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保障農產品供給的方法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谷賤傷農”;需求;供給;均衡價格

中圖分類號:D422?7;F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09)11-0027-03

曾幾何時,農村土地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吃“大鍋飯”的現象就被徹底打破了,土地政策30年不變更讓農民兄弟吃了顆定心丸。從那時起,農民種糧積極性就得到了質的提高。農村也快速的解決了溫飽問題。隨著農業科技化的發展,農業技術的普及與提高,農民的日子更是一天天的紅火起來。但是近年來,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農村卻出現農田荒蕪,無人耕作的現象。原因是土地畝產雖然提高了,農民總收入卻并沒有得到增長,從而嚴重影響了種糧積極性。

下面我們從糧食的需求和供給的變化來分析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如圖1。

根據需求――供給分析,當糧食的產量是Q1時,整個糧食供給為S1,需求為D1,此時糧食均衡價格是P1,農民的收益為80單位。

當糧食產量增加Q2時,整個糧食的供給就上升了到了S2。而恩格爾系數表明,在一定條件下,當家庭個人收入增加時,食物開支在人們的需求增長中的比例總是有限的,所以人們對糧食的需求增長卻很小,假定為D2,此時糧食均衡價格是P2,農民的收益為56單位。很明顯農民增產了,糧價下降了,農民總收益卻減少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自然會受到傷害。

為此,世界上許多政府對農產品規定“支持價格”(或稱“保護價格”)。例如近幾十年來,美國農業生產技術發展很快,產量大幅增長,但是農產品的需求卻增長很慢,結果造成農產品市場價格的下跌,政府為了保障農場主的合法收益,經常為有些谷物規定最低限度的“支持價格”。我國也對重點糧食品種實行最低收購價格制度,以保障農民種糧積極性,防止在糧價波動時“糧賤傷農”,如圖2。

假定某種谷物在正常市場經濟條件下,供給曲線為S,需求曲線為D,均衡點為K,均衡價格為OH,均衡交易量為ON。

當各種物價上漲時,政府認為按均衡價格定價太低,應當規定最低價格,假定為OI。這樣,就會刺激供給量增加到OL,抑制需求量到OR。供給量大于需求量的部分為RL,以至于如果規定最低價格為OI,就會造成農產品過剩,過剩量為RL。這樣也會導致農民不再積極種糧。

所以,制定保護價格不是上策,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惟有同時快速擴大糧食需求,才可以讓農民增產增收。

然而人們對食品的需求必定是有限的。那么怎樣才能快速擴大對糧食的需求呢?除非糧食能用作它用,用于深加工。因此必須要加快農業產業化步伐,使糧食轉化為相關產品,只有這樣才能使糧食的需求迅速擴大,價格得到提高,使農民真正得到實惠。

所以,在當前新農村建設中,農業產業化十分重要。然而在當前,我國農業產業化步伐還未能迅速跟上。國家為了鼓勵農民種糧積極性,做出了相關的補救措施,如取消農業稅以及直接對農民進行糧食補貼等,其意義重大。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取消農業稅及直接對農民進行糧食補貼可以降低“糧賤傷農”的程度,保護農民利益;但是從長遠看這還不是上策,因為糧食的需求與供給增加對農民總收益的影響,要取決于需求和供給兩者的變化幅度。

因此筆者認為,當前為農村應該迫切做好如下工作:

(1)加快糧食等農產品產業化發展,延長糧食產業鏈,提高糧食附加值,重點抓好對糧食進行深加工。針對我國在農產品產量遙遙領先,而農產品加工卻遠遠落后的現狀,著手解決我國農產品加工存在的諸如初級加工產品多,適宜品種少,質量標準低等問題。要發揮龍頭企業的作用,拉長加粗農產品加工產業鏈條。引進加工品種,建立農產品質量標準化體系,推動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據資料顯示,近年來,我國東北地區在這方面已經先行一步,如吉林省目前年加工玉米能力已突破200億斤。玉米產業的快速發展拉動了糧食生產,實現了農業增效、農民增收。據統計,2005年,吉林省玉米平均價格較上年同期上漲0.05元/斤左右;2006年,玉米平均價格較上年同期又上漲了0.15元/斤左右,僅兩年的時間,玉米價格上漲了0.20元/斤。玉米價格每上漲1分錢,全省農民每年就增收3.8億元,上漲2角錢,就是76億元。在玉米加工轉化不斷升級的刺激下,該省農民種糧積極性空前高漲,玉米種植面積逐年增加。相對玉米而言,由于水稻用途單一,產業鏈條較短,轉化渠道過窄,一旦出現供過于求的情況,或受交通運輸等因素影響,就容易形成階段性積壓,影響農民的收入。因此加快這方面的產業化發展更為迫切。

(2)由政府積極引導農民調整生產結構,限制某些農產品的產量。對農業結構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既是增加農民收入,促進當地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國家對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的要求。目前我國農產品供給的數量問題雖已基本得到解決,但結構矛盾比較突出,農業生產結構與市場需求結構不相適應,部分農產品供給過剩。因此,有針對性地對農業產業結構進行調整,改變過去以糧食生產為主的傳統種植模式,進行多品種、高質量、低投入的農產品生產,以實現種植業、林果業、養殖業、水產業的協調發展,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經濟收入。

篇(2)

一、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必要性

發展現代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是我國農業發展的重要目標。與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發展相比，農業現代化相對滯后，是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突出表現。隨著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不斷加快，國內農產品需求剛性增長、質量安全要求不斷提高的同時，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加劇、市場競爭壓力不斷加大，對我國以小農戶精耕細作為主要特征的傳統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提出了雙重挑戰，迫切要求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1.現代農業的發展，迫切需要培育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解決農業后繼無人的問題。現代農業是指運用現代的科學技術和生產管理方法，對農業進行規模化、集約化、市場化和農場化的生產活動。現代農業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以利益機制為聯結，以企業發展為龍頭的農業，是實行企業化管理，產銷一體化經營的農業。現代農業已經完全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的單純種植業和養殖業的農業狀態，現代農業的發展不僅需要農業科技的支撐，還需要現代經營理念的指導，而這一切的實施都離不開現代農業建設主體――農民，只有高素質的農民才能保證現代農業事業的發展。目前，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以及現代農業建設的快速推進，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和工業部門，由于農業比較效益低、農民社會地位不高，新生代農民工不愿意回鄉務農，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短缺、農業勞動力素質下降，農業兼業化、粗放化、農村空心化、務農老齡化的現象日益嚴重，農業后繼乏人問題日益凸顯，精耕細作的傳統生產方式難以為繼，“誰來種地”、“地怎么種”，日益成為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大問題。要建設現代農業，必須要加快轉變農業經營方式，不斷提高農業生產的專業化、標準化、規模化、集約化經營水平。大力培育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專業大戶、家庭農場是傳統農戶中脫穎而出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他們專心于農業生產，對土地和農業有深厚的感情；他們擁有較強資金、技術實力，具有發展現代農業的基本條件；他們擁有較為先進的市場意識、合作意識，能夠承擔起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推動現代農業建設的重要任務。因此，現階段培育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發展農民合作社和龍頭企業，填補傳統農戶分化造成的缺失，成為我國現代農業建設的客觀要求。

2.農業的市場風險和國際競爭壓力日益加劇，迫切需要發展新型經營主體，提升農業抗風險能力和市場競爭力。隨著我國農業對外開放程度快速提高，國際供求和價格波動對國內市場的影響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農產品進出口規模不斷擴大，尤其近年來大豆、棉花、玉米、油料等大宗農產品進口急劇增加，對國內農業生產的壓力明顯顯現。以傳統農戶為生產主體、以眾多分散農民經紀人為購銷主力的農業經營體系面臨著自然、市場和質量安全“三重風險”。農產品價格劇烈波動、谷賤傷農、菜貴傷民的現象愈發頻繁。因此，加快培育以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加快產加銷、貿工農一體化程度，推動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深度融合，提高農業的組織化程度和農產品附加值，成為應對市場風險和國際競爭的必然選擇。

