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市域社會治理水平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環境污染問題日趨嚴重。目前，從我國環境治理投資的總體情況看存在明顯的不足，一方面環境保護投資的總量還無法滿足經濟發展對環境保護所提出的客觀要求，另一方面環境保護投資的運行效率持續低下。在現代化高速發展的今天，經濟社會各個方面對資金的需求量都非常大，環境治理投資資金受到制約是無法避免的，如何在有限的資金約束下提高環境治理投資的效率，更好地實現污染治理，是目前擺在各級政府面前的重要問題，而這需要科學地測度各省市環境治理投資效率。

二、文獻綜述

眾多國內外學者對環境治理投資效率評價問題進行了研究。在國外，研究環境污染治理投資規模與環境污染治理投資效率主要使用均勻污染法和投入產出數學歸納法[ 1 ]。均勻污染法在確定環境保護投資最優規模時的重點和基礎是找到環境保護投資的邊際治理成本和環境污染的邊際損害成本，但在實際工作中難以找到這兩種成本相等，限制了均衡污染法在現實中的應用。投入產出數學歸納法是對經濟―環境在結構上的相互關系、活動狀態進行明確分析，結合社會有限選擇和擴大了的消耗可能性，確定綜合平衡調整中環境保護投資的最優規模。艾里斯―尼斯模型建立在質量守恒定理應用基礎上，其將經濟系統物資應用引起的環境問題劃分為一個重要類別方面作出了首創性研究[ 2 ]。維克托對艾里斯―尼斯的理論研究作了許多改進，為了計算不同類型的環境規劃，建立了加拿大經濟的經驗模型。在國內，研究重點集中在從經濟學的角度對環境治理投資進行定性分析并主要使用DEA模型對環境治理投資效率進行定量分析。如馮健運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從供給角度剖析了由于市場失靈和政府缺陷的存在，而導致農村環境污染及治理不足的成因[ 3 ]。楊艷從經濟學角度分析農村環境治理不足并提出對策建議[ 4 ]。環境治理投資效率的定量分析研究中，從研究對象上主要分為兩類：產業污染治理效率評價和區域污染治理效率評價，多使用CCR、BCC以及超效率等DEA模型進行運行效率、相對效率、靜態與動態效率和影響因素分析。如袁華萍通過構建DEA-CCR模型對中國2005―2010年各地區工業污染治理投資效率進行DEA視窗分析[ 5 ]。蘭明慧使用環保投資優先增長模型及DEA―CCR模型，分別對福建省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運行效率及福建省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相對效率進行實證分析[ 6 ]。陳雯采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數模型來研究華東地區各省市工業環境治理投資的靜態和動態效率[ 7 ]。戴紅昆利用DEA-C2R模型、BC2模型以及C2R超效率模型對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效率進行了靜態與動態相結合的評價[ 8 ]。王兵、羅佑軍運用基于RAM的網絡DEA模型對2001―2010年環境約束下中國區域工業生產效率、環境治理效率和綜合效率進行了測算和分解，并對影響生產效率、環境治理效率和綜合效率的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 9 ]。王俊霞、王榮采用DEA-TOBIL兩階段模型法，對西部地區的環境投資效率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 10 ]。劉冰熙等借助修正后的三階段Bootstrapped DEA方法，對我國29個省份2007―2013年地方政府環境治理效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去除外生變量和隨機變量的影響后，我國各地市環境治理效率普遍呈現波浪形發展規律，但出現日趨惡化的趨勢[ 11 ]。

綜上所述，雖然國內學者采用多種DEA模型來分析環境治理投資效率，但研究思路大都將所有省（市）基于統一的前沿面進行效率測度，并沒有考慮區域發展基礎、區位特點等個性因素，即忽略了區域之間的異質性。鑒于此，本文在借鑒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構建區域環境治理投資效率評價指標體系，考慮區域異質性特點，構建基于共同前沿的區域環境治理投資效率評價模型，并對2012―2014年間我國31個省（市）環境治理投資效率進行實證研究。

三、研究設計

（一）共同前沿模型

在傳統的區域環境治理投資效率DEA測度中，并未考慮各區域的地域限制、資源稟賦、政策導向等因素，認為不同區域是同質的，從而將各區域作為相同的決策單元，應用統一前沿面進行效率測算。但是，眾所周知，各省（市）地理區位、資源稟賦、政策傾斜程度等均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導致各省（市）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嚴重依賴其地理位置、資源稟賦等先天要素，從而導致效率測度結果不真實。

由此，借鑒Battes，O'Donnell對共同前沿模型的界定，將N個待評價區域劃分為K（K≥1）個不同類型的組，X=（x1，x2，…，xm）為投入要素，Y=（y1，y2，…，ys）為產出要素，則第K個組的投入產出關系可以表示為Pk（x）={y：（x，y）∈Tk}。Tk為第K組決策單元構成的生產可能集，而Pk（x）形成的前沿面可以稱之為區域前沿面，所有Pk（x）共同構成的前沿面稱為共同前沿面。

令Xij表示第j個省（市）環境治理的第i種資源投入（i=1，2，…，m；j=1，2，…，n），Yrj表示第j個省市環境治理的第r種產出（r=1，2，…，s），則在假定規模效率不變的前提下，決策單元DMU0在共同前沿面下的效率可由下式計算獲得：

（二）指標體系構建

借鑒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以城鎮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和當前完成環保驗收項目投資作為投入指標，以工業廢水處理量、城市污水處理量和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量作為產出指標，構建我國環境治理投資效率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四、實證研究

（一）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國31個省（市）為研究樣本，所取數據主要從《中國統計年鑒（2012―2014）》、《中國環境統計年鑒（2012―2014）》等整理獲得。

（二）實證結果與分析

將31個省（市）根據經濟帶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群組，并分別在區域前沿面下和共同前沿面下測算各省（市）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值，測度結果統計描述如表2、表3所示。

