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影響生育率的因素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社會經濟因素 生育率 相關分析 回歸分析

社會經濟因素對生育率的影響既包括直接影響又包括間接影響，西方的生育率轉變理論是從也主要是研究社會經濟因素對生育率的影響效果。在對生育率進行宏觀分析時，西方學者從生產力發展水平、城市化等角度分析了生育率的變化情況，并建立起了各影響因素的因果關系[1]。他們認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城市化的進行，促使了人們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的改變。同時，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小孩給父母帶來的效用也有所下降，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生育行為[2]。

一、社會經濟因素對生育率的影響

對總和生育率有影響的社會經濟因素包括受教育水平、醫療衛生狀況、城市化水平、新生嬰兒存活的概率、婦女的就業水平、物質生活水平、生產力水平等。反映這些社會經濟因素的指標為：大學入學比例（y）、每千人醫療床位數（張/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嬰兒死亡率（‰）以及婦女勞動參與率（%）、人均國民收入（美元）、農業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等。

二、研究方法

我們采用的統計分析方法為雙變量相關分析法以及逐步回歸分析法。在相關分析中，我們分析了總和生育率和大學入學比例（y）、每千人醫療床位數（張/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嬰兒死亡率（‰）以及婦女勞動參與率（%）、人均國民收入（美元）、農業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等因素之間的相關關系，通過相關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各社會經濟因素分別對生育率的影響程度。為了說明總的社會經濟因素對生育率的綜合影響，我們對總和生育率和社會經濟因素做了多元回歸分析。由于社會經濟各變量之間存在較強的多重共線性，因而本文采用能夠消除共線性的逐步回歸分析法。

三、研究結論

本文選取世界銀行的數據，對1980-201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和社會經濟各指標之間進行雙變量相關分析，得到的結果如下表1所示：

從表1可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大學入學比例、每千人醫療床位數正相關，與農業占GDP的比重、嬰兒死亡率負相關，這都與上面論述的各社會經濟因素對總和生育率的理論影響相符。這些社會經濟因素中又以農業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以及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這三個變量對總和生育率的影響最大。在表1中，婦女勞動參與率與總和生育率成正比，這與前面的理論分析不符，這可能與中國婦女勞動參與率計算時所用的數據以及中國婦女的職業轉變有關。

為了分析社會經濟變量對總和生育率的綜合影響效果，對1980-201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和社會經濟各變量之間進行了逐步回歸分析。通過SPSS進行數據處理，排除具有較強共線性的幾種情況（VIF≥10），得到的有效結果如下表2所示：

模型2的預測變量：（常量）、農業所占比重、大學的入學比例

模型3的預測變量：（常量）、大學的入學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重

從表2給出的三個模型的回歸結果可知：這三個模型都通過F檢驗、t檢驗以及共線性檢驗，則這三個模型得到的結果都是有效的。同時，這些模型中又以第三個模型的R?都很高，因而我們選取第三個模型得到的結果。在第三個模型中R?=0.958，說明大學入學比例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已經很好的對因變量做出了解釋，從而也說明了社會經濟因素對中國生育率的影響非常的顯著。

參考文獻：

篇(2)

關鍵詞：生育率；人口紅利；老齡社會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4）23-003-02

一、問題重述

人口的數量和結構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我國70年代初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孩子的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國人口的過快增長，對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另一方面，其負面影響也開始顯現：臨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齡化、出生性別比失調、人口紅利消失。本世紀初調整到“雙獨二胎”，到現在的“單獨二胎”。無疑是政策不斷進步的表現。選擇合適的角度建立數學模型，評估有沒有必要全面放開二胎政策。

二、影響因素的分析

1、生育率水平。20世紀70年代初，大力推行計劃生育導致我國迅速從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轉變。生育率幾乎一直處于低生育率2.14以下的水平，近幾年更是低于超低生育率水平1.5。超低生育率水平加快了我國老齡化的進程，不利于社會的發展。

2、出生性別比例。在計劃生育中的嚴格控制人口數量的前提下，“性別選擇”成為人們退而求其次的選擇，最終導致出生人口性別比例被“人為性”破壞失調。查閱1980年至2010年的性別比例資料得知，正常性別比例在103：100左右。自1978年計劃生育以來，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例明顯升高，1985年后除了個別年份外，出生性別比例均超過了112，明顯偏離了正常的性別比例，從總趨勢上看，比例仍呈增長趨勢。出生性別比例失衡會帶來婚姻擠壓、性別透支和人口結構失衡等嚴重社會問題。

3、人口紅利。中國經濟“增長奇跡”源于多種因素，“人口紅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紅利期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撫養比例下降，總人口中適齡勞動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時期。通過用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變化表示人口紅利的變化，確定人口紅利的變化趨勢。

經分析，我國的人口紅利大致處于增長趨勢，但是在2010年出現了一個拐點，為了解釋這個現象，我們建立差分方程模型預測未來幾十年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變化趨勢，進而說明人口紅利的發展趨勢。

