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危機概念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歷史推理法；宏觀經濟學；凱恩斯流動性偏好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30-0073-02

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中，常常有學生被“凱恩斯流動性偏好”、“凱恩斯區域”以及“古典區域”等概念弄得糊里糊涂，不能正確地理解這些基本的概念以及由這些概念引申出的政策含義。筆者認為，要想真正地理解和掌握這些概念并深刻理解經濟政策的適用性，必須認真學習宏觀經濟學產生的歷史背景，應用歷史推理法，把對概念和政策的理解融入到對歷史背景及其背后經濟邏輯的理解和掌握之中。

所謂歷史推理法，指的是在熟悉掌握歷史背景的基礎上，依照經濟學的邏輯推理方法，對宏觀經濟學的相關概念及其背后隱藏的經濟政策進行分析，從而達到掌握概念和理解政策的一種邏輯分析方法。這種分析方法區別于一般邏輯分析法在于它分析問題的起點是問題本身具備的歷史背景，而不是一般邏輯分析所具備的邏輯假設條件。

以理解和掌握“凱恩斯流動性偏好”為例，歷史推理法要求從這個概念所處的歷史背景出發，而這個背景恰恰也是整個宏觀經濟學產生的背景，即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具備如下特征：第一，從供給方面來看，企業的生產能力大量閑置，這意味著整個社會的供給能力沒有問題，能夠迅速地滿足社會需求的增加。凱恩斯假定社會供給能夠以不變的價格持續滿足需求，盡管這種假設有些苛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供給不是造成經濟危機的原因，并且供給的確能夠在一定時間內滿足需求的增加。第二，從需求方面來看，由于整個社會經濟前景暗淡，社會需求嚴重不足，即使政府出臺相關的刺激消費和投資的政策，依然不能擺脫有效需求嚴重不足的問題。第三，完全依靠市場解決經濟危機的不可行。眾所周知，這場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本身就是信奉完全自由競爭觀點的惡果，實際上是市場本身固有缺陷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結果。因此，依靠市場不能解決當時的經濟危機，政府必須充分發揮自身的作用，承擔起宏觀經濟調整的職責。

在了解了相關的歷史背景之后，我們再把這種歷史背景和經濟邏輯結合在一起，來理解“凱恩斯流動性偏好”概念。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為了刺激消費和投資，市場的利率已經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理性人預計到利率在不久的將來會上升，而對應的債券價格就要下跌，因此，人們紛紛拋售手中的債券，換成現金儲存在手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每個經濟主體，無論是消費者還是生產者，都是現金為王的堅定信奉者，都無一例外地把收到的現金儲存起來，不進行任何消費或者投資。由于貨幣的基本特征是流動性，而人們對于貨幣現金的無限偏好，可以表述為流動性偏好。那么，流動性偏好對當時的政策制定會產生什么影響呢？在流動性偏好成為一種社會共識的情況下，這種共識必將深刻地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如果政府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試圖通過增加貨幣供給量進一步降低利率，增加社會的流動性，從而改善經濟狀況，這種政策意愿很可能會落空。原因在于，當政府增發的貨幣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流轉到經濟主體手中的時候，受流動性偏好的影響，經濟主體會不約而同地把收到的貨幣儲存起來，從而使這些貨幣退出流通領域。經濟主體對貨幣的偏好以及儲藏行為與政府發行貨幣促進交易，盤活經濟的政策意圖背道而馳，因此，凱恩斯認為貨幣政策在當時是無效的，而財政政策則是非常有效。之所以說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財政政策是有效的，原因在于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夠擺脫流動性偏好陷阱。政府通過增加政府購買，增加轉移支付，發行公債以及減稅，能夠直接帶來社會總需求的增加，而這種總需求的增加又可以通過社會總供給的增加而得到滿足，并且這種供給和需求的平衡是以社會物價基本不變為基礎的。因此，在流動性偏好存在的情況下，宏觀經濟學認為貨幣政策對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無能為力，而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擺脫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唯一途徑和方法。如果以上的經濟邏輯成立，那么，政府必然在宏觀經濟運行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承擔無可替代的職責。因此，政府如何有效地實施宏觀調控，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就成為一門科學，而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就是歷史的必然。至于“凱恩斯區域”和“古典區域”，無非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極端情況而已。在“凱恩斯區域”，LM 曲線呈水平狀，在這種情況下，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只能帶來利率的上升，而不能帶來社會總產量的增加。相反，如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則可以實現在利率水平不變的情況下達到增加社會總產量的目的。因此，在“凱恩斯區域”，貨幣政策完全無效，而財政政策完全有效。與之相反，“古典區域”對應的LM曲線是垂直線，這是實施積極的貨幣政策，不僅能夠降低利率水平，而且能夠促進社會總產量的增加。如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只能造成利率的上升，物價的上漲，而對經濟增長毫無幫助。因此，在“古典區域”，貨幣政策完全有效，而財政政策完全無效。

筆者認為，宏觀經濟學產生的歷史背景是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對這場危機認識的越深刻，對歷史背景掌握的越充分，越能夠正確地理解宏觀經濟學中凱恩斯提出的各種概念和政策主張，越能夠高屋建瓴地理解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方法。

篇(2)

