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小農經濟的缺點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合作 農民合作

“合作”一詞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指成員之間的共同行動或協作行動的意思。

合作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人類要生存，要與做斗爭，就需要合作，正如呂氏春秋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欲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暑濕燥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與之利也。”

合作的范圍是廣泛的。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都存在著不同形式的合作。

合作的收益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合作會增加物質性的收益。主要表現是：其一，合作增大了規模，有助于產生規模效應；其二，合作使合作者之間容易產生外部性等，從而有助于實現聚集效應。另一方面，合作會增進精神性的收益。其一，合作是實現人的自我價值的前提條件；其二，合作有助于消除人類精神上的某種不確定性，團隊使人具有了某種歸屬感和安全感。

分工是產生合作的基本前提。分工有不同領域的分工。經濟領域內的分工是產生經濟合作的前提；社會領域內的分工是產生社會合作的前提；知識領域內的分工是導致知識專家們合作的前提；等等。不同類型的分工會導致不同類型的合作；不同水平的分工也會導致不同水平的合作。人類的合作水平最終取決于分工的水平。社會化大合作的前提是社會化大分工。

由于分工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之源，所以，選擇合作是人類理性的最終體現。一方面，人類會面臨分工的不斷深化；另一方面，人類應不斷推進合作。分工和合作共同構成了人類演進的兩大動力。

但分工并不必然會導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產生，這里關鍵取決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設。約翰·泰勒指出：“認為分工為經濟共同體的契約提供了充分原因則是社會最深的錯誤觀念之一。分工并沒有為經濟共同體的契約提供原因。它僅僅描述了需要契約的條件。兩個人合力架一根橫梁要比一個人單干容易得多，但兩人并不會因此就會一起架梁，除非有一種情況，即每個人都承認對方對于架好的棚屋擁有一部分權利。”約翰·泰勒所強調的是：要實現合作，不僅要求能夠通過合作增加合作者們的總收益，而且能夠保證在收益的分配上使所有合作者都能受益。所以，要建立有效的合作，其一，共同體內部應充分認可成員之間的相關關系；其二，應充分尊重成員間的相互需求。

合作具有傳承性。馬林諾夫斯基說：“一切組織和一切協調行為都是傳統的綿續性的結果，并且在每個文化中，都有其不同的形式。”①蘇珊·溫認為：“建立社會組織所根據的概念構成任何一群人的認識遺產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個遺產代表關于如何組織生產的好幾代人的知識，因此是任何一個國家所有的、用來追求經濟的‘資本’的最有價值的形式之一。”②

合作的難度與成員個數成正比例。奧爾森指出：“組織成本是集團中個人數量的一個單調遞增函數”。③諾思和托馬斯也指出：組織“費用多寡往往直接與必須參加協議的人數有關”。④

誠信是保證合作有效性的重要條件。誠信的維持在自律和他律兩個方面。自律靠靈魂的自覺，而靈魂的自覺又需要靈魂的恐懼感來維持。他律靠制度，社會的法治化是提高誠信度的有效途徑。人治的隨機性本質上是破壞誠信的，而法治才是誠信建設的根本。

合作的路途有：血緣、地緣、業緣，其中血緣是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徑。血緣合作是人類最早期和最初級的合作形式。血緣合作可以滲透到地緣合作和業緣合作中。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血緣合作方式也會不斷得到改進。但基于地緣和業緣的合作將會更加廣泛化。

家庭是人類最基本的合作形式。家庭合作不僅僅使家庭成員獲益無限，而且也使社會獲益無限。所以，家庭的出現實是人類合作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等各種類型的合作組織，是合作形式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在未來社會，人類的合作形式會更加多元化。

合作的最根本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但合作本身又是總體性原因的結果。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將綜合合作本身的演進形式。經濟是合作的基礎條件，制度和體制是合作的保證條件，文化是合作的靈魂和實質。

中國農民合作難，既是一個真命題，也是一個假命題。

中國農民合作難是真命題的理由是：首先，中國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天然缺乏社會化的大分工，社會化分工的缺乏必然導致相應社會化合作的缺乏；其次，鄉村熟人社會的特征和相應人治的傳統并不能使契約關系得到普遍發達，從而弱化了分配的激勵功能；再次，儒家倫理文化所體現的現世主義風格使人的精神趨向一種短期情結，從而也不利于合作的長期化和陌生人之間的合作。

中國農民合作難是假命題的理由是：首先，雖然小農經濟天然缺乏社會化大分工，但小農經濟具有自給自足式的家庭內部的自然分工，這種分工有助于合作的家庭化趨勢；其次，鄉村熟人社會和人治傳統使合作更具家庭化特征；再次，儒家倫理文化更有利于培植家庭合作。

中國農民的合作是中國農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農民的現代化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一個層面是生產者自身的現代化，其解決的主要手段是。一個層面是生產工具的現代化，其解決的主要手段是技術創新。一個層面是生產組織的現代化，其解決的主要手段是合作化。

另外，農民的合作是解決農民分散的根本手段，所以，合作會改變中國農民的弱勢，從而最終會使社會結構向更加均衡化方向發展。

從經濟層面看，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重點應在流通領域。，中國農民的生產結構仍是以小農經濟生產形式為主。這種生產形式的最大特點是規模小，分散和生產結構的同構，類似于分散的細胞。要建立現代化的生產合作，就必須改造這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形式。但在中國，這種小農經濟結構的改造仍是一項長期和艱巨的任務。所以，中國農民要建立現代化的生產合作形式也就更為困難和缺乏經濟基礎，這也就客觀決定了應將流通領域內的合作成為合作建設的重點。另外，從目前中國“三農”的現狀看， “小生產”和“大市場”如何對接也是一個突出的。所以，一方面，順暢的流通系統會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場的有效性，最終會使社會各方受益；另一方面，流通又直接刺激生產，促使生產形式的變革和發展。

他組織應成為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主要手段。合作建設有兩條路徑：自組織和他組織。自組織是指合作自發生成，由內生的因素決定。他組織是指合作靠外部力量推動，由外生的因素的生成。一般來說，組織成本越小，合作越傾向于自組織。其中確定性是影響組織成本的重要變量。因為確定性是形成預期穩定的關鍵，而預期的穩定性又直接影響著合作的有效性。生產和流通相比，生產的確定性要高于流通，所以生產的合作更傾向于自組織，而流通的合作更傾向于他組織。由于中國小農經濟的生產結構決定了中國農民的合作重點只能在流通領域，這也就客觀上決定了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主要手段只能是他組織。

政府應成為推動農民合作的主要力量。一般來說，他組織主體主要有三種類型：政府、社會服務組織、優秀的個人。從中國目前發展的現狀看，三種他組織主體，只有政府相對具有較大的規模優勢，同時，又具有先進的手段；所以，政府應成為農民合作化建設的主要推動者，同時應輔之以社會服務組織和優秀的個人組織者。在將來，隨著合作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政府的他組織主體地位可逐漸讓位于社會服務組織和優秀的個人組織者。農民合作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完成從以血緣為主的傳統合作形式轉向符合化大生產的合作形式（不再以血緣為主，而是以契約為主）。以血緣為主的傳統合作形式對中國的曾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自有其許多獨特的優勢。但血緣畢竟屬于熟人社會的范疇，市場本質上是陌生人的世界，有的只是契約和貨幣。所以，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對這種以血緣為主的合作形式及傳統進行改造。但傳統又具有遺傳性和慣性，同時，任何傳統的改造又不能脫離現實的生產力基礎。對此，中國農民的合作，一方面應充分利用傳統以血緣為主的合作的優勢，并努力使之更加完善；另一方面，應積極促進傳統合作形式向現代合作形式轉變，并且這將是一項長期任務。

農民的法治化是推動農民合作建設的必要制度條件。法治化導致規則化和有序化，規則的有序導致合作預期確定化，而預期的確定化又是合作成功的重要保證條件。人治只導致不穩定和隨機，其后果只能是合作走向短期化和家庭化（血緣化）。

以文化創新推動中國農民的合作化建設。中國傳統文化對合作的作用學界有不同觀點。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利于合作。一是中國的禮治傳統。他們認為法治建立在人與人相持之勢上，而禮治建立在人與人相系之情上。而相持就是不合作、或有條件的合作，相系就是合作，或無條件的合作。二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儒家社會強調義務，而不強調權利，教人相容不要相違，不用規定人際關系，不拿刑罰做事后消極制裁。三是中國上就存在類似的合作的組織。戴藹廬在談到歷史合會組織時，指出：其起久行遠，行之數千百年而不弊，此類組織無南北，咸甚發達。至合會之制，則具勤儉儲蓄之性質者有之，相互保險之性質者有之，扶危濟困之性質者有之。其信用之穩定，組織之密，之巧妙，今日合作制度未敢多讓。而其名目則因地而異殊為繁多：如集合、邀會、聚會、請會（山東）、打會（安徽）、糾會（浙東）、約會（湖北）、做會（廣東）、賒會（云南）等。王宗培認為：合會制度肇始于中產階級，并由其推廣至無產階級，已成為中國社會最通行的合作。基于上述情況，法國人戈蒙（Jean Gaumant）甚至認為“各國合作組織所代表的合作思想，與孔圣人的教訓是一致的，仁義禮智信，也就是世界合作的道德。”⑤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不一定有利于合作運動。梁漱溟指出：“可是就中國人的性情說，他有一個缺點，就是沒有團體生活習慣，缺乏組織能力，不會商量辦事。所以對合作社不甚合適。中國人頂愛關門過日子，所謂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是中國人頂現想的社會；這就與合作不合了。”⑥ 任子正等人則認為中國的民風和勞力者治于人的傳統也對普及合作動動產生負面。這里筆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本質上只有利于中國農民的傳統合作，即以血緣為主以及衍生的各種合作，而不利于以契約為主的陌生人之間的合作。對熟人是誠信，對陌生人是機會主義。所以，中國要建設完善的市場經濟，要引導農民走向現代合作形式，就有一個文化適應。經濟、政治、文化三者是一份有機的“套餐”，三者只有相互適應，才能和諧發展，才能使社會在均衡中演進。對此，筆者認為，在中國應大力吸收有利于農民合作的西方文化。一方面，我們要努力改造傳統文化，使之取得和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現代形式；另一方面，我們不能盲目清高，應當充分吸收一切先進的文化成果，以推進中國農民的合作建設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在文化創新上，應堅持：一要解放思想，要敢于大膽放棄一切不利于中國發展的陳舊觀念和落后傳統；二要實事求是，應當符合中國國情；三是要體現以人為本，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而不是其它；四是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這既是中國問題的出發點，也是中國問題的歸宿。

