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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出土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斷代，二是研究當時社會現實，三是研究經濟文化交流。尤其是國際間的交流歷史。

錢幣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見之物，在考古學研究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論是考古學界還是錢幣學界，對出土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無專文論及。筆者不揣淺陋，試對此作一粗淺的探討，望方家正之。

出土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筆者認為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斷代，二是研究當時社會現實，三是研究經濟文化交流，尤其是國際間的交流歷史。下面分別討論。

一、斷代

(一)出土錢幣在考古斷代中的作用

考古學斷代的方法在史前和歷史時期是不同的。歷史時期考古學斷代方法，除各時期考古通用之類型學、地層學外，還特別注重文字材料，如簡牘、銘文、碑志等等。在我國，錢幣用于考古斷代，僅適用于歷史時期。

歷史上的錢幣均有各自的時代特征，這是利用錢幣進行斷代的理論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幣、刀幣、半兩、五銖、開元通寶等錢幣，一般無年號，但各種錢幣的行用均有時間范圍。如布幣、刀幣行用于春秋戰國時期，蟻鼻錢行用于戰國時期，半兩錢行用于戰國中晚期至西漢時期。上述錢幣又可分為不同的類別，均各有其行用時間。如“八銖半兩”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鑄，“四銖半兩”為漢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鑄。其他如貨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錢幣、蜀漢直百五銖、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錢幣，均有較明確的行用時間，不必一一列舉。

五銖錢，始鑄于西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廢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國古代行用時間最長的貨幣，歷時七百多年，被譽為“長壽錢”。經學界各代達人的努力，五銖錢的斷代研究已經取得豐碩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蔣若是先生《洛陽燒溝漢墓》一書。蔣氏利用大量的漢墓材料，結合文獻記載將漢代五銖錢分成五型。雖然其中某些細節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結論經半世紀的考驗，仍無大謬，受到學界的高度贊揚。在撰成《洛陽燒溝漢墓》幾十年后蔣先生又完成《秦漢錢幣研究一書，該書集蔣先生幾十年研究秦漢錢幣的心得，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此外，北京大學吳榮曾先生撰有《五銖錢與墓葬斷代》一文，對磨郭錢、五銖小錢的斷代進行了深入研究，頗有說服力。今日，兩漢五銖的斷代已經不存在較大問題。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政權更迭頻繁、地方政權并立，因此，貨幣的發行混亂不堪，多數貨幣行用不久即頒行新幣人們可能認為，這個時期幣制如此混亂，斷代研究可能會很難，其實恰好相反。原因很簡單，每種錢幣行用的時間不長，正好更準確的表明了該錢幣的所屬時間。如梁四柱五銖，錢面上下各有二星，頗具特征。又如南朝宋文帝鑄重達八銖之五銖錢，世稱“當兩五銖”。這些錢幣的時代特征明顯，于斷代十分有利。隋五銖外郭特寬、錢色泛白、“五”字旁有一豎，特征鮮明，易于判別，且行用時間較短，故斷代價值較高。

“開元通寶”錢也是一種長壽錢，始鑄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為主幣沿用至五代十國時期甚至清代農民政權也曾鑄行此錢。唐、五代所行“開元通寶”品種達數十種，其區別主要體現在字形變化上。目前學術界已能大致區別出不同時代之“開元通寶”。

宋代以來，年號錢盛行，往往每次改年號，都要發行新的年號錢，此已為學界常識，不必多言。年號錢的發行為考古斷代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使斷代能更為精確。僅舉一例：廣西賀州博物館2002年在對臨賀故城進行維修時，發現一座出土“元豐通寶”的墓葬打破紅色磚墻的情況，從而判斷出紅色墻磚的時代在北宋元豐年間以前。后來再結合文獻記載的時期曾對城墻進行過較大工程的情況推測該段城墻為南漢所修。這樣的例子在考古工作中屢見不鮮，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出土錢幣為歷史時期考古斷代帶來了極大便利，成為考古學斷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錢幣進行考古斷代時的注意事項

雖然利用出土錢幣進行考古斷代作用巨大，但在具體操作時有一些注意事項，否則可能得出錯誤結論。

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層、遺跡、墓葬等單位出土早期錢幣的情況。從理論上看，晚期單位(地層遺跡、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遺物，而早期單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遺物。因此，在晚期單位出土早期錢幣的情況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見的。

第二要注意的是錢幣的行用時間下限。一種錢幣的頒行時間是其行用時間的上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時代下限卻難以確定，因為頒行新幣后原來的錢幣并沒有立即退出歷史舞臺，而是與新幣共同流通，有時流通時間還甚長，這在五銖、開元通寶等長壽錢身上體現特別明顯。筆者在研究三峽地區秦漢墓時發現：秦半兩、漢初榆莢半兩、文帝四銖半兩等半兩錢均沿用至西漢中期，武帝五銖沿用至東漢中期，昭宣五銖沿用至東漢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貨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東漢晚期的情況。管維良先生曾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四十批墓葬和窖藏中的出土的錢幣進行分析統計。結果如下：三國吳的六批材料中漢五銖錢在所有出土錢幣中所占比例最低為33％，最高為100％，絕大多數時候為90％以上。兩晉的十六批材料中有十四批出土漢五銖，所占比例最少為33％，最高為100％，有7批。絕大多數為90％以上。南朝5例，分別為100％、8％、100％、95％以上、66％。北齊6例，僅一例出土錢幣3枚，其中漢五銖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統計中，出土錢幣較多墓葬中漢五銖的數量均在90％以上，可見，當時流通的主要貨幣應該是漢五銖，只是到北齊前后，漢代五銖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筆者認為，各種錢幣的實際行用時間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

在上面兩種情況下，如果僅僅依靠錢幣進行斷代就有可能會拔高時代，造成斷代失誤。為此，須堅持兩個原則：其一，在出土不同時代錢幣的情況下，應以時代最晚材料作為斷代標準；其二，錢幣材料要與其他材料，如地層關系、墓葬形制、器物、碑志、銘文等等結合分析。須知，錢幣材料僅是斷代的一個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們既要重視出土錢幣在考古斷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過分夸大。

二、研究社會現實

錢幣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是財富的象征。在中國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觀念支下，不管高下貧富，人們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錢幣，這些錢幣有的是流通的實用幣，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幣。從隨葬錢幣的情況可以窺探當時社會現實，如社會盛衰、貧富分化、喪葬意識等等。錢幣是社會盛衰的一面鏡子，但利用出土錢幣進行社會盛衰研究，需要較多地依賴歷史文獻、社會背景來進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這方面多作論述。

墓葬中隨葬錢幣的多少可以反映社會上貧富分化的程度。以筆者曾研究過的三峽地區秦漢墓為例，西漢早期的11座墓葬中，其中2座沒有出土任何錢幣，其余9座分別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113枚、173枚，共5l4枚，這11座墓平均每座約47枚。西漢武昭時期墓葬共27座，其中沒有出土任何錢幣的有9座，出土情況不詳的有3座，除此以外的15座墓葬，出土錢幣最少的是2枚，最多的是1042枚，總數約2200枚，除去不詳的3座，其余44座平均約50枚。

從上述數據看，各墓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平衡，最少的連1枚錢幣也沒有，最多的達到上千枚。據研究，出土1000余枚錢幣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級官員或其家人的墓葬。雖然由于保存狀況的不同，有的墓葬出土錢幣數與實際隨葬數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納人統計的墓葬數量較多，上述結論應當還是可信的。

為顯示孝道，加上相信人死后還會在另一個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間的一切，因此，古人們往往不惜花費巨資，為死去的親人打造一個類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謂“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漢代是一個崇尚厚葬的時代。西漢時期的《鹽鐵論》“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于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后，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罘恩?！盵9](p2s3)時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蛑量探痃U玉，橘梓梗楠，良田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

