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簡述市場體系的構成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論文關鍵詞：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條件;適用性

一、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簡述

戰略性貿易政策論者認為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是建立在規模收益不變和完全競爭的理論境界上的，他們用國家之間在自然環境、技術、勞動生產率和要素稟賦等方面的差異來解釋國際貿易的發生。

由于貿易能改善貿易雙方的資源配置狀況并使雙方的國民福利得以提高，所以自由貿易政策是最優選擇。但現實的情況是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和規模報酬遞減成為經濟中的常態，這種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前提的背離，使市場本身運行結構處于“次優”境地。適當的政策干預，指的是戰略性的政策干預，由于國際市場上普遍存在著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 市場份額對各國企業變得尤為重要，誰能占領市場，誰就能獲得超額利潤。市場競爭變成了一場企業之間的“博弈”，誰能占領市場，誰就能獲得超額利潤。根據對手行為調整自己的戰略，可以使本國經濟福利最大化。 戰略性貿易理論有兩個分支——“利潤轉移”理論和“外部經濟”理論。

“利潤轉移”理論認為政府干預性的貿易政策可將他國利潤轉移到本國，使本國受益。作為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倡導者布蘭德 (Brander)和斯潘瑟(Spencer)，借助產業組織理論和博弈論的研究結果和手段，創造性地探討了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和規模經濟的條件下，政府的補貼對于生產和出口的影響，建立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

“外部經濟”理論是把政府戰略性的貿易干預政策看作是追求外部經濟的手段。該理論認為，政府應該扶植與保護那些能夠產生較大外部經濟的產業，即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這些產業由于具有外部性，而這個外部性不能被企業所享有，因此單憑企業的自我決策不能使企業發展到令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規模。這樣，政府就要通過補貼等保護行為使企業發展到令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規模。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由發達國家的學者提出，建立在發達國家經驗基礎之上，其研究也普遍針對具有眾多規模經濟產業的發達國家。對于其是否適應于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論。因為當今的發展中國家，就其國內市場的發展程度來看，還沒有達到歷史上發達國家的那種自由競爭程度。總體來看，壟斷競爭或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不是當今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市場特征。在這種發展階段，市場不完善的最大特點就是競爭不足，市場未發育完全。但是，以上分析并不等于說戰略性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根本不適用，它只是指出了其實施的局限性而已。

我個人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借鑒發達國家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理論和措施，因為有些發展中國家同樣處于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下，其幼稚產業(即民族工業)也有戰略性產業的某些特征。但是以往建立在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基礎上的傳統貿易理論只強調靜態的比較優勢，這往往使發展中國家在產業結構方面落后于發達國家。要實現“趕超”，發展中國家就必須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創造動態的競爭優勢，扶植本國的戰略性產業，從而謀求后來居上。

二、戰略性貿易政策在我國的實用性分析

第一，經濟體制條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化過程中，我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市場經濟體制逐漸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國內市場容量及資源條件都為其發展專業化和規模經濟提供了必要前提。一方面，我國的大部分企業已經擁有較為獨立的市場權利，并追求較為獨立的經濟利益，其生產經營活動已納入市場調節的軌道;另一方面，我國已基本建立以市場形成價格的機制，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在內的市場體系日益發展。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可以使產品的轉移更為便利，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更小，同時能夠站穩和拓展國際市場。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市場主體行為會日趨規范，市場體系也會更加健全，這將為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推行創造更好的體制條件。

第二，市場結構條件。在分析市場結構時，我們用市場集中度這一最基本的指標來反映市場的競爭與壟斷程度。一般而言，市場集中度越高，寡頭企業支配市場的能力就越強，寡占特征越明顯。若以CRn指數為衡量指標，根據美國學者貝恩的定義等級進行劃分，中國列入寡占行業的大類企業有4個：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石油加工及煉焦業、化學纖維制造業及煤氣生產和供應業。這一結果表明我 國已存在一些市場集中度較高的產業，并且具有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

第三，規模經濟水平。從我國500家最大工業企業的行業分布來看，雖然總體的規模經濟水平高低不等，但是寡占行業還是具有一定的規模經濟效應的，其規模經濟水平也高于其他行業。根據“2000年中國500家最大工業企業”的數據可知，2000年，石油及天然氣開采業有39家，石油加工及煉焦業有11家，化學纖維制造業有11家，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有35家。由于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工業區域存在較為嚴重的分割現象，無法充分發揮其規模經濟優勢，這就需要我們在以后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努力縮小地區之間經濟和技術水平的差距，加強地區間的經濟聯系，提高寡占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同時，在深化改革和擴大市場需求的環境下，充分利用我國廣大的國內市場優勢，實現市場規模的有效擴張。

三、政策建議

第一，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相結合。戰略性貿易政策的一大特色就是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結合，通過政府的貿易干預來攫取和轉移外國政府的利潤，充分發揮產業間的國際競爭潛力，為本國產業的發展創造出更大的發展空間。在產業政策上，可以將那些具有潛在競爭優勢、有較大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利益的產業確立為目標產業，如半導體、飛機、鋼鐵、汽車和化工原料等，從戰略高度對它們進行保護與扶持，并且要有意識地鼓勵我國廠商大膽進入一些有待開拓的高技術產業，如電子通訊等。同時要在這些產業中實施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和產品創新的政策、專業化分工協作政策、行業進入壁壘政策、促進企業兼并聯合政策，實現企業生產經營規模化。

在產業發展上，政府一方面要維護有效競爭，防止過度競爭和不正當競爭，打破行業壟斷和地區封鎖，保持行業內的競爭活力;另一方面， 也要考慮到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就業壓力大的現狀，在選擇戰略產業時要兼顧就業規模的擴大，盡量使規模投入增加的就業人數多于因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而相對減少的就業人數。 在貿易政策上，要在產業政策的目標產業中主動利用戰略性貿易政策， 保護和扶持一些具有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的產業作為戰略性產業，以獲得潛在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例如：在國內外均為寡頭壟斷的行業，對國外進口可以施加適度的關稅實施戰略進口政策，從國外企業轉移利潤。在國內為完全競爭、國外有壟斷力量的行業，也可以采用戰略進口政策，從國外企業抽取利潤。對于國內外均為寡頭壟斷，本國出口較多、出口競爭激烈的行業，可以實施補貼的戰略出口政策;對具有寡頭特征、規模經濟效應顯著、國內外企業在本國以及其他市場上爭奪激烈的行業，特別是一些國內尚不成熟的新興產業，可以采取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的戰略，以帶來長期動態收益。

第二，加快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引入制度分析。我們在推動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要培育與市場經濟相適合的市場主體，進一步完成市場體系，健全價格機制，樹立法律的規范機制，加大市場秩序的改善;促進市場結構合理化，進一步提高行業集中度和規模經濟效益水平。引入制度分析，會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需要政府了解大量的相關信息，整個國際市場的信息，本國企業的競爭力水平和發展潛力的信息，等等。

篇(2)