根據對表2的分析可得，2012―2014年我國整體環境治理投資效率水平偏低，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均值為0.70，年度效率值變化趨于穩定，極差僅為0.04。從三大地帶來看，東部地區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水平接近于全國平均水平，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值除2012年低于全國均值外，其余年份都高于全國均值，且呈逐年上升趨勢，由0.68上升至0.74。在東部11個省（市）中，北京、河北、廣東三個省（市）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值始終為1，一直處于有效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效率值大部分在0.5到0.9之間，只有山東、天津兩個省（市）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值一直低于0.5。中部地區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值雖然在2013年出現了下降，但是都高于全國均值，環境治理投資效率水平是三大地帶中最優的。其中，湖南省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值始終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7個省（市）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均值都大于0.7。由此可見，中部地區各省（市）環境治理投資效率普遍較高，且省（市）之間差異較小。與東、中部地區省（市）相比，西部地區各省（市）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均值較低，且一直低于全國均值，僅為0.61。其中，青海省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值始終為1，廣西、云南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均值始終大于0.9，其他省（市）的效率值低于0.5，占西部總數的40%。由此可見，提升西部地區省（市）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對于全國環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具有直觀作用。

據對表3的分析可得，東部地區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均值為0.80，環境治理投資效率水平較高，且年度效率值變化趨勢平穩，但各省（市）之間差距較大。北京、河北、遼寧、廣東四個省（市）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水平最高，效率值始終為1，上海和福建的效率值也達到0.9以上，除天津外，其余省（市）的效率值都在0.5以上。中部地區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均值達到0.96，最小值也有0.91。其中山西、吉林等5省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值始終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均值也都大于0.8。可見，中部地區各省（市）的環境效率水平普遍很高且各省（市）之間差距不大。西部地區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均值為0.76。其中，廣西、重慶、四川、云南、青海5個省（市）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值始終為1，貴州、陜西、寧夏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均值較高，其余省（市）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均值都在0.5以下。可見西部地區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水平較高，但各省（市）之間差距很大。

綜上，在共同前沿面和區域前沿面下，我國各省（市）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差異顯著。總體來看，我國絕大多數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區域前沿面下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表現差異明顯，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絕大多數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區域前沿面下表現差異巨大。以河南省為例，在共同前沿面下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均值只有0.77，效率水平較高，但在區域前沿面下河南省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值均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而東部地區個別省（市）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在兩個前沿面下的表現差異也很巨大，例如遼寧省、福建省、山東省。這說明我國三大地帶的環境治理投資效率水平都不高，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有：我國用于環境治理的投資雖然逐年增多但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國污染源治理和建設項目環保支出方面存在明顯過度投資現象，合理有效配置環保支出的能力不足；我國政府與其他各方面的配合力度不夠；我國環境保護與治理專項資金效率評價監管長效機制的構建不完善等。

篇(2)

[關鍵詞]環境保護；京津冀；長三角地區

為了規范上市公司對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證監會和環保部污染治理條例中明確規定，要加大上市公司環境的披露力度，完善大規模產業上市公司的環保投資報告體系。

一、文獻綜述

唐國平認為企業環保投資作為一種特殊的投資方式，它追求的是內含了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綜合效益，而且這種投資行為的結果往往是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大于經濟效益。根據國家環保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的規定，環保投資是以環境污染治理、生態環境恢復、提高我國生態環境、環保科技研發創新為投資項目，直接或間接投入資金。本文認為從宏觀層面看環保投資的目的是為了恢復生態環境、實現生態環境資源的有效利用和保護。

（一）股權結構特征

股權結構是指股份公司總股本中，不同的股權結構決定了不同的公司組織結構。一般來講，股權結構含義是指股權集中或分散程度。因為現代公司一般會有委托關系，影響到公司的治理效率與行為，能夠在公司企業治理中發揮多少作用。因此，股權Y構特點是影響上市公司環保投資的一個關鍵因素。

（二）償債能力

公司償債能力對其環保投資產生重要的影響。一般來說環保投資所需資金規模較大，如果在約定時間內不能收回資金，會對公司的資金鏈產生一定的不良影響，增加公司當期的成本費用。作為公司債務情況的重要衡量指標，更有利于了解企業的環境狀況。綜合來看，資產負債率越高，公司環境保護投資越高。

（三）發展能力

公司發展能力是對公司成長性的概括，發展能力體現在公司的生產經營水平上，很多發展能力較強的企業將承擔社會責任作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這也是這些公司進入環保投資領域的內在動因，希望能夠通過環保投資來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從而在全社會中形成良好的公司形象，是對其發展能力的內化指標。

（四）公司規模

不同規模公司承擔相同的環保治理投資規模，對公司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環保投資所需資金量較大，對規模較大的公司而言，環保投資支出所占份額較少，所要面臨的資金壓力也較小，因而從目前來看很多環保投資公司均具有一定的規模。同時，這部分公司也希望能夠通過環保投資來履行社會責任。

（五）政府

企業雖然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為了追求經濟利益他們仍然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政府干預成為解決環境問題，給企業施加了很大壓力，然而如今已經逐漸轉化為直接管控與間接管控互相融合，鼓勵企業提升環保投資水平。如果上市企業能夠做到節能減排，政府也會給予一定的獎勵。在稅收方面，政府也會給予一定的優惠，這一系列措施都能夠鼓勵上市企業不斷改善生產工藝，處理好各種污染源。

二、京津冀與長三角地區上市公司環保投資規模對比

（一）京津冀與長三角地區上市公司環保投資規模現狀

對我國A股有674家上市公司的環保投資數據進行匯總分析，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報告較上年同期增長5.2%，通過年度財政報表形式擬定的報告有68個。本文選取其中京津冀地區選取中鋼國際、八一鋼鐵、三鋼閩光、西寧特鋼、河北鋼鐵、首鋼股份、凌鋼股份等35家上市公司，長三角地區選擇武鋼股份、華菱鋼鐵、方大特鋼、新興鑄管、華菱鋼鐵、四方達、大冶特鋼等35家上司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對以上上市公司近三年環保投資進行橫向對比，通過分析比較表的各項數據可看出京津冀與長三角的投資規模，環境保護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區域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

環保投資=區域具有代表性的鋼鐵類上市公司環保投資之和

環保投資占GDP的比重=環保投資/當地GDP總量×100%

環保投資占地方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環保投資/地方固定資產投資×100%

從表1的數據可以看出，環保投資是改善環境質量的有效手段。由于京津冀地區的產業結構以重工業生產為主，而環保事業起步時間相對較晚，環境污染問題欠賬較多，環保投資總額不能有效緩解當地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所帶來的環保污染壓力。而長三角地區在經濟和科技高速發展的同時保持了優美的生態環境。數據顯示長三角和京津冀地區鋼鐵行業環保投資比重較為穩定，不同之處在于京津冀環保投資穩中有升，長三角環保投資在穩定中略有下降。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京津冀政府和企業對環保投資的認識不斷提升，更注重綠色經濟發展。

