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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齡化的劣勢精品(七篇)

時間:2024-03-04 14:49:45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人口老齡化的劣勢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日本;出口比較優勢;RCA指數;誤差修正模型

中圖分類號:F43/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4-2458(2013)03-0034-06

隨著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和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日本人口老齡化問題愈加嚴重。根據世界銀行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數據庫的調查顯示,2011年日本65歲及以上年齡人口占到總人口的23.39%,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為嚴重地國家。人口老齡化能夠通過影響日本的勞動力供給、勞動力年齡分布、消費和人力資本積累對制造業出口比較優勢發揮作用[1]。文章在對日本人口老齡化和制造業出口比較優勢變動情況分析的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對二者的長期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探討人口老齡化是否削弱了日本制造業出口比較優勢,從而為分析中國人口老齡化對出口比較優勢的影響提供借鑒和啟示。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實施效果的顯現,中國已于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根據《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認為,至2020年中國老年人口將達到2.48億,老齡化率將達到17.17%,至2050年老年人口將超過4億,老齡化比率將達到30%以上。可見,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將要面臨嚴重地老齡化形勢。伴隨著老齡化而來的是勞動供給的減少和雇傭成本的上升,這對中國過去依靠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較低的人口老齡化比率發展出口貿易的經濟發展模式帶來了巨大地沖擊[2]。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認清人口老齡化對出口比較優勢的影響,對中國這種依賴充裕的勞動力稟賦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發展中大國產業結構調整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日本作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為嚴重地國家,與中國一樣同屬于東亞地區,二者在經濟社會的很多方面都存在共性,為我們研究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和參考。

一、日本人口老齡化現狀及其對勞動力市場影響

(一)日本人口老齡化現狀及成因

圖1是日本1960年—2011年人口老齡化變動趨勢圖,人口老齡化程度用65歲及以上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比重衡量(下同)。1960年日本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比重占5.73%,10年之后,該比重超過了7%,日本進入到老齡化社會,之后老齡化程度繼續加劇,至2005年日本已經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并維持至今。值得注意的是,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之后,日本老齡化速度明顯加快,年均增長率從之前的2.36%增加到3.10%,遠高于同期0.17%的年均人口增長率。

圖1 1960年—2011年日本人口老齡化變動趨勢圖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WDI數 據庫。

形成日本人口老齡化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人口出生率低。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生育意愿下降,出生率從1960年的17.3‰下降到2010年的8.5‰,下降了超過一半,直接后果就是0~14歲少兒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二是人均預期壽命延長。科學技術的發展、醫療衛生水平的提高以及食物的極大豐富,使日本人均預期壽命從1960年的67.67歲增加到2010年的82.93歲,平均壽命的延長使日本社會老年人口增加[3]。

圖2 1960年—2010年日本人口出生率變動趨勢圖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數據庫。

(二)日本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1.勞動力供給不足

由于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日本社會同時面臨著“少兒化”與“老齡化”兩種現象。少兒人口作為潛在的勞動力供給人口,比率過低會減少勞動力供給數量,引起勞動力短缺[4]。從勞動力總量上看,1960年日本勞動力數量為4511萬,之后呈上升趨勢,至1998年達到頂峰6793萬,之后呈下降趨勢,至2011年勞動力總量僅為6261萬人,具體見圖3。作為生產投入的重要因素,勞動力數量減少不利于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和增加投資,不利于規模經濟的發揮,必然會降低日本制造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出口比較優勢。

圖3 1960—2011年日本勞動力數量變動趨勢圖

數據來源:OECD勞動力統計數據庫。

2.勞動力老齡化

人口老齡化不僅使勞動力供給數量減少,也使勞動力內部結構趨于老化。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定義,45歲及以上年齡勞動力為大齡勞動力。圖4是日本勞動力年齡結構分布圖,2011年日本老齡勞動力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比重為48.47%,遠高于1968年的29.84%,且45~49歲、50~54歲、55~59歲、60~64歲、65歲及以上等各年齡段勞動力分布比重,均比1968年顯著提高,勞動力老齡化問題凸顯。由于勞動力直接與生產掛鉤,老齡勞動力分布比重高將限制行業生產率的提升和創新活動的開展。勞動人口內部結構老化會給生產帶來3個方面的消極影響:一是勞動生產率隨年齡增長而減退;二是勞動力老化使勞動力流動性減弱,職業變動少,不利于新技術革命;三是大齡勞動力由于身體素質下降、智力衰退,往往創新性不足,難以勝任行業競爭需求[5] 。這些不利影響會限制日本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開展。

圖4 1968—2011年日本勞動力年齡分布結構圖

數據來源:OECD勞動力統計數據庫。

3.勞動生產率增長放緩

日本人口老齡化程度高,政府在醫療、衛生安全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也相對較高,而在教育、科技和文化事業方面的支出就會相應減少,不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勞動效率的提高[6]。同時,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也意味著老年撫育比高,個體勞動者的撫養負擔加重,沒法將收入更多的用于人力資本投資和職業技能培訓上,這些都對社會平均勞動效率的提高不利。70年代日本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為4.39%,80年代為3.70%,90年代為2.40%,進入20世紀之后進一步降低到1.75%。勞動生產率增長放緩不利于企業創新活動的開展和技術水平的提高,將限制日本制造業出口比較優勢的發揮。

圖5 1971年—2011年日本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

數據來源:OECD生產率統計數據庫。

二、日本制造業出口比較優勢現狀及變動趨勢

在對日本人口老齡化現狀進行分析后,本部分將利用3種出口比較優勢指數分析日本制造業出口比較優勢的現狀及變動趨勢。

(一)出口比較優勢指標度量

1.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

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是Balassa提出來衡量一國出口行業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的指數[7]。具體計算公式為:

(1)

其中,Xmt表示t年日本制造業的出口額,Xt表示t年日本總出口額,Xmwt代表t年全世界制造業出口額,Xwt表示t年全世界總出口額。RCA指數實際上是指日本制造業出口在全部出口產品中的比重與全世界制造業在全部出口產品中的比重之比。該指數大于1,說明日本制造業出口比重大于世界的平均出口比重,日本制造業具有比較優勢。指數小于1,說明日本制造業具有比較劣勢

2.Michaely指數(MI)

由于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并沒有考慮進口的作用,尤其是在進口規模較大時很容易導致計算偏差,因此我們利用Michaely指數和凈出口率指數同時考慮進口和出口因素。Michaely指數具體計算公式為:

(2)

其中,Mmt和Mt分別表示t年日本制造業的進口額和總進口額。MI指數是指日本制造業在全部出口產品中的比重減去制造業在全部進口產品中的比重。指數變動幅度為[-1,1],越接近于1表示越具有比較優勢,越接近于-1表示越具有比較劣勢。

3.凈出口率指數(NEX)

凈出口率指數也稱為貿易競爭力指數,具體計算公式為:

(3)

NEX指數是指制造業的凈出口差額占制造業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與MI指數類似,指數變動幅度為[-1,1],指數為1時說明該行業只出口不進口,具有較高的比較優勢,指數為-1時說明該行業只進口不出口,貿易競爭力較弱。NEX指數與MI指數不同在于,NEX指數衡量日本制造業的凈出口能力,而MI指數衡量日本制造業進出口在全國的相對位置。

(二)出口比較優勢變動情況

表1給出了日本制造業1962年—2011年3種出口比較優勢指數計算結果。首先,從RCA指數來看,在樣本期內,日本制造業的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都大于1,日本制造業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日本制造業約占日本GDP的20%、就業的20%、研發的90%、出口貿易的90%。尤其是電氣機械、運輸機械和信息通信機械制造業,在國際市場上比較優勢最為明顯,在1998年—2008年間3個行業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了9.9%、3.8%和29.6%[8]。但隨著日本人口老齡化程度加劇,老齡勞動力占比增加,行業的技術創新活動受到影響,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長開始放緩,日本制造業的顯示性比較優勢呈下降趨勢。1962年日本制造業的RCA指數為1.47,而到了2011年該指數只有1.29,可見,日本制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力呈下行態勢。其次,從MI指數來看,該指數也大于0,說明在考慮進口因素后,日本制造業在國際市場上仍然具有出口比較優勢,與RCA指數相同的是,MI指數也呈下降趨勢,尤其是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進入老齡化社會之后,下降趨勢尤為明顯。最后,從NEX指數來看,均值和變化趨勢與MI指數結果基本一致,說明日本確實在制造業具有出口比較優勢,但該比較優勢呈下降趨勢。

三、實證結果分析

在對日本人口老齡化和出口比較優勢現狀進行描述后,本部分我們將通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對二者的長期和短期關系進行實證檢驗,考察人口老齡化是否削弱了日本制造業的出口比較優勢。

(一)單位根檢驗

由圖1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人口老齡化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速度明顯加快,是一個存在結構突變的時間序列。對結構突變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既要確定是否是單位根過程又要確定時間突變點,而且其分布也不再服從DF分布,需要對照著突變點發生的位置,查麥金農臨界值表。因此,存在結構突變的單位根過程,研究過程復雜性大大提高[9]。

從人口老齡化序列變化趨勢來看,這可能是一個含有均值和斜率雙突變的單位根過程,我們將結構突變點定為1990年。在模型中加入階躍式虛擬變量DL和漸進式虛擬變量DT對這種變化進行描述,得估計結果如下:

因為-5.44

因為人口老齡化序列存在結構突變,所以其單位根檢驗過程比較復雜,而對于不存在結構突變的3種出口比較優勢序列來說,過程相對簡單,可以直接用ADF檢驗式進行檢驗,具體結果見表2。可知,3種出口比較優勢序列的水平值接受了單位根原假設,是非平穩時間序列,但其一階差分值在1%水平上拒絕了單位根原假設,其一階差分序列是平穩過程。所以,3種出口比較優勢序列與人口老齡化序列一樣,都是I(1)序列。變量的單積次數相同,可以繼續進行協整檢驗,分別考察人口老齡化對3種出口比較優勢的長期影響。

(二)協整檢驗

1.協整回歸

我們利用EG兩步法來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首先用人口老齡化變量分別對3種出口比較優勢變量作OLS回歸,具體結果見表3。可見,人口老齡化變量的回歸系數都顯著為負,說明人口老齡化加劇在長期對日本出口比較優勢不利。人口老齡化變量每增加1個單位,日本制造業的RCA指數在長期將下降0.0192個單位、MI指數將下降0.0263個單位、NEX指數將下降0.0236個單位。下面,繼續通過檢驗誤差項的平穩性檢驗人口老齡化和3種出口比較優勢變量是否存在協整關系。3個方程的AEG統計量分別是-3.87、-3.92和-3.58,查麥金農臨界值表,協整檢驗臨界值為:

C0.05=-3.3377-5.967/50-8.98/502=-3.46 (10)

AEG統計量小于麥金農臨界值,說明人口老齡化變量和出口比較優勢變量存在協整關系,協整向量分別是(1 0.0192)'、(1 0.0263)'和(1 0.0236)'。盡管人口老齡化變量和出口比較優勢變量是一次非平穩的,但它們之間的特定線形組合卻是平穩的。