3.資源環境約束加劇和農產品需求剛性增長的矛盾凸現，迫切要求培育新型經營主體，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一方面我國人多地少，水土資源短缺。而城鎮化、工業化的發展，必然要占用更多地土地和水資源，加劇了水土資源對農業生產的約束。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化的增加、城鄉居民食品消費結構的升級和農產品工業用途的開發，我國農產品需求呈現剛性上漲趨勢。保障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的壓力明顯增加。在資源環境約束加劇和糧食需求增長的雙重矛盾制約下，我國農業發展方式必須加快由傳統粗放式經營向集約化經營的轉變，更多地采用先進科學技術和生產手段，增加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以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與傳統小農戶相比，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等規模經營主體更容易接受和應用新品種、新技術，對現代生產要素需求更為強烈；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等則是先進生產要素的有效載體，并能為農戶提供技術指導和支持。因此，大力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推進農業集約化經營、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意義重大。

4.農產品質量安全要求，迫切需要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推行標準化生產，建立從田頭到餐桌質量安全保障體系。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快速增加，消費能力不斷提升，大大增強了城鄉消費者的安全健康意識，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要求日益提高。以傳統農戶為主體的小生產和以難以計數的小商販為主體的分散流通相結合的生產供給模式，不僅為質量安全監管帶來極大的難題，也難以建立全過程的標準化管理體系和質量追溯體系。而培育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通過專業大戶、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社會化服務等組織形式，可以將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進行生產，統一生產資料供應和技術規程，實現全過程、全供應鏈的質量管理，建立“從餐桌到田頭”質量追溯制度，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滿足城鄉消費者的要求。

二、培育和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可行性

近些年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加快，農業機械化水平和農業種植技術的不斷提高，大量農村勞動力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農村土地開始向少數農民手中轉移，地塊逐步集中，經營規模逐漸增加，自發地出現了種田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特別是龍頭企業和農民合作社發展進入加速階段，已經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力量。

1.專業大戶和家庭農場發展方興未艾。近幾年來，隨著我國土地流轉規模的不斷擴大和政策的支持，專業大戶大量增加。在浙江、上海、吉林等地方，在當地政府的推動下，形成了一大批家庭農場。截至2011年底，全國經營耕地面積在50畝以上的種植大戶達到276萬戶，其中100畝以上的近80萬戶。在養殖業領域，隨著農產品市場價格的大幅度波動，大量養殖散戶退出，專業大戶和家庭農場快速發展，已經成為畜禽產品供給的重要力量。在肉雞、雞蛋等領域，甚至成為主要力量。

2.農民專業合作社蓬勃發展。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實施以來，農民專業合作社數量急劇增，合作領域不斷拓寬，出現了土地股份合作、聯合社、資金互助合作、加工合作等多種合作形式，成為組織農戶生產、發展農產品加工、對接龍頭企業、開展市場營銷的有效載體。截至2012年上半年，全國依法登記的合作社數達60萬家，實有入社農戶460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18.6%。

3.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實力不斷增強。90年代中期以來，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農業產業化經營成為創新農業經營體制的重要方式，大批龍頭企業應運而生。截至2011年底，全國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11萬多家，銷售收入5.7萬億元，企業平均固定資產2300多萬元。目前，龍頭企業每年提供的農產品及加工制品占國內農產品市場供應量的1/3，占主要城市“菜籃子”產品供給的2/3以上，出口創匯額占全國農產品出口額的80%以上，在農業生產中發揮著骨干作用。

4.農業經營組織發展進入新階段。近年來，隨著現代農業建設的推進和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產前農資生產、購銷企業和產后農產品開始大舉進入農業生產領域，提供多元化、多層次、多形式的專業化、社會化服務，成為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新生力量，推動著經營服務組織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截至2011年底，全國農機化作業服務組織17.1萬個，農機化作業服務專業戶511.7萬戶；病蟲害專業化防治組織達2.5萬個以上，從業人員近100萬人；農產品批發市場約4500家，職業經紀人達600多萬，“土地管家”、“土地保姆”等一些新興的農業服務組織也迅速發展。

篇(3)

關鍵詞：現代農業；供給側改革；結構調整

農業日益用現代工業、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經濟管理方法武裝起來，而以農業機械化為基礎、生產技術科學化作為動力源泉、農業信息化為重要技術手段的現代農業，將是落后的傳統農業生產力向世界先進水平的農業發展的有效方式。現代農業是充分利用先進科學技術、高水平工業體系下制造的生產資料和實施科學管理的社會化農業，是一個綜合的農業體系，這個體系的形成是建立在完整發揚中國傳統農業優良傳統和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以現代工業為載體運用先進科學理論進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變傳統生產方式，以市場經濟的需要為出發點，在實際的生產過程中，基本目標、生產方式、發展方向存在著很多不同點。由此看來，現代農業是一種商業性的農業，產前、產中、產后三大產業部門一體化經營，形成一個由市場導向與農業發展相關的、為農業發展服務的產業群體，產業群內部結成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利益共同體，彼此間及時傳遞市場信息，以科技成果、市場信息和各種物質資源支撐農業的各個環節發展。

而我國農業如今已從重視產品的數量轉換到產品的質量和效益，農業供給側改革就是通過自身的努力調整，使農民生產出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產品，產品的質量和數量都要達到一定的要求，實現產地與消費地的無縫對接。供給側結構改革深入到農業領域，調整農業結構以提高農產品供給的有效性，增強農業資源在市場中的配置，推動農業生產提質增效，破解我國農業發展困境。

一、現代農業發展的困境

當前我國現代農業面臨諸多矛盾和難題，在糧食生產上呈現出生產量、進口量、庫存量“三量齊增”的現象；農資生產受農產品價格“天花板”封頂、生產成本“地板”抬升等因素的影響和挑戰；國內外農業資源配置扭曲嚴重，國內過高的糧食生產成本在海外不具備競爭優勢，增產越多虧損越多等等問題。

1.現代農業發展水平低

農業產業化經營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農業產業經營組織間的重新組合而形成的新的經營制度。我國在漸進式改革過程中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出現了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模式，其現代農業發展水平仍然較低，主要表現為：（1）主導帶動能力不足；（2）農民的整體組織化水平不高，仍是分散經營，難以形成規模化經營；（3）與龍頭企業合作的農業生產基地建設水平不高，農副產品未能形成國內知名品牌。由于沒有農業產業化經營與管理，農民處于分散式的事實，導致了農民的收入普遍難以有更大的提高；（4）由于現代農業要求規模化、產業化生產經營，而我國農業土地使用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要實現土地的集中使用，就需要完善土地使用權的流轉機制。

2.從業農民素質過低

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大都是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自身文化水平低。在傳統農業中依靠前輩對農業生產的經驗進行傳承積累獲得必要的生產技能。但是現代農業的特點決定了傳統農民的命運，即不適合在現有的文化知識水平上從事現代農業的生產。勞動力是現代農業的關鍵因素，一切規劃和方案的實施都要依靠農業從業者來操作，離開這一因素，發展現代農業就是一句空談，農業從業者技能水平的高低決定其所完成工作的質量。現代農業的高標準要求與傳統農民的低技術水平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

3.基礎設施薄弱，缺少先進科學技術的應用

農業的基礎設施正如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是生產一切物質資料的基礎，是從事農業勞動的根本保障。資金的匱乏、平常維護和保養的缺失、建設年底的久遠等諸多因素造成境內各項農業設施的陳舊、毀壞和廢棄，給發展現代農業造成了一定影響。尤其是水電管網、農業機械方面存在著嚴重不足，耕種期拉閘限電、收割期缺少機械的情況尤為突出。

先進農業科學技術的應用是現代農業發展的一大助推劑，是在其它現有基礎不變的情況下，提升農業生產和發展水平的最有利因素。若沒有完善的措施，現代農業的發展將滯后不前。

4.社會資金準入和招商機制不明確

合理吸引和利用外來資金，是建設現代農業的強有力措施，是殊為關鍵的一點。社會資金的匱乏一方面是因為自身宣傳的力度不夠，相關配套設施的不完善。最為重要的準入機制的不明確。在招商過程中，沒有建立起科學、合理、透明的招商機制。對待大規模投資與小額投資的不同態度，讓進行初期接觸，開展先期小額投資的企業產生顧慮。打擊了外來資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片面追求短期經濟效益和影響。

