根據巴赫金的第一哲學論述,我們可以明白其中“統一”指的是涵蓋了世界觀和現實生活、人文風貌、理性感性之間的綜合統一。而巴赫金的第一哲學中“唯一”的含義指的是事物當中所帶有的具體性、歷史感和獨特性。當我們開始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以自己對存在感受的唯一性參與條件和基礎,借此來實現來到那個世界時,正是巴赫金的第一哲學的體現。但同時,我們不應改變把巴赫金的第一哲學認識局限在那之內,巴赫金的第一哲學只能是以實際的現實行為作為主體目標,如果不從實際的現實行動中為起點,就無法體會到實際的存在。我們所采取的行為并非是通過臆想和自己的內容中了解到的,而是在自己實施行為的具體過程當中理解。在接觸了統一和唯一的事實概念后,從整個存在當中理解,并且去試圖把握到整個的自己。切記不可以將自己具體采取的行為看作一個外部觀察、具有距離感或者進行思考的行為。而是要通過內在的聯系,從行為內部通過他的責任來觀察理會。雖然第一哲學最初是由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提出的概念,然而其主要完善都在巴赫金的第一哲學中得以體現。巴赫金將道德哲學當作首位研究,批評了19世紀至20世紀中其他社會主流的理性主義哲學。巴赫金的第一哲學明確指出:當下情況中的現代哲學都脫離于理性主義,然而卻從根本上浸透了理性主義的意識傾向,即便有的哲學思想出于有意的擺脫這種意識傾向,仍然無法徹底擺脫理性主義的影響。在巴赫金的第一哲學的理論當中認為當下的理性主義有這兩個大的成見:(一)理性主義都認為只有合乎邏輯的東西才是合理清晰。(二)理性主義將客觀因素當作理性因素對待,把主觀性、個體差異以及個人因素視作非利息的和偶然的因素,甚至將這些因素和主觀的理性主義對立起來。而巴赫金的第一哲學則認為人的一切行為和感受意識價值都是屬于人的,這一切的課程和存在意義都是圍繞人所誕生出現的,這是一個可以思考、可以觀察、可以愛惜的過程。從中我們理解到巴赫金的第一哲學不僅超出了當代的哲學思想,并且從中吸取了存在主義哲學、以人本為中心哲學等現象哲學的哲學成果,同時根據自己的思辨建立了新的道德哲學。于是在之后巴赫金的第一哲學研究方向上,巴赫金的第一哲學認為我們是不可能對抽象因素進行完整有序地解讀的,這個世界的原理、規律和概念都只能作為對自己行為世界的現象描寫,所發生的事件也不過是從價值角度對世界的體驗感受罷了,而那些正是由我們的現實行為所構建。這種具體、個人、無規律的世界當中存在著一些普遍因素,就是他們在構建過程當中會具有的共同點。而巴赫金的第一哲學之所以能引起學術界的轟動,正是因為巴赫金的第一哲學從根本上改變了道德哲學的研究方向、研究對象、構建模式和研究目標。這也是巴赫金的第一哲學區別于歷史中其他也被稱作第一哲學的不同之處。
三、巴赫金的道德哲學中道德主體責任感在整
體性生活中的參與在巴赫金的道德哲學中,他根據不同的特點將人類生活分成了藝術、生活和科學領域。這三種文化是內在有機聯系的,這里不討論科學,主要討論藝術和生活的關系。在巴赫金的道德哲學當中,巴赫金的道德哲學指出藝術往往是人們對于現實生活中的逃避,若想真正的參與藝術,就必須將生活原理化。其中關于生活和藝術的內在統一性表現在人們應該能相互的承擔起相互責任以及相互過失。例如田園生活中的人民要明白生活的富足是他精神世界、藝術的缺失,而詩人也應該承認潦倒、困苦的生活是他的詩歌的缺失。巴赫金的道德哲學中認為,現實生活和藝術生活往往是分裂的,一方面是客觀存在的世界,一方面則是抽象難以界定的世界。如同面向不同方向的雕像,是無法對唯一和統一的世界作出一致化。巴赫金的道德哲學認為人是存在于現實生活和藝術理想生活的范圍間隙當中,然而如何具體化這種文化世界和生活世界中的區域呢?巴赫金的道德哲學認為只有那些現實中存在的唯一性事件才能讓這塊區域唯一、統一。這也就是巴赫金所提出的參與性思維。他指的是一種過程思維,我們在自己為主觀感受的全部生活中采取著行為,所采取的每個行為都是自己生活中行為過程的一個單方面。也就是說,在我們看待的世界當中,我們所采用的思維模式是對待自身的行為僅僅負責唯一行動的思維。巴赫金曾經說過:“我與我所發生的一切事件,都是在我個人的情感意識語調當中進行的。”不過這種強調主題的道德哲學參與性思維,并非是指一切都要以自我為中心,一切都應該只為自己考慮。其實恰恰是相反的意思,參與性思維的更深層含義就是指只有站在了自己的角度,唯有從自身的唯一地位出發,人才能做得出犧牲,才可以成為負責任的道德主體。巴赫金的道德哲學強調,只有通過實際自身承認的行為參與,才能將自身的思考和統一、唯一的存在事件融合,只有在這種行為的基礎上,才有產生以我自身情感為主導的負責任行為。讓自己的每一個行為、感情表達、語言表達、愿望、思想、境界、靈魂都成為負責任的行為。在巴赫金的道德哲學當中,他把這種負責任道德主體哲學思想認為是一種可以充實自身、他人存在的唯一,是絕對的出自本我意識的行為。雖然在現實的實際生活當中,人并不是思想精神水平時刻保持平衡的,但人的理性也并非如同想象中那么嚴格,對于現實的參與并非是能夠時刻充滿理性的。因此,巴赫金才在這種基礎上提出了負責任道德主體哲學,提倡讓生活變得像藝術那么美好,讓生活和藝術相互承擔責任,讓藝術存在于生活之間,這其中就寄托了巴赫金對于藝術世界的渴望和熱情。
四、巴赫金的負責任道德主體哲學在教育中的啟示
道德哲學中的負責任道德主體對人的精神世界影響是繁雜、難以界定的。根據過去的資料記載,巴赫金曾經在1930年專門研究了以教育為主體的哲學思辨,從一個人的精神成長為研究對象,觀察哲學教育對于人的精神成長的關聯。而記載表明,雖然說道德感在社會生活中有著明文的規范和責任要求,但每個人的道德、精神面貌都是個性化和多層次的。這些個性化也是影響個人精神世界的主要力量。而教育作為人類社會實踐的主要組織成分,我們必須清楚育人就是教育的核心靈魂,把人培養成負責任道德主體,其過程是十分困難的。需要創造足夠多面向生活、高度關注個人特點、獨特性的感官世界,讓主體可以在創造的環境當中進行有益的思考,并且在實踐過程中分享、交流、體現和負擔起道德責任。因此,好的學校德育教育必須從現實的生活中抓起,以往的知識德育傳授、重復性宣傳教育已經不適應當下發展。只有充分發揮以自我負責任道德主體為目的的教育,才能讓德育獲得更多成功。在近些年,已經有一些學校從巴赫金的道德哲學當中獲得了啟示,開始培養有個人道德美感的德育教育,推動了素質教育的前進。而巴赫金的道德哲學中反應出的道德美感和哲學思想也正映襯了我們如今要倡導的積極參與生活、加大個性化教育發展等教育方向。也正是因為如此,巴赫金的道德哲學直指了我們現實生活當中的道德品質。
五、總結
通過前蘇聯著名哲學家、思想家巴赫金的道德哲學討論,我們認識到巴赫金的道德哲學主要是致力于建立一個藝術思想世界和現實生活世界相互統一、唯一的整體性世界。在整體世界當中,我們才可以更好地關注世界中人的存在,關心自身所擔負的責任,成為負責任的道德主體。這些哲學思想對當下的社會方方面面都有著重要啟示意義,也正因為這些思想璀璨的價值,也更值得我們去努力探索和學習。希望可以通過本篇文章,對社會現狀、品德教育產業做出一點幫助。
[參考文獻]
[1]祝克懿.互文性理論的多聲構成:《武士》、張東蓀、巴赫金與本維尼斯特、弗洛伊德[J].當代修辭學,2013(05).