2.誤差修正模型

非平穩變量的非均衡誤差是平穩的,說明變量存在協整關系。根據格蘭杰定理,如果非平穩變量存在協整關系,則變量必有誤差修正模型表達式存在。利用OLS回歸中的非均衡誤差( t)作為誤差修正項(ECMt)估計誤差修正模型,具體結果見表4。可見,誤差修正項系數為負,并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當日本的人口老齡化變量和3種出口比較優勢變量偏離均衡狀態時,該經濟系統在短期將分別以這種偏離的0.0507、0.0531和0.2503倍強度在下一期朝著均衡點調整。可見,人口老齡化加劇對3種出口比較優勢的短期影響要大于對它們的長期影響,在短期人口老齡化對出口比較優勢更加不利。

四、結論及啟示

(一)基本結論

文章首先介紹了日本人口老齡化現狀及其對日本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其次介紹了日本制造業出口比較優勢的發展趨勢,最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對二者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到以下結論:

(1)日本自20世紀70年代進入老齡化社會之后,老齡化程度明顯加快,目前已經成為世界上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戰后,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生育意愿下降,而且科學技術的發展、醫療衛生水平的提高以及物質極大豐富也使人均預期壽命極大地延長,這些因素都加劇了日本人口老齡化的程度。

(2)人口老齡化對日本勞動力市場帶來了巨大地沖擊。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一是“老齡化”和“少子化”并存使日本有效勞動供給不足,引起勞動力短缺,1998年之后日本勞動力總量開始呈下降趨勢;二是人口老齡化使就業大軍中高效率的青壯年勞動力占比下降,老齡勞動力占比上升,影響了行業的創新性和流動性;三是人口老齡化限制了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使勞動生產率增長放緩。這些影響都對制造業的生產和出口不利。

(3)雖然日本制造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出口比較優勢,但該比較優勢呈現下降趨勢。無論是只考慮出口的RCA指數還是既考慮出口又考慮進口的MI指數和NEX指數來衡量出口比較優勢,日本制造業都表現出了較強的國際競爭力,但隨著日本進入老齡化社會,日本制造業的出口比較優勢開始下降。

(4)單位根檢驗發現,日本人口老齡化序列存在結構突變。1990年之前日本人口老齡化程度平均每年增加0.2084個百分點,而在1990年之后,人口老齡化程度平均每年增加0.5456個百分點。而且日本人口老齡化程度每增加1個百分點,日本制造業的RCA指數在長期將下降0.0192個單位、MI指數將下降0.0263個單位、NEX指數將下降0.0236個單位。說明人口老齡化加劇對日本制造業出口比較優勢不利,這一結果對于不同的出口比較優勢衡量指標來說都是穩健的。

(二)對中國啟示

1.中國人口老齡化現狀

與日本不同,中國在較長的時間里都維持著較低的人口老齡化程度。1960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只有4.00%,遠低于同期日本5.73%和世界平均5.08%的水平,直到1986年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程度才達到5.74%,與日本1960年的人口老齡化程度持平。但中國年均1.46%的人口老齡化增長速度明顯快于世界平均水平。見圖6。1998年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程度超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超過7%,進入老齡化社會。

雖然說從程度上和速度上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都要慢于日本,但不可忽視的是,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在加快。而且隨著計劃生育政策實施效果的顯現和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趨勢將大大提速。《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認為,至2050年中國老年人口將達到4億,老齡化比率將達到30%以上。

圖6 1960年—2011年中國和世界平均人口老齡化變動趨勢圖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WDI數據庫。

2.人口老齡化對中國出口比較優勢的影響

中國作為勞動力豐富、人口老齡化程度低的發展中大國,在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貿易理論的指導下,在過去三十年中依靠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逐步提高,這種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尤其是最近幾年,勞動密集型企業有向低老齡化的東南亞和南亞國家轉移的趨勢。盡管中國目前可能并沒有達到“劉易斯拐點”,但人口老齡化加劇必然會促使“劉易斯拐點”提前到來,這對中國過去依靠豐富的農村勞動力和較低的人口老齡化比率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的貿易發展模式帶來了巨大地沖擊。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導致高效率的青壯年勞動力供給不足,另一方面,為了吸引更多的年輕勞動力進入城市工作,工資面臨著較強的上升壓力。

在當前的人口年齡階段下,維持中國制造業出口比較優勢要做到幾下幾點:(1),打破戶籍制度,增加勞動力的流動性,讓更多的年輕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降低大齡勞動力分布比重;(2),穩定房價,加快城市化進程,吸引年輕勞動力在城市安家落戶;(3),提高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增加職業培訓,通過人力資本積累提高勞動效率,抵消人口老齡化的不利影響。

[參考文獻]

[1] 王偉.人口老齡化對日本經濟的影響及日本政府的對策研究[J].東北財經大學,2007.

[2] 姚洋,余淼杰.勞動力、人口和中國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J]. 金融研究,2009(9):1-13.

[3] 王莉莉.新時期日本人口老齡化的國際比較研究[J]. 日本問題研究,2011(2):50.

[4] 王曉璐,傅蘇.日本超老齡社會及其影響[J]. 現代日本經濟,2012(5):65-71.

[5] 武元晉,徐勤.中國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發展和家庭的影響[M].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88:26.

[6] Peterson, Peter G. How the Coming Age Wave Will Transform America--and the World[J]. New York:Times Books,1999.

[7] Balassa,B.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J].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 1965(33):99-123.

篇(2)

今年3月底,美國人口調查局了一份名為《老齡化世界2015》的報告。報告指出,2020年之前,5歲及以下兒童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將少于65歲以上的老年人,這種情況在人類歷史上將是首次出現。到2050年,老年人口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將攀升至15.6%,而5歲及以下兒童人口的占比會降至7.2%。很遺憾,這份報告的受關注度并不太高。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菲利普?泰特羅克,曾在其著作《專業政治判斷:我們如何知道有多準確》中,諷刺專家們在預測未來趨勢時,準確性并不比“猜”高多少。但人口問題是個例外。從羅馬帝國的衰亡、瑪雅文明的終結到西方殖民擴張,以及20世紀的動蕩乃至21世紀初的阿拉伯變奏,都可以從人口變遷角度找到合理的解釋。

撇開人口變遷趨勢,去預測大國崛起或談論權力轉移,不會有太強的說服力。美國企業研究所學者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有這樣一個觀點:規劃未來數十年的國家戰略,如果不考慮人口趨勢問題,就像不帶地圖或指南針航行在大海上一樣,那可能是命運多舛的航海。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口因素就是21世紀的地緣政治“地圖”。 不均衡的“衰老” 規劃未來數十年的國家戰略,如果不考慮人口趨勢問題,就像不帶地圖或指南針航行在大海上一樣。

上述報告指明了這樣一個事實:世界正在“衰老”。但世界“老”得并不均衡,有的國家幾乎是“一夜蒼老”,有的則“衰老”得相對緩慢。20世紀初,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口年齡中位數超過30歲。1950年,也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口年齡中位數超過36歲。2015年,人口年齡中位數世界排名前十的國家,都超過了43歲。2050年,這一數值將超過51歲。

這波世界人口老齡化浪潮,首先發端于西方工業發達國家,尤其是西歐和日本。1980年,西歐、日本的人口年齡中位數分別是34歲和33歲。到2030年,這個數據將增至47歲和52歲,遠超那時的世界人口年齡中位數33歲。

從另一個角度說,老齡化浪潮也由世界大國“引領”。如今稱得上世界大國的8個國家(中國、美國、俄羅斯、德國、法國、英國、日本、印度),人口都在迅速老齡化。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5》的數據,2015年60歲以上老年人在世界人口中占比是14%,上述8個國家除了印度,全部在這個比例以上。而且,這些國家“衰老”的步調也不一致(見圖1)。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目前處于不太穩定或動蕩區域的國家,老齡化程度普遍都較低(見圖2)。60歲以上老年人占比低的另一面是年輕人占比高。在人口學中有個叫“青年膨脹”的術語,指的就是年輕人口在總人口中比例高的現象。根據美國威爾遜中心學者伊麗薩白?麥德森的研究,30歲以下人口在總人口中比例超過60%的國家,出現內亂的可能性比人口年齡較為成熟的國家,會高出4倍。阿拉伯世界發生“造反”的,幾乎都是較為“年輕”的國家。

影響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生育率,生育率較高的國家老齡化相對較慢。從數據來看,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是,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所謂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圈國家,生育率都相對較高。比如2010年至2015年,上述國家的生育率分別是1.89、1.92、1.92、2.05、1.61。美國的其他傳統盟國,除了法國(2.00),德國(1.39)、日本(1.40)、意大利(1.43)、韓國(1.26),人口生育率都要低得多。從趨勢上看,這些國家的總人口規模基本都處于萎縮狀態。但有數據顯示,2010年至2025年,上述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圈國家,人口總數將增長10%。

世界大國中,在人口問題上最具優勢的是美國。還以上述8個世界大國為例,根據聯合國預測的數據,2000年至2050年,美國的勞動人口(15歲至64歲)將增長31%,增幅僅次于印度(71%)。其他國家中除了英國(6%)是正增長,中國(-3%)、法國(-6%)、德國(-20%)、日本(-34%)和俄羅斯(-34%),均是負增長。但印度的劣勢在于“衰老”得太快。這一時段,印度人口年齡中位數將從23.4歲增至38.7歲,增長15.3歲,是上述八國中增幅最大的國家,而美國是從35.3歲增至41.1歲,僅增長5.8歲,增幅僅高于英國(5.2歲)。 如何影響權力版圖

無論西方還是東方歷史,人口的變化往往與帝國的興衰有著直接的關系。孔子的“近者悅,遠者來”,點出了人口增長對增強國家實力的重要性。17世紀法國軍事學家塞巴斯蒂安?沃邦,甚至提出把臣民的數量作為衡量國王是否偉大的標準。如果簡單地將這些視為農耕文明時代的過時理念,未免有失輕率。

從1700年到1900年,歐洲列強的人口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人口,占世界人口總比例從20%猛增至40%。那個歷史時段,也是歐洲的帝國巔峰時期。如今的西方工業發達國家,人口數量從工業革命時開始快速增長。1820年,這些國家人口占世界總人口比例17%,1930年達到歷史最高點25%。此后這一比例長期保持相對穩定;1980年小幅降為24%,2010年降至18%。至少在趨勢上,發達國家人口變化曲線與其在世界經濟、政治中的分量變遷基本吻合。

在后工業時代,人口因素對國際權力格局的影響絲毫未減弱。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政治學者杰克?戈爾斯通認為,無論我們看待美國或歐盟的治理問題,還是金磚國家在全球經濟和政治事務上的影響,或者非洲、中東、拉美以及亞洲的治理和穩定問題,弄清人口因素帶來的政治影響,都是不容回避的挑戰。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學者理查德?杰克森,把人口變遷對經濟和地緣政治權力的影響,比作流水擊石,看似力量微不足道,但假以時日卻能開山劈石。

經濟和軍事實力,被視為國家權力的雙引擎,而人口則是這兩個引擎的動力來源。人口的老齡化,將直接影響勞動人口的規模,從而影響經濟的增長。從這個角度看,未來數十年勞動人口規模呈增長趨勢的美國和印度,毫無疑問占有明顯的優勢。人口紅利正在消失的中國,前景則不那么樂觀。

