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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醫藥研發產業分析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京津冀具有加快發展生物醫藥產業的良好基礎和明顯優勢,合作空間大,三地生物醫藥產業亟待協同發展。在區域內加強產業上、中、下游的銜接以及相互問的分工合作,實現各種要素有機組合,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是避免地區間產業同構、惡性競爭,實現區域內互補共贏、提高產業整體競爭力的內在需求。目前,北京、天津、河北均把生物醫藥確定為產業發展的重點,但是與國內外同行相比,京津冀生物醫藥產業普遍存在組織結構不合理,制藥企業數量眾多,但規模普遍較小,巨型生物醫藥企業不多,國際競爭能力弱的問題。從京津冀區域來看,醫藥制造業的生產總值從1996年的104.77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819.02億元,增加的速度很快,達到了7.82倍;醫藥制造業的投資額從1996年的17.17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72.10億元,達到了4.20倍;醫藥制造業的新增固定資產從1996年的10.97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45.5l億元,達到了4.15倍;醫藥制造業R&D活動人員從1996年的1149人增加到2008年的5075人,達到了4.42倍,這個增長相對較少;但是醫藥制造業R&D經費內部支出從1996年的4614萬元增加到2008年的91584萬元,高達19.85倍,這表明京津冀很重視醫藥制造業的R&D投入。整體來說,京津冀對醫藥制造的發展足夠重視。并一直作為大力發展的行業,那么京津冀如何協調發展醫藥制造業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產業協同的內涵及研究方法
(一)產業協同的內涵
胡大立(2006)在產業協同與集群競爭優勢關聯機理的分析中認為,產業協同是指集群內的企業在生產、營銷、采購、管理、技術等方面相互配合、相互協作,形成高度的一致性和和諧性。產業協同在集群內會產生協同效應,作為集群中的一個企業比作為一個單獨運作的企業所獲得的盈利能力更高,也就是產生“1+1>2”的協同效益,進而形成競爭優勢【11。徐力行等(2007)在關于創業創新與產業協同關系的研究中提出,產業協同是指開放條件下,作為國民經濟運行的子系統,各產業或產業群相互協調合作形成有序結構的過程。協同是系統自組織的動態反映,國民經濟各產業之間隨著經濟的發展時刻處于動態平衡和失衡的交替過程中,因此,用動態的分析方法研究產業結構在運動中的平衡條件是很有必要的121。徐力行等(2007)認為,產業協同是指開放條件下各產業子系統自發相互約束藕合,表現出在時間、空間或功能上有序結合的過程,并指出要以系統的觀點考察各產業間的聯動狀態與過程,在關注各產業變化在時間和功能銜接的同時也關注其在動態變化中方向的一致性。并進一步指出,產業協同的關系指的是產業之間的關系,產業之間通過產品或服務的投人產出關系來維持上下游間的縱向關聯,而非橫向關聯。但當產業的分類較大時,處在同一大類的產業細分出來的產業問可能出現橫向關聯,比如鋼鐵和塑料行業間的替代關系就有可能產生橫向關聯口】。作者認為產業協同是指在某地區形成區域產業,它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在受到科技、經濟、社會、環境等因素作用下,各產業或產業集群相互分工協作形成有序的產業結構或者完整的產業鏈,從而形成區域內產業競爭力“1+1>2”的整體效應。
(二)產業協同效應
王傳民(2006)認為,縣域經濟產業協同機制是指縣域產業系統受其內外因素的作用,產業外部環境與產業競爭力要素之間以及產業競爭力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相互依賴和相互影響,促使協同系統形成和發展的內在機制和控制方式問。吳結兵等(2007)從新產業區理論和波特的集群理論兩種范式對產業集群的協同效應進行研究,認為在產業集群結構中的成員行為形成了資源整合的協同效應是產業集群績效和競爭優勢的基礎。新產業區理論重視在競爭基礎上產業區內企業間的合作行為,不僅不否定企業間的競爭,而是更加強調合作在整個產業區的形成發展、經濟績效等各方面的重要作用,認為協同效應的主要機制是合作降低成本;而波特集群研究的協同效應主要機制是競爭提高生產率四。萬幼清等(2007)從知識的視角研究產業協同,建立了產業集群協同創新績效模型,認為產業集群可以通過知識重組進行協同創新,產業集群協同創新不但可以提高企業的技術能力和學習能力,而且也有助于提高企業的持續創新能力,最終促進企業中各種核心能力的形成和發展;在同一創新中,與單個企業的同一創新相比,產業集群協同創新比單個企業的同一創新的經濟效果更加顯著q。
(三)產業協同的實證研究
在產業協同的實證研究方法方面,徐婕等(2007)在對我國各地區的資源、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相對有效性進行分析評價中,運用改進的DEA•88•模型——交叉效率評價方法,引入“偽標準指數(FSI)”,將傳統DEA方法評價值與對抗交叉DEA評價值比較分析,構建了一個經濟—協調發展二維綜合評價矩陣,據此對各省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協調程度進行評價r71。徐力行等(2007)在基于創新的分類基礎上,運用系統動力學仿真模型,對制造業進行了敏感影響產業協同的關鍵產業鏈接環節的分析【¨。王傳民(2006)對縣域產業結構的研究中,通過構建縣域產業協同發展的系統動力學模型,對縣域產業協同發展成熟度進行評價。研究中,將社會經濟大系統分為社會、經濟、科技、環境子系統來設計縣域經濟協同發展指標體系,依據D(k)結果對子系統內部和子系統之間協同發展成熟度進行測算,以此來評價產業協同程度。并得出結論:一般情況下,D(k)越接近l,協同成熟度越高圈。之后,王傳民等(2006)在對縣域產業結構的優化研究中,應用灰色關聯分析法研究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資產結構的協同問題,構建了縣域產業的協同發展模型。通過分別計算三次產業的產值比重與就業比重、固定資產形成額比重之間的灰色關聯度,對縣域經濟的產業協同水平做出評價嗍。董春等(2008)也運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對三次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資產結構的協同發展問題進行了研究,為四川省產業結構的優化提供了政策建謝lq。李若朋等(2004)通過建立產業協同促進分工發展的模型,研究基于知識交流的產業協同模式,從知識管理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出發,分析知識交流效率對分工發展的影響,闡述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來提高知識交流效率的方法,進而得出了TKA型和HD型兩種產業協同模式【ll】。在產業協同的實證研究結論方面,陳建軍等(2003)對上海和浙江的經濟發展進行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都表明,上海和浙江的經濟關系并不是單純的中心—、吸納一擴散的關系,而是資源優勢互補,產業相互分工協作的關系,也就是說浙江和上海之間的資源流動是雙向。加快浙滬和長江三角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對實現該區域發展目標起到正面作用【切。邱風等(2005)對長三角地區產業結構的研究中提出,長三角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問題并不嚴重,特別是深入到制造業和產品層面,產業結構的相似性趨于弱化,因此,長三角地區的產業發展是可以而且能夠互補式推進的【塒。阮曉鶯(2007)在對福建省和中國臺灣兩地產業結構動態變化進行實證分析后提出,閩臺兩地區的產業結構比重存在梯度差異的發展態勢,應確立閩臺兩地產業分工架構,營造閩臺兩地產業合作發展環境,提升閩臺兩地產業合作水平Ⅱ棚。吳國清(2009)以上海和長三角為例,探析了都市旅游圈空間結構網絡化(多核心+互動)發展,即通過景區(點)、交通、產業、市場等各個子(分)網絡共同構成互補、協作和競爭的大旅游產業體系,不斷推動都市旅游圈發展壯大【15】。謝曉豐等(2009)在對東北欠發達地區裝備工業集群發展欠款進行分析基礎上,提出通過制定和實施相關產業政策的政府引導方式,建設基于主導產業的裝備工業配套協作體系的建議【1610