以民主化推進合作化。合作的前提是平等，同時，合作本身又體現著成員間權利和義務的一種約定和分成。所以，民主化是合作的重要條件。這里的民主化建設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應建立和健全合作組織內部的民主化管理制度；二是應為合作組織的成長提供一個民主化的環境；三是應完善基層政權的民主化管理程序。

大力加強中國農民的誠信建設，這是解決中國農民合作難的一個重要手段。中國農民具有天然的機會主義情結。從歷史傳統來看，首先，落后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使人天生具有機會主義傾向。農業中人與的博弈不同一起人與人的博弈，缺乏反向的互動制約，從而間接有利于產生一種“搶收搶種”的機會意識，并進而發展成為一種機會主義心態；另外，嚴酷的生產環境和落后的生產條件也容易誘發農民的機會主義心態。其次，中國封建社會的人治傳統也是滋生機會主義的溫床。再次，中國文化的現世主義風格又進一步強化了機會主義行為。從現實中國社會的發展看，我們正處在一個轉型階段，轉型本身就是一個秩序的重造過程，所以轉型也就意味著一定程度的混亂和無序，而混亂和無序又會更進一步加劇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是誠信的死敵，所以，我們應充分認識到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是一項總體性和系統性的浩大工程。

公正觀對農民的合作有影響，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是利益。從總體上看，中國農民應是理性的利益追求者。所以，合作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要建立和健全利益分配制度。賀雪峰在談到中國農民合作問題時，講到如下一個例子：在荊門調查農田水利的時候，遇到一個村民小組因為有農戶不出畝產10元的抽水錢，而導致畝產減產20%（有的田塊減產更是超過50%）。對此，他得到的結論是：“農民不是根據自己實際得到好處的計算，而是根據與他人收益的比較，來權衡自己的行動，這就構成了農民特殊的公正觀：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從我的行動中額外得到好處。而在任何一個社會，都總是會有極端自利的少數和極端無私的少數，這兩個極端不能代表農民的平均水平。構成農民平均水平的公正觀，大致就是以上特殊的公正觀。這種公正觀無力處理極端自私的少數人（即以上實例中不愿出錢抽水的農民），因而就無力解決農村社會的公共物品供給問題，搭便車行為將公益破壞掉了，所有人都受到損失。”⑦對此，筆者認為，農戶不愿出抽水錢可能與上述賀雪峰所說的公正觀有關，但這樣的公正觀又確實讓人想不通，實在是一種非常愚笨的表現。所以，更多的原因可能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可能與農民社會的低信任度有關，把錢交給別人是不放心的，“兩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二是可能有些農民不是不想獲利，而是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缺乏理性的計算和判斷；三是還要看反映情況的人的有關背景，是否存在有意扭曲信息的情況，這種情況也是不能排除的；四是具體組織者是否存在腐敗，如有則會引發農戶的抵觸情緒；五是可能也與收益的分配制度不健全有關；六是上述事例只能代表特殊情況，并不能據此得出一般結論，現實中也有許多與此相反的事例。總之，在一般情況下，經濟利益是一切問題的核心，觀念是為利益而服務的。觀念對行為有一定的反作用，但觀念本身又是行為追求利益的工具。公正觀對利益的追求有影響，但利益本身才是農民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所以作為一個理性的農民，選擇合作，還是不合作，利益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觀念則次之。而解決利益問題的關鍵，就是要建立和健全有效的利益分配制度。

注釋：

①[英]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90頁，北京，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

②[美]奧斯特羅姆等：《制度與的反思》，15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③[美]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38頁，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95。

④[美]道格拉斯·諾斯、羅伯特·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2頁，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⑤吳藻溪：《近代合作思想史》，第120頁，棠棣出版社1950年版。

篇(2)

【關鍵詞】：無線通信技術；農業產業化；應用

【引用】：21世紀的農業是信息農業，發展農業信息科學勢在必行，科技興農是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國是農業大國，深化通信技術在農業領域中的應用，對推進我國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加快農業信息化建設步伐具有重要作用。將無線通信技術應用于農業產業化中，可以高效、實時地實現農業信息采集以及遠程傳輸，為科學決策提供可靠依據。

1. 農業產業化概念和特點

農業產業化基本內涵是以市場為導向，以效益為中心，依靠龍頭帶動和科技進步，對農業和農村經濟實行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社會化服務和企業化管理，形成貿工農一體化、產加銷一條龍的農村經濟的經營方式和產業組織形式。農業產業化即是動態概念也是實踐性概念，農業在產業化的過程雖然是參照工業產業化來進行，但又有其自身特點。不同于工業產業的是農業的決定性因素是總量有限的可耕種地，農產品也是經過上億年進化的包含有物種信息的生物產品，加之我國農村人口龐大可耕種地面積少、小農經濟、長期粗放式經營等特點，所以我國的農業產業化絕不是簡單地規模化、資本化、轉基因化，或將農民作為主體推向市場競爭。正確認識農業產業化，謹防陷入過度規模、資本化和技術化的陷阱。尊重農業產業鏈的運行規律，打破產前、產中、產后相互脫節的農業宏觀管理體制，強化三者的有機聯系，才是提高農業競爭力的根本途徑，這些目標的實現有賴于新技術的普及應用。

2.無線通信技術的技術分析

2.1 4G技術分析。

該技術于2001年提出標準，2012年完成包括上層協議在內的完整標準的制訂工作。4G網絡部署已具備相當的實踐經驗，有一成套建網的理論，包括對網絡的鏈路預算、傳播模型預算以及計算機仿真等。

2.2 MMDS技術分析。

MMDS技術的主要缺點是有阻塞問題且信號質量易受天氣變化的影響，可用頻帶亦不夠寬，最多不超過200MHz。其次，MMDS對傳輸路徑要求非常嚴格。另外，MMDS沒有統一的國際標準，各廠家的設備存在兼容性問題。

2.3c對點微波通信技術分析。

微波傳輸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可以降低運營商的運營成本。第二，微波傳輸系統部署簡潔快速。第三，目前的微波產品對未來的發展是有保障的，對于運營商的新業務和新需求都可以給予很好的支撐。衛星通信技術分析。利用衛星在有些人口不很密集的地區來配合陸地通信。在這些地區散布著范圍較廣但不密集的用戶，可以利用衛星作為用戶連至固定有線網的接人設施。在陸地通信網已經構成寬帶多媒體通信網的環境下，利用衛星建成寬帶衛星接入系統是比較好而切合實際的方案，經濟又可靠。

3.農業產業化對無線通信技術的要求

現階段無線傳輸標準和方式主要包括：IrDA、WiFi、Bluetooth、Zig-Bee等短距離無線通信技術及GPS、衛星遙感等遠距離無線通信技術。由于精準農業自身的特點，其對通信技術有一定的要求。主要歸納為以下幾點：其一，實時性。可以在規定時間內接受到需要的信息和數據資料，但是這些信息和數據資料并不是連續不間斷地傳輸，而是非連續性。其二，相互性。所謂相互性是指節點之間可相互交換數據。其三，可使用語音業務。其四，集成節點。無論是采集數據資料還是實時監控，都可以在無線通信領域中得以實現。其五，拓撲結構。采用樹樁網絡，增加采集點。綜合以上技術和要求，可以在無線通信領域全方位、多角度地分析精準農業的優點和缺點【1】。

4. 無線通信技術在農業產業化中的應用

4.1無線通信技術。

無線通信技術在設施農業中無線通信技術得到了應用。設施農業一般指的是采用一定的設施、工程技術和管理技術，在局部范圍內改善或創造環境因素，使得農業生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對自然環境的依賴的一種農業。

4.2移動短信。

短信是無線通信技術中最常見的信息傳輸方式，不但傳輸速度快捷，還可以傳輸多種形式的信息，如數據、圖像、聲音等，因此在農業數據無線傳輸與遠程監控中得到了應用。

4.3無線通信技術與衛星、遙感等技術的結合。

這種結合方式在精準農業的應用中可以見到。精準農業一般指的是將現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農業科學技術和農機工程裝備技術相結合的新型農業技術。

4.4無線通信技術與互聯網技術相結合。

此類方式比較普遍地應用在傳播各種農業信息上，譬如農業科技信息。應用的技術形式主要是將移動通信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相結合，開發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平臺，再通過平臺將農業科技信息傳輸出去，農業生產人員憑借移動終端（手機）就可接收到農業科技信息，這樣就實現了農業信息的傳播。

4.5無線通信技術與圖像處理技術的結合。

這種方式可以用來構建農業專家系統，最常見的形式可基于手機彩信與圖像處理技術結合構建的農業專家系統。圖像處理技術可以對圖像信號進行去噪聲、增強、復原、特征提取等操作，增加圖片的清晰度以提高圖像信號質量【2】。

結束語

通信技術與農業產業化息息相關，在發展過程中對農業產業化有著直觀的反應。農業產業化信號傳輸要依照生產現場的實際情況，靈活選用不同的無線通信技術，這樣才能在發揮出優勢的同時促進農業產業的更快速、穩定的發展。