一個墓葬是否厚葬，可通過陵墓大小、隨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體現。錢幣是非常重要的一種隨葬品，也是體現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陽燒溝漢墓為例。該墓地的墓葬全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錢幣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錢幣約50枚¨。當然，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慮到歷史上被盜和自然破壞，其數目將更大。為讓讀者對50枚錢有個明晰的印象，我們可以簡單地看看當時人們的賦稅和生活狀況。

西漢的人頭稅分算賦和口賦兩種，前者課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賦在西漢多時每人120錢，少時為40錢，口賦為23錢。東漢時繼承了西漢的算賦和口賦。因此，50錢相當于算賦的41．7%-125％，相當于口賦的2倍多。這個數據應該說是比較多的。

我們再看看當時人們在算賦和口賦下的生活狀況?！稘h書·貢禹傳》云：“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輒殺?！辟x稅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貧化，進而導致社會極大動蕩。每座墓葬同樣平均出土50枚錢幣的三峽地區情況又是如何呢?東漢晚期三峽地區流行一首謠諺：“狗吠何喧喧，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與。思往鄰家貸，鄰人已言匱。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痹诨钊松钌星胰绱死ьD的情況下，人們還情愿拿出這么多的錢幣來為死人隨葬，可見厚葬風氣之盛。

三、研究經濟文化交流

中國在歷史上多數時間都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從未中斷。錢幣作為支付、貯藏的手段，是貿易時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國境內出土了不少外國錢幣，如波斯薩珊朝銀幣、東羅馬和阿拉伯的金幣以及日本錢幣等等，在國外也出土過不少我國古錢幣，尤其是唐宋以來的錢幣。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異國錢幣是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有力見證。出土的異國錢幣是研究古代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一種有效手段。學術界很早就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較豐碩。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紀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統計了當時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薩珊朝銀幣、阿拉伯金幣、東羅馬金幣等，并對其背景進行了探討。近年來，康柳碩先生《中國境內出土發現的拜占庭金幣綜述》《從中國境內出土發現的古代外國錢幣看絲綢之路上東西方錢幣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和羅豐先生的《中國境內發現的東羅馬金幣》等文章也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幾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曉嵐《中外貨幣文化交流研究》是這方面研究的一本專著。超級秘書網

國外學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國F·蒂埃里c·莫里森的《簡述在中國發現的拜占庭金幣及其仿制品》等。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上述外國錢幣在新疆出土最多，這跟文獻記載相符合?！端鍟肪?4“食貨志”記載：“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從新疆到關中的絲綢之路沿線均有外國錢幣發現，甚至在洛陽也有部分出土。據夏鼐先生統計，薩珊朝銀幣在中國已經出土2000枚以上，分屬十幾位王在位時期，時間跨度從4世紀至8世紀。在國外也有不少中國錢幣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國的五銖錢、貨泉以及后代的歷朝錢幣。有的地方出土數量很大，如寶冢市堂坂遺址出土了10萬多枚，而山口市大內遺址出土的則有250公斤。

另外在越南、朝鮮等地也曾出土過中國的古錢幣，散見于國內外的報道中，此不贅述。利用出土的異國錢幣固然是研究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筆者認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國影響而鑄造出的錢幣也是重要的研究對象。

例如，古代中國的周邊國家，如朝鮮、日本、越南、泰國等國在歷史上都曾仿照中國鑄造圓形方孔錢。如日本曾仿鑄南唐的“唐國通寶”“至道元寶”越南曾仿鑄“開元通寶”“元占通寶”“天禧通寶”“至道元寶”“元符通寶”等等。此外，在絲綢之路沿線如新疆、中亞等地出土的一些錢幣帶有明顯的東西方貨幣文化交融的特點。如：古于闐國鑄造的漢二體錢(俗稱“和田馬錢”)、古龜茲國鑄造的漢龜二體錢、回鶻錢、察合臺錢幣等都屬此類。

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來的一個學術熱點，中國境內出土的外國錢幣、國外出土的中國錢幣以及能體現相互之間貨幣文化交流的錢幣材料都是有力的歷史見證，對它們的深入研究，必將推進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古錢幣研究正方興未艾，越來越走向深入，與考古學的結合也日益緊密。本文粗略討論了出土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三個方面的作用，權作引玉之磚。

參考文獻：

[1]洛陽區考古隊．洛陽燒溝漢墓[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2]蔣若是．秦漢錢幣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1997．

[3]吳榮曾．五銖錢與墓葬斷代[EB／OL]．http：//www．zisi．net／htm／ztlw2／zggds／2005—05—10—20687．htm．

[4]齊東方．隋唐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5]胡慶生．賀州市博物館利用錢幣進行考古斷代的兩例報告[J]．廣西金融研究，2003，增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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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秦漢墓；斷代分期；研究綜述

隨著考古材料的豐富，三峽地區秦漢墓研究逐漸成為學界的一個熱點。綜合來看，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墓葬分類、分期斷代、喪葬習俗這幾方面，分期斷代更是近年來研究的主要內容。宋治民、鄭君雷、王力軍、雷興軍、蔣曉春、楊金東等人均對某個墓地或某一區域墓地進行了綜合分期研究，其中蔣曉春的《三峽地區秦漢墓研究》資料最豐富，研究相對較全面。

1 區域概念問題

首先關于三峽地區的概念問題。重慶――湖北這一區域，學界有”三峽地區”、”峽江地區”、“三峽庫區”這幾個稱呼。其中“三峽”名稱出現較早，晉代已普遍應用，目前學界大多采用這一稱呼指東起湖北宜昌，西迄重慶，長約650度公里的長江沿岸地帶。

“峽江地區”這一概念使用者相對較少，且不同學者看法各異。孫華先生在《峽江地區的先秦文化》中對該區域有界定：“峽江地區系指四川盆地東部西陵峽以西、重慶以東的沿長江地區”。之后于孟州、索德浩[1]等人沿用孫華先生觀點。 “三峽庫區”這一概念極具時代性，來源于三峽水利工程。指的是西起江津白沙鎮，東到三峽大壩壩址――宜昌三斗坪這一長達700余公里，水面面積達1084平方公里的水庫和周邊地區。[2]其所指范圍小于“三峽地區”，并且具有極強的時代性，因此這一概念很少有人采用。

2 分期斷代研究

目前關于三峽地區秦漢墓分期斷代主要依托墓葬形制、器物組合及典型隨葬品形制分析。涉及三峽地區分期斷代的綜合性研究較多，如鄭君雷的《峽江地區西漢墓研究的若干線索》[3]從墓葬形制和隨葬器物兩方面對峽江地區西漢墓進行了類型學研究，進而探討其分期問題；何志國等人的《四川西漢土坑木槨墓初步研究》[4]涉及到豐都、涪陵、重慶市區等地的土坑木槨墓，對其分期、器形演變、墓葬分類和特點等進行了研究；艾露露在《重慶地區漢代墓葬初步研究》[5]一文中，在分析重慶地區漢墓的形制與器物演變基礎上，將其分為八期四段進行研究；楊金|在《峽江地區漢墓的考古學研究》[6]中，分析墓葬形制與隨葬品，將其分為八期，并探討各期文化內涵及文化因素演變過程。下文將從墓葬形制、隨葬器物兩方面進行綜述。

1.墓葬形制

目前研究大多集中在土坑墓、磚室墓、崖墓上，石室墓、甕棺葬、土洞墓、懸棺葬、崖葬等關注較少。

土坑墓目前多見以有無墓道分型，然后根據墓室長寬比分式，也有人分型后依平面形制、單人或多人葬分亞型、式。三峽地區秦漢墓葬內的尸骨保存并不完好，因此相較后者，依墓室長寬比分式更契合三峽地區墓葬的實際情況。

