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地理學發展史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歷史地理學;學科屬性;研究方法;前景展望

[中圖分類號]K90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4-0154-03

歷史地理學(Historical Geography)是一門研究歷史時期人地關系和時空差異的學科,是一門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及其演變規律的學科。在它不斷發展和壯大的過程中,我們對它的認識也在不斷變化與更新。從兩千多年前延續至今,我們圍繞著歷史地理學展開的探討也在不斷地加深和拓展。21世紀,歷史地理學已經成為當代一門顯學。綜觀歷史地理學發展史上的探討熱點和今天我們學習歷史地理學這門學科所遇到的疑惑,筆者認為主要包括三個大方面的內容:第一,歷史地理學學科歸宿問題;第二,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問題;第三,歷史地理學發展前景問題。弄清楚歷史地理學發展面臨的挑戰對于我們了解21世紀的歷史地理學、學習歷史地理學以及進行歷史地理學研究都有莫大的幫助和意義。

1 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

中國歷史地理學是一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其前身沿革地理學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兩漢時期。綜觀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史,長期以來人們對于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歸屬問題爭論非常之大,各抒己見,眾說紛紜。

西南師大的藍勇教授將其歸納為四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歷史地理學是歷史學的輔助學科;第二種說法認為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即地理學的一門輔助學科。這種說法成為目前歷史地理學界的主流觀點;第三種說法認為歷史地理學是歷史學與地理學的一門交叉學科;第四種說法認為歷史地理學應是一門相對獨立的、綜合的科學。

復旦大學的葛劍雄教授則將其歸納為三種意見:屬于地理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屬于歷史學。2000年夏季,他本人就學界同人的看法發表過自己的見解:“據我所知,歷史地理多數同仁都贊成第一種意見,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是毫無意義的。但我們也應該看見后兩種意見的合理成分,歷史地理研究的對象雖然不是歷史,但是由于是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所以主要依據歷史文獻,使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其成果為歷史學所利用。至于是否構成一門獨立學科,這不僅取決于這門學科的性質,還取決于已經取得的成果和地位。歷史地理研究雖然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與歷史學或者地理學這些一級學科還無法相比。”另外,暨南大學的吳宏岐教授對此也有比較精辟的論述,他認為“這門學科的發展明顯經歷了以沿革地理學為主體的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地理化逐步加強的近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的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這三個主要階段”。

對于歷史地理學科歸屬的爭議,我們不僅要看到主流的觀點,也要去思考其他看法。分析其中的合理成分,這樣才能真正理解并解決這一問題。我們比較以上學者的觀點不難發現,歷史地理學屬性呈動態分布,在不同的時間段呈現不同的特點。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與歷史地理學本身的發展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并形成一個辯證統一體。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環境,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甚至是不同的研究群體都在影響這個學科的屬性。因為歷史時期它主要是研究沿革地理,所以它的學科屬性被灌注沿革歷史地理;因為它曾經為歷史學研究提供輔助研究,所以就有學者認為它是一門輔學科;因為它近年來發展方興未艾,所以就有學者認為它是一門全新的學科。將來隨著歷史地理學進一步深入發展,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也會得到不斷的更新和補充。了解了這些,我們就可以理解眾多學者就歷史地理學屬于歷史學或者地理學的問題糾纏不清的緣由了。

2 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方法

傳統的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分為歷史文獻資料和野外考察。傳統文獻資料給歷史地理研究提供大量的強有力的論證,此外野外考察也從另一個方面來支撐我們的文獻論證。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工作的一步步深入,我們發現很多地理現象是無法通過實地考察來進行研究的,只能依靠文獻記載。但是現存的史料往往都不是完整的描述,這樣傳統的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也遇到了新的挑戰。

近些年來,不少學者致力于歷史地理方法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值得我們去借鑒。復旦大學的葛建雄教授有過這樣的論述:“提高歷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徑很多,方面很廣,但是提高研究成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務。固然歷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還是空白,需要填補,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有待加強,但一般來說,這些問題可以通過增加研究力量,擴大研究領域來解決,而精度的提高不是量的積累,而是質的飛躍,必須取得重大突破。”并且他還進一步指出“要提高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只能進行多學科的交叉的綜合的努力”。另外,西南大學的藍勇教授主編的《中國歷史地理學》教材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觀點,較之葛建雄先生的觀點更為具體些。他認為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概括起來分為三大類:即文獻邏輯推證法、統計計量法以及數理模型法。

事物的發展是一個矛盾體,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是有優缺點的。如何有機整合新舊研究方法以及以后出現的更新的研究方法是擺在我們面前一個十分迫切的問題。這對我們更進一步展開歷史地理學習研究是很重要的。在今后的歷史地理研究工作中,我們既要傳承傳統的研究方法的精華,又必須利用新的研究方法來彌補傳統研究方法的不足。使兩者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共同為歷史地理研究作出貢獻。傳統的歷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比較好掌握,很好上手,但是假如要更進一步,我們必須具備良好的古文字功底和豐富的野外考察經驗,這樣才能應用自如;新的歷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不好掌握,不好上手,但是只要我們先補充一些統計、邏輯推理方面的知識,也會很容易接受這些新的研究方法。

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地理學在不斷地發展,新的研究方法會越來越多。我們在實際操作中,要根據千差萬別的情況,來選用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完全沒有必要拘泥于某種或者數種一成不變的固定法。其實萬法歸一,只要你找到最科學、最簡便的研究方法與手段,就是最好的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

3 歷史地理學前景展望

對于歷史地理學的前景,絕大多數歷史地理人都是樂觀的。近些年來,歷史地理學專業在高校招生規模正一步步擴大,全國各地從事歷史地理研究工作的人員也在逐年增加。而且國內歷史地理學與國外的學術合作也在進一步加強。所有的一切都為21世紀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土壤,使大家看到了歷史地理學發展的美好前景。

“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自從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研討會上正式提出后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熱潮延續至今。21世紀伊始,我們的政府更加高度關注可持續發展問題,這也為歷史地理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時機。歷史地理學研究覆蓋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很多領域,而且近些年來歷史地理學在與其他學科的交叉、滲透過程中又誕生了許多新興的邊緣性分支學科,如歷史教育地理學、歷史醫學地理學、歷史災害地理學等,也驗證了“并不存在唯一的歷史地理學的信條”。歷史地理學將發揮其他學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未來的社會生活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歷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填補歷史氣候、災害等方面的空白,成為預測未來的主要依據;歷史人文地理可以填補歷史上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等方面的問題;歷史醫學地理學、歷史災害地理可以對防災救災、疫病防治等問題進行研究。這樣,就可以多方面、多渠道為政府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咨詢,進而為今天的中國改革開放服務,更好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當然我們在憧憬歷史地理學美好前景的同時,也要看到它所面臨的挑戰。這些挑戰就像一個個陷阱在隨時等待著它,阻止著歷史地理學長足的前進和更好的發展。