5.農村金融和保險發展滯后

近年來，盡管政府各個部門對發展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取得了共識，但由于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難度大，監管部門擔心出現系統性風險，在政策上采取了嚴格的準入政策，導致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發展滯后于農業農村發展的需求。大多數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合作社和中小型農業企業由于缺乏有效的擔保抵押物，加上申請手續繁復、隱易費用高等問題，很難從正規金融獲得信貸支持，而小額信貸等扶持性貸款規模又較小，遠不能滿足其資金需求，嚴重限制了其發展壯大。

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即是優化供給結構，通過結構優化改善供給、滿足需求。

1.土地制度改革。一是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權屬落實；二是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改革；三是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四是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進一步激發廣大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積極性，避免土地掠奪式經營；推動農村土地流轉，培育農業新型經營主體，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保護農民的土地財產權益。

2.農業結構調整。結構調整是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容。通過結構調整，提過農業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促進國際國內兩個市場聯動，能夠減輕國內耕地、水等自然資源的壓力，緩解經濟發展和環境容量之間的矛盾；促進農業生產由以數量為主轉向數量質量并重，更加注重效益，注重市場導向，更好滿足消費者需求。結構調整的主體主要是新型經營主體，即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農業企業，包括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他們是商品農產品供給的主體，也是現代農業的主體。

3.糧食供給改革。通過糧食供給改革，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確保糧食供給包括糧食最低保護價格的改革以及現有糧食收儲制度的改革。近年來，糧食領域出現了“三量齊增”的現象，即產量增、進口量增、儲存量增，這是由于沒能正確運用最低保護價政策和收儲政策而造成的后果。

4.全產業鏈條的變革。既包括農產品生產，也包括農產品加工、儲運和營銷。供給側是相對的，相對農產品加工業，種養業是供給側，但相對于農產品消費終端需求，種養加銷都是供給側。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要優化農產品生產，還要優化農產品加工、儲運和流通，提升農產品的品質、品相、品牌，為消費者提供更豐富、更適銷對路的產品，滿足人們對農產品多樣化、優質化需求。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全產業領域的變革，不僅要提供滿足農產品需求的有效供給，還要開發滿足與農業多功能性相伴而生的服務性需求的有效供給，依托農村綠水青山、田園風光、鄉土文化等資源，發展農業休閑觀光和鄉村旅游，為消費者提供親近自然、回歸鄉村的消費體驗和服務。

三、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對現代農業發展的啟示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圍繞提高農業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優化農業資源配置，增強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使供給更加契合市場需求，更有利于資源優勢發揮和生態環境保護，形成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農業供給體系，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促進現代農業的快速發展。

1.優化產品結構。要順應市場需求變化，增加銷路好、效益高的農產品生產，調減滯銷品種生產。當前突出的是適度調減玉米等供過于求的農產品生產，推進糧改豆、糧改飼，適度控制玉米生產，促進供求平衡。要樹立大農業觀念，合理調整糧食統計口徑，科學開發各種農業資源，引導各地不僅盯著耕地、盯著糧油調，而且盯著山海、盯著林草調，統籌糧經飼發展，推動肉蛋奶魚、果菜菌菇全面發展，為消費者提供更豐富多樣的農產品供給。要著力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堅持“產出來”和“管出來”兩手發力，推升我國食品和農產品生產的質量安全門檻，大力推進農業標準化生產、品牌化營銷，調優品質，培育品牌，形成品牌擔保品質、優價激勵優質的正向激勵機制。

2.優化區域結構。現代農業發展要形成優勢產區集聚，完善扶持糧食主產區和重要農產品生產功能區的政策，形成區域分工合理、比較優勢充分發揮的生產力布局。認清當前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代背景，這是在主要農產品供求基本平衡、個別品種供過于求背景下的調整改革，是在全國主要農產品優勢產區和特色農產品產區基本形成下的調整改革。區域品種結構優化要穩定基本面，重在“邊際調整”，對生態問題突出地區、氣候不適宜地區有計劃地進行一些退耕、休耕、輪作，促進產品供求平衡的改善，增加生態產品供給。糧食主產區和主要農產品生產功能區重在“內涵式”調整，著力調優品質、節本增效，推廣清潔生產方式和循環農業模式。

3.優化業態結構。推進一、二、三產業融合，拉動農業產加銷全產業鏈條，推進一體化經營，整合產業鏈、共享價值鏈，以工補農、以商補農、以游補農，發展壯大新業態、新產業。一方面要抓住電子商務引發營銷革命，推動農產品生產、流通、消費的全方位變革，讓各地農產品搭上電子商務的“無形之網”，實現賣全國、銷全球。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我國旅游消費持續升溫的契機，加快發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把這種休閑性、體驗式的旅游市場做大做好，讓更多農民參與進來，從中受益增收。旅游消費是溫飽之后的升級型消費，農村觀光旅游具有大眾性、休閑性、常態化的特點，市場越來越大，正處在井噴式增長階段。鄉村旅游既依托農業功能拓展快速發展，又有力地推動農業產加銷經營方式的變革。

4.優化經營體系結構。農業經營主體的經營素質和規模結構，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農業供給的質量效率，也是影響農業成本的重要因素。優化經營體系結構是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在穩定完善農戶家庭經營基本格局基礎上，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提高農業規模化經營水平。既要發展土地流轉型的規模經營，又要發展服務引領型的規模經營，形成多元復合、功能互補、配套協作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發展格局。土地規模經營的大小與農村勞動力轉移關系密切，農村土地種植地域的多少與農業基礎設施條件、機械化水平、社會化服務密切相關。

現代農業的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并非一日之寒，破解也不是一日之功，必須遵循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把解決短期矛盾與化解長期制約結合起來，因地制宜、循序漸進，充分尊重農民和其他經營者的主體地位，確保現代農業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指導下快速推進。

參考文獻：

[1] 孔祥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內涵與政策建議[J]，改革，2016（02）：104-115

[2]韓一軍，我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義、思路及對策[J]，農業發展與金融，2016（06）：53-54

[3] 韓長賦， 堅定不移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學習貫徹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神[J]，農村工作通訊，2015（03）：16-18

篇(4)

關鍵詞：道德風險； 農產品質量安全； 結構方程； 渠道權利

中圖分類號：F3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3）12-0005-06

一、引言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是我們生存和發展的基礎，食品安全問題不僅影響人的身體健康，更間接地影響整個社會經濟及政治秩序的穩定，同時也關系著國家的形象與尊嚴。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我國食品安全狀況仍不容樂觀。尤其是近年來，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呈現直線上升趨勢。因此，深入研究農產品市場問題，切實有效保障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就成為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關系到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緊迫而又無法規避的重要課題。然而，解決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既不能僅訴諸于制度，通過加強立法與日常監督管理以及懲戒措施來實現，也不能完全交給市場（楊瑞龍，聶輝華，2006）[1]。正是由于農產品市場具有信息不對稱、外部性、公共物品等屬性特征，農產品市場存在著市場機制失靈的可能性。王可山（2012）也認為，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根源在于契約的不完全性。而契約的不完全性，一是由于信息不完全，部分農產品質量信息存在不可預測性或不可描述性；二是由于信息不對稱，部分農產品質量信息存在不可觀測性或不可鑒別性[2]。不完全信息會導致道德風險，一方面農產品生產者刻意降低質量，甚至以次充好、制假販假；另一方面消費者因無法判斷農產品質量，進而高質量產品的生產者或被逐出市場，或被迫改為生產低質量產品（聶輝華，2008）[3]。因此，深入研究農產品生產和流通環節中因市場失靈而出現的道德風險及其規避問題，就成為利用市場機制自身來解決農產品質量問題的重要方面。然而，目前國內外現有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研究多數忽略了道德風險在農產品質量安全中的作用，明顯缺乏農產品生產流通市場農戶風險行為與市場失靈內在機理研究。這種狀況不僅不利于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進一步研究，而且也使得那些基于風險視角揭示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精辟論述，不無遺憾地僅從非市場的角度去尋求解決問題的舉措，而失去了利用市場機制自身來解決市場問題的根本手段。