[2]朱小蔓,楊桂青.關于負責任的道德主體如何成長的一種哲學闡釋——基于對巴赫金道德哲學的解讀[J].全球教育展望,2011(02).
論文關鍵詞:后期;哲學;語言觀;啟示
一、維特根斯坦哲學思想綜述
上世紀的頭20年是維特根斯坦哲學的前期階段,其思想主要來源于弗雷格和羅素,強調以邏輯構造世界,用邏輯分析的方法澄清命題的意義。對邏輯實證主義產生了深厚的影響,前期的代表作為《邏輯哲學論》(1921)。30年代之后他的思想發生重大轉變,他部分地受到摩爾、萊姆塞以及19世紀的德國語言學家毛特納等人的影響,注重正確使用日常語言,強調語言的不同用法和語言的約定性質,代表作為《哲學研究》(1953)。后期研究的實質是對語言和事實的區分,尤其是對日常語言的表達方式和用法的研究,注重語詞的意義和應用。
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語言觀前后期也發生了很大轉變,前期研理想語言,認為語言是現實的邏輯圖畫,這些觀點都嚴重脫離了生活形式;他在后期轉向了研究日常語言,認為語言的意義重在使用之中,尤其是在日常生活的背景之下研究語言的使用,提出了重要的理論——家族相似性。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觀表現在三個方面,分別為家族相似性、規則“悖論”和私人語言,他的這些語言觀給現代哲學研究和語言研究帶來了很大啟發。
二、家族相似性的啟示
維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性來界定語言游戲間的關系,把語言游戲的關系比作家庭成員的關系,描述了語言之間的相似性,但否認語言本質說。關于維特根斯坦批判語言具有本質這一點,國內外很多研究維特根斯坦的學者觀點不一,但是家族相似性促成了認知語言學范疇化理論的產生,給語言學帶來了新的研究視角,這一點兒無人能否定。
維特根斯坦說:“《邏輯哲學論》并不全錯,它不像冒充鐘的一袋破爛貨,而是像一只不告訴你正確時間的鐘”。這句話足以說明盡管他否定自己前期所提出的觀點,但是也并沒有完全拋棄。維特根斯坦的前后期哲學思想雖然迥然不同,但是并不意味著前后兩種哲學的完全對立,不管是在主題還是表達思想的方式上,都存在很多相似性,主要表現在一下幾個方面:(1)前后期哲學思想關心的主題如何用思想表達語言,盡管兩者對語言的認識不同,但是這兩種哲學都是對語言的批判。前期批判的是很多哲學家認為語言存在本質,并且澄清了命題意義的提出主要由于人們誤解了語言本質;后期是對其前期語言觀的批判,提出哲學的目的在于治療人們由于誤用語言而產生的理智疾病;(2)前后期的哲學思想都認為哲學是一種活動,徹底否定了傳統哲學所認為的哲學是一種理論體系的看法。在前期,他把澄清命題意義看作一種活動,后期則把語言看作一種游戲;(3)前后期在處理哲學問題的方式上也有相似之處,維特根斯坦不認為哲學存在真正的問題,所有哲學當中存在的問題都是由于人們誤用語言導致的,最終通過分析的方法消解了這些問題;(4)維特根斯坦前后兩種哲學的相似之處在于看待形而上學的態度上,對于“可說的”和“不可說的”的看法上,還有在關于哲學和科學關系的問題上。維特根斯坦關于可說的東西可以顯示的思想在他后期思想中得到了繼續,后期思想顯示了不可說的東西,在這一點上,其前后期思想存在內在的邏輯聯系。
前后期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思想存在著一定的連貫性,后期并不是拋棄了前期的思想,只是轉換了一種視角來觀察和分析問題,兩者之間存在深刻的家族相似性。
維特根斯坦在前后期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哲學,但是前后期思想之間的連接點究竟是什么?或者說前后期思想的“家族相似性”是什么?