不僅如此,老齡化還會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從而對政府在發展經濟和軍事方面造成擠出效應。財政上養老支出增加,政府在如何分配預算上的騰挪空間就會縮小。美國杜肯大學政治學教授馬克?哈斯認為,人口老齡化對國際安全的主要影響,在于國家將面臨巨大的壓力,會盡可能放棄與養老項目無關的大額支出,包括在科技和軍事方面的投入。

根據人口老齡化趨勢,有學者對部分發達國家的養老金支出做過預測。如果要維持現有養老體系,2040年,日本、德國、法國、美國和英國的養老金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將會分別增長到27.0%、25.5%、29.3%、20.3%、17.6%。由此可見,在軍費增長方面,日本、德國和法國,回旋余地比美國和英國明顯要小。

人口老齡化對軍費的構成也會產生直接影響。盡管1998年以來俄羅斯的軍費都保持增長態勢,但俄軍費支出的很大比例用在了軍隊養老金上。目前俄軍養老金在軍費中占比高達12%,而美軍這一比例僅為8%。從軍隊人員支出成本與武器采購和研發經費的比例來看,現階段人口老齡化較為嚴重的德國、法國、俄羅斯、日本分別是3.9:1、2.7:1、2.7:1、2.4:1。

中國2015年養老金支出約占GDP的7%,2050年這一比例將上升至15%。不容忽視的是,中國養老體系的涵蓋范圍和完善程度,還遠不及發達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軍費未來的增長,自由度不會比美國大。如果考慮到軍費基數與美國的巨大差異,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幾個大國,在可預見的未來實質性縮小與美國軍事實力的差距,可能性并不高。加拿大皇家戰爭學院學者克里斯蒂安?勒普萊希特認為,中國和俄羅斯面臨的嚴峻的人口挑戰,使它們與美國發生軍事沖突越來越不太可能。 美國世紀第二春?

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萊特,1993年在談及“美國例外主義”時曾說,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如果說當初她這句話是攜冷戰勝利余威表現出的傲慢的話,那么在人口問題上,美國的“例外主義”卻是真實存在的。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在1950至2050年這一百年里,美國人口規模一直保持世界第三。中國人口將在2025年減少,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位置也將讓給印度。但無論中國還是印度,在人口結構、老齡化趨勢上,都沒有美國那樣的優勢。

近兩百年來,美國人口在發達國家人口中的占比,從1820年的6%,增長到2005年的34%,2050年將進一步升至54%。這一人口變化曲線,與美國經濟總量在發達國家經濟中的占比可謂完美契合。1980年代初,美國與西歐經濟總量基本相當,在發達國家經濟中占比均為約37%。2050年,美國占比將上升到54%,人口萎縮的西歐與日本,將分別降至23%和8%。有美國學者注意到,21世紀中葉美國經濟將重新在發達國家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這正好是二戰結束之初1950年的歷史重現。

正是基于這一趨勢,有美國學者認為未來百年依然是美國世紀。在馬克?哈斯看來,全球人口老齡化不僅可能延續美國的霸權,因為其他主要大國都缺乏超越美國經濟和軍事優勢的資源。由于其他大國與美國的差距可能繼續拉大,這一趨勢還會得到加深。他認為,盡管國際學術界與決策圈有諸多關于未來數十年中國將平衡美國權力的討論,但社會老齡化及其對經濟和軍事的影響,使這種結果不可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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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農村 養老保障 建設 構想

論文摘要:近年來,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種問題的出現,老年人的養老問題,尤其是農村老年人的養老問題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廠泛關注,但政府和社會對農村老年人社會保障權益的重視程度還不夠。因此,保護這一越來越龐大的社會群體的合法權益,建立完善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已經成為政府和社會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農村養老保障的基本現狀

1.家庭養老占據著農村養老保障的主體地位

目前,我國農民養老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仍然是以“孝文化”為核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自我保障和家庭保障為基礎的養老模式。但是,這種養老方式隨著家庭結構的小型化、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以及人口的老齡化趨勢而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

2.養老保險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

養老保險是指從1991年開始,民政部門有組織地對農村實行的試點養老保障模式,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農村老人享受到了這種養老保險。現階段我國農村的養老保險是以“個人繳納為主,集體繳納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的繳費情況。實際上,由于大部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滯后,集體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為農民繳納養老保險,普通農民很難享受到集體的補助。因此,目前的農村養老保險根本不能解決農村老人的養老保障問題。

3.農民工以及他們家里老人的養老保障日益成為一個巫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數量龐大的農民工相繼涌向城市,造成了越來越多的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許多農村老人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照顧,而且還在繼續地盡著本該父母盡的義務。另外,農民工為城市的現代化建設做出了卓著的貢獻,卻沒有享受到城市居民所擁有的種種社會保障。農民工遠離土地、遠離親人,卻沒有享受到起碼的勞動福利保障,尤其是女農民工沒有生育子女的福利保障,農民工子女由于沒有城市戶口和經濟條件的限制,不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樣接受良好的教育,這種教育上的不公平讓農民工子女在今后的發展和市場競爭中更是處于劣勢。如此艱難的生存與發展環境,使農民工沒有精力去考慮,也沒有經濟實力去購買養老保險,農民工的養老保障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巫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4.養老保險基金過于分散,管理費用高

養老基金有縣級財政統一管理,財務制度滯后,高素質的財務人員缺乏,數量太小并且還經常出現基金挪用的現象;農村合作醫療基金管理混亂,中間環節太多,關鍵時候資金不能及時到位,運營效率太低;農村保險業務發展緩慢,保險機構管理不合理,部分鄉鎮工作出現了斷檔;農村養老保障工作存在著許多制度層面和實際操作方面的問題,有待各級決策部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不斷地進行制度層面的改革和實際操作技術方面的提高。

二、加強農村養老保障建設的重要意義

農村養老保障,涉及農村居民的切身利益,關系到農村社會的穩定,直接影響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和全面小康社會的實現。因此,加強農村養老保障建設,建立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的較為健全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有以下四方面重要的意義。

1.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迫切要求

人口老齡化是當今世界各國面臨的一個共性問題,而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更加嚴峻:一是我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情況下出現的一種現象;二是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明顯高于城鎮人口老齡化的速度;三是我國人口老齡化未來發展趨勢更加嚴重。人口老齡化問題將成為中國21世紀最為突出的社會問題之一,因此,我國政府采取了積極措施來應對人口老齡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節選)》中,明確提出要弘揚敬老風尚,營造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為的社會氛圍;積極發展老齡產業,增強社會的養老服務功能;實施愛心護理工程,加強醫療救助、家庭病床等面向老年人的服務設施建設。

2.有利于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

老年人是社會的弱勢群體,他們退出了勞動領域,又面臨著身體機能的逐漸衰弱,如果社會各方面不能為他們提供相應的養老保障,那么長壽對他們來說將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建立健全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就能為農村老人提供物質保障和精神保障,實現對老年人的人文關懷。

3.有利于打破“養兒防老”的傳統思想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口問題尤顯突出。聯合國統計資料顯示,2001年全球人口達到61. 37億,其中發達國家人口僅占19%,欠發達國家占81%,中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21%。為了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中國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把實行計劃生育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并加以貫徹實施,而農村計劃生育工作一直是這一政策實施的難點和重點,由于農民“養兒防老”思想根深蒂固,二胎、多胎現象還普遍存在。因此,加快建立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為農民的養老問題提供制度保障,解除農民在養老問題上的后顧之憂,有利于控制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質量,促進人口工作的快速發展。

4.有利于全面實現小康社會

根據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預測,農村人口老齡速度以及老齡人口絕對數遠遠大于城市,這將是對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建設的巨大挑戰。如果這些數量龐大的老年人享受不到相應的社會保障權益,要實現小康社會只能是一句空話,而農村人口占中國總人口的絕大多數,沒有小康農村就沒有小康社會。因此,要建立全面的小康社會,建立農村養老保障就成為我國政府和社會義不容辭的責任。

三、加強農村養老保障建設的構想

1、端正思想認識

目前,農村養老保障存在三種錯誤認識:其一,認為農民“有土地就有保障”,將農民承包的土地視為特殊的養老保障機制,進而忽略了建立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必要性。事實上,農村居民特有的土地保障面對養老、失業、疾病等高速積累的風險正在弱化。其二,認為國家并未對農村居民有過社會保障的承諾,因而,也不應該像對待城鎮居民那樣給予社會保障,這其中當然也包括養老保障,這種觀點將社會保障看成是城市居民的專利品。事實上,政府是城鄉人民選舉產生的公共政府,農民當然應該從政府那里取得公共福利。因此,“無論是從社會保障制度天然追求公平的屬性出發,從政府與國家財政的公共屬性與法定職責出發,還是從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出發,為農村居民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都應當不是事先契約的規定,而是發展進步的必然。其三,認為農村居民的養老問題可以依靠商業人壽保險來解決,這種觀點是不符合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的,因為商業保險的營利性,決定它更傾向于有較高收人的社會成員,農村居民收人水平顯然還達不到這一水準。因此,端正思想認識,轉變觀念,就成了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建設的關鍵環節。

2.政府要高度重視

各級政府都應該認識到:經濟發展是硬道理,但是,經濟發展并不是工作的最終目的,經濟發展僅僅是手段,最終目的是人的發展。各級政府應該關注人的生存與發展這一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把農村養老保障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加大向廣大農民宣傳農村養老保障知識的力度。只有農民真正認識到了農村養老保障的重要性和好處并積極身體力行,農村養老保障工作才能在廣大農村順利開展,農民才能真正從農村養老保障中得到好處。

正如鄭功成教授所言:“盡管國家不能按照城鎮職工的辦法來建立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險制度,但若對農村養老問題視而不見,則肯定會釀成巨大的社會風險。因為農村人口老齡化是一個客觀的趨勢,農村老年人對社會化養老保障的需求是一個客觀事實。因此,國家可以重新研究面向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險應對之策,卻不應當停滯農村養老保險事業的發展。在當今社會,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也是老年人的權益,將農村養老保障建設視為一種負擔的認識,不僅不符合社會保障制度的天然屬性,而且也與“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實質相違背。縱觀各國養老保障的實踐發展,我們可以發現,盡管政府不能承擔社會保障建設的全部責任,但是,政府作為一個國家社會保障建設的責任主體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3.加強立法力度

立法先行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在各國實踐中表現出來的首要規律,所謂立法先行是指,先有社會保障立法,于后才會有社會保障項目的具體實踐,是通過社會保障立法來確定社會保障制度。立法先行,既表明了政府在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時審慎而負責任的態度,同時也是充分匯集國民或絕大多數國民在福利方面的意愿表現。目前,涉及到農村養老方面的法律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和《婚姻家庭法》,這遠遠不夠,應加快制定《養老保險法》,并在該法中對農村老年人的養老問題進行明確的界定。另外,各級政府要根據當地實際情況,確定政府、集體以及個人三方繳納資金的具體數目,規定具體的繳納方式,必須專款專用。如果哪方沒有按時繳納責任范圍內的資金或者挪用資金,都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農村養老保障建設要納人法律軌道,讓農村居民無條件參加社會保險,政府和集體也明確責任,從根本上為農村養老保障建設提供制度保證。