二、道德風險的理論分析與基本設想：制度視角

本部分從制度供給、示范效應以及實施主體自我效用考量三方面來探討可能導致農產品質量安全道德風險的因素。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制度是經濟理論中除傳統的要素、技術和偏好這三大理論基石外的第四大基石，制度至關重要（盧現祥，2011）[4]。很多時候，制度是影響某一經濟現象出現的關鍵因素。道德風險從制度視角可以理解成行為主體在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的一種結果。因而，我們探討道德風險的成因就不得不從制度的視角來考慮制度因素對道德風險產生的影響。

很多研究表明我國多數經濟問題的出現根源于我國制度供給的缺失。制度供給缺失包括核心制度的缺失和一般配套制度的缺失。核心制度的缺失會導致陷入制度供給陷阱（鄧大才，2000）[5]。這意味著如果現有的制度中缺少核心制度，即使提供再多的有利制度也無濟于事，制度的邊際效率是不變或者下降的，于是就會出現政策失靈的現象。此外，制度供給中一般配套制度的缺失則可能造成制度效率的損失，即由于缺失配套制度而使得一項制度難以實現本應達到的效果。這里的配套制度，應該包括兩層涵義（以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制度為例）：一層是指與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體系同一等級的用于輔助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順利實現的其他方面的制度安排；另外一層涵義是指對于中央政府出臺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體系，地方政府為能更好地貫徹執行，結合其地方具體情況，相應出臺的配套政策。顯然，對于農產品質量安全的配套制度安排中，后者的供給協調程度對制度實施的影響更為重要。然而，由于中央與地方財權與事權的非對稱、不平衡導致地方政府為了保護地方經濟發展，維護地區利益而在配套制度的設立中存在傾向短期的眼前經濟利益，而“有意”或“無意”地忽視配套制度與中央制度的協調度，這就導致道德風險產生的可能性提高。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設1：

H1：制度供給與道德風險具有相關性。

制度供給短缺來源于制度的稀缺性。所謂制度的稀缺性，是指相對于人們行為的差異性、多樣性和發散性而言，作為規范人們行為的制度安排總是不足的，不可能對每種行為都制定相應的制度安排加以約束，總有一些行為沒有制度安排予以規范。或者說，由于制度被認為是關于人們相互行為的知識載體，制度的稀缺性也可以理解為相對于人們對這類信息的需要而言，制度所能傳遞的信息總是不足的。于是在制度稀缺的情況下，人們的行為選擇往往受到周圍他人（主要是那些與之從事相近活動的人）的行為的影響，這就是示范效應。一旦有人出現道德失范行為，由于示范效應的存在，往往使得道德失范風險的進一步擴大成為可能。尤其是對于一些新技術、新工藝和新資源的使用，制度供給存在“時滯”問題，這就意味著一個新生事物從產生到建立起針對它的制度規范，存在著一個制度空白期，這就使得道德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加大。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設2：

H2：示范效應與道德風險具有相關性。

制度由三個基本部分構成：正式約束、非正式約束及其實施機制。一個制度形成之后所面臨的就是實施機制。從制度功能實現角度來看，只有規則而沒有執行機制，制度就是不完整的。而實施是由人執行的，因而他們自身的效用函數將影響制度執行的結果。就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來說，是消費者委托政府來執行實施職能的。于是，消費者與政府之間形成委托-關系。政府能否有效行使職能主要受其自我效用函數的影響。實施者有著自己的利益考慮，若是制度的實施與其自身利益沖突，必然導致實施主體的實施懈怠。所以制度能否有效發揮其應有效應，與實施者的自我效用考慮直接相關。另外，正式制度的制定和執行不僅需要建立一套專門的組織機構，而且需要通過一定的工作程序，這些都要耗費大量的資源，運行成本很高。若是政府由于資金等因素的困難而未能正常地執行實施職能，如不能建立先進的檢測體系，不能培養和雇傭足夠的業務人員，道德風險產生的可能性就增大了。同時，考慮到不同知識背景與不同個性特征都會影響到個體采取不同的經濟活動方式（郝大江，2011）[6]。

基于以上分析，進一步提出假設3：

H3：實施主體自我效用考量與道德風險具有相關性。

三、道德風險的理論分析與基本設想：行為主體視角

本部分從農產品流通市場中的主體間信息、行為以及渠道權力的視角探討農產品質量安全道德風險問題。農產品生產流通主體主要歸結為農產品生產者、中介組織（主要包括各種農產品的集散和物流組織）與農產品需求者三類。本部分將分析農產品流通環節中農戶的理性選擇及各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性，并將消費者納入渠道權力的研究范圍，將傳統的二元分析范式擴展為網絡分析，進而剖析可能導致流通主體道德風險的因素。

從流通領域的起點出發，農戶行為的決策機制將首先被研究。對農戶經濟行為的研究，西方經濟學中主要存在兩個流派。一是以恰亞諾夫為代表的組織生產流派，其主要觀點為：農民的經濟是一種道德經濟，導致農民這一行為特征的是社會壓力，即個人不追求欲望的極大滿足，而是擔心越軌而受到社會的懲罰，農戶以自身的需求和勞動辛苦程度決定自己的勞動投入程度。而另一流派則是以西奧金·舒爾茨為代表的理流派。該流派認為：在市場機制的競爭中，農戶行為與企業行為本質上沒有任何差別，農戶的行為完全是理性的，收益的最大化將是農戶的行為決策目標。在本部分的分析中，農產品的生產者具有博弈論中理性人的特質，即其所作決策不僅依據自己的個人效用函數，還將依賴市場中其他參與者的決策，這區別于傳統經濟學中理性的特質（張維迎，1996）[7]。基于農戶理性的判斷，我們得出農戶道德風險理性決策函數模型：

Z=（1-P）（R-U1）-P（U1+U2）（1）

函數中P為農戶道德風險行為被相關職能部門查出的概率（0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4：

H4a：農業生產要素投入與道德風險具有相關性。

H4b：農戶道德失范成本與道德風險具有相關性。

在信息經濟學中，常常將博弈中擁有私人信息的參與人稱為“人”，不擁有私人信息的參與人稱為“委托人”。據此，信息經濟學的所有模型都可以在委托-的框架下進行分析（Rasmussen，1994）[8]。在農產品流通環節，消費者向中介機構購買農產品可以理解為委托中介機構收購安全的農產品，而中介機構向農產品生產者收購農產品則可以理解為委托其生產農產品。為此，消費者作為需求的終端，其需求的取向將會作為市場的取向影響中介機構和農產品生產者的行為。由于消費者處于信息不對稱的劣勢地位，其對于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判斷主要基于其先前的經驗與主觀想象，這往往會導致事前信息隱藏的逆向選擇與信息傳遞問題。在農產品市場中，消費者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消費非理性，往往使質量上乘的產品賣不到好價錢，進而可能會導致價格機制的失效，從而使農產品生產者退出市場。除了被動的選擇退出市場外，農產品生產者還可以利用信號傳遞模型主動出擊，規避可能由消費者非理性消費而扭曲市場的風險。為了顯示自己的類型，人選擇某種信號，委托人在觀測到信號之后與人簽訂合同。農戶在提供自己所生產的農產品信息時是有選擇性的，他們不僅可能會主動隱藏不利信息，甚至還有可能偽造信息，以促使自己在過度競爭的市場中快速達成交易。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進一步提出假設5：