課本描述了1929年美國經濟危機爆發的特點、原因和影響，危機爆發原因可通過師生討論很容易得出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但這一基本矛盾是如何引發經濟危機，很多學生并不是十分清楚，教學中很多教師往往也是一帶而過，這就需要教師認真研究挖掘教材，并合理地加以補充和延伸，從專業理論原理中幫助學生尋求確切的答案。理論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生產資料歸社會占有，使社會生產服從社會的需要，但由于資本主義生產要服從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的目的，資本家們為了獲得盡可能多的利潤，加緊剝削工人且把自己企業的生產能力提高到最大限度，于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呈現出不顧消費和市場限制無限擴大的趨勢，廣大勞動人民卻受盡資本家的剝削壓榨，生活非常貧困，使得勞動和資本的對立關系日益激烈，從而爆發了經濟危機。

二、生產和銷售的矛盾

生產和銷售的矛盾是經濟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教師講授這部分內容時應以課本為依據，指導學生閱讀與討論，找出問題所在，切不可脫離課本不著邊際。從課本中得知“一戰后美國從債務國變成債權國，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汽車工業、電器行業和建筑行業等部門顯示出蓬勃發展的生機。商品豐富、物資充足，但在這虛假繁榮的表象背后，卻隱藏著更為嚴重的危機：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資本家們攫取了高額利潤，勞動者的生活卻相對貧困；國民貧富差距擴大，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從而限制了社會實際消費能力的增長；毫無顧忌的分期付款和貸款，烘托出這種虛假的繁榮，資本家們被眼前經濟利潤驅使，盲目地擴大再生產”。課文中的這段內容是要求學生掌握的基礎知識，但也不能拘泥于課本，還可以對課本知識進行適當拓展和延伸：資本家與勞動人民的差距為何這么大？收入差距大會帶來怎樣的嚴重后果？帶著這些疑問，可補充一些史料：全美國最大的16家財團控制國民生產總值53%以上，全國約有1/3國民收入被僅占人口5%的富有者占有；另一方面約60%的美國家庭掙扎在僅夠溫飽的年均2000美元水平上下，更為嚴重的是有21%家庭年均收入不足1000美元。從以上史料分析可知美國少數壟斷組織控制著國家經濟命脈，壟斷資本家攫取高額利潤，造成國民收入嚴重不均，而這種懸殊差距大大限制了社會實際消費能力的增長，造成了市場購買力大大下降。通過這樣的分析能使學生對美國生產和銷售的矛盾理解深刻。

三、分期付款、銀行信貸和股票投機

在分析有哪些因素加劇生產和銷售的矛盾時，肯定要提到分期付款、銀行信貸和股票投機這些概念。這些概念對中學生來說是比較陌生的，需要作適當的拓展分析。我們知道一戰后美國銀行信貸量大幅提高，在1924~1929年，分期付款的銷售額從20億美元增加到35億美元，社會上70%左右的汽車是通過賒銷購置，全國工業機械設備的產出提高了205%，耐用產品的產出量增加了257%，工業產出能力大幅提升，成為美國當年生產嚴重過剩的重要原因。美國國內當時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一美元首付，一美元月供”。1924~1929年，農民靠貸款購土地、化肥；城里人靠貸款購汽車、洗衣機、收音機，投資者們靠貸款買股票，這種毫無顧忌的分期付款和貸款，烘托出市場的一片繁榮景象，也造成了更為盲目地擴大再生產。在這種繁榮的刺激下，人們醉心于股票、債權等投機活動，造成股票的上市量猛增，股價也被人為大幅度抬高。到1929年，股價與生產利潤產生嚴重背離，對金融市場的穩定構成了很大的威脅。分析這些因素時還可以將經濟理論與現實生活相聯系。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與1929年經濟危機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可指導學生查閱資料，分析原因，從而理解誘發經濟危機的種種因素。

四、自由主義理論

篇(3)

我們可以看出，哈貝馬斯并沒有回避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私有制所造成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這種矛盾不可避免的會導致經濟危機。然而，在其社會學系統理論的分析視域下，經濟危機并不必然與階級斗爭相聯系，而且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階級統治的政治匿名化被社會匿名化所取代。哈貝馬斯盡管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但他否認資本主義社會通過革命而解體。他的結論是，“重新組織經濟既無必要，也不可能”，他認為徹底變革經濟基礎的革命只能是烏托邦式的幻想。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逐步演化成一種改良的理論，而且他在改良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站在了革命的對立面，成為了資本主義的辯護人。

由系統控制危機到社會規范危機的轉換過程

上文中我們肯定了哈貝馬斯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根源的認識，盡管這一根源對于他的危機理論來說似乎無足輕重。因此，我們有必要搞清楚哈貝馬斯“危機”概念的真正內涵，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其危機理論的實質。哈貝馬斯在《合法化危機》一書開篇之處是這樣論述“危機”范疇的:“我們把危機與一種客觀力量的概念聯系起來，這種客觀力量剝奪了一個主體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們把一個過程說成是危機，這樣也就賦予了該過程一種規范意義:危機的克服意味著陷入危機的主體獲得解放。”

可見，哈貝馬斯一開始就是從控制與規范之間關系開始構建其危機理論的。哈貝馬斯首先介紹了社會科學范疇的系統論危機概念，從這一角度講，危機就是系統整合的持續失調。但哈貝馬斯認為，只有系統控制危機使社會整合岌岌可危時，也就是社會規范結構的共識基礎受到破壞時，才會形成社會危機。因此，哈貝馬斯強調:“一種適當的社會科學危機概念應該能夠把握住系統整合(Systemintegration)與社會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關系。”為此，哈貝馬斯引進了“生活世界”這一范疇，并將生活世界與系統這兩個范式聯系起來。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蘊含著一個社會的規范與價值，生活世界規范結構的正常運行，服務于社會整合，又依賴于社會認同;而系統僅僅關注于社會系統自身的控制機制與原則。因此，“危機分析要求一個能夠把握住規范結構與控制問題之間關系的分析層面。”

