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區塊鏈技術研究意義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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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狹義上的區塊鏈技術是基于密碼學中橢圓曲線數字簽名算法（ECDSA）實現去中心化的數據庫技術，將區塊以鏈的方式組合在一起形成數據結構，以參與者共識為基礎存儲有先后關系的、能在系統內驗證的數據。廣義的區塊鏈技術則是利用加密鏈式區塊結構來驗證與存儲數據、利用分布式節點共識算法來生成和更新數據、利用自動化腳本代碼（智能合約）來編程和操作數據的一種全新的去中心化基礎架構與分布式計算范式（Kavanagh D，2015）。區塊鏈的概念首次由Satoshi Nakamoto（2009）在論文《比特幣：一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中提出。O’Dwyer（2014）提出應用區塊鏈技術來保護敏感數據、個人隱私等。Kishigami J（2015）等提出將區塊鏈應用到數字內容版權的保護上，改變傳統的CAS和DRM模式。R.Dennis（2015）提出了一種基于區塊鏈的聲譽系統。國內對區塊鏈技術研究剛剛起步，相關著作較少。從實際應用來看，除個別應用開始小范圍推廣外，絕大部分運用仍未走出實驗室。

區塊鏈技術具有去中心化、分布式賬單、可靠安全以及透明公開等特點，使其在數字加密貨幣、金融和社會系統中有廣泛的應用前景，給金融機構帶來巨大的潛力和價值。多國央行、國際金融巨頭、交易所及IT行業巨頭紛紛涌入區塊鏈領域，其投資規模呈現爆發式增長。在經濟金融全球化時代，加強區塊鏈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問題研究，對探索我國金融業務創新與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國內外區塊鏈技術研發與應用前景

區塊鏈作為擁有巨大應用潛力的新技術，必將給全球金融業帶來革命性的變革。如何在金融業務創新發展中發揮用武之地，全球金融界正以各種形式開展一系列探索（見表1、表2）。

三、區塊鏈技術對金融業務創新的主要潛在影響

（一）沖擊現有支付機構的平臺功能，改變支付體系和架構

區塊鏈技術具有靈活的架構，可能重塑信用形成機制，尤其是區塊鏈的去中心化機制，即第三方支付的資金監管功能可由“智能合約”自動替代，將沖擊第三方支付的根基，在保證信息安全的同時有效提升系統的運營效率和降低成本，大大提高資金利用率（侯本旗和趙飛，2015）。區塊鏈會使第三方支付逐步被邊緣化，目前已涌現了Ripple和Circle等多種支付清算類應用，特別是像R3CEV聯盟機構，沖擊現有機構如支付寶的平臺功能，并將可能改變現有金融體系中的交易、清算和結算流程（見圖1）。據麥肯錫預測，如在全球范圍內應用區塊鏈技術開展B2B跨境支付與結算業務，則其每筆交易成本可將從約26美元降至15美元。

（二）數據信息不可篡改，彌補現有金融服務功能的不足

區塊鏈系統通過公鑰和私鑰的加密、解密對交易進行處理，交易的主體及交易內容都被記錄在區塊鏈上，任何交易都可被追蹤和查詢，數據信息不可篡改，具有更強的公信力。借鑒區塊鏈和加密技術，核查外部數據源、確認滿足特定觸發條件后激活并執行合約，促進不同系統間的協調，提升數據交換效率（見圖2）。2015年末，納斯達克首次利用區塊鏈技術完成和記錄了一項私人證券交易，從股權交易市場標準結算時間的3天，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將交易時間從股權交易市場標準時間3天縮短至10分鐘、結算風險降低99%，從而有效降低資金成本和系統性風險。