根據目前的研究，土坑墓可分為A、B兩型，再依據墓葬平面規格，可分為三亞型。

磚室墓均依照墓室多寡分類，即單室墓與多室墓?，F在看來，這種分類方法應有所修正。分類之后再依墓葬平面形制進行類型學研究。而單單依據平面形制分成“刀”、“凸”、長方形已遠遠不能描述清楚現今種類繁多的磚室墓，應將有無附屬設施等情況也一并考慮進去，可能更好梳理越來越多的磚室墓材料。

三峽地區崖墓極少做單獨研究，多是納入四川崖墓通講。至于甕棺葬、崖葬等墓葬，由于目前發現資料較少，難以進行類型學綜合研究，只能在發掘整理過程中不斷積累資料，待有條件了在進行探討。

2.隨葬器物

關于器物類型學研究，乍看方法各異，實際如出一轍。即根據典型器物整體器形差異進行分型研究，各型器物又依演變規律的不同做了具體分式。通過比較后認為，各式的變化代表了各型器物從早到晚的時代差異。而其他未做類型學分析的隨葬器物可根據共存關系找到其演變序列，從而確定時代差異，進行時代定位。

由于三峽地區獨特的地方文化，在隨葬物品綜合研究中，往往會根據文化因素將隨葬品分為若干組。目前來看，大致可分為三組。第一組即秦、楚等戰國晚期列國文化因素，包括圜底內凹罐、立領罐、雙系罐和銅鼎、蒜頭壺；第二組為巴蜀文化因素，包括陶圜底罐、釜和銅鍪、釜甑、柳葉形劍、鉞、雙耳矛、??；第三組指中原文化因素，包括陶平底罐、斂口罐、倉和銅鏡、洗、錢幣等。其中，各組文化因素器物種類和數量的增減表明了不同時代。

3.分期斷代

墓葬斷代方法較多，可根據其在發掘時疊壓打破關系判斷相對年代；或依據墓中明確紀年材料斷代；或依照隨葬品組合關系和墓葬形制的變化判斷相對年代關系。通過上文提及諸多前人的研究，三峽地區秦漢墓斷代并不成問題，難的是分期，絕大部分靠隨葬品組合和墓葬形制變化來劃分，而不同的人可能認識不一樣。而前人對三峽地區秦漢墓的分期看法不一，有十段八期、八段四期等說法，結合秦漢歷史背景和三峽地區實際情況，個人認為可分為七段四期。

第一期以土坑墓為主，隨葬品中陶器有鼎、盒、鈁、釜、豆和少量缽；銅器有鼎、鐘、洗、矛、釜甑、素面鏡和極少量半兩錢。時代大致是戰國末――西漢初。

第二期均為豎穴土坑墓，隨葬品基本組合同第一期相差無幾，個別隨葬品的類型增多，如陶鼎、圜底罐、釜等器物類型增多。隨葬器物形制與第一期聯系緊密，，有著明顯的演變關系。根據銅鏡及墓葬中出土文帝半兩而不見五銖等，推斷年代約在西漢早期。

第三期可分為三段。第一段均為土坑墓。陶器上和第二期差別較大，豆、釜數量減少，平底罐、盆、倉、灶較常見，井、甑數量較少。銅器中不見劍、矛、鉞等器物，新出現耳杯。錢幣多見五銖，半兩較少。第二段楚土坑墓外，新出現磚室墓。隨葬品器物和第一段基本雷同，五銖錢大量出現，幾不見半兩。第三段土坑墓逐漸減少，磚室墓比重上升。陶俑種類豐富，釉陶器開始出現，數量較少。結合錢幣與銅鏡推斷，第一段年代在西漢中期，大致相當于武帝后期及昭、宣時期；第二段約在西漢中期至新莽，第三段新莽至東漢初年。綜上，第三段年代為西漢中期――東漢初。

第四期可分為兩段。第一段土坑墓銳減，磚室墓盛行，崖墓開始出現，數量極。第二段以磚石墓為主，崖墓數量仍較少，不見土坑墓。隨葬器類和第一段較接近，陶俑和釉陶器有所變化。新出現釉陶倉、俑等。結合紀年材料和錢幣情況，可推斷第一段約為東漢前期，第二段為東漢中晚期。綜上，第四期年代為東漢前期至晚期。

三峽地區秦漢墓斷代主要依靠中原地區同時期墓葬的形制及隨葬器物判定，這中間可能隱藏一個問題?？脊艑W文化具有滯后性，且三峽位于帝國邊疆地區，在開發成熟的東漢之前，三峽地區是否和同時期的中原地區保持一致的發展節奏？如果我們貿然將同時期中原地區斷代標準直接套到三峽地區，這是否會導致目前三峽地區秦――西漢時期墓葬斷代普遍偏早？

參考文獻

[1]于孟州在《峽江地區夏商時期考古學文化研究》中認為在考古學上指“重慶以東、宜昌以西的長江沿岸地區”。索德浩在《峽江地區漢晉墓葬文化因素分析》將峽江地區范圍限在西陵峽以、重慶以東地區。

[2]蔣曉春：《三峽地區秦漢墓研究》，巴蜀書社，2010年，第2頁。

[3]鄭君雷：《峽江地區西漢墓葬研究的若干線索》，《重慶?2001三峽文物保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重慶市文物局等編，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89――214頁。

[4]何志國、李國清：《四川西漢土坑木槨墓初步研究》，《四川文物》2002年第3期。

[5]艾露露：《重慶地區漢代墓葬初步研究》，吉林大學2007年碩士論文。

[6]楊金東：《峽江地區漢墓的考古學研究》，廈門大學2006年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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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的意義

1.1可以激發學生歷史學習的興趣：中學歷史課外教學活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不受課堂教學的限制，又適合中學生的特點和要求，更能激發學生的歷史學習興趣，促進學生積極主動進行歷史學習活動，如千方百計閱讀歷史課外書籍，收集和研究其感興趣的歷史實物。課內外相促進，歷史教學工作就會大有起色。

1.2可以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形式多樣、靈活多變、限制較少的中學歷史課外教學活動以整個社會作為課堂，以生活為內容，理論聯系實際，涉及的知識面廣、新、活。中學歷史課外教學以古今中外的歷史知識為學習內容，只要有興趣都可以學習、探索。同時，它與時俱進，史學界有什么最新的研究信息，有什么爭論的問題，都可以通過課外教學來傳授給學生，擴展學生的知識面，引導形式進行創造性活動。

1.3可以培養學生的歷史綜合學習與應用能力：歷史課堂可以培養學生的能力，但課外活動在培養學生的多種能力方面具有獨到的優勢，也能啟發學生的思維，促進學生智力發展，培養學生的歷史綜合學習與應用能力。

1.4可以使思想教育變得更加豐富生動：歷史課堂教學過程應貫串對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開展歷史課外教學，面向整個社會、面向生活，使各項活動更為直觀，學生所教育更為深刻。用歷史課外教學活動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有生動性和感染力。

1.5可以發揮學生的特長：開展歷史課外教學活動，可以讓學生選擇最適合自己聰明才智的課外活動，借助于課外活動環境和動力，容易使學生的特長得到發揮。通過課外活動，教師能深入了解學生的個性、愛好、優缺點，按照不同的情況因材施教，發揮其特長，促進學生歷史學習的可持續性發展。

