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3-27 16:05:54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發展動能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2015年,中國經濟保持穩步增長,經濟總量已占全球經濟總量近14%,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25%。進入2016年,中國開啟了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在“十三五”的開局之年,中國經濟運行保持總體平穩,GDP、物價、就業等主要經濟指標始終運行在合理區間。
經過一系列的改革,中國經濟的結構持續優化,動能轉化的步子邁得更大、更快。從經濟結構看,服務業在中國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已經超過制造業,最終消費對經濟的貢獻率超過投資。從發展動能看,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已經成為發展潮流和社會時尚。這些新動能雖然還不足以替代傳統動能,但是其成長速度之快,足以讓人暢想中國經濟未來的新藍圖。
中國經濟的新變化、新動向,向世界傳遞著“中國信心”―中國經濟的結構在優化、質量在提升、動能在積蓄,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在合理區間運行,不會出現“硬著陸”。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在新常態的大邏輯下,觀察中國經濟必須有新的視角;發展中國經濟,更需要依托新理念、打造新動能,并使新動能蓬勃發展,撐起未來中國經濟的新天地。
打造中國經濟發展新動能,必須把創新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必須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運用好創新的理念,積極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進一步推進“互聯網+”行動,廣泛運用新一代信息技術,促進不同領域融合發展,催生更多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推出更加符合市場需要的新產品和新服務,匯聚各方面力量加速創新進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打造新動能,必須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我們必須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堅決把政府該放的權放出去,能放給市場的直接放給市場,同時加強事中事后監管,而且還要探索包容有效的審慎監管方式,引導和支持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
打造新動能,必須始終堅持對外開放。中國無論發展到什么階段,都需要和世界各國取長補短,互學互鑒,對外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將進一步提高開放型經濟的水平,擴大服務業和一般制造業的開放,為外商提供更多投資機會,營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投資環境,只要是在中國注冊的企業,無論是中資還是外資,無論是合資還是獨資,都將一視同仁。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 徐麟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的發展,大力實施信息化發展戰略、國家大數據戰略、“互聯網+”行動計劃等,推動互聯網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數字經濟成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中國愿從五個方面與世界各國一道,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協力推動世界經濟走上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之路:一是發展以創新驅動為內核的數字經濟;二是發展以協調包容為要義的數字經濟;三是發展以開放合作為基礎的數字經濟;四是發展以安全可信為前提的數字經濟;五是發展以造福人民為宗旨的數字經濟。
浙江省政府副省長 馮飛
大數據時代數字經濟承載的不是簡單的0和1代碼,而是10多億中國人乃至全球70多億人民的共同心愿。新經濟、新動能,這是全球經濟的焦點,數字經濟的出現點燃了新動能,點亮了新經濟,讓更多的人看到了曙光。
阿里巴巴集團總裁 金建杭
未來普惠共享的經濟體,一定是商業主體劇增,人人都能在網上進行經營,人人都能獲得貸款,人人都能進行全球消費;商業競爭已經從拼關系、拼資金、拼地段變為拼智慧、拼數據、拼計算;商業結果從利用信息的不對稱謀求暴利,轉變到誠信是財富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構建普惠共享經濟體的過程中,我們覺得整個社會都需要大勇氣、大智慧。
領英執行主席、聯合創始人 里德?霍夫曼
中國發展的速度是極其驚人的,我從來沒有看到其他任何一個地方的發展速度能夠這么快,他們有快速的時間馬上進行嘗試,看看做法、技術和模式是不是有用,他們可以在各個地方快速地進行布置。同時,他們還有一個巨大的客戶群,而且是做到了全行業的開放,使其能夠在各個行業中進行創業和創新。
鴻海集團董事長 郭臺銘
數字經濟跟傳統的一般制造最大的不同在于,數字經濟讓我們學會了怎樣從傳統的制造變成智能制造。我們利用制造過程中所產生出來的數字,來讓我們加上互聯網的運用,所以我們叫做“智能制造+互聯網”,而不是“互聯網+”。智能制造的平臺是數字經濟的基礎,而智能制造所產生的數據也就是我們智能制造的平臺。