三、區域經濟產業協同成熟度模型
本文采用的是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兩個系統或是兩個因素間的關聯大小的量,稱之為關聯度。灰色關聯度分析是以關聯度大小來衡量—個系統內因素之間的關聯程度。如果在系統內兩個因素的變化程度相對基本一致,認為二者的關聯程度較大;反之,二者的關聯程度較小。灰色關聯分析的一般步驟:第一步,確定原始數據參考數列(母序列)和比較數列(子序列)。原始數據參考數列Xo(k)--{Xo(1),Xo(2),…,Xo(n)}M個比較數列x。(k)={X。(1),X。(2),…,X,(n)}X2(k)={X:(1),X:(2),…,X2(n)}X。(k)={x。(1),X。(2),…,x。(n)}第二步,對原始數據通過初值法進行無量綱化處理。第三步,求無量綱化后的參考數列Yo(k)與比較數列Ym(k)之間的差列。。A。=IYo(k)一Y。(k)|-(。(1),A。(2),…,。(n))產IY。(k)一Y2(k)I=(:(1),A:(2),…,:(n))n=IYo(k)一Yn(k)l=(Ⅱ(1),A。(2),…,n(n))第四步,分別求兩個層次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第五步,代入公式求關聯系數:rainmink[xo(k)-Ii(k)l+maxmaxI“k)噶(k)Ir(知(。),Ii(。))=.L麗再研面孟盯∈(O,1)為分辨系數第六步,求關聯度:r(xo,xi)=i1。;r(】【i(‰(k))
四、京津冀醫藥制造業產業協同研究
(一)北京醫藥制造業產業協同研究由分析表l、表2、表3可得出:
1.1996---2008年北京醫藥制造業在京津冀地區的產值比重一直是增加的,2000年以后對其新增固定資產的比重是一直降低的,2006年以后對醫藥制造業的研發經費以及研發活動人員的比重都在增加,這些表明北京對在傳統的醫藥制造方面的投資逐漸減少,更加地注重新醫藥產品的研發,而不是傳統的醫藥制造。
2.按照灰色關聯度的求解步驟進行計算可得,北京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比重與從業人員年均數比重、主營業務收入比重、新增固定資產比重、R&D經費內部支出比重、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R&D活動人員比重的關聯程度依次為0.8685、0.8557,0.7820、0.7818,0.7752、0.7459,關聯程度依次降低。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比重與從業人員年均數比重的關聯程度最高,次之是主營業務收入比重,這說明要加快北京醫藥制造業的發展,必須增加醫藥制造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從產品的研發角度考慮,北京應該更多增加對研發經費的支持以及研發人員的投入。
(二)天津醫藥制造業產業協同研究
1.1996--2006年天津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比重是逐漸增多的,從2006年以后總產值比重開始下降,從2000年開始醫藥制造業的研發經費支出比重和研發活動人員的比重下降,但是從業人員比重卻在2006年以后呈現遞降的狀態,2006年以后固定資產的投資比重一直增加,這表明,從2006年開始天津對現代醫藥制造業的發展重視程度降低,主要體現在產值比重的減少,研發經費內部支出減少,從業人員比重減少;對傳統醫藥制造業的發展重視程度提高,主要體現在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增加。
2.按照灰色關聯度的求解步驟進行計算可得,天津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比重與從業人員年均數比重、R&D經費內部支出比重、主營業務收入比重、R&D活動人員比重、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新增固定資產比重的關聯程度依次為0.9826、0.9491、0.9438、0.8892,0.8105,0.6093,關聯程度依次降低。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比重與從業人員年均數比重的關聯程度最高,說明要加快天津醫藥制造業的發展,也要增加醫藥制造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從產品的研發角度考慮,天津應該更多增加對研發經費的投入以及研發人員的投入,但是結合2006年開始天津對醫藥制造業的研發經費內部支出減少,從業人員比重減少,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增加等方面來考慮,天津應該繼續加大對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相對適當減少對研發經費支出比重以及研發活動人員比重,也就是說在醫藥制造業中,天津要兼顧傳統醫藥制造業和現代醫藥制造業。
(三)河北醫藥制造業產業協同研究
1.1996--2008年,河北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比重一直是下降的,從業人員比重是降低的,但在2008年有所增加,新增固定資產的比重一直是上升的,固定資產投資比重變化趨勢不明顯,研發經費和研發活動人員從2004年開始有所降低,由此可知,最近幾年河北在增加對醫藥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的同時卻在減少研發費用及人員,這說明河北開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傳統醫藥制造業的發展上,對現代醫藥制造業的發展程度逐漸減弱。
2.按照灰色關聯度的求解步驟進行計算可得,河北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比重與主營業務收入比重、從業人員年均數比重、新增固定資產比重、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R&D經費內部支出比重、R&D活動人員比重的關聯程度依次為0.9850、0.9506、0.9382、0.9362、0.8276、0.4794,關聯程度依次降低。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比重與主營業務收入比重的關聯程度最高,次之是與從業人員年均數比重,說明要加快河北醫藥制造業的發展,不但要增加主營業務收入比重,也要增加醫藥制造業從業人員的比重,然而由于研發活動人員比重與總產值比重的關聯程度僅為0.4794,說明要加快河北醫藥制造業的發展不僅是要增加研發活動人員比重,更重要的是要增加非研發活動人員的比重,同時新增固定資產比重與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與總產值的關聯程度也更能進一步說明增加研發人員要比增加非研發人員更重要。與此同時,還要增加對河北醫藥制造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額。總之,河北更應注重對傳統醫藥制造業的發展而非現代醫藥制造業的發展。由表10分析可得出,京津冀三個地區醫藥制造業總產值比重與從業人員比重的關聯程度是最大的,換句話說,京津冀醫藥制造業的從業人員的多少直接影響著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從研發方面來看,天津和北京的研發人員比重與醫藥制造業總產值比重的關聯程度要比河北大得多,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河北的研發人員對總產值的貢獻較小,河北與天津、北京相比不適合發展現代醫藥制造業,更適合發展傳統醫藥制造業,在京津冀醫藥制造業的發展中,河北應該主要負責傳統醫藥制造業的發展,或者說是北京和天津應該負責醫藥產品的研發以及現代醫藥的發展,河北側重醫藥產品的制造等傳統的醫藥的發展。鑒于天津近幾年對醫藥制造業的研發經費投入以及研發活動人員在京津冀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天津也不應該更多地與北京進行某些新產品的研發競爭,天津和北京應該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分工協作研發新產品、新技術,同時由于天津近幾年在京津冀醫藥制造業的固定資產的投資比重以及新增固定資產的投資比重增加,天津可以分擔河北一些傳統醫藥制造。由于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與主營業務的關聯程度河北是最大的,次之是天津,說明河北和天津應該主要擔任醫藥產品的銷售任務。(四)京津冀醫藥制造業產業協同研究由表lO與表11對比可知,京津冀整體醫藥制造業的R&D經費內部支出、R&D活動人員、從業人員年均數、新增固定資產、固定資產投資額與總產值的關聯程度基本上都低于京津冀三個地區分別計算出的關聯程度,只有主營業務收入與總產值的關聯程度還是比較高的,這說明從京津冀整體的角度上來考慮,醫藥制造業的產業協同程度比京津冀各地區的要低,也就是說資源的配置不是很合理,應該根據各地區的比較優勢進行調整。