關鍵詞：企業并購 財務整合 意義 原則 成功要素 整合效應

前言

全球化給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挑戰。企業要贏得競爭的勝利不僅在于擁有資源的多少，更在于是否具備在全球范圍內整合、優化資源配置的能力。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勒所言：“縱觀美國著名大企業，幾乎沒有哪一家不是以某種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應用了兼并、收購發展起來的，幾乎沒有一家大公司能主要依靠內部擴張成長起來。”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和市場環境的變化，全球掀起了一股企業并購的浪潮，隨著這股浪潮的蔓延，并購案例所涉及的金額、規模越來越大，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企業并購的目的也由以往單純的擴大經營規模、多角化經營轉向整合行業市場、提高競爭力。中國也不例外，并購一直是近年來中國企業加速擴張的主要手段。2009年，國內大型企業之間共發生了50多起并購；2010年，鋼鐵、汽車、煤炭、水泥、有色金屬等行業發生了多起重要并購。然而，盡管并購交易數量和金額的迅速增長并不意味著并購取得成功。對于我們中國企業來說，實施并購后如何將業務、資源進行整合，才是整個并購成功的關鍵。據相關研究機構的調查顯示，企業并購的失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忽略了并購后的財務整合。為此，本文將以企業并購后的財務整合展開論述，以期能為大家提供一些參考與借鑒。

一、企業并購中財務整合的重要意義

企業并購之后，在財務方面必須實行一體化管理，被并購企業必須按并購方的財務制度運營。事實上，一般被并購的企業，很多情況下其財務制度體系皆存在問題。由于財務管理不善，投資收益率不高，資本結構不合理，反映到企業綜合實力上便無競爭優勢。要做好財務方面的整合，一方面可以實現合理避稅，從而節約交易費用，降低單位成本；另一方面，財務整合也是并購企業對被并購企業實施有效控制的根本途徑，其目的是運用財務整合理論建立一套健全高效的財務制度體系，最終達到收益最大化和對并購企業經營、投資、融資活動的財務管理到位。同時企業并購中財務整合的重要意義還在于：1、其是企業完成并購后正常運營的重要保障。2、其是企業發展擴張的需要。3、其是發揮企業并購所具有的“財務協同效應"的保證。4、其是并購方對被并購方實施有效控制的根本途徑，更是實現并購戰略的重要保障。

二、企業并購中財務整合的基本原則

（一）成本和效益原則

利潤與效益，是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動力源泉與目標所在，其也是評判企業成敗的關鍵指標。因而企業的任何經營決策均需要將企業的成本、利潤以及效益優先考慮其中。那么企業在進行并購中財務整合這樣重大決策上自然也不例外，即，在具體的方案規劃、實施過程中應充分考慮企業成本與企業效益，堅持成本與效益優先的原則。

（二）及時性原則

企業并購中財務整合的及時性原則是指在企業并購雙方的各項協議簽訂后，并購方應第一時間抽調企業高級財管人員進駐被收方企業，以盡快了解被并購企業的財務管理體系、核算體系以及監管體系，在綜合考慮并購雙方企業經營現狀及發展目標的基礎上，對雙方的財務管理體系、核算體系以及監管體系做出及時的調整，使其保持一致，以順利完成企業并購中的財務整合，縮短企業并購過渡期，使得并購后的企業更快地轉入正軌。

（三）創新性原則

創新是企業的靈魂，是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特別是在當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中，企業應隨時根據市場信息的變化調整經營策略以市場發展要求。一般而言，企業并購后，并購與被并購企業雙方的企業文化與管理體制或多或少都會存在一定的差異，理所當然雙方的財管體系也會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性，因此在財務整合過程中，需要發揮創新思想對現有的財務體系進行改革創新，以使其能更好地符合并購后新企業的財管體系的要求。

三、企業并購中財務整合成功的要素

財務整合是各種整合的關鍵之所在，其整合成敗與否直接關系到并購后企業運營的成敗，但它并不是企業并購的最終目的，而是為了實現并購企業整體的發展壯大。為保證財務整合的成功還需要把握好以下幾個要素：

（一）加強企業并購中財務整合之前的財務審查工作

整合前的財務審查同步于并購前對目標企業的財務分析，因此它有兩個作用：一是為并購企業的運行提供可行性分析；二是通過審查可以發現被并購企業財務上存在的問題，以利于整合過程中有的放矢，并提高整合效率。財務審查的目的在于使并購方確定被并購方所提供的財務報表是否充分地反映該企業的財務狀況。其內容包括在審查被并購企業財務報表的過程中常常能發現許多未透露之事、對被并購的企業資產科目審查、對被并購企業負債科目的審查。

（二）加強企業并購中財務整合之后的財務控制工作

企業并購中財務整合之前的財務審查是財務整合成功的前提條件，而整合后的財務控制是財務整合得以有效實施的根本。加強整合后的財務控制工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企業并購責任中心的控制工作的加強；2、財務整合完成后的成本控制工作的加強；3、企業并購完成后的現金流轉控制的加強，一旦收購完成，收購者應立即接管被收購方的所有現金收入與支出，并著手建立新的支票賬戶，以此來加強并購后新企業的現金流的控制；4、企業并購完成后的風險控制的加強，其主要包括政策風險控制加強、籌資風險控制加強以及運作風險控制加強。

并購企業通過引入財務預算管理理念，建立財務預算管理系統的運行模式、管理流程、組織職能、運行環節、人力資源配置、策略體系等，可以有效地預控并購企業在整合期內的財務風險和財務危機，以確保并購企業生存與發展1331。財務比率預警系統主要分析財務報表資料相對額，通過對各種比率的分析來診斷企業財務狀況。判斷財務狀況的指標可以包括銷售利潤率、銷售營業利潤率、銷售經常利潤率、當期銷售純利潤率、自由資本經常利潤率、總資產周轉率、經營資本周轉率、庫存資產周轉率、銷售債權周轉率、應付債務周轉率、自由資本構成比率等。通過這些指標從企業的收益性、成長性、流動性、安全性四個方面進行綜合分析并檢查總體經營情況，如果這些指標有大幅度的下降，說明出現了危險信號，特別是出現負數時更應注意。

（三）加快財務整合以實現新企業的發展目標

許多資料表明，并購合同一旦簽訂，巨大的不確定性就會隨之產生。而這些不確定性又會對員工的士氣、工作效率和客戶的信任、供貨商的心態產生極大影響，從而必然會導致一定時期內的員工流失、生產率下降、銷售額下滑、市場占有率減少。所以，整合步驟設計緊湊，從一開始就計劃以迅速行動完成整合過程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在財務管理、業務劃分、組織結構、人員配備等方面，應盡早做出決定，以便使新企業盡快進入正軌，縮短并購帶來的衰退期。快速整合優于慢速整合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收購企業等待被收購企業價值增值的時間越長一假設通過一定形式的整合實現增值，其支付給被收購企業的溢價就越顯得昂貴。假如一個收購企業以年利率百分之十三進行貸款用以支付60萬元的收購溢價，那么，該企業第一年僅需要67.8萬百元的增量現金流來補償收購溢價，而在第三年，則需要86.6萬元，這18.8萬元就是未能迅速完成并購整合的代價。

（四）加強整合過程中財務信息保密工作

使財務整合計劃適得其反的事情還有財務信息的泄漏，它們會導致不確定因素。例如：競爭對手會趁企業整合的情況展開激烈競爭，那樣后果不堪設想。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是盡可能避免財務信息泄漏，并且一旦發生這種情況，企業則應準備制定一份計劃周密、條理清晰的解決方案，以使損失降到最低點。