【關鍵詞】經濟下行 經濟動力 風險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2015年是十分不平凡的,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各種矛盾風險顯現,但經濟運行仍處于合理區間,全年預計經濟增長6.9%,可以說實現了預期增長目標。盡管投資、出口、房地產、制造業等的增長出現了較大的調整,但企穩、向好因素也在增多,甚至在不斷加強,既實現了就業穩、物價穩的雙穩態勢,又在經濟結構調整上取得了明顯進展。2015年經濟運行的最大特點是新舊動能加速轉換,形成行業間、區域間明顯的分化走勢,這是經濟結構調整進程明顯加快的重要表現,國民經濟在分化中趨穩,在分化中調整,在分化中升級。2016年及“十三五”期間經濟發展仍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同時一些領域的風險也會加快釋放,經濟運行的困難和挑戰將繼續加大,但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必須堅持做好對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防風險的綜合平衡的同時,更加注重培育新動能,平穩度過高風險的新舊動能轉換期,實現新動能驅動的新增長,使發展進入新境界。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與新舊動能轉換
與2014年相比,2015年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增大,GDP季度增長首次跌至7%以下,投資、出口、工業都出現較深的調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國經濟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的艱難進程中。
一方面,經濟下行壓力,是新舊動能轉換的必然結果,是轉型期的陣痛。把握這一特點極為關鍵。傳統的增長結構和動力進入深刻的調整期,而新的增長結構和動力在加速醞釀中,但由于其體量還不夠大,持續快速增長的格局還未最終確立,不能有效抵消傳統經濟領域的下行壓力,因而經濟總體呈現持續下行態勢。一些行業深度調整,持續調整,而另一些行業則如初升太陽,勃勃生機,經濟運行復雜多變,給人們準確地把握經濟總體態勢增加了難度。如果僅從經濟增長速度看,容易得出在逐步變差的悲觀看法。既要看增長,又要看結構和效益變化,既要看短期,還要看長期趨勢,最主要的是看新的增長因素的變化。新常態下經濟增長,謀求的就是新增長新發展,即通過結構優化升級和培育新增長點,實現高質量高效益的持續平穩增長。對傳統經濟領域的調整要有平常心,傳統經濟領域調整是周期性的,更是發展階段性的,是合理的調整,是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不可避免的陣痛,對解決我國的長期結構性矛盾具有積極作用。經濟政策主要是防止它們在短期內下滑過多過猛,而不是逆趨勢促其回升。
另一方面,在新舊動能轉換期,只要有效化解各種矛盾和風險,正確處理穩增長與調結構的關系,經濟下行是可以做到“減速而不失勢”的。盡管這幾年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仍然很大,而且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但我們可以“化急調為慢調”,努力實現“軟著陸”。2010年我國經濟在強刺激政策影響下出現了強勁反彈,之后由于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變化(新常態)和政策效應遞減,不可避免出現了明顯調整。GDP增幅從2010年的10.4%,經過兩年時間回落到7.8%,下調2.6個百分點,而2013年至2014年分別增長7.7%和7.3%,兩年僅下調0.5個百分點,2015年下調幅度略有加大,但仍然處于合理范圍內。這不是因為調整壓力在減小,而是穩增長和調結構促改革的政策雙結合的有效支撐。總之,盡管近期傳統經濟領域下行壓力很大,特別是一些重要的宏觀經濟變量如投資、出口、工業調整幅度很大,但總體經濟調整是溫和可控的,是軟著陸型的調整,而不是硬著陸的調整。
新動力、新動能是使經濟下行而不失速,提質增效,實現進行平穩水平增長的關鍵力量。最近剛剛公布的“十三五”規劃建議,核心是解決兩大問題,一是培育新動力新動能,二是補齊各種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哪些是我們在加快培育的新動力新動能呢?我們認為,新動力、新動能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從產業看,新動力主要體現為服務業拉動作用增強,新產業、新業務快速發展,傳統產業升級換代。經濟向中高端邁進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服務業比重持續提高,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明顯增強,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在2013年首次超過第二產業,最近兩年持續上升,2015年前三季度服務業增加值占比首次超過了50%,達到51.4%,服務業的快速增長不僅有效地減緩了經濟下滑趨勢,而且是保持就業平穩增長的關鍵因素。在經濟分化走勢中,最令人鼓舞的是新主體、新業態加快孕育。政府簡政放權、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有效地促進了社會的創業、創新熱情,連續三年新登記注冊企業數保持20%以上的增長就是明證,今年平均每天新增1.2萬戶。其中新產業中,新能源汽車、工業機器人產量是最大亮點,出現了年度翻番的好形勢。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超過了11%,比2014年同期提高1個多百分點。還有,傳統制造業在加快調整,一些裝備制造業明顯升級,國際化、品牌化水平明顯提高。這些都表現,中國的產業分化中調整,在分化中升級,產業的動力動能在加快轉換。