對中鋼國際、八一鋼鐵、三鋼閩光、西寧特鋼、河北鋼鐵、首鋼股份、凌鋼股份等七家京津冀上市公司，武鋼股份、華菱鋼鐵、方大特鋼、新興鑄管、華菱鋼鐵、四方達、大冶特鋼等七家長三角地區上司公司污染物排放總和和污染治理投資對比進行統計，如表2所示。

京津冀地區和長三角地區的環保投資規模呈現上升趨勢，環境治理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工業廢水、工業廢氣和固體廢物的排放量大幅下降。

從表3中可以看出，隨著我國社會經濟不斷發展，京津冀和長三角區域的上市公司都強化治理污染方面的投資不僅是因為政府強化了對環保工作的關注程度，成為區域環保投資的主體，并且政府強化了對治理污染工作的監管，也是因為企業也提升了環保意識，將原來被動性的治理工作化為了主動。

（二）京津冀與長三角地區上市公司環保投資規模統計分析

本文根據以上環保投資數據，通過描述性統計分析對影響上市公司環保投資的因素進行回歸性分析。選取的主要變量如表4所示。

（三）描述性統計分析為了促進我國環保治理工作的發展，政府近些年一直在不斷修正環保法律，促進上市公司環保投資活動的大規模開展。為了考察環保政策對上市企業環保投資的影響，本文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總體來說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的環保投資水平還是比較低的，但整體上呈現逐年上漲的趨勢，結合京津冀和長三角區域政府環保政策特點，長三角政府環境管制的高壓態勢可以為上市公司帶來效益上的提升，并促進上市公司生產的活力。

（四）公司治理與上市公司環保投資

對樣本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6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區上市公司的EPI均值為0.0091，而長三角地區上市公司的EPI均值要顯著高于京津冀，為0.2471。長三角地區上市公司的環保投資規模占總資產的比例占據顯著的優勢，說明在長三角地區上司公司的環保投資規模較高，而京津冀地區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環保投資規模低于總樣本的平均值，這說明在京津冀地區普遍存在對環保投資重視度不高的問題。從股權結構來看，京津冀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變量FIR的均值為0.4723.

長三角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變量FIR的均值0.4953，二者均處于較高水平，說明在兩個樣本中均存在較為明顯的股權集中現象。從上市公司的產權性質來看，京津冀上市公司的產權性質統計結果為0.7321，長三角上市公司的產權性質統計結果為0.1383，京津冀地區顯著高于長三角地區，說明京津冀地區大部分上市公司屬于國有企業，而長三角地區大部分上市公司屬于非國有企業。從獨立董事比例來看，京津冀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比例Ⅲ統計結果為0.3842，長三角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比例ID統計結果為1.5342，二者具有顯著的差異。

（五）區域經濟發展結構與上市公司環保投資

區域經濟發展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上司公司的環保投資策略，區域經濟差異引發政府財政支出差異，進而導致區域環保投資不均等問題。財政支出不均等程度越大，環保投資不均等問題越嚴重，財政支出不均等是導致環保投資不均等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想徹底解決環保投資不足問題，不僅要從總量上增加各地區的環保投資額，還要從區域層面合理配置環保投資，消除環保投資的區域不均等化。為了考察區域經濟發展結構對上市企業環保投資的影響，本文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可以看出，長三角地區環保投資與區域經濟發展結構的關聯緊密。京津冀、長三角上市公司雖然都處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區域，然而京津冀作為我國北方重工業核心區域，長久以來處于經濟粗方式增長，過于強調經濟增長的速度，地區大型建設，鋼鐵行業發展迅猛，這也導致區域形成了以重生產規模，輕環境保護意識的問題。長期以往的區域經濟發展結構并不能隨著區域環保政策的調整而立即改善，企業轉型面臨的阻礙更大，這一問題使得京津冀上市公司在承擔社會責任時壓力更大：而長三角企業在更傾向于進行環保投資。

（三）公司效益狀況和上市公司環保投Y關系

根據2013-2015年京津冀和長三角上市公司年度財務報表，建立以下指標體系：對京津冀和長三角上市公司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9所示。

盈利能力與上市公司環境保護投資規模存在正相關關系。利潤是企業價值最大化實現的基礎，是推動企業發展壯大的保障。長三角地區上市公司重視環保投資，積極進行環保投資可向市場傳達其重視環境保護，履行更多的社會責任信號，表明企業持續經營環境風險小。由表9的統計結果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區公司為提高環境保護投資需要對環境治理進行投資，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公司當期的成本或費用，但從長遠發展來看，仍需要提高環境保護投資水平。所以，公司規模越大，越有利于提高環境保護投資。上市公司規模與其環境保護投資規模存在正相關關系。

篇(3)

一、周至縣農業綜合開發項目建設現狀分析

從1996年開始，周至縣被納入陜西省農業綜合開發重點縣，并成立了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土地治理項目是周至縣農業綜合開發的經常性項目，從1996開始的15年里從未間斷，項目投入逐年增長，從1996年的296.7萬元提高到2010年的1041萬元，累計投入資金9115.854萬元，其中水利措施資金6214.11萬元，農業措施資金1548.884萬元，林業措施資金670.38萬元，科技推廣措施資金412.48萬元，其他措施資金78萬元。土地治理項目是改善周至縣農業生產條件的最主要資金來源，每年支持周至縣實現土地綜合治理800-1000公頃，到2010年基本完成了全縣15600公頃的中低產田改造，完善了全縣的農業基礎設施。2010-2011年的冬春連旱中，周至縣受旱面積達8000公頃，全縣利用430眼機井和配套水利工程設施，灌溉作物6640公頃，為糧食穩產增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周至縣有無項目對比分析

土地綜合治理項目對周至縣糧食生產有直接影響。目前周至縣參與土地治理項目的鄉鎮主要有12個，去除2010年剛加入的尚村鎮，這里選取11個實施過土地綜合治理的鄉鎮進行研究。有無項目對比分析是項目評價中常用方法之一，可以對項目實施前后進行對比分析，也可以對項目區與非項目區進行對比分析。