在此處我們特別強調財務整合在企業的并購之后的所有整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這并不是要忽略和否定企業其他管理工作的作用。以財務管理為中心所強調的是財務管理的中心地位，而決不是忽略和否定企業其他管理工作的作用，而恰恰相反，是大大加強和提升了其他管理工作的作用。財務計劃指標的完成，財務管理目標及其企業最終目標的實現仍然需要企業各項具體管理工作的配套和生產管理、質量管理、技術管理等的有效配合。企業的其他管理工作和財務管理之間也是相互滲透的，財務管理的精準特征會有力促進其他管理部門的管理目標的量化，使管理質量得到提升。總之，離開了其他管理工作的協調配套，財務管理就成為空中樓閣，沒有財務管理的調控，其他管理工作也是盲無目標的。

四、提升企業并購中財務整合效應的策略

嚴酷的現實告訴我們，僅僅追求并購的表面效應，“捷徑”可能變成“困境”。加之目前我國企業產權不清，公司治理和市場體系不健全，企業并購后如果整合階段受到影響的話，并購目的可能無法按期實現。為了提升企業并購財務整合的效應，針對整合中出現的問題，本文提出以下提升策略：

（一）優化資本結構

優化并購后企業資本結構，就要將被并購企業和并購企業的資產和負債保持合理的比例，促進資本結構的合理化。企業應該按照本文上述的財務整合的內容，資產整合遵循可用性、成本效益和協同性原則，債務整合可以采取和解或依法消除債務、債轉股、轉換債務期限等方式進行整合，最終提高資產效率，優化資本結構，為企業并購后的正常運作奠定基礎。

（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企業并購后的財務整合問題是一個對實踐經驗要求比較多的復雜問題，如果單純依靠理論知識只能從一個側面為財務整合提供一個供參考的方案，這需要并購企業管理層兼具深厚的理論知識和嫻熟的整合實踐經驗，從而順利完成并購后艱難的整合時期，特別是財務整合任務，為并購后的企業的正常生產運作創造條件。

（三）明確財務目標導向

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是財務工作的起點和終點，是做好財務工作的導向。并購后要使企業的財務管理水平與其發展戰略相匹配，那么首先應該對并購雙方企業。財務管理目標進行整合，明確并購后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是什么，應該怎么做，這樣才能在財務目標的基礎上安排各項經營管理工作。國際著名咨詢公司麥肯錫公司做過相應調查。結果表明，如果并購后財務目標規模很大且從事不相關行業時，并購成功的比率由 23%下降到14%，可見明確財務目標的重要性。

五、結語

總之，財務整合是企業并購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其對企業并購完成后的健康運行與發展以及企業并購既定目標的實現都起著十分重要的影響。企業在具體并購過程中對于財務的整合方面應注重三點：1、企業管理層對財務整合工作應給予充分的重視；2、需要遵循財務整合的基本原則，準確的把握財務整合成功的各要素；3、采取適當的策略來提升企業并購中的財務整合效應。這樣可以進一步降低企業并購過程中的財務風險，提升企業并購成功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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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雙重取向發展原理；程序辯證；類比辯證；知識創造型

現代管理哲理是依據雙重取向（客觀）發展原理所創立的辯證管理原理。一切從管理實踐的實際需要出發，統籌所有涉及管理的、各部門學科的發展關系，直接服務于管理實踐。現代管理哲理的核心功能，是為管理實踐提供正確認識和正確方法。以程序辯證把握方向、提供正確辯證綱目，以此類比辯證實現具體辯證目的——為辯證管理提供正確認識和正確方法。實踐表明，現代管理哲理僅僅揭示了高效率的捷徑和方向，而真正的高效率將隨著對高效規律認識的深入而不斷產生和提高。例如，為了得到高效機制及其人文環境，筆者于2004年到廣東省深圳市投入再實踐，結果超乎意料：所獲得的高效機制及其人文環境的答案反而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方面高效機制及其人文環境、促使現代企業制度的瓶頸日益顯露并逐漸形成突破瓶頸的正確方法——向知識創造型晉級；另一方面，高效機制及其人文環境，催生了現代管理哲理的一些部門學科的新概念，尤其是形成近乎整套倫理新標準。

一、雙重取向發展原理

沿著“事物因內部矛盾引起發展”的學說和《矛盾論》所指明的方向深入探索，我們逐步發現，內部矛盾是由主司信息循環、與主司物質循環的職能因子分工引起。職能分工所引起的矛盾，具有雙重取向特征：當彼此的利益關系處于良性競爭的狀態下，矛盾就轉化成共贏動力，成為彼此通往興旺的必由之路；當彼此的利益關系處于惡性競爭的狀態下，矛盾就成為彼此走向衰亡的必由之路。就無機物內部分工而言，盡管目前尚沒有找到直接的科學證據，但無機物化學反應具有明顯的、自身所固有的程序數碼、解碼的信息循環——認知特征，結合物質進化的相關佐證，我們推斷：最簡單的物質存在信息循環的職能分工。物質的初元結構：以知——主司信息循環的職能因子、與行——主司物質循環的職能因子構成，二者分工以對立（矛盾）方向重疊搭配形成互知職能關系，生物的物質循環以正負管道的職能重疊、形成利益互補關系的程序排列的雙重（彼此兼顧）結構為基礎。生物的神經系統，是由主司信息循環的職能因子進化而來。換個通俗的說法：你從你的職能利益角度出發，我從我的職能角度出發，在公開透明的互知前提下，同步展開你追我趕的職能利益的追求。所謂重疊搭配是指，你的專職事宜我要輔做點，我的專職事宜你要輔做點，否則專職——分工的結果就是彼此的不可知、非透明。這樣，就形成了彼此既主司不同職責，又有相同輔助職責。生物以自動縮擴的額定正負管道（如動靜脈管道），形成彼此兼顧的職能利益關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個性鮮明、共性統一。由內及外、由此及彼的相互作用，形成包括人類在內的萬物循環生態系統。物質交換，必須在確保總體循環鏈順暢的前提下才能持之以恒。等質等量的平均化和欺行霸市的寡頭化，二者都是滅絕路。以價值為前提，以成本（代價）決定優劣。生命在以優存劣汰的動態平衡，開辟出一條生生不息的通天大道。彼此按內部結構結合外部環境，銜接成物質循環生態鏈、周而復始。以信息交換為導向，形成親和與排斥為取舍的價值認知，按需進行分解與合成行為，從而完成彼此間的物質交換目的。物質進化，或稱發展、運動，是憑借參與交換的彼與此，填補時間與空間的距離——構成循環鏈——形成外向職能分工，有效降低時空距離的移動成本；價值認知，是要知己知彼——精準把握自己的職能價值：清楚己所需正是彼所產，以己所產交換彼所產，彼此實現價值最大化。反之，就會導致物質稀缺與物多為患的雙重災難。物質交換，有內部交換和外部交換、內外交換同步完成。更準確地說，這個“市場體系”，是信息循環和物質循環的、環環相扣的崗位職能價值標準體系。就物質結構而言，各成員個體是一個相對獨立、功能完善的微型“市場體系”。實際上，地球就是一個信息與物質的雙重循環的載體，各成員個體則是一個雙重循環的微型載體。萬物均具公共資源的本質屬性：生，是根除內部惡性矛盾、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實質體現；死，是內部矛盾失調、償還公共資源的開始。以價值最大化為導向，徹底理順彼此的價值關系——知與行價值關系的辯證統一，是以化矛盾成共贏動力為綱，以提高知與行效率為目、綱舉目張的客觀發展規律。包括人類在內的萬事萬物，都只能在這種客觀規律的框架內發展，優存劣汰，順者昌逆者亡。根據其彼此雙重兼顧的結構特征，筆者稱之為雙重取向發展原理（或稱整體利益以個體利益的實現而自然實現或方方面面共贏學說）。雙重取向發展原理，是締造生命和思維偉大奇跡的真理，是孕育人類一切科學技術的搖籃！人類的社會化大生產及其管理，本質上就是信息與物質的雙重循環，企業就是信息與物質雙重循環的載體。以雙重取向發展原理為基礎的現代管理哲理，是回答管理實踐中一切為什么只能這樣（做）而不能那樣的辯證原理，更是提升企業競爭實力、規避風險的辯證原理。