2中學歷史課外活動的有效教學途徑

2.1歷史課外學習性活動

2.1.1歷史課外閱讀：教師要引導學生多讀歷史課外讀物，拓展歷史學習的知識面，做好閱讀書目的推薦工作，并指導學生掌握科學的閱讀方法：如（1）快速閱讀，了解基本歷史讀物的全貌，以決定是否需要進一步精讀。（2）理解性閱讀，為解決具體問題，對歷史讀物的篇、章、字、句、內部結構、作者觀點等有關資料，細細地研讀以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和鑒別能力。（3）評價性閱讀，對歷史讀物中有關歷史人物和事件作出判斷和向他人介紹讀物，以理解性閱讀為前提條件。進行評價性閱讀必須對讀物的觀點和材料進行剖析，并作出判斷和評價。（4）消遣性閱讀，目的不固定的閱讀?？蔀榱撕闷?，可為了大概知曉其中的知識趣聞，也可為休息和娛樂。（5）創造性閱讀，為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見解作準備，一般運用于撰寫歷史論文和研究報告，是一種高級的閱讀方法?？筛鶕W生的實際情況和閱讀的目的，進行變通指導。

2.1.2開展歷史專題講座、歷史報告會和歷史選修課：歷史專題講座、歷史報告會和歷史選修課等活動，不受課程標準和教材的限制，以豐富的信息、深入的探討、精辟的見解開拓學生的視野，通過講座、報告和上課來傳授比較專門的知識，同時也教會學生如何進一步學習和研究歷史，培養創造性人才。

2.2歷史社會實踐活動：組織學生到社會這個大課堂中去參觀、訪查，使學生受到生動具體的教育和實際的鍛煉，效果十分顯著，為師生所喜愛，也是開展歷史課外活動的十分重要的內容。

2.2.1參觀：組織學生參觀歷史博物館、歷史文化遺址、歷史文物等，能使學生增長知識受到教育，還能提高學生的觀察能力和鑒賞水平。如帶學生參觀鹽業博物館，學生從中對先輩的業績產生敬意，激發了他們愛祖國、愛家鄉的情感，使學生受到一次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用歷史課外教學活動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有生動性和感染力。

2.2.2訪問：對歷史人物的后代、革命老人和歷史學家等進行拜訪和求教，目的是請他們對已逝去的歷史進行回憶，以達到印證史實、接受教育的目的。

2.2.3考察：一般沒有現存的結論，主要通過學生自己的觀察和分析，甚至要親自動手才能得出比較科學的結果，實踐的意義更大。例如帶學生參觀上海知青博物館，了解中國特定時期的人口遷徙的背景以及對中國經濟、文化、教育的影響。學生帶著問題進行實地考察，通過講解，觀看實物，并結合當時時代背景進行研究，可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原由以及這場運動對那一代人命運以及國家命運的影響。

2.3歷史課外創造性活動：可指導學生舉辦歷史展覽會，編撰歷史小報，撰寫歷史論文，制作歷史教具，進行社會調查等等。開展活動時，要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引導學生將創造意圖轉化為物質形式。在發展學生智力方面要加強發散性思維的訓練，如指導學生一題多問多解，一事多做多寫，使學生養成多方面、多角度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習慣。還要培養學生熱情、堅毅、積極進取的良好品質。同時運用適當的激勵手段，推動學生不斷進行創造性的實踐。

如學生舉辦自己的古錢幣展覽，要閱讀許多有關古錢幣的書籍，可促進自主閱讀學習能力；收集古錢幣，鍛煉了社交與溝通能力；鑒別古錢幣，鍛煉了觀察分析能力；簡要介紹古錢幣，鍛煉學生的口筆頭表達能力；仿制古錢幣開發了學生的創造力。

2.4歷史課外娛樂活動：通過寓教于樂的形式進行，學生從中得到了快樂又學到了歷史知識，同時還培養了學生多方面的才能。

2.4.1觀看歷史影視戲劇：歷史影視劇作為一門視聽藝術，能使歷史事實生動逼真地反映出來，具有很強的直觀性。組織學生觀看歷史影視戲劇是歷史課外活動的重要的內容。為增強活動效果，教師在組織學生觀看時，要介紹有關影視戲劇中的歷史事件發生的背景、時間、地點、經過和結局，歷史人物活動的時間、地點、生平、業績、評價等，使學生具備一定的歷史相關背景知識，便于觀看時獲得更多最佳的歷史知識?？春笠⒁饪偨Y和提高，引導學生辨別藝術和歷史的不同，以免產生誤解。

2.4.2歷史知識競賽：以歷史知識為競賽內容，分課堂歷史知識競賽、課外閱讀知識競賽、政治時事知識競賽、重大節日紀念知識競賽等類型，是一種對抗性強、興趣性濃，寓知識和能力于娛樂之中的一種比賽，能極大地激發學生歷史知識學習的興趣與積極性，鍛煉了學生多方面的能力，是一種具有一定刺激性的歷史課外娛樂性活動。

2.4.3歷史故事會和歷史演講會：以講述為主的一種娛樂活動。一般應圍繞一個中心，也可組織比賽。進行歷史演講必須把生動敘述和精辟的議論結合起來，要有感染力和說服力。講述歷史故事應以生動感人取勝。

2.4.4歷史文藝娛樂活動：可以晚會的形式進行組織，如歷史文藝晚會和歷史游藝晚會。歷史文藝晚會主要是表演歷史文藝節目，形式有朗誦、唱歌、舞蹈、快板、相聲、戲劇等，可分單項表演和綜合表演。單項表演日革命歷史歌曲表演賽、大聯唱、歷史曲藝晚會、歷史戲劇晚會。綜合表演融各種文藝形式于一起，一般要圍繞一個歷史主題進行。歷史游藝晚會更加活潑放松，如猜謎、征聯、填空、打靶、套圈等。如猜謎，可猜歷史人名與史地名、歷史著作、歷史故事等，學生玩得盡興愉快，又學到歷史知識，寓教于樂。

3結束語

歷史課外活動是在教師組織指導下，以課堂教學內容為基礎，以學生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為主要形式的歷史課外學習或實踐活動，是歷史課堂教學的重要補充。歷史教師應加強對學生歷史課外活動的正確指導，應把全部活動納入教學計劃、認真備課并按計劃執行，活動內容、形式都應具有歷史特色，融教育性、知識性和趣味性于一體，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活動、大膽創新，加強活動的全程管理與評價，確保歷史課外活動的質量，促進中學歷史教學質量的提高。

參考文獻

篇(4)

宋人王安石《元日》詩云：“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痹谶@除舊布新、喜迎2007新年來臨之際，縱覽和展望中國民間收藏的現狀和前景，既令我們歡喜，也不免有些擔憂。喜的是中國民間收藏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熱度深入中國城鄉各地，越來越成為數千萬人的業余愛好和精神文化追求；憂的是中國民間收藏理論準備不足，政策環境仍不夠寬松，市場的無序競爭、管理混亂狀況無大的改觀。當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傳統的“眼學鑒定”理論以及與之相聯系的思維定式受到實踐的挑戰，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已經成為影響民間收藏健康發展、影響民間文化遺產保護的不容忽視的問題。因此，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新鑒定理論，改變過時的思維定式，已成為一項迫切而重要的任務。

中國陶瓷鑒定理論，特別是中國元代瓷器鑒定理論，處在這場變革的風口浪尖上。2004年、2005年中國國際民間元青花研討會連續兩年在山東濟南舉行。2006年10月至11月，中國境內連續舉辦了三場元代瓷器研討會：先是當年10月在中國瓷都舉行的景德鎮元青花國際學術研討會，接著是11月下旬在上海舉行的規?？涨暗脑善鲊H學術研討會，這個研討會剛一鳴金，廣州的第三屆中國國際民間元青花研討會立即開鑼。幾乎與此同時，日本國內也舉辦了“景德鎮千年展及‘7501生活用瓷’研討會”。這些現象彰顯出從民間到官方，從國內到國外，從社會科學界到自然科學界，正在涌動著一股關于瓷器研究和鑒定，特別是關于元代瓷器研究和鑒定的熱潮。這既反映了在中國也包括在世界范圍內對元代瓷器的研究和認識還處于十分模糊的欠發展的狀態，迫切需要理論的武裝；而且預示著這個領域正在醞釀著一場重大的變革，這是或遲或早要發生的事情。