H5：誤導性市場導向與道德風險具有相關性。

在農產品流通的過程中，行為主體之間的聯系除了信息，還包括農產品自身。下面將討論農產品的流通路徑，即渠道的問題。渠道依賴與權力關系是渠道行為的基礎，也是整個渠道行為理論研究的中心議題之一（Stern，1988）[9]。所謂渠道權力，即為某個渠道成員A對另一個渠道成員B的權力，是指B在A的干預下的行為概率要大于沒有A干預下的行為概率。盡管渠道權力理論體系日漸完善，但從二元分析范式向網絡分析范式的轉換問題與作為渠道成員的消費者一直沒有被納入渠道權力分析視野是其中較為突出的兩個問題（張闖，2007）[10]。消費者作為一個渠道的終端，將生產的農產品全部消費，其對于農產品的需求將會產生較大影響。農產品的銷售渠道對于農戶來說十分重要，其決定著農戶是否能將農產品順利的銷售出去以及以什么樣的價格銷售出去的問題。我們將從農戶可選擇的渠道的多少、選擇或更改渠道的成本以及在與渠道商間的力量對比，即渠道商的侵略性渠道權力的強弱來分析農戶道德風險的可能。

H6a：渠道選擇自由度與道德風險具有相關性。

H6b：侵略性渠道權力與道德風險具有相關性。

四、數據及建模結果分析

（一）數據取得

基于制度經濟學、信息經濟學、渠道權力等相關理論，本研究提出八個農產品質量安全道德風險引致因素。為驗證這些引致因素的真實性和有效性，本研究采用問卷與實地走訪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社會調查。其中，回收有效問卷392份。問卷涉及農戶類型多樣，覆蓋糧油、瓜果蔬菜、牧畜、食用菌等農戶。此外，通過農產品集散中心實地走訪，完成了農產品渠道市場調研。在調研數據的基礎上，本研究采用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進行實證分析。SEM是一種建立、估計和檢驗因果關系模型的多元統計分析技術，它可以用線性方程系統表示觀測變量與潛變量之間，以及潛變量之間的關系，并可同時處理多個因變量。本部分利用研究中提出的基本設想及各變量間的相互影響構建用于驗證的結構方程模型。同時采用AMOS17.0軟件和SPSS13.0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和模型檢驗。AMOS17.0是一種利用基于方差矩陣結構的潛變量對結構模型進行估計的軟件包，可通過多層路徑分析對變量之間的直接或間接的相互關系進行驗證。為了確保調查問卷的可信性，我們還采用了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將Cronbach’α值作為信度的評判標準，將KMO樣本充足度和Bartlett球形檢驗作為效度評價標準，最后通過因子分析所得出的結果對設想的真實性進行討論。

（二）信度檢驗和效度檢驗

為確保實證結果的準確，本研究對392份問卷進行信度檢驗和效度檢驗。在進行信度和效度檢驗之前，已將反向題項的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在總體的量表中，每個變量對應著不同的題項，首先通過對每個變量（設想）所對應的題項進行信度和效度檢驗，測量題項之間是否具有一致性以及題項是否包含了變量的所有層面，刪除不符合要求的題項或相關性較低的題項，然后對整個量表進行信度檢驗和效度檢驗，檢驗結果見表1。這里所使用的信度檢驗方法為Cronbach’s α檢驗，效度檢驗方法為因子分析法。對整體量表進行Cronbach’s α信度檢驗，值為0.949，說明量表的整體信度很好，各個題項之間存在較高的一致性，可以進行結構方程測算。

從表1的結果中可以看出，變量“農業生產要素”的Cronbach’s α值非常低，未通過信度檢驗，因此不能繼續進行效度檢驗，故沒有相應因子分析的指標值。

其余7個變量的檢驗結果：（1）信度檢驗：Cronbach’s α值均良好，說明可以進行因子分析。（2）KMO和Bartlett相關性檢驗：KMO值均顯著，通過球形檢驗，表明各個題項之間有相關關系。（3）因子分析結果：每個變量提取一個因子，且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解釋程度均大于50%，說明提取的因子的特征值能夠解釋總體方差的50%，各個題項因子載荷均大于0.5，均可保留。以上檢驗表明上述7個變量的各個題項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性和穩定性，通過了信度檢驗和效度檢驗。

（三）SEM模型及設想檢驗

1. 數據擬合情況。（1）選用的統計量及統計量標準。P統計量：大于0.05符合要求。擬合優度指數（GFI）和修正擬合優度指數（AFGI）：大于0.9符合要求。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小于0.05擬合較好，一般認為在0.08以下均為合理。Bentler的比較擬合指數（CFI）：大于0.9，且接近1，擬合較好。正規化擬合指數（NFI）：大于0.9，擬合較好。

（2）擬合結果。利用AMOS17.0構建的修正后的結構方程，其各項擬合指標檢驗結果見表2所示。

由表2可知，以上的擬合指標中除了P統計量以外基本都符合標準。一般情況下樣本容量應該為變量的10倍到15倍，但本文中所選用的樣本數量為392，遠遠超過標準，不過對于社會科學類的研究，樣本要涉及到足夠多的人群和足夠大的范圍。因此為了保證結構方程結果的可靠性，本研究選用了大樣本，而卡方會隨著被試樣本的數量增大而增大，易受被試樣本數的影響，“當樣本數過大，如400左右時，易使擬合度指標檢驗出現擬合不佳的結果”（侯杰泰，2004）[11]。一般在大樣本的情況下P值都較為容易顯著，因此在這里不考慮P值，而是觀察各個變量的總體擬合情況以及結構方程的檢驗情況。

2. 設想檢驗結果。H1：制度供給與道德風險具有相關性。該設想討論的是制度供給與道德風險產生之間的相互關系。檢驗結果表明二者之間的標準回歸系數即路徑系數為0.983，P=0.005

H2：示范效應與道德風險具有相關性。該設想討論的是示范效應與道德風險產生之間的相互關系。檢驗結果表明二者之間的標準回歸系數即路徑系數為0.126，P=0.033

H3：實施主體自我效用考量與道德風險具有相關性。該設想討論的是實施主體自我效用考量與道德風險產生之間的相互關系。檢驗結果表明二者之間的標準回歸系數即路徑系數為0.27，P=0.039

H4b：農戶道德失范成本與道德風險具有相關性。該設想討論的是農戶道德失范成本與道德風險產生之間的相互關系。檢驗結果表明二者之間的標準回歸系數即路徑系數為0.73，P=0.038

H5：誤導性市場導向與道德風險具有相關性。該設想討論的是誤導性市場導向與道德風險產生之間的相互關系。檢驗結果表明二者之間的標準回歸系數即路徑系數為1.77，P=0.145>0.05。因此，設想H5在0.05顯著性水平上未通過檢驗，同時路徑系數大于1說明變量間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應該對模型進行修正。但是，我們只是借助結構方程探索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道德風險產生的原因，因此將此未通過的檢驗刪除。

H6a：渠道選擇自由度與道德風險具有相關性。該設想討論的是渠道選擇自由度與道德風險產生之間的相互關系。檢驗結果表明二者之間的標準回歸系數即路徑系數為0.347，P=0.000

H6b：侵略性渠道權力與道德風險具有相關性。該設想討論的是侵略性渠道權力與道德風險產生之間的相互關系。檢驗結果表明二者之間的標準回歸系數即路徑系數為0.244，P=0.000

H4a：農業生產要素投入與道德風險具有相關性，由于在信度檢驗中未通過，因此刪除該設想。剩下的6個設想的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五、農產品質量安全道德風險現狀分析

兼具指導之力以及對策之功，這不僅是本文研究的初衷，同樣也是本文研究的理論歸宿。本研究在第二階段，以上述問題為導向，通過實踐調研，基于制度供給、示范效應、失范成本、渠道選擇自由度、侵略性渠道權力等角度，深入分析各種導致農產品質量安全道德風險產生的原因，探尋農產品質量安全中道德風險規避思路、對策建議及其制度安排。為使調研結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階段調研對象不僅選取了在我國農產品生產和流通環節中具有普遍意義的個體農戶、大型農產品流通交易中心的經營者和管理者，而且也針對我國現代化大型農業生產特征，選取了黑龍江省農墾系統中較為突出的農場進行調研。結果顯示：