其次,從需求上講,需求結構在明顯優化,主要表現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在逐步增強,消費結構在加快升級。在投資增長出現趨勢性放慢的同時,最終消費持續平穩增長。2012~2014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幅均在10%以上,使得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明顯上升,前三季度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同比提高了9.3個百分點,達到了58.4%的較高水平,這說明需求的增長結構正在由投資主導逐步向消費主導轉變。最重要的是消費結構在升級,新消費熱點加快形成,如連續三年來網上銷售繼續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長態勢,休閑旅游、健康養老、教育文化等成為新的大眾消費熱點。
再次,新動力和新動能還體現在新的增長空間得到明顯擴展。一是國內的增長空間在擴大,如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持續快于東部,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在不斷縮小。中西部地區正在形成許多新的增長極或增長活躍區域,中西部內需市場在明顯擴大,這也使得我國經濟增長在調整中有更大的韌性和更多的回旋余地。二是國際的發展空間也有明顯拓展。中國政府、中國企業,越來越具有全球眼光,著眼于全球視野來解決我們的一些發展難題,通過加快推動國際化戰略來擴大發展空間,并借此來倒逼國內改革和結構調整。
新舊動能轉換與經濟風險防范
新舊動能轉換的過程既是培育新動力和新動能的過程,也是各種風險和矛盾加快釋放的過程。要高度重視新舊動力轉換中各類風險的防范和化解,避免出現系統性和區域性經濟風險。最近幾年以及未來幾年,都是我國經濟風險集中釋放期,這是不難預料的,如房地產調險,股市暴跌,一些行業因嚴重產能過剩而引發壞帳大量增加進而破產倒閉,行業性的、局部區域的金融和財政風險,PPI長期持續下降所產生的風險等,這些風險如果預防不到位或處理不當,將會對短期經濟運行和長期經濟發展產生巨大的沖擊,必須高度重視。
從金融方面來講,不僅現實的風險壓力在明顯加大,而且潛在著系統性風險的隱患。如目前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款已連續16個季度上升,盡管總體不良貸款率較低,但在加速上升。2015年股市的持續暴跌既暴露出我們股市中高杠桿、不規范等問題,也警示我們,金融風險容易從一點、一面擴大,最終釀成更大的風險。
化解風險,不外兩種方法,一種是“預化”,另一種是“后化”。“預化”就是對潛在的巨大風險在其爆發前予以分解、內化,使其不再集中爆發,或爆發后所產生的影響已減至最小。而“后化”就是一些難以預料的風險已充分暴露,需對其及時有效的處置。要防止出現系統性和區域性金融風險,必須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對經濟風險進行分類分級,建立統分結合的綜合預防和治理體系,金融監管部門要把好總閘門。二是以預防為主,做好風險預警。防治結合,以防為主。2015年的股市暴跌風險是一個很大的教訓,防止暴跌的最好辦法是防止暴漲,我們對經濟運行的大起大落有經驗教訓,比較重視防范,但對房市、股市等影響面大的資產價格波動缺乏警覺,在預防上下的功夫不夠,或盲目樂觀,或任其自然,甚至有明顯的助漲傾向。要利用好大數據對經濟金融風險進行監督和管理。對一些風險問題,還需要引導,對其進行分流釋放,以避免其累積釀成沖擊過大的系統性風險。三是重視培育中立的經濟金融風險評級機構。風險管理需要跟蹤、研究和深入評估,讓風險在未集中大爆發前正常的經濟運行中逐步化解,即利用市場機制來化解風險。
應多管齊下,加快培育新動能
阻擋經濟下行的根本對策,就是加快培育新動力新動能,用新動力新動能代替傳統的舊動力舊動能,動力動能轉換的過程也是經濟社會結構全面升級的過程。因此,明年及十三五規劃期間,必須在培育新動能上加大“馬力”,特別是通過加快結構改革和結構調整來促進新動能的加快形成。
一是堅持以調結構為重心,促進國民經濟在穩增長中加快轉型升級。穩增長,關鍵是穩就業,穩增長要繼續保持戰略定向,不走老路,不搞超發貨幣,不搞大規模強刺激,而是要走新路,主要依靠改革增強經濟活力,依靠創新和結構升級,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和就業容量,把宏觀調控與深化改革和結構優化升級結合起來,實現中國經濟的全面升級。最近幾年新一屆政府探索的一條重要經驗是,穩增長要與調結構有機協調,兩者不能偏廢,不能為穩增長而穩增長,也不能為了調結構而忽視增長或發展,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要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穩增長是調結構的前提,調結構是穩增長的長久之策。2016年我們面臨的下行壓力依然很大,穩增長與調結構都十分關鍵,但從保障“十三五”發展目標的實現和更長遠計,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更重要的是優化結構,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提高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率,因此,要要保持就業和經濟增長的基本穩定同時,更加注重調結構和轉方式,在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中穩增長,增效益、添后勁,從改革、惠民生中要動力。