(一)前期維特根斯坦哲學的理論基礎是關于意義的問題,這一問題也成為他后期哲學的出發點。他在《邏輯哲學論》中關心的中心問題是命題和詞的意義是什么?對于這個問題,他和羅素的觀點一致,認為詞或名稱的意義就是它所指的對象;同時也贊同弗雷格的看法,認為名稱只有在命題的語境中才有意義,命題的意義在于它所描述的事實之間的關系。前期維特根斯坦認為意義問題與真假有著密切關系,而在中期則發生了轉變,但是他仍然堅持:“一個詞只有在命題的語境中才有意義”。并且他還明確指出:“一個命題一旦被解釋為必然為真或為假的,那么它就是完全獨立于實在的,因而不再行使命題的職責了”。在這個時期,對于語言的意義與外在對象的對應關系,維特根斯坦已經變得不再像以前那樣堅信了,這種對應關系開始變得相對自由了。他的這種觀點得益于威廉·詹姆斯的實用主義哲學,并且詹姆斯對于意識活動和經驗現象的微觀分析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維特根斯坦對于語言意義的認識,他將命題的意義由命題與外在事實的對應關系轉變為命題與經驗的關系,這樣的轉變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實用主義特征。
(二)關于意義的證實問題,在《邏輯哲學論》中維特根斯坦指出只有建立于邏輯規則基礎之上的理想語言才符合世界的邏輯結構,然而這種觀點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開始發生了變化,主要有表現為:1、維特根斯坦開始放棄早期的圖象理論,從理想語言轉向日常語言,注重語言的實際使用;2、擴大了命題的適用范圍,把命題看作了與假設具有相同的含義,并且經常把這兩個詞交替使用。
以上是導致維特根斯坦思想發生轉變的內在因素,也可以看作語言研究的一種視角的轉換,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將視野轉向了廣闊的人類社會的語言世界。前期思想為后期理論的提出鋪平了道路。
三、規則“悖論”的啟示
維特根斯坦的規則悖論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樣,是乍看無奇卻又無言以對,難以解答的。維特根斯坦認為遵守規則是語言游戲的不可或缺的條件。我們在玩兒一種游戲之前必須得先了解游戲的規則,不了解規則,就無法進行游戲。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在語言有中,并不需要先了解規則再進行游戲,規則只有在游戲當中才能得出。這樣就產生了一個悖論:我們是在不知道規則的前提下進行語言游戲的,而又只能在遵守規則的條件下從事語言游戲。這說明了規則悖論的出現不是語言游戲和遵守規則之間的矛盾,恰恰是理性思考在語言游戲面前碰壁的結果。
以克里普克為代表的人把維特根斯坦的“規則悖論”看作類似于休謨式的懷疑論悖論,并進而將維特根斯坦看作一個懷疑論者。主要是因為克里普克認為維特根斯坦的規則悖論觸及了包括邏輯和數學的人類理解的每一方面,休謨的懷疑論觸及的僅僅是對于世界的經驗和認識,他們在本質上沒有區別。這種看法也遭到了以麥基(c.mcginn)為代表的很多哲學家的批評,他認為缺乏理由不是產生懷疑的必然前提,我們不能向懷疑論者證明我在思考,但是并不代表我不會思考問題。還有英國哲學家貝克和哈克在他們合著的《懷疑論,規則和語言》中對克里普克的錯誤觀點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們認為我可以知道什么行為符合什么規則,以及一種規則所應該采取的具體步驟。
維特根斯坦認為,行動的原因不能由規則加以確定,不是每種行動的原因都可以根據規則而得出。由此概括出,遵守規則是語言游戲的靈魂,也是一切人類行為的靈魂,繼而成為人類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因而在語言游戲中要遵守規則,并根據規則的不同確定不同的語言游戲。正如任何游戲一樣,語言不僅需要規則,而且是由規則決定的。遵守規則是語言游戲的核心內容,不遵守規則,語言游戲就無法進行。但是我們在使用語言也就是進行語言游戲時卻意識不到規則的存在,遵守規則并不是語言游戲的組成部分。“我只是盲目地遵守規則”,但是這里出現了一個問題:這些語言游戲的規則是怎么獲得的?換言之,是先有規則還是先有游戲。就像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一樣,這里就出現了規則悖論。
我們可以說游戲決定規則,也可以說有什么樣的規則就會有什么樣的游戲,下棋游戲是由正在從事這種游戲的人決定的,而游戲規則是通過不斷的從事這種游戲顯示出來,人們通過反復的參與這種游戲,然后掌握規則。盡管語言游戲和語言規則孰先孰后我們無從知道,但我們要進行語言游戲必定要了解相應的語言規則,了解或掌握這些語言規則的前提條件是什么呢?維特根斯坦給出了兩種不同的情形:在第一種情形下,游戲的規則和目的均已給某個人解釋一遍,他掌握了這些規則,然后就可以進行相關的游戲活動;在第二種情形下,某人只是通過觀察和操練就掌握了相關的規則,而從未直接學過這套規則。我們在語言的游戲中獲得語言的規則,規則的獲得離不開相應的語言實踐,規則還隨著語言游戲的變化而發生相應的改變。
所以,進行語言游戲必定要在游戲中遵守規則,也只有遵守規則才能從事語言游戲,二者密不可分,至于孰先孰后,就產生了規則悖論。
悖論是理性思考在語言游戲面前碰壁的結果,維特根斯坦認為解決悖論的關鍵在于參與到語言游戲中去,在語言游戲之外無法談論遵守規則或違背規則。只有在語言游戲當中,語言的真正意義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生活的價值才能真正體現,主要是因為語言游戲本身就是人們的一種生活形式。
維特根斯坦認為一切理論上的矛盾或悖論都只能在人類的習慣性活動中得到解決,基本類似于黑格爾對康德“二律背反”的解決。黑格爾利用理念的辯證運動解決了“二律背反”,而維特根斯坦將理念的運動變成了人們的實際語言活動,以動態的眼光看待悖論,把悖論放到運動或者活動中去解決。因此,維特根斯坦極其聰明地在毫無意識的情況下用辯證法化解了語言游戲中的規則悖論。
四、私人語言的啟示
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說:“私人語言中的個體詞指的是只有說話者知道的東西,指的是個人當下的私人感覺,別人不能理解這種語言”。所以“私人語言”具有下面幾個特點:首先,這種語言的內容只有說話人自己才理解;其次,是說話者自己當下的私人感覺;然后它的參照系不是公共的可觀察的對象;最后,這種語言的本質具有私密性和不確定性,無法和外人交流,甚至說話者自己都難以把握。根據以上幾個特征,這種語言無法實現交流和溝通的目的,確切來說根本不能算作真正的語言。所以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表明私人語言存在的不可能性,并提出了著名的“反對私人語言的論證”(privatelanguageargument)。
可以想象,只有說話者本人所理解的語言是極其荒謬的,這種語言隔絕了內在意識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關系,只是孤立地存在于內在意識范圍之內,這與語言的公共性這一特征是相悖的。
維特根斯坦反私人語言是反對私下地表達個人感覺的可能性,私人語言出現的癥結就是人們患上了誤用語言的疾病。他的私人語言論證是想從根本上解決這些難題:人們是如何從直接的、私人的感性知識達到公共的知識的?這也是著名的“自我中心困境”。
關于私人語言的存在與否,有待進行深入研究,難道維特根斯坦的論證就是鐵證嗎?或者說按照維特根斯坦的推理,這些表示私人感覺的也就是當下感覺的詞可能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就像理想語言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一樣。維特根斯坦反對私人語言的論證是對傳統哲學觀念的一種重要批判,傳統哲學認為只有每個人自己的思維或語言才是最直接、自明和無可懷疑的。比如笛卡爾認為“我思故我在”,也就是把個人的意識狀態看作最確定無疑的存在;康德認為私人語言能夠成為客觀的經驗判斷;現代經驗論認為私人語言可以建構公共語言。以上證明私人語言的存在是近代哲學存在的前提之一。維特根斯坦對私人語言的攻擊正是否定了近代哲學存在的前提。
五、結束語
關鍵詞:;哲學;課堂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19-0243-02
《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簡稱“概論”)是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程體系的核心課程,承擔著對高職學生進行中國化教育的任務,在高職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有特別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程體系中,沒有開設“基本原理”(簡稱“原理”),又采用的是面向本科生的全國統編教材,致使高中階段沒有系統接受過理論教育的高職學生,對中國化的缺乏深度的理解,難以有學習興趣和內化素質。授課時教師對“概論”課的難易程度不易把握,費力費時且效果差。又皆因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缺乏哲學的闡釋支撐,難以形成堅定的理論自信。中國化的對的歷史繼承性、發展性,要求教師加強高職“概論”課哲學思想滲透研究(簡稱“哲學滲透研究”),發揮哲學的理論力量和邏輯力量以及學術價值的魅力,使中國化的獲得理論源頭的闡釋和支持,增強中國化理論成果的科學性、真理性和“概論”課教師的理論自信,在“概論”課堂上進行滲透,增強和提高“概論”課的實效性。