3.1 學術態度有待端正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在歷史地理學術界同樣存在著功利主義。做學術的態度不端正,不是真正熱愛學術,而是把學術當做通往名與利的工具,一旦達到目的,便把它扔掉。例如,在歷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國家利益的改變而得出不同的結論。為了突出中國自古以來就擁有遼闊的疆域,不惜將不同年代的疆界拼湊在一起,搞成一幅極盛疆域地圖。

暨南大學的李學武教授認為,現在學術界有三種學術態度,一是把學術當做妻子,做學術是出于一種責任;二是把學術當做情人,做學術是出于內心深處真正的熱愛;三是把學術當做,用完了就扔掉。很不幸的是,當今的學術界有太多功利主義者。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說道:“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做學問要坐得板凳十年冷。很不幸的是,當今的學術界充滿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風氣,令人堪憂。我們從事歷史地理學,必須要端正自己的態度,這一點至關重要,態度不好,一切皆枉然也。

3.2 學術水平有待提高

翻開厚厚的著作和各種論文,卻發現太多摻水的東西混于其間,使得近年來歷史地理學術水準出現下滑的跡象。為學術界所不齒的抄襲現象也屢屢出現,這不僅是學術水平的問題,更是作為一個學者的素質問題。近日,學術打假名人方舟子遇害的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學術界一片污煙瘴氣。歷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高低以及歷史地理學研究成果取得的多少直接決定了歷史地理這門學科以后的命運。

3.3 對學術的投入有待加強

長期以來我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以至于政府對人文學科的投入明顯不如理工類學科。歷史地理學作為崛起的一門新興學科,也明顯投入不足,這嚴重阻礙了歷史地理學的正常發展。有些學校因為教育資金不足,甚至選擇關閉某些歷史地理學專業。由于長期投入不足,歷史地理學的交流受到了很大限制,這也嚴重阻礙了歷史地理學的健康發展。我們一方面要建議政府加大投入,另一方面也要讓歷史地理學科為現實服務,讓社會看到它的價值,為投入增加砝碼。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前進與曲折的統一體,歷史地理學也如此。我們既要看到歷史地理學的美好前程,又要注意面對它所遇到的挑戰。雖然現在歷史地理學還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無法解決或者不能圓滿解決的問題,但是在不久的將來,歷史地理學必將取得更大的進步,為社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們探討了歷史地理學學科屬性、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以及歷史地理學未來發展等三個方面的問題。歷史地理學自它誕生之日起,這些問題也就圍著它慢慢展開了。今天我們要學習歷史地理,從事歷史地理研究,就不能不了解這些問題,不能不思考這些問題。試問一個連歷史地理學屬于什么學科都不清楚的人怎么能學好歷史地理學呢?更無從談展開歷史地理研究了。反之,如果我們了解了歷史地理學的發展脈絡,了解了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以及未來的發展動向,這又可以極大促進我們平時的學習和研究工作,有利于歷史地理學科自身進步和發展。

參考文獻:

[1]華林甫,等.中國歷史地理學五十年[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2]吳宏歧,郭聲波.2006年中國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M].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7.

[3]葛劍雄.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基礎和前景[J].東南學術,2002(4).

篇(2)

關鍵詞：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學科屬性

中圖分類號：C9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959(2008)05-0194-05

近十幾年來，隨著民族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的發展，以及歷史地理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對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研究勃然而興，其中不乏有關學科理論的探討。然而在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學科屬性問題上，目前的歷史地理學界仍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史念海、郭聲波、安介生等先生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歷史民族地理學，并視之為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黃盛璋、李并成、朱圣鐘等先生則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民族歷史地理學，并主張把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勿容置疑，研究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問題，探討其學科屬性以進行學科理論建設，對促進歷史地理學的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但在筆者看來，無論是研究范圍、研究對象，還是研究內容，民族歷史地理學與歷史民族地理學都沒有區別，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另行稱為民族歷史地理學沒有必要，將其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的學科則是不妥當的。

一、歷史民族地理學的提法及其學科屬性的界定是合理的

盡管前人在中國歷史民族地理研究領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中國民族史、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和中國民族學的研究成果中往往涉及民族起源地的考證和民族的分布及其變遷問題，但歷史民族地理這一概念的出現很晚。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最早闡述歷史民族地理概念的是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他在歷史民族地理研究領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在發表諸多有關歷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文章的同時，史先生在他的《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一書中，專辟有“歷史民族地理”一章，將歷史民族地理視為與歷史政治地理、歷史城市地理、歷史交通地理、歷史人口地理、歷史文化地理、歷史軍事地理等并列的歷史地理學的分支學科。

其后，不少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探討，如周偉洲先生將歷史民族地理學視為“以各區域民族分布為綱，論述各族的來源、發展狀況、經濟特點，以及他們與鄰近各族的關系，包括各族分合、演變、融合的歷史，并與今天我國現有民族聯系起來”，“以地理因素為綱，綜合闡述民族形成、發展的歷史”的學科。

郭聲波先生給歷史民族地理學以較為嚴謹的定義，他指出： “歷史民族地理，是歷史地理學中以研究歷史時期民族實體的空間分布、時空演變以及有關要素之間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分支學科，也是歷史學、民族學的輔助學科。”

安介生先生對歷史民族地理學的學科性質、研究內容以及研究任務作了較為完善的闡述，他認為：“就學科性質而言，歷史民族地理學應是歷史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是歷史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研究歷史時期出現的各個民族以及民族共同體的起源與分布、各主要民族遷徙與促使這種遷徙的原因及演變趨勢等。歷史民族地理的主要研究任務包括：①確定各個時期的民族分布圖，即確定當時主要的民族區域范圍；②分析各個時期民族區域形成與演變的自然與社會因素，自然因素有地勢、氣候、水文、災變等，社會因素有該民族生產生活方式的特征、與周圍民族的關系等；③由民族分布及變遷引發的歷史地理、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問題。”

綜合上面幾位學者所述，歷史民族地理學是一門以研究歷史時期民族實體(民族及人們共同體)的形成、分布、發展、演變及其與諸多地理要素之間的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學科，它是歷史地理學中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

筆者以為，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歷史民族地理學，并視之為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是合理的。一方面，某一學科的屬性，應根據其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來決定，學科的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是把某一學科與其他學科區分開來的主要依據；另一方面，“某一學科的獨立存在總是建立在與其它學科相區別的前提下，因此其學科性質的闡明往往出于判明其與相關學科的區別與聯系之中”。與歷史民族地理學最為相關的學科自然是民族地理學。關于民族地理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人文地理分冊)作了較為精到的解釋，將民族地理學定義為：“研究民族和歷史上形成的人們共同體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與演變的地理背景的一門科學，它介于民族學和地理學之間，是一門邊緣學科。”由此，我們可以明確：民族地理學，其研究對象為民族實體，研究內容為民族實體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與演變的地理背景。從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來看，民族地理學涉及到民族學和地理學，它當然是介于民族學和地理學之間的一門邊緣學科，但這樣定性還不夠，我們還需要做進一步的分析。一方面，雖然民族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實體，但它并不研究所有與民族實體有關的內容，而是研究一個或多個民族實體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與演變的地理背景，也就是說它研究的是與民族實體有關的地理問題；另一方面，民族學本身屬于人文學科，民族的形成、分布、演變等屬于人文地理現象。所以說，民族地理學應當屬于地理學的分支學科，而且是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