二是把政府改革引向深入,從根本上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全面激發市場活力。改革是推動過去三十多年我國快速發展的根本動力,而如今,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不再具備高增長的條件,外延式的發展已走到了盡頭,必須培育和創造新的發展動力,只有深化改革,釋放新的改革紅利,才能既增強市場活力,又能顯著提高我國經濟的創新能力,使經濟在結構優化升級中保持中高速增長。三年來,新一屆政府始終堅持和積極推進簡政放權、商事制度改革,將宏觀調控與深化改革結合起來,以激發活力增強創新動力,激發社會的創業創新熱情,著力提高創新發展的便利化和回報率。2016年進一步把政府改革引向深入:要繼續深化“放管服”結合的系統性政府改革,最大化地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使放權放到位,監管上水平,服務能精準。加快消除市場準入限制,促進公平競爭,特別是要著力降低服務業的準入限制,擴展民間資本的投資空間,加大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全面清理和規范各種政府收費行為,力爭在兩年內將各種政府性收費減少一半以上。繼續創新宏觀調控的思路和方式,把總量調控與結構改革結合起來,在做好金融、財政總量調控的同時,盤活存量、優化結構,深化財政金融體制改革。
三是以全球的眼光和大開放的思維,解決我國的產業結構和產過剩問題,在顯著提高國際化水平中培育我國經濟的新優勢。為適應新常態和引領新常態,需要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不斷提高我國經濟的國際化水平,為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拓展空間,為產業升級注入新的動力。一方面,要以新的更高層次的開放倒逼產業升級,倒逼國內改革,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讓中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鍛煉自己,壯大自己,實現產業在更加層次上追趕目標,乃至超越。另一方面,繼續加快我國優勢產業走出去、廣泛開展國際產能合作,以全球的視野解決我國的產業升級和化解產能過剩問題。加快中國制造走出去和深化國際產能合作,是實現我國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的重要舉措,能取得一舉多贏利的效果,不僅有利于形成優進優出開放型經濟新格局,而且能顯著提高我國產業的國際化水平和有效化解產能過剩壓力,同時,還有利于相關國家加快發展、擴大就業,并為中國與發達國家合作開拓第三方市場創造更多機遇。國際產能的直接合作或第三方合作,都要以一帶一路戰略為重要抓手,發揮政府與民間兩個積極性,積極謀劃,扎實推進,抓出成效。
四是千方百計鼓勵“雙創”,努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從過度依賴自然資源向主要依靠人力資本轉變。著力推動“雙創”,是抓住了新常態經濟發展的“金鑰匙”,將匯聚的是新的改革紅利和人力資源紅利,是加快產業升級、擴大就業、提高人們福址的根本推動力。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我們不再具有按勞動力等各種要素便宜的優勢,但我們有越來越豐富的人力資本,特別是每年新畢業大學生有700多萬人,累積十多年,我們便新增上億的高素質人力資本,這是中國未來發展的特大“金礦”,我們的核心任務就是要通過政府職能改革、宏觀調控創新和宏微觀經濟體制改革,將這座“金山寶庫”變為新的生產力,變成高質量高效益的經濟發展。只有提高了人力資源的生產力,才能減弱對資源的依賴和對環境的破壞,“雙創”發展將會帶來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一方面,要繼續深化政府改革、教育和人才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為人力資本的成長創造越來越寬松的外部環境,讓創新精神深入億萬民眾,讓創新的成果全社會分享。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公共產品的供給,為創新、創業提供充分可及的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為企業和個人創新搭建最便利的服務平臺。
五是堅決推進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的結構調整。要痛下決心,釜底抽薪,淘汰過剩的產能。工業的調整升級正處在一個關鍵時期,當前政府工作的重點,一方面,要加大對企業技術改造、產品創新的支持力度,通過相應的稅收、會計、折舊等政策,鼓勵企業生產新的產品。另一方面,要支持關停并轉企業下崗職工的培訓,轉崗和再就業。
中國在改革開放長達33年的時間里,實現了年均9.9%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當人們習慣于這個高速增長之后,對2012年以來中國增長減速,就容易產生疑惑。即使那些曾經高度贊譽中國經濟成績的觀察者,也不免對中國經濟的前景產生悲觀看法;一些長期唱衰中國經濟,一次次喊著“狼來了”又一次次落空的預言者,這回以為終于被自己誤打誤撞說中了;還有一些投機者,以為中國增長的減速為其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躍躍欲試地要做空中國經濟。如果不是別有用心,這些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誤判,一定是產生于錯誤的觀察方法和偏頗的理論依據。一旦將這些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錯誤方法論予以澄清,必將撥開悲觀論調的重重迷霧,重新看到中國經濟前景的一片光明。
快與慢的經濟發展規律
