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3-20 15: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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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都以制度為研究對象,它們之間存在著某些相似之處,但也存在著許多根本性的區別。研究兩種理論的異同,在堅持馬克思經濟學的同時,借鑒新制度經濟學的合理因素,對于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理論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理論體系比較
(一)邏輯起點和起始范疇
任何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有其邏輯起點和相應的起始范疇或概念。
1《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商品理論,其起始范疇既不是資本,也不是產權,而是“商品”。當然,這個“商品”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過的商品。馬克思認為,“商品”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一般的范疇,在其中包含了能夠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矛盾的各種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這一邏輯起點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演變順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馬克思資本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也是資本關系發展、演變的現實起點。資本并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本,它經過勞動力的購買并實現了貨幣的增殖,才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權規律演變而來的。所以,商品關系是資本關系的歷史演變的現實起點。
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決定商品二重性的勞動二重性,揭示了蘊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從而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而資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這些矛盾正是資本內在矛盾的胚芽,是資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是對企業性質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業”是其起始范疇。
“企業”是一種組織,是市場經濟中的主要的微觀主體或經濟細胞。正統微觀經濟學對企業的研究構成了其廠商理論,但它把企業視為一個既定的主體,一個既定的存在,一個與其他個體一樣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來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業如何運行以達到利潤最大化。至于企業的本質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如何?正統經濟學沒有回答。科斯的理論構建,則從探討企業的本質及產生原因開始。
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是其對經濟活動分析的基本單元,又是現實經濟活動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動。科斯從企業分析開始切入,對企業本質、產生及規模變動原因的邏輯追問,直接引出了“交易費用”的存在,從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統經濟學的“零交易費用假設”,也開始了交易費用理論的構建。“交易費用”理論是整個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后面的分析都是圍繞著各種各樣的交易及其成本展開的。科斯認為,市場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優的或最有效的。因為市場交易本身是有代價的,即存在交易費用。然而,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納入企業內部呢?因為企業內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間就有選擇的必要,企業規模與市場交易就有一個邊際均衡點。這樣就進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規則的選擇問題,也就是制度選擇問題了。
科斯在分析“企業本質”、“企業存在及規模變動原因”等問題時,已經將“交易費用理論”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來了,后繼的其他產權經濟學家無非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要么補充和完善交易費用理論,要么是將這一理論作為分析工具,運用到其他具體領域。
(二)核心范疇
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資本”與“剩余價值”。它們本質上是一個范疇。因為“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剩余價值體現的關系就是資本關系。而對“資本”和“剩余價值”的分析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即對資本產權制度的分析。
產權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交易”與“交易費用”。不過,與“資本”和“剩余價值”的關系不一樣,“交易費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質,“交易”是人們從事的活動,“交易費用”是人們在活動中消耗的資源或代價。“交易費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這一事實而已。
(三)理論主線
所謂理論主線是指貫穿一個理論體系的邏輯主線,它將各個理論構件或組成部分串成一個整體。
《資本論》的邏輯主線是對剩余價值或資本增殖的分析,剩余價值理論是貫穿整個體系的主線。整個《資本論》,從頭到尾,都以剩余價值的分析為核心。從總體框架看,《資本論》第一卷研究資本如何增殖或剩余價值如何產生;第二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通過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實現;第三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在不同的資本家階層之間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價值理論的發展史。其不同卷、篇、章、節中的具體理論,也都貫穿這一主線。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主線是產權的交易費用分析,交易費用理論貫穿在其理論體系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
兩條主線各自在其理論體系中發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論構件聯系起來的方式是有差異的。
剩余價值理論是作為馬克思經濟學一切理論構件的內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個理論組成部分的實質。例如,勞動價值論是為剩余價值理論奠基的,揭示商品價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價值的源泉;對資本生產過程的考察,實際上是研究剩余價值生產的理論;對資本循環、周轉,對資本再生產的分析,是為了研究剩余價值實現的規律;對利息、利潤、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價值在資本家階層分享的轉化形式。
“交易費用”并非每個理論構件的實際內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構建企業產權理論;分析制度變遷,構建制度變遷理論,等等。
(四)主要理論組成部分
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組成有兩種劃分意見:一是按《資本論》四卷的邏輯順序,分成剩余價值生產理論、剩余價值流通或實現理論、剩余價值分配或分割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史;另一種則超越四卷的先后順序,將其劃分為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資本積累理論、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理論、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理論等。兩種劃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構件是松散的。“交易費用理論”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費用理論作為工具分析的理論,包括:(1)企業性質理論;(2)企業產權結構理論;(3)制度變遷理論;(4)法律經濟學等。
二、方法論比較
從整體上看,兩種理論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上,有著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論邏輯。
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含義和內容一般概括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變化都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終的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人類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生產力發展狀況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分配、交換關系的規律也不同。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和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哲學基礎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三者合一,本質是自由地追求個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義的個體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認為,一切社會現象都應追索到它們的個人行為基礎,都必須從個人的角度來分析闡發;個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經濟學分析的出發點和基石,必須把個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為,個人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動,個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會行為的起因。
三、產權理論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的產權與新制度經濟學定義的產權有許多共同之處。(1)它們都認為產權是財產權,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一系列權利的組合體;(2)它們都認為產權可以分解;(3)它們都認為產權是一種法權。盡管如此,通過比較,我們還會發現二者有許多不同之處(一)產權的本質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的歸屬是所有制的本質規定,財產權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經濟上的所有制關系決定法律上的財產權利。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是一種私有權。產權是其制度理論的核心范疇,并認為法權(產權)關系決定經濟關系。
(二)產權的形成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所有制及所有權(產權)的形成與發展同社會生產力水平及變化相聯系。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出現是國家統治者的欲望與交換當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的企圖彼此合作的結果”。
(三)產權的功能
馬克思經濟學強調所有制對社會制度的性質以及社會公平的影響。而新制度經濟學則強調產權的激勵功能與效率功能。