從時間角度來分，正如地理學包括現代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一樣，民族地理學包括現代民族地理研究和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兩大部分。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其研究對象是民族實體，但從時限上看，它研究歷史時期的民族實體，不研究現代的民族實體；從內容上看它所研究的主要是民族的形成、分布、演變及其與地理要素之間的關系等一些地理現象或與地理密切相關的內容。因此，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歷史民族地理學，視為歷史地理學的組成部分，是合理的。進一步分析，“人文地理學是研究人類集團和地理環境的關系的科學”，其核心是人地關系，而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研究首先也要研究人，因為正是眾多的人，構成了一個個民族實體。另一方面，人類活動在受自然地理要素的制約的同時也會對，自然地理要素施加影響，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地形、地貌、氣候、水文、動植物等自然地理要素，但研究這些自然地理要素的目的是分析民族實體形成與演變的原因，總結規律，也就是說在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研究中，研究歷史時期的自然地理要素是為研究歷史時期民族實體的形成、分布、演變等人文現象服務的。因此，將歷史民族地理學界定為歷史地理學中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與歷史政治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城市地理等并列，是符合邏輯的(目前學界看法較為一致的歷史地理學學科體系參見下圖)。

二、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獨立的新興學科是不妥當的

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對上述說法持有異義，黃盛璋、李并成、朱圣鐘等先生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 研究稱為民族歷史地理學，并主張將其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的學科。

某一學科的獨立存在總是建立在與其他學科相區別的前提之下，那么黃盛璋、李并成、朱圣鐘等先生所謂的民族歷史地理學與前面提及的歷史民族地理學有沒有區別呢?我們先來看看幾位先生對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基本概念及其學科性質的闡述。黃盛璋先生在《論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一書中指出：“本文第一次提出民族歷史地理學，是把它上升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予以討論的。……民族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人民的民族類別、地域差異、源流變遷及期規律的科學”。李并成先生贊同黃盛璋先生的觀點，并指出：“民族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歷史時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體的起源、發展、遷徙、演變的歷史過程及這一過程和地理環境的關系，探討在不同的地理條件下，何以產生不同的民族和民族群體?各個不同的民族和民族群體是如何適應并利用、改造當地的自然環境的，對于自然環境的作用和影響如何?民族和民族群體之間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文化上等方面的交流、交往的地理基礎如何?民族和民族群體本身的發展、壯大或融合、消亡的地理基礎又是如何?這些歷史現象和歷史過程的發展規律和趨勢如何，對于今天有何借鑒意義，從中可以汲取什么樣的教訓?”朱圣鐘先生認為：“民族歷史地理的研究對象為民族實體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這個地理現象既包括與民族實體相關的人文現象，也包括與之相關的自然地理現象。……正因為民族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與其它學科存在一定區別，所以民族歷史地理學應該被視為一門新興學科。”

綜合黃盛璋、李并成、朱圣鐘等先生對民族歷史地理學概念的定義，盡管表述有所不同，詳略有所差異，但有著共同的基本特征，即民族歷史地理學是一門以研究歷史時期與民族實體有關的地理問題為主要內容的學科。我們將民族歷史地理學與前面提到的歷史民族地理學對比，不難發現二者的研究范圍都限于歷史時期，研究對象都是民族實體，研究內容都是與民族實體有關的地理問題，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二者是基本一致的，沒有明顯區別。既然二者沒有明顯區別，那么將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稱之為民族歷史地理學就沒有必要了。

其實在筆者看來，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稱之為歷史民族地理學，與稱之為民族歷史地理學完全是一回事，舉例來說，“元代回族的形成與分布”與“回族在元代的形成與分布”有什么兩樣?這兩種名稱都是合適的，但歷史民族地理概念的提出要早于民族歷史地理概念的提出，而且歷史政治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文化地理……等等這樣的稱謂符合歷史地理學學科體系一貫的傳統，因此將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研究稱之為歷史民族地理學更合適一些。將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歷史民族地理學還是民族歷史地理學，倒還無關緊要，但學科屬性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在第一部分，筆者在前人的基礎上已論證了將歷史民族地理學界定為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的合理性，而民族歷史地理學與歷史民族地理學又沒有區別，因此不能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將其上升為獨立的新興學科是不妥當的。

三、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獨立的新興學科的依據不成立

李并成先生雖然贊成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但他沒有給出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的依據。黃盛璋先生把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予以討論，是基于三個方面的原因，他指出： “一是當前各方的需要，日益要求提到討論日程上來；二是重視民族歷史地理記載與研究，是中國學術傳統；三是中國具有一定的研究條件和基礎。”在此，黃盛璋先生也沒有把民族歷史地理學與歷史民族地理學進行對比，進而指出二者的差異。顯然，僅憑這三點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朱圣鐘先生在闡述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時，將它與歷史民族地理學進行了對比，并分析了二者的不同：

應該說，民族歷史地理學的提法，也多少受到歷史民族地理學概念的影響，以至于目前還有許多人將歷史民族地理學和民族歷史地理學混淆為同一概念，而其實民族歷史地理學源于歷史民族地理學卻有著與歷史民族地理學不同的內涵，在民族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中，雖也論及民族的地域分布、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史，但同時地理環境的變化以及它與民族發展之間的關系也是民族歷史地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也即是說，既把民族作為人文地理現象進行研究，同時也把它作為自然地理現象加以考察，研究民族在歷史時期的發展與環境變化之間的作用機制，總結規律，為當今民族地區的發展和環境保護提供參考信息。

在歷史地理學的學科體系中，歷史民族地理學為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但實際上民族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既包括人文研究， 同時也包括自然的研究，還包括二者相結合的研究，顯然把民族歷史地理學劃歸為歷史地理學的分支學科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同時也會限制民族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和發展。

在上兩段朱圣鐘先生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的依據是民族歷史地理學研究地理環境的變化以及它與民族發展之間的關系，而歷史民族地理學則不研究這一部分內容，也就是說民族歷史地理學既研究人文地理現象，又研究自然地理現象，而歷史民族地理學只研究人文地理現象，不研究自然地理現象。 那么，朱圣鐘先生的依據是否成立呢?歷史民族地理學是不是只研究人文地理而不研究自然地理?筆者以為，將歷史民族地理學視為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并不意味著歷史民族地理學只研究歷史上與民族實體有關的人文地理現象，而不研究自然地理現象。眾所周知，歷史上各個民族實體的形成、分布與變遷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這當中既有政治、經濟因素，也有意識形態因素；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也有人文地理因素。如本人第一部分所述，歷史民族地理學研究民族實體的形成、分布、發展與演變及其與地理要素之間的關系，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氣候、地貌、水文、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我們以歷史時期的彝族地理研究――彝族先民遷移路線為例，“根據云南、貴州地區的彝族史傳，彝族先民本居邛地之瀘水一帶，因洪水泛濫，乃遷居洛尼山，此后即為六祖分支；四川彝族史詩則說，彝族先民在六祖分支之前，更來自西北的雪山，故自稱‘雪族’。因此我們研究彝族淵源，不能不考慮到先秦牦牛羌沿川藏彝走廊南遷的歷史，也就是說，彝族先民的生產、生活可能有一個從高原、高山牦牛、綿羊畜牧到河谷、中山黃牛、山羊畜牧的轉變過程，促使這種轉變并導致南遷的原因，不能不考慮到自然環境的影響”。因此歷史民族地理學完全可以、而且必須研究歷史時期與民族活動相關的自然地理因素。那么，朱先生所謂的民族歷史地理學既研究人文地理現象也研究自然地理現象，而歷史民族地理學只研究人文地理現象這一結論是站不住腳的，他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的學科的依據顯然是不成立的。依據不成立，把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當然就不妥當了。