（一）制度宣傳不足，農戶未建立起標準意識

在保證農產品質量安全方面，農戶作為生產者，無疑是最為關鍵且責任最為重大的。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水平與農戶對于質量安全的認識和執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本研究的調查結果顯示，81.5%的農戶反映在他們的實際生產過程中并沒有受到任何專業性的指導，且對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了解甚少，主要是靠以往的經驗進行農業生產。農戶的文化程度不高，獲取新事物和理念的渠道單一，是導致其匱乏農產品質量安全知識的根本原因。目前，農戶獲取相關信息和政策的主要途徑仍然是媒體廣播，然而根據調查結果表明，全國各省（市）廣播電視臺仍沒有專門針對農民宣傳農產品質量安全生產的節目。盡管我國農產品生產，以及與質量安全監管相關的各職能部門都在其官方主頁上開辟專欄，介紹和宣傳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和規范，但在實踐中，我國農戶間的網絡普及率較低，也很少瀏覽相關職能部門的官方媒介，因此我國農戶多數仍未建立起質量安全標準意識。

（二）制度體系仍不健全，缺乏必要的協調一致性

現階段，我國有關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的正式制度主要有：農產品質量標準體系、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測體系以及認證體系。然而這些法律法規內容籠統，流于泛泛。對于農產品的生產過程和方法，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檢測認證標準及方法等都只提出一般性的指導意見，沒有細節性的內容，存在很多漏洞。此外，我國目前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涉及工商、質檢等九個政府部門，多部門的分頭管理，勢必造成部門之間職能交叉責任不明，效率低下，協調性差，造成職能擴張和行政壟斷，更加重了政府行為失范。同時，我國現行標準也分為四級：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和企業標準。除企業標準之外，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都是政府標準，從法理上應該擁有相同的法律約束力，并且不能相互交叉。但在實踐中，由于各級標準的審批和制定部門不同，加之缺乏信息溝通與統一規范，結果許多農產品質量標準及其生產技術規范，存在標準不統一、不一致現象，甚至在一些重要的關鍵參數上差異也較大、相互矛盾。這就容易造成執法標準不統一，農戶難以適從，引起市場混亂。

（三）制度實施存在諸多失范，未有效發揮市場功能

在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管理中，政府是制度實施的人，而消費者是委托人。由于政府在經濟中的特殊地位和職能，政府往往有著自我效益的考慮以及運行成本等方面的顧及，因此出現大量的執行失范行為。然而與此同時，由于經濟地位的懸殊，作為委托人的消費者卻無法對人的行為進行選擇或有效的約束[12]。事實上，在國外市場中存在著由政府以外的第三方作為方的制度安排。這里所謂的第三方機構，是指具有可靠的執行制度的必要能力，并在執行過程中能夠客觀、公正、獨立地從事經濟活動的機構。雖然近年來農產品質量安全第三方認證在我國一些地方發展速度較快，但由于種種現實原因，仍存在著很多突出的問題，如產品認證的總量規模小、認證缺乏權威性、認證的后續監管不嚴格等。

（四）市場存在道德失范的風險激勵

隨著市場機制的不斷完善，產業間生產要素流動加快，農業生產要素逐漸流失，但隨著科技的發展與進步，一些不正當的手段（如添加劑的使用等）可以彌補農業生產要素投入減少所帶來的后果，加之我國現階段所實行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使得農戶即使不在農業生產中投入足量的要素，也能獲得政策性保險所提供的收入保障，使得其變相成為一種“道德失范風險激勵”，從而使農業生產的要素投入上存在著一定的道德風險。在實際走訪中，多數農戶認為由于現行的檢查機制和檢驗制度標準存在缺陷以及農產品質量出現問題之后的懲罰力度不足，存在質量問題的農產品并不會被完全查處，便使得農產品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會存在很大的僥幸心理，即使其被發現，付出的代價也是遠遠不及違法生產獲得的利益多，從而為道德風險行為提供激勵。

（五）渠道體系存在壟斷性現象，渠道權力失衡

在我國“小農戶”與“大市場”的背景之下，現有農產品市場的市場結構不合理，多數農產品流通渠道是無組織的、分散的，農產品從最初的由農戶生產到最后出現在消費者的餐桌上，中間將通過儲藏、加工、運輸和銷售眾多環節，各個環節之間復雜的渠道體系大大減弱了現有監管體制的效率，延緩了解決問題的時間。此外，農產品流通渠道兩端的力量不對等和缺乏足夠的市場競爭也是道德風險產生的重要原因。農產品生產者所面對的渠道商擁有相當大的權力，對于農產品的品種，數量及價格，渠道商都有著較大的話語權。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農戶或中介組織往往存在以次充好、對農產品的外觀做某些不合理的處理或者在農產品中添加某些有害的物質等道德風險行為。農產品渠道不規范，渠道權力失衡導致農產品質量安全中道德風險的增加。

六、結論與啟示

近年來，我國政府非常重視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工作，并在系列政策的實施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然而，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現狀卻仍不容樂觀。農藥殘留超標，添加劑誤用濫用問題嚴重，食品中毒事件也時有發生。毋庸置疑，提高食品科學技術和加強衛生檢疫水平是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整個農產品市場生產和流通環節中的倫理與道德規范，同樣也是保障農產品質量不可或缺的一面。事實上，國內外很多學者已經開始關注農產品生產流通環節中的道德風險問題，相關成果也日益深厚。然而，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現有以風險視角解讀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研究多傾向于依靠政府制度供給來進行安全保障，而對農產品生產流通微觀主體風險行為缺乏深入研究。尤其是現有研究對農產品生產流通主體風險行為分析基礎理論準備不足，明顯缺乏農產品生產流通市場農戶風險行為與市場失靈內在機理研究，這就使得那些基于風險視角揭示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精辟論述，一直游離于市場范疇之外。因此，本項目基于農產品市場主體風險行為分析，構建基于道德風險的農產品質量安全分析框架，揭示道德風險在農產品質量安全中的作用和影響機理，其理論價值在于創新了農產品質量安全研究視角，而其應用價值則在于可為我國完善農產品市場建設提供切實可行的政策引導，從而避免道德風險，保障我國農產品的質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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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oral Risk of Agricultural Goods' Quality and Safety in China

Jiang Li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eilongji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erbin 150027， China）

篇(5)

1 農業多功能性概念的提出及含義

農業多功能性的概念是日本提出的。它是日本為了保護其農業，在1999年頒布的《食物?農業?農村基本法》中正式確立的。對于日本人而言，如果僅僅從國家經濟效益最大化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就可能會選擇放棄農業，以贏取GDP總量的增長；但如果從多功能性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就應鞏固和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因為農業不僅能確保糧食的穩定供給，而且還能帶來經濟、社會、生態、文化等方面的多種效用。

農業多功能性的概念是農業除了提供糧食、食品等商品產出的基本經濟功能外，還具有與農村農業環境、農村農業景觀、基本生物多樣性、農村基本生存與就業、食品基本質量衛生、國家糧食安全保障以及農村農業基本文化遺傳等非產品產出相關的生態、文化、環境和社會功能，農業多功能性的因素包含這些非產品產出。國際上各個國家對農業多功能性投入了極大地關注，這尤其表現在各國的農業、旅游業、國際貿易中。

2 基于農業多功能性看中國經濟的發展

2.1 農業多功能性對農業的推動作用

首先，強調農業的多功能性，確保農業投入政策的正確軌道。

目前，我國農產品存在加工不足、加工消費不強等問題。這主要是由于信貸投入、財政投入在內的投入體系不完善和投入不足引起的國民消費不足造成的。無論我們是采取拉動內需的措施，還是采取參與國際競爭的方法，都需要增強對農業的補貼和投入，保持并不斷提升農產品各方面競爭力的切入點。除加大科技投入以外，主要是加強對農業品和農民的補貼政策。國家補貼給農業的領域與國家基金支持的范圍需要我們從現在和將來兩個方面考慮農業多功能性對“三農”問題解決的指導性機制。農業投入政策應該確保農業在維持一些地區的社會和人文的相對平衡，保持國家財富的穩定增長、維護生態平衡、保護農作物和家畜品種的豐富等方面起重要作用。

其次，強調農業多功能性之農業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功能，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