【參考文獻】：

篇(3)

【關鍵詞】中西方玉文化；玉石

中圖分類號：K8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5）04-187-01

一、中西方玉文化的差異

玉石一直以來都是人們珍愛的寶物，它不僅體現了科學和藝術的完美融合，而且其中還蘊含著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玉文化的發展往往是伴隨時代的變遷，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它的發展也反映了一定社會的經濟文化。中西方文化中，玉文化有著極大不同，其主要原因有社會、經濟方面的，但主要的是思維方式的不同。

在中國，人們使用玉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但那時人們對于“玉”的認識只限于其工具性質，到新石器時代“玉”則成為具有審美和象征性質。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玉的性質也會不斷升華、加強，人們會不斷賦予其豐富的道德、禮儀、宗教等文化內涵，并不斷成為中國文化中的特殊載體。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提出玉有五德，“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忮，潔之方也。”幾千年來，這種思想一直影響著人們。中國人一貫將玉的特性和人的品格聯系起來，這對于約束人們的行為習慣是有一定作用的。

二、中西方玉文化差異的原因

玉文化在中西方文化中的不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究其根源是中西方思維差異的不同。其中價值觀、世界觀以及思維方式占據極大作用。

（一）倫理思維和認知思維

眾所周知，中國人十分注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君與臣，父與子，夫與妻，老人與年輕人，都應保持其應有的倫理關系。保持倫理關系的主要目的在于便利于封建國家的統治，加強封建政治制度。儒家學派在中國產生是有一定的社會和經濟基礎的，中國半封建的地理環境和小農經濟，使得儒家思想得以成為主導思想。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人們更加關注思想道德的修養，更加渴求政治上的作為，而不是探索自然世界。而玉作為自然界有靈性的物件，其光鮮的外表，滑而堅硬的質地，悅耳的聲音，加上中國人的倫理思維方式，賦予玉新的生命，使之成為中國倫理的代表。人們不再認為玉只是一塊華美的石頭，而將其看成一塊具有人的思維和品質的寶物。

然而，西方的思維模式則是認知型的思維方式。由于西方國家擁有更為開闊的地理環境，手工業、商業、航海事業的高度發展，使得西方人眼光看向自然界，著力探索未知的自然界。而自然科學的發展，也促使人們形成更客觀的認知思維。對于玉的認知，西方更多地是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去看待，人們研究更多的是其物理特性。在認知思維方式的基礎上，西方人僅僅將玉看成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客觀物質，而不是與社會文化相關的產物。

（二）綜合思維和分析思維

中國人更多的屬于綜合性思維，他們認為，個人與社會，人與自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更加注重整體和各部分之間的協調關系，而不是從每個個體出發看待問題。中國人善于從自己的經驗中發現事物之間的聯系，并找出其中的兩面性。他們認為任何事都與其他事物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偉大的思想家莊子認為人類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非獨立的個體。孟子也認為人與自然應該是和諧相處的。當今社會倡導的“和諧社會”就是這種綜合思維的最好說明。玉石雖有光澤但不耀眼，雖溫潤但有其棱角，雖有瑕疵但難掩其光芒，這種獨特的氣質正與一個人的高尚品質相輝映。玉的柔和光滑象征著人的溫潤，其棱角則代表了人的個性。人雖有缺點，但也抹滅不去其優點。玉似乎代表了所有的中國傳統美德。

而西方人更注重分析性思維。西方人了解某個事物必定是從這個事物的各個要素著手，分析其特性以及它與整體的關系。所有的要素都是獨立存在的。并且就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言，西方人認為自然和人類社會是相互獨立的，人能夠征服自然。這與中國的思想是全然不同的。所以，在西方人眼中，玉是獨立于人之外的客觀物質，不具備人所具有的屬性。除了美觀，玉在西方人眼中再無其他特性。

（三）求同性和求異性

兩千多年以來，中國的政治制度都是建立在集中制基礎上的，這要求保持一致的社會規范和個人信仰，便利于統治階級的統治。從統治階級到被統治階級，人們的思維觀念大致相同，由此就形成了中國的求同性思維方式。求同性、倫理性和綜合性構成了中國集體思維的特點。人們更多的是選擇求同，拒絕成為“異類”。這種求同的思想使得人們更加關注“和諧”，而玉石的獨特品質成為人們追求和諧的代表性物品，自然也就被賦予更多的文化內涵。

西方人與中國人的傳統思維不同，他們更加追求不同性。在尋找事物的解決方法時，他們會從多個角度找尋方法。與中國的集體主義不同，西方人更注重個人個性的解放，他們認為人與人是不同的，只有保持個人間的不同，才能使社會保持不斷的生機與活力。自古以來，西方的思維模式都是伴隨著科學與民主的進步而發展的，在這個過程中，會不斷涌現出不同的思想和流派，不可避免會產生一系列的沖突與矛盾。人們更多地是提出不同的觀點和理論，個人主義的盛行使得西方人善于提出質疑，這使得人與人之間更具有競爭性和侵略性。不得不說，玉的各種特性中，都沒有體現出競爭性和侵略性，也難怪西方人很難將玉和人特性聯系起來。

三、總結

玉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精髓，其內涵意義在于玉體現了中國人對于自然的尊重和追求品德修養的本性。而西方社會更加注重客觀自然，并未將玉的特性與人的品格聯系起來，所以，玉文化在西方文化中不具有代表性。玉文化在中西方文化中的不同，反映出中西方人之間思維方式的不同，而正是這些思維方式的不同，使得中西方文化具有其獨特的特點。

參考文獻：

[1]胡文仲.跨文化交際學概況[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篇(4)

為了全面評價我國傳統農業，還有必要從文化的視角對它作進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國傳統文化的水者，把傳統農業作為它的土壤或基礎，作了多方面的探討。在農史界，從文化角度審視農業史的，已故石聲漢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許多論斷，至今仍是人們進一步研究的基礎。近年來，注意研究農業文化史的人多了起來。王利華《農業文化—農史研究的新視角》一文概述了農業文化的內容和范圍，農業文化史研究的層次和功能，并能中國農業文化作了宏觀的評估。[6]鄒德秀的《中國農業文化》，對中國農業文化的起源和發展及其各方面的特點和影響，作了相當全面的論述，是第一部系統闡述我國農業文化史和農業文化理論的專著。[32d]李根蟠《中國農業史上的“多元交匯”》一文，也是從文化史的角度立論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煙文化等的專門研究，就不一一列舉了。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農業文化，這幾乎是眾口一詞的，這自然是對的。但從文化的基礎看，西歐中世紀文化難道就不是農業文化嗎？在歐洲語言中“文化”（Culture）一詞，原來就是指“耕耘”.“栽培”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農業文化和工業文化反映了不同時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區的文化區別。因此，籠統說農業文化，并不能確切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問題應歸結為：1.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觀察中國傳統農業，它究竟有什么特點；2.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柢，傳統農業究竟給予中國傳統文化什么影響，由此形成中國傳統文化哪些特性。

關于第一問題，除了廣大農區以種植業為主.實行精耕細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國傳統農業包含著不同類型的農業文化。如古非認為中國存在三大文化圈（黃河流域旱地農業經濟區，長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帶農業經濟區.北方草原游牧經濟區）和農耕游牧二元對峙格局。[15]湯曉芳也有類似觀點[18]。鄒德秀把我國農業文化劃分為平原農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獵文化.江湖漁業文化等類型。[32d]李根蟠將我國農業文化區分為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兩大系統，在農區中包含了北方旱作農業和南方水田農業兩種主要類型，從東北西到南則存在廣闊的農牧交錯地帶，并把這些不同類型農業文化的關系概括為“多元交匯”[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認為傳統農業文化是封閉的保守的。從傳統農業具有自然經濟性質看，它比之建立在發達商品經濟基礎上的現代文化，確有封閉保守的一面。但從我國傳統農業的多元格局盾，則不盡然。臺灣學者杜維明認為，中國文化并不封閉，它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響，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鄒德秀指出中國農業文化發生在遼闊的地域內，內部有較大異質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對一個地方來說，經常有新因素的出現和新文化的引進和創造。但對中國農業文化是否封閉系統的問題，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認為它經歷了一個從開拓.開放到保守封閉的過程。[32a]李根蟠認為中國古代農業在多元交匯的體系中包含著各種異質文化，具有發展和創新的內在動力。并以作物的馴化.引種為例，論證我國古代農業存在著兩種文化交流，即國內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的交流以及與國外的文化交流，中國農業文化在這兩種交流中不斷提高，并對世界農業做出貢獻。[29e]

關于第二個問題，則或褒或貶，見仁見智。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者，強調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義華等認為，乍一看五光十色.氣象萬千的中國文化，本質上是一種舊式農業文化.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小生產文化.自然經濟型文化。中國傳統的整合意識，本質上乃是極端的分散的個別主義與高度集中的權威主義的結合。它植根于中國以小農經濟為代表的自然經濟的單一性，植根于這種經濟結構的運動所固有的喜一（單一化）不喜多（多樣化.多元化），喜靜不喜動，喜定不喜變.喜穩不喜亂等秉性。所謂‘天人合一’，所謂‘大一統’，所謂‘內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過是這嚴峻的社會實際的美學再現。[37]陳學凱認為中國農業文化是以農耕的自然經濟為基礎，以氏族家庭為細胞的農業家族文化，其內在特征是永恒不變的基調——奉天法古：統一的天道.人倫.宇宙.社會模式論——一體主義精神，理論背離現實的傳統觀念意識——重體輕用[36]。至于視傳統文化為封閉.停滯.愚昧.落后的代名詞，視傳統農業為禍根者，就不必說了。有些人沒有也不愿意對傳統農業作深入研究，而侈談農業文化，僅僅根據某些先驗的概念加以推導，不能不帶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