宏觀經濟學本來是由周期理論和增長理論兩部分構成的,但是,專注于周期問題研究的學者往往缺乏增長視角。主流經濟學家習慣于把觀察到的經濟增長減速,作為需求不足導致的周期現象來進行分析,因此,他們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夠扭轉經濟下行趨勢,而在增速下行的勢頭始終未能觸底的情況下,便會表現出過分悲觀的情緒。然而,把這個方法論應用于觀察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無疑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因為中國經濟面臨的不是周期現象,而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表現,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是經濟發展規律作用的結果,是進入經濟新常態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們把世界各經濟體按照人均GDP進行排列,可以看到,經濟體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增速遞減只不過是規律性的現象。處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國,與之前自身處在較低收入水平時比較,增速有所降低無疑再正常不過。更應該關注的是,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中國無論是在2000年以前處于低收入水平階段時,還是在2000年―2010年期間處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階段時,以及目前處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階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其經濟增速都顯著高于同樣發展階段里所有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無須從周期性、需求側著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彈,從供給側認識新常態,才會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國外經濟學家如巴羅教授,從增長視角觀察中國經濟減速。他們認為,中國長期的高速增長是一種趕超現象,是經濟增長趨同的成功案例,從趨同遞減假說出發,不可能長期保持高速趕超,中國增長終將減速。這個判斷倒是說得通的。不過說不通的是,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預測中國很快就會回歸到3%左右的“均值”上來。或許,他是因為終究沒能明白,中國以往實現趕超型高速增長,原因在于改革開放消除了妨礙資源配置的體制,釋放人口紅利,現在雖然增長減速,但中國經濟趕超的條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底氣。并且,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挖掘傳統發展動能,培養新的發展動能,我們還可以收獲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革紅利,進一步提高潛在增長率。
量與質的經濟發展內涵
我們并非盲目樂觀,而且毋庸諱言,中國經濟也存在著自身的問題。然而,問題不在于增長的速度而在于增長的內涵,即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符合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減速,不僅沒有惡化這些問題,反而有利于解決此類問題。事實上,恰恰是在增長速度下行的同時,中國經濟以更快的步調走向更加平衡、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軌道。
經濟增長平衡性提高。從拉動需求的“三駕馬車”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產業發展加速,第二第三產業之間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產業產值比重首次過半,在過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國正在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趕超,地區發展更加平衡。
經濟增長新動能加速形成。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即在傳統增長動能變弱的同時,新動能開始蓄勢而發。例如,有的國內智庫根據人力資本含量、科技密集度、產業方向和增長潛力等因素,識別出一些行業以代表新經濟,并構造了一個“新經濟指數”,發現該指數與傳統的采購經理指數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現下行趨勢的情況下,新經濟仍然保持逆勢而上。又如哈佛大學學者用“經濟復雜度指數”衡量經濟體的出口多樣性和復雜程度,中國該指標的全球排位,從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顯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經濟發展的分享性明顯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發展階段變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開始朝有利于勞動者和低收入群體的方向變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鎮居民。以不變價格計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達2.67:1的峰值后,逐年縮小至2014年的2.4:1,與此同時,全國基尼系數從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長和穩定的統一