（三）優化共識機制，提高系統的安全性和私密性

高安全性的智能合約可編程，實現主動或被動的處理數據，接受、儲存和發送價值，以及控制和管理各類鏈上智能資產等功能，即區塊鏈使用散列算法加時間戳（Timestamping），既可保證交易信息的真實性、獨立性和保密性，又為交易提供時間上的證明。如供應鏈金融借助區塊鏈技術的“智能合約”功能自動進行支付，大大降低人工成本并減少因人工交易造成失誤的可能性，極大提高交易效率和安全性。據麥肯錫測算，從全球范圍來看，在供應鏈金融業務中廣泛開展區塊鏈技術應用，可使銀行一年風險成本縮減11―16億美元。

（四）大幅改變信用風險管理模式，具有廣泛金融業務創新的潛力

區塊鏈技術是使用全新的加密認證技術和去中心化的機制，通過新的信用創造方式，大幅改變信用風險管理模式，降低交易風險與成本，實現金融資源優化配置。從技術特性來看，區塊鏈與傳統數據庫既有緊密的聯系又存在顯著差異（見表3），為涉及數據庫應用的行業發展提供了新的技術選擇，兩者的有機結合必將產生強大的融合效應，形成全新的發展模式，在主數據管理、復雜資產交易管理等領域具有廣泛開發的潛力。

（五）降低金融監管的難度與成本，規范市場行為與秩序

區塊鏈的分布式系統具有透明、公開、不可篡改等特性，可做到實時平賬，避免事后審計，降低企業成本，降低結算與支付的出錯率，實時監控每一筆資金的流入流出情況，適用于合規、審計和風控領域，從而為審計和監管單位提供數據透明性。銀行業基于區塊鏈技術可監測分析、識別異常交易，及時發現并能有效防止欺詐、洗錢等犯罪行為。近?啄昀矗?世界各國商業銀行和金融公司為應對日趨嚴格的金融監管要求，不斷加大人力和物力的投入。根據高盛測算，區塊鏈可以驅動全行業因減少人力開支和反洗錢監管罰款而實現30―50億美元的成本節約（見表4）。

四、我國區塊鏈金融業務創新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

（一）相關法律法規建設相對滯后

一是區塊鏈的去中心化機制，沖擊了現行的國家監管體制，對現有業務監管體系形成挑戰。將該技術整合至銀行現有制度的成本較高，當數據規模增大時，低效的查詢和挖掘分析將使其數據透明性的優勢形同虛設，鏈狀的數據結構和大量內容的直接記錄將使得擁有反洗錢職能的監管機構也無法在可接受的時間內完成對數據的解讀。二是區塊鏈相關的制度規范、法律法規建設相對滯后，導致市場主體相關活動風險無形中被放大。如智能合約涉及的法律責任界定不明確。智能合約利用計算機代碼在合約方之間闡述、驗證和執行合同，是用代碼來表述，而典型合同是用自然語言起草。當智能合約執行和典型合同之間出現相應糾紛時，涉及法律責任界定就不明確。同時，成熟資本市場和傳統交易所，任何一個金融創新產品上線都有業務所有權人（owner），而智能合約一旦有漏洞，歸屬智能合約開發者負責還是由運行智能合約的平臺來負責，難以界定。

（二）絕大部分運用仍未走出實驗室，建立完善的區塊鏈應用仍面臨眾多技術挑戰

從區塊鏈實踐進展來看，大部分仍處于構想與測試進程中，要獲得市場和監管部門的認可還面臨不少的困難。一是大規模交易與區塊鏈膨脹處置能力問題。由于區塊鏈采用分布式的存儲方式，占用存儲的巨大空間，且去中心化的確認機制，交易時間延遲較長，導致在實際應用中交易量低、對存儲空間膨脹的抗壓能力差。二是智能合約的循環執行與靈活性差。智能合約具有自我循環執行特性，與高頻交易類似，導致顯著放大價格波動；且區塊鏈數據信息一旦寫入，不可篡改，交易后無法退回，靈活性較差，需事先設置例外追索機制。三是競爭性技術挑戰。如在通信領域應用區塊鏈技術，信息傳遞的安全性會大大增強。量子技術也可做到，量子通信――利用量子糾纏效應進行信息傳遞，同樣具有高效安全的特點，近年來更是取得了不小的進展，很可能與區塊鏈技術形成競爭態勢。