4、倡導和鼓勵農民購買商業保險

商業保險又稱金融保險,是相對于社會保險而言的,是一種較高的投資受益保險,較為富裕的農民可以購買商業保險。由于中國社會醫療保險運行時間短,個人支付的費用比較高,如果經濟條件不是很好的人遇到一些大病就要背負大量的債務,而商業醫療保險就可以承擔大部分費用。因此,政府應該向農民加大購買商業保險的宣傳力度,引導農民靠自己的勤勞和智慧為自己的老年生活儲備基金,提高自我養老意識。

5.實行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制度

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脫離農業來到城市,為城市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卻沒有享受到城鎮職工所享受到的基本養老保障。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他們必將因為知識的貧乏而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他們享受的待遇與他們作出的貢獻不成正比,必將產生新的社會不公平,這不符合我們國家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分配原則,最終必將影響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立和發展。因此,讓脫離了農業的農民直接享受城鎮基本養老保障,是維護社會穩定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6.建立社會化、多層次、多樣化的養老保障體系

“社會保障模式是指在不同的社會保障理念影響下,各國社會保障制度內容、水平、運行機制具有不同特點,社會保障模式事實上是由社會、經濟、政治、歷史文化發展決定的。”當前我國農村養老保障模式的選擇也應當遵循上述規律,既要堅持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原則,又要堅持與我國歷史文化傳統相符合的原則,同時還要堅持與人民群眾的實際需要相一致的原則。因此,我們國家應該在農村建立社會化、多層次、多樣化的養老保障體系。

我們所說的社會化養老,是指農村的養老主要靠社會,包括國家、集體、個人和社會保險等方面,為老人提供經濟保障以安度晚年。“建立社會化的養老保險制度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標志。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在所有工業化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得以建立和持續發展的事實,應當能夠打消中國對這種制度的必要性的疑慮。尤其是在進人老年型社會后,通過民主方式形成的公眾意愿也會促使社會化的養老保險制度不斷得到改善。”目前,在我國建立社會化養老保障體系,關鍵是要改變“個人繳納為主、集體繳納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的原則,由于農民經濟生活相對貧窮,政府應該對農村養老保險給予一定的財政支持。從長遠看,這是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未來發展的趨勢和核心任務,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問題。

我國是一個地廣人多的國家,特別是東、中、西部地區發展不平衡,決定了我國只能建立多層次、多樣化的養老保障制度。首先,“孝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家庭養老不僅給老人的生活提供了物質保障,而且還有利于老年人享受天倫之樂,因此,家庭養老,現在以及將來都是我國農村養老保障的主導方式。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言:“隨著人類由農業社會進人工業社會和后工業化社會,家庭贍養功能就慢慢脫離家庭而社會化。”囚我們不能把家庭養老作為養老保障的惟一依靠。其次,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甚至同一地區的老人,也不可能享受完全一樣的養老保障,因為這種做法違背“效率優先”的原則,容易導致“平均主義”,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要積極建立農村老人的照顧服務體系。政府、集體和個人共同出資建立敬老院或托老所,并進行嚴格而規范的系統化、人性化的管理。外出打工的農民工沒有時間照顧家里的老人,可以適當出一部分錢放心地把自己的老人送往敬老院或托老所接受照顧。孤寡老人,根據具體情況可以由國家或集體出錢,把他們送往敬老院或托老所接受照顧。鼓勵農民積極興建合作醫療,改進農村醫療設備,提高農村醫療人員的綜合素質,完善醫療服務網絡,讓農村老人看得起病,并且有病能及時得到救治,健康快樂地安度晚年。要關注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建立適合老年人生活的娛樂設施、健身設施及其他文化服務設施。

篇(4)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孝道文化;社會變遷;養老保障制度

中圖分類號:B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4)03-0103-06

2013年7月1日,備受爭議的包含“常回家看看”等“軟約束”條款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正式頒布實施,有地方法院①根據該法做出了包括“至少每兩個月到老人居住處看望問候一次,重大傳統節日至少看望兩次”等帶有明顯道德性和倫理性內容的判決條款。然而,羊羔跪乳、烏鴉反哺等這些原本屬自然倫理的道德行為在法律的干預和強制下能否達到其預期的效果呢?面對“銀色浪潮”的洶涌來襲,亟須社會各界對法治化語境下如何平衡協調孝道傳承問題予以審慎和理性對待。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1.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

所謂人口老齡化,是以老年人群體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百分比作為劃分標準而進行的定性或定量研究。根據國際公認的標準,一般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以上,作為國家或地區是否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按照此標準,我國在1999―2000年間就已經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如果說20世紀是人口暴漲的時期,那么21世紀則是人口老齡化的時代。《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國發[2013]35號)指出,2012年底,我國60周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1.94億人,2020年將達到2.43億人,2025年將突破3億人。屆時,我國不僅是一個老齡化社會,而且是一個高齡化社會,這必將對我國的社會倫理和法律制度、經濟結構及增長、國民收入分配、勞動生產率和產業結構調整等都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2.老齡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面對無法逃避的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新挑戰,社會需要用新思維和新創造來正確對待。老齡化不是孤立的存在,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必將帶來消費需求和消費結構的變動,從而直接對生產消費品的產業結構產生影響,它是與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和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相互作用的。老年人曾經作為社會變遷和發展的歷史主體發揮過積極作用,也是老齡化時代到來的直接動因,但由于老年人群體擁有優越于青年群體的固態智力②,所以理應成為這種時代變化的受益者。

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我國的老齡化呈現勢頭猛、規模大、程度高、發展不均衡和“未富先老”的先天不足等劣勢,面對人口紅利消失、老齡化公共政策體系嚴重滯后于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社會保障制度體系構建滯后、城鄉二元化結構背景下農村老齡問題日益突出、老年人群體人口不斷增長帶來的社會需求與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等現實問題,人口老齡化不僅對我國的人口養老能力、社會資源支撐能力、社會保障體系和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等形成嚴峻挑戰,而且也大大侵襲著以孝道文化為基本理念的家庭養老保障模式的傳統文化土壤。

聯合國《老齡問題維也納國際行動計劃》指出,尊敬和照顧年長者是全世界任何地方人類文化中不變的價值因素之一,它反映了自我求存動力同社會求存動力之間的一種基本相互作用,這種作用決定了人種的生存和進步。因此,妥善對待老年人群體是社會正義的要求,是群體反哺的必然邏輯,只有從人口、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和法律等多方面立體考察和實質應對日益突出的高齡群體所面臨的現實問題,才能有信心迎接未來的挑戰,實現聯合國《世界人口老齡化(2009)》報告所提出的確保世界各地的人們在日益老去的時候有安全和尊嚴相伴,并且在參與社會生活時還擁有作為公民的全部權利的目標。“生存還是毀滅”的“哈姆雷特式悲劇”讓我們有必要認真對待傳統孝道制度的現代法治語境構建。每一個人都是社會有機組成的重要部分,只有理性適應這種動態的社會發展范式,將老齡化問題融入社會常態發展軌道上,與市場經濟體制形成良性互動的共存發展局面,將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挑戰合理轉化為社會新的發展機遇,才能真正建立一個不分年齡、人人共享的和諧社會。

二、社會變遷與孝道文化傳承的失范

社會變遷對生態環境、個人人格、社會發展模式、社會價值重構和制度建構等都會帶來巨大影響。現代有關社會變遷的理論主要有現代化理論、發展理論和以中國為代表的轉型理論。③可以說,20世紀以來的社會變遷將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在性質上區分開來,而隨著這種社會制度的改革和變遷,必然使社會群體在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占有方面產生明顯的“結構緊張”④,在包括個人主體地位評估、社會歸屬感認知和社會角色扮演等方面出現倫理或道德的失范可能。當前,中國的孝道文化在面臨社會轉型和現代化這一重要社會變遷的時代背景下不僅受到功利主義的價值沖擊,而且因為工業文明所內含的社會分工使得人們以傳統家庭、家族為中心的人際依賴往轉變為現代以個人發展為中心的人際相對獨立性的交往,家庭本位讓位于個人本位,傳統家庭功能被大大弱化,讓包括孝道倫理等的傳統代際文化傳承在空間上陷入了無法延續的困境。這種時代轉型變遷對傳統中國文化的沖擊必然造成各學科的研究范式危機。

1.社會變遷導致孝道文化土壤日漸貧瘠

第一,社會變遷對家庭和親屬關系產生了深遠影響。在中國古代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是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占主導地位的農業經濟的特征是“靠天吃飯”、“男耕女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給自足狀態是那時候的典型生活方式寫照,孝道理念所倡導的“積谷防饑、養兒防老”是代際循環的主要銜接信條。然而,工業革命的出現將人類世界徹底改變,以機器社會化大生產為典型特征的工業化時代的到來,將傳統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生產生活方式沖擊地支離破碎,人的社會解放被引導為人類在一個物化世界中通過物、私有財產這個中介而獲得的解放。⑤伴隨該種經濟發展與進化邏輯,工業化時代帶來的另一個巨大的社會結構特征是“社會分工”。同時,這種社會分工也經由傳統的機械團結走向了有機團結⑥,加之迅速增長的人口破壞了原有的“人口―土地平衡”,這種以市場經濟為主要調控方式的社會機制導致了包括以勞動力為主要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在傳統村落和社會共同體方面帶來的沖擊就是傳統的以家庭、院落和宗族為紐帶的社會結構逐漸崩潰,而新的社會共同體尚未形成,老齡化的席卷與“四二一”家庭模式的現實,導致“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成為農村、城鎮甚至城市中難以接受卻無法否認的社會存在,讓以封閉性區域和民間法約束為傳統要件的孝道文化土壤漸顯貧瘠,這種青壯群體缺位、老幼尷尬共生的孝道傳承斷層現實讓自古以來的家庭養老機制功能漸顯孱弱甚至失效,并極大地挑戰著崇尚尊老愛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國人道德心理底線。

第二,社會轉型和現代化的變遷導致人格變遷⑦。美國學者英克爾斯指出:“根據我的經驗……我們在人們身上發現的東西,基本上反映了他們所在社會制度的性質……事實上,大多數研究個人變遷的人認為,個人變遷更多是由制度的現代性所引起的。”⑧現代工商業社會有其獨特的經濟形態與社會結構,長久生活其中的人深受這種時代環境的影響,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價值觀念、思想形態及行為模式,這些人格特征被他視為對現代化的反應。楊國樞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本土化研究的調查研究》一書中提出,個人傳統性有五個因素:遵從權威、孝親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和男性優勢。而個人現代性也是五個因素:平權開放、獨立自顧、積極進取、尊重情感和男女平等。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傳統孝道理念所極力推崇和維護的五大因素受到了現代制度文明所倡導的新五大要素的挑戰。可以說,集體無意識的民族文化是國人道德基因的形成本源,但在近現代西方思潮大力沖擊傳統文化的背景下,傳統文化對工業化文明時代的影響漸趨式微,導致現代國人普遍帶有傳統性和現代性并存的特質,這既符合社會轉型的特征,也與現代化社會的改革相一致。