一、“哲學滲透研究”的主要內容
“概論”(2013年修訂版)于今年秋季開始使用。無論是“概論”新修訂的教材編寫,還是教材所承載的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都體現了豐富的哲學思想;即使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也蘊含著深刻的唯物辯證法。“哲學滲透研究”就是以“概論”教材中反映的中國化的所蘊含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所蘊含的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以及“概論”教材編寫所體現的哲學思想為研究對象,在研究的基礎上,與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相融合,在“概論”課堂上采用滲透的方式,對高職學生進行哲學思想滲透,幫助高職學生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二、“哲學滲透研究”的目的和必要性
1.“概論”包含豐富的哲學思想,“哲學滲透研究”旨在哲學層面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國化的,增強中國化的理論自信。“概論”的主線是中國化,主題是中國化的。在“概論”課堂滲透哲學,基本的目的是使中國化的得到哲學層面的闡釋,對中國化的形成堅定的理論自信。無論是中國化的歷史進程,還是中國化的每一理論成果及其之間的關系,都蘊含和體現了的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體現了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概論”教材的編寫和結構章節的安排,也具有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就要求教師通過對“概論”課“哲學滲透研究”,在哲學層面,即最高層面深刻把握“概論”教材,從哲學源頭上得到理論支持和邏輯論證的力量,形成堅定的理論自信,對“概論”教材獲得全面的、深刻的、準確的解讀,提升“概論”課堂的教學學術品格,進一步增強“概論”課教師的思想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為教材體系向教學體系轉化、高質量地完成教學任務和實現教學目標奠定理論基礎。
2.彌補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設置的不足,旨在實現“哲學滲透研究”與“概論”課教學目標和教學任務的統一,增強“概論”課的實效性。“哲學滲透研究”及課堂實施滲透,最直接的目的是彌補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程設置和教材偏深偏難的不足,增強“概論”課教學的實效性。學好“概論”課,深刻理解中國化的內涵,必須具有基本理論和中國近現代歷史常識,這二者是中國化的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原理’課主要幫助大學生弄清楚什么是?如何堅持和發展?從而幫助大學生掌握世界觀和方法論,從而整體上把握科學內涵和精神實質,為深刻把握‘概論’課所講的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奠定理論基礎。”“高職院校出于培養目標和辦學要求的需要,不開設‘原理’和‘綱要’課,并不等于‘原理’課和‘綱要’課的基本精神、基本知識高職大學生不需要,而這一任務又落到了‘概論’課上。②”加之高職學生在高中階段沒有系統地接受過理論教育,因此,高職學生在學習“概論”過程中暴露出理論基礎差、理解困難、情感薄弱、認識膚淺、興趣不高、動力不足,缺乏聯系、思維片面,概括分析能力差、教學實效性不強以及難以內化形成思想政治素質等一系列的問題。這就要求教師必須針對學生的實際,通過挖掘“概論”課教材中所蘊含的哲學思想,通過課堂滲透,發揮哲學的理論邏輯力量和學術價值的魅力,增強中國化理論成果的說服力和感染力,提高學生對中國化理論成果的真理性的認識,激發其學習的動力。并通過哲學滲透作業題訓練,深入體驗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時代性、真理性、科學性,培養高職學生學會和運用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堅定在黨的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想信念。
3.培育學生終身學習生活的根本方法,旨在實現“哲學滲透研究”與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統一,發揮科學理論的指導作用。“哲學滲透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培養和確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人的精神世界豐富多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則是其中最核心作用的部分,是精神世界的靈魂,人們的思想言行,特別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思想言行,歸根到底是受其支配的。世界觀是人們對整個世界的總的根本的看法,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不可能脫離自己與自然、與社會、與他人的關系,要想正確處理這些關系就必須有正確的世界觀作指導;人生觀是人們對諸如人生意義、人生目的、人生價值、人生道路等人生重大問題的根本看法和態度,這些都是每一個人無法回避的問題”。常言道“做學問、做事業,首先要學會做人”,這個道理普遍適用于我們每一個人,對于人生觀正在形成時期的大學生尤為重要,“因為人生觀實際上就是做人的道理,是做人的向導,是選擇人生道路的指南,它從根本上決定著一個人對社會進步所起作用的性質和大小。”在學習型社會的今天,高職學生“學習哲學,提高自己的哲學素養,才能在學習、工作和生活中比較自覺地運用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培育和形成所需要的終身學習、學會生活的根本方法。“價值觀是人們對于外在的對象和自身活動的意義和價值的評價”。在經濟社會的今天,價值觀中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看待和解決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關系,即如何處理個人利益與集體、國家利益的關系,個人理想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系。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不可能自發形成,而通過哲學滲透哲學思維的訓練,則是高職學生培養和確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一條有效的途徑。
三、“哲學滲透研究”的原則
“哲學滲透研究”圍繞“概論”課程展開。“概論”的課程內容是主體性的,滲透是輔的。因此,在處理“概論”主體和滲透服務的關系上,要把握好以下幾個原則。
1.堅持滲透適度的原則,把握好主與次的關系。“概論”課程是主體性的,哲學滲透內容是輔的。雖然,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和理論成果包含和體現了豐富的哲學思想,但是“哲學滲透研究”之運用不能超越“概論”課的主體地位,它是為全面、準確理解中國化的服務的,不能為了滲透而滲透,否則就淡化了“概論”課程的主體內容,偏離了“概論”課的教學目標,大量地擠占“概論”教學內容的課時。因此,在哲學滲透的量上要把握適度的原則,以既不偏離中國化的這個主題,又不影響“概論”課教學進度為準則。
2.堅持貼近學生實際的原則,把握好高職學生的理解水平。高職學生理論基礎相對薄弱,理解能力相對較差,對于抽象的哲學概念難于理解、缺乏興趣。因此,在哲學滲透內容的編纂上,以盡可能地以通俗的語言,貼近生活的案例,深入淺出的講解,貼近高職學生能力水平,達到易于高職學生理解的目標為準則。
3.堅持契機融合的原則,把握好切入點和滲透內容的選擇。“概論”包含了豐富的哲學思想,為哲學滲透提供了很多的切入點和滲透內容。因而,在哪一個章節、在什么地方滲透哪一個哲學思想或觀點最為恰當,需要認真地分析、選擇。要認真分析和研究哲學滲透點的布局,認真分析和研究滲透內容與“概論”教學內容的同一性、觀點或理論的支持性。以有利于支持和支撐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有利于課時安排,有利于增強教學實效性為準則。科學地選擇與“概論”教學內容相對應的哲學思想或觀點,科學地、系統地構建哲學思想滲透切入點布局體系和哲學滲透內容體系,使哲學滲透內容與“概論”教學內容融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參考文獻:
[1]柳禮泉.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教學;研究與教學設計[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19-20.