（1）差分方程模型。將人群按年齡大小等間隔地分成n個年齡組，比如每10歲或每5歲為1個年齡組。與年齡的離散化相對應，時間也離散為時段，并且時段的間隔與年齡區間大小相等，即以10年或5年為1個階段。人口是通過女性個體的生育而增長的，所以用女性數量的變化為研究對象比較方便，下面提到的人口數量均指其中的女性。

時段 第 年齡組的人群數量為 ，第 年齡組的生育率為 ，死亡率為 ，生存率為 ，有 ，假設 和 不隨時段 變化。 的變化規律：時段 第 年齡組的人口數量是時段 各年齡組生育數量之和，即

①

時段 第 年齡組的人口數量是時段 第 年齡組生存下來的數量，即

②

設時段K種群按年齡組的分布變量為： ③

則（1）、（2）可表為 ， ④

其中，由生育率 和生存率 構成的矩陣 ⑤

當矩陣L和按年齡組的初始分布向量 已知時，可以預測任意時段K人群按年齡組的分布為 ⑥

（2）模型驗證。將年齡分為4組，全國人口分為0-14、15-49、50-59、60-90共4個年齡階段，根據公式⑥只要知道 時的L矩陣，依次可以得到以后每年各個年齡段的人口數據，進而可以預測年齡在15-59歲的勞動人口數量。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查得2000-2008年的出生率 及死亡率 ，通過死亡率得生存率 。

表2中平均相對誤差為0.0159，說明該模型起到了較好的效果，符合人口發展規律。用該模型預測各年齡段的人口數量，從而得出15-59歲勞動人口數以及總人口數，算出比值即得到每年的人口紅利數據，相關運算過程借助MATLAB實現。得知，人口紅利在2010-2015年呈增長趨勢，在2015年左右達到頂峰，此后，呈急劇下降的趨勢。

4、老齡化問題。老齡社會是指老年人口占總數人口達到或超過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結構模型。按照聯合國的新標準是65歲以上老人達到總人口的7%。采用新標準分析我國老齡化程度。

由表3中數據可知，我國2000年65歲以上老人達到總人口的比例已經達到7%，2011年比例已經高達9.1%，說明我國已經進入老齡社會，并且老齡化程度還會繼續加大。

為了更加明確的說明問題，根據建立的動態差分方程模型，預測未來20年65歲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得出我國人口老齡化呈遞增趨勢，2030年左右我國老齡化已經超過20%，并將一直增長下去，所以20年后我國將成為高度老齡化國家。造成上述原因可分為兩方面：1、人口生育率大幅度下降2、死亡率的下降。第一方面與我國計劃生育政策有關，第二個方面得益于經濟社會的發展、疾病的控制、衛生條件和生活質量的提升。人口高度老齡化使我國的養老負擔迅速增加，會導致社會總儲蓄減少，進而使社會總投資下降，最終影響經濟的持續增長。

三、結論

通過對生育率、出生性別比例、人口紅利和人口老齡化的分析，得出生育率持續降低，出生性別比例不平衡程度繼續加深，人口紅利在2015年將會下降，人口老齡化程度繼續加重，這種變化趨勢最終會影響我國經濟的發展。所以我國的生育政策急需調整。也就是說目前很有必要開放二胎政策。

參考文獻

篇(3)

當前在中國爭論是要漸進放寬生育限制還是全面放開，主要是各方用于測算人口增長的模型不同。但決定生育率的因素有很多，每一個模型的細微調整，就可能在測算結果上差出數千萬人口來。

由于單獨二孩政策在各地的實施，給了我們一個觀察人口變化的窗口。盡管這一政策全面發揮效應或許還需要一點時間，但基于現行的實踐可以小結兩點：首先，申請生育二胎的人數遠低于預期，這意味著當前的適齡人群的生育意愿普遍偏低；其次，申請生育二胎的人數在不少省份呈現下降趨勢，表明放開單獨二胎后不會出現生育高峰。

基于現行單獨二孩政策實踐的觀察，有人提出應全面放開二胎，人口增長不會如衛計委預測的那么高。加上生育意愿和實際生育之間的差距，這一說法是有道理的。但即便是這一觀察，實際上也和衛計委的測算屬于相同的邏輯，沒有考慮其他因素對生育率的影響。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不僅是說增量，還包括存量的增長。這種宏觀上的增長在微觀上就意味著人均或戶均收入的增加。

換言之，如果一個典型家庭里夫妻雙方都參加工作，那么收入增長意味著他們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就迅速增加，從而擠壓生育意愿。尤其是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后，生育率下滑幾乎是全世界都不可避免的現象。

長期看，不管何種鼓勵生育的措施，恐怕也不能阻擋生育率下滑和人口老齡化的趨勢。認為應當漸進式放寬人口限制的觀點，往往拿出印度作為例子。這類觀點認為由于印度沒有控制人口，導致了印度規模龐大的人口，并且有可能于未來在人口總量上超過中國。

但這一推論背后沒有說明的是印度同期的經濟狀況。實際上，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印度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維持了年均約5%的增長。80年代初期，每名印度婦女平均生育5個孩子，到2013年，這一數字已經迅速降到了2.5以下。

篇(4)