在此基礎上，哈貝馬斯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危機就是控制機制對社會規范結構的破壞，就是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讓我們結合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看看系統控制危機如何轉換成社會規范危機，也就是哈貝馬斯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理論的具體內容。哈貝馬斯認為，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原則不是政治性的階級統治，而是經濟系統內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經濟系統同時承擔著系統整合與社會整合的雙重功能，由此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屬于純粹意義上的系統危機。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系統依然有其自身的組織原則，政治系統為避免經濟系統的功能失調，用整體計劃調節經濟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場機制。經濟系統內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被轉化成經濟系統與政治系統不同組織原則、不同控制手段之間的矛盾。遺憾的是，行政行為不但不能解決經濟危機，反而會使政治系統自身陷入危機，經濟危機轉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機。哈貝馬斯借用經濟學的“投入”與“產出”模式來分析政治系統危機傾向:“政治系統需要盡可能投入各種不同的大眾忠誠，所產出的則是由權力機構貫徹的行政決定。產出危機表現為合理性危機，即行政系統不能成功地協調和履行從經濟系統那里獲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機則表現為合法性危機，即合法性系統無法在貫徹來自經濟系統的控制命令時把大眾忠誠維持在必要的水平上。”

因此，“合理性危機是一種轉嫁的危機，與經濟危機一樣，合理性危機把為非普遍利益而進行的社會化生產的矛盾表現為控制命令之間的矛盾。”哈貝馬斯闡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機產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計劃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其根源還是在于經濟系統自身的“為非普遍利益而進行的社會化生產”的結構性矛盾，簡單的說，就是國家行政手段無法解決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國家彌補自我封閉的經濟系統的弱點，承擔起協助市場的任務，因此，國家控制手段的邏輯就迫使國家不得不允許越來越多的外部因素進入系統。”

行政行為一旦介入經濟危機，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對經濟系統的訴求馬上轉移到政治系統上。哈貝馬斯還進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機會通過國家機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喪失，意味著國家行政行為無法維系原有的合法性規范。如果說行政合理性危機指的是政府干預經濟行為缺乏理性，行政行為無法滿足經濟系統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機則是指，行政行為在干預經濟危機時所作的各種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壞了原有社會文化領域的規范結構。社會文化系統產生所謂的“動機危機”，無法再提供滿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識形態和規范價值體系，社會主流價值與制度受到質疑，大眾忠誠喪失。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由系統控制到社會規范這一危機的轉換過程。哈貝馬斯從經濟系統的控制原則入手，但其理論落腳點卻是社會文化領域的規范結構。也就是說，哈貝馬斯危機理論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機，而合法化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

合法性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

哈貝馬斯危機理論重點不在于經濟危機，他更無意于探討經濟危機背后的社會結構性矛盾。他認為經濟危機已不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合法性危機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最主要的危機形式，而合法性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在哈貝馬斯這里。社會危機從經濟系統轉換到政治文化系統，由經濟基礎轉移到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領域。哈貝馬斯認為，合法性危機意味著，行政行為在應對經濟危機時，無法確立或維持必要的合法性規范結構，無法從社會文化系統汲取行政行為正當性的資源，無法對行政合理性進行論證。如果國家無法對其行政行為的正當性做出論證，則必然會陷入合法化機之中。合理性危機并不必然導致合法性危機，而合法性危機卻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機，是合理性危機通過社會文化系統的轉換，是系統整合危機向社會整合危機的轉換。“各種危機傾向只有通過社會文化系統才能爆發出來，原因在于一個社會的社會整合依賴于這一系統的產出:直接依賴的是社會文化系統以合法化形式給政治系統提供動機，間接依賴的是社會文化系統向教育和就業系統輸送勞動動機。”

社會文化系統自身的危機表現為動機危機，哈貝馬斯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與家庭職業私人性原則是最重要的動機模式，對政治系統與經濟起著重要的維護作用。正是這兩個模式遭到系統的破壞，形成動機危機，進而影響社會系統整合。也就是說，社會文化系統與社會整合密切相關，對社會整合起著決定性作用。從系統與生活世界的之間關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經濟系統和政治系統，即受到金錢和權力這兩種手段的控制。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正是各種社會系統以不同的機制和原則破壞了生活世界的規范結構，社會文化系統產出失調，規范結構無法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據，造成合法性危機以及系統對“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貝馬斯同時指出，合法性危機必須追溯到對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為政治系統意義儲備變得越來越貧乏。因此，哈貝馬斯認為，“不能隨時用來滿足行政系統需求的僵化的社會文化系統是加劇合法化困境并導致合法化危機的唯一原因……決定合法化危機的必然是一種動機危機，即國家、教育系統和就業系統所需要的動機和社會文化系統所能提供的動機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因此，“合法性危機是一種直接的認同危機(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統整合受到威脅而產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實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計劃的各項任務使失去政治意義的公共領域的結構受到懷疑，從而使確保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質疑。”

在哈貝馬斯合法性理論的范疇中，“認同”或者說“承認”扮演著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危機”是哈貝馬斯政治合法性理論的邏輯起點，“認同”則是其理論的落腳點。現代政治合法性論證的第一要義就是民眾的認同原則，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過民眾對政權的認同和擁護程度表現出來。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僅為我們揭示了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系統的相互關聯，揭示了系統控制與社會規范的內在張力;同時，他對于合法化危機實質的剖析，也為危機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過交往理性的重構，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會規范價值體系，從而消除合法化危機。