二、雙重辯證原理

信息循環的目的，客觀上就是為了先知而后行，客觀世界本來就是先知而后行的世界。自身以外的客觀世界，既是一個彼此緊密聯系、共性規律高度統一的世界，又是一個異彩紛呈、個性特征對立的世界。就信息循環與物質循環而言，客觀世界是一個由內及外、由此及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就各位、環環相扣、周而復始，秩序井然的世界。萬物均具有自身所固有的細節發展程序，物種愈相同或相近，其細節程序愈趨相同或相近——共性規律愈多。反之，共性規律就相對愈少。以上客觀規律，使得我們的辯證異常簡單。細節程序的同異，通過類比辯證可以求證；類比辯證的精準與否，通過程序辯證可以掌控。程序辯證，為類比辯證指引方向、為類比辯證提供比較的參照物——辯證綱目；類比辯證，實現辯證目的——獲得正確認識，同時兼具輔助程序辯證。程序辯證為類比辯證提供的參照物，其共性規律越多或類比參照物體越多越精準。萬物均具有一定共性規律，只要有充足的參照物體，我們就能進行有效辯證。或許對參照物的程序不甚了解，或許辯證結果不夠精準，但只要辯證就離精準的正確認識愈近。為方便雙重辯證原理的運用，下面以社群組織建設為例予以簡述。通過對社群組織演化規律與細胞組織進化規律的全面比較，我們便發現二者既有高度統一的共性規律，又有完全不同的個性特征。辯證統一其共性規律和個性規律，我們就能回答組織即團隊建設中的一切的為什么。比較彼此共性規律和個性規律，可發現哪些差距可彌補——功能性差異，哪些差距不可彌補——方向性差異。彼此的個性規律為我們指明了彼此不同的發展方向，共性規律為我們指明了具體方法。彼此不同的規律，盡管以后的方法（規律）尚不明確，但彼此此前的規律足以指明以后的方法，尤其是生物進化規律早已提供了客觀樣板，這是正確認識的范疇。在社群組織中，沒有信息循環的神經系統與物質循環的心血管和消化系統，但信息循環與物質循環的雙重循環功能卻同樣必不可少，問題在于功能的健全與否。通過對參照物——細胞組織的類比可見，神經系統與心血管系統由軟組織構成，這與企業文化和利益分配的軟實力具有共性規律。如此，神經系統與心血管系統就為我們進行企業文化建設、利益分配機制建設提供了客觀樣板。這是正確方法的范疇。事物普遍存在完全相似或相近的、程序意義上的對應體。例如，位置對應體，如上下、左右等；功能對應體，如信息循環與物質循環、動脈與靜脈等；后對應體，如人類以知識財富資源無限性抗衡物質財富資源有限性等。事物發展的相互作用，致使眾多物體不僅具有主要對應體，而且存在眾多次要的、相對差異大些的次生對應體。在這些對應體中，二者的細節程序高度近似或相同，有的程序倒置，有的僅局部不同，有的幾乎完全相同。在我國，陰陽辯證結合五行生克辯證的、中醫辯證理論，就普遍運用了對應體的客觀規律。掌握這些對應體的客觀規律，將有效拓展我們的視野，為我們形成正確認識和正確方法賦予豐富啟迪。盡管在這方面的探索僅僅是初步的、淺層次的，但視通萬物所體現的知識財富是無窮的。在知識財富中，知識、技術、技能技巧等，均有其自身固有的初元結構、分解與重組的演化規律。運用雙重辯證原理，我們就能卓有成效地開發、重組、發揮集體智慧，取之不竭的群眾智慧必然創造無限的物質財富。