    生育意愿支配著人們的生育行為。長期以來,“多子多福”的傳統生育文化影響著我國農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導致農村的多生行為,“多孩”成為家庭的普遍選擇。然而在計劃生育政策、社會經濟發展以及人口流動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傳統“多子多福”生育觀念遭受巨大的挑戰。以工業化、市場化為特征的現代經濟侵蝕傳統的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小農經濟;強勢的計劃生育政策從制度上嚴格約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選擇的空間;大規模的“鄉城”人口流動對農村多孩生育觀念帶來巨大的沖擊,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在不斷弱化,農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經由多生、早生,轉變為自愿少生、晚生;從重視孩子數量逐漸轉為重視孩子的質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數量”的變化是這種轉變的直接體現。2006-2007年,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顯示[11],在無計劃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數為1.45,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遠。以現行的1.5個子女作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斷標準①,江蘇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農村家庭對孩子數量的選擇空間極為有限。相關學者估算,我國農村地區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體上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選擇空間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與孩子數量之間進行的艱難抉擇。從政策生育水平來看,農村政策生育水平遠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轉變增長勢能消退后,負增長的人口政策將累積人口負增長慣性。

    近年來,受城市發展的推動以及人口流動阻力的減小等因素的影響,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向城市。西方學者在研究生育率轉變過程中,就提出現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轉變的基本決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的重要方面[14]。而針對我國的實證研究也證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觀點、生育文化對常年居住于城市的農村青壯年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城市化顯著減緩了我國人口的增加[15],有過外出流動經歷的農村婦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沒有外出經歷的農村婦女[16]。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將推動農村生育模式轉變。從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狀態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與實際生育水平存在差異。事實上,由于經濟、政策、流動等條件的限制,人口的實際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生育的城鄉二元結構,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農村地區低。不過近年來,農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斷下降,因而城鄉生育水平正逐漸趨同。“六普”數據顯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44,遠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鄉生育水平的趨同態勢較為明顯。這也表明,農村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不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許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許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無法克服因生育帶來的巨大成本而放棄生育,進而造成實際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現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實際生育水平的梯級遞減特征。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也顯示,擁有二孩生育權的婦女中,沒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過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個孩子比例不足4%。放棄二胎現象表明,在農村地區,一胎化已有內化為個人自覺生育選擇的趨勢。這種自覺的超低的實際生育水平已經在人口內部累積起巨大的人口負增長慣性,這一現象值得警惕。

    在這種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下,農村地區實際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積巨大的負增長慣性。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規模由2000年的934萬人減少至2010年的841萬人,年均減少近10萬人。如果按照這一變動趨勢,2022年,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將不足400萬人;由于出生人口的減少,農村少兒人口(0-14歲)規模由2001年的2.06億人減少至2010年的1.17億人(圖1),減少0.89億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處于“少子化”狀態,并處于“嚴重少子化”①的邊緣。這種長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實際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內部累積了巨大的負增長的慣性,農村人口未來將遭遇負增長已成定局。同時,少兒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動整個農村人口結構的老化(圖2、圖3)。假設以2010年農村各年齡人口規模為基礎,0歲組人口規模以2000-2010年間變化趨勢為準,并假設年齡死亡率不變,2030年,農村人口年齡金字塔將如圖5所示。金字塔圖表明,2030年,中國農村少兒人口與老年人口(60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別達到15.7%和26.3%,屬嚴重的“少子老齡化”狀態。

    二、農村人口勞動力虧損

    城鄉二元體制下,我國缺乏明確且有效的城鄉均衡發展的政策和途徑。相反,國家政策長期傾斜于城市的發展。我國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節節攀升,而與之相對應的農村,種地不賺錢成為一種普遍狀態(參見表1),我國城鄉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失衡的城鄉發展,也帶來了城市社會對農民身份的偏見與歧視,農民對自己的身份也容易產生較強的自卑感,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厭離農業,“跳出農門”、“遷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強烈。由于推拉合力產生了城鄉之間巨大的勞動力遷移勢能,農村勞動力轉移順勢而出。

    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并不完善、勞動力市場尚不完全,農村勞動力轉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驅使下,很難形成有序、合理的城鄉勞動力流動。這種失靈的勞動力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盲目性與沖動性,并造成農村人口虧損。據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2011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53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58%(參見圖6)。其中,外出農民工總量達到1.59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36.4%。相關學者研究也顯示,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已經結束,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①已經出現[19]。據估計,2006-2010年間,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在0.3~1.8億人之間(參見表2)。而2011年我國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08年起,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到2億人以上,其規模均超出學者們所推算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即農村勞動力凈剩余規模由正轉為負,出現城市、農村爭奪勞動力現象。近年來東部發達省區出現的“民工荒”、農民工工資上升等現象則是對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直接佐證。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②調查顯示,74%的農村已無可以進城打工的“剩余勞動力”,僅有25%的農村還有40歲以下的勞動力。2011年6月,中央國家機關青年“百村調研”發現,河北、山西、湖南、內蒙古等其他省(區)的情況,大致情況類似,本來是農業大省的中部廣大農村地區,年輕人變得越來越少,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現象將越來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勵加快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步伐。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另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為城鎮的發展提供了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資金流。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每年農民工為城鎮發展帶回的資金流高達數千億元。農民工外出務工帶回的資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鎮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城鎮發展資金不足的狀態。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貧困地區政府鼓勵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熱情。國家出臺的很多政策弱化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中間障礙,甚至鼓勵有能力的勞動力出國打工。這種單向的政策鼓勵導致能進城的都進了城,農村真正全職的“種養”勞動力幾乎沒有,這也成了一種普遍狀態。這種“只推不拉”的單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農村凋敝的步伐。