哈貝馬斯危機理論對于我國現階段經濟文化建設的重要啟示

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斷從經濟系統轉換到政治文化系統，并且試圖在作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領域探求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實質與解決途徑，實質上是否定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因此也注定了這一理論的烏托邦命運。然而，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僅以社會系統角度為我們揭示了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系統的相互關聯，同時也揭示了系統控制與社會規范的內在張力。特別是哈貝馬斯對于社會危機的根源，合法性危機的實質，以及國家行政行為對經濟文化系統的干預等方面的剖析與闡釋，對于我國現階段經濟體制改革與加強文化建設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與啟示意義。

(1)深化經濟改革，避免產生危機的結構性矛盾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價值規律在市場資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礎性作用。但近些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遠遠落后于經濟的發展，經濟領域矛盾不斷積累。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與行政體制改革相對滯后。“改革滯后的主要表現是，政府支配的資源過多，過分主導資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資不分、政事不分問題未解決，抑制了市場優化資源配置功能的發揮。一句話，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沒有理順。”哈貝馬斯在批判晚期資本主義的時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還繼續存在著經濟危機傾向，這就表明，國家干預資本運作過程的行為和交換過程一樣，也服從于自發的經濟規律。”

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機，簡單地說，就是政府行為未能成功地協調和履行從經濟系統那里獲得的控制命令。我國目前體制改革的關鍵就在于使政府能夠更好地、更理性地為經濟和市場服務，這也是轉型期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任務。在哈貝馬斯看來，經濟系統的危機具有自發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周期性規律。而國家行政行為對經濟危機的干預，使危機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領域和社會文化領域。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面臨著同樣的風險與挑戰，因此，我們必須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實現發展與保持穩定，但不能以發展與穩定為托詞而拒絕深化改革，這樣只會削弱進一步發展的動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穩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轉變與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只有通過深化改革，才能不斷轉變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行為，有效防止政府行為對經濟的過當干預。否則，政府的干預行為不僅不能解決經濟系統自身存在的問題，而且使經濟的問題誘發政治的問題，造成社會民眾對國家政策、政府行為甚至于體制制度的強烈不滿，并進而引發哈貝馬斯所謂的“行政合理性危機”與“政治合法性危機”。

另一方面，經濟系統危機根源于其系統內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結構性矛盾，而當前我國經濟領域的生產要素的結構性矛盾日益明顯，例如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與失業問題，市場投資過熱與購買力低下問題等同時存在。生產要素結構性的矛盾不僅會導致生產的不平衡性與經濟滯脹，同時不可避免地導致分配不公以及貧富差距過大。經濟領域結構性矛盾越積累越嚴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發展才能解決。只有理順各種所有制形式之間以及社會各系統之間關系，不斷調整與完善經濟結構才能實現經濟的良性發展。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既得利益的阻撓與反對，使深層次改革舉步維艱，各種危機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們必須樹立正確的危機意識，解放思想，事實求是，既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不動搖，積極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實現形式，為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提供物質保障;同時又要鼓勵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不斷探索勞動與資本有效的結合方式。一句話，只有在不斷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各種結構性矛盾以及所引發的一系列危機才能得到緩解與避免。

(2)加強文化建設，增強核心價值體系的凝聚力

哈貝馬斯為我們揭示了社會各系統之間的危機轉換過程，并指出合法性危機的實質是認同危機。合法性危機雖然與行政合理性危機同屬于政治危機傾向，但合法性危機并不是系統整合的危機，而是社會整合的危機。社會文化系統遭到破壞，社會規范價值體系遭到質疑，嚴重威脅整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哈貝馬斯批評了晚期資本主義國家行政行為對公共輿論的操縱，“政治系統承擔起規劃意識形態的任務……文化系統特別能抵制行政控制:意義從來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創造出來的。對符號進行商業生產和行政計劃，會消耗掉虛擬的有效性規范力量。獲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對合法化的追求就會不戰自敗。”

認同是意義的來源，但現代文化產業與意識形態不但不能滿足意義生產的需要，而且還會消耗原本就有限的意義資源和價值資源。行政行為對社會文化系統意義生產的介入，不可避免地滲透著一種特殊的政治利益，利益導向取代了共同價值取向，傳統的意義資源和價值認同就會喪失。哈貝馬斯上述之見解固然有失偏頗，也誠然為我國文化建設提供了借鑒。直到近些年來，我們才意識到文化建設所面臨問題的嚴重性———目前整個文化確實導致了認同出現了危機。我國現在面臨著一種“文化失衡”現象:傳統的價值觀念與社會規范，在功利主義、拜金主義的沖擊下，已經無法為社會發展提供必要道德規范與價值支撐，由此而產生的社會焦慮心理直接影響社會價值的認同與政治合法性的認同。這既是多年來只重經濟發展造成的必然結果，同時也與我們過去文化建設過分強調意識形態密切相關。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文化強國，實現文化事業的大發展、大繁榮，同時強調，要加快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構建有利于文化繁榮發展的體制機制。一方面，我們必須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在全黨全社會形成統一指導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強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規范，以此來應對認同危機與合法化危機可能帶來的挑戰;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必須規范政府在文化建設中的作用發揮，在文化建設中，政府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不能越位也不要缺位。

要把文化建設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立與人民群眾現實訴求與精神需要結合起來，要防止自上而下政治說教，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性并形成共識。“作為‘統一指導思想和共同理想信念’的核心價值體系，必須在充分的民主協商、公共討論之后形成，必須是社會各階層在這種討論和協商之后形成的共識，而不是自上而下強加的圣旨。”