最近,穆迪分析人員斯卡特表示,中國確立并尋求的改革、增長和金融穩定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終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放棄其中一個。之所以把三個目標割裂開,賦予其彼此獨立且對立的性質,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觀察視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國經濟面臨問題的本質。一旦我們從供給側觀察現象、分析問題和尋找出路,就會發現,改革、增長和穩定三者之間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學上最穩定的結構一樣,從供給側入手,正確選擇結構性改革方向和優先領域、分寸恰當并精準地推進這些改革,既可直接達到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風險,實現經濟和金融穩定。
關鍵詞:新形勢;實體經濟;發展;問題;研究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13-00-01
在新形勢下,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增長模式以及經濟結構開始進行了一個全面的調整。在這種調整模式中,我國的實體經濟成為了經濟發展的新的動力。因此,在今后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有必要對我國的實體經濟進行全面的改革。
一、實體經濟發展是培育我國新增長動力的關鍵
在新形勢下,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開始不斷轉型,因此,壯大我國實體經濟成為了我國當前積極發展的重要策略。從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改革過程中不難發現,我國在新的經濟增長模式下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然而在取得成績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我國供給側目標尚未完成的事實,其主要的表現在于我國的新增長動力和舊增長動力之間的接替表現上。在這種現狀下,我國目前的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矛盾。而在新形勢的沖擊下,我國的新增長動力需要以實體經濟作為基礎,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我國的虛擬經濟占據了我國過多的發展資源,給需要以實體經濟作為支撐的新增長動力來說造成了一定的局限。而在我國的經濟結構優化過程中,供給測結構的改革是為了對我國新經濟結構進行優化和提升。因此,在這個過程中,新增長動力的核心驅動必不可少。而作為新增長動力核心的實體經濟,必然需要一個大幅度的提高。
二、新形勢下我國實體經濟發展方向
1.擴大制造業總體規模
作為我國的第二經濟產業,我國的制造業在長期以來的發展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雖然經年來我國的第二產業平均每年的增值要高出發達國家百分之二十以上,但由于我國占據了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人均第二產業增值上卻仍然處于落后水平。雖然我國的人均第二產業增值較低,但從人均增值上看我國的第二產業還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對新形勢下的實際經濟發展,我國還應該局域擴大制造業的總體規模,提升我國人均第二產業增值。
2.提高制造業產品質量
就目前來說,我國的制造業總體規模還處于一個不斷擴大的趨勢,因此,提高我國制造業產品質量成為了拓展我國制造業國內外市場的重要因素。而在實際上,我國的制造業產品質量著實令人擔憂。雖然在近年來我國的制造業產品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然而在整體的產品質量上仍然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嚴重危害了我國制造業的國際形象,同時也限制了我國國內需求空間的釋放。因此,在新形勢下,我國的實際經濟發展必須要著重于提高我國的制造業產品質量,只有通過質量的提升,才能為我國制造業提供一個良好的國際形象,同時有利于釋放我國國內的需求空間,為實現我國的新增長動力創造有利的條件。
3.結合新科技技術發展
新形勢下的實體經濟發展離不開新科技技術的有效應用。隨著我國經濟和科技的不斷發展,新的科技技術對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與此同時,基于新科技技術產生的新的實體經濟也為我國帶來了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對新實體經濟發展的分析,本文認為,在今后的發展中,我國的實體經濟必須要充分融合新科技技術,只有緊隨時代的發展,我國的實體經濟發展才能得到強有力的保障。
三、新形勢下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結構優化
1.規范實體經濟市場競爭
我國經濟新常態理念的提出,使得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和經濟結構開始不斷優化和升級。在這種新形勢下,我國的實體經濟發展成為了推動我國新增長動力發展的重要核心。因此,對我國的實體經濟發展來說,必須要嚴格規范我國的實體經濟競爭市場。一方面,需要我國建立健全的市場監督管理制度,同時對我國的制造業制定一系列的質量控制標準、生態環境控制標準、勞動者保障制度等等。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改變我國制造業過降低成本而注重經濟效益的現象,在這個過程中,其主要的變化在于調整了我國企業內部的生產結構,同時也加大了我國企業的內驅力。而通過競爭市場的控制,也能夠充分激發企業的創新驅動能力,這與我國新形勢下企業經濟發展理念相符合,有助于我國經濟增長模式和經濟結構的調整。
2.將動力驅動、投資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