篇(3)

關鍵詞：地理鄰近；組織鄰近；認知鄰近；創新

中圖分類號：F129.9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2.03.010

1 在“地理已死”爭論中重新發現地理空間的意義

產業集聚本身并不是新現象。從古到今，從西方到東方，產業集聚區從時間和空間上都有非常普遍的分布，工業的發展史就是產業集聚的歷史，工業發展的地圖就是產業集聚區分布的地圖。自杜能的農業區位論和韋伯的工業區位論研究算起，國際學界對產業集聚方面的觀察和研究已經有了百余年的歷史。

在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時代,資本、土地、勞動力等有形資源是經濟的決定變量，節約運輸成本是地理鄰近的主要因素。傳統的地理學和空間經濟學也一直基于成本節約的視角來研究地理鄰近和因此而成的空間集聚現象。這些傳統研究視角認為，經濟主體在追求經濟利益的時候,會從與同行、顧客、競爭對手的鄰近所產生的正外部性中受益，這些正外部性主要包括運輸費用的節約、共享勞動力市場和基礎設施等[1]。

20世紀80年代以來，席卷全球范圍的經濟自由化風潮，加之現代交通、通訊技術、生產技術革新浪潮的推動, 生產要素得以更加容易地跨越國界在全球范圍不停地流動。以前基于空間的主要問題(典型的如運輸費用) 正在被現代信息、通訊技術逐步消解,資本、土地、勞動力等傳統空間要素對經濟活動空間布局的影響正在消失或減弱,于是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地理已死”、“距離不再重要”的觀點[2-5]。

經濟地理學者大致從兩個方向開展研究，以此來回應“地理已死”、“距離不再重要”的質疑。一是考察各種地域空間尺度和組織尺度(如區域、國家、跨國公司、超國家結盟單位、NGO等)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力，探究全球與當地兩股力量的交錯；二是尋找自然資源稟賦之外, 是否還有能夠固著于空間, 難以移動、復制或取代的事物,并探尋這些事物如何受到各種地理空間的形塑, 藉此證明地理空間依然有作用, 是理解經濟全球化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在第二個方向的研究路徑中，經濟地理學家開始將目光轉向那些在福特式制造業大發展時期處于，而依靠新興的所謂后福特式工業取得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地區。這些研究發現，在全球經濟變革中，雖然一些曾經繁榮的區域如曇花一現般稍縱即逝，但也有一些區域一直引領著產業的技術未來，在市場需求多變的環境中始終保持著穩定的經濟表現，成為其它地區模仿的對象，這些產業集聚區除了呈現高度的空間集聚之外，更具有密集的地方企業網絡、基于創新的持續經濟增長等鮮明特征[6,7]。這些“新產業區”、“新產業空間”等集聚區域的研究，突破了主要從成本節約（特別是運輸費用節約）來理解地理鄰近的傳統研究視角，將研究焦點轉向了空間集聚與創新關系的理論探尋，從空間與創新依存關系的存在，來駁斥“地理已死”、“距離不再重要”的觀點。

2 由傳統區域發展理論到基于創新的區域發展理論

上述研究回顧表明，地理學在回答“地理已死”的質疑中，通過對創新區域和高新技術集聚區的研究中，發現了地理空間對創新的重要意義。地理學對地理空間對創新重要意義的研究，也引發了區域發展理論的變革。

區域經濟發展是很多國家公共政策的核心問題之一。傳統的區域發展理論主要基于產業的物質投入-產出聯系出發，來構建區域發展理論，典型代表理論包括Perroux[8]的增長極理論、Myrdal[9]和Hirschman[10]的累積循環理論以及Isard[11]的區域科學理論。增長極理論是在區域內發展推動型產業，通過乘數效應而帶動其它產業，從而促使周圍其它區域經濟增長的學說。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所提出的循環因果原理詳細地描述了新工業的增加所帶來的連鎖效應：帶來地方就業機會和總人口的增加，吸引其它資金來開發服務業和地方產品；使熟練工人增加，為新工業產生創造條件；帶來與其相關的一系列工業，使外部經濟得到發展；使地方服務業得到發展，通過這些環節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又形成一個新的循環，從而完成一個大循環。

篇(4)

國家的人口增長重心

雖然發達國家就整體而言城市化進程已近尾聲，但人口向城市群的集聚仍在進行。以紐約為中心的“波士華”城市群面積約13.8萬平方千米，人口約4 500萬，占美國人口的1/6。以東京為中心的日本東海道城市群面積約10萬平方千米，占全國總面積的20%，人口近7 000萬， 占全國總人口的61%。這表明城市群具有較國內一般地區更為活躍的發展動力。

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城市群通常集聚了一國最重要的城市，因而具有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多功能。如“波士華”城市群是美國經濟的核心地帶，制造業產值占全國的30%，是國內最大的生產基地。但它在金融、貿易、運輸和科技等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是世界經濟的樞紐。它也是知識、技術、信息密集地區，擁有多所美國著名的大學，大學生數占全國的1/5。日本東海道城市群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樞，集中了全國工業企業和工業就業人數的2/3，工業產值的3/4和國民收入的2/3。全日本80%以上的金融、教育、出版、信息和研究開發機構分布在這個大都市帶內。日本戰后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東海道城市群的作用功不可沒。

分工協作共同參與國際勞動分工

城市群在發展演變過程中，區內城市逐漸形成各自的特色，構成一個既有分工、又有密切聯系的有機整體。如在“波士華”城市群中，紐約是核心，其經濟功能突出表現在世界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管理中心等方面。費城重化工業發達，也是美國主要港口之一，主要承擔近海航運。波士頓是有名的文化城，市區人口不到60萬，卻擁有16所大學，波士頓大都市區有大學60所，注冊學生總數達25萬人，全球聞名的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在城西郊。華盛頓是國家的首都。巴爾的摩是美國東海岸重要的海港和工商業中心。通過優勢互補，使城市群綜合實力不斷加強，成為世界經濟的重心。

核心城市地位日趨重要

篇(5)