筆者最近聽到這樣一個故事：南方某省的一位企業收藏家，他在自己承包的基建工地中發現了一些可以確定年代的元代和明初的瓷器，一次次送到北京請一位權威的瓷器鑒定專家給予鑒定，結果一次次遭到被“槍斃”的命運，其否定的理由是他沒有見過這樣的器形，博物館也沒有這樣的器形，歷史文獻也沒有記載過這樣的器形。這位藏家非常生氣，想“教訓教訓”這位鑒定專家，于是掏錢買好飛機票，讓朋友把這位專家請到南方，又用專車將他送到自己的基建工地。現場的所見所聞令他十分震驚，他斷定這不是人家事先埋好“地雷”在欺騙自己，如果不是自己親眼所見，他絕對不敢相信!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和探討中。對于他這樣的人來說，這無異于要自我揚棄，自我否定，這既要有極大的理論勇氣，又是一個痛苦的思辨過程。在事實面前，他終于戰勝了自己，對自己在過去鑒定中所依據的傳統鑒定思維發出質疑：一是以“未見過”作為鑒定時的依據是不可靠的；二是以青花原料作為斷代依據需加分析；三是文物的“多少”不應作為斷代的標準；四是走科學鑒定之路刻不容緩。

“除舊布新識君意，爛爛一星光射人?！边@是清代黃遵憲《西鄉星歌》中的詩句，時代在不斷前進，我們的思想認識也要除舊布新，不能因遁守舊。上面提到的那位藏家不得已出此下策“教訓”專家；而這位專家又不得已用自己不大樂意接受的方式經歷這件事情，皆因中國時下國情使然，我們應從積極方面加以理解。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這位專家悟出的四條教訓雖然擊中了中國現時古瓷鑒定弊端之要害，但其“君意”并不為中國文物鑒定界所“識”，他就此所寫的論文竟然被三家權威文物刊物退稿，這種尷尬局面令他啼笑皆非。在此我們要鄭重告知讀者，這篇重要論文和相關材料，本刊將在下期刊出，敬請大家關注。我們希望用這“爛爛一星”實現“光射人”的目的，推動中國文物收藏理論的創新和變革，因為只有創新和變革才能發展。

作為中國內地創辦最早的收藏類期刊，2007年是《收藏》雜志的15歲生日。15年來，我們一直努力為中國文博收藏界營造一個“雅俗共賞，中間偏上；學術民主，鑒賞并重；傳播資訊，指導收藏”的溫馨園地，應該說我們在這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有諸多不足之處。鑒于本刊已創辦15年，新老讀者的藏識和鑒賞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本刊從今年起，將縮減現代收藏的內容，騰出版面加大傳統收藏大項的分量，尤其是辦好書畫、陶瓷兩個大板塊，兼顧銅器、玉器、金銀器、雜項及錢幣等項。在新的15年，我們要更好地貫徹學術民主、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為各種學術觀點提供爭鳴的平臺，積極推動中國文物收藏理論的創新和變革。我們要廣泛凝聚人心，聚集人氣，精誠團結廣大讀者、作者和各方合作者，齊心協力，戮力將《收藏》雜志打造成中國藏界的精品大刊，因為這是時代賦予的神圣使命。

篇(5)

花錢，以其形制類古錢，性質非流通幣而得名。歷來花錢是作為古錢幣的一個分支。按其用途大致可以為古錢宮錢類、吉語類、宗教類、游戲類、特殊用途類等五大類（具體內容請參看本文背景鏈接），可作為厭勝(厭伏其人，咒詛取勝)，佩飾，玩賞，游戲，撒帳，洗兒，吉慶，卜卦，殉葬，賞賜，憑信，鎮庫，紀念，祝壽，掛燈，上梁，系包裹，鎮水，性教育等方面之用途。從八九十年代開始，隨著花錢收藏的普及，人們對花錢開始重新認識?；ㄥX以其較高的藝術價值，豐富吉祥的內涵，以及和古錢千絲萬縷的關系，成為中國古代民俗文物中的一個獨特的版塊。花錢中的字文圖案千姿百態，各具姿容，稱它為古代“銅版畫”并不過分?；ㄥX中豐富的內容，是各代民俗民風的縮影；吉祥的內涵，代表著古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ㄥX和古錢的聯系，不但體現在它們形制的相似，而且體現在它們來源、工藝等方面的緊密聯系。正因為花錢有多種亮點，花錢收藏隊伍中不但包括了古錢收藏者，而且也包括了古文化愛好者，藝術品愛好者等等。

1、怎樣辨識花錢中的上等品

花錢收藏者都知道越是精品越能升值，但初入門者往往對怎樣辨別花錢中的上等品不知所措。愚以為，不管是那一類的花錢，要達到值得收藏的上等精品級別，必須滿足“大”、“精”、“新”、“美”四字。所謂“大”，不是單指尺寸上的大，而是泛指形制上的能提高美感的與眾不同。同品類中的特大樣(大相對于同品類)，精鑄版，能增加美感的厚重，異形等等都包含在這里所說的“大”。（圖1ab）

“精”即是工藝的精美。花錢不同于古錢，就算一枚花錢再少、再有意思，若它的工藝不精就不能算上等品。（圖2ab、圖3）

所謂“新”，不是指“新舊”的“新”，而是指“標新立異”的“新”。這個字最難把握。 “新”是指一個花錢所具有的“群類獨特性”，而不是“個體獨特性”。這里我們需要理解“個體獨特性”和“群類獨特性”的區別。

假設一枚錢X在Y方面有某項獨特性Z。那么，獨特性Z是“群類獨特性”如果以下兩項都滿足：A、錢X在Y方面能夠代表所有具有Y方面的花錢群體。B、X能夠作以上代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X具有Z的特徵。如果A和B之中至少有一項不滿足，那么Z只是“個體獨特性”。舉一個例子，假設有一枚很普通的八卦錢(一面生肖一面八卦)，格式和制作均普通。但它八卦中有個字的寫法和其它所有八卦錢都不一樣，它這個獨特性是什么獨特性呢？如果它的字并不好看，也不精，那在構圖方面它就不能作為整個八卦花錢家族的代表。所以，它的以上獨特性只是“個體獨特性”，而不是“群類獨特性”。從這點可以看出，古錢中經常使用的“孤品”概念在花錢中是不適用的。另一方面古錢中也很難找出同“群類獨特性”相對應的概念。如果一枚花錢有“群類獨特性”，它即滿足“新”字：在這基礎上，如果它代表的群類越廣泛，這枚花錢在“新”字上等級也越高。（圖4）

“美”，即是指字文圖案的美觀以及包漿品相的賞心悅目。（圖5）

2、花錢的辨偽

只要有利可圖，偽品無處不在?；ㄥX中也是這樣。花錢作偽主要有兩種：A、真錢翻砂。B、制模翻砂。(其它改刻，腐蝕等作偽由于篇幅關系就不談了。) 制模翻砂因制模成本等問題，相對不常見。辨偽主要靠的是經驗和感覺，不是書上的條條框框。但理性的認識可以培養和加深感覺。以下我談談怎樣從線條特征辨別由真錢翻砂的偽品。（圖6）

圖6左邊的一個是偽品雙成選仙錢，右邊的是真的宋代散仙錢。這個雙成銹做的不錯，但在工藝上是有破綻的。以此為例我們來看看翻模偽品的線條特征。

A、新翻線條的邊緣特征。偽品用真錢翻模。由于翻砂砂眼的問題，在一些翻的小線條上會在線條的邊緣帶有砂眼無法磨去，這樣坑坑洼洼，反映在視覺上會有線條軟弱無力的感覺。請看為偽雙成最右邊的下面衣袖線。