三、辯證管理

（一）高效機制及其人文環境

有內部分工就有內部交易，有交易就有市場，企業原本就存在內向市場。建立健全高效機制，其實就是做內向市場。有市場就有客戶，內部成員個個是客戶，人人是上帝，理應相互尊重。團隊的親和力，來自于歸屬感、信任感、尊重感、正義感、使命感、成就感的人文氛圍。若崗位報酬與其職能價值（貢獻）脫鉤，就會逼迫人們將主要精力集中到拉幫結派搞內斗；若崗位報酬是其職能價值的真實體現，人們就會將精力集中到提升職能素質和追求職能價值的競賽中。人的主觀積極性受情緒影響較大，而情緒普遍不太穩定。在彼此的相互作用下，若消極情緒占據主導則積極性將迅速消失。因此，持之以恒的激勵機制不可或缺。同時，控制機制、崗位職能價值的評估、考核機制，是職能價值標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建立健全各崗位職能價值標準體系，需要利益保障與良性競爭雙重兼顧的相對平衡。沒有內部的良性競爭，就沒有發展動力；沒有長期的利益保障，人們就只會在乎既得的、短暫的利益。崗位報酬，普遍有內部運行的原崗位報酬、周邊的同行、人才市場等都有重要的參考數據。最關鍵的是，各崗位的職能報酬是其職能價值的真實體現。精確額定各崗位的職能價值標準——報酬后，計算出各崗位職能價值標準的百分比。這樣，各崗位的職能價值標準就有相近于自動縮擴功能，崗位報酬將依據職能貢獻自動增減。同時，一方面可根據需要向重要崗位、效率高的崗位適度傾斜，以加強內部良性競爭，另一方面對低效者予以保障并加強幫扶，從而加速提高整體競爭力。企業本來就是一個利益連帶體。團隊——集體連帶責任制，以第一、二、三責任人，按責任大小和主次，承擔責任和分享利益的責任制，將有效改善集體行為心理、避免事不關己——主觀上缺乏主人翁積極性的個人行為心理——單兵作戰的行為心理。一個人的業績，不再是純個人的事，而是關系到整個團隊利益的事。珍惜一切人力財力，在自己的崗位上增效增收，既是為實現自我價值最大化而奮斗，更是為促進公司繁榮而奮斗。業績好者不僅給自己帶來職能利益，同樣為業績差的增加一定利益；業績差者不僅影響自身利益，也影響他人利益。向優秀者看齊并幫助后進者，榮辱與共、互幫互助、真誠團結——利益上的有機聯系，將使團隊成為真正的戰斗堡壘。人的行為，是受自身所固有認知趨勢所支配。配合效率，首先是彼此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巧妙搭配，如球隊，彼此傳接球的最佳時機僅一瞬間，錯過這一瞬間則失之千里。這種配合是彼此潛意識的配合，如果主觀上沒有產生積極配合的固有認知趨勢，其配合最多的不過是被動配合甚或消極配合。高效配合，是彼此自發性——受主觀意識支配的，以有效方法在最佳時機予以全力配合。固有認知趨勢，其實是按各自思維親和與排斥所固有的趨勢進行取舍。但固有的，并不一定完全合理，故而人都需要不斷學習，在學習和實踐中完善。面對怎樣取舍的問題時，能引起足夠重視或能有效進行權衡的問題，普遍受理性支配。可理性在很多時候存在自我質疑，因此在眾多無足輕重或難以準確權衡時，人們的言行普遍受從眾心理支配——在相互作用下隨機取舍。人們的認識和方法有千千萬，所有認識和方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問題，但可能在出發點、目標和最終的價值效應等方面不盡相同，不一定能確保唯一的正確認識和正確方法。這就涉及民主與集中的辯證問題，沒有民主就違背了信息循環的客觀規律，必然就沒有高效配合；但民主只是把各自不同認識和方法簡單相加——簡單集中——缺乏唯一正確性的辯證統一，最終只能傷害集體感情。萬物皆有唯一正確的辯證統一標準。一切認識和方法的唯一正確性，體現在是否有利于信息循環與物質循環（總體大局觀），即是否有利于彼此利益最大化——兼顧方方面面的利益。例如，一個公司或團隊，若只顧自身利益最大化，表面看是實現內部利益最大化的捷徑，實則不然。當這種只顧自身利益的做法妨礙了大家的正當利益——危害到信息與物質循環鏈，且不說受法律的制約，也不說因喪失正義感產生內部分化，僅以彼此相互作用的制衡，最終就足以迫使違規者付出違規代價。通過認真觀察客觀世界相互作用的制衡規律，我們就會徹底踐行順者昌的信息與物質循環規律——這是我們唯一的正確選擇。人的思維職能——創造知識財富的職能，只能在與人的相互作用下才能有效發展和提高（比如讀書，是彼此在不同時間與空間所進行的相互作用）。彼此相互作用的頻率愈高、由此及彼的范圍愈廣，彼此的思維職能提升愈快。反之，提升愈緩慢。若停滯相互作用，知識財富就停滯增長。彼此思維所固有的親和與排斥趨勢，是決定彼此相互作用效果的基礎。彼此親和，則具有相互促進的發展關系；相反則相互排斥，彼此就形成相互制約——限制發展的關系。思維職能的、相互對立的發展關系，使得個人自行提升思維效率是有限的，而卓越的組織可以無限提升彼此的思維效率。在高度互信的環境中，知識、技術、技能技巧共享，即在彼此的相互作用下，將產生效應倍增結果；在勾心斗角的環境中將產生相互排斥的效應倍減結果。只有優秀的集體組織，才能確保知識財富在高效環境中相互作用——開發、重組、發揮集體智慧，取之不竭的群眾智慧必然創造無限的物質財富。值得一提的是，運用現代管理哲理不僅能找到足夠的科學依據，而且很容易闡明其直接的因果關系。在此前的意識形態中，眾多的思想觀念良莠并存，其優與劣似乎難以評判，但用是否有助于信息循環、物質循環，即是否有利于彼此利益最大化的倫理新標準來審視，則一目了然。它可以透過言行的表層，準確解析更深層次的潛意識的良莠。只有當我們對上述關于思維的、行為心理的、倫理的常識問題，形成了系統的正確認識后，我們才能清楚企業文化建設要解決的問題。關于企業文化建設的方法，類比細胞與細胞之間的關系規律、人類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演化規律，就能得到答案。在企業文化建設中，時時事事回答方方面面的為什么，往往比機制建設更重要，實施者需要全面掌握辯證原理。