馮天瑜的立論比較持中。他認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可以歸結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會分工不發達，生產過程周而復始，處于相對停滯狀態的農業文明禮貌范疇”。這種農業文明的特性，被概括為：“求實精神；循環論.恒久意識.變易觀；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節奏；尚農.重農；集權主義與民本主義相反相成；安土樂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強調了傳統農業對傳統文化影響的積極一面。石聲漢指出：“我們祖國，在農業生產上有一個先進的.豐富的.完備的科學知識體系，這個體系是我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在有歷史記載的幾千年中，我國農業經歷了大大小小的天災人禍的考驗，始終沒有出現過由于技術指導上的錯誤而引起的重大失敗。這件事實，雄辯地證明了了這一科學知識體系的優越性。可以自豪地說，農業技術知識的這一優良傳統，是我們的祖先為人類創造的寶貴遺產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國悠久的文化與歷史經過多次嚴峻考驗，始終沒有中斷過，正是由于農業基礎穩定的緣故。[10a]這種觀點，在農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為中國傳統農業的主要特點之一。[42a]王利華認為傳統農業的持續發展保證了中華文明的延綿不斷和使它具有極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鄒德秀認為中國早熟先進的農業技術導致中國文明的持續發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華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雖有起伏跌宕，但始終沒有中斷過的。以多元交匯.精耕細作為主要特點的中國古代農業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正是中華文化得以持續發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華文明火炬長明不滅的主要奧秘之一。[29f]所有這些，都是以石聲漢的論述為基礎的。

傳統農業影響到了中國傳統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個方面，這方面石聲漢也有很好的論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觀念形態，尤其是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最能反映一個民族文化的深層特點，而這也正是傳統農業對中國文化影響最為深遠之所在。有的學者從這個角度進行了研究和論述。例如張立文指出，中國人重天道與人道的統一，即人與自然的和諧，強調人“渾然與物同體”，“萬物與吾一體”；西方重人對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強調人與物的異體或異在。這種差異根源于傳統生產方式的不同。中國具有大陸的地理環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宗法社會的政治體制。農業生產較之羅馬的工商業更容易受風雨霜雪等自然現象的制約，五谷的播種.生長.收獲都要與天時節氣相適應，農民們在長期與大自然的接觸中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著自然的生命力，人與自然培育了一種相親.相近.相合.相融的關系。使客體與主體，自然與人凝聚為中國傳統的整體形態。古代希臘，土地貧瘠，農業衰敗，人們只得離開土地另謀生路。希臘人對土地失望，對海洋不可預測，人們對土地和海洋是恐懼而疏遠的。人和自然產生一種相對.相斥.相離.相仇的關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戰勝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這種差異并無絕對優劣之分。中國物我一體的價值觀念，與宋元以前文明發展相適應，能對自然的挑戰做出成功的回應，元明以后在自然與西方文化的挑戰面前失去成功回應的能力，因為這種觀念缺乏科學的求索精神。一體化導致渾沌.模糊的思維。凡此種種使中國仍處于農業社會。西方工業社會雖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創造了奇跡，但只講主體人對客體自然索取，不講主體人同客體自然的協調與和諧，導致資源危機.能源缺乏.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應從中國的物我一體中得到啟示，縮合東西方文化之長。[40]許蘇民也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贊天地之化育的，這和中華民族傳統的與自然界作物質交換的特殊方式相適應。[17]

在這里還應提出的是臺灣著名學者錢穆《農業與中國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國文化是一極深厚的農業文化，其許多特點根源于農業。農業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賴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國古人所稱之天人相應.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農村觀念，實有純真不可顛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樂天知命”.“盡其在我”的農業人生觀念。農業的另一特征是農業人生要從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檔。中國古人說：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一體.一視同仁。中國文化首先極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別看重生命。“仁”指生命與生命之間呼吸相通.痛癢相關的極深微的情感，是中華文化精義所在。耶穌教把人類生命看作上帝對罪惡的一種懲罰，佛教主張四大皆空，要超脫生命。近代科學注重講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無生命一邊講。中國講理也講性，把無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邊講，主張窮理盡性。贊天地之化育是中國文化中一項特殊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由此造成中國五千年文化而成為其一個主要的基礎與中心。作者極力推崇中國“大農人生的文化傳統”，認為它可以領導世界人類前進。[55]

最近季羨林先生再三論及東方文化體系（包括中國.印度.伊斯蘭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體系（歐美文化）的區別。他在錢穆天人合一論基礎上寫了《“天人合一”新解》，認為東西兩大文化體系的根本區別在于思維模式。與西方重分析的思維模式不同，東方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承認整體觀念和普遍聯系，視人與自然萬物為一整體。[45]這也就是李約瑟說的“有機統一的自然觀”。[67]劉志一則稱之為唯物辨證的宏觀觀控的有機統一觀。[22]但他們所舉的例證中很少涉及農業。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這種思維模式正是根源于傳統農業，并在傳統學中獲得其典型的表現，“三才”理論就是這種思維模式的結晶。

最先強調“三才”觀念在中國古代農學中突出地位的是石聲漢。他指出，人們喜聞樂道的“天時.地利.人和”.“因時制宜”.“因時制宜”一類話，實質是我們祖先在農業生產和自然斗爭中，所認識和總結出來的自然哲學宇宙觀。它是中國古代農業生產知識中最中心的內蘊。[10b]此后農史界一些學者如范楚玉.郭文韜.梁家勉等對“三才”理論的形成發展及其內涵均有所論述。[42b.50.7c]在此基礎上，李根蟠明確地把“三才”理論與有機統一觀的思維方式聯系起來，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體觀.聯系觀.動態觀在傳統農業生產技術各方面的表現。他指出：“在‘三才’理論體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現，他是自然過程的參與者；人和自然不是對抗的關系，而是協調的關系。”“這種理論，與其說是從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移植到農業生產中來的。毋寧說是長期農業生產實踐的升華。”鑒于古代思想家對“天人合一”有唯物主義的理解，也有唯心主義的理解，他用“精耕細作.天人相參”概括中國傳統農學體系。他又指出：“在有機統一觀指導下的中國傳統農學比較注意農業生產的總體，比較注意適應和利用農業生態系統中農業生物.自然環境等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約，比較符合農業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較充分地發揮人在農業生產中的能動作用，使用和自然的關系比較協調。在一定意義上，這代表了農業的發展方向。”[29f]

轉貼于 六.“有機農業”.“石油農業”與“持續農業”

在分別介紹了對中國傳統農業認識與評價的討論的各個方面以后，現在再回到傳統農業與我國農業現代化關系的問題上來。

上文談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傳統農業和小農經濟曾被一些人大張撻伐，也正是在這時候，西方的現代化農業也正在受到批評。

1982年第1期的《世界農業》轉載了旅美華裔學者任覺民.孔一士的文章，認為西方現代化農業，或稱工業式農業，已暴露了許多破綻，嚴重的有如定時炸彈，將成為人類未來許多災難的主要潛在因素。如化肥農藥的使用使環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蟲災愈加難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鴉片。農業以至社會的不穩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換來的，如從能量的投入產出比例，它的效率比舊式農業低，等等。歐美農業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農業”（它主要采用有機肥.輪作間作等傳統技術，同時對現代化科技作選擇性應用）過渡。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傳統農業的“缺點”已成為“優點”，符合“超工農業”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應選擇“超工農業”，而避免走西方現代化的彎路。[66]接著，《世界農業》又連載了美國農業部指定的一個有機農業考察小組的考察報告的摘譯，比較全面地介紹了美國有機農業的理論和實踐。這些文章在大陸的一些學者中引起共鳴。下面的介紹著重在農史界的反應。1983年第二期《中國農史》發表了郭文韜等人《略論無機農業和有機農業，兼論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該文修改后收入《中國傳統農業與現代化》一書中，該書曾被譯成日文），其基本觀點和思路與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稱，西方現代的“無機農業”已危機四伏，走投無路；“有機農業”是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方向。中國是“有機農業之母”，因此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必須把現代科學研究成果同我國農業的優良傳統相結合。[54]李鳳岐.鄒德秀也認為近三百年發達國家現代農業走的是工業化道路，雖取得很大成績，也存在環境污染和高能消耗兩大問題。他們強調農業自然資源是可更新的資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斷消耗，又不斷恢復，形志良性循環，持續為人類提供越來越多的產品。工業式農業的根本問題是忽視農業的這一特點，因此作為一個普遍的體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問題也不是這個體系本身所能解決，因此必須轉移到“有機農業”或“生態農業”上來。用生態農業的觀點看，中國農業有許多值得發揚的有生命力的優良傳統。中國農業不應走工業式農業的彎路，而應該直接過渡到新的農業階段；這種過渡不是拋棄傳統農業，而是包含著使傳統農業科學化的任務。[31]鄧宏海對此有論述。[9]

在生態農業熱中，有的同志認為中國古代農業的精華正是生態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從思想上和技術模式上探索我國生態農業的歷史淵源。[53]俞榮梁對《補農書》和《農桑經》進行了會析，認為明清時代已存在以多種經營構成生物間良性循環和綜合利用自然資源的特色的“生態農業”雛形，在經過三四百年考驗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為中國未來農業提供了頗堪稱道的模式。他把生態農業視為有機農業和無機農業的結合，認為一方面要總結發揚我國傳統農業的優點，同時用先進的技術和設備裝備農業，建立兼有古今農業特點的“生態型農業”。[47]孫聲如總結了我國傳統農業間套混作的經驗，指出它不但是傳統農業種植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當代立體農業的核心和基石。而立體農業則可能成為現代科學技術與傳統農業精華的結合部和生長點。[24]