我國是農業大國，一直面臨著巨大的基本就業和基本社會保障壓力。從歐洲發達國家城市化的經驗來分析，農村人口和農業勞動力逐步向城市和非農業行業轉移是發展的基本趨勢。但考慮到我國農村人口基數巨大，并且城市和工業吸納農村人口、農業勞動力的能力是極為有限的，所以通過農業來提供就業崗位進而減小我國社會就業壓力必定是今后一段時間的發展趨勢。農業對隱性失業的容納能力很大，并且兼業型人口也大量存在，這些都可以緩沖由非農產業發展波動所引發的就業問題。我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不強，基本社會保障程度低；對人口眾多的農村社區來說，政府及商業機構都難以在基本養老、基本醫療衛生、基本救助、扶貧濟困等方面提供足夠好的保障。這些促使農民只能自力更生，在很大程度上，農民只能依賴農業、依賴土地。土地作為生產要素具有雙重功能，既有生產資料的功能，也有農民基本生存保障的功能。

2.2 農業多功能性對旅游業的推動作用

農業多功能性不僅對農業有推動作用，而且對旅游業的發展也有巨大的推動作用。現代社會，隨著旅游產品的豐富化、多樣化，農業多功能性在旅游業中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

首先，農業的多功能性之生態功能。我們選擇旅游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源于它優美的自然環境和良好的生態系統。若能很好地開發利用農業的生態功能，則將會滿足現代都市人對基本田園景觀、鄉野情趣、新異農事活動、綠色農產品、基本生態維護、基本生態恢復等方面的需求，從而實現對旅游業的推動作用。

其次，農業的多功能性之文化功能方面。農業的多功能性之文化功能方面表現在保護文化豐富性以及提供教育、娛樂、審美和休閑等作用上。鄉村民俗文化是文化中的一大支脈，它有豐富的文化資源，既包括物質文化資源，也包括精神文化資源。物質文化資源主要指在農村生活、從事農業生產的過程中長時間形成的文化氛圍，比如基本飲食方面的文化、基本服飾方面的文化、基本語言方面的文化、基本禮儀方面的文化等。精神文化資料主要指在農村生活、從事農業生產的過程中長時間形成的精神文化追求。游客對鄉村文化的追求往往是這兩者的結合。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化是開展旅游活動的本質，只有滿足了游客的基本文化需求才能成功地開展旅游活動，而且具有這種特性的旅游項目、活動才是有持久性的、生命力的和開發價值的。由此可見，農業的文化功能是發展鄉村旅游業的關鍵。

2.3 農業多功能性對貿易業的推動作用

我國農業貿易方面關注的重點主要放在小麥、玉米和大豆三個主要的進口農產品上。我們可以基于此來測算我們國家農業的多功能性。主要原因是針對我國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小麥、大豆和玉米的進口可能會增加。重視農業的多功能性，可以增加我國與農產品出口國在談判時的籌碼，保護國內小麥、玉米和大豆生產者的利益。

從量上看，中國目前是世界上第四大稻米出口國，但這種形勢已經在逐漸的發生變化。2001年，盡管中國大米總體上仍呈凈出口為正的局面；但現在逐漸呈現進口增長，出口下降的趨勢。中國大米出口的國家主要是科特迪瓦（72.64 萬噸）、古巴（14.46 萬噸）、伊拉克（10.99 萬噸）、日本（7.1萬噸）和利比亞（6.1萬噸）；同時中國又從泰國進口（16.13萬噸）；并且，現在，中國對印度尼西亞和伊朗的出口數量大幅度下降（劉桂才，2002）。許多學者認為，如果沒有其他意外，中國大米的前三個主要出口國在短期內應該不會有大的變動。筆者認為一些人擔心別國利用農業的多功能性限制我國農產品出口的問題缺乏依據。主要原因是：歐、日、韓等支持農業多功能性的國家把農業多功能性當作保護國內糧食安全的技術壁壘措施。糧食安全的主要品種是水稻、小麥、玉米等基本主食品種，而不是基本副食品種。對于其他農產品而言，各個國家一般都是通過非貿易技術壁壘措施來限制別國進口的。我們可以通過修訂我國的農產品質量標準體系來限制別國進口，當然，我國農產品出口也被別國通過使用此方法來限制。因此，這一點與農業的多功能性問題沒有很大的直接聯系。

3 我國推進農業多功能性的對策措施

3.1 切實強化農業四大現實功能

（1）保障食品安全。食品安全包括糧食安全和食用產品質量安全。我們應努力確保優質農產品的安全生產和供給，這是保障我國食品安全的頭等大事。為此，我國可以通過發展農業的多功能，在不斷擴大安全的、優質的農產品的生產和供給的同時，逐步地變“藏糧于農民”、“藏糧于倉庫”為“藏糧于工業”、“藏糧于技術”。

（2）創造就業機會。目前，我國絕大多數農村人口從事農業勞動，而且，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農村幾億多富余勞動力的就業壓力還很大，農業仍將是農村勞動力就業的重要產業，因此通過農業來擴大就業是必要的。為此，我國可通過發展農業的多功能，延長并適當拓寬農業產業的價值鏈條，來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使農村較多的富余勞動力這一“儲水池”不至于“大決堤”。

（3）增加農民收入。農業是農民增收的最基本產業，而且，從我國目前農業發展的情況來看，農業在增加農民收入方面還有很大的潛能可挖掘。為此，我國可通過發展農業的多功能，拓寬農民創收和增收的渠道，為農民增收作出貢獻。

（4）保護生態資源和生態環境。要保護生產力就必須保護生態環境，要發展生產力就必須維護生態環境。從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相互協調發展的角度來講，我國決不能再走某些發達國家所走過的破壞生態環境的老路。為此，我國可通過發展農業的多功能，正確地處理好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保護的關系，切實加強農業生態環境的監督和治理，實現生態資源和生態環境的保護。

3.2 轉換農業經營模式

篇(6)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對策

一、農業大縣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

（一）農業基礎設施薄弱

農業基礎設施薄弱、抗災減災能力不強。梁園區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縣，理論上來說農業基礎應該較好，但是隨著這些年經濟和科技的快速發展，農業生產出現新形勢，原來的落后的農業基礎設施與需求不匹配，較大程度上阻礙了梁園區農業的發展與增收。這些年，雖然加大了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但是農田水利設施不齊全、物質技術裝備落后、抗災減災能力不強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改變。2015年秋季以來，在國內和國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我國玉米價格大幅度下跌，嚴重損害了農民糧食種植的積極性，也暴露了我國糧食供給側機構性改革的重要性和及迫性，現有的基礎設施不能完全適應糧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農業基礎設施的要求。

（二）科技支撐能力不足

科技支撐能力不足、農機裝備水平相對較低，直接制約了梁園區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和效益的提高。制約梁園區科技支撐能力主要有農業科技創新資金投入不足和農業科技推廣人員結構不合理、制度的固化。

農業科技創新資金投入不足：所謂的不足，一方面指絕對數量上的不足，雖然近年來，梁園區對農業的投入年年增加，但基礎小較小，增速慢；另一方面指相對數量上的不足，針對梁園區龐大的農業基礎和較落后的現狀，農業科技投入在總體需求面前顯得較為微弱。

梁園區鄉鎮農業推廣人員的機構不盡合理，機制固化：人員結構一方面指人員的嚴重老化，已經十幾年沒有引進新鮮血液，對新技術新裝備的適應能力不足，且個別地區會出現人員斷層的現象；另一方面指人員的配置不合理，推廣能力不強，梁園區農業技術推廣服務站共有109人，其中種植業專業技術人員34人，僅占總人數的31.2%。

（三）農業及農產品加工效益不高

梁園區的糧食加工率低且集中于糧食的組加工，例如面粉業和飼料制造業，所帶來的經濟效益較低，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存在的糧食的生產，是一個提供原料的角色，直接進入商品化程序賣到了其他地區，而沒有經過任何加工；對糧食的精深加工比例小，規模效益低，農業及農產品加工效益不高、市場競爭力不強。隨著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和進步，農業農村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都進入了調整期，要大力提升農業生產力，優化農業生產關系，大力發展農產品的精深加工，將其作為當前推進農業產業融合發展的重要舉措，產長農產品產業鏈，增加附加值。