2.現代社會老年人群體需求與權利保障制度現狀

第一,老年人群體的權利訴求。老年人屬于弱勢群體,他們需要各方面的特別關愛和幫助。根據的需求理論和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可知,人的需要不僅分為高級需要和低級需要,而且是分層次的。我國在總結摸索老年人各種需要的基礎上,概括出“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為、老有所學、老有所樂、老有所教”這“六有”⑨需要。具體來說,曾經經歷青壯中年的老人在步入老年時代時,其身心狀態、承受能力、適應能力和抵御能力等都必然同步減弱,如果要保證老年人群體的生活幸福指數就必然需要以反哺或傾向性保障的理念予以特別對待。然而,人的需要不僅是物質的,而且還包括精神的,它既取決于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又與個人自身條件具有密切關系。相比較國外老年人的3M需求,即物質需求(Money)、醫療需求(Medicare)和精神需求(Mental),我國老年人需求主要包括了經濟保障需求、健康和日常照料需求、自由生活和發展需求、社會交往和親情關懷、自我實現價值需求甚至養老模式方面的需求。

第二,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制度實施的現狀。一是家庭保障模式漸趨式微,多元養老保障模式并存。家庭養老模式一直是中國老年人養老問題的主要解決方案,但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傳統家庭養老模式受到直接沖擊,各種老年人照護機構所構成的老年人照護體系隨著時代變革開始形成,從目前國內現狀看,主要有老年人福利院、敬老院、老年人服務中心、養老院、老年公寓、護老院、護養院和托老所等主要形式。概括來說,居家養老、社區養老和機構養老是目前我國較有代表性的三大主流養老模式。除此之外,還有互助養老、異地養老、以房養老、護理學院經營養老和旅游養老等多元養老模式并存的復合養老模式。多元化養老模式的相繼產生和發展雖迎合了部分老年人養老的多元需求,但由于大部分老年人更希望獲得包括經濟保障和精神慰藉等一般或基礎性的養老需求滿足,這也導致了目前多元養老模式存在的悖論――與三大主流養老模式所帶來的明顯福利主義色彩不同,多元養老模式更多是在深挖老年人群體市場,以老齡產業為導向建立起來的。從目前我國老年人財產占有、收入水平和老年人實際需求看,多元養老模式對我國整體養老問題的解決較難產生實質性影響。“農村家庭代際支持仍是以老年人的需求為中心,‘養兒防老’的儒家孝文化在中國農村仍盛行。”⑩由于我國民眾的個人資金承受能力有限,大多數的老年人養老問題還是以居家養老,即由自己的子女甚或親屬養老為主要模式。從制度層面講,我國社會整體保障制度的實際落實和具體完善仍需要進一步加強。二是現有養老保障制度呈弱散狀態。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主要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社會互助和個人儲蓄積累保障六大方面。其中,養老保險制度是社會保險制度的核心組成,從我國當下社會養老保障的現狀看,由于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養老保障體制尚不成熟,主要由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三無”和“五保”供養補給制度等組成,快速的老齡化現實導致現行養老保障制度體系薄弱且分散。具體來說,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甚至“亞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地區間、行業間不均衡發展等現實,導致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難以統一和規范。從養老保險的覆蓋面看,我國目前納入基本社會養老保險的人群比例低于國際最低標準,且呈現統籌層次低、養老保險收支嚴重不平衡和養老保險轉軌成本高等特點。同時,現有有關老年人權益保障的醫療保障制度問題多多,存在社會補貼和救助制度權威性不夠以及社會化養老機構不夠規范等問題。我國現有老年人養老保障制度體系是以政府、社會和個人三維一體共同構建的一道社會秩序安全網。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十分重視老年人權益的關注和照護,為積極維護老年人權益,相繼頒布了一系列以養老權為核心的法律法規,但這些法律規范的大部分條款均非專門針對養老目標實現而規定的,對有關如何養老這一系統性工程大多停留在實有權利的理論層面,可操作性不強,對老年人經濟收入、居住方式、人際交往、醫療健康、社會參與和生活滿意度等方面細節調整和規范的規范性法律文件更是鮮見,與西方成熟國家老年人社會保障制度,如英國的3U模式(Universality、Unity、Uniform)相比,我國現有老年人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不僅分散而且效力層級不高。

三、現代法治語境下孝道制度體系的建構

毋庸置疑,無論社會如何改革和變遷,包括人的生老病死等自然規律是人力所難以抵抗或改變的,那么,面對不可能逃避和忽視的老齡化時代迅速到來這一全新的嚴峻課題,如何建立或設計一套現代制度體系,既可以較好替代傳統社會孝道倫理互助機制,也符合現代文明價值理念要求,需要政府和全社會的創新性意識和創新性思維。

1.孝道制度法治化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必然歸宿

作為一種有效的社會調整方式,市場經濟是伴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產生的,是以資本主義制度改革所創立的民主制度、權利本位和契約自由等重要的法權關系為前提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崇尚法治,社會分工的精細化迫使人類群體的區別分類,以此滿足市場經濟的不同需求,這種越來越高的規范性社會控制要求社會調整手段的法治化和社會生活的法治化。

在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時代背景下,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傳入中國,經濟成為社會的“阿基米德”支點,這一切將中國傳統宗法組織和儒家倫理沖垮,舊有的鄉村構造也不斷遭到破壞。而當血緣關系分解并且讓位于氏族共同體、鄰居團體和政治團體的結合體時,便產生了這一問題:政治團體的法律程序將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同一血緣團體或同一共同體的成員之中。隨著社會的文明化程度加強,以血緣關系為表征的社會調整模式逐漸走向衰亡,代之以從人類團體的內部秩序中發展而來的法治型調整模式。雖然對傳統孝道存有爭議,但沉淀至今的卻是其永不磨滅的具有人性普適性的人際互助本能品德。如何建立一個不分年齡和性別并使老年人能充分、不受歧視而平等參與的現代法治社會,對于增進老年人群體的生存尊嚴至關重要。基于此,政府需要進一步推進老年人養老保障制度的規范化、法治化和科學化的體系建設,明確以個人、家庭、社會和政府等主體的老年人養老責任體系,滿足老年人急迫的現實養老需求,實現《聯合國老年人原則》提出的“照顧”、“尊嚴”和“參與”等目標。要在政府主導下,以立法的形式,整合社會各類服務資源,確保服務提供的效率與效益,以實現生態文明社會共存共生的良性發展。

2.構建現代法治語境下的老年人養老保障多元制度體系

在當代中國,如何協調好傳統與現代制度價值之間的關系,處理好轉型時期社會老齡化這一新的時代挑戰,不僅需要我們認真學習借鑒西方國家已有的成熟經驗,更應結合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現狀以及包括二元社會結構等制度現狀和傳統文化的本土實際,科學、合理地設計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養老保障多元制度體系。

第一,孝道制度法治化理念的多元化邏輯必要。“老年人保障體系是一個復雜的保障系統,具有多層次性質的范疇較多,且諸層次之間還有倫理選擇的問題。”相比較西方較為發達的工業文明,我國進入工業化文明的時間略晚,尚存在傳統與現代歷時性和共同性并存的問題。傳統孝道制度的柔性傳承和現代法治的剛性調整表面似有悖論沖突,也對如何構建平緩對接傳統孝道理念的現代養老保障制度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從我國當前社會政治制度和經濟實力現實,并結合我國的傳統文化制度看,當前我們宜以“經濟―政治”為分析框架,以安東尼?吉登斯所提出的“第三條道路”為基本指導理念,采取“‘補缺型社會福利’為主、‘制度型社會福利’為輔”,多種福利制度為補充的原則進行積極立法或制定相關政策法規。在政府、社會和個人責任分擔方面,應以特別補貼為例外,以家庭和市場為基本保障原則,以權利義務對等為基本準則,貫徹“家庭養老為核心,社會養老為補充”的養老保障理念,建立以家庭養老為主,社區機構養老為輔,社會各方力量共同輔助的綜合型養老模式。只有在個體無法滿足其生存、照護和交往等基本需求時,國家才作為三維體系重要組成之一的部分扮演應有的角色。當然,這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福利制度的基本理念和具體內容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如果將來國家綜合實力增強到一定程度后,就應積極轉換這一理念,從“補缺型社會福利”為主的理念轉為“制度型福利”為主的理念,實現自助、互助和國家保障相結合的良性互動,采取更加積極、主動的措施和政策,建立一套不斷增加老齡人甚至全社會整體福利的全民福利制度體系。

第二,將孝道從家庭倫理提升為社會倫理,為孝道制度法治化提供可能。孝是超階級或跨越時代的,孝道文化不僅在塑造國民性格和民族心理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且在促進家庭穩定、社會和諧和國民道德素養的形成等方面均發揮了正能量傳遞的功能。隨著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我國已經進入了社會領域改革的深水區和攻堅階段,理性認知中華民族傳統孝道文化的價值,批判性地汲取有利于和諧社會關系建立的內容,創新傳統孝道在現代倫理道德體系構建中的契合理念,對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來說意義重大。從政府的角度講,一方面,應積極構建孝文化宣傳和建設工程。要以家庭和社區為主陣地,以傳統紙媒和現代網媒為中介,加強大型道德建設活動(如中宣辦和中央文明辦舉辦的包括宣揚“孝道文化”在內的“中國夢?講文明樹新風”活動),在全國范圍內形成自上而下的道德教化和自覺的道德踐履。同時,應從娃娃抓起,強化對學生的德育教育,形成幼時灌輸、長大躬行的倫理道德回歸良性循環。另一方面,政府應積極利用其權力主體地位,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關可以入法的孝道倫理道德規則予以肯定和落實,使傳統孝道的繼承和發揚真正走上法治化軌道。從社會和個人的角度講,需要正確認識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的生活方式,理性看待“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的傳統孝道觀念,將養老院、敬老院和照護機構作為老年人養老方式選擇的正常對接,合理矯正市場經濟浪潮下的時代價值定位,強化個體的自律性,加強輿論監督和精神獎勵,將孝道傳承作為社會肯定性評價和個人正能量價值的重要因素,將孝道從家庭倫理提升為社會倫理的范疇,為養老社會化做好文化理念的鋪墊。這不僅會避免遺棄、虐待老人等類似影射人性丑陋面案件的再次發生,同時還能讓社會形成“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尊老助老”的良好風尚,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會互助新氣象。

第三,建立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為核心的復合型養老保障制度模式。經過30多年的改革與發展,我國的養老保障社會制度已經初步建立和形成由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負擔的養老基金籌資模式。我國現行養老保障制度體系主要由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單位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這三大支柱組成,三者互為補充,共同構成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平面體系。但由于我國地區和行業的不均衡發展現狀,導致我國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并不完善,尤其是單位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與西方其他國家相比差距巨大。基于此,必須將我國社會保障水平評價指標的選擇與加快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和發展的步伐結合起來,將國民享受社會保障經濟待遇的程度、社會保障制度對社會問題及社會成員的覆蓋程度一同納入社會保障水平體系,構建起我國社會保障水平的綜合指標體系。在學習借鑒西方國家現行養老保障制度模式經驗的同時,必須結合我國國情實際,處理好國家、社會和個人在現行養老保障制度體系中的責任分擔問題。同時,需要區別和正確認識工業化風險和自然進化風險所形成的問題應對策略。當前我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既是我國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阻礙,同時也為我國養老保障完善提供了緩沖的契機。傳統的孝道仍然在繼續發揮著代際互助的功能,并不會將所有的問題完全推給政府或社會。我們需要結合私人養老金計劃、老年人醫療制度改革、老年人產業制度促進、老年人照護制度完善和老年人補貼制度等社會保障制度措施,并加強放開“單獨”家庭二胎政策、推遲退休人員年齡制度、規范自愿型“以房養老”或“反向抵押貸款方式”政策的改革,采取重點突破、逐步推進的策略,最終建立較為完善的養老保障制度體系,以最終有利于我國以審慎的態度和多元化手段共同應對未來人口老齡化的沖擊。