四、制度變遷理論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仍然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1)經濟人是制度變遷理論的基點,只有個人才進行選擇和行動,集體是無法選擇和行動的;(2)與經濟人相聯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標準經濟學方法”,也是制度變遷理論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變遷取決于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過程,是經濟人在成本約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趨利過程;(4)國家擁有利用暴力“規定和強制實施所有權的地位”,它以提供“保護”和“公正”的服務換取統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創新會使統治者私人收益超過私人成本,制度調整就勢必發生;(5)意識形態是個人與其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車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資源的非市場配置及降低社會經濟運轉的費用。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1)人類的生產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因此,人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遷,主要應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遷來解釋;(2)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與激化,從而引起社會經濟制度乃至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革與革命;(3)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在社會經濟關系中,主要體現在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或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決定了不同社會制度變革的性質、方式和程度;(4)制度變遷的主體是代表生產力的社會集團或階級,階級斗爭在制度變遷中起著杠桿作用;(5)制度變遷的動力源泉在于現有的各種法權關系或社會制度不能適應潛在生產力的實現和發展,致使掌握新的生產力的社會集團為獲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潛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動制度的變革;(6)由于社會基本矛盾和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矛盾的性質不同,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式是不同的;(7)盡管國家、社會意識形態對制度變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異會影響到制度變遷的模式與方式,但起決定性作用的仍是社會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差異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別與制度變遷模式差別的客觀根據與決定因素。
五、幾點結論
1馬克思經濟學從人類社會歷史變遷的寬廣角度,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發展與滅亡的規律,著重分析資本與雇傭勞動、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對立,指明社會制度變遷的方向,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是在肯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研究如何修補、完善私有產權制度,以減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經濟績效。前者是宏觀的、整體的、深刻的,對人類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后者是微觀的、個體的、精細的,對調整企業、個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提高經濟效益,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馬克思經濟學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引入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范疇,分析了人們在歷史形成的生產方式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分析了由這種關系所決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團或階級,揭示這些集團和階級在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相互關系的變化,從而較好地解釋了人類歷史上重大社會制度的變動。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矛盾、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上,而對資本家之間、資本家的企業與企業之間以及像個人的心理活動、行為選擇等微觀個體的行動特征的揭示,沒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內,或者沒有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因而,它對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條件下的、日常的、微觀的企業制度變遷缺少針對性較強的分析。
3新制度經濟學以個體主義的分析方法來解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解釋制度變遷的原因與機制,強調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把制度變遷歸結為個人之間相互博弈與相互交易的結果;但它沒有分析決定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的社會經濟條件,以為個人可以隨意地進行選擇,這就難免陷入唯心主義泥坑,無法解釋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因與實現條件。
不過,新制度經濟學對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以及個人心理、行為特征及其對制度選擇和制度變遷的影響的分析,對于在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情況下的企業制度和產權結構的微調,仍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關注理論體系建設,就是為學科發展服務。高等教育經濟學作為教育經濟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理論體系依然處于構建之中,一系列體系構建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發展至今本學科理論體系構成現狀如何?每個研究領域在整個學科體系結構中的地位如何?如何建構一個合理的理論體系?這些都是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建設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從教育經濟學的母體中分離出來后經過眾多學者的不斷探索,其理論體系的構建己經初具規模,并繼續不斷豐富和深化,為本文對其進行統計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們也可以發現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還不夠成熟,有待于進一步完善,對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現狀進行審視與分柝有利于學科的進一步發展。
二、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現狀分析
我國教育經濟學與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結構的比較,教育經濟學研究的領域和高等教育經濟學研究的領域不盡相同。教育經濟學的學科體系應該涵蓋更為一般、廣泛的問題它的研究對象應該存在于教育的一般領域不僅包括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問題,普通教育、成人教育、民辦教育都脫離不開它的疆域。而高等教育經濟學是教育經濟學科的一個特殊領域或分支領域使教育經濟學的支流主要研究高等教育活動中存在的經濟問題。二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筆者對目前國內外較有代表性的32部著作(國外9部我國23部)中的各基本內容進行統計分柝計算它們在教育經濟學體系中所占的比例,得出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框架,并對其中5部以“高等教育經濟學”為名的著作所反映的理論體系的主要內容進行統計分柝與教育經濟學的體系結構進行對比,希望發現目前教育經濟學與高等教育經濟學在理論體系結構上的異同點,以教育經濟學體系結構為鑒,尋找高等教育經學體系中有待完善的地方。
1.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與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比較。
從他們的理論框架中我們可以發現高等教育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既與教育經濟學有重合的領域又有自己獨特的研究范疇。將上表高等教育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按比例大小排列:投資理論、概述、教育與社會經濟的關系、供求關系及其調節、成本一收益理論、籌資收費問題、產業理論、后勤管理研究、學生就業問題研究及產學研研究。我們進行對比發現,教育經濟學將關系到學科理論體系建設的“元研究”放到了重要位置(該內容在所有著作中占到了81.5%,在我國著作中占到947%)而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對這部分內容卻關注甚少,這也反映出我國教育經濟學在學科體系建構過程中具有明顯的學科指向性,而高等教育經濟學卻以問題研究的思路來構建理論體系缺乏對“元研究’的思考其理論體系還不成熟和不完善。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將教育投資問題不約而同地放在了重要位置,而教育與經濟的關系、供求關系理論、成本一收益理論、籌資等問題也引起了足夠的重視,這些在教育經濟學范疇內也是重要內容。
高等教育經濟學不同于教育經濟學的研究范疇主要表現在高等教育產業研究、后勤管理研究、學生就業問題探討以及產學研研究等充分體現出高等教育經濟學不同于教育經濟學的獨特研究領域,顯示了高等教育的特點。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主要以問題研究為主各著作的理論體系也主要從問題研究出發進行構建,即使其中遵循了學科構建的規范,其要素也不完整,由此可見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理論體系還不夠規范與完善。
2.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與國外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比較。
我們發現數據所體現出兩大特征。一方面,我國與國際研究相接軌的內容主要為高等教育經濟學概述、高等教育與經濟的關系、高等教育供求關系及其調節、成本——收益理論、投資理論和經費問題而這些內容恰恰是以人力資本理論為理論基礎的西方教育經濟學的核心內容。由此可知,無論是前蘇聯的高等教育經濟學還是我國的高等教育經濟學都把人力資本理論作為核心理論來構建本國的理論體系。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經濟學概述、后勤管理研究、學生就業問題研究、高等教育產業理論以及產學研研究是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獨特的研究內容可以說明,我國的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納入了諸多與我國實際相結合的內容體現了中國特色
(二)理論體系結構的分類
縱觀我國20年學科發展從宏觀上來說,我國目前著作中所反映出的學科理論體系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1.經典型或傳統型.
經典性或傳統型的體系主要是指在學科發展一開始在借鑒前蘇聯學科體系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這種體系由學科最基本的一些研究領域構成能夠較為全面的學科研究的各個方面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讀者通過對它的學習可以對該領域的基本范圍和基本問題有一個全面了觶但是這種體系結構下一般不會對問題研究的太過深入常常是一些概述性或常識性的探討,研究方法也較為傳統和規范。我國大部分著作都屬于這種類型。
2個性型或專著型.