從有關文章看，各人對生態農業宣傳的出發點并不相同。部分同志著眼于對傳統農業（包括解放后三十年農業）破壞生態環境的批判，他們主張的生態農業是和否定傳統農業相聯系的；另一些同志則認為傳統農業科技符合現代生態學原理，他們主張的生態農業是和肯定傳統農業相一致的。同是肯定傳統農業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對“生態農業”持批評態度，他們的批評主要是針對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滿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風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認為，農業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打破舊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歷史；不應把所謂“生態平衡”的要求，駕凌于農業發展之上。他批評某些生態學者無視近代農業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把它描寫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態平衡之說與其說是一科學.不如說是資本主義國家一股厭惡城市生活的緊張枯燥.企圖返回恬適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對借“有機農業”的洋風來爭傳統農業的地位。“石油農業”與“有機農業”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應結合我國國情，發揚傳統，合理利用先進技術（機械.化學），不用這些是難以前進的。[8c]劉巽浩指出，西方有機農業“是一種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農藥.生長調節劑和牲畜飼料添加劑的制度”。我國有高度重視有機肥.豆科綠肥，廣泛實行精耕細作和間套復種的傳統，在目前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有機能投入在農田總能量中占居多數。但中外農業歷史表明，單靠“有機農業”本身的物質循環，農業難以有較大發展。他反對單提“有機農業”的口號，主張“以無機促有機，有機與無機相結合”，尤其強調要增加化肥的生產和使用。[20a.b]佟屏亞分析了西方生態農業思潮的緣起，是在石油危機的背景下對石油農業的反思和否定。它把農業看成封閉的自然生態系統，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絕對化。西方生態農業一類農揚能量投入減少勞動生產率下降，發展十分緩慢。我國當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確立有機農業戰略，而是要擴大無機農業的基本物質條件。生態農業的宣傳客觀上導致了忽視農業基本建設和削弱物質能量的投入。中國農業要走高投入高產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國各地涌現的噸糧田，正是傳統精耕細作農藝與現代科技相結合的產物。[38abc]

關于這個問題，梁樹春的意見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認為傳統農業的基本特征是物質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產出的半封閉式的循環，雖然構造一個比較合理的內部循環機制，但這種優點是以社會經濟和生態效益的雙重外部不經濟性為代價的。石油農業則是“高投入.高產出的開放式循環”，從總體上克服了傳統農業的缺點.把農業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級。它雖然在一些產業中帶來能耗過高和環境食品污染問題，但這只是暫時現象，正在改進之中，石油農業不會走進死胡同，它的主體地位不會改變，有機農業不能大規模取代常規農業。他雖然主張以生態農業為未來農業的模式，但這種生態農業是經過重新定義的，是以石油農業為基礎，吸收傳統農業優點，在現代生態經濟理論指導下的新模式。[51ab]

從上述的介紹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等等，是由于作為西方現代農業表現形態的“石油農業”暴露出高能耗和環境污染等種種弊端，引起人們的反思，從而提出的一些替代辦法，故又被統稱為“替代農業”。它的引進和關于我國在農業現代化道路的討論相激蕩，引出了種種議論.理論和方案。其中關于“生態農業”的宣傳聲勢很大，其為中國現代化農業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認可；但反對的聲音也始終未斷；事實上，我國一些學者的“生態農業”概念與西方差別頗大，并不斷改變其形態。靳百根有專文論述《中國生態農業的興起和發展》（《古今農業》91.2）。中國學術界內部對“生態農業”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開概念的爭議，有兩點是清楚的。一.我國傳統農法中確定有不少珍貴品，可以構成未來農業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棄。其中最可寶貴的，是在經“三才”理論為標志的有機統一自然觀的指導下形成的一套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注意農業生態系統各因素間的相互促進和相互制約，注意對農業資源的充分利用與永續利用，使人與自然的關系比較協調和諧。二.傳統農業物質技術基礎落后，再生產主要依靠農業系統內部能量的投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產量的進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這種狀況必須改變。因而，西方現代農業以現代化機械和現代科技裝備農業，用大量投入外源能來打破傳統農業半封閉式的循環，使農業獲得飛躍發展，這一歷史功績和發展方向不容否定。對有機農業與石油農業的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國現代農業的發展方向應該是精耕細作“天人相參”的優良傳統與現代裝備現代科技相結合.有機農法與無機農法相結合。

在西方，摒棄化肥.農藥.除草劑等等的“有機農業”.“生態農業”的實驗，由于產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廣不開。近年來，一種農業發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續農業（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興起。1989年11月，聯合國糧農組織第25屆大會通過了有關持續性農業發展活動的第3/89號決議。1991年4月，糧農組織又在荷蘭召開國際會議，初步提出持續性農業發展的合作計劃。對“持續農業”也有各種理解，而且整個理論和實踐均在發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確的，即，既注意產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資源與環境的保護，不同于只強調資源與環境的“生態農業”。這種理論與實踐的出現，表明“石油農業”出現的種種問題，不能靠取消現代科技成果，放棄滿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長的需要，倒退到傳統農業來解決。在我國，對“持續農業”研究的熱潮正在興起，“持續農業”的提法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鑒于歷史經驗，對外來思潮應有分析，要根據我國國情決定取舍，從而確定我們的方針。有人認為，根據我國特點，似用“集約持續農業”或“精（精致）久（持久）農業”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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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梁樹春：a.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模式的思考 農業現代化研究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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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唐啟宇：中國農史稿 農業出版社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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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我國古代生態學思想和理論 農業考古90.2

54.郭文韜等：a.略論無機農業和有機農業，兼論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 中國農史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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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出版社88

56.游修齡：a.清代農業的成就和問題 農業考古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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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章有義：近代東北地區農田單位面積產量下降的一個實證 中國經濟史研究90.3

58.曹隆恭：試論我國農業的歷史特點農史研究第二輯 農業出版社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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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帕金斯（伍丹戈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上海譯文出版社84

篇(5)

1．非政府組織

1．1非政府組織的定義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非政府組織(NGO)出現在人們視野的頻率越來越大，人們在公共管理領域人們把非政府組織看成一種新興組織，同時其也確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3］。

1．2非政府組織的由來

就非政府組織一詞來講，首先出現在二戰末期在舊金山簽署的聯合國第71款中。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在1952年對非政府組織的定義是“凡不是根據政府間協議建立的國際組織都可被看作非政府組織”。16年后，聯合國經社理事會一項旨在劃分非政府組織范疇的決議(1296號)被通過，自此以后非政府組織在聯合國中獲得咨詢的地位。從那以后，在聯合國體系的運作中人們越來越多的提起非政府組織的活動。

2．國內非政府組織發展的情況

經過改革開放，國內非政府組織在政治穩定，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政府和市場的失靈、不足和缺失都可以用非政府組織來彌補。如今，國內非政府組織進入發展的黃金時期。國內不僅大量出現非政府組織，另一方面國外的非政府組織也逐漸引入國內，二者相互彌補，相互促進。和政府和企業相比，非政府組織具有較強的公益性、資源性和組織性［1］。隨著人類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僅靠政府和企業無法解決的問題大量涌現，所以非政府組織應運而生，它是時代的產物。

3．非政府組織在農村中發揮的作用

農村的建設和發展以及人們美好生活的建立不能離開政府的支持與幫助，但是僅憑政府和農業企業的支撐也不能使農村得到良好的發展，因此還需要一些適當的民間組織的輔助。當前國內在如火如荼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在農村事業發展的過程中，非政府組織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作用。

3．1農村非政府組織在政府和農民之間架通溝通、合作的橋梁

一旦有組織可以代表農民的利益，反應其需求就等于在政府和農民間架設溝通的橋梁，不僅有利于政府活動的開展，可以讓社會利益和農民利益相互協調。要想讓農民的利益受到保護，僅僅讓政府組織發揮作用還遠遠不夠，特別是當政府利益和農民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很難維權。在這樣的情況下，就需要借助非政府組織的作用，非政府組織對各方利益相互協調，監管政府工作的執行，讓農民有講真話、表達意愿的權力，對農民的切身利益有效的保護。

3．2農村非政府組織有助于實現新農村建設主體多元化

在當今社會，要想組織起社會上有眾多利益需求的群體，僅靠一種組織形式很難達到，也很難正確的處理、管理并控制牽扯各方各面的社會事務。在農村，各類非政府組織不斷興起，可以讓農村社會中單一的自治組織被打破，分門別類的處理諸如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等不同性質的事物。這些是助力新農村建設的必要保障。

3．3農村非政府組織有助于培育符合新農村建設需要的新型農民

2006年農業部農民科技教育培訓中心用6個月的時間，在全國范圍內對農民接受教育的基本情況進行了大規模的調研活動。研究調查結果可以發現:①國內農民處于小學及其以下文化水平的約有三分之一，農民平均接受7．8年的文化教育，教育區域差異尤為明顯;②農民在沒有較高的種養水平和技術，相當一部分農民對必須的基礎知識相當缺乏，實現農業和市場接軌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但是，農村較低的文化水平、有限的技能水平，連必備的生產知識和種養技能都無法科學的掌握又怎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把握市場信息，生產出的農產品更難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根植農村的非政府組織可以進行一系列的技術培訓、掃盲活動等，可以有效的轉變知識技能低下的局面，在智力上滿足新農村建設的需求［5］。

3．4農村非政府組織增強我國農村經濟市場競爭力

改革開放后，國內對土地實行聯產責任制，農村的社會、經濟發展速度不斷加快。然而，在如今的經濟環境中，小農經濟的缺點被不斷暴露，例如資金的匱乏，信息技術的不完善等［4］。而這時農村的非政府組織可以把分散的農民整合在一起，擴大力量，以整體參與到市場中，可以有效的提升農民的市場競爭力。在資金、技術、信息上農村非政府組織為農民提供保障，使得農民的生產更有導向性，提高了農民生活生產的積極性，保證了生產的持續性長久性，從而增加了農民的收入。