第四,建構以養老保險制度為核心的多元養老保障法律制度體系。新的法律制度的出臺是對一定社會現象出現和相應政策出臺的終極呼應,完善的法律制度體系是養老保險制度規范、高效運行的重要保證。“先有社會保障的立法,后有社會保障項目的實現,已經是發達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一條基本規律。”以憲法為前提,構建以養老保險制度為核心的養老保障制度體系不僅是對老年人群體這一弱勢群體的人道主義關懷的彰顯,是社會“積極福利”理念的理性實踐,更是落實憲法和法律公平公正原則的具體體現,是實現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統一的必由路徑。從我國目前的立法現狀看,我國《憲法》、《老年人權益保護法》、《刑法》、《婚姻法》、《繼承法》和《社會保險法》等法律中都有關于老年人權益的條款規定,國務院頒布了《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國發[2013]35號),各地方也相繼頒布了包括關于推進居家養老服務、民辦社會福利機構管理、老年日間照料服務中心、養老援助服務、低保人群貸款繳納養老保險、居家養老補貼和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等一系列規范性文件。但總體來說,目前有關養老保障問題的立法不僅分散不統一,而且效力等級不高,構成養老保障制度核心組成的有關統籌層級,資金的籌集、運行和使用,區域和行業不均衡現狀導致的制度標準不統一等問題均頻見紙端。這種形式上不統一導致的權威性不足和現實上不公正導致的實質硬傷,不利于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從長遠計,國家需要從基本法的層面制定包括《社會保障法》在內的統一性法律法規,有效提高社會保障制度的權威性,合理劃分政府、社會和個人三維主體的責任和義務,實質改革現行養老制度在地域、行業和部門間各類標準不統一的現狀,形成以養老保險制度為核心的《社會保障法》為龍頭,《民辦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法》、《養老金法》、《養老金監管法》、《老年殘障和健康保險法》、《老年人保健法》和《老年救濟法》等基本法為骨干,其他養老保障規范性法律文件為補充的全方位、多層次保障制度體系,以促進社會公平和建立全面保障目標之間的平衡。同時,針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現狀,應重點關注那些未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的老年人,尤其是生活在農村中的老年人,他們在養老金的享有領域處于邊緣地區,在生活和疾病等威脅方面缺乏充分的保障,因此,可以學習借鑒“加拿大援助計劃”和“新加坡公共援助計劃”經驗,加大對該類群體在社會補貼和社會救助法律制度體系方面的健全和完善。

在我國這樣一個既沒有任何現成經驗和模式可以借鑒,又面臨著較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更加嚴峻的老齡化問題,卻正處在從傳統到現代轉型時期的現實國情階段,必須在對自身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等因素進行綜合考量的基礎上,既要謹慎對待“民粹主義”傾向,又要高度重視和積極面對人口老齡化問題這一史無前例的重大挑戰,科學制定短期、中期和長期養老保障制度體系目標,用時間和空間的多維視角,從道德建設和法治建設、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努力構建一套現代法治語境下有效傳承和創新傳統孝文化理念的制度體系,形成社會群體間的自我動態協調的立體生態系統,以在弘揚中華孝道文化、增強政治共同體信仰、更好地維護老年人群體權益的同時,不斷促進社會整體福利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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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年金,商業保險,多層次養老保險

一、人口老齡化之痛

進入21世紀,我國逐步進入老齡化社會。除了人口老齡化壓力的影響外,我國養老保險賬務上的缺口也是我國企業年金存在的問題。究其原因,一是我國采用現收現付的籌資模式,由于退休年齡過低、人們平均壽命增加,造成收不抵支。二是在任政府為提高聲譽,拿養老保險基金補償各方利益受損者,解決民生問題和社會經濟問題。絕大部分地方的個人賬戶基金被當地政府挪用于發放當期養老金,由此形成空賬。而企業年金作為養老保險的補充在平衡財政收支上的作用也就越發重要。

二、我國企業年金制度分析

1.企業年金的籌集模式

我國采用的是基金積累模式,它通過預提積累方式籌集保險基金及其投資收益,以便能夠支付確定水平的、未決社會保險金給付的貨幣現值。其避免了現收現付模式中下一代為上一代人支付養老金造成的代際沖突,其以效率為導向,有一定的激勵作用。但其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在通貨膨脹下,預籌積累的養老金面臨貶值的危險;在金融市場尚未健全的我國,如何實現基金的保值增值具有相當的難度;保險基金易受政府行為干預,若將基金用于彌補財政赤字可能會影響其支付能力。

2.企業年金的給付模式

我國采用的是確定繳費型(DC),是通過企業建立養老保險賬戶的方式,由企業和職工(多數僅指企業)定期按一定比例繳納保險費,職工退休時的養老金計劃水平取決于資金積累規模及其投資收入。就中國目前的投資環境來看,我國股票市場的系統性風險較大,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DC模式發揮各種理論上具備的優勢。并且我國在企業年金投資產品的限制上比較嚴格,對年金計劃的收益也會產生一定的限制,因此DC模式下的年金計劃會面臨比較大的保值增值的壓力。

3.企業年金的運行模式

按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我國企業年金實行信托制。所謂養老金信托是指養老金參與者通過繳費形成的養老基金,以信托方式管理,當受益人退休時,為他們提供養老金以保障他們的退休生活。

三、企業年金到底姓社姓商

1.商業保險邊緣化

我國的企業年金市場目前還處于起步階段,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日益突出,企業年金市場將得到迅速的發展,我國中資保險公司理論上應該在這個領域成為舉足輕重的角色,然而我國的商業保險公司卻在拿手領域中被邊緣化,我認為主要因為以下三點:

一是部委利益之爭。企業年金涉及到財政部、人社部等幾個部委的利益分配問題,還要兼顧到到地方社保的利益,由此看來,要讓企業年金確定歸屬權限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是我國企業年金運營模式選擇時的各家金融機構之爭。由于銀行在金融業中處于主導地位,擁有在資產規模、營業網點、客戶方面的比較優勢。所以在企業年金的信托模式下,銀行擁有作為受托人的絕對優勢。而在利益分配上,作為投資管理人的基金公司好處最多,自然也引得各家金融機構紛紛覬覦投資管理人這一身份。而商業保險公司在這樣的比較優勢中反而處于劣勢地位。

三是我國立法的不完善,上述兩大利益之爭由于沒有明確法律的規定一直沒有解決,但由于企業年金涉及的利益方太多,并且其歷史遺留問題也比較嚴重,所以要想通過立法來解決企業年金權限歸屬及具體運行問題實屬不易。

2.商業保險公司的優勢

無論是借鑒海外的經驗還是結合我國國情考慮,建立捆綁式、一站購齊的專業化養老金管理公司是大勢所趨,而最適合進行養老金管理的自然是保險公司。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1)保險公司具有較強的精算能力。精算技術能夠確保為企業提供完善的企業年金計劃設計,包括條款設計、融資測算、替代率測算和規劃、DC/DB計劃的選擇等。

(2)保險公司在產品和計劃形態方面可以滿足企業年金業務多樣化、個性化需求。保險公司可以提供DC計劃產品,也可以提供DB計劃產品,還能夠提供其他金融機構沒有的豐富的領取期年金化產品,如即期年金、延期年金、生命年金等。

(3)保險公司在銷售能力方面具有優勢。保險公司有完善、成熟的銷售管理機制;有完善的銷售培訓系統;有一支專業化、富有經驗的銷售隊伍,了解客戶的需求,具備為客戶量身定制企業年金計劃的專業素質;有遍布全國的銷售網絡,市場覆蓋率非常強。

(4)保險公司的資產負債匹配管理更適合退休金資產的管理。精算技術中的資產負債匹配管理技術將更能保證退休金資產所要求的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也能充分反映保險公司審慎投資人的投資理念。

四、多層次養老保險模式

我國目前實行三層次的養老保險模式,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專家提出通過五個層次構建新的養老保險模式。

第一,由國家提供的費繳費救助型養老保障計劃,為老年人提供最低水平的養老金。相當于我國的城鄉最低生化保障制度。第二,國家舉辦的、以強制儲蓄計劃為特征的養老保險計劃。它強調和鼓勵勞動者的自我保障意識,在勞動期間為日后的退休經濟保障提供資金積累和準備。第三,國家舉辦的以收入再分配為特征的養老保險計劃。這就相當于我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中的個人賬戶部分和社會統籌部分。第四,由企業建立的、國家予以稅收各項政策優惠的補充養老保險計劃,它強調與就業相關聯和提供補充退休收入保障,作為國家基本養老保險計劃的補充,相當于我國的企業年金。第五,由勞動者個人和家庭建立的以自愿儲蓄或其他方式建立的補充性退休收入保障計劃,它能彌補國家舉辦養老保險計劃之不足。這一層次需要靠商業養老保險形式來實現。

這五個層次不僅可以滿足各個階段人口群體的廣泛養老需要,還能實現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的融合,這也應該是我國養老保險改革發展的目標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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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長期護理保險;SWOT理論

本文系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項目:“老年長期護理保險的需求與供給研究――以石家莊為例”(項目編號:26)階段性成果

中圖分類號:F84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1月15日

人口老齡化是現代經濟的一大特征,世界上很多國家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根據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8,000多萬人,占總人口的6.98%,60歲以上人口達1.3億多人,占總人口的10.2%,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這也意味著我國上億人口面臨著死亡的威脅。如今,老年長期護理保險在世界范圍內廣泛興起并且快速發展,而在我國屬于起步階段,所以老年長期護理保險的開發將對老年人福利起到重要作用。

一、老年長期護理保險的內涵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荊濤認為應將護理保險界定為“被保險對象因年老、意外傷害、患病等原因,導致其生活難以自理,需要在家中接受他人護理,或入院接受康復治療及護理支持,并對在此期間所發生的一切護理服務費用進行補償的健康保險制度”。武漢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薛惠元認為護理保險是指“保險對象在遭受意外事故、急慢性病等導致身體機能部分喪失,行動難以自理,需要接受護理服務的保險制度”。戴衛東認為護理保險就是“由國家政府頒布護理保險相關法律法規,并以社會化籌資方式來共同分擔老年人生活及住院期間護理的費用”。結合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加上我國國情,本文將長期護理保險定義為旨在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尤其是部分失能老人的生活水平,政府頒布實施的具有強制性的對那些生理或心理上存在缺陷導致生活無法自理的群體提供一種服務或經濟援助的社會保險,并且將其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

二、SWOT理論視角的老年長期護理保險現狀分析

SWOT分析是戰略研究設計學派的著名戰略分析模型,它是將與研究對象密切相關的各種內部優勢因素、內部劣勢因素、外部機會因素與外部威脅因素通過調查羅列出來,并依照矩陣形式進行排列,然后運用系統分析的思想,把各種因素相互匹配起來加以分析,從中得出一系列相應的結論。