這種類型的體系的主要特點是體系完全不或不完全按照傳統型體系進行構建而是作者根據自身的研究興趣或研究優勢對學科某一(些)領域或某一(些)方面以獨特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來對問題進行細致和深入地研究,得出一些有創新性的結論形成富有個性化的體系結構。這種結構的作品常以專著的形式出版,其體系結構的個性化特征極為明顯。如張萬朋的《高等教育經濟學》,主要對高等教育產權、經濟規制、產業融資、后勤社會化和高等教育投資問題進行探討。
(三)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特點
1以西方人力資本理論為理論基礎強調中國特色
我國的高等教育經濟學起步較晚,這便有了借鑒國際先進理論的機會。在學科理論體系構建之初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就吸收了西方人力資本理論的合理內核,探討我國高等教育與經濟的關系、高等教育供求關系及其調節、高等教育成本——收益問題、教育投資和經費等問題。同時,在理論構建上并非生搬硬套,而是運用人力資本理論來解決我國面臨的實際問題。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國高等教育乘市場浪潮參與市場運行機制,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現實問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國高等教育經濟研究以理論為本,放眼實際對許多高等教育領域中顯現的重大問題進行探索,如高等教育的產業問題、高等教育產品的屬性問題、產學研研究、產權制度研究、后勤管理研究、學生就業問題等等。這些內容既豐富了理論體系擴展了研究內容,又顯示了中國的特色。
2以問題研究為主注重解決現實問題^
由于西方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建是以問題研究為思路的。我國在借鑒西方理論來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時不可避免地帶有明顯的以問題研究為主的特點。總結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主要研究領域我們可以發現其理論體系的邏輯結構不夠嚴密,缺乏一個貫穿整個理論體系的主線,即邏輯起點,理論體系的結構總體上是問題式的。我國的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以高等教育經濟學概述、高等教育與社會經濟的關系、高等教育供求關系及其調節、高等教育成本——收益理論和高等教育投資理論為主要研究內容的傳統理論部分;一部分是以后勤管理理論、產學研研究、學生就業研究、籌資收費問題研究甚至包括產權制度研究、高等教育產業理論研究等問題理論部分。問題研究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研究的重頭戲也說明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現實指向性。
3強調與社會的外部聯系,突出社會服務功能^
高等教育區別于普通教育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社會服務功能。高等教育經濟學作為研究高等教育領域的經濟現象和規律的學科,必然會將高等教育的這一功能作為研究的重點。如高等教育資金籌措、學生就業問題、產學研研究、后勤社會化、高等教育的規模效益和區域經濟問題都是高等教育經濟學特有的研究內容,體現了高等教育經濟學的“高等’性注重從高等教育的社會服務功能、科研功能的角度來探索高等教育經濟理論。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是直接為高等教育和社會服務的,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經濟學具有明確的社會指向使得研究獲得的所有結論和成果可以直接為社會服務,為高等教育的運行服務。
4研究方法注重實證兼用規范分析。
注重實證研究和規范分析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個明顯特點。高等教育經濟學中有相當一部分內容運用實證研究的方法來驗證問題,明確事實。從大的范圍來說主要有:高等教育對經濟發展的作甩高等教育投資的經濟效益問題(包括高等教育規模效益現象研究、資源合理配置問題等)高等教育經費籌資多渠道的可能性、教育投資的合理比例、負擔與補償、成本與效益。在實證研究的具體方法中,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主要采取調查統計、量化研究、數理模型、經濟學模型等多種方式。高等教育經濟學的另一部分屬于規范研究的范疇他們涉及道德規范、價值判斷等問題。主要有:高等教育的性質、高等教育的運行機制、財政資助問題、公平與效率問題等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在各自適合的領域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但是在許多情況下,二者的融合所獲得的結論優于單獨使用其中的一種。我們應該走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結合的道路,彼此補充,互為支撐,更加有利于學科理論建設。
三、主要存在問題及展望
(一)理論體系亟待邏輯化
1.邏輯起點的確定。
每一門科學都有特定的理論體系而每一種體系都應該有各自的邏輯起點,它在學科體系的建設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般認為構建學科理論體系首先應當確定邏輯起點借助邏輯推導,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構成嚴謹的邏輯系統。我國的高等教育經濟學研究傾向于問題研究其理論體系不嚴密也不完善,并且缺乏學科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筆者認為,高等教育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應該是教育服務。無論是從邏輯學中隊邏輯起點的規定性還是從高等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建思路來看,將教育服務作為高等教育經濟學的邏輯起點都具有科學性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
2概念體系的重構。
可以說一門學科的理論體系成熟與否,其核心是概念體系的建構是否科學,概念體系是理論體系的核心。總結高等教育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發現,現有的基本概念體系存在不完整、邏輯層次不明顯的特點。因此應該從對概念體系的現狀研究出發剖析目前概念體系存在的問題。筆者觀點從“高等教育服務”這一邏輯起點出發明確高等教育服務存在的環境及運行機制理順基本概念之間的邏輯性和層次性,構建科學的概念體系.
3理論體系的重建。
理論體系應該具有嚴密的邏輯范疇,它是通過作者的認識邏輯而展開。概念是基于人們對現實事物的理性認識而產生的抽象要素,概念與概念之間的層次遞進關系構成了概念體系的邏輯,沿著這種邏輯對理論內容的展開就構成了理論體系的邏輯正是基于這樣一種邏輯行程對現有的理論體系進行重構以凸顯理論體系的整體性、系統性和邏輯性.
(二)研究視角多樣化
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的研究視角主要集中在經濟學、教育學的范疇當中,具有一定的局限丨性科學、成熟的理論體系應該以系統性和邏輯性為其重要標志,因此,理論體系的建構需要有系統論的觀點和邏輯性的視角。將高等教育作為一個系統探討高等教育與社會系統環境特別是經濟環境發生聯系時產生的現象問題和理論問題,對該學科研究傳統所累積的龐大理論知識進行合理的重建,運用系統化的方法把己經獲得的各種理論知識——現象、概念和原理構成一個科學的理論系統.