互聯網蓬勃發展的早期，很多人在談論的是“距離的死亡”[1]，全球數字網絡的浮現似乎正在終結地理的限制。電子通信網絡作為后福特制生產體系的支撐部分，造就大規模的全球“時空壓縮”[2]，從而重新組織了社會關系結構和日常生活節奏。在這種環境中，“數字化生存”似乎成為互聯網時代的主要特征[3]。在先進的“電子別墅”里，我們可以通過電子通信手段從事各種社會和經濟活動，其結果將導致人口和生產在空間上的快速擴散[4]。事實上，在預測技術變革對社會和政治的影響時，一直以來都存在著這樣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觀點。

但是，這種對社會經濟變革的認識正在遭到愈來愈多的學者反對，他們認為使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術僅僅是對“面對面交流”的補充，而不是替代[5]。事實上，電子通信網絡的浮現促成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社會活動，其中最多的就是面對面的交往。這表明信息技術對于人類的交流并不是一種導向力量，而僅僅是一種推動。盡管在跨地域進行電子交易的過程中，距離可能是死亡的，但地理因素仍然決定著那些全球性企業所賴以生存的電子通信設施的質量狀況[6]。由于經濟和社會發展在空間上是不均衡的，這造就了基礎設施分布在空間上的差異性。反之，知識經濟的活動也不可避免地集聚在一些主要城市之中，因為那里提供了良好的生產基礎。因此，地理對網絡來說仍然重要，它并沒有被互聯網終結，相反，兩者的結合似乎更加緊密了。實際情況也是如此，互聯網有其自身的地理學[7]。

2　新的空間，新的地理學

地理學是一門關于場所(place)的學問，但經過抽象后，場所就被概念化成空間(space)、空間關系以及空間中的行為和過程[8]。互聯網的發展導致一種新的空間浮現出來，大多數學者把它稱之為“網絡信息空間(cyberspace)”(或簡稱為網絡空間)。jiang與ormeling則將其定義為“一種由計算機生成的景觀，即全球計算機網絡的虛擬空間，通過網絡連接世界上所有的人、計算機和各種信息資源”[9]。可見，都是用它來界定與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相關的各種空間和概念。

網絡空間僅僅是batty所謂的“虛擬地理(virtual geography)”的四種空間之一，特指計算機空間經由計算機通信網絡而形成的新的抽象空間[8]。另外三種空間分別是：場所/空間(place/space)，即地理學的初始領域，場所利用傳統方法概念化后形成空間；計算機空間(cspace)，計算機及其網絡中的空間提取成為計算機空間(computerspace)；以及網絡場所(cyberplace)，網絡空間的基礎設施對于傳統場所基礎設施的影響。其中，最后一種網絡場所是最早包含于經濟地理學研究之中的，因為所有組成網絡的聯接都根植于人造的物理設施結構之中，包括無線網絡也是構建在天線和電話轉接器的聯接之上。

網絡空間的浮現促成了一門新的關于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地理學誕生[10]。隨著這種新空間的產生和繁榮，一系列有關的經濟地理學研究也不斷涌現，主要的專著有graham與marvin的《電子通信與城市》[11] 和《碎裂的城市化》[12]，castells的《網絡社會的崛起》[13]，《互聯網星系》[7] 和zook的《互聯網產業的地理學》[14]，以及各種匯編文集[15-18] 和雜志專刊（注：如geographical review, 1997, 87( 2) ; urban geography, 1999, 20( 4) ; 2004, 25( 4) ;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1, 44( 10)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01, 28( 1)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 32( 4) ;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2, 93( 5)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3, 35( 7) 。）。

graham總結了地理學家在研究信息技術包括互聯網地理學時的三種主導觀點[19]。首先是“替代和超越(substitution and transcendence)”的觀點，認為人類的屬性和人類生活空間和場所的動力機制可以被新技術的使用所代替。如本文開頭所說，這種“技術決定論”已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特別是地理學家的反對；第二種是“共同演化(co-evolution)”觀點，認為電子空間和領土空間是被共同生產出來的，并成為正在重構中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一部分；最后一種是“重新組合(recombination)”觀點，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的最新進展，認為考察技術、時間、空間和社會生活之間的相互關系是非常必要的。這種觀點揭示了新技術是如何卷入復雜、隨機、微妙的人類行動者和技術設施的綜合體，并且形成社會技術混合的行動者網絡。如此，社會和空間生活變得很微妙，并且不斷地被整合進復雜的新時空混合體之中，充滿了隨機和不確定性。

3　互聯網的經濟地理學

事實上，互聯網是一種復雜的多層組織，造成與其相關的社會和經濟活動也錯綜復雜。因此在研究過程中，往往需要對其進行必要的分解。以下本文將從技術基礎設施、數碼空間區隔、內容產業和電子商務等四個方面概述互聯網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動態。

3. 1　技術網絡的空間分析

技術地理學是有關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包括在各個地理區位上的光纜、路由器、轉換器和計算中心等，它們的存在使得互聯網上的信息交流可以遍布全球。地理學者對網絡基礎設施的關注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互聯網的網絡結構，它決定了城市和區域之間的交互關系[20]；二是城市之間的互聯網聯接帶寬，它已成為信息時代重要的競爭性區位要素[21]。

近幾年，許多文獻從全球和國家的空間層次探討了互聯網的技術地理格局。如malecki利用全球主要城市所擁有的主干網帶寬與網絡數量，從中發現全球范圍的網絡技術資源分布傾向于世界城市[22]。townsend則發現這種新的通信技術推動的城市之間的國際連接，與以前形成的體系有很大的區別，即一些新的“網絡化城市(networked city)”正在崛起之中[23]。

更多的研究關注于國家層面上的互聯網城市體系。美國作為互聯網的發源地，是全球互聯網天體的中心[24]，也是互聯網地理學研究的熱點。wheeler與o' kelly最早采用拓撲學方法分析美國商業互聯網的骨干網絡，進而評價了城市節點在網絡中的連接性和通達性[20]。townsend從節點城市的角度描述了美國互聯網骨干網絡空間拓展的歷史進程[25]。moss與townsend也從骨干網容量和聯接性兩個方面考察了美國主要城市在互聯網中的等級層次[26]。進一步，o' kelly與grubesic又分析了美國城市的網絡通達性在1997年到2000年間的顯著變化[27]。這些研究都表明城市的地理區位在決定互聯網通達性的等級體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相對而言，發展

3. 2　數字空間區隔

技術基礎建設、財富和教育在地球上不均衡分布，會導致網絡使用在空間上的差異，這正是“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的主要表現方面之一[32]。盡管互聯網的擴散很快，但是從全球范圍來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長期存在的信息不平等仍然存在于國際互聯網的使用地理格局之中[33]。信息化水平的差異反映了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信息富國與信息窮國的“數字鴻溝”正是它們之間“經濟鴻溝”的結果，即使在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內部也是如此[34]。warf則認為互聯網接入的限制問題不僅是經濟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因為知識的電子分發方式可能會挑戰已有的權力關系[32]。