(一)優勢。建立老年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可以解決目前我國面臨的老年長期護理問題,緩解家庭養老的負擔,促進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更加注重老年人權益的保障,讓老年人生活得更體面、更幸福。老年長期護理保險制度通過提供專業的醫療護理服務如疾病質量、康復復健等和居家護理服務如洗衣做飯、聊天、散步、生活指導、其他日常活動的輔助等來幫助需要長期護理的老年人,使其能夠幸福地度過晚年生活。老年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建立既能夠解決我國老年群體長期護理需求日益加劇這一難題,又能減輕家庭因長期護理問題帶來的各種壓力,讓其他家庭成員能夠更好地投入工作,為社會進步貢獻力量。另外,一項制度的產生必然會帶動相關服務項目和產業的發展,我國養老和護理產業的發展需要老年長期護理保險的推動。這些都是老年長期護理保險的內在優勢。

(二)劣勢

1、護理服務機構不足。2013年我國城市失能老年人口約3,750萬人,這說明我國有約3,750萬老人需要不同程度的長期護理服務。然而隨著家庭結構的變化,家庭照顧老年人起居也變得越來越困難。因此,機構服務被眾多專家看作是實現優質長期護理服務的較有發展潛力的途徑。隨著經濟的發展,目前一些專業的護理機構已經在一部分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出現,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城市部分失能老年人的護理需求。但相對于我國龐大的老齡人口來說,還遠遠不夠。2006年全國老齡辦李本公就提出,根據推算我國約有3,250萬老年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長期護理,至今已經10年,護理需求者數量不斷增加,機構增加的速度遠遠不能滿足老年人的護理需求。

2、護理人員數量少、素質低

首先,我國專業的護理人員數量不足。我國目前并沒有系統地培養專門針對老年長期護理服務的醫護人員,這也為老年長期護理服務的開展形成了人力資源上的障礙。按照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護理人員數量的標準,每千名人口中應至少擁有2名護士。而根據《2012中國衛生統計年鑒》的數據,目前我國每千名人口擁有1.82名執業醫生和1.66名注冊護士,醫護比例為1∶0.91,與國外1∶3的比例差距懸殊。

其次,護理隊伍綜合素質低。目前,我國長期護理服務的提供者大部分是下崗人員,“40、50人員”是服務提供者的主力軍,他們之前不僅沒有接受過專業的護理教育和上崗培訓,更沒有從事過相關工作。同時,老年長期護理保險對從業人員有著較高的要求,需要從業人員具備醫學、護理學、保險學等多學科的基礎知識,需具備一定的從業經驗。目前,我國護理人員隊伍的整體素質有待提高。

(三)機遇。首先,從宏觀社會環境上來看,我國處在人口老齡化的初級階段,老年人口不斷增加,全球范圍內癌癥、糖尿病、高血壓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呈上升趨勢。隨著醫療和飲食水平的提高,我國居民的平均壽命不斷增長。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數量不斷增加,這些都使得老年長期護理保險勢在必行;其次,從微觀家庭環境來看,中國長期以來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中國的家庭結構發生變化,一個家庭可能要贍養4~8個老年人。當今社會人們生活節奏快,工作壓力大,子女不能長期在身邊侍奉老人,家庭養老功能不斷弱化。雇用保姆的費用對于一般家庭來說比較高,不是可操作性強的長久之計。

(四)威脅

1、相關政策法規不健全。雖然我國在2006年通過了《健康保險管理辦法》,但是并沒有對長期護理保險有一個明確的定位,沒有出臺具體的有針對性的法律措施來對長期護理保險市場進行規范。例如,我國護理機構資質的認定、醫護人員的考核、賠付標準、護理等級與護理服務內容的劃分界定等都缺乏明確的衡量標準;針對老年失能群體喪失獨立完成日常活動的能力的界定以及日常活動中使用工具能力程度的劃分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從而導致保險賠付時所涉及的范圍及賠償額度不清晰,容易產生理賠糾紛,經營風險較大。

2、政府對護理服務機構扶持力度不足。政府對護理服務機構的資金支持不夠。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指出,2012年國家投入31億元用于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的試點設施建設,僅占當年公共財政支出的0.00025%,雖然說對養老服務的財政投入力度在不斷加大,但相對于全國公共財政支出總額125,712億元來說少之又少。而且,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財政社會保障支出也是較少的。

三、老年長期護理保險的SWOT矩陣構建及其發展策略

(一)提升型的SO策略。加大政府在長期護理保險中的作用。政府應該重點扶持老年長期護理保險,給予相應的稅收上的優惠。對相關的護理產業在市場準入、業務開辦等方面給予必要的便利。政府部門還應制定相關法規,規范和推動老年長期護理保險。

(二)約束型的WO策略。首先,應當加快專業護理人員的培養和引進,政府要加大對高等院校護理專業的投入,開展相應的課程,并且開展社會實踐。通過實踐豐富學生的實際工作經驗,使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其次,大力發展護理機構,加強護理人員的培養和在職培訓。老年長期護理保險離不開護理機構的發展。要建立完善的配套護理系統,開展多樣化的護理服務,提高護理人員素質。

(三)脆弱型的ST策略。利用內部優勢,避免外部威脅,深入分析,在調整中定位老年長期護理保險提升策略。例如對于商業制長期護理保險,建立再保險制度,分散老年長期護理保險的風險。由于開辦長期護理保險具有高風險率和高賠付率,保險公司可以通過再保險將自己承擔的風險和責任轉向其他保險人。這樣可以大量降低風險,有利于保險公司經營穩定。

(四)緊縮型的WT策略。即克服內部劣勢,化解外部威脅,放棄選擇,另選方向的老年長期護理保險提升策略。比如,面臨老齡化日益嚴重的社會形勢,我國可以選擇一種不同于國外現有長期護理保險的模式,開辟一條新思路。

主要參考文獻:

篇(7)

關鍵詞:老齡化;服務;銀發產業;銀發旅游;旅居;商業運作。

一、銀發產業中旅游業和養老業的概況

人類在跨入21世紀同時也邁入了一個長壽、老齡化時代。2009年民政部的《2008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08年底,60歲及以上人口15989萬人,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2%。報告說,中國面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預測2025-2040年老年人口將從2.84億增長到4億多。在未來的近半個世紀中,中國老年人口將一直呈迅速增長趨勢,且高齡老年人口增長速度大大超過低齡老年人口。這預示著在社會總需求中,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將迅速增長,銀發產業這一滿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商品和服務的新型產業,也將有巨大的市場發展空間。

第一,前景廣闊的老年旅游市場。國家旅游局公布的1998年來中國旅游的外國旅游者年齡結構看,超過51歲的人口比例占全部來華旅游者的22.3%,僅次于商務旅游活動為主的中年組的46.5%。最近一次世界老人年旅游大會的資料顯示,美國人口中約有1/5的人年齡超過55歲,他們當中的47%有過遠程出游的經歷。可見,老年人已構成旅游人口中頗具規模的一支隊伍。據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的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中國老年用品市場的年消費能力高達6000億元,到2012年,這一數據將突破20000億元大關。在走俏的老年市場五類商品中,旅游位居首位,展露出巨大的商機,“銀發旅游”概念應運而生。可見,開創老年旅游市場,為老年人旅游提供專門的服務,是旅游企業謀求發展的良好機遇。

第二,空缺巨大的養老市場。老年問題包括兩部分內容:一部分反映老年人自身的特點和要求,如對老年人的物質保證,像社會福利、醫療服務等問題;另一部分是由于老年人口規模過大和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經濟問題,如人口老齡化對生產、消費、儲蓄等經濟活動的影響,以及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社會生活變化。2008年各種老年服務的市場需求供需比,如表1所示:

在現代化進程中,隨著人們生活節奏加快、人口遷移日益頻繁、家庭規模逐步縮小、空巢家庭日益增多,“四二一”家庭結構愈發普及,家庭養老、育幼的壓力不斷增大,諸如此類的現實情況勢必對傳統家庭的生活方式帶來巨大沖擊。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是社會需求巨大;二是設施嚴重缺乏。隨著時間推移,矛盾將日益凸顯。總之,中國養老服務行業現狀是宣傳力度不夠,觀念引導不到位,供需關系矛盾突出,政策法規不健全,服務設施不完善,服務、管理水平跟不上,專業工作人員欠缺。

第三,總結。面對中國日益嚴峻的社會養老形勢,一方面,政府正逐步完善中國的養老保障制度,實現老有所醫、老有所養;另一方面,政府發揮指導監督作用,開始制定引導老齡產業發展的政策,采取稅收優惠、減免費用等特殊政策,大力扶植老齡產業,積極鼓勵非公有資本參與老齡產業的發展。面對如此龐大的市場和政府眾多的優惠政策,旅游企業抓住了機遇就抓住了未來。但中國目前真正以老年旅游者為主要業務對象的專業旅行社很少,大多數旅行社都是兼營老年旅游。各個旅行社中老年旅游的業務量占業務總量的比例都很小。加之旅行社魚龍混雜,造成老年旅游滿意度低,很多老年游客往往是乘興而游敗興而歸。此外,由于中國老年產業起步較晚,很多行業或領域的老年服務項目和基礎產業發展滯后于老年人口增長的速度,80%的老齡市場沒有得到商業開發,導致銀發旅游市場供需矛盾日趨激化。

二、市場調查分析

在官方資料指導下,筆者對北京的老人進行了預調查與前期調查,共發放問卷100份,回收有效問卷100份,被訪者男女比例是37∶63。行業分布較為廣泛,包括政府工作人員、退休教師、大學教授、商品貿易從業者及工人等。在整個調研中,各個要素比例分布較合理,與目前北京地區老年人的收入情況基本相符,所以調研結果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2009年北京老年人收入情況,如圖1所示:

第一,旅居市場分析。身體狀況:在被訪的老年人中,認為自己日常生活不需要他人照顧的達95%以上。旅居意愿:被訪者中56%的人有旅游和在外居住的愿望,且23%的人表示如果有專業的公司為其服務,他們會非常樂意選擇旅居。可接受價格:在選擇養老院價格水平時,被調查者意愿較為統一,90%以上的人選擇每月1000元-2000元。

小結:被訪者身體狀況良好,對外出旅游有強烈愿望,并表達出對專業旅居服務的需求。目前多數老年人較為傾向在養老院等專業的養老機構中居住。

第二,旅居地和旅居方式。地區選擇:被訪問者對旅游地和居住地的需求分為風景類、人文類、娛樂類和鄉村類等,并且對兩種地區的需求有所不同。

受訪者表示,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自己愿意住在離子女比較近的地方,見面較為方便,同時大部分老人傾向于城市生活,只有不到10%的老年人表示自己愿意到鄉村生活。但在訪談中,不少老人表示,如果可以改善鄉村的基礎設施,提供便利的生活條件,他們可以到鄉村頤養天年。

由于目前樣本量有限,而且基于專業因素的限制,筆者不能精確估計實際市場情況。但從初步反饋可知,目前北京地區老年人旅居市場需求很強,老年人旅游和居住市場廣闊,亟需專業的旅居服務機構,老年人旅居公司前景無限。