（三）區塊鏈技術的監管標準不統一，生態體系較為脆弱

1.區塊鏈缺乏生態體系。目前區塊鏈的各種技術方案五花八門，超級賬本、以太坊等大項目也都缺乏統一的技術標準體系，均處于“各自為政、群雄爭霸”的狀態，甚至與區塊鏈相關的去中心化存儲協議管理、網絡安全性管理等也均尚未形成較為完善的標準方案，許多項目缺乏可靠的實踐數據測試，整個區塊鏈生態體系較為脆弱，仍需進一步健全完善。

2.區塊鏈開發技術、監管標準不統一。由花旗銀行、瑞士銀行等共同組成的R3區塊鏈聯盟試圖制定適合全球金融業使用的區塊鏈技術領域的統一標準，強化在全球金融業中的領先地位。如2016年5月區塊鏈技術提供商Chain和第一資本、花旗集團等金融機構了區塊鏈方面的開放標準，在智能合約框架等方面實現了突破。然而，在全球層面尚缺乏一個統一的技術開發標準，智能合約使用的兼容性等方面將受限制，目前仍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國際標準促進在區塊鏈上的創新。而我國金融業中針對區塊鏈的標準研究和制訂基本還沒有真正起步，與國際發展存在較大的差距。

（四）風險防范機制尚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和設計

1.以天河二號目前的算力來說，產生比特幣SHA256哈希算法的一個哈希碰撞大約需要248年，但隨著量子等新計算技術和各類反匿名身份甄別技術的快速發展，未來非對稱加密算法具有一定的破解可能性，因而需要研究并設計更為安全和有效的共識機制。

2. 我國大量在實際中應用的密碼學產品都來自歐美國家。區塊鏈技術的核心基礎掌握在歐美國家手中，若關乎國家命脈的核心系統構筑在區塊鏈技術之上，則存在著潛在安全風險。如去中心化的運作機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政府對金融的控制，有可能危及國家的金融安全。由于區塊鏈的運行節點位于公開網絡上，面向所有參與者，傳統防范網絡攻擊的物理隔離策略已不再適用，對網絡安全防范也必將提出更高的技術處理要求。如2016年6月DAO遭遇黑客攻擊，黑客正常解讀DAO智能合約代碼，利用其中一個遞歸調用函數盜取用戶資金，累計損失360萬個以太幣，近6000萬美元。

（五）顛覆性替代仍具高成本和局限性

1.顛覆性替代仍具高成本和局限性。區塊鏈技術應用初期，將區塊鏈中的智能合約平臺用于現代金融領域，其投入成本與收益之間的關系尚處于未知；區塊鏈去中心化、自我管理、集體維護的特性顛覆了人們目前的生產生活方式，沖擊了現行法律安排，且與現有的運行模式、管理模式還有一段摩擦的過程。如區塊鏈網絡作為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系統，其各節點在交互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存在相互競爭與合作的博弈關系。

2.智能合約代碼向所有參與方公開，影響參與方利益。就許多金融交易形式而言，網絡中非參與方可能會利用智能合約，在其金融交易中囤積或出售智能資產，進而損害參與方的利益。如何設計激勵相容的共識機制，提高系統內非理性行為的成本以抑制安全性攻擊和威脅，是區塊鏈有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同時，跨界人才匱乏。從全球來看，既懂區塊鏈又懂金融、法律的跨界人才極度匱乏，均制約了新產品的研發和創新（李鈞和孔華威，2014）。

五、政策建議

（一）加強同業交流合作，積極參與前瞻性創新和國際標準制定

1.積極參與，制定標準。區塊鏈技術仍屬新生事物，需要監管部門牽頭，加強金融機構和互聯網企業的合作，開展區塊鏈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場景研究，并允許個別技術條件較為成熟的金融企業聯合開展實驗性應用，做好相關技術研究儲備。同時，積極參與國際區塊鏈組織的研究交流和標準規則討論，力爭參與研究制定區塊鏈的行業標準，探索應用場景，制定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區塊鏈應用標準。