五、政策建議
京津冀的醫藥制造業要想能夠形成有競爭力的產業鏈,就需要京津冀三個地區協調發展,進行分工協作,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以下是對京津冀地區醫藥制造業的發展建議:
1.北京和天津在研發人員以及研發經費上較河北擁有比較優勢,所以北京和天津應該主要側重于新醫藥產品以及設備的研發工作,河北主要是輔助北京和天津的研發工作。北京在主營業務收入方面與醫藥制造業的產值關聯不如河北和天津明顯,所以北京應該輔助河北和天津的醫藥產品的銷售。
創新研究者在研究不同產業之間的創新時,發現不同產業的技術創新模式存在較大差異。為了對不同產業間創新差異的成因進行更深入的分析,Nelson和Winter(1982)首先引入了技術體系概念,以解釋跨產業的不同創新過程,他們將技術體系分為科學型技術體系和累積型技術體系兩種。企業技術創新因不同產業的技術機會、創新可能性、市場結構等因素的影響(Breschi等,2000)而呈現出差異性,產業創新模式是技術的某些結構特征的函數,或者說是學習過程特征的函數。Malerba(2004)在牛津創新手冊中,對產業創新系統進行了全面分析,并對相關文獻進行了回顧。他指出,已有文獻基于不同維度提出了不同產業在創新中的特征,例如熊彼特I型產業和熊彼特n型產業,前者是具有創造性毀滅特性的產業,企業家和新企業的創新在其中扮演主要作用,后者則具有創造性積累特征,大企業占據主導。另一個產業間創新差異由技術范式(regime)解釋。創新來源和專有機制的不同也決定了產業創新的差異,Pavitt(1984)提出了四類產業創新模式,供應商主導產業、規模密集型產業、專業化供應商產業、以科學知識為基礎的產業。Malerba(2004)一從知識和技術領域、行為者和網絡、制度三個維度對產業創新系統進行了解構。
Breschi等(2000)從產業角度研究了技術體系,認為一個產業組織技術創新活動的特定方式可以解釋為是受技術性質決定的不同技術體系影響的結果,并進一步從后發國家后發企業技術追趕的角度將技術體系定義為四個要素的組合,分別是技術機會、創新的獨占性、技術進步的累積性以及知識基礎的特征。Park&Lee(2006)M在以上四要素的基礎上,補充了對后發國家技術追趕非常重要的四個新要素,分別為外部知識的可獲得性、技術軌跡的不確定性(或流動性)、知識的初始存量以及技術生命周期。
研究后發企業技術追趕的學者很快就將技術體系用于考察發展中國家后發企業技術追趕將后發企業的技術追趕分為三種模式,路徑跟隨型追趕、階段躍進型追趕和路徑創造型追趕,他們認為路徑跟隨型追趕更可能出現在技術體系特征為低頻度創新和發展軌跡穩定型技術;路徑創造型追趕則更可能出現在技術體系屬于更不確定、高風險型技術。Park&Lee(2006)進一步研究了技術體系和技術追趕的發生、技術追趕速度的關系,認為技術體系的不同要素對技術追趕和技術能力構建產生不同作用,Fulvio等為技術體系和創新的關系提供進一步的證據。
產業創新系統以創新系統和演化理論為基礎。Malerba和SunilMani(2009,P.5)M指出了產業創新系統的構成要素:1)產業中的企業,2)企業之外的其他行為人,3)網絡,4)需求,5)制度,6)知識,7)互動過程與演化等。因此關注的邊界和重點不同,區別于國家創新系統、區域創新系統、技術創新系統等。國內學者中,唐春暉、唐要家(2006)^分析了我國的汽車、家電、半導體、計算機、通訊和機械工具六個典型產業技術模式特征,認為我國技術追趕也要根據技術體系差異進行差別化的模式選擇。
1.2分析框架
綜合已有文獻資料,我們以Malerba(2004)M和Malerba和SunilMani(2009)M的概括為分析框架,以產業創新系統的三個維度及主要指標分析中國通信和醫藥產業創新系統,尋找中國通信設備制造業和醫藥制造業創新績效差異的根源。2中國通信設備產業和醫藥產業創新系統的比較分析。
2.1知識和技術領域
通信設備產業技術復雜程度高,具有累積性特征。生產通信設備產品需要涉及大量的專利發明技術,因而大部分單個通信技術專利在通信設備產品生產中所起的作用相對醫藥技術中的醫藥專利而言沒有那么突出,這種累積性、高度碎片化、編碼化的知識為企業的技術學習提供了便利。雖然早期中國在通信設備產業的知識基礎并不雄厚,但是隨著1990年代計算機和通信專業在大學、社會上的熱門化,大量的研究機構、研究人員開展相關的研究和學習,促進了相關的知識基礎積累,為通信設備產業發展打下基礎。
醫藥制造產業技術與通信設備產業有鮮明的差異,單個醫藥產品的生產一般只涉及個別的專利技術,而且受到非常嚴格的專利保護,已有調查研究中發現,專利對于醫藥創新成果保護相對其他產業而言其重要性最突出。此外,雖然醫藥知識編碼程度較高,但是醫藥創新需要更多基于科學,需要更大的依賴大量的新實驗、統計、觀察等,經驗積累也十分重要。另外,醫藥創新需要經歷多個階段,耗時更長,成本很高。
從產業內企業的研發投入角度看,首先,在研發人員投入上,1998年之后通信設備制造業超過醫藥制造業。2008年,醫藥制造業R&D活動人員折合全時當量為40192人年,通信設備制造業為92972人年;醫藥制造業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為59711人,通信設備制造業則有110118人。其次,在經費投入上,通信設備產業與醫藥制造產業在產出上的差異迥然,中國醫藥制造企業R&D經費及新產品開發經費投不及通信設備制造的1/2,中國醫藥制造企業的研發強度上,也只有通信設備制造企業的1/2左右。2008年,醫藥制造業新產品開發經費87.2億元,通信設備制造業新產品開發投入經費228億元;醫藥制造業R&D內部支出經費79億元,通信設備制造業R&D內部支出經費202億元(如圖3所示)。在技術引進、技術改造、消化吸收經費上,通信設備制造業技術引進經費歷年高于醫藥制造業,而醫藥制造業的技術改造經費支出高于通信設備制造業在研發上的投入直接體現在研發成果上。2008年,醫藥制造業和通信設備制造業專利申請量分別為3917和16159件;發明專利擁有量分別為3170和10222件。WIPO公布的PCT專利申請也表明通信設備產業的專利申請增長率明顯高于醫藥產業。從產業內企業角度看,通信設備產業與醫藥制造產業的企業規模差異逐漸加大,前者企業平均規模明顯擴大,而后者卻幾乎沒有擴大。前者的部分企業收入和利潤率較高,并通過維持高研發投入而形成良性發展態勢,后者則規模有限并難以提高利潤率,無法維持醫藥創新所需的高研發投入,無法進入“高研發投入-高收益”模式。
從市場需求角度看,通信設備產業與醫藥制造產業在我國均有巨大的市場空間,需求增長很快。數據表明,1995年中國只有移動用戶362萬,2004年3.3億,2006年4.61億,2009年全行業手機用戶數共達到7.26億戶;1995年固定電話用戶數量4071萬,2006年是3.67億。本土固定電話交換機在1995年只有7204萬門,2006年是5.02億,無線交換機容量在1995年為797萬門,2006年達到6.1億門。中國醫藥市場規模占全球的10%以上,且增長迅速。在1995年至2001年之間,醫藥制造總產值增長率甚至不到通信設備制造總產值增長率的一半,但是在2002年之后,醫藥產業總產值增長率開始高于通信設備制造業,達到20%以上。這表明在市場需求規模上兩個行業的差異已經變小,醫藥制造業的快速增長期相對通信設備制造業來的較晚。
從行為人網絡角度看,首先,醫藥業的產學研聯盟也不及通信業。產學研聯盟是醫藥企業成功的關鍵,比通信設備產業可能更加重要。但是,中國生物醫藥產業缺乏有效的與跨國公司的互動學習(柳卸林,2008,103)M。大學和研究機構與企業之間缺乏足夠的聯系,研究成果轉化成產品的能力較弱,也缺乏足夠的風險投資,在新企業的融資中,投資者投資企業但不投資創新(柳卸林。2008,106)M。而美國的經驗表明美國壟斷世界生物制藥產業的主要因素有:美國政府對生物領域基礎研究的長期支持,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豐富的風險投資,學術界與產業界之間的緊密聯系等(Pisano,2002128;柳卸林,2008,91M)。其次,政府在通信設備和醫藥制造產業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柳卸林(2008,67)M在總結通信設備產業發展中指出,政府在產業發展早期通過有效的產學研合作,一定的市場份額保證,幫助企業積累了技術能力。雖然在通信設備產業政府作用明顯,但是創新仍以企業為主體,而且日益明顯。但是我國醫藥產業創新體系的政府特色明顯,而且企業的主體作用沒有顯著體現,企業研發投入不足,大學和科研機構為醫藥創新主體(沈陽藥科大學、上海醫藥工業研究院、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中國藥科大學等),但其創新成果的商業化缺乏充分支持對產業創新體系發揮顯著作用的制度是知識產權制度。改革開放早期我國較弱的知識產權體系對通信設備和醫藥制造業創新產生的作用不同。弱知識產權體系促進了醫藥新技術擴散但阻礙了創新(柳卸林,008,105)16,醫藥企業傾向于選擇仿制藥物。對于通信設備產業,較弱的知識產權體系促進了新技術擴散,加之通信設備的技術特征,促進了通信設備的創新投入和產出,所以通信設備產業的創新沒有受到大的阻礙。