進一步，在國家內部使用互聯網的地理分布差異也是很明顯的，不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市化地區都是首要的，而鄉村地區在接受新媒體上都是落后的[11，21，35]。因此，城市化率往往是決定一個地區互聯網使用狀況的主要因素之一[35-36]。同時，在主要的城市區域中，那些重要的區位都傾向于大規模采用高速的互聯網接入。許多世界城市的狀況是數字精英階層與大量不聯網的信息貧困區相互共存，如在洛杉磯的一項初步調查就表明互聯網技術在西班牙語和移民社區內的擴散較為緩慢[33]。

互聯網曾經被預言是自由的，富有活力的，縮小空間差異的工具。事實上，網絡“擁有者(haves)”與“未擁有者(have-nots)”之間的差異增加了不平等的來源和社會排斥之間的基本分裂，其復雜的互動進程擴大了信息社會所承諾的狀況與真實世界之間的鴻溝[7]。

3. 3　內容產業的經濟地理學

信息是信息時代的重要產品，互聯網則是這些信息交流和生產的重要工具。因此，研究互聯網內容提供者的地理學非常必要。但目前還比較缺乏測量互聯網內容生產狀況的方法和手段，尤其在比較不同的地理區域。國外一些學者在1990年代后期開始采用域名來研究互聯網的擴散，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此外，互聯網域名指標也是分析新經濟，比較區域和城市競爭力的常用方法[37]。

全球層次的統計數據提供了各國在互聯網內容生產上存在巨大差異的證據[24]。zook通過圖示互聯網域名的全球分布格局，表明互聯網內容的生產依賴于全球信息網絡中的少數城市[38]。全世界前100位的城市僅居住了世界人口的6.7％，卻擁有超過一半的世界互聯網域名。同樣，在一個國家內部也存在域名分布極不均衡的狀況。對于國家層次的實證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歐美發達國家。如gorman，moss與townsend和zook等的一系列研究，分析了美國互聯網域名注冊地址的空間分布狀況[14，26，39，40，41]。在歐洲，則有dodge與shiode對英國ip地址密度的空間分析[42]，以及sternberg與krymalowski對德國互聯網域名的城市分布研究等[37]。如此，一些互聯網產業集群已經在全球范圍浮現。根據zook的研究，互聯網內容生產領域中的領導地位很大程度上源自這個地區或城市的相關產業專業化程度[41]。同時，風險投資的區域分布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新的互聯網企業的地理區位[14，40]。

最近，關于互聯網的經濟地理學研究也逐漸深入到一些具體的內容產業。如leyshon檢驗了新的信息和通信技術(計算機文件格式與互聯網發行體系)對音樂產業的地理和組織影響[43]。wilson探討了互聯網賭博網站的區位和營運狀況，分析這些活動的法律和經濟地理格局[44]。zook則將互聯網成人產業作為案例，來研究電子商務的地理特征。這些產業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視角去理解虛擬空間和真實空間的相互關系[45]。

3. 4　電子商務的空間戰略

技術與經濟融合的趨勢產生了電子商務，它的繁榮始于1990年代中期。目前，關于電子商務的學術研究在地理學之外已被廣泛關注，而地理學家直到最近幾年才開始對這種新的商業形式的空間問題感興趣[16，46]，且主要集中于b2c(business to consumer)商業領域。事實上，各種電子商務活動與地理學都有緊密關系。只要零售的是真實的而不是虛幻的商品，距離和地理就會在其中起作用[47]。

在全球零售資本的經濟地理格局中，wrigley認識到電子商務的崛起是一支潛在的動搖力量，而且電子商務的核心是“配送(fulfilment)”問題[48]。murphy也研究了網上百貨零售業的配送問題，認為關鍵點是要解決電子零售商業對消費者的時間和區位的管理問題[49]。另一個有關電子商務的空間問題是傳統商店和無店鋪零售之間的關系。根據currah的研究，傳統零售業越來越多采用的是多渠道戰略，也就是在已有的實體零售網絡之外，同時運營在線的網絡商店[50]。這暗示著物理空間還是需要的，但是實體商店的性質和類型已經發生了變化。

當然，不同國家和地區對電子商務應用的途徑是有差異的，這些差異塑造了商業活動在現實和虛擬世界中的各種發展軌跡。aoyama比較了日本和美國零售商業的發展史，認為一個社會采納技術的方式往往依賴于歷史，b2c交易尤其受到原有零售商業特征和結構的強烈影響[51]。美國零售業采用的戰略是傳統商店開發電子商務銷售商品，而日本便利店采用的戰略是在傳統商店里借助網絡銷售商品。后者通過鄰里街角店接入電子商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網絡接入的不平等，同時也為傳統面對面零售業的改善提供了一個好的途徑[52]。

4　重新審視兩種空間的相互關系

經濟地理學對互聯網的研究集中于技術、產業和地方之間的相互關系。無論如何，我們在全面理解網絡空間之時，不能忽視空間的作用。事實上，有關網絡空間和其它虛擬空間的許多地理學問題才剛剛開始被關注。當地理學家在審視網絡空間和地理空間之間的關系時，與一般的看法不同，他們認為是由地理空間提供了界定原則，從而塑造了網絡空間的結構。盡管信息技術可以消除地理空間距離，實現即時的信息交流，但是這些所謂“無拘束(footloose)”的網絡空間活動仍然依賴于地理空間的約束。總之，地理空間和虛擬空間內部以及它們相互之間都存在著辨證關系，也就是說兩者是不能完全替代的。

網絡研究給我們帶來了思考信息時代的地理關系的新方法。但是如果把太多注意力局限于網絡本身，而忽視對網絡形態、結構和關系形成因素的分析，這是相當危險的[53]。其結果會導致越來越多的人把地理場所簡單地理解為全球網絡的節點或中心。事實上，網絡空間本身也具有內在差異性，它們的形狀和結構往往成形于地理空間過程。因此，虛擬空間是由地理空間塑造的。當然，虛擬空間能夠挑戰地理空間的邏輯。網絡空間在全球傳送實時信息和數字化商品之時，很明顯已經產生了新的區位形式，因為信息商品可以用很低的組織和邊際成本銷售于全球市場[5，43]。

總之，互聯網的物理基礎設施具有歷史依賴性和地理差異性，兩種力量塑造著虛擬空間和地理空間之間的交互態勢。網絡空間存在明顯的柔性，支撐網絡空間的基礎設施建設則需要大量的固定沉沒資本投入，兩者之間存在著鮮明的對比。于是信息基礎設施的投資明顯偏向于大都市區和技術稟賦國家，最終導致了目前網絡空間活動的經濟地理格局。如此，網絡和地理空間、真實和虛擬場所日益相互融合和依賴。正如aoyama與sheppard所說，“這更像是經線和緯線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然而，我們對于它們是如何編織出來的，它們的顏色、紋理和式樣還知道的很少，因此需要更多的地理學家更深入的研究這一快速變動中的通信技術”[53]。

5　研究展望

首先是網絡空間的通達性研究。通達性的傳統定義是著眼于地理鄰近性之上的，而虛擬世界往往忽視物理空間，虛擬交互的“成本”與地理區位的關系似乎并不明顯。因此，研究虛擬空間的通達性就需要從信息通達性的角度來考慮，其關鍵是如何測量互聯網中的空間距離。或許我們要用不同類型的距離(如效用距離、隱喻距離和積分距離等)來替代傳統的物理距離。在此基礎上，我們才可以來進一步分析影響信息通達性的主要因素。