2.抓住機遇，投資合作。高度關注國際區塊鏈發展與創新動向，及時調整發展戰略，力爭加入國際區塊鏈系列產品的研究和開發。在?⒓恿?盟制定標準的同時，成立相對獨立的區塊鏈創新實驗室，如與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成立研發實驗室，重點研究區塊鏈的運用；并可選擇與較為成熟的區塊鏈公司強強聯手，積極推進金融同業的區塊鏈技術應用交流和合作。

（二）?c時俱進，改進金融業監管方式與手段

一是積極開展區塊鏈技術在金融領域應用的立法研究。應加強新技術與金融創新的相關法律法規的國際交流和研究，制定相關標準規范和操作規范，鼓勵商業銀行、非銀行機構和金融交易所聯合開展區塊鏈相關技術合作研究，探索區塊鏈應用場景，制定區塊鏈技術的相關行業標準。二是避免監管過度。監管部門應與時俱進，密切關注行業政策引導與跟進，充分利用區塊鏈金融技術，改進金融業監管方式與手段，規范市場秩序，提高監管的有效性，實現市場各方共存和共贏。

（三）探索和完善區塊鏈技術方案，推進金融業務創新

密切關注并評估區塊鏈技術應用的成熟度、安全性、時效性等，協同開發區塊鏈應用架構，如基于區塊鏈技術探索推動票據、股票等的應用場景模擬實驗，提升票據交易和證券交易的安全性和效率。進一步探索和完善各種技術方案、應用場景和商業模式，探索基于區塊鏈技術的金融創新業務應用場景，選擇交易關聯簡潔、業務成熟度高、技術應用提升效果明顯的應用場景作為切入點，盡快打造適合我國金融體系特點的區塊鏈技術方案。重點在跨行結算、跨境支付、證券發行和數字票據等方面加強研發，構筑若干通用型的應用服務平臺，為金融業務創新提供相應的應用支持。

（四）完善相應的保障體系，為金融業務創新提供可靠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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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虛擬世界的構成是數據，但目前我們對這些數據的管理和認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們需要一個符合數據特點和特征的基礎架構來支撐相關研究，這也是我做DOA研究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多年從事空間信息技術及應用的苗放教授對當今炙手可熱的“大數據”研究有著自己獨樹一幟的眼光，“現在很多人都在強調大數據的‘大’，而在我看來，數據的流動應該被看作是一個過程，數據的產生、收集、存儲到作用的發揮等等是一個全過程，這個過程需要現代技術的支撐，更需要有一個合理、有效的結構體系來作基礎。”

結緣“大數據”

對于在大數據研究上表現出獨樹一幟的預見性眼光的苗放，我們一定想不到，其實他并非“科班出身”。1982年，苗放畢業于成都地質學院（現成都理工大學）放射性地球物理勘探專業，1985年獲得碩士學位，1990年又獲得博士學位。但在這個過程中，為了獲取、處理、分析放射性測量數據，苗放不斷地要用到計算機，用他的話說，“一直都在和計算機打交道”。

憑著優異成績和突出表現，1985年苗放留校任教了。1991年，短短時間內他被破格晉升為副教授，1995年又被破格晉升為教授，2002年被評為博士生導師。一路從副系主任、計算中心總工程師、網絡信息中心副主任、現代教學中心副主任、信息工程學院副院長、院長到現在的空間信息技術研究所所長等職。1994-1995年間，互聯網已在世界范圍內興起。而就是從這個時候起，苗放接觸到了互聯網，這期間他作為訪問學者正在英國劍橋大學進修。回國后，他便開始致力于全國“校園網”的建設。眼界總是被那些始終求新的人打開。之后兩年，苗放在法國圖盧茲繼續學習進修空間信息技術，苗放說：“那個時候已經接觸到了現在的大數據，但那時被稱作多源、海量、異構的數據。”從這時起，他便一直在和大數據打交道。