在制藥業中,國家衛生系統和規制在影響技術方向的變化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阻礙或延緩了創新(法格博格等,2009)M。我國的醫藥市場競爭并不充分,藥品定價通過政府定價和市場調節方式,藥品招標是省級政府主導的網上集中采購,基本藥物目錄和醫保目錄的制定由政府主導(醫藥行業各種管制如我國的基本藥物制度、醫保體制改革、公立醫院改革、藥價、招標和藥監政策等),非市場化競爭導致醫藥行業對重大創新的重視程度不夠或是信心不足,許多醫藥企業甚至‘‘非常厭惡行業里的一些作風,但是又不得不跟著做”。而通信設備業雖然是受到政府嚴格管制的行業,但相對醫藥業的市場化程度要好很多。
結論與啟示
為什么中國通信產業比醫藥產業更創新?兩個產業在創新系統中的差異能夠提供解釋。通信設備產業發展的更好,實現比較有效的技術追趕,原因在于:我國通信設備產業巨大的市場規模和快速的增長速度,為本土企業提供了大量市場機會,產業內也存在一定的技術機會,本土企業及研究機構則在政府支持及自身大量研發投入基礎上逐步形成技術能力,從較低端市場逐漸進入并發展到較高端層次,部分企業實力不斷增強,并通過進一步的研發投入,實現了從追隨式追趕向蛙跳式追趕的轉變,整個產業形成了良性的循環,使得產業在國際上具備較強的競爭力。反觀我國醫藥產業雖然也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但是國內醫藥企業規模偏小,難以支撐醫藥原始創新的時間和財務成本,偏向于相對容易的仿制藥物的研制生產,醫藥市場的非市場化競爭特征也降低了企業創新動機,國際醫藥公司高利潤率高研發投入的良性循環使得國內醫藥企業的差距更加明顯,國內醫藥企業因利潤率相對較低等在研發投入上的不足使得國內他們只能堅持在缺乏原始創新、維持仿制從而繼續保持利潤率水平較低、繼續維持較低的研發投入的劣勢軌道上運行。雖然醫藥領域最新的生物醫藥分支中因技術特征的不同,技術機會較多,我國企業具備一定的技術追趕機會,但是我國醫藥企業在傳統醫藥領域的被動局面必須經過更長的時間才能實現根本改變。
結論與啟示
我國通信設備產業較醫藥產業具備較強的創新能力,無論是企業競爭力還是企業創新成果都從最初的毫無國際影響發展到處于國際領先水平;但是醫藥產業中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創新能力都與國際領先企業存在很大的差距。本文運用產業創新系統框架,對兩個產業進行了比較分析。研究認為,產業知識基礎(如技術機會)、行為人和網絡(如市場需求、研發合作、政府支持等)和制度基礎(如知識產權制度)三個方面能夠一定程度的說明兩個產業創新能力產生差異的原因。
關鍵詞:DEA;醫藥研發;資源配置評價
中圖分類號:F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2)13000803
1引言
醫藥行業關系國計民生,是國家重點培育和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當前,我國醫藥企業面臨市場需求快速增長的戰略機遇與研發創新能力不足、水平不高的現實困難,迫切需要依托研發創新以推動我國醫藥產業的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而研發資源是研發創新活動的物質基礎,是進行新藥創制和技術改造的前提。所以,積極進行醫藥研發資源的配置效率評價研究,將有助于優化醫藥研發資源配置,促進資源的開放共享和綜合利用,支撐醫藥科技管理決策,提高醫藥研發創新能力,促進醫藥產業的健康發展。
2研究現狀
資源配置(resource allocation),就是基于資源的相對稀缺性,比較資源在各種不同用途上的使用價值和效率,進而做出選擇的過程。目前對于資源配置評價的研究主要從投入和產出的關系上進行評價,研究的思路一般為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并通過實證研究以分析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從而評價各地區的資源配置效率。
資源配置評價研究根據研究對象、目標和重點的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評價指標各有側重。資源配置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回歸分析法、面板數據分析法(例如:李建華、劉玲利的《我國區域研發資源配置效率測度實證研究》)、DEA(數據包絡分析法)、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如:藍天立,楊志江等的《廣西科技投入與科技產出的灰色關聯優勢分析》)、BSC法(Balance Score Card,平衡計分卡法,如:徐建中,關守成的《基于 BSC 的企業信息資源配置效率評價》)、經濟學中的邊際分析方法、模糊綜合評價法等等。由于DEA分析方法既可以對截面數據(如:崔棟的《我國區域科技資源配置評價及優化研究》),也可以對時間序列數據和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如:黃宇、王曉軍等的《城市科技資源配置體系的構建與評價——杭州實證研究》),以及具備不受評價指標量綱的限制、同時處理多輸入變量與輸出變量問題等優點,所以應用最為廣泛。資源配置的研究對象范圍比較廣泛,在各種領域、地域、行業上都有體現,但是細分到醫藥研發資源領域配置效率評價的研究卻非常少。
3基于DEA的區域醫藥研發資源配置評價模型
(1)DEA方法與評價步驟介紹。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又稱數據包絡分析,它是一種相對效率評價方法,最初由A.Charnes和W.W.Cooper等提出,目前常被作為一種有效的分析工具應用于管理科學和系統工程等領域。DEA模型主要有兩種模式,即CCR模型和BCC模型,其中CCR為規模報酬不變模型,主要用于綜合效率評價,而BCC 為規模報酬可變模型,主要用于技術效率評價。DEA效率評價的主要思路與步驟為:確定評價對象選擇決策單元建立評價指標體系選擇DEA模型并進行評價輸出結果。
(2)醫藥研發資源配置效率評價模型構建。
區域醫藥研發資源優化配置的目的就是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多的產出,其實質是提高醫藥研發資源的利用率。因此,可以通過醫藥研發資源利用效率評價的方法來分析區域醫藥研發資源的配置情況。
醫藥研發資源利用效率=醫藥研發活動成果(產出)/醫藥研發資源消耗(投入)。
所謂區域醫藥研發資源的優化配置就是要實現各種醫藥研發投入要素的最佳組合,可以將中國區域醫藥研發系統(同一時間的不同區域的指標數值)看成是DEA方法中的一個決策單元,它具有特定的輸入變量和輸出變量,在將輸入變量轉化為輸出變量的過程中,努力實現系統優化的目標——提高醫藥研發資源配置效率。采用DEA方法及模型可以評價區域醫藥研發資源配置的效率,同時在評價的基礎上,還可以為區域醫藥研發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進一步的信息。
4醫藥研發資源配置效率的評價指標體系
只有按照系統性、有效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動態性的原則選取評價指標,才能保證醫藥研發資源配置評價結果的全面、客觀和準確。雖然,醫藥研發資源涵蓋了醫藥研發活動中所需要投入的人、財、物等各種要素,但是不管是物力資源,還是信息資源等,這些都可以由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來反應,也就是說,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是研發活動中最為重要和基本的資源,具有決定性的地位和意義。基于此,本文主要從醫藥研發的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方面選擇指標進行運算分析,具體指標選擇如下:
醫藥研發投入指標:醫藥研發活動人員數、醫藥研究人員數、醫藥研發經費支出額、醫藥研發費用占醫藥制造業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
醫藥研發產出指標:醫藥專利申請數、醫藥新產品產值、醫藥新產品出口額。