3．5農村非政府組織有助于構建安定和諧的村莊新秩序

當前，我國處于社會轉型的關節階段，這也就意味著政治、經濟等相關制度在發生轉變［2］。在農村生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農村非政府組織的身影，更熟悉農民的需求，可以及時的收集社會的變化，對形成和諧的農村社會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其一，在農村社會中，農村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成熟會讓輿論壓力變得更強大，讓人們的心理、舉止等和道德規范、法規法律相符合。其二，國內農村非政府組織在各項法律法規中都有明確的規定，其開展的活動必須符合國家的各項法規。農民是農村法律法規的組成人員，其開展活動的依法性必然帶動農民遵守法律法規;不僅如此，他們合法的開展活動對組織外的群眾樹立模范。其三，在各個方面非政府組織和政府部門之間全面合作，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有非政府組織提供參考并反饋意見，同時也可以讓組織內的農民及時的了解國家的方針、政策，為農村社會的平穩發展奠定基礎。

4．發展中國農村非政府組織的建議

4．1加強與政府合作，共同協調發展

國內影響農村非政府組織發展的外部環境是基層政府組織，要是二者可以通力合作，可以極大的促進農村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加強基層政府組織與我國農村非政府組織的合作關系應該建立長效合作機制，不能只立足當前的合作項目，要將目標放遠用前瞻性的眼光看到未來的合作項目，不斷積累和總結經驗、教訓，讓二者的合作達到共贏的局面。其次二者之間要想溝通的更為順暢，必須讓建立的信息流通體系工作的更為順暢。最后要建立合理的權責制度，在具有一直的目標下，二者通力合作，協商合作的各項事宜，這樣才能使合作更加穩定長久。

4．2加強非政府組織的內部建設

就非政府組織來講，應該吸引社會群體的廣泛參與，對社會發展過程中社會精英發揮的作用要給予重視，特別是農村知識相對來講比較匱乏，對有知識的人更為需要，這其中也顯示著公平和正義［6］。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僅僅有愛心和責任感是不夠的，還需要經濟安全、社會地位和職業聲譽。此外，非政府組織對信息和經驗的積累要格外重視，對組織的發展目標要科學的制定，對有限的資源合理的利用，不斷提升資源的利用效率、創新能力等。對發展的重點非政府組織要合理的把握，在公益事業中要區分重點，強化自身建設。唯有讓內部機制更加健全、科學、合理，在公益事業中非政府組織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4．3規范法律法規，使農村非政府組織程序化、法制化

建設和發展農村非政府組織，需要政府積極主動地促進。缺少了國家政策的支持和法律的規范，國內農村非政府組織很難健康、順利的發展。所以，要想讓國內農村非政府組織的發展被有效的促進，應該有對應的法律支持，并能讓其隨意設立和發展。當前，國內在大力倡導法治社會，而市場經濟對法治建設具有較強的依賴性，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手段是法律法規。當前，國內在農村非政府組織上的立法具有較強的滯后性，目前存在的各種農村非政府組織的法律地位有待明確，通過法律法規的制定，形成一定的制度對其的發展和作用的提升進行引導。

4．4加強非政府組織之間的聯系

篇(6)

關鍵詞：農村小康；現代化模式；啟示

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從二次世界大戰后，不斷調整產業結構，在20世紀60年代逐步進入農業現代化行列；一些經濟并不發達、基礎原本比較薄弱的國家和地區，通過自身的努力，不斷解放生產力，也在20世紀70年代或稍后時期實現了農業現代化。這些國家和地區，不僅實現了農業現代化，而且使農業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形成了頗具特色的農業現代化模式和獨特的發展道路。農業現代化對我國而言，更具有特殊的意義。黨的十六大指出，實現小康社會是本世紀我國最重要的基本國策。所謂小康社會，是指在小康水平的基礎上，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社會。這是一個現代化全面發展和提高的結果，因此，研究一些其他國家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經驗和教訓，對促進我國農村全面小康建設有重要意義。本文以美國、日本、韓國的農業現代化為例進行比較分析。

一、資源優勢型的美國農業現代化模式

――大農業模式

美國農田面積占總土地面積的比重高達21％，而我國僅為10％，美國人均耕地是中國的9倍多。美國地域遼闊，地形、氣候復雜多樣，加上美國最早形成世界最大的專業化農業帶和較早建立并完善了農產品市場體系，以及美國巨大的經濟實力對農業發展提供強大的支持，形成了農業自然資源豐富多樣、現代物資投入量大、科技含量高、市場化程度高、以勞動生產率為主和土地生產率為輔的農業現代化路子，我們稱之為資源優勢型的美國農業現代化模式。美國這種農業現代化模式的形成與發展，有其獨特的自然經濟條件和歷史條件。

1.農業現代化快速實現。美國農業資源豐富，是美國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基礎和特色，其農業發展的潛力十分巨大，它為美國進一步提高農業現代化程度創造了十分優越的條件。在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下，美國農業發展十分順利，二次世界大戰更促進了農產品及加工品的增長，使美國農業在世界上率先實現了現代化。

美國農業的發展經歷了4個重要時期。一是1860年以前的“農業時代”；二是較為發達的戰前農業經濟；三是二戰期間美國農業基本實現了現代化；四是當代美國現代化農業。

2.美國農場的規模化經營。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農場土地經營規模不大不小，平均每家600畝，后來向兩極分化，60畝以下的小型農場戶的比例由20世紀初的3.5%上升到20世紀末的8.6%，但僅占美國耕地的0.7%，600~3000畝的中型農場比例由42.3%下降到37.8%，由占耕地面積的50.6%下降至17.9%，而面積在6000畝以上的大型農場戶的比例卻相應由0.7%上升到9%，占到耕地面積的65%。在農業技術進步的強有力的支撐下，加上土地制度日益完善，大大提高了農場主們的積極性，土地產出水平也遠遠高于經濟發達的大規模農場經營的其他國家，規模經濟成為美國農業經濟的主旋律。

3.美國農業產業化。美國的農業產業化主要是通過以下三種模式實現的：第一種是縱向一體化。即由一個企業來完成農產品的生產、加工和銷售，它比較完整的形態最先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的養雞業。這類縱向一體化模式在美國出現后，歐洲也隨之興起(合作社的形式)，后來傳播到亞洲，我國稱之為緊密型的農業產業化經營方式。第二種橫向一體化。即不同的企業按合同分別進行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這類方式通過簽訂、履行合同，保證了企業之間的有機聯系和均衡經營，提高了企業的專業化水平，也降低了企業的運營成本，但只適用于產銷關系穩定、批量大、變化小、合同履行時間長的產品和產業，缺點是容易形成壟斷，這類經營在我國稱之為“訂單農業”。第三種是不同的企業各自根據市場價格“信號”分別進行生產、加工和銷售等。這類經營方式在美國目前仍占主導地位，因為它可以保證生產、加工和銷售各環節的充分競爭，發揮市場對企業或對產業體系的糾錯功能，化解各類經營風險，類似我國的“專業市場+農戶”的經營方式。

類似美國這樣地廣人稀、采取以機械技術的推廣應用為起步的農業現代化模式，還有加拿大、澳大利亞和俄羅斯等國。

二、資源貧乏型的日本農業現代化模式

――高效農業模式

日本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國家，正因為如此，日本非常注重利用資源的效率。二戰后，日本農業經歷了40多年的發展，在農業自然資源極為貧乏、農業規模較小的基礎上實現了農業現代化，走了一條極富開創性的農業現代化路子。

1.農業生產過程實現機械化。1998年，日本經營性農戶的數量為252萬戶，平均每個農戶的耕地面積只有24畝，耕地不足15畝的農戶占總體的57%。耕地面積狹小、缺乏競爭力是日本工業的基本特征。由于農戶的減少速度比耕地減少速度還要快，所以每個農戶的耕地面積還是有所增加。還有一個傾向就是耕地面積在45畝以上的農業大戶在逐漸增加，這有利于引進大型機械，充分發揮機械的性能，提高生產效率。

2.農戶從事非農業勞動的收入不斷增加。由于日本耕地面積有限，所以農戶要想從中獲得更大的收益，就要增加在每一單位面積土地上投入。但由于整體土地資源不足，終究收入難以大幅增長，因此，從事其他產業的收入成為日本農民的主要收入，甚至超過了從事農業帶來的收益。所以在日本，把原先當作副業干的非農業勞動當作生活來源主渠道的農戶多了起來。農戶分為專門從事農業生產勞動而不從事其他勞動的專業農戶和除了農戶之外還從事其他勞動的副業農戶。副業農戶進一步分化為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種農戶和第一副業為主的第二種副業農戶。副業農戶除了農業勞動之外，有的從事林業、漁業，有的進入工廠、機關，有的利用農閑季節到遠方打工。

3.尋求經營方式的變革。要想增加農業收入，就需要增加耕地，擴大規模。但是，日本多數農戶舍不得輕易放棄自己的耕地，零散的耕地很難集中到一起。因此，日本采取把土地借來耕種，擴大耕地面積，擴大經營規模的方式。而且近年來，日本單純以農業為生的農戶逐步減少，從事農業生產的這些人逐年老齡化，所以委托他人耕作土地的農戶也多了起來，客觀上也為租賃土地經營提供了客觀條件。

日本戰后在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建立起農業合作組織和地區農業集團。這兩種共同組織，在某種程度上克服了小農經濟的局限性，緩和了農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對實現農業現代化起到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

4.生物技術等高科技成果廣泛應用于農業。日本農業現代化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廣泛的應用生物工程技術。日本戰后對生物科技的研究給予了巨大的關注并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在生物技術研究領域一直處于世界的前列，遺傳基因重組等技術廣泛應用于農業生產。這些技術的應用不光有效的提高了農業產量，增加農產品供給，而且，能夠提高農作物的抗病能力，培育出新品種。