（一）項目實施前后對比分析

通過比較項目區在土地治理項目實施前后的糧食單產變化趨勢，初步評價土地治理項目對周至縣糧食生產的影響，分析結果如圖1所示。從圖1可以看出，1995年，周至縣11個農業基礎生產條件較差的鄉鎮未實施土地治理項目以前，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較弱，各個鄉鎮的糧食單產表現出較強的差異性，竹裕鄉與九峰鄉的單產差距為2945公斤/公頃，單產僅為九峰鄉的1/3。各糧食單產在較低的水平波動，均值為3218.64公斤/公頃，低于全縣平均水平341.01公斤/公頃。到2010年，周至縣基本完成了11個主要鄉鎮的農業綜合開發，各鄉鎮糧食單產得到大幅提高，單產最高的鄉鎮九峰鄉與單產最低的鄉鎮司竹鄉的單產之差為2095公斤/公頃。11個鄉鎮的糧食單產實現在5065.91公斤/公頃的水平波動，比1995年提高了1847.27公斤/公頃，比全縣平均水平高出394.27公斤/公頃。可見，通過農業綜合開發項目的實施，項目鎮的糧食單產對全縣糧食單產的影響由原來的“制約”作用變為現在的“促進”作用（如圖2）。從圖2中可以看出，隨著農業綜合開發的持續推進，11個鄉鎮糧食單產由項目實施初期（1995—1996年）低于全縣水平逐漸增加到與全縣單產水平長期持平甚至偏高。在2007年全縣糧食單產由于自然災害受到重創時，仍然增勢不減，并在最近3年持續高于全縣水平。這不僅體現了土地治理項目增強了農業生產能力，也表明了農業基礎生產設施的改善能有效地規避自然災害，保證農業生產穩產增收。

（二）項目區和非項目區對比分析

不考慮2010年剛進行土地治理的尚村鎮，根據有無項目可把周至縣的22個鄉鎮分為項目鄉鎮（11個鄉鎮）和非項目鄉鎮（11個鄉鎮），分別以1995年和2010年為考察時點，并將糧食種植面積的減量視為農業結構調整的增量，見表1。從表1可以看出，周至縣項目鄉鎮糧食種植面積占全縣的2/3，單產增幅較大，且有7000多公頃的農業結構調整行為。非項目鄉鎮的糧食單產徘徊不前，農業結構調整不到150公頃。可見，周至縣土地治理項目提高了全縣的糧食單產水平，推動了縣域農業結構調整。

三、土地治理項目對周至縣域農業經濟影響因素分析

（一）對農業產業結構的影響

土地治理項目為周至縣農業結構調整提供了契機。周至縣臨近西安市，又是獼猴桃適生區，具備蔬菜產業和獼猴桃產業發展的自然和社會條件。2005年縣政府實施土地治理項目，在終南鎮建立了萬畝無公害蔬菜示范基地。2008—2009年，周至縣土地治理項目連續支持終南鎮。現在終南鎮已是全市規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專業市場功能齊全、產業化服務體系健全的蔬菜種植示范基地。與終南鎮類似，周至縣富仁鄉在2006-2008年連續3年在土地治理項目支持下進行了大規模的農業結構調整。全縣的蔬菜種植已成規模，并帶動了一批蔬菜專業合作社和產銷企業的形成，為當地的農業發展開辟了一條新出路。土地治理項目也極大地促進了獼猴桃生產。2010年，周至縣獼猴桃種植面積達到2萬公頃。所有12個實施了土地治理項目的鄉鎮，都是獼猴桃發展重點鄉鎮，占總數的2/3，獼猴桃種植面積15673.33公頃，占總數的77.93%。最具代表性的馬召鎮是周至縣農業綜合開發最早鄉鎮，也是獼猴桃發展較好的鄉鎮之一。2009年，周至縣又在馬召鎮啟動了萬畝有機獼猴桃現代示范園建設項目，并在2010年再次在馬召鎮投放土地治理項目資金。2010年，全縣年末耕地面積5萬公頃，獼猴桃和蔬菜種植達到25912.27公頃，占全縣年末耕地面積的一半以上。根據對周至縣獼猴桃種植基地和蔬菜種植基地建設項目的考察，結合對土地治理項目資金投向的追蹤可以發現，對于政府主導的農業結構調整項目，基本都采用農業綜合開發推動，而進行過土地治理項目的鄉鎮，也廣泛存在村民自主型農業種植結構調整行為。可以說，土地治理項目是發展周至縣域農業經濟的重要工具，項目實施大大提升了農業生產結構的合理性。

（二）對農民生活水平的影響

從有無項目分析可知，土地治理項目大規模地提高了周至縣的農業生產能力，使全縣1/2的鄉鎮、2/3耕地的糧食生產由原來“拖后腿”，變為現在的“生力軍”。同時，土地治理項目的實施不僅帶動了全縣糧食單產不斷攀升，還使周至縣非糧農作物產量逐年提高，其中獼猴桃和蔬菜收入已成為農民收入來源的重要部分。2005年以來，周至縣農民人均純收入以較快的速度增長。為了分析土地治理項目導致的農業結構調整對周至縣農民生活水平的影響，這里選用1996—2010年全縣的糧食產量（L）、獼猴桃產量（M）和蔬菜產量（S）作為因變量，周至縣農民人均純收入（Y）作為自變量，應用統計分析軟件eviews6.0進行回歸分析。通過ADF檢驗可以得出，數據序列Y、M、S、L均為二階單整數據；進一步用E-G兩步法檢驗得出，它們之間存在顯著的協整關系。直接用LS法進行回歸分析：Y=642.7321+0.014246M+0.006426S-0.000590L(0.824843)(9.360216)(2.693408)(-0.201625)R2=0.976069F=149.5498回歸結果顯示，糧食產出對農民人均純收入已經沒有顯著影響，甚至是負影響。而獼猴桃和蔬菜對農民人均純收入有顯著正影響。因此這里剔除糧食產量（L）因素，重新進行回歸分析：Y=487.5027+0.014216M+0.006397S(4.228358)(9.785150)(2.800390)R2=0.975980F=243.7948再次回歸得到了良好的擬合結果。方程的調整R2為0.9720，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蔬菜年產量（S）和獼猴桃年產量（M）對周至縣農民人均純收入（Y）影響顯著，表明土地治理項目帶來的農業種植結構大調整是周至縣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的源泉。此時，非項目區的農戶的農民人均純收入近為487.50元。