根據上述指標,構建我國區域醫藥研發資源配置評價指標體系(如圖1):
圖1區域醫藥研發資源配置評價指標體系5各區域醫藥研發資源投入、產出的原始數據
本文選擇了2011年《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中國藥學年鑒》中31個省、市、自治區的醫藥研發資源投入產出相關指標的數據進行DEA評價分析,目的在于研究各區域醫藥研發資源配置效率的相對有效性。具體方法為:以前文建立的區域醫藥研發資源配置評價指標體系為依據,選取的輸入指標為:X1醫藥R&D活動人員數(人)、X2醫藥研究人員數(人)、X3醫藥研發經費支出額(萬元)、X4醫藥研發經費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選取的輸出指標為:Y1專利申請數(項)、Y2新產品產值(萬元)、Y3新產品出口額(萬元)。各評價指標原始數據如表1:
[關鍵詞]生物醫藥產業;集聚因素;變化分析
1引言
21世紀是生物的世紀。生物產業屬于我國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現代生物技術的應用主要集中于醫藥領域,世界70%左右的生物技術成果應用于醫藥領域。近10年,我國生物醫藥產業發展迅猛,從國際現代生物以及醫藥技術產業的發展趨勢及成功經驗來看,產業空間集聚是實現我國醫藥產業持續發展的有效選擇,是促進生物醫藥產業化,培育新型產業,帶動地方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
2生物醫藥行業的特征
生物醫藥產品不同于其他一般的生物技術產品或其他的商品,從研發到產品轉化周期長,除了經歷生物技術產品必經的3個階段即理論研究、中試和產品規模生產之外,它上市前要經歷一系列嚴格的臨床試驗包括Ⅰ期、Ⅱ期、Ⅲ期及Ⅳ期臨床和一個審批周期要比一般商品長得多的審批過程。從產業發展本身看,該產業具有獨特的以下特點。
2.1高技術性
生物醫藥是一種知識密集、技術含量高、多學科互相滲透的新興產業。以基因工程藥物的開發為例,上游研發技術涉及目的基因的合成、純化、測序,以及基因的克隆、導入及工程菌的培養及篩選;下游技術涉及目標蛋白的純化及工藝放大、產品質量的檢測及保證,整個過程對技術的要求很高。同時,生物醫藥產業的高技術特征也體現在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方面,要求有一批具備較高專業技術水平的技術人才。
2.2高投入
還是以基因工程藥物為例,一個基因工程新藥的開發費用平均需要1億~3億美元左右,創新一類產品一般是3億~ 5億美元甚至更高。另外,生物制藥對醫藥廠房和設備儀器要求很高,且屬于一次性投入,這又需一大筆資金。新產品的研究開發、設備儀器的配置及GMP廠房的建造等方面的投入相當大,一些大型生物制藥公司的研究開發費用占銷售額的比率超過了40%。
2.3產業化周期長
這是生物醫藥產業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從基礎和應用成果的研究和開發到中試和規模生產再到產品投放上市的整個過程,涉及多學科、多階段、多主體。生物醫藥從開始研制到最終轉化為產品一般需要8~10年,甚至10~12年的時間。在美國,一個全新化學藥物的開發平均要花10年左右的時間,而技術難度更高的生物藥品,開發時間周期要高于一般的化學藥品。
2.4高風險
生物醫藥產品的開發存在較高的風險。這種風險包括產品開發風險和市場競爭風險:一方面,一個生物工程藥品的成功率通常僅有5%~10%。另一方面,“搶注新藥證書、搶占市場占有率”是廠家激烈競爭的焦點。若被他人優先拿到藥證或搶占市場,前期開發則全盤落空。可見,新藥的市場推廣過程也存在著高風險。此外,還有技術風險、政策風險、金融風險和經營管理風險等。
2.5高收益
生物醫藥產業是一項高利潤的產業。產品一旦開發成功投放市場將獲暴利,一般一種新生物藥品上市后2~3年即可收回投資,尤其是擁有新產品、專利產品的企業,會形成技術壟斷優勢,利潤回報能高達10倍以上。因此,“搶占創新研發,搶占專利產品和搶占市場份額”形成新的焦點。生物醫藥產業是一項高利潤高回報的產業,它的利潤率達到了17.6%是信息產業8.1%的兩倍,也遠高于7%的計算機產業。
3集聚因素變化分析
3.1產業鏈的重心發生變化,研發創新作用強化
從傳統意義上來講,由于醫藥的研發、實驗各個階段不可或缺,成本不可減少,只有加快銷售才可以實現利潤,所以生物醫藥產業鏈主要體現在下游的生產銷售環節。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加深,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性產品在產業鏈中占有重點的地位,而創新的源頭在產業鏈的上游,因此產業鏈的重心也發生了轉移。由于生物醫藥產業具有高投入和高風險等特點,企業之間通過建立有效的合作關系可以達到資源共享及資源互補的目的,如傳統制藥企業與生物科技公司、傳統制藥企業之間、生物制藥企業之間、生物制藥企業與政府實驗室、大學等通過建立合作關系來進行新藥研發活動等方式越來越被重視;另外,將部分新藥研發工作外包給專業的合同研究機構(CROs)已經成為生物醫藥產業鏈上的一道“風景線”,因為它可以提高新藥研發的效率、加快新藥研發的步伐并有助于減少新藥研發的成本,由此使生物醫藥產業鏈的上游實質上形成一個復雜的網狀鏈式結構。生物醫藥產業價值鏈的價值的實現也不再僅僅集中在產業鏈的最下游的生產銷售環節,而開始向產業鏈的上游擴散。知識創新和營銷渠道是產業價值鏈的驅動力。把持住研發和營銷渠道這樣的雙重驅動,推進產業鏈的形成,加快產業集聚。
3.2風險投資成為產業的重要基礎
生物制藥投資回收期長,開發過程具有很高的失敗風險,市場不確定因素很多,而產品壽命周期太短,開發時間越來越長,費用越來越高。此外,各國對生物制藥過程都制定了嚴格的監管政策,政策層面的變動會給生物制藥企業帶來很大不確定性。這些需要資本市場來分散投資者風險,風險投資是中小型生物醫藥企業的發動機。有效的資本運作是生物醫藥產業成功的基礎,是推進產業集聚的基礎。
3.3知識產權保護和公共平臺成為產業的推動力
知識產權保護是維系技術優勢、保護貿易利益、提高競爭力的戰略決策,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是由知識產權保護的經濟驅動來推動的。因此,其對知識產權保護的依賴程度往往高于其他行業。知識產權的保護成為生物醫藥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之一。生物技術產業是知識創新(應用基礎研究)、技術創新(應用開發)、成果轉化、規模化生產各個環節的整合,這些環節需要將集群內的不同企業、組織的資源進行系統整合。同時,生物醫藥產業的高技術性決定了生物醫藥企業不僅需要有生物醫藥行業協會、專利機構、法律咨詢等中介機構,更需要有能為孵化企業提供技術支持的專業化服務機構。因此,政府需要建立公共服務平臺,發揮組織協調功能。
3.4知識溢出效應成為推動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
生物醫藥技術以三種方式產生溢出效應,主要表現在技術溢出、知識溢出和人才溢出。首先,技術溢出。可通過明顯的技術優勢如技術發明、創新能力、專利和各種生產要素稟賦等技術轉移,從而對其他行為主體產生了示范作用;或者通過增加競爭壓力,迫使競爭對手謀求提高技術水平,并引起模仿,產生溢出效應。其次,知識溢出。知識作為產業資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通過知識擴散產生溢出效應。最后,人才溢出。生物醫藥產業具有掌握技術的人員的流動可以帶動技術的流動,將由此獲得的技術、營銷、管理知識擴散出去,產生溢出效應。顯然,技術、知識和人才是生物經濟增長的源泉。
3.5政府干預是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
政府政策對集聚發展起著重要的引導作用。政府需要對新藥開發和生產的過程加以監管,例如發放新藥證書、GMP認證等程序。同時也需要通過法律法規、金融、財政、勞動力供給、可持續發展等公共政策來為生物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企業的技術創新創造良好的環境。例如,政府機構的改革使得新藥的批準時間縮短,制定生物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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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行業,研發服務業的成熟度不同,在以創新為驅動力的生物醫藥領域,以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合同研究組織)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得到迅速發展,其態勢備受關注。