其次是網絡空間集聚的動力機制分析。互聯網經濟活動在空間上表現出明顯的集聚現象，其背后的推動力是什么？數字化產業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是否具有完全不同的空間作用過程，還是如同其它傳統的產業集群一樣，具有地方根植性。這些議題都有待深入探究。

篇(6)

史念海先生主編的《西安歷史地圖集》（以下簡稱圖集）是繼前兩部圖集之后的又一部集大成之作。該圖集以規模宏大、內容浩瀚、編制周詳、設計精密、圖文并茂、裝幀精美而廣受贊譽。其自1994年12月啟動編纂，至1996年8月交付出版，為時僅一年零九個月。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整理與編繪出如此高品質的城市歷史地圖集，可謂真積力久，厚積而薄發。圖集自問世以來，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關于圖集的各種評論，一時頻頻發表，給予圖集至高的榮耀與地位，諸如鄒逸麟、陳橋驛、王守春、鈕仲勛、司徒尚紀、張英華等都從不同的視角對圖集進行了評說。

圖集的成功之處，無疑是編制者深厚的專業積淀與積極的學術創新的結合。但客觀且系統地評價一部歷史地圖集，須對圖集的編繪者、資料來源、內容選取、編制體例、編繪方法、優缺點及在地圖學上的影響與地位等要素進行全面的考量與梳理，一則讓我們知悉圖集編繪的“前世”與“今生”，以致感受一部杰出的歷史圖集所具有的獨特魅力，二則讓我們明晰圖集編纂的客觀性、科學性、創新性，以便凸顯圖集在歷史地理研究、城市歷史地理研究上的學術價值。

作為圖集的主編者史念海先生，在歷史地理學，以及地圖學、古都學、區域歷史地理方面所取得的卓然成就是圖集獲得成功的關鍵因素。史念海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我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創始人之一。史先生一生致力于歷史地理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歷史地理學理論體系、學科架構、研究方法諸方面，都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并且在圖集問世之前，已有許多堪稱為經典性的研究成果。諸如《河山集》1—5集（1963—1991年）、《中國疆域沿革史》（與顧頡剛先生合著，商務印書館，1938年）、《黃土高原森林與草原的變遷》（與曹爾琴、朱士光合著，陜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國的運河》（陜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國歷史地理綱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

在地圖學研究方面，史先生對歷史地圖學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疆域沿革史》一書中，已附有歷代疆域圖27幅，與文字珠聯璧合，交相輝映。而后先生對地圖學的研究進入了一個高峰時期，在《河山集》、《中國的運河》等論著及相關論文中，約有500多幅歷史地圖，內容涉及歷史自然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政治地理、歷史軍事地理、歷史人口地理、歷史城市地理和歷史文化地理諸多方面。先生一貫強調，研治歷史地理，尤其區域地理，地圖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研究者形象展示學術成果的重要載體之一，以致把在地圖上展現自己的研究成果，當做檢驗它的一項基本標準。

同時先生認為，實地考察對于地圖編繪具有重要意義。先生以身作則，跋山涉水，足跡遍布黃土高原，大河上下。僅西安地區而言，秦嶺山上，渭水之畔，西安城南山麓、原隰、村落，皆有先生考察的身影。正是在這種地圖學研究與編繪思想的指引與踐行之下，先生在歷史地圖編繪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繪制的許多地圖在科學性和學術價值上都具有超越前人之處，也為圖集高質量的編繪打下堅實的學術基礎。

圖集內容豐富，編纂歷時短暫，為保證其順利的完成，離不開以史先生為核心的圖集編繪團隊的共同努力和過硬的專業素養做保障。在這項浩繁艱巨而又嚴謹精細的工作之中，有來自西北大學、陜西師范大學等高校的歷史地理工作者，也有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的考古學者，更難得可貴的是，曾在西安主持或參加發掘石器時代和周秦漢唐的遺址的考古學家石興邦、袁仲一、張在明、任式楠、馬得志、安家瑤、劉慶柱、李毓芳諸先生給予了大力支持，或建言獻策，或提供資料，或親筆制圖，他們分工合作，按期完成了圖集編繪的草稿。而又在圖集即將刊行之前，由陳橋驛、鄒逸麟、石興邦、袁仲一、李之勤、周偉洲等著名學者對其所有圖幅進行評審，并提出了修訂意見，使圖集臻于完善。

如果說具備良好專業訓練的編繪者，是圖集編繪獲得成功的基礎條件，那么圖集的編制體例、資料來源、內容選取等方面則成為圖集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成為圖集汲已有歷史圖集之長，補其不足，而超越前有圖集的又一次飛躍。

在圖集問世之前，已有譚編的全國歷史地理總圖《中國歷史地圖集》和侯編的城市歷史地圖《北京歷史地圖集》出版，其具有首創的編制體例為圖集的編繪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和借鑒。譚編之圖，以政治地理見長，并以朝代更迭、建置興廢、政區沿革為編繪的基本綱目，重點著眼于歷代的政治區劃。這種體例的編排風格，在圖集中都有所體現，且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超越。而侯編之圖，以反映北京地區政區沿革和北京城的發展歷史為主，首創了我國城市歷史地理和區域歷史地理地圖集編制。這種以古都為題材，以政區沿革為主軸，突出城市發展變遷的編繪思想，對圖集的編纂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西安作為中國古代城市發展史上著名的都城，有其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而有關都城地理狀況的各種歷史文獻，則成為圖集編纂的基本史料來源，諸如《三輔黃圖》、韋述的《兩京新記》、宋敏求的《長安志》、程大昌的《雍錄》、呂大防的《長安圖》、李好文的《長安志圖》、畢沅的《關中勝跡圖志》、楊守敬的《漢長安城圖》等，大多都在用文字記述西安地理狀況的同時，附有一定數量的圖志，稽圖觀史，圖文結合，更易于閱讀。隨著現代中國考古學的迅速發展，西安地區的重大考古成果，更是層出不窮，豐富的考古資料也成為圖集資料來源的一個重要方面。加之以史先生為代表的歷史地理工作者，善于結合文獻資料，并以實地考察為主，以此獲取第一手的地理信息。諸如圖集中的《唐長安城南勝跡圖》，就是在實地考察和文獻考釋的基礎上繪制而成的。可見，圖集的資料來源是文獻資料、考古資料、實地考察以及今人相關的區域歷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一次高度結合，使圖集的內容更具有繼承性、客觀性和豐富性。

該圖集是一部區域歷史地圖集，也是一部古都歷史地圖集，表現范圍以今西安市轄境為主，重點反映了自遠古時代藍田猿人在此生息繁衍以來，歷經周秦漢唐時代的繁榮昌盛，到明清時期的西北重鎮，該區域內的自然環境演變、政區沿革與城市變遷等。圖集共有各種不同比例尺的地圖89幅，且用不同的顏色把地圖分為16個圖組。在圖集內容選取上，以表現歷史時期西安歷史人文地理的72幅地圖為主體，輔以4幅歷史自然環境地圖、5幅民國時代地圖和8幅西安現代地圖，共同構成了一幅展現西安歷史發展的恢宏畫卷。