科學的理論體系都應有嚴密的邏輯性。它們都應當是采用一定的邏輯方法,按照邏輯的必然聯系組成的嚴密系統。愛因斯坦曾對理論體系的概念邏輯進行論述。他說“在發展的第一階段,科學并不包含別的任何東西。我們的日常思維大致是適合這個水平的。但這種情況不能滿足真正有科學頭腦的人因為這樣得到的全部概念和關系完全沒有邏輯的統一性。為了彌補這個缺陷人們創造出一個包含數目較少的概念和關系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第一層’的原始概念和原始關系作為邏輯上的導出概念和到處關系而保留下來,這個新的'第二級體系’由于具有自己的基本概念(第二層的概念)而有了較高的邏輯統一性。對邏輯統一性的進一步追求使我們到達了'第三級體系這種過程如此繼續下去,一直到我們得到了這樣一個體系:它具有可想象的最大的統一性和最少的邏輯基礎概念,而這個體系同那些由我們的感官所作的觀察仍然是相容的。
(三)研究領域豐富化
1.加強微觀領域研究。高等教育經濟學從研究層次來看,應該從包括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進行構建,并結合實際問題完善理論體系;但從分析結果來看,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主要以宏觀和中觀領域的教育經濟問題研究為主,而對教育經濟學的微觀領域仍然缺乏研究興趣,特別是教育內部的經濟問題如學校、班級教育中顯現的一系列經濟現象關注較少。
2重視主體研究。從上文分析我們還可以明顯發現,我國高等教育經濟學發展至今,主要集中在對教育的客體研究上,而對教育主體即人所引發的經濟問題的研究力度不夠。一些教育經濟學著作己經注意了對教育者即教師問題的研究和探索,但受教育者即學生在參與教育活動中所產生的經濟問題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即使有學者關注也是勢單力薄,沒有形成一股整體力量來推動其發展。論文也會從人的角度提出這一現實問題,引起學者們的注意。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 二次調節 所有制改革 轉型發展 道德調節
引 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傳媒經濟學研究方法廣告購買指數
根據《2010年: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報告》的相關資料表明,截止到2009年,我國傳媒產業其總生產值已高達4907.96億元,與2008相比,增加了16.3%個百分點。在這個大背景之下,怎樣優化傳媒資源日益成為了當下一門顯學,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在傳媒經濟領域的研究理論、方法與對象等框架上的發展也較為多樣化,眾說紛紜,而這種情況也促使其在固有的研究深度與廣度方面都有待進一步加強,除此之外,隨著當前傳媒行業的飛速發展,越來越多的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斷出現,而一切問題的出現,都迫使我們必須不斷優化傳媒經濟學理論,以此促進傳媒經濟行業整體發展。
一、傳媒經濟學的相關研究方法
不同類型的學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方法。而就傳媒經濟學來說,其研究方法則是一般經濟學方法具體在傳媒領域當中的運用手段,且同時將傳媒領域其特殊性引入到當中。一般而言,傳媒經濟學其基本的理論體系與經濟理論形成的過程也是相符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確定經濟變量的定義,且提出相關假設條件。第二,根據這些假設與定義,提出相關假說。且基于相關假說,提出對于未來的相關預測。第三,用事實來證明預測是否合理,如果預測與理論不相符合,那么這種假說就可判定為錯誤,要么進行修改,要么就放棄。
關于傳媒經濟學研究的獨特性,其一就是不能照搬一般經濟學理論的框架,我們必須要基于一般經濟學理論進行分析,從而引入相關的被抽象掉的現象與因素,從而確保理論與現實相貼近。Ramstad基于架構的績效、行為、結構、基本條件以及政策之外,還增加了媒體使用者,主要包含消費者與廣告、媒體產品元素,主要包含分銷過程、媒體內容與媒體形態等兩大主要的要素群體,以此勾勒出更具彈性與靈活性的傳媒分析框架。
傳媒經濟研究的特性之二就是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在研究當中的關系。一般而言,實際分析就是將價值判斷摒棄,只對經濟自身的內在邏輯與客觀規律進行關注的一種研究策略,要解決的問題是“是什么”;而規范分析通常是將價值判斷作為基礎,進而提出某些判斷標準作為衡量事物好與壞的標準,它要解決的問題是“應該是什么”。一般經濟學領域都將規范分析同實證分析分開來進行,但由于傳媒產品本身所具有的外部性,因而在實際當中很驗真正將二者區分開來。一般來說,正的外部特性有益于社會發展,而負的外部性則對社會有害。因此,在傳媒經濟理論研究當中,在將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進行有機結合,建立一種基于規范模式之下的一種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合二為一的模式。
二、強化當前國內傳媒經濟學研究的具體措施
隨著我國傳媒產業的不斷發展,當前許多高校也已開辦了傳媒經濟理論相關的學位教育,因而,對于我國傳媒經濟學的研究也更趨于規范化,傳媒經濟的發展也將隨之不斷發展。為此,根據作者相關實踐經驗,現總結出以下對策和基本思路來加強加我國當前傳媒經濟學理論的研究與發展。第一,將傳媒經濟學的研究現狀與發展歷史之間的關系厘清,這也是研究傳媒經濟學的基礎與起點。第二依據經濟學的分析模式,建立傳媒經濟學理論框架。并且將相關的數學研究方法與哲學研究方法與之相融。第三,在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的統一當中,不斷深化對于傳媒經濟學的探索,這也是研究傳媒經濟學必須具有的戰略性高度以及科學化的態度。第四,從我國傳媒產業自身的發展歷程,分析當前傳媒產業所面臨的以下問題,服務于傳媒實踐。首先比如信息傳播去中心化的發展趨勢所帶來的贏利模式與傳媒管理的變化。其次,隨著政府不斷放松的管制與數字化進程的加快,加強對組織創新與產業融合方面的研究探討,尤其是電信與傳媒之間相互融合的問題。基于營銷有效性與傳播認知的有效性之上,對相關的廣告購買的指數進行分析,一般而言,以閱讀率或者是收視率為基礎的當代廣告營銷策略,它的依據就來自于認知的有效性。而從營銷層面上來看,營銷有效性更具意義,因而將傳播營銷的有效性作為基礎的現代廣告購買指數進行分析會具有更為明顯的現實指導意義。第五,加大不同領域學科的整合力度,促進傳媒經濟學健康快速發展步伐步伐。從傳媒經漳學的構成來看,它是一門經濟學與傳播學交叉的學科,對于它的研究,需要集合管理學、經濟學與傳播學等學科,因此,對傳媒經濟學實行交叉研究極為重要。
總的來講,傳媒經濟學作為一門處于不斷發展與演進的學科,它的框架應該相對較穩定,且其基本結構應該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就當前而言,對傳媒經濟學的研究還處于比較初級的階段,各方面還不甚完善。筆者期待我國能夠盡快完善當前的傳媒經濟學理論,不斷推動我國傳媒經濟產業的全面發展,進一步提升傳媒現代化水平。
參考文獻:
[1]商建輝.傳媒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架構研究[J].新聞界,2010,(5).