理解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概念需結合研發服務業的概念和生物醫藥研發的特點進行剖析。我們認為,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是指運用生物醫藥研發所涉及的相關知識和技術,為生物醫藥研發活動提供研發策劃、技術支撐和成果轉化服務的產業。包括產業促進、行業規劃、政策咨詢、投資咨詢、技術咨詢、創業孵化、研發技術、成果評估、技術交易等服務內容。該定義是從技術的角度來下的,其核心是擁有專業的知識和技術;其目的是通過為生物醫藥研發提供服務,最終促進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服務的主體包括研究院所、高校、行業協會、科技中介機構、醫藥信息咨詢機構、研究型企業和服務型企業(包括公共研發平臺、綜合園區、孵化器等)、臨床藥品研究基地、銷售企業、管理顧問公司、知識產權事務所等;以制藥公司、研究院所、高校、生物技術公司、風險投資公司和專利持有人等為服務客體。
經過專家咨詢、到企業實地調研并結合藥物研發相關知識,我們得出以下研究成果。生物醫藥研發策劃服務主要對生物醫藥研發活動進行宏觀的分析、規劃;生物醫藥研發項目服務則是對項目研發鏈條上的各環節提供具體的技術和知識的服務;生物醫藥研發成果服務為生物醫藥研發各階段取得的成果的規劃處理提供服務。
二、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個性特征
通過深入研究生物醫藥研發的特點以及專家咨詢,筆者認為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個性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具有高度管制的特征
生物醫藥產業是與人的健康安全,甚至是生命密切相關的。在各國的生物醫藥歷史上,都曾經發生過一系列的因使用化學藥品而中毒,并造成嚴重后果的事件,鑒于此,目前,各國都已經制定了較為嚴格的藥品監督和審批制度。美國的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在全球率先實施了臨床研究者指導原則,即經過不斷完善和發展后而形成的GCP。隨后在1994年世界衛生組織也實施了GCP指南,并強制要求其所有成員國都必須執行這個共同的標準。
近年來,人用藥品注冊技術國際協調會積極推動和倡導具有國際統一標準的規范,包括藥品非臨床研究質量管理規范(GLP)、藥品臨床試驗管理規范(GCP)、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GMP)、藥品經營質量管理規范(GSP)。新藥的商品化必須經過漫長的測試和認證過程,在進行Ⅰ、Ⅱ、Ⅲ期臨床試驗前需進行藥品臨床試驗申請,通過Ⅲ期臨床試驗后,為了能夠上市銷售,制藥商還必須向藥監部門提交新藥上市申請(NDA),經過嚴格的審批后方可上市銷售,而審批過程往往需耗費時日。藥品獲準進入市場后,還需定期向藥監部門報告藥品的不良反應事件或其他有關藥品經歷的報告,或接受藥檢部門的檢查,一旦出現嚴重的不良反應事件,藥品就面臨被召回的命運。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與生物醫藥研發息息相關,為生物醫藥研發各環節服務,必然受到政府的高度管制,如GCP、GLP、新藥報批等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重要內容,都受到嚴格監管。
我國的GCP明確要求,一切以人為研究對象的生物醫藥實驗必須無條件遵守《赫爾辛基宣言》和國際醫學科學組織委員會頒布的《人體生物醫學研究國際道德指南》的道德原則。GCP還規定,進行藥品臨床試驗必須有充分的科學依據。準備在人體試驗前,必須周密考慮該試驗的目的,要解決的問題,預期的治療效果及可能產生的危害,預期的受益應超過可能出現的損害。選擇臨床試驗方案必須符合科學和倫理標準。GCP要求進行試驗前,必須以合適的方式得到受試者的書面知情同意書,同時規定每次試驗均要求得到倫理委員會的審核和批準,這樣有助于受試者(包括健康志愿者和合適的病人)的合法權益和生命安全在研究過程中得到可靠的保護。不僅如此,GCP還同時對藥物的臨床試驗設計方案;研究者、申辦者(新藥研究開發者)和監察員的職責;臨床試驗的制備、試驗記錄、數理統計與分析、試驗結果的報告等過程進行了嚴格的規定,因此可以保證臨床研究數據的科學性、可靠性和準確性。
中國SFDA(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規定,從2005年1月1日起,臨床試驗必須在取得GCP認證的機構進行,從2007年1月1日起,創新藥、生物制品、中藥注射劑成為首批非臨床試驗必須在符合GLP要求的實驗室進行的藥品。為了監督和管理己取得認證的機構,藥檢部門還將對其進行定期檢查和飛行檢查,對違反規定的機構將責令限期改正,對情節嚴重的收回批件,并予以公告。
SFDA成立以來,先后組織修訂和制定了急需完善和使用的行政法規,其中與新藥審批和上市息息相關法律或者法規主要包括:新藥審批辦法、新藥保護和技術轉讓的規定、仿制藥品審批辦法、新生物制品審批辦法、進口藥品管理辦法、藥品非臨床研究質量管理規范(GLP)、藥品臨床研究質量管理規范(GCP)、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GMP)、藥品注冊管理辦法等等。這些法律或者法規的出臺與實施,是對生物醫藥研發的管理與監督更加規范、系統和全面,無論是從新藥品的研發到登陸市場的整個流程管理均可以做到有法可依,切實地做到了依法審評與依法管制。此舉對加強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宏觀調控,減少低水平重復己經并將繼續起到更加積極的作用。
2.產業價值鏈長,分工細化程度高
美國哈佛商學院的MichaelE.Porter1985年在其所著的《競爭優勢》一書中首先提出了價值鏈的概念。所謂價值鏈是指一種商品或服務在創造過程中所經歷的從原材料到最終產品的各個階段的價值創造活動。在產業范圍內圍繞某種商品在生產、交換和消費過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環節之間的關系,也就是某種商品的上下游關系和功能作用關系即為產業鏈。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價值鏈包括從早期的策劃到立項、基礎研究、GLP、臨床申報、GCP、生產許可、GMP、GSP和市場管理等多環節漫長的過程。
生物醫藥產業所具有的周期長、風險高和投入大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相關產品附加值高、產業價值鏈長。伴隨著生物醫藥開發水平與技術的不斷提高和創新,在傳統醫藥研發產業鏈的基礎上,產業鏈在不斷延伸,衍生出許多新的增值環節。如基礎研究就可以細分為靶標確認,先導物的發現、制備及生物學活性的篩選、優化等環節;GLP又可細分為實驗動物模型、質量控制標準、藥品的穩定性、藥品的安全性評價等環節。生物醫藥研發服務各階段所需的技術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科研人員不可能擅長產業鏈上的每項技術,完成所有工作。因此,從技術角度來說,需要產業鏈上各個環節的銜接。另外,從經營和投資的角度來看,由于價值鏈長,運作周期相應也長,所需資金巨大,決定了單個企業很難從始自終單獨完成一個項目的產業化,還需要在研發各階段都有經營和投資的接力。因此,醫藥研發服務的各階段都必須由各細分領域的專業人員來完成。許多中小企業專注于自己擅長的細分環節,從事專業的研發服務,他們分工負責又互相依賴,能夠根據環境的變化及時做出反應,靈活調整,迅速組織起來提供滿足顧客需要的“定制式”產品服務,使得研發鏈條各環節都是由各專業細分領域中最優秀的服務供應商來完成,從而能夠縮短研發時間,提高研發效率,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制藥公司也容易控制預算。
3.服務模式多元化,以CRO為主旋律
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服務模式多樣,按不同的分類標準有不同的模式。按服務內容分,可分為信息服務、技術服務和成果轉讓服務等。按組織模式分,有合同研究組織(CRO)和科學研究管理組織(TMO)。按經營模式分,有虛擬經營和戰略聯盟,它們是研發服務模式發展的趨勢。
目前CRO依然是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主旋律,2004年,CRO承擔了全球l/3的新藥開發的組織工作,在所有Ⅱ、Ⅲ期臨床中,有CRO參與的占2/3。根據Frost & Sullivan的統計,2005年CRO的全球市場規模達163億美元,2008年已經達到250億美元,增長率高達14.6%,遠遠高于同期全球9.5%的平均科研投入增長率。Qu1nt1les、Covanee、Kendle等CRO巨頭已在世界幾十個國家建立了研究機構,現已形成實力強勁的跨國臨床研究網絡。