（二）向知識創造型晉級

人的主觀積極性，容易受到內外環境影響，難以持之以恒。為此，主觀積極性必須轉化成堅定信念，才能持之以恒，才能形成無限創造力。沒有歸屬感、信任感、尊重感、正義感、使命感、成就感的人文環境，主觀積極性本來就難以形成，堅定信念就是無源之水。在此，我們要回答一個問題：為什么人的精神力量——知識力量是無限的？用雙重辯證原理回答，知識是人類因應物質資源有限性而逐步形成抗衡的后對應體，當知識財富資源達到取之不竭、用之不盡后，知識在本質上就是資源無限性的精神力量。用思維和行為心理解釋，主觀積極性所形成的堅定信念，將調動自身包括潛意識在內的各要素，來全面支配、調整確保實現信念的能力和方法，直到成功。反之，沒有信念支持的言行，由于缺乏自身內在各要素的支配，既乏力又不可持續。用生物進化規律與人類發展規律的類比辯證講，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會遇到瓶頸。人類在進化歷史中，不斷突破其他物種不能突破的瓶頸。就人類的正確認識（理論是正確認識高級體現）和正確方法而言，二者相互作用，相輔相成。有時正確認識先行突破，有時正確方法催生正確認識。任何正確認識和正確方法的生命力，都是有周期性的。即，任何認識與方法都需要與時俱進，不斷進行豐富與完善，任何科學理論也是如此。信息循環與物質循環的職能分工，致使彼此的職能利益形成矛盾對立關系。這種個性特征對立的發展關系，使得我們初看自身以外的客觀世界，滿眼都是相互矛盾的表象。信息不對稱反映到我們的生活中，諸如我國自古有之的“唯有讀書高”與“讀書無用論”的、兩種對立的思想觀念同時存在。也就是說，人類相互對立的思想觀念的斗爭從未停息過。隨著文化素質的提高，科學技術、科學理論的發展，人們對自身以外客觀世界的正確認識不斷深入，一些事關生存大計的、明顯正確的思想觀念被廣泛認可和吸納，非正確的觀念愈來愈多地被摒棄。但是，事關生存大計的、顯而易見的正確與否的思想觀念所占比例不多。如此，我們被迫面對的客觀世界是：在充滿對立的思想觀念中、在相互矛盾的信息中，以矛盾的心態相互作用，對時時事事進行取與舍的抉擇。值得慶幸的是，人類有道德、法律、制度、理論等的規范和引領。就企業制度和其管理理論的發展而言，盡管此前幾乎完全在西方國家完成，但我們同樣可求證其發展規律。企業制度層面，在有限責任制誕生前，投資機構相對短暫。有限責任制的誕生，投資風險大為降低，廣泛調動了投資者的主觀積極性，使得投資機構——企業長期存在成為現實。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進行，來自于管理的風險日益突出，從而促使股東權與經營權獨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形成。深化職能分工，是專而精的必由之路。以更專業的管理技能，既有效規避了投資風險，又調動了管理者的主觀積極性，更促進了社會化大生產的空前發展。不難發現，企業制度的演化以理順各利益關系——明確權利的方法，更廣泛地調動參與者的主觀積極性。類比人類發展規律可見，從奴隸社會到現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過程，實際上就是逐步賦予勞動者主觀積極性的過程。這個過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調動的主觀積極性的對象——所依靠的對象有所不同。從依靠對象的數量而言，是由少到多、由點到面，最終目的是調動所有勞動者的主觀積極性。管理理論層面，以《計件工資制》為代表的泰羅制，即：《科學管理理論》將內部職能價值交換機制——內向市場機制引入車間，在特定歷史時期內廣泛調動了勞動者的主觀積極性，故享譽百年而不衰。日本企業實踐的“三大法寶”在美國晉升為現代企業文化理論，標志著以人為本的東方特色文化在世界經濟舞臺上嶄露頭角。僅此足以窺見，管理理論的最終目的，是調動所有勞動者主觀積極性。經營權的獨立，調動了管理層積極性。經營權之所以能成為現代企業制度被長期固定下來，是因為它以專業化、知識化的職業技能，一方面有效規避了投資風險，另一方面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內滿足了勞動者的追求，從而有效促進了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在肯定現代企業制度所形成的優越性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其局限性。不用剖析、論述職業經理——專業管理者的身份混淆，而產生相關層面權限混淆等局限，僅就利益連帶關系而言，其制約發展的瓶頸已經凸顯。企業本來就是一個利益連帶體，企業與勞動者的利益紐帶，僅僅是付出勞動和獲得勞動報酬。國內外不少企業推行員工持股計劃，但由于不能從制度層面進一步體現利益連帶體的本質關系，效果并不突出。拿家庭類比：一個家庭結構的利益基礎遠比企業結構的基礎穩固得多，但當夫妻各說各話、各行各事、各顧各利——利益連帶關系基礎缺失時，彼此的關系不是相互促進而是相互排斥。利益關系不是彼此共贏，而是彼此抵消。若長此以往，其家庭必然破產。家庭猶如此，企業復何堪？就現代企業制度形成時的物質財富而言，當時的全球生產規模與現在的規模已有天壤之別。不同的物質基礎，決定人們不同的人生追求。物質資源豐富的歷史時期，人們著眼于追求更長遠的、知識財富的增長。隨著網絡信息等的發展，人們追求知識的狂潮已成空前之勢。企業的管理職能，愈來愈難以滿足人們對知識財富追求的渴望——難以整合人力要素。勞動者個人知識財富長期喪失增長空間，表面上是不滿情緒的增長，實際上是個人前途——知識財富的長遠利益受損的綜合反映。企業正在承受空前壓力。一方面，隨著競爭的加劇、勞動成本的增加，尤其是全球經濟放緩所帶來的綜合壓力，企業的發展空間大為收縮。另一方面，內在配合效率只降不升，這時的管理只能靠壯大管理隊伍，即增加管理成本。同時，勞動者僅僅以有限的體能進行機械的純體力勞動，只能創造有限的物質財富。確立公司勞動權，將有助于調動所有勞動者的主觀積極性，使企業由體力勞動型向知識創造型晉級。第一，股東權：除慣行股東權外，發起人股東在創業期間所付出的艱辛努力，應以適當的發起人股額予以承認并享受長期分紅。有品牌價值的另計。第二，勞動權：除經營權外（沿襲并鞏固經營權不變），還應包括投資自由和投勞自由。股東以股額投票表決——行使股東權不變；勞動者行使勞動權，實行一人一票表決制。投資，向所有勞動者開放，按投資額分紅。投資少者所占份額和所分紅利可能都微不足道，但得到的是如家歸屬感的主人翁地位和長遠的發展空間——大小皆股東；投勞，公平競爭，按職能價值計酬。確立勞動權，使得人人都可能兼具股東與勞動者的雙重身份，從制度層面加強利益連帶的有機聯系，既是縮小、淡化勞資矛盾——增強凝聚力的可靠捷徑，又是完善激勵機制、實現自主自律——有效降低管理成本的重要前提，更是提升勞動效率的制度保障。確立公司勞動權，不是現代企業制度的終結，而是現代企業制度的繼續和完善。賦予勞動者恰當的勞動權，就是賦予如家歸屬感的主人翁地位，就是賦予主人翁創造激情和責任擔當的使命感，更是規避低效率所構成的系列投資風險。確立勞動權，是順應思維職能發展規律，以制度確保勞動者的主觀積極性，并將主觀積極性轉化為具有使命感的堅定信念，從而形成知識創造型企業。只有全面調動廣大勞動者的主觀積極性，并將積極性轉化為具有使命感的堅定信念，廣大勞動者所釋放出無限的知識財富，就必然創造出無限的物質財富。

四、結束語

篇(4)

【關鍵詞】經濟區／綜合性／經濟中心

一、歷史經濟區域概念的產生

經濟區是由多種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氣候、資源的相對一致性和與之相協調的人文環境（歷史文化傳統、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科學技術）所決定，以勞動地域分工為基礎，各具產業特色的地理區域。經濟區域與經濟區域之間商品流通是經濟區域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國國土遼闊，各地區之間自然條件有很大的差異，由此而導致經濟和人文現象的差異同樣是十分明顯的。根據我國的自然條件（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可以劃分為東部季風氣候區、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區、青藏高原高寒區三大自然區，這三大自然區決定了我國經濟區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時這三大自然區內部也同樣存在自然和人文環境要素的差異，在歷史上先后出現過不同社會產業的地域分工，這種產業分工和差異便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區。

在我國古代社會的早期，由于經濟開發不足，生產力低下，區域間產業分工不明確，商品經濟還處于萌芽狀態，區域間商品市場體系沒有形成，經濟區的邊界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大致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隨著金屬工具的用于生產，農業、手工業生產力的提高，各地根據本地的自然條件所生產的具有本地特色產品的產業興起，除了滿足本地區需要外，可以將多余的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并從中獲利，于是形成一定規模商品交換和貿易，產業的區域分工初步形成，開始出現經濟區的雛形。正如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相互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產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頁。）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產業區域分工已經客觀存在，經濟區域的概念在當時人們觀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書·禹貢》中以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獻以及交通道路劃分的九州，不僅是一種綜合的地理區劃，實際上也是經濟地理區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第一次將漢朝全境分為山東、山西、龍門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產業區，漢成帝時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隋書·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雖然都是以“物產風俗”劃分的人文風俗區，實際上也是經濟地域差異引起的人文地域差異的反映。因此可以說我國古代經濟的地域差異在人們的觀念里已經存在了。唐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間產業分工明顯，商品貿易頻繁，經濟區域的特征更為顯著，這在區域差異比較大的南方地區更為突出。南朝以來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時期的所謂“三吳”、“江南”、“兩浙”、“荊湖”等等已不僅是政區名稱，更貼切的是經濟區域的名稱。明人王士性《廣志繹》根據浙江省內不同自然、經濟條件分為若干亞區，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臺、溫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產之地，稻麥菽粟尚有余饒。寧波齒繁，常取足于臺，閩福齒繁，常取給于溫，皆以風漂過海，故臺、溫閉糴，則寧、福二地遂告急矣。”這就是說，在浙江省內還分為若干經濟亞區，各經濟亞區間的商品交換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為。明清時代大體上各省自成一大經濟區，而省內又按自然條件分為若干亞區，這種亞區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謂“江南”即指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而言，雖然對“江南”范圍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認為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太八府一州為江南經濟區（注：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認為應該是蘇、松、常、杭、嘉、湖。（注：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不論怎樣，“江南”一地作為一經濟區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產業差異更為明顯，經濟區的存在更為明確，經濟區的等級、層次更為繁復。對此進行研究，是我們全面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的區域差異和區域整合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二、歷史經濟區域形成的歷史和地理條件