關鍵詞:勞動使用價值論;快樂經濟學;基礎理論
在當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立論的根據。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任務是,重新建立一個能夠指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并與原政治經濟學在價值觀上一脈相承的新經濟學。在新時代,新經濟學就應該是研究快樂的快樂經濟學。
一、勞動使用價值論的提出及其內容
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時,他是最先從商品的分析入手的,他揭示了商品的兩重性,即價值和使用價值。
在分析勞動使用價值論基本內容前,我們必須概括一下馬克思對使用價值的有關論述。
1.有人認為,馬克思不重視使用價值,對此,馬克思是堅決反對的。他說:“這位瓦格納還把我列在那些主張‘使用價值’應該完全從‘科學’中‘拋開’的人中間。”“這一切都是‘胡說’”。馬克思把使用價值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說:“這不過是已經在單個商品上表現出來的同一規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它的交換價值的前提,從而也是它的價值的前提。”
2.從商品兩重性也可看出,馬克思是非常重視使用價值的,他把使用價值列為商品的兩重性之一。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兩重性是由使用價值與價值共同構成的,商品兩重性是由勞動力的兩重性決定的,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商品的價值。
3.在馬克思看來,一般商品的使用價值就是表現為商品具有的某種效用,這是實現交換價值的前提,“物品要成為商品,從而成為交換價值的承擔者,一定要滿足某種社會需要,因而一定要有某種有用屬性。”
4.馬克思認為,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屬性,但同時也認為使用價值具有社會性。“要生產商品,他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即生產社會的使用價值”,“商品的使用價值,不是對他本人即賣者的使用價值,而是對第三者即買者的使用價值。”
5.馬克思看到一種商品在不同角度、不同環境、不同階段所具有的不同使用價值。“至于在生產過程中執行職能的商品的使用價值,情況則不同。按照勞動過程的性質,生產資料首先分為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或者更進一步地加以規定,它一方面是原料,另一方面是工具,輔助材料等等。”
6.馬克思認為,一定的使用價值只是資本增值的手段,“……資本對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價值形式作為自己一視同仁的化身加以采用或拋棄。”
7.馬克思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使用價值,一方面他把使用價值看成是現實的具體物的屬性,即“作為使用價值的使用價值”;另一方面他把使用價值看成是抽象的、類的存在,即作為政治經濟學中的范疇,“作為使用價值的使用價值,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只有當使用價值本身是形式規定的時候,它才屬于后者的研究范圍。”
8.馬克思看到了勞動力這一特殊商品所特有使用價值的作用,也正是主要由于這一點,馬克思才把使用價值引入政治經濟學的范圍之內。“……剩余價值本身是從勞動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價值中產生的……所以在我看來,使用價值起著一種與以往的政治經濟學中完全不同的作用。”
9.馬克思認為,“貨幣的使用價值就是:貨幣創造交換價值,創造比他本身所包含的更大的交換價值。”在這里貨幣的使用價值實際上作為資本來讓渡,它的使用價值就是獲得利潤。
10.馬克思認為,“對于提供這些服務的生產者來說,服務就是商品。服務有一定的使用價值(想象的或現實的)和一定的交換價值。但是對買者來說,這些服務只是使用價值,只是他借以消費自己收入的對象。”他還認為,“服務只是勞動的特殊使用價值的表現,因為服務不是作為物而有用,而是作為活動而有用。”
11.馬克思看到了使用價值在總供給與總需求平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應該強調的是,馬克思認為,從總體而言使用價值對社會資源的分配起決定作用。“如果說個別商品的使用價值取決于該商品是否滿足一種需要,那么,社會產品總量的使用價值就取決于這個總量是否適合于社會對每種特殊產品的特定數量的需要,從而勞動是否根據這種特定數量的社會需要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的生產領域(我們在論述資本在不同的生產領域分配時,必須考慮到這一點)。在這里,社會需要,即社會規模的使用價值,對于社會總勞動時間分別用在這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來說,是具有決定意義的。”
以上我們簡略地概述了一下馬克思有關使用價值的論述,盡管上述的介紹存在著許多不周全之處,但本人認為,這基本上反映了馬克思對使用價值的主要觀點。下面本人就根據馬克思有關使用價值的主要觀點,對勞動使用價值理論的基本內容,做一下初步的概括和總結:(1)使用價值與價值共同構成商品的兩重性。(2)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和價值的前提,勞動的直接目的是創造使用價值。(3)使用價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屬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會性。(4)從整體而言,對使用價值的重視使資源的配置趨于合理化。
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一樣,的使用價值論也必然是勞動使用價值論,這是價值取向的根本要求。正如無產階級革命先驅所說:“從前的經濟學,是以資本為本位,以資本家為本位。以后的經濟學,要以勞動為本位,以勞動者為本位了。”[7]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經濟學,當然也要以勞動和勞動者為本位。
二、確立勞動使用價值論的現實意義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馬克思并不是忽視或不看重使用價值的,只是出于革命性的需要,他在構筑其理論體系時,必然選擇最能證明其革命性的那部分概念和內容,作為其論述的主線。盡管如此,由于使用價值的特殊重要地位,馬克思還是大量地論及了使用價值。從他的大量論述中,我們可以概括出馬克思對使用價值的基本觀點,這些基本觀點現在看來仍閃爍著真理的光芒。
1.使用價值與價值共同構成商品的兩重性。這說明,從商品兩重性構成角度看使用價值與價值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商品兩重性的論述必然是勞動價值論的重要內容,同樣也應是勞動使用價值論的重要內容。我們明確這一點,其最根本的現實意義在于,通過對價值的研究,得出的勞動價值論成為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基石;那么我們通過對使用價值的研究,即可得出新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基石——勞動使用價值論。
2.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和價值的前提,勞動的直接目的是創造使用價值。這說明,從價值實現角度看,使用價值已經成為交換價值和價值的核心,離開了使用價值,也就無所謂交換價值和價值,因此,勞動的直接目的當然是創造使用價值。這一點對我們的啟示是,作為企業必須首先注意新產品的開發,不斷創造具有新的使用價值的商品,只有這樣才能最終獲得交換價值。使用價值的創造當然也包括產品質量的不斷提高,而且這是使用價值創造的重要內容之一。3.使用價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屬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會性。我們的國家和企業必須明確,為誰創造使用價值,為誰創造價值?可以說,這一條標明了勞動使用價值論在價值觀上的根本取向,從而也證明了勞動使用價值論,能夠成為指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基石和邏輯起點。
4.從整體而言,對使用價值的重視使資源配置趨于合理化。可以說,這一條是政府和企業重視使用價值的必然結果。政府重視使用價值,就必須重視產業結構調整問題,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或過剩的產品,政府都應該在宏觀上有所把握,政策的制定就應該以此為據。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即創造使用價值過程中,就應該對市場進行調查和預測,然后才能決定創造哪些使用價值以及創造商品的數量。