4.全球化趨勢加強,跨國公司為主要推動力量
當今社會是知識經濟的社會,創新能力是衡量一國或地區競爭力的關鍵,作為國家和地區創新能力核心組成部分的研發資源成為各國競爭的焦點。東歐、新加坡、中國、印度等國家是當今世界公認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而這些國家和地區將成為新一輪研發投資的聚集地,各大跨國醫藥公司正緊鑼密鼓的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建立和開發研發中心,同時北美、歐洲這些相對較為成熟的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也漸漸的向著新興市場轉移。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的醫藥產品要想進入國際市場,借力國外的企業或實驗室被證明是一條可行之路。
但是,當前醫藥研發全球化的主流是從發達的北美、歐洲向亞太、非洲、東歐等地區轉移,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移的業務還很少,到目前為止,較為成功的是印度的企業。大多數印度企業企圖在廣大的國際市場上形成自己的競爭優勢,當他們在拓展新的市場時,大都依賴于當地公司的經濟實力。
跨國制藥公司依然是全球醫藥研發投入的絕對主導,2004年,投入最高的前十大跨國制藥公司的研發投入約占全球研發投入的80%,跨國公司經營戰略的調整是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向著全球化快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隨著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為了搶占重新配置和獲取研發資源、降低研發成本提高研發效率,新興市場、擴大市場規模,實現經濟利益最大化,跨國制藥公司實施開放式創新戰略,以產品價值鏈的拆分與整合為依據,專注于核心業務,將非核心業務外包出去,使其生產向著“模塊化”方向發展。此外,跨國公司從事產品早期開發的項目越來越少,更多的是從小公司或科研機構購買早期開發的產品來從事后期開發。2005年Pfizer提交給FDA審批的六個新藥有三個不是Pfizer內部研發的;EliLilly從2000年至今推出的九個藥品,只有五個是內部研發的,一個是合作研發,三個是外部研發。根據市場研究公司Datamonitor的調查,目前跨國公司銷售的產品20%來自于技術許可,4年后,這個比例將上升至26%。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為眾多的中小企業和科研機構從事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提供了機遇,加速了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國際化、一體化發展趨勢。
跨國的大型制藥企業是全球領先的幾家CRO的主要客戶,比如說昆泰跨國公司,其僅僅憑借承接制藥公司藥物研發外包和處方藥銷售管理外包的業務便成為全球500強企業,昆泰跨國公司只承接全球制藥公司前50位的企業的業務。再比如Parexel公司,其前五大客戶為其帶來了40%的營業收入。
三、結束語
近年來,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正不斷地從生物醫藥產業發達的北美、西歐等地向亞洲、東歐等國家和地區轉移。如何把握研發服務轉移的機遇,積極與國際接軌,充分利用我國在生物技術領域的科研基礎、臨床資源和成本優勢,發展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提高我國生物醫藥產業的創新能力,成為擺在我們面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未來一段時間,是北京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加速期,是北京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和現代化的加速期,也是包括生物產業在內的北京高技術產業向“高端高效高輻射”發展的加速期。
北京生物產業的現狀及特點是怎樣的?國家生物產業基地的建設是否能加快北京生物產業的發展?在接受采訪時,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委員張燕友將北京生物產業未來發展的一副藍圖展現出來。
投資北京:近年來,北京市生物產業的發展情況如何?呈現出哪些特點?
張燕友: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國家其他部委的關心支持下,近年來北京生物產業健康穩定持續發展,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和資源稟賦特征的生物產業快速發展,產業自主創新能力持續提升,產業創新要素更加集聚,生物研發產業快速起步,國家生物產業基地發展態勢良好。
經濟總量穩步增長。“十五”期間,北京生物產業經濟總量持續增長,年復合增長率達20.2 %,盈利能力全國領先;2006年北京生物產業實現銷售收入200.3億元,同比增長15.6%。
高端發展趨勢明顯。北京在疫苗、診斷試劑、抗體藥物等生物技術領域具有國際先進水平,萬泰生物研制出世界首個基因工程重組戊肝疫苗和禽流感檢測試劑;北京科興的SARS疫苗和人用禽流感疫苗研發處于世界前列,同時北京在甲肝、甲乙肝聯合、乙肝、乙腦、麻風腮聯合疫苗等生物制品居于國內主導地位。
創新能力得到提升。經過多年培育發展,北京生物產業自主創新能力逐步提高,創新體系開始完善,擁有新型疫苗(天壇)、中藥復方藥物開發(同仁堂)、蛋白質藥物(江中集團)、生物芯片(博奧)和病毒生物技術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等五家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生化、醫用加速器、新藥開發等三家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及藥物分子設計平臺、VERO細胞大規模培養平臺等兩家國家級研究中心,初步形成了從基礎研究、臨床研究到工程研究的創新鏈條。博奧公司(生物芯片國家工程研究中心)成立5年來,已申請國內外專利62項,其中6項獲得美國專利授權,產品與服務超過40項,生物芯片掃描儀已經出口美國和歐盟;其年銷售收入從2002年的16萬元快速增長到2006年的5637萬元,年均增速達到430%。
創新要素更加集聚。北京充分發揮區位優勢,積極促進科技、人才、信息、臨床等創新要素同產業資源對接,并著力吸引國際產業資源落戶北京。北京擁有全國五分之一藥品安全評價中心、六分之一的國際臨床研究基地,集中了二分之一的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和三分之二的生物醫藥領域科學家、工程師。秉承這些創新要素,近年北京承擔了近二分之一的國家重點科研項目,獲得了三分之一的國家產業投資。北京萬泰生物藥業有限公司,借力國家產業項目,充分利用北京創新要素,已經發展成為國內產品最齊全的體外免疫診斷試劑生產企業,其艾滋病和丙肝診斷試劑產銷量全國第一,2006年實現銷售收入近億元,實現利稅2417萬元。
研發服務快速起步。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已有100多家專注研發服務的企業和機構,2006年實現銷售收入50億元,已成為國內生物研發服務業的核心城市。中國首家生物技術外包聯盟(ABO)、中關村CRO聯盟、北方抗體產業聯盟(CAG)、北京腫瘤研究聯盟(GCCU)是北京生物研發產業的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關村生命科學園,已初步形成包括動物試驗、臨床試驗、化學藥物合成、基因組分析研究、蛋白質組分析研究、生物芯片分析在內的CRO產業鏈條。
2005年9月,中國第一家專注于生物技術服務外包的產業聯盟ABO(中國生物技術外包聯盟)成立,已擁有成員11家,2006年技術服務收入達到1.6億元。
海外資本青睞北京。北京生物醫藥上市企業已達14家,融資總額達220億元,其中海外上市企業數量約占一半。北京源德生物是國內第一家在納斯達克上市的生物醫藥企業,首次融資9600萬美元;北京奧瑞金種業公司通過與美國柜臺交易板(OTCBB)上市公司合并,融資2500萬美元;中生北控生物科技公司登陸香港創業板。在美國主板上市的北京科興生物2007年5月底市值已達到1.15億美元。
投資北京:北京國家生物產業基地的功能定位是怎樣的?