[2]陳連生,張心淼,孫麗娜,等.高職院校《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教學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業出版社:9-10
關鍵詞:海德格爾;哲學思想;語言之思;存在歷史觀
中圖分類號:B5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2)09-0036-01
馬丁?海德格爾(1889―1976),現象學學派的發展者、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其一生屬于比較典型的學者生涯。自1909年進入弗來堡大學讀書直到1959年退休,期間除去二十年代在馬堡大學執教的五年,他一直呆在弗來堡大學差不多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在納粹德國時期擔任弗來堡大學校長的一段經歷仍在學術界被廣泛的討論,可以說是這位思想家的大不幸,但這并不影響他思想的深刻和偉大。他是一位具有孤獨性向的思考者,黑森林黑山里的孤立的托特瑙堡小木屋,尤其是后期他遠離塵囂的寧靜思考者生活的見證;冷辟而平靜的生活卻孕育出了熱烈而偉大的思想,機械時代海德格爾隱秘的運思卻引發了二十世紀西方思想的根本轉變。海德格爾一生運思半個世紀碩果累累,但其思想又極其艱澀奇詭,研究者都在試圖揭開其思想的深邃奧秘。《存在與時間》是他“通向存在之鄰的道路”的一個路標,同時這部著作也為海德格爾贏得了“存在主義哲學家”的鼎鼎大名。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海德格爾的思想指引著本世紀歐洲大陸人文哲學的演進。
一、前期哲學思想及其思路的 “轉向”
《存在與時間》是海德格爾前期的代表作,書中指出“哲學是普遍的現象學存在論,它是從此在的解釋學出發的,而此在的解釋學作為生存論分析工作把一切哲學發問的主導線索的端點固定在這種發問所以之出且向之歸的地方上了。”①這里可以看出前期海氏哲學的兩個基本的思想和方法要素:現象學和闡釋學。
海德格爾師承現象學哲學家胡塞爾并對此做了存在論的改造,首先是方法上的吸收。海德格爾認為現象學仍是存在論的方法,其方法有三個基本環節“現象學的還原”、“現象學的建構”、“現象學的結構”。②這里海氏把現象學與解釋學結合起來,改造現象學的同時也提升了解釋學,“此在的解釋學” 海氏稱之為“基礎存在論”或是“此在的行而上學”,存在問題需得以從“此在”入問,“此在”引領著存在,“此在”是存在問題的出發點,從“此在”到一般“存在”是前期海德格爾哲學的基本思路。這條思路確實在“存在主義”范疇內,并標志著本世紀上半葉西方“存在主義”思潮的一個頂峰。
前期海氏的思想突出了“此在的存在”,在現象行而上學的學和解釋學基地上建立起來的“在世”學說,顯然是批判了行而上學的“世界”和主題行而上學的“唯我論”,即在存在論上確立“此在的世界”或者“世界的的此在”,以存在論上的“存在的人”來取代知識論上的“知識的人”。海氏說“違反其意愿而進入了一個危險的境地,即只是重新增加了主體性……”③把此在置于“邊緣處境”中破解此在之意,其前期主題貌似無處不在而實則是徹底個體化的,充滿悲愴情調的“此在”,因為太具有不安和迫切的意欲了,存在的困境亦難以回避④ 。
二、后期思想:詩與思
海氏后期的思想表述多以“語言”、“藝術”、“技術”、“詩”等為現象,表現出對詩和詩性藝術的關注,他聲明這并不是要對“文學史的研究和文學”作出什么貢獻而是思之必需,其運思實踐最能體現“詩”與“思”的一體性。
“詩”與“思”決定了“語言轉換”,他一面主張改變既有的人與語言的關系――對象的工具性關系;另一面更深層意義上是指“不可說――可說”轉換界面。海氏語言思想的關鍵在于他強調的語言根植性、語言與大地的一體歸屬性,這對一般語言科學和哲學研究構成一種挑戰,其后期的語言思想曲折艱辛給人啟示更令人費解。
其生存論使歷史性的個人生存成為存在主義哲學及以后哲學的關注點。后期思想生存論和詩秘轉向,不再孤立地談“在世界中的存在”。面對存世的基本狀態“煩”、“畏”、“死”提出“向著物的泰然任之”和“對于神秘的虛懷敞開”,{5}或允諾一種可能,讓我們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棲居在這個世界上,這兩種態度還是“思”的姿態。海氏提倡非對象的詩意的看護和非知性邏輯的神秘啟悟,根本上就是要為技術時代的人類指尋一條生存解放之途,可見他思想探索的偉大。
三、海氏藝術思想的沉思
“存在之真理”是后期海德格爾一貫的主題,思考獨辟蹊徑,我們要基于歷史觀來解釋。
在傳統學術中,“藝術”與“真理”,“美”與“真”歷來是兩個領域的問題,前者屬于美學而后者屬于知識論,海氏要在“真理”名下討論“藝術”和“美”本屬怪事,但海氏所思的“真理”明言不是傳統知識論的真理,不是“物”與“知”的“符合一致”,不是“正確性”意義的真理,而是一種至大的明澈的境界,此境界決非人力所為;相反,只有進入此境界后,才能與物進行對話進而“格物致知”,才有知識論上的真理或科學道理。此“境界”此“存在真理”被稱之為“敞開領域”或“存在之澄明”。
在天與地、神與人的沖突中,作品的存在得以確立,真理即產生于存在的過程。“詩”(藝術)是“存在之真理”發生原始性的方式之一且是根本突出方式,“真理把自身建基于由真理開啟出來的存在者之中”{6}的根本方式,作品存在是“存在之真理”發生的方式之一。凡高的農鞋這幅油畫中發生著真理,而不是說其油畫多么真實地描繪了現實,而是說這幅作品揭示了農鞋的存在,存在者整體(“世界”和“大地”)進入“無蔽”中了。美是作為無蔽之真理的一種現身形式,古希臘的神殿亦是如此。
藝術是真理顯現的歷史性世界。美是真理的現身方式,是真理的顯現和發生,這是海氏由其存在之思得出的獨特的“美學觀”。另外,海氏從沒有把藝術和技術對立起來,也沒有視之為兩個不相容的領域,他認為藝術與科學(技術)都是一種“解蔽”(揭示)活動,都是創造性活動,是歷史和文化的上升力量,這里有其深刻處。
四、海氏的存在歷史觀
海氏一貫的思想主旨:解析遺忘“存在”的形而上學歷史,發現并重新喚起非形而上學的“存在之思”。海氏認為,早期希臘思想是原始的“存在之思”是無蔽而彰顯著的,喚起今天的“存在之思”首要“回憶和重演”早期的“存在之思”,思想的回溯源頭構成其更為深刻的轉向:從哲學轉向思想。
海氏的“存在歷史觀”實際上是他對西方形而上學以及西方文明史的總體觀點。簡言之,首先,前蘇格拉底的早期希臘是“存在歷史”的第一個開端,原始存在的“詩”與“思”。“第一個開端”隱失后進入形而上學時代,即“存在之被遺忘狀態”為特征的哲學和科學時代,由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完成。我們現代人處于一個轉折的時代,是形而上學哲學趨于終結而非形而上學的“詩”和“思”正在興起的“轉向”時代――“存在歷史”的“另一個開端”正在萌芽。海氏對存在歷史的“另一個轉向”的思考集中體現在他對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對尼采哲學的闡釋和對技術之本質的分析,即對現代人生存境況的思索――“上帝死了”所判定的“虛無主義”時代人類精神生活“無根狀態”和“技術困境”,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海德格爾對西方哲學文化傳統的批判和當代技術世界的分析展示了一個思想家的冷靜和深度,特別是“思言一體”打通思路和言路的思想方法對后人很有借鑒意義。
總之,讀海德格爾的論文集,才真正感覺到他不愧是思想界的一代大師,其思想的深刻性和影響的持久性將會吸引更多的人來研究,海德格爾深邃的思想將會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更好的解讀和揭示。
基金項目:渭南師范學院研究生專項科研項目11YKZ031
注釋:
{1}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p38.