三、勞動使用價值論與快樂經濟學
一般認為,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價值理論包括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狹義價值理論即指勞動價值論。根據前文的研究,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應該包括: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和勞動使用價值論。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最終要解決財富的公平、公正分配問題;勞動使用價值論最終要解決生產過程的合目的性問題。馬克思價值理論的核心和靈魂就是“以人為本”,即以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本。
新經濟學——快樂經濟學,應該研究三大方面問題:一是生產領域的公正問題;二是分配領域的公正問題;三是消費領域的合理化問題。生產領域的公正問題要解決生產什么和為誰生產的問題。如生產糧食還是生產,建樓堂館所、豪華別墅還是修希望小學等等。分配領域的公正問題要解決利益分配的廣泛化,避免利益向少數人集中。如子女上學、醫療保障、社會保險等問題。消費領域的合理化問題要解決如何引導廣大人民群眾科學、文明消費。如封建迷信、鋪張浪費、跟風消費等等。
快樂經濟學研究的邏輯起點就應該從生產領域開始。我們還是借鑒馬克思的分析方式,即從分析“商品”入手。馬克思已經發現了商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這兩重性。通過對價值分析得出勞動價值論,并以此建立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在當代,我們就要通過對使用價值的分析,確立馬克思的勞動使用價值論。并以勞動使用價值論為邏輯起點,建立新經濟學——快樂經濟學。
現實在變化,社會在發展,隨著現實的變革,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思想的也應該大發展。我們要善于在理論體系內部尋求新的生長點,使理論更好地為現實服務。。
參考文獻: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8-716.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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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關鍵詞:分析;宏觀經濟學;教學方法
宏觀經濟學課程是財經類本科院校開設的重要專業核心課程。通過本課程的學習,為學生進一步學習其他經濟學課程建立理論基礎,使之能夠掌握宏觀經濟學分析工具,用來認識和理解現實中的經濟問題,尤其是中國宏觀經濟問題。本文根據教學實踐,對宏觀經濟學教學方法進行探討,以期對該課程的教學提供一些可供借鑒的路徑。
一、把握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思維趨向是該門學科的重要前提
宏觀經濟學的課程體系是較為清晰的,它遵循理論基礎―理論―理論應用的分析順序,包括一個總量(GDP)、三大模型(簡單國民收入決定模型、IS-LM模型和AD-AS模型)和四大問題(失業、通貨膨脹、經濟增長和經濟周期),要把握課程體系架構的要點,可圍繞國民收入是如何決定的這條主線,尋找每一部分內容之間的邏輯關聯和先后順序,整個體系框架如圖1所示。
總供給和總需求是決定國民經濟的兩個主要力量,圖1表明,短期國民收入的主要決定取決于總需求曲線和總供給曲線,總需求曲線又取決于3個市場的變量,即產品市場、貨幣市場和國際市場。曼昆認為在長期內,真實GDP的增長依賴于要素投入的供給增加和技術水平的提高。圖1表明,國民收入的長期決定有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不同經濟學家圍繞需求與供給誰占主導地位就形成不同的宏觀經濟學流派。
實際上,按木桶理論的邏輯,需求和供給是同一木桶上的兩塊木板,它們對GDP的影響,完全遵守短邊規則。總需求這塊木板本身又是由若干小板組成的。具體地說,是由C、I、G和(X-M)組成的,即由消費、投資、政府購買和凈出口組成的,這幾塊小板也有個長短問題,例如,總需求的兩個基本部分:消費和投資,相互關系密切,一板過短,則短線制約不可避免。一個國家的總產品供給能力受兩個因素制約,一個是一國的資源稟賦,或稱為資源環境條件,第二個因素是該國的資源產出率或要素生產率,即資源或要素投入量與有效產品的產出量之間的對比關系。由此可見,宏觀經濟學的思維模式將趨向從需求與供給兩方面同時著手,只有實行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并重,才能實現供需的均衡。供給決定論與需求決定論在爭論與對立中,最終必將走到合流與統一。
在教學過程中讓學生把握了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思維趨向,以國民收入這條主線把宏觀經濟學的主要經濟理論串起來,使其在以后的學習當中“既見到樹木,又看見森林”,不至于迷失方向,使他們在把書讀厚后,又會自然會把書讀薄。
二、理解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聯系和區別是該門學科的基礎
學習宏觀經濟學,必須要回答兩個問題,即微觀經濟學是宏觀經濟學的基礎嗎?它們的聯系是什么?回答這
兩個問題的關鍵性概念是生產可能性曲線和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資源的稀缺性決定了經濟學研究的起點,生產可能性曲線是用來說明和描述在資源的稀缺性情況下可能達到的最大產量組合曲線,它可以用來進行各種生產組合的選擇。
假定用現有資源來生產黃油和大炮兩種產品。如果全部用來生產黃油,可生產15萬噸,如果全部用來生產大炮,可生產5萬門;如果同時生產黃油和大炮兩種產品,則可能有各種不同黃油和大炮兩種產品的產量組合,將黃油和大炮兩種產品的各種不同的產量組合描繪在坐標圖上,便可得到生產可能性曲線,如圖2所示。圖2中的AB線即生產可能性曲線,或稱生產可能性邊界。
在AB線上任意選擇C和D點進行比較,表示生產黃油和大炮兩種產品的兩種不同組合,到底應選擇C點,還是D點,或者是AB線上的其他點,這就是微觀經濟學所研究的問題,“微觀經濟學是假定資源已經實現了充分利用,也即生產一定處于生產可能曲線上,來研究經濟理性人如何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化,即選擇AB線上哪一點進行生產,資源配置依靠看不見的手,即價格機制來完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微觀經濟學理論又稱為價格理論”。
生產可能性曲線上的點是社會經濟達到充分就業狀態的點,而生產可能性之外的任何一點(如G點),則是現有資源和技術條件所達不到的。那么,曲線以內的任何一點(如H點)說明什么?它說明生產還有潛力,即還有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存在資源閑置。在此前提下,經濟理性人會實現資源更高的利用程度,即經濟理性人會使經濟慢慢靠近充分就業狀態,也就是H點如何移向AB線上的任一點。但是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由于存在市場失靈,在經濟利益博弈過程中往往出現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矛盾和沖突,難以使經濟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那么宏觀經濟學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如何進行帕累托改進,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自然發揮重要作用,從這種意義上說微觀經濟學構成了宏觀經濟學的基礎。資源如何充分利用就成了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兩者的具體比較如表1所示。
實際上,研究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基礎成為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向,現在幾乎所有的西方經濟學家都認識到,由于宏觀經濟產生于許多居民戶和廠商的相互作用,所以要理解總量行為,就必須分析居民戶、廠商與政府在勞動、商品與資本市場上的決策行為和相互作用,就必須堅持將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原理結合起來,實現兩部分經濟學的內在的合理的統一。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說:“整個經濟學界已經相信宏觀的變化必須以微觀經濟學的原理為基礎”。
在教學過程中拿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作比較,使學生理解兩者的聯系與區別,從而既復習了微觀經濟學又促進宏觀經濟學的學習。