B、新翻線條的頂部特征。許多早期真品線條邊緣多圓潤(取線條橫截面，是類橢圓的，不是方的長方的)，而不是象某些清代花錢線條帶棱角的。而現翻的東西線條有些多帶棱角。這是因為現翻或取材于真的生坑或取材于真的熟坑。假設取材真的生坑品翻模。而真的生坑品由于線條頂面上銹不勻凹凸不平，這樣再翻出來的線條頂面一定也是砂眼坑坑洼洼的。如不磨掉砂眼線條太難看。但如果把這些砂眼打磨掉，線條的頂部就變平，真品中圓潤的線條就變成偽品中棱邊相對分明的線條。而且，若偽品被做成生坑。這些磨平的線條就很刺眼怪異了。請參看偽品雙成的線條特征。假設取真的傳世品翻模。傳世品磨損重，線條多被磨的在同一平面。這樣翻出來的東西肯定在平的面上有砂眼。但真的東西不可能在磨平的平面上再有砂眼。新東西若為了消滅這些砂眼的痕跡再在錢面打磨掉這些砂眼，那也就會出現線條帶棱角的現象。以上是翻偽品的共有特征。此外，生坑品翻的和傳世品翻的還有其特殊的特征：

生坑品翻的線條往往呈現帶有砂眼的粗細不均，不流暢。由于生坑真品線條上有銹，這些銹翻出后就帶了砂眼。生坑真品可能因為銹多銹少線條有粗細，但粗的地方是銹，不是砂眼，但翻后偽品中粗的地方就呈現砂眼。因為翻鑄偽品是帶有砂眼的粗細不均，所以看上去線條不流暢。再請看為偽雙成最右邊的下面衣袖線。比較圖6中，一圖線條的不流暢和二圖線條的流暢。

傳世品翻的線條往往在邊緣或側面不圓潤，且帶有砂眼。偽作的傳世品可磨去砂眼，但很難做出自然的圓潤。

3、版別和品相

花錢的鑄造期長，同一類花錢可能鑄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這就產生了版別的問題?；ㄥX鑒賞中極易混淆品相的好壞和版別的早晚/好壞。我們須時時提醒自己，品相好的花錢并不一定版別早、版別好；另一方面，版別早、版別好的花錢也不一定品相好。(另外，版別的早晚和版別的好壞也不完全是一碼事。)

在版別方面我們可作以下大致的分類：

頭版：某類花錢的第一版。

頭版母：第一版中的母錢。

頭鑄：由雕母真接翻砂來的或是范鑄的

(注：頭鑄和頭版完全是兩個概念)。

精鑄版：某類花錢中工藝特別精湛的版別。

這里注意頭版是個鑒賞方面的概念，而不是考古方面的概念。我們不可能找出某一類花錢在考古意義上的第一版(因為我們不可能有足夠的歷史資料)。我們所能找出的頭版只能是在欣賞角度上的頭版：該類中神采最足，創意構思最好的版別。請看圖7

4、花錢的價格

隨著國內花錢收藏隊伍的不斷擴大，花錢的價格在近十幾年來一路攀升。象 （圖8）中的清川爐四君子錢，八十年代末單枚就十來元，到九十年代中是一百來元，而到如今單枚品相好的要五百元，四枚一套的要兩千以上。

從品種而言，國內花錢中最走紅的是宮錢和秘戲錢，其次為人物錢、吉語錢、和錢文錢。在歐美，花錢中最好賣的品類是鏤空錢和錢文錢。除了鏤空錢，花錢的價格在歐美比不上當前中國國內的價格。比較國內外花錢價格，一個有意思的反差是鏤空錢。在國內，鏤空錢歷來不為泉家所重，價低廉，是屬于花錢家族中的“垃圾”品類。但在歐美，鏤空錢以其較高的藝術價值和復雜的鑄造工藝為藏家所重，價比國內要高數倍到十數倍。

花錢收藏的隊伍還在不斷擴大，而供應卻很有限(花錢的出土要比古錢少得多)，升值是意料中事。您若有意收藏花錢，從保值升值方面筆者作以下推薦：

1、在頂級精品難覓的情況下，各品種中圖案美觀且品相好的中上品會有較大幅度升值。

2、版別的價差會拉大。同類中版精鑄的和版粗糙的差距會越來越遠。

3、鏤空精品或品相特好的鏤空可能是黑馬。

(除非另外注明，文中所用圖中的花錢均為筆者藏品。)

背景鏈接:

花錢的品類

1、古錢宮錢類：和古錢和宮廷生活有關的錢形品均可歸于此類，其中包括鎮庫錢，開爐錢，雕母，刻花錢，官鑄錢文錢，萬壽錢，賞賜錢，祝圣錢，包袱錢，掛燈錢等等。

2、吉語類：以吉祥文字為主的花錢均可歸于此類。

3、宗教類：和佛教道教信仰有關的錢形品或類錢形品均可歸于此類，其中包括生肖錢，庫錢，廟宇錢，符咒錢，保生錢，降魔錢，避毒錢，祿馬錢，占卜錢等等。

4、游戲類：民間用作游戲的錢形品或類錢形品，其中包括馬錢，選仙錢，棋錢，燈謎錢，戲作錢，漢行樂錢，金元卜戲錢等等。

5、特殊用途類：民間生活有特殊用途的錢形品或類錢形品，其中包括鏤空錢，秘戲錢，漢佩錢，上梁錢，鎮水錢，憑信錢，冥錢，掛錢，春錢等等。

花錢研究狀況

一、花錢參考書目

在八十年代 花錢參考書主要是陳鴻禧的《玩錢集》和丁福?！豆佩X大辭典》收錄的一些花錢。

到九十年代 花錢專著和論文層出不窮，其中俞榴梁等編著的《中國花錢》和盧振海主編的《中國歷代壓勝錢譜》成為花錢愛好者主要的參考書。特別是俞榴梁的《中國花錢》一書，它在推廣花錢收藏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歐美地區 主要的花錢參考書是法國《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France》東方錢幣負責人Francois Thierry所著《Amulettes de Chine et du Vietnam》 (Paris 1987)和Edgar Mandel所著《Chinese Charms and Amulets》.

二、當前花錢的主要研究方向

目前，花錢研究正從兩個大方向往深度發展：一個是花錢圖案文字及用途的考證；另一個是花錢版別的區分研究及鑄造工藝的考證。

三、花錢的研究、收藏狀況

前輩藏家首推臺灣大家陳鴻禧。

大連的劉源正在做著清云貴爐花錢版別細分的研究工作。

篇(6)

關鍵詞：文化遺產；旅游紀念品；文化遺產保護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項目號：10YJC760105)，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項目號：2011zDIXM015)，教育部中央高校專項基金研究項目(項目號：JUSRP21149與JUSRP21015)

引言

近年旅游業已成為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其中文化遺產旅游更是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青睞，這是因為人們文化水平越提高，尋根意識和獲取歸屬感的需要就越強烈。我國有著豐富的文化遺產，各地更是紛紛打造獨一無二的文化旅游品牌。但卻忽視了其中作為文化宣傳和體驗重要載體之一的旅游紀念品的開發。大多數紀念品只是將文化遺產的表層形象生硬地復制出來，缺乏深層文化內涵且做工粗糙。

文化遺產旅游不僅是為了發展經濟，更重要的是使旅游者了解遺產的歷史文化及其重要性，倡導更多人和機構保護文化遺產。因而文化遺產旅游紀念品除了要有地域性、紀念性、美觀性、便攜性等這些旅游紀念品普遍性特征外，更要有它自身的設計原則?；谖幕z產保護原則，筆者延伸出文化遺產旅游紀念品的幾點設計原則。