{2}海德格爾.現象學的基本問題[M].p29.
{3}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M].p61.
關鍵詞: 墨子 歐美研究 綜述
歐美學者的墨學研究近年來成果很多,本文就近現代海外的墨學研究進行簡略介紹與述評,希望可以從中尋找到新的研究角度。首先,本文從《墨子》的英譯問題出發,了解歐美學者在進行墨學研究時所了解的文本語境。其次,重點論述著名漢學家葛瑞漢還有中國思想史專家史華茲的墨學研究成果。再者,對近年來歐美學界對墨學的研究進行分類,以期找到新的研究角度。最后,對歐美學界的墨子研究進行簡述,并對以后墨學研究的前景進行預測。
一、關于《墨子》的英譯問題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英美學界對于中國經典的詮釋和研究與日俱增。并且陸續有許多專門討論中國經典的新書及論文集問世,而且研究的質量亦在持續進步中。相對于孔孟的儒學派和老莊的道學而言,關于墨子或者說墨家的研究就顯得冷門一些。到目前為止,有關《墨子》的英譯主要版本如表所示:
綜上,歐美學界對《墨子》的論著主要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在介紹中國哲學思想史,論述墨子生平及其思想時,對《墨子》的主要內容進行翻譯解釋,如《劍橋中國古代史》等。第二類是關于《墨子》部分思想尤其是對《墨經》的翻譯和研究,如《中國哲學文獻選編》等。第三類是對《墨子》原文的翻譯,如《英譯墨子全書》等。
綜合來看,從21世紀起,西方的研究慢慢從大的先秦思想史轉移到個案研究。在2006年汪榕培、王宏的《墨子》全譯本之后,歐美學界對墨子及其學說又進行了重新的認識,催生出了另外芍中碌娜譯本。自此歐美學界對墨子的研究上升到了另一次層次。他們不僅僅集中對《墨子》的倫理道德進行研究,還從宏觀上對墨學進行觀察。但這也反映了另外一個問題:《墨子》的英譯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字面意思的闡釋上。如艾喬恩的《墨子全譯》一書,語言通俗易懂,但僅僅是對字面意思的翻譯,很難達到學術的高度。
二、歐美學界對墨子的主要研究
1.葛瑞漢(Angus Charles Graham)
作為較早對中國先秦哲學思想進行研究的西方漢學家,葛瑞漢對墨子及墨家學派有深入的研究,可以說是西方墨學研究的代表。
葛瑞漢有關墨學研究的論文有:《〈墨子?小取〉的邏輯》(1964年)、《墨子論辯的語法》(1971年)、《后期墨家論〈墨子?大取〉中的倫理學和邏輯學》(1972年)、《對墨家光學方面的系統研究》(1973年)、《〈墨經〉的結構》(1978年)、《〈墨子〉核心篇章中反映的早期墨家分派》(1985年)、《自私的權利―楊朱學派、后期墨家》(1985年)等等。主要專著有《后期墨家的邏輯、倫理和科學》、《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等。
首先在墨子及墨家的認識上,葛瑞漢認為墨家實屬士階層。國內研究一般認為,墨子即墨翟,但“墨”準確地說并不就是他的姓,很可能與其工匠職業有關。葛瑞漢認為,墨家實際上已經是當時的士階層了。因為墨子及其弟子是具備軍事才能的能工巧匠,他們大多接受過教育以及技能的訓練,并且引起了統治者的重視并給予任用。因而他說“我們不妨把墨家看做近于或屬于士階層的新貴,他們帶來了有別于儒家人物大多從屬的舊的世襲的士階層的新氣象。”[1]
其次在墨家學說的認識上,葛瑞漢將墨家學派歸作道德功利主義者。他認為墨家中的“利”是墨家判斷所有傳統道德的檢驗標準。葛瑞漢在《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的序別指出,“墨家自身是道德主義者,他們用功利原則來判斷所有問題,他們從詭辯論者獲得的是一種邏輯十分復雜的功利主義的工具。”并且認為墨家的辯論是中國最早的理性論辯的開端。很多學者對這一看法持有異議,本文在后面的論述中將有指出。葛瑞漢在早期作品《后期墨學的邏輯、倫理和科學》中把墨學抬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而引起西方漢學家對墨學的大力關注。他在《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中明確指出:“中國的理性論辯發端于孔子的第一位論敵墨翟,并在對立的學派的沖突中以詭辯的形式發展。”[2]該書是葛瑞漢全面系統闡述包括墨子思想哲學在內的中國先秦哲學思想的一部專著。也是他墨學研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作品。
最后在墨學后期的分派上,葛瑞漢持“分三家”的觀點。分別是純粹派、妥協派和保守派,并詳細討論了三派的爭論內容,如“三表法”等。他在《后期墨家的倫理、邏輯和科學》中認為后期的墨家世界圖像是“由一種具體而又特殊的物體所組成的宇宙,每一個都帶有相互滲透的性質,物體都處于隨時間變化的空間中,通過必然關系而相互關聯在一起,而這些必然關系和它們的名稱之間的邏輯關系是類似的。”
2.史華茲 (Benjamin I.Schwartz)
史華茲作為中國思想史研究的著名漢學家,《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是他的中國思想史研究中的一部頂峰之作。他在該書的第四章專門對墨子及墨學的相關問題給予了集中討論。
史華茲認為墨家學派是一種具有宗教性的學派。他認為,墨子的宗教純粹與他對人類的關懷有關。墨家學派的成員以愛為己任,“(他們)很容易在這項知識事業自身蘊含的邏輯中進入忘我的境地,盡管他們的大師堅持的是功利主義的教義。”[3]史華茲認為墨子學派是領屬于精英階層的,他們是“精英性質的先鋒隊”。其次,他還對儒墨對待宗教性觀念(天命、鬼神等),對待人類終極的利益和幸福(仁、愛、禮、樂等),對待社會所需人才即賢人的不同作了詳細的比較。在儒墨對待創新的問題上,史華茲指出儒家更多的是述而不作,而反觀墨家,則是鼓勵創新。很多學者對墨家的軍事技能上的創新是給予高度贊揚的,如葛瑞漢在《后期墨家的邏輯、倫理和科學》中就說:“墨家讓所有的傳統道德都受社會功利性的檢驗,而且公開地捍衛技術創新。”但史華茲認為,墨家只能算是實用主義的創新,即在工藝上、技能上、軍事技術上、論辯方法上進行創新。而對于社會真理,墨家則仍然是一個傳述者,或者說,墨家仍然期待自己作為一個傳述者。因為墨子非常尊崇上古三代的圣賢君王的,因而他有很多訴諸于古的做法。譬如其“兼愛”、“非攻”、“尚同”實際上都是向更加樸素、更無修飾的文明的靠攏。最后,他還對墨家命運的衰亡原因進行探討,認為在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儒家找到了接近政府的途徑,而墨家則“極端地偏離了精英文化中的某些根深蒂固而又廣泛認同的取向”[4]。