三、韓國農業與農村相結合的現代化發展模式

――新農村運動模式

韓國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后，在繼續重視農業發展的同時將農業與農村發展相結合，將政策轉變到在提高農業生產現代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村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為農村現代化奠定了基礎，而農村現代化又有力地進一步促進了農業現代化。在韓國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最值得借鑒的就是新村運動，它是農業發展和農村改善的有機結合。

1.新村運動的興起。 為了增加農村的就業機會，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以縮小城鄉差距，韓國政府在1971年發動了新村運動。這個運動是推動農業發展和農村進步的重大戰略舉措，是工業獲得較大發展之后，回頭地支持農業，把城市物質文明以及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推向農村的反哺政策。

2.新村運動的任務。新村運動的內容很寬，它的第一任務是“農村啟蒙”，要使農民的精神面貌發生變化。第二個任務是“社會發展”，目的是改造農民居住環境、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它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環境改善，修建衛生的供水系統、改造排污系統、修建公共澡堂、會議室、公用水井、洗衣房等；二是住房改善，包括屋頂改建、房屋維修和村莊重建；三是公共建設增加，如擴張農村電網和通訊網、設置公用電話等。第三個任務是“經濟發展”。有兩項主要內容：一是增加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基礎設施項目包括道路擴展、小規模灌溉工程，如小水壩、水塘、灌渠。道路擴展不僅包括村莊間的公路，而且包括從村莊到農田的道路，以便進行機械化耕作、運輸。二是增加農產收入，增加農產收入項目包括家畜飼養、推廣經濟作物、發展專業化生產區、合作耕作，以及建立各種“新村工廠”以增加農戶的非農業收入。

四、美國、日本、韓國農業現代化模式對我國實現小康社會的啟示

第一，資源不是影響農業小康社會的主要因素。無論是資源豐富的美國，還是資源缺乏的日本，抑或介于兩者之間的韓國都可以根據本國的具體特征走符合自身發展需要的現代化道路。我國東部資源相對缺乏，中西部資源相對豐富，同樣有平原、丘陵和山區，應根據自身的特色走出一條發展農業經濟，提高農民收入的道路，達到和實現小康。不管農業的地位多么特殊，它總是一個產業，應該以市場為導向，以資源優勢為基礎來發展，這是各國農業現代化最基本的經驗之一。

第二，政府主導，全社會共同參與，分階段、分層次進行小康社會建設。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對于實現農村小康社會至關重要。經濟發展期間，如何正確處理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關系，是農業能否迅速發展、農業現代化能否迅速實現的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可以說，沒有政府對農業的全方位支持，日、韓農業不可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我國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是一個重大經濟決策、政治決策。各個不同區域的農業，要根據自己的地域條件、生產水平，通過實驗選擇適合的戰略加以實施，注入域外的新品種、新技術及新知識，從而開發農業潛力，提高生產能力，培育農業人才，進而奠定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基礎，然后推廣，并通過各種協作機構形成聯動發展。

第三，良好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是農村小康社會的實現關鍵。國外的農業現代化進程表明，一個有效的農業合作體系的建立，對于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國外發達國家在家庭經營基礎上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實踐表明，家庭經營不僅適應于以人力、畜力耕作為主的農業，也適應于以機械耕作為主的現代農業。因此，如何既不改變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又實現農業商品化、專業化、社會化，是中國農業現代化面臨的重大的課題。在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在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過程中逐步發展規模經營，走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道路。

第四，加強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努力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是小康社會實現的重要途徑。韓國新村運動的工程項目都是切實可行的小項目，比如修路、修井、蓋房、修塘、拉電網等。在“三五”計劃的頭兩年，政府的投資目標主要放在幾條大河的巨大工程上，1973年后投資轉向遍布全國農村的細小項目，“三五”計劃基本被新村運動所取代。這些小項目風險小、動員群眾廣泛，無論對農村發展還是對刺激工業生產都見效快。美國在二戰后完成了農業機械化，之后，雖然機械擁有量有所減少，但向大型化、綜合化、自動化和電氣化方向發展。除谷物和飼料草等大田作業全面實現機械化外，經濟作物、水果、蔬菜等也完全實現了機械化生產。在畜牧業中，機電化程度很高，不僅飼料的加工、給水、孵化、擠奶、調溫、通風、清潔及產品裝運和初加工等全部實現了機械化，且應用現代電子技術，按流水作業線進行自動化生產。

第五，必須突破就農業論農業的局限。要拓寬農業的發展領域，向產前和產后延伸，促進農產品加工增值轉化，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要通過發展產業化經營，把現代工業、商業乃至運輸、金融、保險等產業同農業的種植業、養殖業緊密結合起來。構建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企業共同體，使農業在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化、專業化和一體化。把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后融為一體，并形成一套從生產初級產品到最終產品的銷售管理體制和公平合理的利潤分配制度，促進資源合理配置，有效地開拓市場空間，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和產出率。

第六，必須以農民投入為主體，堅持國家投入與農戶投入相結合。農業現代化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美、日、韓三個國家的做法是，憑借強大的工業經濟后盾，由政府給予大量的投資支持和各種形式的補貼。我國雖然從理論上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但由于多種原因，長期以來形成的依靠農業積累發展工業的體制政策一直沒有改變，國家對農業的投入遠遠少于農業對國家的貢獻，這就決定了中國的農民不僅要做農村經濟組織的創新者和國家工業化的奉獻者，而且要做農業現代化的主體建設者和所需資金的主要積累者，這可能是世界各國農業現代化中很少有的。我國農業最終的發展途徑是以農民投入為主，國家投入為輔。但在目前的狀況下，尤其是農民收入有限，國家仍然是投入的主體。因此，要提高農民的主體地位就必須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投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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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湖南省教育廳科研項目 (03C569)

篇(7)

【關鍵詞】農民工 流入地 社群 社會融合 文化機制

研究緣起

1995年，聯合國哥本哈根社會發展首腦會議把社會融合作為社會發展的三大領域之一，要求各國采取措施推動社會融合。2003年，歐盟在關于社會融合的聯合報告中對社會融合作出如下定義：“社會融合是這樣一個過程，它確保具有風險和社會排斥的群體能夠獲得必要的機會和資源，通過這些資源和機會，他們能夠全面參與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和享受正常的社會福利。”國內有學者認為，社會融合是個體和個體之間、不同群體之間或不同文化之間互相配合、互相適應的過程，它以構筑良性和諧的社會為目標。我國城市化進程加速了社會流動，農民工已成為我國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如何增進農民工階層與其他社會階層之間的社會融合，是一項值得學界研究的課題。

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適應是社會融合的重要表現，在這一意義上，社會融合表現為三種主要形式。

一是不同國家的某些族群由本國前往他國謀生，如近代波蘭人、我國沿海地區的一些民眾前往歐美等國家和地區，這些外來族群與當地族群社會融合的程度既受制于其經濟和“智力文化（intellectual culture）”因素上的差異，也取決于務工者自身的主體性行動和他們在當地的跨社會建構。

二是如南非等原來即存在著嚴重種族對立、具有高度文化異質性的同一國家內，不同種族間的社會融合主要受制于是否具有和遵循良好的“共同規范”，不同種族間認同需要、分配公正需要的滿足狀況，作為化解沖突的“溝通系統”的運轉是否正常，政府處理民主與提供公共服務之間的關系及能力。

三是如同我國這樣具有高度文化同質性的國家內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社會融合。19世紀末，E·G·雷文斯坦（E. G.Ravenstein）在《人口轉移規律》一書中，開創性地提出了人口轉移的推拉理論，本文運用這一理論，著重討論基于我國文化背景下影響農民工與流入地社群社會融合的文化機制。

農民工與流入地社群社會融合的文化推力分析

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文化可以包括人類的一切生活方式和為滿足這些生活方式所創造萬物，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種種心理和行為。在人類實踐活動中建立起來的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及心態文化是文化的非物質形式，它們既是人類需要的對象又是人類需要的表現形式。在我國，同一文化之下對公平與正義的政治訴求，共同的世界觀、倫理觀，特有的緣文化，以及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形成的打工文化，共同構成了促進農民工實現與流入地社群社會融合的“文化推力”。

實現全體社會成員全面發展的政治理想推動著農民工與流入地社群的社會融合。首先，我國現存的城鄉二元結構是特殊歷史時期社會管理的產物，從人口生產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城鄉居民之間在文化上都是一脈相承和高度依賴的，社會的發展和政府公共政策的改革使此二元結構正在發生解組，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也漸趨減小。

其次，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農民工與流入地社群均生活在同一社會制度下，他們理應享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以增進對國家和社會的認同。恩格斯曾指出，社會主義應當“結束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狀況”，“通過消除舊的分工，通過產業教育、變換工種、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通過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發展”。實現這一理想，消除城鄉差別，增進社會各階層的福祉是我國社會建設的重要目標。

“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世界觀有助于農民工與流入地社群的社會融合。在我國，就以儒、釋、道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而言，儒家文化的影響無疑占著主導地位。錢穆曾提出：儒家思想看世界，并不用一種純客觀的眼光，并不覺得世界外我而存在，不認為狹窄的自己與外面互相對立，相反，主張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受這種積極適應外部世界、主動接納他人的文化熏陶，流入地社群與農民工之間大多能以一種開放、包容的心態和睦共處。

重視“仁愛”、“親情”的倫理觀以及“家庭—社會本位”的價值取向有利于農民工與流入地社群的社會融合。作為家庭的延伸，家族是中國文化一個最主要的柱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構成了家族倫理的核心內容。可貴的是，這種家族倫理不僅要求人們愛自己的家人，而且要求人們以寬廣的胸懷善待和愛護全天下的人，倡導個人服從于家庭、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并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和義務，顯示出濃郁的“家庭—社會本位”和“家國同構”取向。外出務工是農民的自主選擇，這一選擇也由于能增加家庭經濟收入、獲得發展機會而受到家庭和鄉村社會的理解和鼓勵，家庭或家族成員間的相互照顧也成為農民工在流入地最基礎的社會支持。同時，傳統文化浸潤下農民工形成的“老老”、“幼幼”、“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一家”倫理觀，以及由此而表現出的相應的生活和行為方式，同樣有助于他們融合到流入地的社群中去。