篇(4)

但這次則全然不同。各種指標表明亞洲的經濟正在恢復正常，甚至是復興。在西方，盡管從總體上來說，經濟危機已經見底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升，但人們仍然看不到其對世界經濟復蘇的意義。尤其是美國，人們一直在期望美國能夠做領頭羊。危機發生之后，全世界各國都用不同的方式來“拯救”美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考量，因為人們意識到，如果美國的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也會進一步影響本國的經濟。但至少迄今為止，美國并沒有能夠扮演此種角色。

與美國相比較，中國在亞洲的經濟復蘇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中國這次本身并沒有金融危機，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政府在承擔各種國際責任的同時，動用一切盡可能的力量來復蘇自己的經濟。

兼有金融與經濟杠桿

西方國家在拯救經濟危機過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桿，而缺少經濟杠桿。但中國政府卻能同時用金融和經濟兩種杠桿來拯救危機，因為它存在著龐大的國有經濟體。

結果是顯見的。這些舉措不僅帶動了本身的經濟復蘇，而且也帶動了亞洲尤其是東北亞和東南亞的經濟回暖。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和中國經濟體緊密相關的經濟體大都開始出現增長的勢頭。而中國的這種復蘇勢頭又對西方經濟體產生積極作用。如果說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作用僅僅限于亞洲，那么這次中國的作用超越了亞洲而對全球經濟體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例如，人們發現，德國和法國的經濟轉好就和它們對中國貿易的增長有很大的關聯。

中國的經濟表現令西方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不過，事情還并非僅僅是中國的經濟角色問題，從深層次看就是中國的發展模式問題。

提出“中國模式”的概念已經有很多年了，中國政府本身在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沒有公開接受或者反對這個概念。中國模式本身仍處于發展過程之中，并且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諸多問題和挑戰，這種模式最終是否成功，還有待檢驗。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們對中國模式則不這樣看。

曾經宣稱西方民主是“歷史的終結”的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Fukuyama）這些年來一直在修正他的觀點。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復和中國的崛起都表明“歷史的終結”的觀點已經受到很大的挑戰。最近，福山注意到，盡管亞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但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傾向于一個更有效率的中國。

開放的政治制度的發展

中國的發展表明，政治制度的發展是開放的。盡管中國還被外界稱為權威主義的體制，但名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正在發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政治體制。

中國政府現在唯一的意識形態就是民本主義，努力把政府的作為和人民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中國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過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種機制使官員對人民負責。中國政治體制尤其在危機期間表現出高效率，無論是處理四川地震還是應付這次金融危機，相對于其他政治體系，中國體制的優越性就顯現出來了。

中國和其他一些政治體制這些年的發展表明，民主的政體不見得能夠有效服務于公眾，而中國的體制也不見得不能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務，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構架，而是一些具體的制度和政策。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感受和認知的這些變化對中國模式來說的確是個機遇。這里既表現為中國的硬力量，也表現為軟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及其產生的客觀外在影響，這是外界所能親身感受得到的；軟力量，就是人們對中國能夠產生的經濟影響力的主觀認知。（很顯然，這里的軟力量是外界對中國的自覺的認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響力之上的，這和中國有關方面正在大力推動的軟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機遇與挑戰

金融危機考驗了中國的發展模式，而中國在應付這次危機中的表現又提升了中國模式的影響力。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變化的產生又是對中國模式的極大挑戰。挑戰的核心就是中國模式的可持續問題。對可持續性的挑戰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兩個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戰指的是，當中國成為世界經濟核心力量的時候，世界各國的經濟外交政策都會把中國作為其頭等議程來制定對華經濟政策和戰略，從而給中國造成莫大的外部壓力。內部挑戰主要指的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困難。

中國模式是個統稱概念，因為中國在過去的改革開放三十年間，不同階段經濟發展具有不同的模式。早期簡單地把經濟增長主要是GDP的增長作為最為重要的指標。盡管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也導致了無窮的問題，例如收入分配、社會正義和環保壓力等等。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有效的應付，那么中國經濟模式就很難持續。因此，本世紀初以來，中國政府努力尋求發展模式的轉型，可持續性、環保和社會公平成為了新模式的主題詞。

轉型機會的流失

從發展模式的轉型來說，這次金融危機實際上是個很好的機會。從宏觀上來說，中國可以對自身的混合經濟模式充滿信心。金融危機帶來的壓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產業。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政府開始建立內需型消費社會。內需型社會無疑是中國今后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同時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最重要標志，即從世界大工廠轉型成為世界消費者。

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導致這個機會的流失。現在中國的經濟復蘇是政府龐大刺激計劃的產物，是大量投資驅動的。銀行的大量貸款是否會導致大規模的壞賬？中國政府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花了大量的力氣才把壞賬處理好，如果這次大規模的投資再次導致大量壞賬的出現，那么就無疑會出現內生型的金融危機。在刺激內需方面，政府主要還是通過各種金融和經濟的舉措提高居民消費能力，但更為重要的一個消費社會所需要的制度基礎還是缺失，就是說在社會保障、衛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進步并不很大。

篇(5)

【關鍵詞】經濟危機 人力資源管理 勞動關系

和諧勞動關系,是指勞動者和勞動的使用者之間建立相互溝通、全面協調、依法治理、公平正義、和睦相處的勞動關系。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就要求勞動者和用人單位本著互惠互利、互諒互讓的原則,公平、平等的建立勞動關系,并解決在勞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第一次提出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發展和諧的勞動關系。這是當前經濟危機下解決勞動關系問題的重要指導思想,對加速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企業通過創新和提高人力資源管理水平,促進和諧勞動關系的構建,進一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1 經濟危機給企業勞動關系帶來的影響