    能夠保障村莊安全、發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輕人口的缺乏,農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經出現③。這樣的景象絕非個別,甚至在鄉土中國不斷蔓延。據《中國統計摘要2010》的統計數字顯示,全國的村民委員會數目,從2005年至2009年逐年減少,分別為62.9萬、62.4萬、61.3萬、60.4萬、60萬。平均計算,全國每年減少7000多個村民委員會。這說明,在中國這個曾以農業文明興盛的廣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個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沒有充足的勞動力,農村土地撂荒日益嚴重。國土資源部調查發現,我國每年撂荒耕地達到3000萬畝,10年則達到3億畝,數量驚人。由于勞動力短缺、種糧效益較低等原因,農民對發展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興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積達40%以上,并且還存在“隱性撂荒”現象,本來可以種植雙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種了單季稻③。種糧農民不足的問題已經出現,再過5~10年,這些老人無法勞作之時,種糧主產區的勞動力將后繼無人①。

    在相當長時期內,我們認為中國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現在卻出現了“供給缺口”。即便總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穩定,我國也將長期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26]。“六普”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僅有海南、新疆、貴州、廣西四省的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間,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遼寧、黑龍江、吉林六省市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低于1,已進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雖然我國生育率長期存在二元城鄉結構差異,但生育率相對偏高的農村地區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這是發人深省的事實。同時,“六普”數據顯示,我國城市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0.882,農村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438,比世界發達國家水平還要低0.262②,反彈乏力,這也是造成勞動力后備資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城鎮失業報告》③稱,未來我國農村從事農業的年輕一代(16-25歲)勞動力,其在農村戶籍勞動力中的比重已不足兩成。造成農村人口無法維系“無限供給”的狀態,并出現勞動力“供給缺口”。

    人口城鎮化一方面通過轉移農村過剩人口,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城鎮化吸走的農村人口不一定是過剩勞動力,相反地,倒可能是必要勞動力和精英勞動力。因為遷移行為是具有選擇性的,那些處于青壯年時期的人口以及擁有較高學歷的人口更有可能選擇遷移。這樣過度而且具有選擇性特征的人口轉移所帶來的就不是“人口適度”和“人口紅利”,而是農村“人口虧損”和“人口負債”。這也告訴我們,人口城鄉、區域間的合理分布,是實現城鄉、區域均衡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農村無農民不穩,無農民不旺,農村勞動力轉移既要有序,也要均衡;既要加快城市的發展,也要推進農村的進步,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長期以來,城市與農村發展密不可分。沒有穩定的農村,城市將很難實現持續發展。沒有興旺的農村,城市將很難有持續的繁榮。沒有新的農民人口補給進來,農業發展將缺乏人口保障,城市也將因為沒有興旺的農業、農村作為后盾而失去發展的基礎,這也是當前“無農不穩”的新含義。

篇(5)

［關鍵詞］人口結構；生育政策；戰略；調整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2.119

［中圖分類號］C924.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02-0-02

生育政策與人口結構的優化密切相關，合理的人口結構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現實的、潛在的動力。在過去幾十年間，我國限制生育的政策成功地抑制了人口過快增長的現象。但限制生育政策的社會經濟風險也在不斷地累積，并影響我國未來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生育政策的戰略性調整只有現在進行時,沒有過去完成時。

1 中國人口結構現狀及傳導效應

隨著我國控制人口政策的實施，人口結構出現了以下變化：總和生育率（TFR）處于較低水平，已經處于1.3的低生育狀態；人口增長率與出生率呈同比下降態勢；年輕勞動力人口不斷減少，人口平均年齡不斷上升,老齡化趨勢加速；獨生子女家庭不斷增多；男女出生性別比例嚴重失衡；城鄉老齡化同比上升，鄉村老齡化率總體高于城市,人口紅利消失等。

調查發現：全面二胎政策生效后，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比較低，為43%。生育意愿受到房價、教育、醫療等因素的影響。其中,購房支出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約為33%，家庭住房還貸壓力特別巨大；教育費用占22%，醫療費用占17%。對絕大部分年輕家庭而言，房價、教育、醫療等支出過高直接導致家庭可支配收入減少，進而導致生育二孩的意愿降低。不容置疑，家庭收入與生育意愿呈正相關，收入越高，生育二胎的比例越高，反之，則越低。“養不起”是生育二孩意愿較低的根本原因。