三、構建宏觀經濟學與現實經濟現象的聯系是該門學科的實踐橋梁
學習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目的就是為了分析和理解當今國家的經濟現象,同時也只有與經濟現象緊密聯系才能更好地把握宏觀經濟理論。我們認識事物要從具體上升抽象,再從抽象回到具體,從而更能夠把握事物的本質。宏觀經濟學的教學可以從國家當今財政或貨幣政策入手,分析我國為什么要采取如此的財政或貨幣政策,從而從具體的經濟政策上升到宏觀的經濟理論,再用宏觀經濟理論來分析經濟政策,使學生更能夠把握宏觀經濟學的本質。
目前我國正在大力推進新農村建設,國家財政大力支持新農村建設,這完全從宏觀經濟學理論找到根據。我國這幾年盡管經濟高速增長,但是生產能力普遍過剩、消費不足仍然是當前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從目前形勢來看,生產能力全面過剩,這是“十一五”期間必須解決的問題。如果不能將生產能力問題在各個領域解決的話,國內則可能出現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一線天”的情形。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要將存量消化掉,這可以利用“四個存量需求”來實現,“四個存量需求”兩個在投資方面,兩個在消費方面。兩個投資分別是外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和民間的投資,兩個消費分別為城市消費和農村消費。前三個已經解決,唯一沒有真正啟動的是農村消費。我國有2/3的人口在農村,而它的消費水平卻遠遠低于城市的消費水平。但是,農民收入低,缺乏購買力,培育不了市場,由此可見,要推進新農村建設,增加農民收入,增強農民消費能力,才能有效地啟動內需。對農村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推動新農村建設,拉動農村消費和投資,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政府在基礎設施上面的投入本身是一個投資需求,同時還會創造出很多的消費需求,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為0.74,如果農民收入每年增加300元,則農民人均消費每年能增加200多元,農民消費總水平年均能增加1500多億元。由此可見,新農村建設必然會啟動內需,從而拉動國民經濟健康快速發展,這是宏觀經濟學中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的現實樣板。
上述說明,宏觀經濟理論必須與經濟現實相結合,既可以增加宏觀經濟理論的說服力,又可以激發學生學習宏觀經濟學的興趣。
參考文獻:
1、曼昆.經濟學原理[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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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于當前農業和農村工作的幾個問題[J].農業經濟導刊,2006(4).
關鍵詞: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比較;方法論
自克魯格曼(Krugman,1991 a)將空間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壟斷競爭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經濟地理學(NewEconomic Geography)的開山之作,提出“核心一邊緣”(core-periphery)模型以來,關于空間的經濟研究得以進入主流經濟學的視野,并隨著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鮑德溫等(Baldwin et al.,2003)對理論的進一步完善,新經濟地理學終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導致學科的快速發展。
但是,圍繞新經濟地理學的一系列爭論和討論卻始終未曾停止過,這些爭論包括: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范式、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以及城市與區域經濟學的分野、空間區位問題為何一直未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疇等(顧朝林等,2002;朱華友等,2003;劉安國等,2005)。本文主要圍繞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進行探討,以推動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交流、傳播、研究和應用。
一、從經濟地理學到新經濟地理學:兼與地理學科比較
新經濟地理學,學術界亦稱空間經濟學(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經濟學(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學科的本質特征而言,它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盡管對于“空間”這一研究對象,經濟學有著與地理學同樣的目標和學術興趣,但是它們在學術規范、學科范式、理論方法等諸多方面的差異卻遠遠大于共同點。為此,有必要探討這兩個學科對同一對象——“空間”進行研究時的差別。
經濟學雖然在社會科學諸學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學的,但它本身仍然屬于社會科學范疇,它研究的是社會經濟中消費者、廠商、市場以及政府等主體的經濟行為,僅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學科范式較為接近于自然科學,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門“科學”。經濟學建立了一套本學科的學術規范:需求、供給、價格、市場均衡等,圍繞這些概念,經濟學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和學科范式。
而地理學則是另外一門幾乎完全不同的學科,它是一個將“地理”因素作為特定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盡管地理學也將經濟行為的地理特征作為研究對象,但經濟行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學科中是被當作“自然現象”來加以處理和研究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地理學研究的經濟行為與地貌、海洋等自然現象并無不同之處。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實證主義的,但在傳統的經濟地理學領域,這種實證主義更準確地說是經驗主義的,它主要依賴觀察到的經濟行為的地理現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則直接來源于空間科學和區域地理學。
當經濟學關注空間現象時,它與地理學的差別更為明顯。經濟學研究空間現象,更多關注的是與空間現象相聯系的消費者、廠商等市場主體的行為在空間上的表現。盡管早期的古典區位理論更多從市場主體的外生因素(變量)分析空間經濟現象,而近年來快速發展的新經濟地理學則從市場主體的內生因素(變量)來分析空間經濟現象,并為此建立了嚴謹而復雜的數學模型來加以表述,以便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經濟學的理論規范。