圖集設計周詳，內容精湛，但又主次分明，突出重點。圖集在繼承了譚編和侯編兩部圖集以政治地理為綱的基礎之上，重點突出西安在周秦漢唐最輝煌時代的地理信息，展示了城市歷史地理研究所取得的豐碩成果。諸如漢代圖組有11幅，唐代組圖有18幅，使得兩朝圖幅所占圖集的份額較大，集中表現于這一建都時間較長的典型時段，圍繞都城時期的城址、形制和布局演變這條主線，再現盛世，漢唐雄風。同時對各朝的宮闕、陵寢、園林、府宅、民居、寺院、道觀等城市建筑和地理景觀的分布格局也作了充分的展示，用這種形象的地圖語言來反映歷史時期西安城市的基本功能和形態，更能體現西安作為時代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

圖集承前啟后，大膽創新，但又科學嚴謹，特色鮮明。該圖集在補前兩部圖集的不足之處，首創了4幅自然環境地圖，填補了自然地理要素在歷史地圖集中的空白，實現了將關中地區歷史時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觀的有效結合，把自然環境的演變置身于人文的城市環境變遷中去考察，二者互為影響，渾然一體。諸如《西安市新石器時期自然環境圖》展現了西安遠古時代自然環境的原始面貌。《西安市西周時期自然環境圖》、《西安市西漢時期自然環境圖》和《西安市唐時期自然環境圖》三幅地圖分別顯示了西安地區自然環境被人類早期的開發和利用、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以及大規模開發利用自然環境，促使其迅速發生變遷的歷史現象。同時，圖集的另一個顯著特色是大膽地運用大比例尺編繪地圖，即繪制一種大比例尺的小區域地圖。在圖集中運用大比例尺繪制的地圖多達27幅，諸如《姜寨遺址圖》、《半坡遺址圖》、《唐大明宮圖》、《唐九成宮圖》、《唐興慶宮圖》、《唐驪山華清宮圖》等。這種運用大比例尺來反映小區域的地理信息，不論是在學術研究的層面，還是從編繪技術的角度來看，都需具備過硬的專業技術素養。以此可見圖集的學術價值和編繪水平之高。

圖集在編繪方法上所體現的地圖學思想，又成為其獲得成功的一大亮點。中國古代地圖繪制，源遠流長，在幾千年厚重的文化積淀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繪圖風格。無論是政治文化意象中的輿圖，還是介于度量與文字之間的地圖，大都是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的作品，他們所理解的輿圖世界，是一個包括科技史、藝術、文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宗教等方面知識在內的統一體。一幅中國傳統的輿圖，或者是對地理事物度量的真實描述，或者是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或者是表示編繪者個人感情狀態的形式，甚至是宗教隱喻中提供與神靈接觸的平臺。正是在這種士大夫文化傳統的影響之下，中國的地圖編繪一直在堅守著自己固有的傳統和特色，即使是在19世紀西方繪圖技術的沖擊之下，也能保持計里畫方和經緯線網格的混合使用，而該圖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傳統的地圖繪制思想。

圖集繼承了圖文并茂的傳統，在89幅地圖中，都配有簡要的文字說明，并且在圖幅中也附有珍貴的圖片89張，諸如《周原鳳雛甲組建筑基址》、《史墻盤及銘文》、《曲尺形金缸》、《杜虎符》等，這三者互相配合，提高了圖集的可讀性和觀賞性。圖集承襲了我國地圖學史上以不同顏色分注古今地名的編繪方法，即采用了唐賈耽在編繪《海內華夷圖》開創的“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的原則，也就是時人通常所說的“古墨今朱”之法，使圖集中的古今地名標注更加明晰，更能體現出古今地名的歷史演變過程。圖集發揚了不計量的繪圖傳統，在圖集中也出現了沒有比例尺的地圖，諸如兩幅《明西安府城圖》和兩幅《清西安府城圖》采取不計量的方法繪制，在現代的測繪技術條件下，完全可以用計量的方法進行準確的經緯度來定位，但圖集卻采用了中國古代傳統地圖中不計量的編繪方法來呈現地理景觀和傳遞地理信息。

篇(7)

一、注重知識結構、實現歷史知識的縱向遷移

人類歷史發展為世界歷史，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人類歷史由低級社會形態向高級社會形態的更迭發展，盡管形式各異,先后不一，這個縱向發展的總的過程，卻仍然具有普遍性、規律性。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善于利用歷史學科的知識結構，發現和利用人類社會不同發展階段中聯系密切的歷史史實及隱藏在其中的規律，引導學生從已有的知識結構中尋找新舊知識之間的內在聯系，利用舊知學習新知，將原有分析解決問題的經驗應用到本質特征相同的問題中，以揭示歷史事件的過程及因果關系，從而探索歷史發展趨勢，達到教學目標，提高教學效率。

二、運用類比聯系、實現歷史知識的橫向遷移

歷史知識的時空性很強，教學中要善于打破時空界限，打破教材原有體系，將某一歷史現象與同一時間其他地區出現的類似或相反的現象進行類比分析；或者是將某一歷史現象與同一時期的其他相關歷史現象進行有機的聯系和綜合，經過聯系、比較后，相類似的歷史現象的發生、發展的基本規律也就一目了然，實現了歷史知識的橫向遷移。

三、注重學科滲透、實現歷史知識的拓展遷移

歷史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它涉及到古今中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等等，歷來有政史不分、文史不分、史地不分之說。在教學實踐中，講歷史事件的地點時，應多與地理學科滲透；講到歷史事件或對人物評價時，應多與政治學科滲透；分析歷史事件或事物的原因時，應注重政治、歷史、地理的綜合滲透。這些學科不僅使歷史學科多了幾種記憶知識的途徑，更重要的是這些學科的知識積累和思維、表達訓練十分有利于理解歷史學科的知識內容，以實現歷史知識的拓展遷移。唐代史學家杜佑在《通典》中所說：“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區域、征因革，知要害。”透徹地說明了歷史學科與地理學科聯系的切入點，即了解史實的地理位置、分析地理環境與歷史發展的相互影響。其實這也就是歷史知識結構中對地理知識的遷移運用。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也是一部政治經濟的發展史。在對歷史人物、事件進行評價就要辯證統一的觀點，才能了解全面。例如對秦始皇的評價，一方面要知曉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暴君，但他也是一位居功至偉的千古一帝。因為他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國家，并統一了文字、貨幣、度量衡，為中國社會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又如講到“隋朝大運河”時，出示材料：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讓學生對此進行討論，有的認為隋運河的修筑導致隋朝的滅亡；有的認為隋運河促進了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直到今天，都是我國重要的南北水運交通要道，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積極的、重要的。這樣歷史與其他學科的滲透與遷移，讓學生加強了對歷史知識的理解與運用

四、聯系社會熱點、實現歷史知識的引申遷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