這些問題具有“蝴蝶效應”。生育率低導致了人口增長率下降，低的人口增長率導致了人口平均年齡上升，人口平均年齡上升導致了年輕勞動力減少、老年人口攀升，進而加重了年輕人的社會負擔。同時，計劃生育也導致了一些負面影響，如獨生子女家庭多引起的男女比例失衡。由此可見，進行人口結構優化已是我國目前的重要任務之一。要想解決我國人口結構的矛盾，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關鍵問題是要適度提高生育率。

2 提高我國生育率的思路

2.1 不斷完善與生育政策相關的配套措施

從世界各國生育政策調整的實際效果來看，無論是抑制生育還是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只有少數的國家是成功的。生育率受經濟、文化、社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因此，完善與人口政策相配套的具體措施是充分發揮人口政策功能的重要措施。林毅夫、張軍 等認為,“中國的人口增長是一個慢變量”，生育政策的調整必須根據整個經濟社發展狀況因勢利導，與時俱進，積極準備相應的可供選擇的政策的配套措施。

為提高二胎的生育率和適應育齡婦女生育二胎意愿的高齡化趨勢，讓人們真正“敢生”。因此，政府要制定和完善以下配套措施：一是，取消晚婚、晚育政策的限制，將結婚年齡進行調整；二是，完善生育保險制度，提高享受生育保險待遇的條件，擴大參加生育保險待遇的范圍；三是，要改革現行的生育登記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生育獎勵、保障制度，對履行國家生育政策的家庭給予獎勵；四是，要大力推進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幼托一體化的社會服務、產假由夫妻雙方共享、在產假的總額度內自由分配休假時間等政策，減輕照料子女的壓力；五是，要在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基礎上，通過各種預防措施防止婦女因生育而造成職業晉升受阻或利益受到損害的現象，不僅要消除對女性就業的隱形歧視，還要建立婦女因生育休產假造成企業利益受損的補貼機制，減輕女性就業和發展的壓力；六是，要建立以家庭為對象的獎勵、保障等配套制度；七是，要適當增加產假時間（最好將原來的98天修訂為180天）。

2.2 增加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

從筆者的調查和目前的研究來看，收入、教育、房價等多種因素對生育意愿有著重要的影響。在養育成本中，無論房價支出的占比，還是教育、醫療支出的占比都與人們不愿意生育二孩有關。盡管擴大內需是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途徑，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是社會經濟各個行業現實消費的增加和潛在消費預期的增強，但房地產和教育僅僅是拉動內需的個別方面。一般來說，家庭可支配收入與經濟發展呈正相關性，與房價、教育費用高低呈反相關性。這些年來，我國出現了房地產產業畸形發展，房價普遍超過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和教育產業過度市場化，收費過高等現象。因此，政府應對此進行調控，增加城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進而改善人們不愿生二孩的現象。

2.3 把握好生育政策調整的時機、力度和分寸

目前，我國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不會改變，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資源環境的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全面二胎政策僅是我國人口政策戰略調整的一部分。由于生育政策、社會經濟發展、家庭收入狀況等因素影響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雖然生育政策的影響力呈現減弱的趨勢，但其主導作用仍不可替代。從我國“雙獨”“單獨”政策和一些發達國家鼓勵生育政策的實施效果看，全面二胎政策的預期效果也不容樂觀。因此，生育政策調整是國家長遠的戰略規劃，應把握好調整的時機、力度和分寸。

一是要“小調整”與“大調整”相結合，處理好變與不變的關系。政策效果和功能的發揮需要一定的時間，全面二胎政策在短期內不得頻繁的大調整，不宜變動過快。畢竟，判斷生育意愿和生育效果的周期較長，至少要五年時間才能得到較為可信的數據。因此，在全面二胎政策實施的頭五年內，有關部門不僅要加快各項保障工作的完善，還要深入基層準確了解實際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及時進行分析研究。如果實際生育率基本達到預期目標，就可將政策重點放到完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如果實施滿五年后，出現了生育率過高或過低的現象，則應采取相應的應急措施。

二是有關部門要積極有為，通過調查研究深入了解實際情況，增強政策微調的前瞻性，完善政策實施效果的評估機制和糾錯機制，加大對義務教育的投入。具體來說，可以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范圍，在國家財力允許的情況下，也可考慮普及高中教育。未來發展的關鍵不僅是簡單的提高二胎生育率的問題，而是要把人口大國轉化為人力資本強國，不斷提高人口素質的問題。

三是要處理好宏觀政策的統一性與微觀措施的差異性的關系，因地制宜。由于影響生育的因素有很大差異，各地的配套措施應當在堅持政策和有關法規的前提下因地制宜，但不可突破法律。

2.4 嚴格管理、加強引導，促進性別平衡

出生人口性別比的長期不平衡勢必會影響社會的發展，必須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防范和解決。首先，要倡導男女平等的觀念，對醫院進行嚴格管理，將產檢性別的保密工作由原來側重于道德要求轉變為法律要求，更好地促進出生性別的平衡，讓有性別偏好的人沒有可乘之機。其次，保障婦女兒童權益，促進社會性別平等。最后，要找準女孩發展面臨的問題和產生問題的根源，精準施策。從實際出發，制定科學的、合理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政策來促進社會性別的平等。偏好男孩的思想觀念是造成出生人口性別比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國家應抓住這一關鍵問題，加強促進社會性別平等的宣、傳倡導工作，引導群眾轉變思想觀念。

總之，為了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優化人口結構，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目標，應避免單一化的政策,采取一系列相互銜接和可供選擇的配套政策。

主要參考文獻

［1］彭希哲,李S,宋靚B,等.上海市“單獨兩孩”生育政策實施的初步評估及展望［J］.中國人口科學,2015(4).