（四）農業多功能性未彰顯

農業具有經濟功能、社會功能、政治功能、生態功能和文化功能五大功能，經濟功能表現在為社會提供農副產品，以價值的形式表現，是農業的基本功能；社會功能主要表現在對勞動力的就業和社會保障方面，可以促進社會發展的功能；政治功能表現為農業對保持社會和政治穩定的作用上；文化功能主要表現在保護文化的多樣性、審美和休閑的作用上；生態功能主要表現在農業對生態環境的支撐和改善的作用上，但目前由于科技水平利用低，種植方法落后，多年來化肥農藥的過量使用導致的土地板結和糧食殘留過量等問題，生態功能弱化，梁園區乃至全國農業環境和生態欠佳、農業多功能沒有得到充分彰顯。

（五）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不夠

我國農業一直面臨著效益不高、競爭力不足的困境，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交叉融合，是促進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相銜接、推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農村繁榮的重要舉措。而梁園區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遠遠不夠，普遍存在著生產與加工、銷售脫節的現象，一部分地區出現賣糧難問題，農產品質量高而價格低，部分企業沒有足夠的糧食做原料，開工率低造成資源浪費，降低企業的整體收益。農業的第一產業即生產環節，農業的第二產業即農產品加工環節和農業的第三產業銷售環節相互脫節，各自成為獨立的個體，不僅增加了成本，也阻礙了一二三產業的一體化發展。

二、農業大縣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對策建議

（一）大力推進農業基礎設施建設

農業基礎設施是農業生產過程中所依賴的物質基礎，包括產前生產資料的供應、產中初級農產品的生產和產后農產品流通各環節的基礎設施，是農業生產的基礎。梁園區雖然是傳統農業大縣，但是基礎設施陳舊且不齊全，制約著梁園區農業的發展，要加快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梁園區根據自身實際實施高產創建示范工程和完善農田水利建設，大力建設高標準糧田“千百萬”工程，整合國土整治、農業開發、農業水利和千億斤糧食資金項目，投資建設高產創建示范方并積極推廣；2015年疏挖溝渠76條共計125公里，新建橋、涵222座，新建、維修機井760眼，新增旱澇保收田1.5萬畝，新增和改善有效面積6.5萬畝，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二）提升梁園區農業科技支撐能力

首先，要進一步完善農業科技的創新體系，促進產學研的一體化發展，立足于提升梁園區農業科技水平，強化以企業為市場主體的創新體系建設，弱化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鼓勵社會投資于科技企業，加強對農業現代化經營主體的扶持，促進農業的轉型升級；其次，要樹立以人為本的原則，引進新型科技人才，進一步健全農業科技的推廣網絡，逐步建立以鄉鎮技術推廣機構為主體的多元化的基層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最后，加強技術和生產的結合，提高科技服務三農的能力。推動農業科技入戶，鼓勵科技人員深入農業生產第一線，大幅度提高農業科技服務“三農”的能力。

（三）提高梁園區糧深加工比率

建立和扶持一批大型糧食加工龍頭企業，采用新技術和新設備，以期降低生產成本，延長產業鏈，提高糧食加工附加值，擴大糧食深加工的比例。鼓勵社會資金合理、可控的進入農業，為農業生產和加工注入新鮮血液和活力，大力倡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快速、健康發展，建立和完善糧食加工企業和農民合作組織、種糧大戶的合作和對接。

（四）充分發揮農業的多功能性

農業具有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生態五大功能，各功能又有多個不同的子功能。同時，農業各功能、內部各子功能之間又表現出極強的關聯性；以生態功能為例進行分析，可得出一些關聯鏈條：生態環境-人類生存質量-人口素質-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發展-生態環境；生態環境-農業生產-農產品-人類生存-社會基礎-政治穩定-國民經濟協調發展-人與自然、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各功能共同構建了一個有機整體，表現出了整體性特點，表現出了各大小功能之間的多重關聯性及作用的全面性和整體性。對此，必然要強調在發揮農業多功能作用時，而應綜合考慮各功能的關聯性，以求得個體功能作用充分發揮、總體功能最大的理想效果。

（五）提品質、促融合

提品質：著力提高農產品安全質量水平和營養價值，運用新技術大力推廣生態、環保、綠色的產品，適應人民群眾消費升級的需要，提高產品檔次以增加附加值，大力推進標準化生產和品牌化營銷，培育自有品牌，提高消費者對農產品供給的信任度。

促融合：大力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在提高農產品品質的基礎上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進一步營銷或者深化加工，延長產業鏈，深度挖掘農業的多種功能，把農業生產、農產品的加工、流通和銷售結合起來，培育壯大農村新產業新業態，更好的滿足社會對農業多樣化的需求。

參考文獻：

篇(7)

1、農業經濟增長要求加強對農業企業的會計監督。

據統計,2012年全國農業增加值達5.4萬億元,農業企業創造增加值達到20%以上,顯示了農業企業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提高農業生產組織化程度、保障農業品有效供給的重要作用。而要進一步增強農業企業對農業經濟增長支撐作用,就要在企業經濟效益提高和后勁發展,加大經濟行為的會計管理和監督,及時準確反映企業經濟運行情況,讓財務報告的經營人、債權人和相關信息人,客觀真實全面了解企業信息,及時做出適應經濟環境的企業發展方式和經營活動調整,以促進企業效益提高,推動新農業經濟增長。

2、農業經濟增長要求客觀準確計量會計成本支出,反映農業經濟發展總量。

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推進,對土地資源的征占用已影響到農業生產,據調查1998至2010年全國耕地面積從19.45億畝減少到18.26億畝,平均每年減少915萬畝,農用化肥施用折純量從2005年4766萬噸,增加到2011年5704萬噸,平均每年增長2.6%,土地減少和化肥施用量增加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可供耕地減少,農作物種植面積減少,土壤質量下降,農業生產環境嚴重污染,農產品不能有效供給,質量得不到保障,人民生活難以為繼。所以在新農業經濟階段要客觀準確計量農業產品的生產支出成本,這既是會計成本核算的要求,也是正確反映農業經濟發展總量的必然,只有以環境,產出,效益來核算農業經濟,才能讓農業經濟增長保持可持續的發展。

3、農業經濟增長要求會計為農業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隨著我國農業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農業生產的規模化、集約化和專業化已逐漸形成,農產品生產區域布局,農業生產工廠化,農業企業主體地位確立可能變成現實,而會計作為農業經濟活動和財務信息的重要工具,將會改變傳統會計原來無位和缺位的狀況,變成提高農業經濟持續增長的管理手段,以及對環境等不可再生資源成本的財務監督,因此要盡快制定和修改不適應農業經濟增長的會計制度和準則,來實現對新農業經濟增長的保駕護航。

二、促進農業經濟增長,加強會計模式應對的建議

1、在農業經濟增長中強化農業會計工作規范。

黨的十報告指出“要堅持走農業現代化,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農業現代化取得明顯成效。”這些都為農業經濟增長提供政策保障,明確了新階段的農業結構優化和增長模式。作為服務和適應于經濟社會的會計,也就發生了必然的改革,傳統的原料購買、生產成本和銷售確認,加入了環境會計、預計事項確認(如農產品銷售質量問題等)、無形資產攤銷確認(資本化研究和費用化可研費用)等,既有利于政府和行業部門監督和管理,強化會計工作事項確認和費用管理,規范了會計工作。

2、在加強農業會計審計監督。

從長遠看,農業經濟增長主要力量是農業企業,而企業是會計的責任主體,許多企業為了自身利益,往往存在固定資產折舊方法、銷售確認和應收賬款計提等不符合會計準則和制度的事例,不能客觀全面準確進行會計信息披露,采取通過第三方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事務所等審計、監督等,讓報表使用人和社會公眾對企業資產狀況、財務收支和現金流量清楚明白,讓企業的經營管理得到應有公正評價,樹立良好企業形象。

三、結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