3.其他漢學家的研究
對于其他漢學家的研究,主要從其研究的具體方面出發。
關于文本研究方面,大多西方學者從翻譯學和跨語言學角度出發,如早期從事語言研究的專家何莫邪(C.Harbsmeier)以及近年的約翰諾布洛克(John Knoblock)以及王安國(Jeffrey K.Riegel)就從翻譯學的角度對《墨子》中的政治倫理的書寫進行深入研究[5]。艾喬恩則從翻譯角度對《墨子?大取》和《墨子?小取》進行剖析[6]。Erik W.Maeder從《墨子?十論》出發,他首先承認前輩學者對《墨子?十論》是早期墨家三個各自獨立發展的學派存留下來的文字結集這種看法,然后再進一步利用在同一著作中引人注目的相互獨立的文字共存的事實來描述這些學派的形成過程。在對《十論》中某些文句的重復出現考查時,Maeder指出《十論》很可能不是墨子本人的原著。他還推論這三個明顯不同的文本是在《墨子》成書晚期,也就是大約在秦漢之際,未加鑒別地收入進來的。[7]戴卡琳等也認為《墨子》這本書是由其弟子或再傳弟子和門徒編撰而成。因此,在進行《墨子》文本研究時不能預設《墨子》具有一種一貫的、統一的思想主張,因為該書本身就是跨時空的累積型作品。
關于墨子的利己主義思想的研究不乏人在,如華靄仁(Irene Bloom)曾對墨子和孟子進行比較研究,認為墨子所謂的心性是從客觀層面來實現的,即為了解決倫理道德的秩序問題提出“兼愛”,用以作為人類實現終極利益的保障。在比較過程中,華靄仁認為墨學中的利己主義思想是自私的表現,這歸因于其對墨子的了解不夠深入,是其墨子研究中的不足。此外,隨著對先秦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有不少學者就墨子是否是一個功利主義者這一點上,提出了質疑。特別是近年來多有學者參與討論,Kristopher Duda、Daniel M.Johnson 等學者都曾寫過文章論述過這個問題。Kristopher Duda對墨子是利己主義者給予肯定。在其論文《關于墨子的道德基準的再思考》指出墨子是一個堅定的功利主義者。
在墨學后繼復興的問題上進行闡述。西方學者在研究墨學的時候多對其淵源承繼作出論述,特別是在對墨家的后繼及其影響方面給予關注。如Dan Robins就寫了一系列的關于后期墨家研究的論文,譬如《后期墨學及其邏》《姓氏、科瑞恩以及后期墨學者》等等。Dan的研究角度新穎,是近年來墨學研究中的佼佼者。如在《姓氏、科瑞恩以及后期墨學者》一文中,他就從語言的借用和語言的穩定性出發對后期墨學者進行進一步的推討[8]。還有從墨家道德影響出發的,如Owen Flanagan。而美國漢學家郝大維(David L.Hall)和安樂哲(Roger T.Ames)則從整個大中國的思想史出發,他們指出“即使像墨家這樣一些準理性主義者,雖然曾經向著與西方相似的邏輯試驗的方向努力過。然而他們的影響在漢朝以后就消失了,儒學的最終勝利實際上將這個哲學從傳統中排除出去了。16世紀時對后期墨家的再發現并不能為這種形式的理性主義取得重要的立足點提供機會。事實上,只是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那時只是為了對西方的挑戰作出回應,墨家才被再一次加以比較認真的研究。”[9]這樣的說法有武斷之嫌。同樣是在墨學后繼的問題上,戴卡琳(Carine Defoort)則著重探討了墨家“十論”主要內涵以及從韓愈、王陽明身上找到墨家的精神并進行一系列的論述,并且認為晚清時期孫詒讓的《墨子間詁》就是對墨學的一種重建,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當然,國外對墨子的研究還有在軍事思想、《墨子》的藝術特色等方面進行研究,茲不贅述。
三、 總結
近十多年來,歐美學界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產生了大量的成果。其研究視野的開闊,思考問題的多角度,值得當下學者借鑒。其研究中的不足亦值得反思。對歐美學者在墨學研究的成就大致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思考。
首先,拓展了文本研究的角度。學界多認為西方漢學的研究多集中在思想內容上。事實上,對墨學文獻的文本訓詁、章句的校勘正是近年來許多歐美學者著力所在。他們從古代漢語的文法分析,術語的運用,語言結構的分析著手,對墨家進行更為全面的研究。特別是近年來出現的形式校勘和版本校勘表明他們對文獻的極大重視,這也值得國內學者反思。當下學者進行學術研究的時候往往會忽視文本的作用而強調現有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倒置本末。通過對文本的考究,可以更深入地把握作品的深意、作家的創作動機,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其創作的思想文化背景。
其次,深化了中西文化比較研究。國內學者在對墨家進行研究時也有對中西文化進行對比研究的,如結合西方傳統的邏輯學和古印度的因明學進行比較研究。而歐美研究者則從外國文化、文學整體出發,對墨學進行深入探查,并將墨學置于整個中國大思想史上進行研究。這種作法值得我們借鑒的。
最后,豐富了文學研究的路徑。歐美學界對墨學的研究不僅僅局限于文學、思想層面的研究,他們會從多方面、多角度看問題。因此,歐美學界的研究在交叉學科的研究上就形成了特色。這種研究大視野是我們研究所缺乏的,我們往往從小處、從微觀著手,不善于從宏觀、從整個文化生態著手進行研究。
當然,歐美學界對墨學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在文化語境上。西方學者缺少對中國實際文化的深入了解,因此,他們在對墨學進行研究的時候往往會對中國文化有所曲解。他們運用西方的學科理論去解釋中國傳統的理念,這固然是融貫中西文化的有益之舉,但是如果忽略了一定的文化語境就會造成生搬硬套的后果。再者,在以《墨子》《墨辨》為文本進行墨學研究時,歐美學者的研究呈現出以偏概全的現象。這是因為他們在進行具體研究的時候沒有結合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以及參考別家的論著導致。先秦學派文獻往往呈現出交叉錯雜的傾向亦值得注意。