［2］黃匡時.“單獨兩孩”政策對人口出生性別比的影響效應分析［J］.人口學刊,2015(4).

［3］范洪敏.中國低總和生育率分析［J］.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

篇(6)

一、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的負面影響

如上所述，計劃生育政策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但是，與此同時，它的負面效應在這幾十年中也在不斷累積，并呈日益擴大化趨勢。“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對生育數量的控制，使我國生育率長期保持較低水平，形成了我國少兒人口比例逐漸減少，社會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問題。這也給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特別是農村家庭養老)提出了挑戰———“兩個孩子”至少要養活“四個老人”甚至更多，這將給孩子未來的生活造成很大負擔。并且，在社會“男孩偏好”的影響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會出生性別比嚴重偏離正常波動范圍。因而，計劃生育政策嚴重影響了我國人口結構———年齡結構和性別結構。年齡結構的問題在于，社會老齡化趨勢日益加重;而性別結構的問題在于，出生性別比長期居高不下。無論是社會老齡化還是性別比上升，均給我國經濟帶來了負面影響。直接研究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影響的文獻主要分析計劃生育政策對儲蓄率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如汪偉指出暫時沒有發現老齡化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的負面影響。但是，這可能是因為我國現在處于老齡化初期，老齡化對于儲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長的影響的方向和大小還有待觀察。一旦未來老齡化的負擔效應超過壽命效應，并占據主導地位，老齡化很可能對經濟增長和儲蓄率產生負面影響［6］。周俊山和尹銀通過面板數據分析，表明計劃生育政策是居民儲蓄率變化的重要原因。農村性別比失調，導致婚姻擠壓，進而使家庭為兒子婚姻問題，儲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財富，最終導致競爭性儲蓄。并且，這一結論與WEI等的研究結論一致。這種儲蓄動機本身，并不利于經濟增長。比如競爭性儲蓄下的消費行為，很可能表現為結婚時期的“井噴”消費［9－10］。

間接分析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影響的一類文獻主要探討了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儲蓄、消費、勞動收入份額和經常賬戶余額等的影響。考察老齡化與經濟增長和儲蓄率關系的文獻認為，老齡化不利于經濟長期增長。其中，胡鞍鋼等通過1995—2008年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表明，老齡化將降低中國儲蓄率，并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產生負面沖擊［5］。馬驍驍的研究表明，隨著老年人口比例不斷升高，勞動人口比例連續下降，老齡化將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11］。范敘春和朱保華認為，個體年齡階段不同，其收入、消費與儲蓄行為不同。該研究表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顯著影響國民儲蓄率。在考慮時間效應的情況下，少年人口撫養比上升將提高國民儲蓄率。而老年人口贍養比上升，將減少國民儲蓄率。在不考慮時間效率的情況下，少年人口撫養比和老年人口贍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方向恰好相反［12］。還有部分討論年齡結構對消費影響的文獻認為，人口年齡結構很有可能是消費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長率與消費的關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長率對消費率提高具有拉動作用［13］。張樂和雷良海認為，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導致我國居民消費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兒撫養比下降和老年撫養比上升，導致居民消費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張杰平通過對1978—2007年中國宏觀數據的研究表明，少兒撫養系數和老年撫養系數對居民消費均有顯著的負影響［15］。還有其他研究顯示，老齡化有利于提高消費。如王宇鵬對2001—2008年中國城鎮居民消費進行實證研究表明，人口老齡化顯著影響中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在控制其他因素條件下，老年人口撫養比越高，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獻研究了年齡結構與勞動收入份額和經常賬戶的關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中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將影響個體儲蓄行為，進而影響生產的資本集約程度;在資本與勞動替代的情況下，資本集約程度降低勞動收入份額［17］。汪偉的研究表明，人口結構變化是我國經常賬戶余額變動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釋近45%的賬戶余額變動［18］。

另一類研究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影響的文獻主要探討性別結構失衡對經濟的影響。雖然，計劃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別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間接與性別比上升相關。性別比上升，不僅造成了大量男性終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響已經涉及經濟領域。相關研究顯示，性別比影響儲蓄率［9－10］。WEI等的競爭性儲蓄假說指出，性別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為兒子在婚姻市場處于有利地位，通過提高家庭儲蓄而相互競爭，進而解釋中國高儲蓄率現象。此外，他們的研究還表明，在性別比更高的地方，地區房價也更高［10］。李樹茁和胡瑩表明，男女在儲蓄、消費、投資等方面存在性別差異，在女性儲蓄傾向高于男性的情況下，女性相對收入增長，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談判力上升，從而有利于提高儲蓄率。在性別結構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場有更高的談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費和孩子投資方面，也享有較大的發言權［19］。因此，性別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儲蓄率。而這并不利于我國消費的提高。據以上大多數文獻的分析，無論是計劃生育政策本身，還是該政策引致的人口結構變化，均對我國經濟長期增長、儲蓄和消費等存在不利影響。從總體上看，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國人口在短時期內迅速實現了從“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轉型。這有效地控制了我國的人口數量，使經濟增長的成果沒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釋”。然而，“低生育率”帶來的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而且這給我國經濟運行帶來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響。