（三）對農業現代化的影響

這里，從化肥折純量、農用塑料薄膜、農用柴油、農藥使用量、農業機械總動力、機耕面積和農村用電量等若干指標來考察周至縣實施土地治理項目以來全縣農業現代化變化情況（見表2）。可以看出，周至縣的化肥折純量指標有逐年上升的趨勢，與農戶生產投入逐漸增加有關；農用塑料薄膜使用量波動較大，無規律可循；農藥使用量從1996年開始大幅下降，兩年后趨于穩定，一直徘徊在15萬公斤上下；農用柴油在經歷了大幅減少之后，出現小幅微增，這是由于全縣農村供電基礎設施完善以后，居民照明柴油使用減少，與農村用電量的變化趨勢相吻合；農業機械總動力指標有較大增長，但機耕面積卻變化不大，并不斷出現波動，表明土地治理項目對周至縣的農業機械化水平并未產生很大的影響。

篇(4)

關鍵詞：產業集群 治理績效 影響因素 模糊層次評價

引言

產業集群治理績效是指集群治理行為主體投入各自資源而實現的集群總體產出。產業集群治理績效的表現是多元的，包括經濟績效、社會績效、表層績效、潛在績效。但總體而言，產業集群治理績效涵蓋了經濟因素和制度因素兩個方面。從經濟因素看，集群治理績效直接表現為產業集群的競爭力水平，這也直接體現集群治理的最終目標，側重集群治理的產出；從制度因素看，集群治理績效指的是集群治理過程中治理機制、治理主體間關系的協調性，直接反映集群內部的互動合作、權力關系配置、機制適應性等的運行狀況，側重集群治理的過程。就二者關系而言，治理過程決定治理產出，它不僅影響集群當前的競爭力水平，還影響集群未來的競爭力水平。二者共同決定了產業集群治理的靜態和動態兩種屬性。

產業集群治理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產業集群治理績效評價的主體應該是多元的，應涵蓋集群治理的各個主體要素；評價客體即是集群治理績效水平；評價目標是集群治理績效的最大化，評價過程應該將定性分析與定量評價有機結合。以下本文對評價指標、評價模型和方法作進一步闡述。

（一）評價指標體系

本產業集群治理績效評價指標體系主要從兩個維度（產出和過程）設置。其中，關于競爭力的評價指標直接在現有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進行修正獲得，關于治理力的評價指標主要從集群善治的六個方面設計（易明、楊樹旺，2009），如表1所示。

（二）評價方法選擇

綜合評價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一般可分為客觀評價和主觀評價，客觀評價的方法主要包括數據包絡分析方法、人工神經網絡評價法、灰色綜合評價法等，主觀評價的方法主要包括層次分析法和模糊綜合評價法等。鑒于產業集群治理績效評價的復雜性和特殊性，以及產業集群統計的現實狀況，綜合各種評價方法的優缺點，本文提出將模糊綜合評價法與層次分析法結合，綜合運用于對集群治理績效的評價。

實證分析

本文以湖北武漢光電子產業集群為例，利用模糊層次綜合評價法，結合本文建立的評價指標體系，對該集群治理績效進行初步評價。

（一）確定指標權重

指標權重的打分由湖北省信息產業廳主管信息產業規劃的政府行政人員給出（1-9分制），同時，征求中科院地理研究所、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專家意見進行了修正。運用DPS統計數據處理軟件，計算出判斷矩陣。

（二）運用模糊層次綜合評判模型進行評估

經過專家評判，對應于評判集F={9，7，5，3，1}T，對武漢光電子產業集群治理績效進行評判（評語加權系數為F={9，7，5，3，1}T），可以得到一系列評判矩陣。

以規模的權重模糊子集的計算為例：

A1=（0.2185，0.3835，0.1248，0.2732）

判斷矩陣為：

模糊判斷矩陣為：

同樣，可以計算出效益、市場、創新和功能的模糊判斷矩陣，分別為：

進而，可以得到武漢光電子產業集群的競爭力的評判矩陣為：

根據同樣的計算方法和步驟，可以得到武漢光電子產業集群的治理力評判矩陣為：

最后，可以得到武漢光電子產業集群治理績效的綜合評判矩陣為：

（三）綜合評價

根據綜合評判矩陣，結合評語系數矩陣F={9，7，5，3，1}T，可以計算出綜合評價值：

由表2可知，武漢光電子產業集群治理績效屬于“很高“的隸屬度為43.21%，屬于“較高”的隸屬度為24.53%，屬于“一般的”隸屬度為31.2%，屬于“較低”的隸屬度為18.88%，屬于“很低”的隸屬度為0；綜合得分為7.4415分。

如果將競爭力和治理力放在同一個二維坐標軸上（坐標軸的橫軸和縱軸取值范圍為0-9），以兩個坐標軸的中間值為分界線，將坐標軸劃分為四個區間，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到集群競爭力和治理力的分布格局。經過計算，得到集群治理力的綜合得分為6.6733，治理力的綜合得分為7.702，二者的綜合點位于坐標軸的第Ⅰ象限（見圖1中的A點）。說明武漢光電子產業集群的競爭力和治理力比較強，且比較均衡。

此外，就分指標而言，得分在7分以上的指標有21個（其中，區位優勢、年末行業協會違法案件占所在行政區域全部違法案件的比重、年末集群內知識侵權案件占所在行政區域全部違法案件的比重三項得分為9分），上述21項是武漢光電子產業集群核心競爭力和治理力所在，也是決定武漢光電子產業集群治理績效水平的關鍵因素，在今后的集群發展過程中，有關部門應該重視這些優勢的鞏固和加強，使優勢更優。

得分最低的6項（得分均低于5分）分別為企業數量、年末員工數量、出口創匯總額、行業協會信息公開程度、行業協會社會責任履行程度、行業協會受理企業申訴效率，這些是武漢光電子產業集群的不足之處，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應著力培育和提升。

結論及建議

綜上所述，武漢光電子產業集群治理績效整體處于高的水平，集群競爭力和治理力比較強，且比較平衡。為了進一步保持、提升治理績效水平，本文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利用國家批準建立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機遇，發揮區位優勢、區域品牌優勢、主導產業優勢，進一步提升武漢“光谷”的國際知名度，吸引更多的國內外企業入駐，同時加大力度扶持集群內中小企業成長。第二，相關政府部門要進一步完善鼓勵研發的政策，出臺符合具有區域特色的科技政策措施，創新區域科技政策體系。第三，完善集群內的中介服務組織，特別是要加強律師、公證、仲裁等法律中介組織和科技中介組織建設，提高中介組織服務能力。第四，強化武漢光谷激光行業協會的功能，提高行業協會的透明性和服務企業的能力；激光行業協會也要積極借鑒其他協會的成功經驗，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務水平，切實發揮服務功能、協調功能、監督職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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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 水資源；污染治理；保護