2007年，關于“‘數字中國’發展戰略”的北京香山科學會議召開。而就是在這個專家和精英云集的會議上，苗放有幸作了“數字地球平臺與數字中國技術體系架構”的專題報告，并提出了G/S模式，即今天的端/云模式，得到了專家們的認可，而且在當時引起了很好的反響。苗放說，那個時候他對數據的認識也在逐漸提高。

2012年，苗放參加了在成都舉辦的國際研討會，并作了大會主題報告，就是這次報告，苗放提出了標新立異的一個概念“DOA”――面向數據的體系結構。苗放說，“當時還是站在空間信息的角度，面向數據，以數據為核心來構建信息系統和解決信息化方方面面的問題。”“那個時候就提出，還不是很完整，但感覺是對的。通過這幾年的發展，越來越發現DOA對大數據的發展越來越有意義。”苗放如是說。

現今，苗放還被特聘為成都大學大數據研究院院長，致力研究大數據的基礎問題，并和企業共建聯合實驗室，解決企業和大數據產業發展面臨的各種問題。對于當今異常火熱的大數據，苗放一直有著自己清晰的目標：“解決數據權屬、數據共享、數據管控、數據安全等基礎問題，讓DOA理論體系更加完善”。

DOA――致力建立安全的數據應用生態系統

究竟何為DOA？面向數據的結構體系又為何？苗放給了記者一個形象的解釋。“在大數據的研究上，如果一味地跟著別人跑，會產生很大問題，我們應該有自己的體系，自己的創新。”隨著認識的不斷提高，苗放說，“原來提DOA是一種朦朧的提法，但現在越來越感覺到DOA是人類整個文明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將會有非常大的影響。”

從人類文明的進展看待DOA，苗放總結了4個階段：“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這兩個階段，在本質上都是物質文明。農業文明是對有生命物質的一種掌控，持續了幾千年，而工業文明是對無生命特征物質的一種掌控，持續了幾百年。現在我們已經不知不覺步入到第三次文明――信息文明。信息文明是我們人腦的思想、意識、智慧的一種擴展，是第一次非物質文明，這和物質文明有很大不同。”但對于非物質文明，我們的管理體制、思想認識還是停留在工業文明甚至農業文明的一種思想體制，這不免會產生偏差。“而承載信息文明的本質是數據，所以我認為應該有針對數據特點和規律的一整套管理體系來指導我們進入信息文明的所有行動和做法，DOA在這方面就是一種嘗試。”

盡管第四次文明還沒到來，但可以預見的必將是智能文明，“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等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一定會有一個機器代替人類思考的文明到來，而且很快。”苗放說，“智能文明也是建立在大數據的基礎之上的，這就是第二次非物質文明。”我們已經進入或即將進入的非物質文明階段，應該是以數據作為社會的基礎資源的。“以前的資源是物質，現在的資源是數據，但現在我們對這種數據的認識、處理和研究都還很不到位。”物質的復制和傳輸都有較高的成本和代價，但數據的復制和傳輸幾乎是零成本，這種特性雖有自身的優點，能帶來人類信息的廣泛交流，實現信息的廣泛共享，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我們看到了數據的價值，但對數據的資產屬性并沒有看到。

“任何數據都是有價值的。為什么會產生數據？一定有它的目的性，有目的性就一定有價值，這和物質一樣，誰掌握了物質誰就掌握了社會財富。”但我們對數據還沒有這個想法，好像誰都可以使用。“所以，我現在正在研究數據的權利歸屬即數據權屬問題，不管數據有沒有價值，首先要有方式方法能確定這個數據的主人――數據所有者。數據是客體，而真正把握擁有數據的才是主體，而且數據的權屬要非常清楚才行。”