二、關于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建議

(一)既有文獻關于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建議

一般認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無法應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難以解決未來更嚴重的社會老齡化問題、性別結構失衡問題和經濟長期增長問題。因而，既有文獻關于調整生育政策的建議基本集中在放寬生育數量方面［1、6、9］。他們認為適當放寬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時間內緩解未來嚴重的社會老齡化問題。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在長期內，人們生育孩子的意愿數量將進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們生育數量，但無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況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寬生育數量限制，在短期內有效，但在長期中效果不確定(這是因為人們生育率呈下降趨勢)。屆時，通過放寬生育數量來解決人口結構問題則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而，為促進經濟長期發展，應對人口結構引致的經濟問題，政府除了適當放寬生育數量限制以外，還要有長期政策應對未來人口問題。這需要政府提高人們的教育程度和個體生產力，應對未來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獻基本上主張運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來平衡性別比。比如嚴格限制鑒定胎兒性別技術的應用范圍，從而降低性別比［20］。總體上講，這是通過提高性別選擇成本，引導性別比恢復正常狀態。當然，隨著生育數量的放寬，人們性別選擇的原動力將下降，性別比可能逐漸恢復正常狀態。還有如王金營和趙貝寧主張通過其他公共政策(社區養老、公共福利養老、醫療和社會保障制度)與計劃生育政策配合，應對目前社會老齡化和生育性別偏好問題［1］。顯然，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相關人口問題以及相應的經濟問題。因而，調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與計劃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對于緩解人口結構的問題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然而，以上建議難以應對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時并存的情況，也難以處理這種情況導致的人口結構問題及其造成的經濟影響。

(二)關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思考

篇(7)

關鍵詞：社會保障，經濟增長，三期生命周期，生育率，人力資本，儲蓄

兩期生命周期的世代交疊模型是研究許多經濟問題的優良工具，Diamond [1] （1965）提出了個人生命分為兩時期的世代交疊模型。該模型的優點是簡明、便于數學處理，主要缺點是回避了收人預期問題。在該模型中，個人工資收人只存在于生命的第一期，此工資收入對個人來說是已知數，因此個人消費決策不涉及工資預期問題。而在實際經濟中，在職者的消費決策都涉及未來工資的預期問題。如何預期未來工資收入對經濟系統的功態有重要影響。為了反映預期的作用，需要將個人生命為多個時期，至少分為三個時期，在此基礎上建立三期生命世代交疊模型，三期生命周期人模型比之兩期生命人模型的特點在于，在引進了教育及人力資本因素并且使教育及人力資本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的基礎上，考慮了工資收人的預期問題，使得模型更具說服力。

1 理論模型

假設一個單一產品的無限時期的經濟體，并且假設是三期生命周期的人模型。人在同一代際是確定的，他們在年輕時學習，年老時退休，在中年時具有一個單位的勞動時間。假定下角字母 t表示當期的時期，上角字母t代表當代人出生在 t-1，并且Lt代表在時期t的中年人人數。每一個中年人具有個孩子，并且必須投入v（固定的）的時間來養育一個孩子（這里），并且nt是對男女都適用的生育率。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中年人的效用是 Vt，一個中年人的消費是，老年時的消費是 ，孩子的數量是 nt，并且，每一個孩子的效用是 ：

由式（14）和式（15），可以看出，經濟增長率與對孩童教育的時間、收入投入以及儲蓄率成正相關，但是卻與生育率成負相關。從式（9），正如Barro[2] （1974）指出的：如果遺產是有效的，那么，社會保障增長率的增加與儲蓄率無關，相反，就是Feldstein[3] （1974）指出的：如果遺產是無效的，那么，社會保障增長率的增加將減小儲蓄率。根據式（8），可以得出，如果如果對孩子福利的偏好足夠強，那么遺產將是有效的；并且，社會保障增長率的增加將使得遺產與收入的比率提高（如果有效的話），因為，，這里社會保障對儲蓄與遺產的影響都是顯著的，這與先前在未引進遺產有效性的模型中，社會保障的相關影響很難判斷形成了鮮明對比。

總的來說，社會保障與生育率、人力資本投資、經濟增長率的相互影響關系是比較復雜的。一般地，社會保障增長率的提高將對生育率、人力資本投資以及經濟增長產生負面的影響。關于生育率，遺產的增加將提高社會保障稅率，這意味著養育孩子的成本提高了，關于這個問題，在Becker 、Barro （1988） 以及其他研究者之間發生了爭論，無論如何，社會保障稅率的提高將減小稅后工資率（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減小），這將導致生育率提高。從式（8），（9），（10），以及（11），當且僅當，時，，注意不等式成立的條件是α在增加，因此，當且僅當對孩子福利的偏好α比對孩子的數量偏好ρ強時，生育率將減小社會保障稅。由于社會保障稅率提高將降低稅后工資率，這將減小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因此社會保障將對人力資本投資產生傷害。