思想文化的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研究的本身就意味著問題的存在。對墨學的研究,無論是國內還是海外的研究都應考據批評,嚴謹深刻,才能不斷走向深入,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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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夢陽認為詩和文都應該具有形象性,這是他一貫的文學主張。李夢陽在《空同集%26#8226;論學%26#8226;上篇》中說摘要:“知《易》者,可和言詩。比興者,懸像之義也。開合者,陰陽之例也。發揮者情,往來者時,大小者體。悔吝者,驗之言。吉兇者,察乎氣。”②③④
李夢陽摘要:《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周易》是講哲學思想的,對于深奧的哲學思想,如開合、往來、發揮、大小、悔吝、吉兇等自然現象,《周易》作者認為它們都包含有陰陽之道,這些自然現象都是陰陽之道的形象。《周易》對其哲學思想的闡述,巧妙地立像以表義。就形象性這一特征來講,《周易》用形象表示抽象的哲學道理,詩歌用形象表示情感,二者有相通之處。李夢陽把詩歌和《周易》做比較,看到了形象在《周易》和詩歌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他認為摘要:“知《易》者,可和言詩”。
在《論學%26#8226;下篇》中,李夢陽又說摘要:“古詩妙在形容之耳。所謂水月鏡花。所謂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以后則直陳之矣。于是,求工于字句。所謂心勞日拙者也。形容之妙,心了了而口不能解,卓如躍如,有而無,無而有。”②在這里,“形容”即是形象之義。所謂“古詩妙在形容之耳”,就是說古詩好就好在具有形象性。宋人做詩,只言理性,不述形象,其作品缺少形象之妙,李夢陽是極力貶斥其拙的。
李夢陽不僅僅認為詩歌具有形象性,而且還認為散文也應具有形象性。在《論學%26#8226;上篇》中,他說摘要:“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非宋儒廢之也,文者自廢之也。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畫焉,似而已矣,是故賢者不諱過,愚者不竊美。而今之文,文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傳志其甚矣。是故考實則無人,抽花則無文。故曰摘要: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③在這里,李夢陽認為,詩文不能沒有形象性。古之文“賢者不美過,愚者不竊美”具有真實生動性。如同圖畫一樣,逼真神似。宋人之文章描寫人物、敘事說理,皆欲合道,沒有真實生動的形象性,即沒有把握住藝術的基本特征。所以,“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
對于寫人記事的歷史,說理傳道的經文,李夢陽認為它們也應該具有形象性。他說摘要:“夫文者,隨化錯理以成章者也。不必約,太約傷肉,不必該,太該傷骨。夫經史體殊,經主約,史主該,譬之畫者,形容之也,貴意象,具且如,如麗姬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類是也。”
④引文中之“形容”、“意象”,均表示形象之意義。在這段引文中,李夢陽認為摘要:盡管經史殊體,經主約,史主該,但是,它們都不應該太該太約。太約、太該都要損傷藝術形象。它們都應該象繪畫一樣,要有形象性,要追求其形象的逼真和神似。經史然有別于詩文藝術,但是,從廣義的藝術觀點講,它們也有寫人敘事的內容,也是一種文字藝術,它們也應該具有形象性。李夢陽評論經史作品,亦講形象性,由此可見,李夢陽對于文學藝術之本體特征——形象性有相當深刻的熟悉。
李夢陽談論文學藝術,首先能抓住藝術的基本特征,能從藝術的形象性入手,可算是高人一籌了。
在肯定文學具有形象性的同時,對于詩歌和散文兩種文學形式的本體特征的區別,李夢陽也有很清楚的熟悉和精辟論述。有關文的本體熟悉,李夢陽認為文是主理的。
“文主理”的文學本體觀和“文以載道”的文學本體觀是有聯系的,中國古代有“文以載道”的文學本體觀。南北朝時期,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就有《明道》《宗經》《征圣》的專篇論說。唐代韓愈、柳宗元倡導的文學復古運動和北宋歐陽修等倡導的文學復古運動。都主張“文以載道”的文學本體觀。“道”,可以指客觀事物的自然規律,也可以指社會生活的道德規范。李夢陽主張“文主理”,他講的“理”不是程朱理學認為的封建道德的“理”,他講的“理”和傳統文化的“道”有相通之處。包含有自然規律和道德規范兩種意義。所以,“文主理”和“文以載道”是有相通之處的文學本體觀。從這一點講,李夢陽的“文主理”的文學本體觀是對“文以載道”的文學本體觀的繼續,這和中國古代文人的文學熟悉是一致的。形式表現內容,內容體現形式。任何一種藝術,都是和它的形式相適應的內容。有韻之言適合于抒情,無韻之音適合于說理。
有關詩歌的本體熟悉,李夢陽一貫主張詩是言情的。由于李夢陽是詩人,所以,我們要重點談談他對詩的本體熟悉。在《鳴春集序》中,李夢陽說摘要:“夫天地不能逆寒暑以成歲,萬物不能逃消息以就情。故圣以時動,物以情征。竅遇則聲,情遇則吟,吟以和宣。宣以亂暢,暢而詠之,而詩生惡。故詩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鳴者也。”(注摘要:李夢陽摘要:《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這段話從詩歌的產生說明了詩歌的本體特征。所謂“竅遇則聲、情遇則吟”,就是說,自然界的竅隙假如碰到氣息,就會發出聲響;人的精神世界假如產生情感,就會發出吟詠之音,就會產生出詩句來。所以,吟詠之章是“情之自鳴者也”,詩歌的本體是人性情感之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