在我國人類社會早期，地域、部落之間農業、畜牧業分工并不是很明確的。至少在黃河流域古代社會的早期，原始農業、畜養、采集、狩獵同時并存。我們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中都可以看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古代社會早期，華夏地區以及周邊草原森林地區產業中兼有原始農業、畜養和狩獵的痕跡。以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采集經濟向原始農業發展，狩獵經濟向畜養、游牧經濟發展，標志著攫取經濟向生產經濟進步，以后逐漸形成以農業為主兼營畜養的部落與地區和以畜牧為主兼營農業的部落與地區。這種選擇和變化，很大程度決定于所處的自然條件，如春秋戰國以后，北方草原區形成畜牧區，東部季風區形成農耕區，東北高寒區還停留在采集狩獵階段等等，由此形成的這種經濟區本質上也就是自然－經濟區；這種經濟區之間的物產互補和交流成為當時人們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①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可見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原與周邊地區在產業差異上的互通有無是很頻繁的，不可或缺的；從自春秋戰國至漢代初年，農耕區和畜牧區之間、農耕區內部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一直延續到漢代，《漢書·食貨志》說：“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就是說漢代初年，商品貿易在社會上還有很大影響。由此可見，不同產業區域之間商品貿易是經濟區形成的必要條件。其次，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特別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區，主要是漢族以外少數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發源地的自然條件決定了該民族經濟的特點，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廣綿亙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橫斷山脈地區的深谷密林決定了采集和狩獵成為當地民族的主要生產方式，東北高寒森林地帶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獵為生。以后隨著民族活動的頻繁，生產活動變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處，往往將畜牧業帶至該地，而漢民族所到之處，無不墾地種植。因此民族經濟也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的一個特色；而這種民族區域經濟間的互通貿易，很早就開始，一直延續到整個歷史時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市糴一》：“互市者，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其后匈奴和親亦通市，后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與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后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民族區域之間的貿易，也是反映不同經濟區的一個方面。其三，由于我國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為全國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自然條件發展不同產業門類提供了條件，同時出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權對地方經濟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當地方政權特別關注地方經濟發展時，有過多的干預，于是經濟區的劃分和調整往往與政治形勢和政區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統一政權的同一經濟區，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經濟區。行政區和經濟區有密切的關系。故而我國歷史上的經濟區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國歷史上早期的經濟的區域差異，可按自然條件分為農耕、游牧、漁獵三大經濟區。這三大區實際也是漢族政權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獵民族的活動區。漢文帝給匈奴單于書云：“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注：《漢書》卷四《文帝紀》，中華書局標點本。）這就是自然區、民族區、行政區和經濟區合一的反映。

在這三大區中，從自然、人口、資源、文化各種條件而言，東亞季風區的農耕區都占主要地位。這里人口最多，幾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資源最豐富多樣，生產力最先進，最早進入文明社會。因此這里最早出現經濟的區域差異，其先決條件是農耕發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夠的糧食提供給社會，可以使一部分人從事適應本區自然條件的其他產業，以其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首先就是經濟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經濟區之間貿易的主要內容。例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戰國秦漢時代時“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獲；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這種經濟作物的區域差異才能初步形成經濟的區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會、人文等因素的差異分為若干亞區，各經濟亞區因其經濟在全國的影響，在全國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隨著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適應自然能力和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細化，商品流通的加強，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變化，不僅經濟區邊界會發生調整，同時也會引起經濟區在全國地位的升降。無論大區和亞區的經濟區域調整、變化的因素也是多種的，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引起經濟區的調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風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南遷，形成游牧區的南擴；黃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經濟區的調整，一次大規模的洪澇干旱災害引起環境變化和人口遷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經濟區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變化引起的經濟區調整，如長期大規模的戰爭，可能造成一些經濟區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的興起，如關中地區自兩漢末年戰爭的破壞，其經濟地位明顯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時期以秦嶺、淮河一線為南北分裂界線和以長江為南北分裂界線，經濟區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確定和轉移都可能引起經濟區的變化。這在我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里，由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這種變化是很顯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遷移活動引起的經濟區格局的變化，如農業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進，農耕民族向西南、東北地區的擴展，就可能引起經濟區劃的變化。秦漢時內地人口的移向北邊，“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注：《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華書局標點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區草原的農耕化，反之，魏晉時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會將原有的耕地辟為牧地。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引起的我國歷史上三次人口大南遷，對南方地區社會經濟變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產業分工的細化，如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提高，自然資源的重要性的顯露，手工業的發達，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如宋代以后長江以南地區蠶桑、植棉、茶葉業、礦冶業和造紙、瓷器業等其他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原料和產品生產地的分離，商品市場網絡的形成，從而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和細化。經濟區之間分工和差異主要表現為商品交換貿易，早期的交換和貿易主要在大區間進行，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業、手工業分工的細化，同一大經濟區內經濟亞區間的商品貿易量也會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線的布局也隨之變化，最后引起經濟區格局的變化。

我國古代不同經濟區，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中國的統一與中央集權問題，就只能看成是控制著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其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于提供貢納谷物來說，比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中國。這樣的一種地區，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基本經濟區。”即每個時期封建王朝都有一個或幾個基本經濟區，是這個王朝生存的經濟基礎。當基本經濟區衰落時，這個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尋找新的基本經濟區。（注：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頁。）由于當時資料條件的限制，冀文在具體論述上尚有可商榷處，但其基本觀點是可取的。從這個問題上剖析進去，我們將發現對古代中國經濟區及其演變的研究，是對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原因深層次認識的重要條件，同時也能對今天全國區域經濟的形成和變化的歷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從而有利于現有經濟區域的改造和規劃。

三、歷史時期經濟區域劃分的幾條原則

我國歷史時期劃分經濟區有些什么標準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問題。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說：“關于中國古代經濟區域的劃分標準，我國史學界尚未有深入討論。在海外學術界，則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以行政區劃為基礎，另一種則以自然條件為根據。顯然，對于經濟史研究來說，后一種意見比較恰當。這種見解首先由施堅雅先生作出系統的理論闡述，后又由斯波義信先生加以發展和改進，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區域研究理論。施氏的理論主要著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論的核心可簡述為‘地域即河川流域’說。斯氏則在重視水路交通的同時，也強調生態系統的作用，從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說發展為‘地文－生態地域’說。我們認為施氏、斯波氏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但是還需要補充一點，即：我們所劃的經濟區域，在古人心目中，應當也是一個特定的概定（念？）。換言之，得到歷史的承認。鑒于以往學術界對于江南地區的界定缺乏共識，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上述理論與意見重作劃分。在確定其合理地域范圍之前，有必要將我們所依據的劃分標準，作一簡要說明。首先，這個地區必須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須是一個自然－生態條件相對統一的地域，換言之，在其外部應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隔開來；而在其內部，不僅應有大體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而且最后還屬同一水系，使其內部各地相互發生緊密聯系。其次，這個地區在人們心目中應當是一個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說，不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與自然－生態條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長期歷史發展所導致的該地區內部經濟聯系的緊密與經濟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區被視為一個與其毗鄰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特定地區。”我們認真讀了李伯重先生的論文，認為他將他所定的標準對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劃分作為一個經濟區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個標準是否適合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所有經濟區呢？我們認為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這里需要補充一下，施氏的經濟區域理論是從他研究歷史上城市體系角度出發的，他在《中國歷史結構》一文中對中國歷史上大經濟區的觀點，大體上可概括為下列幾點：一是“每一大區經濟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區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這種自然地理大區是依流域盆地而劃分的。”二是這些區域的核心區，都處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國傳統社會里，以農業生產為主，而核心區的可耕地自然條件最好，交通運輸最為便利，成為交通樞紐。因此核心區比邊緣區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區的中心城市都興起于核心區，并以不同層次，不同核心區構成不同層次的城市網絡。于是在“每一個主要的自然地理區域中，都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城市體系亦即彼此來往頻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鄉之間的聯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區域內。”三是大區經濟應看成為復合的體系，內部是有差異的、相互依存、一體化的，盡管這些特征在邊緣地區較核心地區松散。（注：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頁。）