從式（12）和（13）中看出，但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對孩子質量與數量之間存在替代效應，如果在有效遺產的條件下，社會保障稅率的上升導致生育率減小，那么投資于每個孩童的人力資本投資將上升。而當遺產是無效的時候，無論如何，社會保障稅率的上升將減小每個孩童的養育成本，因此將提高生育率而減小投資于每個孩童的人力資本投資。

使用經濟增長方程式（14）做實證研究，初始值為第0期，我們將式（14）表達如下：

（10）

此方程的一個特別的困難是不能對人力資本進行直接的觀察，在這里我們用人力資本的自然對數值（教育水平）近似的逼近人力資本；我們也將逼近單位資本收入值的對數值（），使用y和y2的線性組合：，這里和（因為是y的增函數）。另外，我們近似地取。實證研究的主要任務就是探討系數d是正的，零，還是負的。實際上，一些其他的可以影響經濟增長跟其他變量的因素，如政治穩定和其他類型的政府支出并沒有包括在我們這個簡單的模型里。因此，當初始變量為社會保障支出時。

社會保障稅率τ的上升將使得式（10）中的產出的長期增長率上升。如果對孩童的福利的偏好強于毒劑孩童數量的偏好，該條件將成立。也就是說，如果對孩童福利的偏好足夠的強那么在式（8）中，給定初始收入以及初始股本，社會保障將提升均衡經濟增長路徑以外的經濟增長率。

總而言之，社會保障對經濟增長及其變量（生育率、儲蓄以及教育投資）的影響穩定的依賴于對孩童數量以及福利的偏好的相關強度對比。當對孩童的福利偏好較強時，遺產成為正，并且社會保障增長率的上升將通過不變的儲蓄率減小生育率提高教育投資的情況下，促進經濟增長率。相反，當對孩童的福利偏好足夠小并且使得遺產為無效的時候，社會保障的增加將提升生育率，減小儲蓄率、教育投資以及經濟增長率。這些不同的預期實際效果都有相關的實證研究作為證據。

2 實證模型研究

本文前一部分詳細介紹了三期生命周期人模型的假設條件、推導過程以及模型的結論，其后在此基礎上多位國外經濟學者建立了實證模型研究社會保障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特別是Giorgio.B，Carlotta.B（2000）[4]分析20個工業化國家的；Jie Zhang [5]（2004）使用1960-2000年的跨國面板數據進行了實證研究。

Giorgio.B，Carlotta.B（2000）分析20個工業化國家的社會保障支出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驗模型，其模型如下：

1.Giorgio.B的模型中以自殺率代表社會穩定性，社會保障的基本功能中包括社會的“穩定器”，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應當降低自殺率，而自殺率應當有損于經濟增長，但是在我國自殺率的數據很難搜集，本文舍去對社會穩定性的影響分析。

2.Jie Zhang的模型中以革命和騷亂以及暗殺代表社會穩定性，我國社會政治狀況一直處于穩定狀態，所以關于革命和暗殺也舍去。

3.考慮到我國財政支出中的社會保障支出份額，模型中應當加入財政支出中的社會保障占比變量，用以研究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本文以下面三個方程來模擬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方程（16）的系數，，，，分別表示社會保障支出絕對值、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投資形成額、從業人員初中教育以上占總從業人口比重以及財政社保保障支出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系，為正值則促進經濟增長，為負則相反。

方程（18）中的系數，，分別表示社會保障支出絕對值、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以及財政社保保障支出與投資形成的關系，為正值則促進投資增長，為負則相反。

方程（19）中的系數，，分別表示社會保障支出對數值、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以及財政社保保障支出與人力資本的關系，為正值則促進人力增長，為負則相反。

若和與同時為正，則說明社會保障支出通過提高資本積累水平而促進經濟增長；若與同時為正，則說明社會保障支出通過提高在職人力資本技術水平而促進經濟增長。

3 結論

本文對社會保障支出影響經濟增長的理論模型及實證模型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三期生命周期模型將經濟增長、生育率、人力資本投資以及儲蓄作為內生變量，模型具備更強的解釋力。大多數先前的理論研究都聚焦于社會保障和實物資本積累的關系上，好像它是社會保障影響經濟增長的唯一渠道。但是最近的經濟增長模型強調了生育率與人力資本的重要性，本文的模型也顯示出社會保障通過生育率和人力資本影響經濟增長，與先前的大多數研究不同，本文的研究近似的是基于包括了影響社會保障的遺產、儲蓄、教育、生育率等變量的兩部門疊代經濟增長模型。

參考文獻

[1]Diamond .P，National Debt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1965，（55）：1125-1150

[2]Barro RJ，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1974，（82）：1095-1117

[3]Feldstein， M. S.，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 ital Accumul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 1974，（82）：905 - 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