“緣文化”的熏陶促進了農民工與流入地社群的社會融合。有學者指出，沉淀于中華傳統文化和華族社會中的宗族親友、鄰里鄉黨、、同業同行和物質媒介等，分別代表著由親緣、地緣、神緣、業緣和物緣組成的“五緣文化”。五緣文化不僅使個體、群體、組織生活在盤根錯節的人際關系之中，在社會化過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且它也促進了不同國人之間生活和交往上的涵攝性和包容性。

由于農民工職業的不穩定和務工地域的流動性，“緣文化”中原有的神緣關系難以發揮心靈撫慰與精神激勵功能，物緣也大多伴隨在業緣關系之中，“五緣文化”因此而變異為以農民工原有的親緣、地緣、學緣、業緣為主要構成的“四緣關系”而發揮作用，并成為他們在流入地生存和發展不可缺少的社會資本。在流入地，一方面，“四緣”關系所具有的共同語言、價值觀念、生活習慣、職業倫理等文化屬性強化了內群體成員的人格相似性，增進了來自同一地域農民工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四緣”關系也培育著農民工的團結意識，使他們在流入地結成精神共同體，為實現務工目標而付出。不僅如此，“四緣”關系中的業緣關系還往往成為農民工與流入地社群社會融合的嵌入點，并由于與用工單位之間的勞務關系產生的技術和經濟聯系而使此社會融合得到加強。總之，“四緣”關系不僅為農民工提供了初始的就業機會，而且也為他們在流入地結成和拓展新的業緣關系、實現與當地社群的社會融合奠定了基礎，并表現出由內群體向外群體，由本民族向其他民族，由家鄉原有的“四緣”關系向流入地地緣、學緣、業緣乃至親緣關系延伸的發展邏輯。

打工文化的內在要求推進了農民工與流入地社群的社會融合。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催生出的新的文化形式—打工文化，它是農民工務工實踐與社會要求相結合的產物，對農民工務工、生活、交往和人格發展都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積極的打工文化應具有下述基本內涵：提升文化知識，增強務工技能，增進人際交往，擴大社會資本，習得與主流社會要求相一致的價值觀、人生觀以及相應的行為方式，拓展自己在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生活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我國占主導地位的傳統農業由于投入時間長、強度大、效益低，對農村勞動力已無吸引力。文化支持和傳統農業的局限性使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成為理性的選擇。“這意味著，外出打工變成了一種受到認可和期待的實現經濟目標的途徑以及年輕人的一個通過儀式（a rite of passage）。打工文化意味著孩子長大就需要在城市度過生命中的一段時間，而不外出打工的年輕村民則會被其同齡人譏為缺乏冒險精神和無能。”加強與流入地社群的社會融合則成為他們實現這一文化要求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

由此看出，外出打工不僅是農村勞動力的內在需要，而且也是我國社會改革所體現出的文化要求。外出打工的過程是農民工逐步適應社會變遷的過程，在務工、生活、交往中習得的知識、能力、思想意識與行為習慣作為打工文化的重要體現，為促進農民工的社會化、推動他們與流入地社群的社會融合提供了廣闊的生存與發展空間，使農民工作為一種社會行動力量在影響著社會變革的同時也改變著他們自身。

農民工與流入地社群社會融合的文化拉力分析

文化起源于個人與社會生活需要的滿足，而習慣、習俗、價值觀、理念或意識形態等作為非物質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一旦形成即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并保持運行的慣性。這種慣性表現在農民工身上，就是他們在家鄉所形成的帶有鄉村社會色彩的價值觀與倫理觀，構成了阻礙農民工實現與流入地社群社會融合的“文化拉力”。

過于重視親情與家庭的聯系阻礙了農民工與流入地的社會融合。重視親情和家庭的聯系既是農民工在流入地生存和發展最基礎的社會支持，又是阻礙他們實現與流入地社群社會融合的重要的文化因素。梁漱溟在分析中國人的社會人生及文化特征中曾指出：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國人的生活最親切的只是一身一家，其余有關系的則是親戚朋友，鄉黨鄰里。流出地鄉村社會重親情和家庭聯系的特質也促成農民工養成了被學者稱之為“循環流動式分化模式”型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既體現了土地的庇護價值，也反映了他們對重親情和家庭聯系的鄉村社會的依戀。在穩定的社會秩序下，低風險的小農經濟仍被大多數農民視為圭臬，自為自在的生活被作為鄉村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亞文化積淀下來，對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具有難以替代的吸引力。

“負面行為敘事”造成的文化歧視不利于農民工與流入地的社會融合。對流入地社群而言，除親身接觸外，媒體是他們了解農民工群體的主渠道。有研究表明，我國城市報紙對農民工群體最頻繁再現的形象之一是“負面行為者”形象。負面行為敘事和負面形象傾向于將農民工再現為城市社會的“威脅”和“麻煩”，抑制了農民工群體的主體經驗表達，并阻礙了他們在城市社會獲得承認和認可。這也易使流入地社群對農民工群體形成負面、定型化的刻板印象，產生彌漫性的“反民工”嘲諷和歧視式的社會情緒，使農民工的“面子”之尊受到傷害，增加了農民工與流入地社群之間的對立情緒，也挫傷了他們實現與流入地社群社會融合的信心和積極性。

與流入地社群相比，客觀上存在的智力文化差異妨礙了農民工實現與流入地社群的社會融合。研究發現“智力文化”的差異是影響近代到美國務工的波蘭人實現與流入地社群社會融合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我國，智力文化的差異同樣是影響農民工實現與流入地社群社會融合的主要障礙。所謂“智力文化”的差異，其實質就是個體或群體經教育和社會生活實踐而在知識、技能、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行為習慣等方面的差異。對農民工而言，它還有由于知識、技能薄弱，也由于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行為習慣與流入地社群要求存在較大差異而造成其社會適應不良或引發社會偏見的意味。僅從受教育程度看，幾乎同期的不同調查顯示，貴州籍的省外農民工，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占被調查總人數的84%，即便是在經濟和文化相對發達的浙江省，農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都在8年左右，即相當于初中二年級的水平。一項關于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的評價調查也顯示，認為農民工邋遢（25.32%）；沒修養（18.91%）；缺乏知識，不理智（36.22%）；自私（8.65%），而對農民工其他缺點的看法僅占10.90%。

“智力文化”的差異會產生下述消極后果：農民工由于難以適應流入地務工和生活需要而陷于邊緣化境地；增加了農民工與流入地社群的沖突；加重了農民工的污名化；難以保障和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應該指出，將社會和歷史原因而造成的農民工智力文化差異僅歸咎于農民工家庭和個人是一種認知偏見。隨著農民工政治、經濟地位的改善和政府對教育投入的增加，也隨著農民工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對流入地社會適應能力的增強，這種智力文化差異在逐漸減小。

基本結論

影響農民工與流入地社群社會融合的文化動力取決于文化推力與文化拉力兩者間的角力狀況，文化推力與文化拉力的內容和表現歸根結底既是我國文化屬性的反映，也反映了農民工不同的需要與社會期待。“不同層次的期待正如它們在不同的社會階級中所存在的那樣，是促使各種群體行動并給予其方向的奮斗的直接表現。”作為我國社會變遷的一部分，農民工與流入地社群的社會融合具有特殊性，它并非是政治式的急峻，而是在社會發展和文化的影響下，農民工表現出的價值抉擇過程，農民工與流入地的社會融合既表現出必然性，同時也表現出多層次性。

首先，農民工與流入地社群的社會融合不僅受制于體制和文化、社會發展水平，也取決于農民工與流入地社群的多向互動狀況及農民工價值抉擇等諸多相互作用的復雜因素。而農民工物質與精神需要的滿足程度直接制約著他們與流入地社群社會融合的意愿和水平，因此，他們與流入地社群的社會融合將作為長期的社會現象而存在。

其次，農民工與流入地社群的社會融合呈現出“三多一少”的融合形態。即“候鳥型多”：這尤以成家和育有子女且老人和子女仍流守在家鄉的青壯年農民工為主。對家人的責任與牽掛是他們候鳥式地返回流出地的重要動因。“回歸流出地型多”：這以中老年農民工為主。尚實求穩、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法觀念是中老年農民工代表性的群體人格，較長時間打工的積蓄也為他們回流出地生活提供了經濟支持，流入地務工機會趨少、離愁別緒的思鄉情、高昂的生活成本也強化了他們的這一選擇。“矛盾型多”：這尤以第二代農民工最為顯著。他們大多向往流入地發達的經濟和文化生活，但又因職業及經濟實力所限難以在流入地立足，甚至部分農民工迷茫地游離于流出地與流入地之間而成為“無根族”，與流入地社群的社會融合表現出矛盾的狀態。“扎根于流入地型少”：有過硬的技術和較強經濟實力、且戶籍向流入地遷移、與流入地社群實現深度融合，扎根于流入地社會生活的農民工少。上述四種形態將在我國社會長期存在，并表現出以農民工重構和深化與流出地社群的社會融合為主、與流入地社群社會融合為輔的格局。

最后，對農民工與流入地社群社會融合的深度和形態仍有待觀察，從促進社會和諧的目的出發，政府應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加強主流文化的建設，建立健全促進農民工與流入地社群文化交流的制度性機制，擴大農民工對流入地社會生活的參與度，增進他們對流入地的文化認同，增強文化推力，減少文化拉力，對此我們應付出長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