新形勢我國對實體經濟產業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形勢下的實體經濟發展中,我國對企業的創新驅動能力的要求尤為重視。因此,如何鼓勵企業積極創新成為了關鍵。鑒于這種狀況,在新的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國必須建立有效的知識產權保障制度。隨著信息技術和網絡的不斷發展,信息傳播的高效、便捷在給我國人民的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存在著潛在的信息安全隱患。尤其對企業的某些知識產權來說,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就目前而言,我國的創新技術被他人剽竊的現象仍然嚴重。歸根結底來說,是由于我國的知識產權保障制度不完善導致的。而由于缺乏制度的保障,我國企業的創新驅動能力將會大大下降。因此,為了壯大新形勢下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有必要對我國目前的知識產權保障制度進行完善和改革。
3.調整實體經濟發展結構
隨著我國經濟增長模式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開始從高速發展向中高速發展變化。因此對我國目前實體經濟的發展來說,其最重要的一點并不是提高我國實體經濟的l展速度,而是如何做好實際經濟發展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在以往的實體經濟發展中,我國的實體經濟結構過于重視投資驅動,而忽視了創新驅動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新形勢下的實體經濟發展中,我國的實體經濟發展必須嚴格按照我國新形勢下提出的各項標準和法律規范進行調整。只有充分增加我國實體經濟的創新資源以及創新投入,我國實體經濟的創新驅動能力提升才能擁有一個強力的保障。
四、結語
綜上所述,對新形勢下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來說,首先必須要嚴格遵循新形勢下我國實體經濟發展模式和發展結構。只有充分明確我國新形勢下的實體經濟發展戰略,才能為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結構和模式調整進行有效的提升措施。
參考文獻:
2017年是我國“十三五”規劃的關鍵年,針對工業領域的突出問題,還需持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實施創新驅動,促進新舊動能順利轉換;同時也要順應國際經貿規則,重塑我國工業競爭新優勢,保障工業經濟平穩健康運行。
深入實施創新驅動
加快新舊動能轉換
工業領域新舊動能順利轉換,是新常態下保障工業平穩健康運行的關鍵,既需要積極培育壯大新興產業,也需要借力“互聯網+”主動改造提升傳統產業。
一是各地聚焦發展的新興產業在高度對接《中國制造2025》重點領域的同時,也要考慮當地產業基礎,體現當地產業特色。
二是積極創建制造業創新平臺、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等,要解決從實驗室產品到產業化之間所謂的“死亡之谷”問題,提升技術創新能力。
三是采取產業投資基金等形式,優化政府對企業技術改造升級的投資方式。
四是加強制造業網絡化協同,通過生產組織方式創新使傳統產業釋放新的增長動能。
激發企業投資活力
增強經濟發展后勁
一是進一步拓展民間資本投資領域,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參與國家重大工程建設、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使民間投資“有門可進”。
二是加強對民間資本的金融服務,搭建民間資本金融運作平臺,使民間投資“有錢可投”。
三是在推廣政府和社資本合作(PPP)項目的過程中,要積極推進供水、供氣、供熱等價格改革,完善財政支持、融資支持、資本退出等配套政策,建立合理投資回報機制,使民間投資“有利可圖”,從而吸引更多民間資本參與PPP項目。
持續推進三品戰略
助力產業轉型升級
一是推廣建立重要工業產品追溯體系,在嬰童用品、家電、藥品、食品等消費者密切關注的領域實施覆蓋產品全生命周期的質量管理、質量自我聲明和質量追溯制度。
二是在家電、家居、家紡、食品等領域開展個性化定制、柔性化生產,豐富產品供給品種,滿足消費者的個性化、時尚化、智能化、綠色化等需求。
三是積極運用大數據、“互聯網+”等技術,開展眾包設計、在線創客平臺等設計創意模式,創新產品供給模式,實現供給者與消費者大規模高效互動。
繼續深化產融結合
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一是積極探索產融對接方式,支持科技創新創業企業健康發展。
二是繼續加強政府、銀行、企業之間的對接合作。
三是鼓勵金融機構創新金融服務。
四是支持企業多元化融資。
順應經貿規則趨勢
重塑工業競爭優勢
一是密切關注和跟蹤最新國際經貿規則的動態。
2016年9月在G20峰會上,關于世界經濟“正處于新舊增長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上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提供的動能面臨消退,新一輪增長動能尚在孕育”,這些判斷引起了與會各國的強烈共鳴。
作為“中國方案”里的重要內容,《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的出爐,讓數字經濟成為與會各國創新增長方式、注入經濟新動力的共識。面對起伏不定的世界經濟形勢,網絡信息技術等產業再一次提供了發展的風口。時隔半年,新華三于日前在G20峰會會場上舉辦了一場以“新IT 新經濟”為主題的Navigate 2017領航者峰會。
新IT 新經濟
如今以互聯網為依托,數據資源為核心要素,信息技術為內生動力,融合創新為典型特征的數字經濟革故鼎新、大勢已現,自身發展及其對經濟輻射帶動作用均呈現爆發式增長態勢。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正成為轉型升級的重要驅動力,也是全球新一輪產業競爭的制高點。