因此,科學合理的發展老年旅居服務業這一舉措,將會有效滿足中國老齡人口實際消費服務的需求。本文將從中國現階段國情出發,在面對老齡化這個社會實際的基礎上,著重解決老齡市場供求矛盾、補充老齡社會服務功能不足和空白、拉動老齡人口旅游可養老和養老可旅游等問題。

三、鶴居旅居莊園項目總體設計思想

在上述背景下,筆者本著積極服務老人和社會的初衷,考慮到既要作為社會福利機構,又要具有商業運作的可操作性和時效性,并在充足的市場調研基礎上,運用現代市場營銷理論和資源整合技術,成立“鶴居”旅居莊園,由老年旅游專家負責老年旅游中從設計開發、宣傳營銷到執行的全過程。

在深入了解分析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特征、對市場進行細致研究后,本文設想出適合老年人特點的精品旅游線路和服務產品,并在未來的實施過程中做好跟蹤隨訪與及時改進,使老年旅游者體會到旅游的樂趣,同時,在旅游過程中提供全方位和人性化的老年服務,讓老年人在旅游中養老、在養老中旅游,真正為老年人創造出“游得起的祖國大好河山!住得起的綠色、健康、安享、和諧的養老家園”。

(一)SWOT分析

1、優勢。養老行業是新星行業,且盈利能力高、風險系數相對較低,如果經營管理得當,該行業不會像其他行業一樣易夭折。在其與旅游業相結合的情況下,更易帶動多方消費,并使莊園的入住率大幅提高。

2、劣勢。目前市場上旅游公司較多,一些較大的旅游公司已經開始提供類似的老年旅居服務,中國存在一定數量的各種養老機構和物業公司提供養老服務,而且大型養老機構的硬件設施比較完善,導致老年旅居行業的競爭日益激烈。該行業前期固定資產所占比重大,投入資金多,投資回收期較長。

3、機遇。中國社會現在處于快速老齡化階段,選擇的目標市場包括這一批老年客戶以及潛在的屬于市場未開發資源中的未來老年群體。同時,銀發旅游行業在原有的養老機構和旅游公司的服務內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創新,會引起客戶的注意,并具有更多的市場機會。該服務行業屬新興市場,經營風險相對較小。

4、威脅。若項目在實施過程中沒有以最快的速度抓住市場機會,便會導致市場份額的缺失,同時也會面臨政府機構與其他企業的排擠與競爭。

(二)目標市場

1、市場定位。為老年人提供旅游與居住養老服務的專業服務公司。

2、重點關注對象。6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這類人群熱愛旅游觀光,需要養老設施和服務。本文提出的銀發旅游業務會隨老人年齡的增加不斷提供更貼心和周全的服務,該行業與其受眾是不可分割的長期合作關系。

3、選擇原因:銀發旅游市場的市場潛力巨大;“候鳥老人”易被溫暖的氣候、宜居的環境所吸引;老人需要配套的設施和服務以舒適的安享晚年。社會上缺乏專業的服務機構,銀發旅游市場的供給缺口較大。

(三)服務內容

服務內容,具體如圖2所示。

1、旅居業務。以旅游觀光為主,為老年客戶定制旅游專線,打造最舒適和個性化的旅游服務,充分享受旅居地的舒適環境,同時體驗莊園人性化老年服務。

(1)短期旅居。短期旅游居住服務,以旅游服務為重點,根據老人的喜好提供經典路線游或自助服務游。

(2)中長期旅居。中長期旅游居住服務,以居住服務為重點,在老人的日常生活活動中安排旅游服務,調節老人的日常生活。

(3)陪游服務。老年客戶可選擇單獨或結伴出游,該業務提供具備專業知識的陪游,他們在照顧出游老人身體健康的同時為老人解說導游。

2、養老業務。銀發旅居業務的核心服務,分為本地養老、異地養老和療養度假。業務以客戶為導向,量身定制生活療養服務,為老年客戶營造溫馨如家的環境,使老年人在莊園安度晚年,療養身心。人性化的優質服務、科學營養的飲食搭配、多樣化的生活方式是鶴居旅居的特點。

3、溫馨關懷業務。業務設計中獨特的核心競爭力,通過對老年個體的生理、心理、興趣、性格、自身經歷等各方面的綜合分析,對其老年生活作出長期整體規劃,以提供終身服務。相關人員做到悉心關懷陪伴老人、提供各種免費醫療咨詢及疾病療養、送上生日和節日的獨特問候、精心規劃安排老人的學習和生活、指導老人掌握必備技能,令老年客戶在莊園可以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教、老有所學、老有所樂、老有所為。

鑒于市場上各具特色的服務行業和激烈的競爭,筆者構想的旅居和養老服務必須具備獨特的核心競爭力:老年生活規劃服務;老年大學;老年醫院;老年再就業中心;老年咨詢中心。

四、項目營銷計劃

(一)營銷渠道

社區:社區公益活動推銷,集體報名,通過電話預約(后期采用社區及城市);養老院:公益體驗及宣講會;網絡預訂:成立網站,網上營銷。

(二)營銷方式

根據兩次市場調查,大體上把目標客戶――老人群體按地域分為兩部分:一是北京老人;二是安陽及其附近城市的老人。針對兩個群體,用不同的業務策略去贏得客戶。

1、北京老人市場。項目前期以北京老人為主,實行旅居業務策略和溫馨關懷業務策略。

(1)旅居業務策略。根據公司提供的業務,公司自行組織旅游活動,并與安陽當地旅游景點合作實行旅游與居住生活服務相結合的旅居模式。對剛起步旅居服務小公司來說,如何吸引老年客戶是最關鍵的問題,有以下三種方式可以考慮:一是傳統式――筆者仿照各大旅行社的營銷策略,宣傳并接受報名,與客戶直接建立聯系,并提供更加完善的針對老年人的專業化服務。二是中途式――項目擬與各大旅行社合作,簽訂合同,憑借公司在旅居地的硬件設施,向老年客戶提供旅居點溫馨的住宿環境、專業的醫護、科學營養的飲食,讓他們體驗旅居式的專業化服務。三是捆綁式――項目在未來實施過程中將與有合作意愿的旅行社簽訂合作協議,合作雙方憑借各自旅游產品的結合吸引客戶,如將不同的旅游產品捆綁銷售,“開封三天游”與“安陽一天體驗游”,結合為“開封安陽四日游”,既可增加客戶的旅游樂趣,又會提高合作雙方產品的多樣性,從而吸引客戶、增加收益。

(2)溫馨關懷業務策略。此業務主要針對安陽和北京有旅游、養老意愿的老年客戶。為了吸引這部分客戶,項目擬采用會員制。首先讓這部分老年客戶成為會員,為他們提供生活上的服務,建立溫馨關懷的良好企業形象,同時宣傳鶴居旅居中旅居這一主營業務。如建立“鶴居莊園”社區服務點,使服務點成為老人客戶的聚集點,在城市各社區形成網絡,以點帶面,使鶴居旅居項目可以朝著更廣闊的市場發展。

2、安陽或附近城市老人市場。養老業務和溫馨關懷策略主要針對安陽當地的老人,為客戶提供中等水平的服務,并在各社區實行溫馨業務策略。相關具體內容參考北京地區并依實際情況作適當調整。

(三)廣告策略

在服從團隊整體宣傳策略的前提下,本項目堅持宣傳時間持續化、傳播媒介多樣化的原則。項目與目標市場所在地媒體合作。如在北京選擇北京電視臺,在《新京報》上投放廣告,輔之以社區宣講會、分發宣傳手冊、為老年活動提供贊助等方式。同時設計廣告并借助宣傳,贈送具有鶴居旅居莊園特色的紀念品等。在開業6個月市場初步形成后,推出產品形象廣告和招商廣告,開展促銷活動。

五、項目實施進程安排

第一,準備期(6個月)。第1-4月:在安陽市建立第一個旅居點,全方位打造“鶴居旅居莊園”。起始的旅居點選定安陽市民政局下的養老院進行承包裝修,筆者經調查,選定“安陽市龍安區養老中心”,此養老院地處郊區,周圍環境優美,氣候宜人,而且附近設有醫院,并與各大旅游景點距離較近,方便出行。在北京開展該項目,進行旅居點的改裝修、人員招聘等,開始籌劃經營,理順各環節,獲取相關手續。市場滲透計劃:制作宣傳名片、單頁宣傳畫及外觀包裝;在各平面媒體和電視投放廣告;向目標社區分派宣傳員。第5-6月:通過加大廣告力度進一步加大公司的知名度,宣傳產品及旅居理念,開拓渠道,協調分工合作關系。第7個月:以安陽為試點,開始籌備“鶴居莊園”第一點。

第二,起步期(第1-2年)。在1-2年內,以安陽市為第一旅居點,以北京,安陽為主市場,從各社區做起,從小點切入,建立企業品牌形象。

第1年:一是在北京注冊并建立項目辦事處:第一年為起步時期,資金實力有限,擬租用某寫字樓的部分空間。二是營銷隊伍的建設:引入骨干員工,招聘新員工,建立員工培訓體系,在工作中培養一支現代化營銷隊伍;培養業務員以適應市場的迅速拓展需要,做到一專多能。三是市場開拓:在北京市、安陽市內針對目標客戶進行廣告宣傳:開展“鶴居5天免費體驗”活動,免費體驗旅居點的服務,吸引老人客源,樹立品牌形象;與安陽市北京市老年協會合作,舉辦免費體檢活動,開展上門療養等公益活動。

第2年:經過一年市場開拓,客源基本穩定,旅居點入住率較為理想;鶴居旅居在安陽市、北京市均具備一定知名度。一是繼續舉辦公益宣講活動,宣傳鶴居旅居的優質服務,樹立鶴居公益形象,打造優質服務品牌。二是做好市場調查,及時調整服務內容及市場方向。

第三,第一發展期(第3-6年)。在具備一定運營資金,固定客戶關系和相當工作經驗以后,項目步入發展期。一是開拓新的旅居點――將先后在云南、山東等地設立旅居點,形成真正的“鶴居連鎖莊園”,為進一步做到全國旅居打下基礎。二是開發新的服務與旅游產品,完善服務標準,增加客戶滿意度。

第四,第二發展期(第6-10年)。項目將面向全國,先后在海南、四川建立新的旅居點,進一步完善全國旅居點建設工作。在人員充足且50%以上具備標準要求素質的情況下,企業各組織部門趨于完善,并創立鶴居旅居莊園專屬刊物,打造“鶴居旅居”企業文化。

第五,穩定發展期(第11-15年)。已形成規模,知名度較大,繼續開發新旅居點,建立全國連鎖網絡。各旅居點自我鞏固、互相聯絡。此時期宜與各地養老院建立合作關系,與會員制度相對應。鶴居客戶可憑會員身份,走遍全國養老院。這一時期為了抵御其他類似性質的老年公司的激烈競爭,擬籌集資金、集中優勢人才,著手研究發展方向,開發新項目。

第六,全盛期(第16-20年)。本時期主要任務有:研究新的發展方向和將宣傳由縣市擴展到鄉鎮村。目前農村總人口是74544萬,其中老年人口10055萬。隨著中國的發展,城鎮鄉村居民收入都會大幅增加,老齡化問題將更嚴重,而城市市場也趨于飽和。因此,20年后鄉村市場極可能成為銀發旅游的主要市場,可成立鄉村老人生活研究所、中國農村老人現狀調查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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