西方國家勞動關系發展的經驗表明,在社會轉型期過程中,勞動關系的緊張沖突表現的比較突出。18世紀產業革命使得工業化快速發展的同時,帶來的是大量手工業者失業,惡劣的工作條件、原始的剝削方式使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生活狀況急劇惡化,勞資矛盾不斷激化。我國正處于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社會轉型期,經濟體制正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由此引發的各種勞動關系糾紛、勞動爭議案件數量和由勞動關系問題所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大量增多。而在當前,由金融危機所引發的世界范圍的經濟危機使我國企業特別是出口企業的經營陷入困境,勞動關系問題開始爆發,直接挑戰和諧勞動關系的構建與發展。經濟危機給企業勞動關系帶來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1.1 勞動爭議案件數量增加

經濟危機下因企業倒閉或經營困難而采取的裁員、減薪引起員工的恐慌和抗議,引發勞動爭議,導致勞資關系緊張,威脅企業內部和諧,勞動爭議案件不斷攀升。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初步統計,2008年上半年全國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于是裁員、減薪等手段成為企業應對危機最簡單也是最常用的辦法。不僅一些中小型企業如此,一些大型國有企業也采取同樣的措施。企業裁員、減薪的措施引發勞動爭議,導致勞資關系緊張。

1.2 勞動爭議案件類型多樣化

經濟危機下,勞動爭議案件不僅數量越來越多,而且爭議類型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過去的勞動爭議案件主要集中在因用人單位除名、辭退而發生的爭議,現在主要有違法辭退,工資、保險、福利、培訓、勞動保護等的勞動爭議,而其中又以勞動報酬和保險福利案件居多。在勞動報酬的爭議中,有關加班工資的爭議最多,占到60%左右。

1.3 勞動爭議案件處理的缺陷顯露無遺

現階段,伴隨著勞動爭議案件數量的逐年上升,勞動爭議仲裁制度暴露出程序繁瑣、環節多、消耗時間長,勞動監察不力,從事勞動爭議處理的工作人員嚴重短缺和專業化水平不高,仲裁與審判之間缺乏合理的銜接等問題,甚至出現強制仲裁和仲裁前置等嚴重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為勞動爭議案件的處理帶來重重困難。

1.4 與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各項制度和職能密切相關的糾紛越來越凸顯

招聘管理中的公平就業、各種歧視(如年齡歧視、性別歧視、來源地歧視、戶籍歧視等)、勞動合同不規范;薪酬管理中的工資、加班工資、保險福利等、人力資源離職中相關的培訓費、薪酬等之爭。

2 經濟危機下企業勞動關系問題凸顯的原因分析

企業勞動關系存在的許多問題與當前我國社會處在轉型期、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勞動合同法》的頒布和實施過程中法律不健全、法制不完善密切相關。更與我國長期低下的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水平有直接關系。由于經濟快速增長,使得勞動關系的問題一直“潛伏在水下”,但是當經濟危機時,企業經營遇到困難,原本就存在的勞動關系矛盾開始“沖出水面”,凸顯出來,企業的勞動爭議案件日益增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存在的問題所造成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 企業并沒有真正認識到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性

長期以來,我國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對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視是停留在口頭上和口號上。從2003年開始,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網對我國企業的人力資源狀況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在接受調查的企業中,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建設方面,已經制定了與企業發展戰略相結合的人力資源規劃的企業比例僅為12.9%,建立并按照制度執行員工職業生涯發展規劃的企業僅占全部企業的9%,建立并執行員工申訴制度及員工合理化建議制度的企業分別占企業總數的五分之一。考核制度和培訓制度在已建立起相應制度的企業中,有近一半的企業不按照公司的規定執行考核制度及員工培訓制度。曾湘泉做過一個人力資源管理現狀的調查,調查后發現90%的企業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分析、工作評價。

經濟危機發生后,企業的應對方案除了解決技術升級和產品創新上的問題之外,主要解決的是管理的問題,尤其是人力資源管理問題。很多企業特別是企業的管理者已經感受到由于沒有解決好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問題,給企業帶來的巨大影響,迫使他們開始重新審視和思考人力資源管理,真正感受到了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性。

2.2 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實踐更多的是停留在理念上

在我國,無論是理論界還是企業界,人力資源管理理念盛行。曾湘泉曾撰文指出:“中國人的概念之先進可以與美國人相媲美,美國今天登出的東西,一周后絕對在中國的報紙上能看到。多年來概念是滿天飛, 行動是地上爬。”“中國人不缺人力資源管理的理念, 而缺人力資源管理的制度。”所以我們掌握著世界非常先進的理念,但是實踐操作上卻遠遠落后。由于人力資源管理沒有很好的工作分析技術,沒有職位說明書,沒有基礎工具,我國企業的招聘、考核、薪酬、晉升、培訓缺乏依據。正是由于實踐操作上的薄弱,使得企業在危機來臨時手足無措,只能靠裁員來應對,而裁員時不分良莠,不管有用無用,一刀切。這種“沖動式裁員”帶來的是經濟一旦好轉,企業將無才可用。現在經濟開始逐漸回暖,很多企業又出現招人難的現象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所以,當前解決人力資源管理的制度問題,加強人力資源管理的執行力變得尤為重要。