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和人工智能以及信息安全則成為關涉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因素,此時新華三提出的“新IT”無疑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在新華三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于英濤看來,新IT+新經濟的組合,不僅促進各行各業的進步,提升人們的生活品質,也潛移默化地推動著社會制度建設與行業形態的重大變革。
數字經濟的本質,是在信息數字化的基礎上,實現信息加工處理的專業化與產業化。數字經濟的規模包括了“數字經濟基礎部分”,即信息產業本身;以及信息技術對其他產業帶來的產出增加與效率提升的“數字經濟融合部分”。在數字經濟的發展態勢下,新華三提出“應用驅動 云領未來”全新IT戰略,將數字化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的生產要素,以信息化的手段為載體,利用信息化的技術去實現社會的進步和產業的升級。
數字經濟的發展
對于中國來說,數字經濟既是中國經濟提質增效的新變量,也是中國經濟轉型增長的新藍海。電子商務交易額超過20萬億元,網民7.1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1.7%,數字經濟占GDP的10.5%……這些激發人們想象力的數字,反映著中國數字經濟帶來的效應,數字經濟,正為中國經濟營造出熱氣騰騰的發展場景。
數字經濟對中國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宏觀的經濟規模上,也滲透到人們生產和生活中的各個角落。站在城市的街頭,串街走巷的外賣小哥、各種顏色的共享單車,甚至連路邊的煎餅果子都可以掃二維碼支付,明顯能感受到數字浪潮帶來的沖擊。
人們的生活圍繞著四個主要的技術:云計算、大數據、社交網、移動。新IT帶來新的數據,數字經濟已經實際出現,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轉型是必須的。
一輪新的技術革命和制度變革,正以數字化的形式發揮作用,當實體經濟搭上數字化的順風車,一場以數字化為形式、以技術進步為手段、以經濟轉型升級為目標的變革正在悄然發生。
第三方研究機構IDC中國區總裁霍錦潔認為:“未來,企業IT基礎設施和軟件支出有三分之二以上將用于基于云的產品,全球每5個互聯‘事物’就有1個在中國。”
數字化經濟的六大特點
IDC的數據顯示,第三平臺和解決方案支配IT支出,年度復合增長率達到11.8%,到2020年將達到4萬億美元。在中國,數字化轉型經濟時代來臨,政府將大力支持數字經濟的發展。到202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第三平臺市場,信息和通信技術花費將達到8440億美元。
IDC從互聯“事物”、巨型云平臺、DX開發人員/數字化供應鏈、數據提供商、渠道/數字化GTM合作伙伴、客戶/DX使用案例這6大維度,全面闡釋當今的數字化經濟,評估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
“互聯”事物:隨著互聯網的深入發展和物聯網的逐步成熟,萬物互聯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簡言之,現在主要處于人與人連接的時代,以后人與物、物與物的連接將會普及,萬物互聯是最終目標。
根據IDC的數據,2016年互聯的物聯網端點達到150億,到2020年將達到300億,2025年更是達到800億。而包括農業、公路、金融等各行各業的物聯網支出將達到1.3萬億美元。
巨型云平臺:云已經成為IT發展的主流。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云計算都成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技術驅動力。而云2.0的到來,分布式架構的采用,到2019年,43%的互聯網數據將在云邊緣地帶得到處理。
云的普及讓安全成為一切的基礎。根據IDC預測,到2020年,IT領域頂級安全服務將從云端提供:云驅動加密、威脅分析、區塊鏈和合規性。同時,值得信任的云或者“可信云”成為企業上云的重要考量因素。
DX開發人員/數字化供應鏈:到2020年,DX團隊將從外部開發者社區(通常為開源社區)采購80%以上的解決方案組件。
數據提供商:在大數據時代,數據能夠創造價值,發現新東西。但是現在各行各業的數據不流通,企業數據源依然有限。然而到2018年,擁有DX戰略的企業將把外部數據源擴大至少3到5倍。
渠道/數字化GTM合作伙伴:到2020年,云服務提供商70%以上的收入將借由渠道合作伙伴/經紀人產生。
客戶/DX使用案例:IDC預計,2019年,全球企業將在技術和相關服務上支出2.1萬億美元來實施和管理DX舉措。
信息技術走向融合
數字化成為企業關注的重中之重,從流程、業務和運營都在走向數字化。數字經濟已成為新一波浪潮,技術成為企業轉型、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企業正迎來新技術產業的黎明。
數字經濟的發展,依靠的是信息技術的創新與應用的創新交替引領、彼此促進。新IT則是數字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信息化技術變革的聚合,它從IT基礎設施的虛擬化、資源池化開始,融合了大數據、大互聯平臺、大安全防護以及創新的服務與模式,為應用的創新提供支撐。
于英濤表示,新華三一直十分積極參與國民經濟建設、推動社會發展,并將“引領新IT,助推新經濟”作為企業發展的核心訴求。通過持續的創新投入、完善的服務以及全面的生態合作,新華三有信心也有能力讓創新成為企業發展的“常態”,更好地支撐各行各業的信息化建設與轉型升級需求,櫓泄新經濟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相關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