中圖分類號：TV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引言

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鎮集聚和城市范圍不斷擴大、鄉村變為城鎮的過程，城市化是一種全球現象，當今世界城市化進程飛速發展帶來的水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日趨嚴重，已經成為制約人類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在城市的發展中，便利的城市基礎設施、大規模的交通系統、發達的貿易和增加的工業生產，刺激著人口的集中，改變了城區的土地利用情況，如清除樹木、平整土地、建造房屋、街道，整治河道以及興建和完善排水管網等，造成天然田野、森林、河流的消失，并出現大量污染。人們必須維護和恢復城市生態系統，建立新的物質和能量流動體系，以保證其平衡。城市化的發展和程度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到城市地區的水環境，由此帶來城市雨洪控制和水質污染控制的問題。建設和完善水環境治理的基礎設施并進行科學的治理，將是創造現代化城市良好的生存環境，保證其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為此，需要對城市水環境進行綜合整治。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與完善，政府已經加強重視水資源現狀，并意識到由水資源污染而產生的嚴重后果，正在積極采取應對措施。為了更好地落實水資源保護目標，優化水環境，可積極借鑒國外先進的經驗，以我國實際國情為出發點，采取多種措施和途徑，推動水資源污染治理與水環境保護的市場化運營。

1 水資源污染治理與水環境保護的市場化運營意義

以我國實際國情為出發點，水資源短缺問題客觀存在；一方面人均占有量遠遠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水資源管理的方法滯后，以粗放型為主，用水效率有待提高。但是我國擁有十分廣泛的節水空間，意識到水資源污染問題的嚴重性，樹立水環境保護觀念，非常重要。因此，全面推動水資源污染治理與水環境保護的市場化運營，具備重要意義：

1）實現水資源的優化利用，推動水資源的效益平衡，發揮最大效率。

2）全面強化水資源污染治理與水環境保護，實現社會、經濟、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3）促進水資源利用的公平性，達到效益均衡目標，順利實現社會公共利益。

2 水資源污染治理與水環境保護的市場化運營思路與方法

2.1 公布水資源污染治理與水環境保護的具體項目

在我國提出的《水法》中已明確規定，我國水資源歸國家所有，實際上也就是歸屬于我國的各級政府，但是當前我國“多頭治水”的問題普遍存在，造成水資源的產權不清，管理目標不明確、管理責任落實不到位。若想從根本解決這一實際問題，必須加快產權制度的改革，創新水資源產權體系，將每一條江河歸屬于明確的產權人。通過構建水資源國有資產公司，明確產權所有者的職能與責任，將水資源的污染治理作為重要任務之一。一方面，對江河水質的變化進行實時監控，避免發生水資源污染問題；另一方面，積極治理已經發生污染問題的江河水資源，通過面向市場的方式，公開招標水環境治理項目和保護項目。

2.2 規范水資源污染治理與水環境保護的運行過程

以我國當前水資源污染治理、水環境保護的實際情況來看，效果與預期相差甚遠。而全社會的參與熱情不足，沒能從根本發展產業化運營，也是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國必須加大水資源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引導更多力量的積極參與；作為水資源國有資產公司，具體的任務或者項目，由專業性的公司通過競標的方式獲得治理污染的權利，全面推動市場化運行。

在我國發展環保產業過程中，水污染治理與水環境保護是較為重要的環節，實現社會化運營勢在必行。對于專業性的經營公司來說，以市場主體的形式存在，一切工作遵循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通過自負盈虧的方式獲得持續性發展。一方面，國家在資金、政策、稅收等方面給予支持；另一方面，全面加快水資源的運營體制改革，帶來更多市場化運營的發展空間，進一步提升專業化管理水平，增強市場競爭力。

2.3 強化水資源污染治理與水環境保護的市場監管力度

水資源作為人類生存與發展中必不可少的資源，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水資源問題已成為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大事，因此國家必須加強重視，采取一定的監督管理措施進行規范。在我國提出的《水法》中，已經提出采取流域管理與行政區域管理相結合的方法，全面創新水資源管理體制，實現水資源的流域性管理、統一化管理，奠定流域管理專業機構的法律保護地位，并且在轄區范圍內行使權力，落實監督職能。通過該種管理體制的約束作用，各個流域、各個行政區域參照水法以及相關法律規定，做到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共同管理流域水資源。但是以當前實際情況來看，一方面缺乏各區域政府的統一調控與管理，沒能全面落實管理機構的權、責、利，各方關系存在交叉或矛盾之處；另一方面，水資源的監管工作不到位，造成權責渙散，難以發揮嚴肅的執法權。因此，加快整合不同的水資源管理機構，各自落實責任，形成一個統一化、規范化的水資源監管系統，非常重要。由水監會直接領導，構建水資源監督管理局，并下設水資源監督管理處，提高監督與管理的權威性。

3結束語

城市水環境的綜合整治，需要運用系統工程的理論和方法，以及現代計算機技術，從整個城市水環境的范圍出發，將區域規劃、水資源的有效利用和污水治理等諸因素相結合，從綜合方式考慮，以達到水環境的最優治理和運行。

[1]孫海春，我國城市水資源管理體制創新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2008，5：16-21．

篇(6)

智慧化是市（縣）域社會治理理念升級的必然趨勢。智慧社會是信息社會的高級形態，智慧化是社會治理的全新賦能。智慧化與智能化一字之差，體現了社會治理理念、制度、模式、手段的轉型升級。市（縣）域社會治理智慧化強調新技術對人的服務屬性和對城市發展實際產生的治理效能，它代表著理念更精細、管理更高效、服務更周全、生活更安全、體驗更人性的社會治理模式。

與智能化相比，智慧化側重于以人為核心和目的，力求通過各種智能技術手段和信息集成等技術能力，對海量城市社會治理信息進行要素整合、主動感知、全面采集、數據積累、綜合分析、快速反應、科學決策、精準施策，主動發現和思考社會治理精細化需求，進而提供更符合人全面發展需要的社會治理綜合性解決方案。