一、原真性

原真性，原即原本的，真即真實的。原真性是評價文化遺產價值及其保護績效的重要準則。遺產的原真性問題是遺產旅游的核心問題，也關系到旅游者的體驗。旅游者都希望在跨文化交流中了解到的是真實的遺產文化，但由于時間、空間及文化認知程度的限制等原因，旅游者對文化遺產的認知并不是直接的，更多是通過旅游管理、開發等部門傳遞出的信息來了解文化遺產。因此盡管不同時代的表達途徑或有不同，旅游紀念品作為遺產地形象及文化的傳播載體之一，也應向旅游者傳遞遺產最真實的遺產文化，引導旅游者對文化遺產的認知。當原真性與商業化利益相沖突時，要平衡好兩者之間的關系，不能為了眼前的商業利益，過分夸大甚至編造紀念品中的文化意蘊，產生“偽文化”，誤導旅游者，對文化遺產信息的傳遞造成不良影響。

二、可讀性

可讀性，即旅游紀念品所傳達的文化內涵要能夠被旅游者接受和理解。在旅游紀念品設計中，一方面我們要避免直接照搬原型，缺少對文化底蘊的深入挖掘，紀念品過于直白和寫實，使旅游者只能停留在單純的感官刺激上，失去了進一步探索其中文化意蘊的樂趣。如澳門市場上常見的大三巴模型紀念品，僅僅是對大三巴原型的簡單復制，讓人沒有回味的余地，難以形成難忘的情感體驗與共鳴。

另一方面設計者也要考慮旅游者的認知程度，避免在內容和形式上太追求深刻的立意，文化意蘊過于隱藏、抽象難懂，且不對其進行說明，使旅游者產生文化上的認知障礙。如圖1的葡國雞，是澳門最富文化特色的紀念品之一，但設計者沒有對葡國雞所隱藏的西方宗教故事進行說明，不能給旅游者帶來更深刻的文化體驗。

三、參與性

旅游者進行文化遺產旅游的目的是探尋文化的不同，在旅游紀念品的制作或者把玩過程中，旅游者參與的越多，對紀念品所傳達的文化意味理解的越深，對旅游過程越滿意。

第一種是旅游者參與紀念品制作過程。當然考慮到旅途時間、成本等因素，旅游者可能參與紀念品制作的全過程也可能只是一小部分過程，這樣的紀念品不僅使旅游者對于文化的體驗更進了一步，且其中融入了旅游者的情感，變得更有紀念價值。

另一種，參與性也可以是旅游者沒有親自參與紀念品的制作，但在把玩或使用時，產生了行為上的互動體驗。如圖2的右邊圖是蘇州拙政園旅游紀念品，鞋底是經過設計者藝術化處理的花和古錢幣組成的精美圖案，其創意來自拙政園一段石子路的圖案和美好寓意(如左邊圖)――先踩錢、后踩花，有錢花。旅游者穿在腳上，每一步都是有錢花，在體驗文化的同時，也會想起美好的蘇州園林之旅。

四、完整性

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紀念品的設計元素不應僅針對于物質遺產，如建筑樣式等；更應深入了解遺產地文化，積極挖掘物質遺產背后的文化意蘊及遺產地人們的行為規范、價值觀念等這些非物質遺產。物質遺產更能引起人們注意，便于保護；而非物質遺產是文化遺產的核心部分，它存在于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卻難以被人發覺，因此也更容易在無意識中消逝。深入挖掘非物質遺產不僅會使紀念品更有文化魅力，還有助于旅游者對遺產文化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增加旅游者滿意度；同時使有形的無形的文化遺產都受到人們的關注，對于文化遺產的保護也是大有意義。如圖3，是針對于紹興蘭亭卉人曲水流觴、優雅灑脫的酒文化而設計的酒具。酒文化延續到現代，人們在碰杯敬酒之時，往往因為距離較遠，以酒杯輕敲桌面代表碰杯敬意，而這卻缺失了酒文化該有的優雅。這款酒具，隱藏在杯底的鈴鐺，可在敬酒之時，代替之前的敲擊桌面，雙方輕搖酒杯，叮當一響，一飲而盡，不僅產生了聽覺上的愉悅，也活躍了氣氛。

五、發展性

文化是活態的，人們不是機械的接受而是積極的創造文化，不斷在延續中出現新的文化。作為旅游者，不同時代的人對同一種文化形式的理解和可接受形式也是不同的。旅游紀念品設計者應立足于時代，在保留遺產中最核心的文化要素的同時，利用傳統符號在人們記憶中所具備的文化認同性，通過形態、材料、制作工藝等方面的創新，設計出符合當代人審美和文化認知的紀念品。如當人們對于洛陽三彩旅游紀念品的印象還停留在三彩駱駝等色調、表現形式單一的形象時，設計大師郭愛和卻在保留三彩工藝最本真的傳統工藝的基礎上，從色系、造型、選材內容等方面創新，結合當代人的文化認知，設計出符合當代人審美的三彩藝術作品，使三彩藝術品受到越來越多人的喜愛，同時也為三彩工藝的發展增添了活力。

結語

綜上所述，文化遺產旅游紀念品的設計除了要考慮旅游紀念品設計的一般原則，更要結合文化遺產旅游的特殊性及遺產保護的重要性，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意蘊，立體的展現文化遺產的魅力，達到游客文化體驗需求、文化遺產形象定位、保護宣傳以及開發者利益等多方面要素的平衡和滿意。

參考文獻；

[1]宋強，高喜銀，鄭澤鋒.體驗設計指導下的旅游紀念品設計[J].商業現代化，2008(13)：206.

[2]艾佩.體驗經濟背景下的文化遺產旅游研究[D].河南大學旅游管理碩士研究生論文，2008.

[3]初曉恒，呂宛青.我國旅游產品文化挖掘與傳遞研究[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

作者簡介：

篇(7)

摘 要：目前學術界有關于章太炎先生推崇魏晉文的論述。在這些論述中，有學者指出“魏晉之文”是作為一種文體的“論”文。本文對章先生的有關論述進行梳理，繼續探討章先生關于“魏晉之文”的具體論述。

關鍵詞：章太炎 魏晉 文

錢基博先生稱章太炎先生“論文，右魏晉而輕唐宋，于古今人少許多迕”①。先生認為章氏論文“主張回到魏、晉”②。他們的依據都是章先生《國故論衡?論式》中的兩段話：

“夫雅而不核，近于誦數，漢人之短也；廉而不節，近于強鉗，肆而不制，近于流蕩，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過也；有其利而無其病者，莫若魏晉?！?/p>

“魏、晉之文，大體皆埤于漢，獨持論仿佛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p>

陳平原先生認為“在章氏看來，漢文、唐文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有其利無其病者，莫若魏晉’。魏晉文之所以值得格外推崇，因其長于持論。”③在論述中，陳先生也引用了上邊的《國故論衡?論式》兩段話，作為例證。

本人認為，章先生在《國故論衡》中關于魏晉之文的論述，是作為一種文體的“論”體；不應該把章先生的魏晉之“文”的特點擴大至魏晉的“一切文體”中，從而認為魏晉的全部文體都長于“持論”。章先生關于魏晉文的論述除了保存在《國故論衡》（1910年）外，還保存在其他文章、演講稿中：《文學說例》（1902年）、《文學論略》（1906年）、《國學概論》（1922年）、《國學演講稿》（1935年）等。研究章先生關于魏晉文的論述，也需要研究這些文獻。

一、 文之論

章先生在《國故論衡》中推崇魏晉的“論”體，上邊已有所論述。關于章先生推崇魏晉“論”文原因的分析，有學者認為章先生選擇魏晉之“論”，是受時代影響，“維護自己的論點時，穩而有法度，批駁別人的論點時，銳而有條理，理由充分，厚實勁健，這樣的文章，在清末激烈的思想斗爭中，是急需的”④?！疤紫壬硖幧鐣眲∽兓⒚裰鞲锩L起云涌的時代，這樣一個戰斗的時代，特別需要犀利的辯論文章”⑤。本人認為，除了上面的一個方面外，這和章先生的小學素養也有一定關系。