2.3 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法制化進程較慢

勞動爭議案件出現“井噴”,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法制化進程較慢,使得類似案件長期積累是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企業在勞動用工方面存在拖欠工資、超時加班、不簽訂勞動合同等行為,一些用人單位存在“法不責眾”的錯誤認識,沒有在思想上真正重視起來,仍然沿用原來一些不規范的做法。員工的維權意識隨著《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的深入宣傳、實施正在日益增強,對法律規定的了解也日漸深入,廣大員工開始拿起法律的武器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勞動爭議案件日益增多。由此帶來的是企業既要面對內部員工越來越高的維權的呼聲,又受到政府日益嚴格的監管,還要承受社會輿論的壓力,迫使企業不得不依法管理,推動人力資源管理的法制化。

3 抓住機遇,提高人力資源管理水平,促進企業和諧勞動關系的構建。

經濟危機對建設和諧的勞動關系帶來極大的影響,對企業的人力資源戰略管理提出新的挑戰。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該如何應對?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王小廣提出,經濟危機是一次災難,更是一次機遇,經濟調整必然導致資金的重新配置,甚至是國際性的重新配置,其中重要的是人力資源方面的配置。也就是說,經濟危機給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所以,我們應該抓住機遇,創新并提高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水平,為營造和諧的勞動關系奠定基礎。

3.1 重視并創新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將以人為本落到實處

貫徹以人為本,就應該提高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水平,努力改善工作環境,關注員工的切身利益。人力資源管理水平提高了,員工的利益得到保障了,員工的滿意度就提高了,企業的目標也實現了,企業與員工之間的關系和諧了,以人為本的理念也落到實處了。要提高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水平,就要從人力資源管理實踐入手。

一是要結合企業各個崗位的實際,運用適合企業的工作分析技術,編制好企業的職位說明書,為人力資源管理其他模塊的操作提供依據。二是完善工作績效評價體系,將定性考核與定量考核結合起來,建立起有效的晉升、晉級制度與靈活的激勵機制,體現公平與公正原則,使獎勵、晉升有助于改善員工工作態度,提高員工和企業績效。三是建立健全企業的培訓制度,不斷提高員工素質,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四是結合企業的發展戰略和經營目標,制定企業的人力資源規劃。五是開展多樣化的福利措施,持續地改善職工生活質量。

3.2 企業應抓住經濟危機帶來的機遇,為發展做好人才儲備

人力資源是企業的第一資源。經濟危機使得全球范圍內的招聘活動普遍低迷,有很多企業凍結招聘,或大面積裁員。我國的企業也出現了同樣的狀況。但是,我們也看到經濟危機給我國企業吸收高素質人才和緊缺人才帶來了機遇。企業應該從長遠發展的角度,進行人才儲備。因此,經濟危機為創新人力資源管理管理帶來了新機遇。

一是經濟危機給企業選人帶來機遇。在經濟危機時期進行人才儲備對于企業是非常有利的,一是由于很多企業大幅裁員,以及近年來大學畢業生不斷增加,勞動力資源豐富;其次由于失業人員和大學畢業生就業壓力較大,對薪酬、崗位、行業、地區等過去影響就業的主要因素的要求不再挑剔,為企業增大了獲得優秀人才的空間;企業選擇這個時機招聘,會降低企業的招聘成本、用人成本,企業能夠以最低的代價獲取優質人才;現在招聘,能夠體現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有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現在很多企業打破常規,積極網絡人才,為經濟復蘇做好準備。

二是經濟危機是育人的良好時機。經濟危機的到來,使企業在生產經營上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而在困難中培育一支能打硬仗的隊伍,可以說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另外在經濟危機下,很多企業開始采取多樣的培訓方法培養人才,既暫時化解目前企業生產不足、人員過多又不愿裁員的矛盾,又為企業培育了大量的人才。

三是經濟危機為企業用好人才帶來契機。企業如何用人可以說是一門藝術。經濟危機下,企業要給予人才充分的信任,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增強他們對企業的忠誠度,使他們能夠為企業所用,為企業創造最大的價值,幫助企業順利渡過難關。

四是經濟危機下企業更要想方設法留住人才。經濟危機下,既容易留人,又容易“流人”。容易留人是因為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較大,員工更愿意穩定,降低了企業的員工流失率;容易流人是由于很多企業在現在的環境下,認為市場上有的是人,誰走都無所謂,忽視人才在心理上、事業上的需求,忽視人力資源制度特別是薪酬制度和晉升機制的公平性,一旦市場好轉或有其他的機會,這些人才必將流失。因此,越是在內外部環境惡劣的條件下,越是在企業困難時期,越要想辦法留住人才。

所以危機,它是‘危’,也是‘機’。假如企業能看清形勢,抓住機遇,順利度過這段‘低潮期’,到經濟復蘇時,就是‘機’了。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準備的。現在中國經濟已經開始回暖,現在的進出口貿易額已開始攀升,已經做好人才儲備的企業,這時笑到了最后。

3.3 提高人力資源管理者專業素質,改進服務質量

提高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水平,一定要提高人力資源管理者的素質,當務之急就是要提高他們的實施能力。對于成功的人力資源管理來說,制度和方案的制定只是一部分工作,更重要的是如何實施,如何與本企業的實踐結合起來,因此具備較強的實施能力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工作所必需的。人力資源管理者能力的提高,將更有效的推動制度的落實,扮演好企業的戰略伙伴、管理專家、變革的推動者和員工激勵者四種角色,為企業和員工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實現提高企業和諧度的目標。