這要求我們必須切實樹立起智慧化和全周期管理意識，用好科技支撐的新鑰匙和科技驅動的新動能，保障城市生命有機體運轉過程的信息順暢流通、動態全面掌握、預警預測精準、危機快速應對、經驗及時總結，使制度和技術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使城市變得更聰明一些、更智慧一些。

智慧化是市（縣）域社會治理手段革新的必然舉措。智慧化意味著社會治理從低效率、粗放式、傳統式向高效化、精準化、現代化迭代轉型。為此，應當充分運用5G、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區塊鏈、物聯網等新技術手段，打破數據壁壘和信息孤島，用最領先理念、最先進技術、最前沿標準和最經濟成本加快推進社會管理信息化平臺建設，打造會思考的智慧大腦，搭建觸感靈敏、互聯智能、開放共享的城市細胞神經和毛細血管。

此外，還應當加強對市（縣）域社會治理的基本目標、治理主體、治理對象、治理內容、核心環節的全面統籌和精細設計，推動數據收集、管理、存儲、共享、分析、挖掘、預測、決策手段和能力升級，健全融合市政、交通、衛生、教育、環境、應急、就業、社保、養老等重點領域的綜合型社會治理數據庫，完善城市民生服務智慧應用綜合平臺，加快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真正用智慧化手段把準城市脈搏、激發城市潛力、推動城市善治，構建起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智慧治理的五維社會治理模式。

智慧化是打造社會治理新格局的必由之路。智慧化作為基于新技術的治理模式，可以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提供具體載體和實現路徑。

首先，智慧化治理可以通過信息技術和數字空間有效推動智慧互聯、重心下沉、資源融合、全民參與、一體協作，使每個群眾都能成為治理數據提供者、治理議題發起者、治理問題監督者、治理決策建議者、治理過程參與者。黨wzf可以通過高效便捷的方式了解基層利益訴求和意見建議，人民群眾可以通過多元化渠道依法參與城市治理，有助于形成以新技術為支撐、以協商為基調、以融合參與為特色的黨群互動、政社共治、政企聯動的自貿港市域社會治理新生態。

其次，智慧化治理可以通過移動互聯、物聯網等手段將社區管理者、社會組織、居民等自治主體組織動員起來，將物業管理、疾病防控、環境監測、風險排查、矛盾化解等信息融合進入社區智慧平臺，建立集線上政務、線上調解等功能于一體的智慧社區綜合信息服務平臺，引導社區居民通過智慧平臺密切日常交往、參與公共事務、開展協商活動、組織鄰里互助，夯實群眾自治和群防群治等治理優勢，構建智慧社區新模式。

智慧化是增進人民福祉的必然選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自貿港社會治理創新的根本立場。應當把人民需求作為智慧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滿意度作為檢驗智慧化成效的核心標準。

當前，人民群眾的、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需求日益增長，推動市（縣）域社會治理智慧化的第一要務就是通過建設更符合人民需求的聰明智慧城市，使人民群眾得以更好地感受城市溫度、參與城市治理、享受城市服務、共享城市紅利，不斷提升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篇(7)

關鍵詞：北京；霧靄污染；制度創新；污染許可證

中圖分類號：F26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23-0085-02

一、北京市霧靄污染的成因分析

霧靄從成為2013年度關鍵詞開始，就逐漸為大家所關注。據北京環保局統計，北京市全年僅有5天不是霧靄天，被譽為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十個城市之一。就其定義而言，根據中國氣象局的解釋，霧靄是霧和靄的統稱。兩者區別較大，靄是指由空氣中的灰塵、硫酸、硝酸等顆粒構成的氣溶膠系引起的視覺阻礙；而霧由靄在水汽凝結加速、空氣濕度較大的情況下轉化而來。總之，霧靄是對空氣中各種懸浮顆粒含量超標的統稱，在中國，其尤指PM2.5（粒徑

目前，針對霧靄的成因分析也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大致有四種解釋。第一，“地理位置論”將霧靄的起源歸結為阻礙污染物擴散的地理位置。就北京而言，由于北京三面環山，而風向總是朝南或北，這就導致污染物在北京區域內逐漸積累，最終形成霧靄天。第二，“車輛尾氣論”認為霧靄由北京地區過多的機動車輛尾氣排放所致。據北京市交通局統計，2014年北京僅汽車保有量達600萬輛，遠超其他城市。第三，“燃煤論”認為霧靄的成因主要是由北京冬季燃煤取暖過多所致，這也是霧靄天在冬季最嚴重的原因之一。第四，“工業污染說”認為霧靄主要是由北京區域內工業企業污染排放所致。

就上述四種霧靄成因論而言，可以大致分為內因論和外因論，但僅以其中某一種原因解釋霧靄缺乏信服力，霧靄的成因應該是上述四種解釋的綜合，同時應該加上“時間”的維度，即“綜合論”在時間維度上的積累。一般而言，大氣環境具有一定的自化能力，當污染排放超過其承載上限時，隨著時間積累，霧靄就逐漸出現。總之，霧靄的成因應該是“積累綜合論”。

二、北京市霧靄治理的現階段舉措分析

在2013年，北京市為了治理日益嚴重的霧靄污染，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一，由北京市環保局主導工業企業的排污標準檢查，使未達標的58家重度污染企業停產，41家輕度污染企業降低產能來減少排污量，同時逐漸將北京市的工業企業遷移至保定，第一批達207家企業。其二，北京市相關部門規定，在霧靄比較嚴重的天氣，政府機關帶頭減少30%的公務用車。其三，出臺《北京市空氣中污染日應急方案》，具體規定在重度污染日，13個市級區域和16個縣級區域執行相應措施。其四，在廣泛征詢居民意見的基礎上，制定了《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針對居民、企業及黨政機關做出相應安排。其五，截至2017年，控制本市燃煤總量在100萬噸以下，汽車保有量限制在600萬以下。其六，大力發展新能源、低能耗等新興產業，推廣清潔能源的使用。

據統計，在2013―2017這五年內，北京市治理霧靄的顯性成本將到達7600億元左右，其中北京市政府將支出2000―3000億元。上述霧靄治理的舉措是針對霧靄成因四個解釋所做出的解決途徑，但這些舉措只是看到了霧靄治理的表層，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霧靄治理在制度上的缺失，無法達到治理霧靄的成本最小化。