章先生小學功底深厚，幼年就跟從外祖父朱有虔學習小學，隨后章先生在詁經精舍學習七年。在詁經精舍學習期間，章先生雖然也向譚獻、黃以周、高學治等先生問學，但是對其影響較大的還是俞樾先生。俞樾治學注重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講求古言古制，由訓詁而名物，而義理，以通圣人之遺經”⑥。

章先生在《文學說例》中明確指出小學與文學的關系：“爾雅以觀于古，無取小辯，謂之文學。文學之始，蓋權輿言語……非通古今字知先代絕言者，無能往來，況夫審別流變耶？世有精練小學拙于文辭者矣，未有不知小學而可言文者也?！彪S后，章先生提出了“文字亦日孳乳，則漸離表象之義，而為正文……而施于文辭者，尤習用古文，而怠更新體。由是表象主義，日益浸，然則賦頌之文，聲對之體，或反以代表為工，質言為拙，是則以病質為美也”。

語言使用最早有本義，后因新事物出現，借已有的字表示其意思，而非另造新詞，是謂假借，新詞義為原來字義的引申義。章先生認為引申義為“表象”，引申義為“病”，“斯治小學與文辭者所由忿爭互詬”。小學家所治，乃考據本義，古字已非今字，容易產生歧義，而古義與今義的不同，是引申義在起作用。如果不出現引申義，詞義相同，就不會難懂，也不會出現詞義上的紛爭。“言語不能無病，然則文辭愈工者，病亦愈劇”，“文益離質，則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甚”，“若純出史胥，則語猶質直”。

《文學論略》中的“辭尚直截，尚無蘊藉”、“尚其直敘，不尚其比況”、“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正是《文學說例》中“若純出史胥，則語猶質直”的延續。

如果將上邊引述的話與《國故論衡》中文學部分進行比照，就會發現章先生在《國故論衡》中推崇魏晉之“論”文，是其小學素養，修辭立誠、反對浮華思想的反映。立論要“本名家”，“不欲本縱橫”，反對“汗漫”、“蘊藉”（溫藉）、“興會神旨”等，這與其《文學說例》中的“文辭愈工者，病亦愈劇”，反對“病”、反對文中的“表象”有關。

二、 文之體

在《文學論略》中章先生就提出：“且文辭之用，各有所當”，“特其體裁有異，故所以斷其工拙者，各有不同”，“一切文辭，體裁各異”，圖畫、表譜、簿錄、算草皆有其體制。在推崇魏晉之“論”后，章先生還是堅持“且文辭之用，各有體要”，沒有偏愛魏晉。

在《國故論衡?論式》中，章先生還分析了“論”以外的文體：奏、疏、議、駁、詔、冊、表、檄、彈文。在這些論述中，對漢代趙充國的奏評價較高，“探籌而數，辭無枝葉”。稍后章先生評論了晉朝的奏，“晉世杜預議考課，劉毅議罷九品中正，范寧議土斷，孔琳之議錢幣，皆可謂綜覆事情矣”，并沒有給予像魏晉“論”文那樣高的評語，也沒有介紹魏時期的奏。在論述時，對漢朝的表作出了較高的評價：“漢世表以陳情，與奏議異用，若《薦禰衡》、《求自試》諸篇，文皆琛麗，煒曄可觀”。

章先生在《國故論衡?辨詩》中，不僅褒獎魏晉之詩，還對其他時期的詩有所贊揚。

“《三百篇》者，四言之至也?！?/p>

“漢《郊祀歌》有《日出入》一章，其聲熙熙，悲而不傷，詞若游仙，乃足以做將帥之氣，雖《云門》、《大卷》弗過也?！?/p>

“往者《大風》之歌，《拔山》之曲，高祖、項羽，未嘗習藝也，然其言為文儒所不能舉。蘇、李之徒，結發為諸吏騎士，未更諷誦，詩亦為天下宗?！?/p>

在《國學概論》中，章先生講到了“數典之文”、“ 習藝之文”。數典之文包括“官制”、“儀注”、“ 刑法”、“ 樂律”、“ 書目”。 “習藝之文”包括“算術”、“工程”、“農事”、“醫書”、“地志”等五類，所列書籍也并非只有魏晉時期。并且章先生認為這些典籍“文都佳絕”。

在《國學講演錄》中，章先生對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等十種文體進行分析，在分析時，章先生只是說出每個文體的特點，然后舉例說明，并沒有明確的指出該文體中那個時期最佳，更找不到推崇魏晉之文的論述。

三、 文之氣

章先生有從整體上論述魏晉文風格的論述，但是也兼顧其他時期的不同風格，并沒有偏愛魏晉。

在《國學概論》中，章先生有這樣的論述：

“自陸機出，文體大變：兩漢壯美的風氣，到了他變成優美了；他的文平易有風致，使人生的。晉代文學和漢代文學，有大不同之點。漢代厚重典雅，晉代華妙清妍，差不多可以說一是剛的一是柔的”。

“唐人常稱孟子、荀卿，也推崇賈誼、太史公，把晉人的柔曼氣度掃除凈盡，返于漢代的‘剛’了?！?/p>

“明人稱‘唐宋家’，因此，使一般人以為唐宋文體相同。實在唐文主剛，宋文主柔，極不相同。”

我們可以體會到，不能說是漢代文學好，或是晉代文學好，因為“晉代文學和漢代文學，有大不同之點，漢代厚重典雅，晉代華妙清妍”。

在《國學演講錄》中，章先生認為“自唐以來，論文皆以氣為主”，“文不論駢散，要以氣骨為主”。章先生先以“氣骨”、“氣”來分析歷代文章。他認為“周秦兩漢之文剛，魏晉南朝之文柔”，他贊賞《七發》“氣勢浩汗，無堆垛之跡”，“降及東漢，氣骨即有不逮”。

歷代文章之盛衰，本之于國勢與風俗，每個時期的國不同，文章所反映的氣也不同。章先生認為漢文的浩汗之氣和漢朝的國勢、風俗有關。“漢人之強健，恐什佰于今人，故其詞氣之盛，亦非后世所及”，“漢世尚武之風未替，文人為將帥者，往往而有”，“漢人堅強好勇，故發為文章，舉重若輕，任意堆垛而不見堆垛之跡，此真古今人不相及矣”。同《國學概論》一樣，在《國學講演錄》中，章先生也沒有提出是“剛”好還是“柔”好，本人認為這個問題可能和中國傳統“剛柔相濟”思想有關，關于這個問題還有待繼續思考。不過，章先生沒有明確表態，我們也就不能斷章取義，認為章先生推崇魏晉南朝的“柔”，而舍棄周秦兩漢的“剛”。

結語：

通過上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章先生關于魏晉文的論述，不能簡單地理解，應該注意章先生在不同時期的論述中，對文的界定不同，所做的論述也會不同。章先生雖然推崇魏晉的“論”，但并不是愛屋及烏，由此推崇魏晉的全部文體，忽視其他時期的文體。（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注釋：

①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4月，第69頁。

②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黃山書社，1996年12月，第210頁。

③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2月，第355頁。

④ 董國炎，《章太炎文學觀考辨二題》，山西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

⑤ 郭延禮，《論章太失的文學思想》，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5月，第30卷，第3期。

⑥ 俞樾，《春在堂雜文》卷一。

參考文獻：

[1] 章太炎，《國故論衡》，[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2] 章太炎講演，曹聚仁整理，《國學概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 郭紹虞主編，《近代文論選下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4] 鄭振鐸編，《晚清文選下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5] 湯志鈞 ，《章太炎年譜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6] 謝櫻寧，《章太炎先生年譜彰摭遺》，[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