至此,有必要探討新經濟地理學的學科名稱。前已述及,新經濟地理學本質上屬于經濟學科,也有的學者主張稱之為“地理經濟學”,正如布魯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說,“我們寧愿選擇地理經濟學這個術語而不選擇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原因,是該學科力圖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經濟學,而不是把更多的經濟因素引入地理學。”“我們不使用新經濟地理學這個術語,不僅是因為‘新’這個標簽經過一段時間就會不可避免地過時,而且還因為這個術語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術語暗示該理論是由經濟地理學而來。但這不是事實,實際上,地理經濟學牢固地根植于國際經濟學、現代國際貿易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無疑這一評說是中肯的,但地理經濟學這一名稱仍然存在缺陷。因為經濟學視野中的“地理”因素與地理學中的地理因素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在經濟學中,地理,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空間,而且是沒有區域特征的空間,用于經濟分析中,僅僅是一個沒有任何內容和特征的位置(區位)而已。因此,經濟學更感興趣的是中性的空間,當空間不具備中性特征時,還必須煞費苦心地加以技術處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設的“等距圓”、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經濟”等,以便空間更好地作為一個純粹的因素進入理論模型。而地理學視野中的地理因素則更多等同于“區域”的概念,這是整個地理學研究的核心和靈魂,也是地理學區別于相關學科的標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學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說是區域因素,總是被關注的核心,而被賦予了豐富多彩的內容:地形、地貌、交通、生產、城市、人口等,這些內容總是被當作預先給定的外生條件而存在,地理學研究這些內容的分布規律,揭示這些分布規律背后的機制。
因此,我們說,盡管新經濟地理學這一術語最為人們所熟知,但它卻是最不能反映學科特征的一個術語。因為,它聽起來更像地理學而不是經濟學。如果考慮到地理學大家庭中還有一個與之完全不同的、傳統的“經濟地理學”,甚至經濟地理學在70年代經歷過一次革命,同樣誕生了極具地理學科特色的“新經濟地理學”,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就更加容易引起學科術語上的混亂了。而對于地理經濟學這一術語,雖然比起新經濟地理學具有明顯的優點,但同樣存在不足。因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們誤認為是地理學中的內容豐富的、外生給定的“區域”。因此,關于新經濟地理學這一學科的較為準確的表述應該是在本學科同樣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間經濟學”,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樣。作為別稱,新經濟地理學無疑擁有更高的知名度,因為由克魯格曼最早提出,從而被人們廣為知曉,但筆者認為,這一術語在使用時,最好標明“克魯格曼”新經濟地理學。
二、從區位理論到新經濟地理學:兼與城市與區域經濟學比較
新經濟地理學作為經濟學關于空間、區位等長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論淵源。從發展歷史看,經濟學長期以來也有著關注空間區位的傳統,從經濟學的先驅到近代經濟學的大師,無不對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區位問題有著濃厚的興趣,但區域、空間、區位等概念卻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之外,只有德國的經濟學研究一直堅持不懈地探討區位的經濟含義,長期從事這一主題研究的先驅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韋伯(We
轉貼于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國傳統區位理論在全球廣為傳播后,一批歐美經濟學家為此也進行了持續不斷的努力,其中貢獻最為突出的莫過于區域經濟學大師艾薩德(Isard,1956)。
所有這些理論構成了經濟學中稱之為“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的學科,在經濟學教科書中經常被稱為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的古典理論和新古典理論,顯然他們是建立在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之內、受到古典經濟學理論假設的約束、使用了古典經濟學的一系列學科范式和分析工具。這些學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設條件: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等。而這些假設條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理論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過預先給定的外部條件來研究區位和空間現象,在這些給定外生變量的條件下,研究消費者和廠商的行為和決策。這一理論傳統一直延續到上世紀70年代。雖然期間眾多才華橫溢的學者,諸如艾薩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爾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這一學科的學術水準一直未能得到較大幅度的提升,在經濟學大家庭中的邊緣地位也未能得到徹底改變。
改變這一狀況的是經濟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次革命:在產業組織研究領域對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消費決策和廠商定價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茲提出的不完全競爭模型清楚而簡潔地表達了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均衡模型。該模型的優點是容易應用,以至于將該模型用于分析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產生了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作為與貿易理論關聯的空間和區位理論,應用該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果,產生的“核心一邊緣”模型以及由此擴展的城市經濟模型、國際生產模型、經濟增長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構成了空間經濟學完整、規范的標準體系,從而建立起空間經濟學的學科范式。此后,圍繞這些模型和理論的深入研究和細化成為空間經濟學乃至整個經濟學界相當活躍的學術活動。
與傳統的新古典區位理論相比,空間經濟學注入了現代經濟學的活力,具備了現代經濟學的特點和條件: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等,形成的理論模型也具有內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賴外生變量的給定,通過內生經濟變量的變化,有效解釋空間經濟現象的演變,這是空間經濟學與傳統新古典區位理論的最大區別,也是關于空間、區位的經濟學研究最新的理論進步。
三、從邊緣學科到主流經濟學:兼論經濟學方法論
從古典區位理論到新經濟地理學,無疑是一次理論上的飛躍,同時也使得關于區域、空間、區位的經濟分析從此步入主流經濟學的圣地,并且成為當代經濟學研究領域中異常活躍的領域。但圍繞古典區位理論長期未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爭論卻一直沒有停止,以至于眾多學者感到疑惑的是,區位作為現實經濟中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為什么經濟學卻長期視而不見呢?
對于這個問題的疑惑可以從經濟學方法論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社會科學,更準確地說,經濟學是研究“人”的經濟行為的一門學科。因此,凡是能用“經濟人”的行為來解釋的經濟現象,對于經濟學來說就是合適的研究對象,除此之外,經濟學不感興趣。從這個邏輯出發,區位經濟現象并不是一開始就能用基于“經濟人”假設的經濟學語言來描述和分析的。
早期古典區位理論發展時期,當外生變量給定的條件下,研究特定區域的區位選擇問題,這只是一個應用決策問題。因為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根據消費和生產的決策行為,無法給出區位選擇的圓滿解釋。因此,經濟學拒絕將區位分析納入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也就成為一種合理的選擇。當不完全競爭條件下收益遞增的市場均衡和決策獲得了新的分析工具,并且能有效地用于分析空間經濟現象,從而構筑空間經濟學理論模型,用內生變量解釋空間集聚或擴散,或更準確地說解釋消費者和廠商的決策行為時,空間經濟學才取得了登入主流經濟學殿堂的通行證。因此,我們可以更一般地說,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受到分析工具的約束。沒有理想的分析工具,即使是極具重要意義的經濟現象,經濟學也會拒絕其進入自身的分析框架和理論體系,而寧愿將其交給應用學科去研究,這也是經濟學作為一個成熟理論學科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