三、制度創新視角霧靄治理的機理分析

1.霧靄治理的制度設計

到2014年，通過上述舉措治理霧靄并沒有到達預期效果，大家對于治理費用7 600億元的去向也不斷質疑。其實，北京市霧靄問題可以根據產權界定及可交易產權原理，設計出市場交易制度來治理霧靄污染的制度安排，也就是可交易的“霧靄污染排放許可證”。而“污染排放許可證制度“最早是由經濟學家戴爾斯提出，隨后由經濟學家蒙哥馬利利用數理經濟學方法證明其最低成本的有效性。

霧靄污染排放許可證制度是指政府部門根據環境承載能力指定出其排污總控制量指標，排污單位必須持有許可證才能合法排污。具體而言，政府將排污許總控制量指標分成若干份，每一份額為一份排污許可證，政府首先在一級市場上，利用招標、拍賣等方式將排污許可證出讓給價高者，購買者在獲取許可證之后，可以跟據自身的排污需求將許可證與其他需求者在二級市場上交易。這種制度創新的機理在于利用排污權確定和市場交易制度來解決霧靄污染問題。

2.污染許可證市場交易分析

首先，在霧靄污染排放許可證制度下，許可證數量受大氣環境的限制，其供給量（*）是固定不變的；其次，假設存在兩種類型的排污需求者，MCA1、MCA2分別為需求者1和需求者2的排污需求曲線，也代表需求者的減少排污的邊際成本；最后，橫軸表示排污水平（排污許可證數量），縱軸表示排污費（排污許可證價格），許可證供求曲線。

由于需求者1面臨相對較高的減污邊際成本，愿意為每單位排放的許可證出P1價格；對需求者2來說只值P2的價格，因此，需求者2就會以P2―P1之間的一個價格向需求者1出售許可證。所以，如果市場上有足夠多的需求者和許可證，競爭性的排污許可證市場就會發展起來。在市場均衡時，許可證的價格等于所有需求者減污的邊際成本。總之，政府選擇的排放水平會以最低成本實現，那些減污邊際成本相對較低的需求者會最多地減少排放并盡可能的出售許可證，而那些減污邊際成本相對較高的需求者會購買較多的許可證，并最少地減少排放。

3.霧靄治理制度效率分析

通過上述對霧靄污染許可證交易制度的機理分析可知，制度創新――“可交易的許可證制度”可以在實現治理霧靄目的的條件下到達治理費用的最小化。該項制度安排不僅具有“污染排放標準制度”和“征稅制度”的優點，而且克服了它們所具有的缺陷，借助產權界定和交易制度，從而真正實現了誰污染誰付費的公平原則。一般而言，北京市現階段治理霧靄的措施更多是一種出于被動的角度出發的選擇，而且這些措施缺乏長遠性，制度成本較高；而“可交易的排污許可證制度”則能真正使所有霧靄排污許可證需求者從主動的角度出發，根據隨市場變化的許可證價格確定自己的排污需求水平，從而實現霧靄治理的費用最小化。

首先，排污許可證制度能達到最小的制度成本。現實世界中信息是不完全和不對稱的，而排污許可證制度則巧妙回避了這一問題，管制當局只需確定排污權的數量即可，排污權的價格是由市場供求確定的，市場制度可以自動確定誰有權污染及其污染的代價。另一方面，明晰產權意味著污染權利或是賦予受損者或是賦予排污者。

其次，可交易的污染許可證還可以節約污染資源。如果某個需求者的污染量下降了，他就會將節約的污染許可證出售，而不會像固定額度那樣浪費或惡性污染。另一方面，如果排污權市場是完全自由競爭的，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進入市場買賣，環境保護組織如果希望降低污染水平，可以進入市場購買排污權，然后把排污權控制在自己手中，不再賣出，這樣污染的總水平也會降低。

最后，排污許可證制度會使社會福利增加。根據科斯第三定理，在交易成本不為零的條件下，產權的初始界定對資源的配置效率就格外重要。排污許可證制度賦予污染者一定的排污權，將污染產生的外部性內部化，維護了污染受害者的利益。并允許污染者進行排污權交易，減排行為由最有能力減排的消費者進行，在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的前提下，使資源配置效果接近帕累托最優狀態，社會福利增加。

四、北京市霧靄治理的制度建議

在對霧靄治理的排污許可證交易制度機理分析以后，我們發現基于制度創新視角的許可證交易制度可以有效解決北京霧靄治理的問題。因此，本文針對北京霧靄問題特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在北京市政府政府根據該地區大氣環境承載能力制定霧靄排污的總量控制指標的基礎上，建立三種平行許可證市場，及燃煤排污市場、車輛尾氣排污市場及工業企業排污市場，根據每種平行市場排污需求比例確定其在排污總量控制指標中占據的比例。然后，在每種市場中，所有的消費者根據自身的需求與其他需求者交易排污許可證，從而真正實現排污許可證的有效交易，完全發揮出價格競爭的作用，從而實現每個市場的帕累托效率水平。但是，該項制度安排首先需要注意的問題在于許可證價格確定問題，排污許可證定價的做法可以借鑒美國已經發展比較健全的排污許可證市場。其次，在排污許可證交易市場上，北京市政府需要注意到尋租現象的出現會嚴重影響到霧靄治理的效率水平，這可以通過加強相關部門的內外的審計檢查以及部門內領導成員權利平衡，從而減少許可證市場尋租現象的發生。最后，可交易許可證制度安排的結構框架以及細節制定，可以在基于自身狀況的基礎上，借鑒歐美的成熟的框架體系。

第二，推行環境準入標準，對于新增污染排放項目按照“以新代老、增產減污、總量減少”原則，充分考慮區域功能定位，空氣質量狀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排指標完成情況和配套污染治理設施達到的減排效果燈因素，實施嚴格的環境準入制度。同時，引入區域聯防聯控機制形成區域大氣環境管理的法規、標準和政策體系。此外，針對北京市經濟績效核算和政府官員政績測度實行綠色GDP核算制度體系和干部考核制度，使得空氣污染的防治得到有力的推行和實踐。

第三，基于技術發展層面，加強對工業企業排污減排研發的補貼水平，提升企業的減排積極性；同時，大力發展清潔能源科研項目，利用“政府主導，高校為輔”的合作機制，將政府―企業―高校這三者之間實現有效對接，促進新能源產業對傳統資源的替代和更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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