施氏的理論是有其可取之處的，例如任何一大經濟區是有其核心區和邊緣區，但核心區是否必然是該大區的河谷低地，則未必然，應視某一特定時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認為一大經濟區內部是有差異的復合體的觀點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論上加入了生態系統作為考察的依據，即將人類活動引起生態系統變化的因素作為參照模式，比施氏理論又較為全面。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在時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這種模式是否適合整個歷史時期，是否適合全國的范圍，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總之，以往關于經濟區域劃分的種種理論有其正確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單單強調自然區域的條件，可能會給予人們一種誤解，似乎歷史上的經濟區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時期除了黃河下游河道遷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認為二三千年來我國經濟區的格局基本沒有變化？顯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國歷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勢力曾互有進退，同一自然生態區如鄂爾多斯高原，當游牧民族占有時，則成為畜牧區，這就可能與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個經濟區；當農耕民族占有時，往往變成農耕區或至少是半農半牧區，則可能與其南面的陜北高原形成一個經濟區。可見民族活動對經濟區的變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其三，歷史上經濟區有過不小的變化，當經濟開發不足，商品經濟不發達時期，經濟區的地域比較大，核心區與邊緣區的距離較遠。不同的自然地理單元可能存在于一個大經濟區內；當經濟開發充分，農業、手工業生產力大大提高，產業分工細化，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時，經濟區就可能劃小，原先一個大經濟區就可能劃分為幾個經濟區，如兩漢時期的“江南”經濟區與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區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相當長時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單元在不同的政權統治下，就可能分屬不同的經濟區。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遼時曾分別屬于兩個政權，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遼時就不可被認為是一個經濟區。由此可見，劃分經濟區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態條件外，人文因素還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國古代劃分經濟區域應該有那些標準呢？我們認為自然生態的相對一致性、完整性無疑是最基本的條件，但僅此還遠遠不夠，因為歷史時期人文環境的變化十分復雜，不同時期經濟活動差異又很大，所以不同時期的經濟區域的劃分還應該考慮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勞動分工的地域差異，即本區與他區在主要產業上的差異性，從大處而言，如農耕區、畜牧區、漁獵采集區和農牧交錯、狩獵采集混合經濟區等等；從小處而言，農耕地區內又可分若干亞區，如水稻作物區、干旱作物區、經濟作物區等等。二是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還是處在自給自足封閉式的小農社會，某一地區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區的供應。因此各經濟區在主要產業分工的前提下，還有其他產業輔助，以使其成為一個可以獨立生存的地區，如關中地區固然是一個農作區，然“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物之類，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注：《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巴蜀地區“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注：《后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清代江南蘇、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當無異議，其農作有稻、棉、桑三種作物相對集中，魚鹽之產也很豐富，同時又是棉、絲紡織業中心。珠江三角洲當為一經濟區，水稻為其主要農作，但其經濟作物專業化十分突出，果樹、甘蔗、荔枝、香蕉等熱帶水果以及基塘養魚，成為農村主要產業，清代中期以后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這正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明清時期華北平原（冀、魯、豫）除了糧食作物（麥、豆、高粱）外，還有經濟作物棉花、煙草、棗梨、藥材、釀酒產業。因此產業的綜合性也是古代經濟區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產業分

工前提下，還有產業的專業化方向，如農業區中有水稻產區、旱作產區、漁業區、經濟作物產區、礦業區，經濟作物區中有蠶桑區、植棉區的差異等等的專門化，以此專業化產品得與他區進行交換與貿易。《鹽鐵論·本議》：“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chī＠⑤＠⑥，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區特定產業及其互相間的物資交流，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經濟中心城市及其輻射范圍，即全區生產、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為中心形成的城市網絡和交通網絡。《鹽鐵論·力耕》：“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故乃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至也。”《鹽鐵論·通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沖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劃分經濟區域應有區域性、綜合性、專業化、中心城市四條標準。

四、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的關系

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區的劃分，是根據巖石、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對一致性所劃分的區域。行政區則是按照統治者為加強地方統治的政治原則所劃分的區別；有時為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可以考慮自然地理要素，有時則為了加強中央政權的控制力，有意違反自然地理原則。這在中國歷史上事例很多，如漢代的長沙國，元代的陜西、湖廣、江西行省劃分，明代的南京劃分等等。經濟區則是根據產業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貿易經濟原則劃分的，已見上述，不再贅述。行政區是封閉的、內向的，經濟區則是開放的、外向的。這三者是出發點不同的三類地理區劃。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一書中說：“經濟地理與行政地理不是一個概念，但二者聯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劃分一般以經濟地理為基礎的，所以研究歷史地域經濟，仍須以政區的劃分為空間區劃。”（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這種處理方法似乎過于簡單了些。當然，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自然地理條件，這一點似無需贅述。同樣，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行政區的要素，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國家，政府的行政體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經濟活動，使經濟區服從于行政區，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權空前加強，地方行政長官為了加強稅收、協調地方經濟、用行政手段支配社會經濟部門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區內發展同類經濟，統一施行對自然環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頒布適應地方條件的經濟政策等等，使經濟區與行政區協調起來。所以明清時期經濟區與行政區大致吻合。正如楊國楨在《清代社會經濟區域劃分和研究架構的探索》一文中說：“清代社會經濟區域的調整和行政區域的變動是并行不悖的。社會經濟區域的劃分，可以借用行政區域的劃分系統。比如說，我們可以行政縣、鄉、村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基層單位，而把行省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地方單位。”（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7頁。）但這只能是在基本屬于同一自然經濟的結構條件下，凡行政區與自然區違背的情況下，經濟區就未必與行政區合一，如明清環太湖流域的蘇、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就不受江蘇、浙江兩省的限制。施堅雅也說：“經濟發展和朝代更迭很難一致，正如區域經濟并不完全受帝國行政單位影響一樣，事實上，它們的相似之處是很接近的。”（《中國歷史結構》）可見雖然明清以來，經濟區與行政區比較一致，但當地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時，經濟區必然要突破行政區的框框。

自然區的變化是緩慢的，有時需要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區的變化則為常見，歷史上一次改朝換代，往往會引來行政區的一次大變動，有時一個朝代內前后也有大變化，如漢、唐。但經濟區則不一定因行政區的變動而變動，如明、清。經濟區的發展有其繼續性、穩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隨著政權更遞、行政區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隨著生產的發展，產業地域分工的演變而演變。這就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調整，商品貿易開創了新的局面，新的經濟區的出現將是必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