張燕友:國家生物產業基地是北京發展高端生物產業的核心區域。國家發展改革委批復北京建設國家生物產業基地以來,我們按照“科學謀劃、重點突破、高端發展、產業集聚”的原則,以提升產業創新能力為突破口,突出比較優勢,構建符合北京資源稟賦特征的生物產業體系,提高重點領域國際競爭力;積極探索促進生物產業基地健康發展的新機制和先進管理模式,全面推進國家生物產業基地建設,帶動北京生物產業整體跨越式發展。
我們結合北京生物產業資源稟賦特征和國家發展改革委的批復要求,確定了國家生物產業基地的功能定位:一是完善軟件和硬件基礎設施建設,為生物技術研發和產業聚集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環境;二是立足“高端高效高輻射”產業發展道路,促進北京生物產業向規模化國際化發展,提高產業內外競爭力;三是發揮產業基地輻射帶動作用,提升京津冀促進區域生物產業經濟合作與發展。
投資北京:中關村生命科學園、大興北京生物工程和新醫藥產業基地和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亦莊)醫藥園三個生物產業基地核心區,在功能定位方面有何差異?
張燕友:北京國家生物產業基地由中關村生命科學園、大興北京生物工程和新醫藥產業基地和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亦莊)醫藥園三個核心區組成。總面積為16.5平方公里,其中中關村生命科學園園區面積為2.5平方公里,亦莊和大興兩個產業化區已規劃的園區總面積為14平方公里。
中關村生命科學園作為產業研發創新區,主要承擔吸引一批高端研發資源、轉化一批創新成果的功能,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醫藥園和大興北京生物工程和新醫藥產業基地是產業化區,主要承擔吸引一批高端制造資源,提升一批存量資源競爭力的功能。
中關村生命科學園作為產業基地的研發創新區,已有60多家研究機構和企業入駐,初步形成從基礎研究、技術創新、產業支撐到臨床資源的比較完整的產業創新鏈條。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亦莊)醫藥園作為產業基地的國際園,以國際化為切入點,聚集了拜耳、第一制藥、安萬特、GE航衛、GE華倫等一批跨國企業。
大興北京生物工程和新醫藥產業基地是產業基地三個核心區中發展歷史最短的園區,以吸引國內重量級企業為著力點,初步形成國家級生物醫藥技術檢測、藥品審評中心(中國藥品生物制品檢定所)、國家級疫苗研發生產基地(國家新型疫苗工程中心、北京天壇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現代中藥及天然藥物和新型制劑生產基地(同仁堂、以嶺集團)的“兩中心雙基地”的產業格局。
投資北京:您能介紹一下北京國家生物產業基地的重點發展領域及未來的主要任務嗎?
張燕友:我們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本著發揮科技、人才、市場、臨床等資源優勢,確定了國家生物產業基地重點發展領域:一是加快發展疫苗、診斷試劑為代表的生物技術產品,強化應對公共突發事件能力;二是扶持專有技術服務機構,促進研發服務業發展;三是以高端數字化診療設備(如數字化B超、數字化X線機、核磁共振)為核心,加快數字醫療裝備發展;四是強化基于生物芯片、診斷芯片技術的重大關鍵技術平臺建設,提高持續創新能力。五是加快新型制劑、新型給藥系統產品及裝備的開發,提高產品競爭力。
國家生物產業基地承擔著北京加快發展生物產業的重要任務,通過實施“三個加強,兩個加快”工程,又好又快地推進產業基地發展的同時,探索建立符合市場慣例的基地專業管理機構,吸引一批懂經營、善管理的專業人才參與基地管理。
加強創新能力建設。一是堅持走開放創新道路,吸引一批國內外創新資源,逐步完善產業基地技術創新體系;二是加快在建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等重大基礎條件平臺建設;三是爭取一批國家高技術產業化示范工程項目落戶產業基地;四是吸引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落戶產業基地。
加強服務體系建設。一是發揮協會組織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建立具有較高代表性、權威性和行業影響力的協會組織;二是加快孵化器、科技中介服務組織、專業咨詢機構等發展,構建適應基地發展、符合國際慣例、開放式的專業中介服務體系。
加強國際合作,參與國際競爭。一是開展同世界知名生物科技園區的交流合作;二是支持優勢企業實施國際化戰略,參與國際分工;三是在重點產業領域建立產業聯盟,開拓國際市場。
加快研發產業發展。一是支持研究機構、科技型企業運用自身專有技術參與國際、國內研發服務;二是支持從事研發服務的企業和研究機構開發建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標準,形成一批具有品牌的生物醫藥研發服務企業。
加快“三個一批”發展,壯大產業規模。一是借助一批優勢品牌(同仁堂、天壇),快速提升產業基地存量資源市場競爭能力;二是扶持一批優勢潛力項目(科興、萬泰、康辰、維信),發揮億元產品專特優新的市場競爭潛力;三是促進一批科技成果在生物產業基地轉化。
投資北京:生物醫藥產業作為北京市著力發展的支柱產業之一,在“十一五”期間有什么具體的戰略規劃?
張燕友:加快發展生物產業,是北京發揮資源優勢,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施自主創新、提高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能力,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選擇。目前,北京生物產業已經形成化學制藥、中藥制藥、醫療器械三足鼎立,生物制藥快速發展,研發服務業快速起步的產業格局。
《規劃》提出以重大新藥、醫療器械、中藥現代化為核心,發展生物醫藥戰略性新興產業,提高中高端醫療產品的國產化能力,提升產業規模和技術競爭力, 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為提高醫療服務能力提業支撐。
至今為止,我國獲得國際認可的重大新藥不過兩個產品,一個是青蒿素,一個是三氧化二砷。2011年,圍繞青蒿素的發現歸屬權,引起了國際爭論,目前青蒿素的專利權持有人并不是中國公司,而是瑞士諾華制藥公司。而作為中國藥物創新的驕傲,青蒿素并沒有為中國帶來多大收益。在發現青蒿素的治療作用后,我國并未深入分析并申請專利,而重慶、成都一些地區正廣種青蒿素,為外資藥企提供原料。青蒿素沒有推動中國醫藥經濟發展。
由于新藥尤其是重大新藥的研發難度大,周期長、風險高、資金投入大等特點,國家對新藥研發資源會向擁有較大資金實力、抗風險能力強的大型國有企業和科研機構傾斜,這導致很多沒有很強研發實力的中小制藥企業或者民營制藥企業在未來的醫藥產品競爭中無疑會處于更加雪上加霜的境地,由于預期的產品競爭存在巨大的壓力,中小生物制藥企業和民營制藥企業在現在和未來的市場競爭中會日益艱難,融資能力和水平將快速下降。所以,中小生物制藥企業化額民營企業必須盡快強化管理水平,從仿制藥和基層醫療的規模競爭中獲得一到幾個品種的競爭優勢,穩定住生存的能力和素質,再圖后期的發展。
筆者史立臣認為由于醫學科技部十二五規劃的推進,中國在生物制藥的研發上會出現研發資源整合現象,研發資源整合會直接導致醫藥的產業集中度發生變化,醫藥產業集中度的變化會加劇產業的整合速度,這種整合速度會從全國性的加劇整合和區域性的省級整合體現。
所以,中小制藥企業或者民營企業必須從國家層級的研發資源或者省級的產業整合上獲得支持,最好的做法就是從省級平臺獲得生存的資源和研發資源。國家相關的政策和資源配置后,每個省都會有自己的醫藥醫療發展規劃,以保證本省的醫藥醫療經濟不被國家層級的大型企業集團占據,同時支持本省區的醫藥醫療水平按照本省的規劃方向發展。雖然國家層面的生物制藥產業具體的振興規劃尚未出臺,但是各地已經緊鑼密鼓開始了培育省級生物制藥產業的部署,如江蘇省生物制藥產業發展規劃綱要就已正式出臺,表示“至2012年,江蘇省生物制藥產業銷售收入超過5000億元,成為全球生物制藥創新及產業化最活躍的地區之一。”
醫學科技發展十二五規劃對全國的生物制藥、醫療器械、中藥現代化、醫療行業和健康服務產業將會形成較大規模的沖擊和整合,這種沖擊和整合是必然的,這也導致醫藥醫療行業的自發性和被動性的整合加劇。
筆者認為中小制藥企業、中小醫療器械企業和中小健康服務企業將面臨四種選擇:
1. 茍且生存,自然滅亡
2. 稍作調整,被動發展,結局被惡性收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