現在從技術上可以做到區分數據的主人，而這一點卻被很多人忽略了。“雖然有立法呼吁個人隱私保護，但我認為個人隱私要保護的是個人的隱私，它是以數據的方式呈現的，這是數據和人的關系，所以保護的不僅是數據而是人，數據是客體，人是主體，所以首先要明確數據和人的關系，應該有‘數據權法’或‘數權法’”。權屬不清，必將會為今后大稻蕕姆⒄勾來很多潛在的麻煩，而這也正是苗放最為關心的問題，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呼吁能讓更多的人看到問題的本質和嚴重性。

對于數據權屬問題，國外雖有研究，但目前還不完善。美國國防部對數據是如何定義的呢？“數據就是數據加數據權利。”苗放說，“未來的發展及我國的國家性質更應該把數據權屬問題說清楚，是哪個部門的，公安部門、交通部門或是教育部門，特別是個人、企業的數據。”“這也是我研究DOA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出發點。”苗放說道。

正在進行的研究中，苗放也特別強調了數據的權屬問題，并把它簡單地劃分為3個類型：數據的所有者、數據的生產者、數據的使用者。“從數據采集、數據管理、數據傳輸、分析挖掘、決策支持等，應該有一個符合數據特點的體系架構，這就是DOA。”可以看出，苗放致力研究的DOA，正是為了建立一個安全的數據應用生態系統。

從數據自身入手“穿盔帶甲”

云計算、大數據依賴于開放的互聯網環境，對數據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別是數據集中存放后，黑客利用漏洞和后門入侵系統獲取敏感數據，內部人員因利益誘惑或被“社會工程學”所“攻破”而對數據越權訪問，這帶來了國家安全、社會穩定、企業利益和個人隱私等一系列問題，使數據的安全問題更加嚴重和突出。

另一方面，隨著數據應用、數據交易和數據資產的保護，一系列新的問題，如數據權屬問題，數據問題，數據產權問題，數據所有者、數據生產者、數據使用者、數據擁有者劃分及他們之間的利益關系問題，數據立法問題等被提出。“這些都需要從數據安全機制、數據權屬劃分等基本問題上著手研究，以解決大數據時代的各種數據問題，適應于新的社會和經濟發展要求。”

“應對這個挑戰的機制，即面向數據的安全機制。”苗放希望從數據權屬與數據安全相結合，研究和建立二者的內在機制，通過網絡人員數字證書認證中心（CA）和公鑰基礎設施（PKI）來實現數據的權屬劃定及對具有所有權的數據實現原生加密，理清參與數據存儲、數據管理、數據傳輸、數據交易等過程和這些數據擁有者的關系及權利，通過對數據使用者、數據者的授權，實現數據的交易和應用，再通過對數據動態行為特征進行實時記錄和追蹤溯源，從而實現從數據產生、所有權確定、數據安全存儲和傳輸，到數據授權應用、數據行為可溯源全過程的動態管理。

“數據權屬是基礎，還有兩個關鍵技術，一個是數據的原生注冊，一個是數據的原生加密。原生注冊是解決管理問題，原生加密是解決安全問題。只有站在數據的角度，去設計一些體制和方法模塊，大數據才能發揮真正作用。”對于未來工作，苗放滿懷信心，“這個架構并不遙遠，不長時間內將會落地發揮作用。”

從數據自身入手，“穿盔帶甲”，原生加密，但又要保證能夠得到共享和應用，通過數據注冊和記錄了解數據的基本信息和使用的動態信息，通過授權使數據得到合法合規的使用，并能發現違規數據使用者，這是在數據安全和其安全應用方面的有意義嘗試。

作為成都大學大數據研究院的院長，苗放帶領的團隊也在蒸蒸日上。盡管身兼多個職務，工作量很大，但苗放樂在其中。“針對互聯網開放環境下的數據安全問題以及數據權屬、授權應用等問題，充分利用目前發展的云計算和大數據等技術，建立一套開放環境下數據安全及數據安全應用的合理可行方案和機制，為大數據產業發展和將來數據社會的有序運行提供技術支持。”這是苗放和團隊共同努力的目標。

在解決數據安全應用方面，國外類似的技術有Handle標識系y和區塊鏈技術，DOA和它們相比具有自己獨到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