3.4 充分發揮工會組織的作用,切實維護勞動關系

企業工會是廣大員工的“娘家人”,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能。企業的管理者通過與工會的溝通,能夠幫助企業及時了解職工在想什么、有什么需求,從而有針對性地解決員工的實際問題。同時工會組織對于企業來說,不僅僅是員工利益的代表,也是企業與員工之間實現良好溝通的橋梁和平臺。企業可以通過工會組織,了解員工的需求和困難,了解企業的問題,傳達企業的戰略,讓員工理解企業的困難,實現企業與員工的有效溝通。因此企業應積極推動建立健全工會制度,充分發揮工會的組織作用,構建企業和諧勞動關系。

3.5 切實推進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法制化進程,規范企業用工,減少和避免勞動爭議

一是企業要規范勞動合同管理。勞動合同是建立穩定協調勞動關系的基礎,也是處理勞動爭議的主要依據。推進人力資源管理的法制化,就是要求企業按照國家法律的有關規定,與員工簽訂合法有效的規范的勞動合同。企業應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要求,在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協商一致、誠實信用的原則下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這樣既使員工的合法權益有了保障,減少和避免勞動爭議,又能夠使企業廣納賢才,增強自身的競爭力。二是要依法辦事。勞動合同中明確規定了勞動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職業危害防護等方面的內容。所以,企業在實際操作中,要嚴格按照勞動合同管理員工,合理合法的使用員工,避免違法侵權事件的發生,影響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降低企業由于違法侵權而產生的成本。三是要加強員工法律的培訓,尤其是《勞動合同法》的學習。幫助員工了解法律,提高法律意識,合理使用法律,什么情況下才能去維權,學會維權。

總之,經濟危機下使企業的各種勞動關系問題開始凸顯與爆發,影響了和諧勞動關系的構建,但同時經濟危機也給企業破解勞動關系問題的難題提供了新契機,企業應充分抓住機遇,通過創新和提高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水平,發展和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化解各種勞動關系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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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經濟危機之后，經濟學界有三個人遭嘲笑最多，盧卡斯、伯南克和弗里德曼。

2003年，芝加哥大學教授、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在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做主席發言時提出，凱恩斯創立的宏觀經濟學是“大蕭條”催生出來的一門學科，他認為這個學科已經成為過去，“預防蕭條的核心問題實際上已經解決了。”

當然，盧卡斯并不是聲稱商業周期一去不復返，而是他認為商業周期已經基本被馴服。

究竟如何才能馴服經濟周期，或是如何才能挽救經濟危機？美國的“大蕭條”學者們一致認為，大蕭條的出現是因為美聯儲的緊縮所致，因此都主張“撒錢”。

世界上第一個提出直升機撒錢概念的是米爾頓·弗里德曼，而不是伯南克主席。但伯南克自2002年得到的“印鈔機本”、“直升機本”的綽號也絕非浪得虛名，這主要是因為他具體提出了如何撒錢的方法，也就是將利率政策在一個較長的時間維持于零，大規模擴展美聯儲購買的資產種類，這就是著名的“量化寬松（QE）”政策。

因為直升機撒錢只能是比喻，不可能真正實施，“量化寬松”就是弗里德曼“撒錢”思想的實際操作版本。

比以上兩位更有意思的是盧卡斯。

金融危機后，英國女王曾經提出這樣的質疑，為什么經濟學家沒能夠預測到危機的發生？盧卡斯也給出了一個答案：經濟學業已證明，此類事件是不可預測的。

因為，假如此類事件可以預測的話，那么人們就會據此做出反應，從而避免它的發生——于是，這個預測就成為錯誤的了。但這樣的話聽起來更像是一個學者給出的回復。

現實是人們的預感并非阻止了危機，而是加速了危機的來臨。其實預言或是警示經濟危機的人并不少，有戰略學者，有投資人，但沒有一個是美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因為這些人一直緊緊地把持著美國的財經輿論和經濟政策，早就自滿地認為“已經馴服了經濟周期”。

直升機撒錢的“量化寬松”政策最先就是在日本實施的，但是失敗了，當時也是伯南克幫忙出的主意。但既然在日本失敗了，那為什么在美國還實施呢？因為他們也只懂，或是只信這一個方法——希望自己操作一把，也許能出現奇跡，但奇跡沒出現，出現的更多是“奇怪”——全世界都在用詫異的眼神看著他們表演。量化寬松已經搞了4輪，基本失敗，難道還要搞“QE5”或是“QE6”嗎？

貨幣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貨幣是指印刷機印出來的貨幣，而廣義貨幣則指貸款變存款派生出來的貨幣。狹義貨幣的多少取決于印鈔機，而廣義貨幣的多少則取決于企業家的信心和企業工廠里的機器。

目前，美國有8，0 0 0億美元的基礎貨幣，但是僅僅這8，000億的基礎貨幣就派生出了將近10萬億美元的廣義貨幣，而印鈔能力再強能印多少？如果印幾萬億，那比美國有史以來印出的貨幣還要多，而且印刷貨幣就管用嗎？

企業家如果不貸款，那這些貨幣就只能在金融市場轉悠或是躺在銀行，對經濟毫無用處，如果要派生廣義貨幣，企業家的信心比印刷機強得多，用印刷機來提升廣義貨幣，不能說達不到，但從原理上是不靠譜的。

美國大蕭條時通貨緊縮的現象是存在的，但原因是什么，是美聯儲嗎？大蕭條時，到處生產過剩，企業破產，企業家不貸款，廣義貨幣量怎么能上去？

弗里德曼根據自己的統計數據，得出了大蕭條是因為貨幣太少，但他根本不知道貨幣是怎么運行的，因此出的主意自然也是錯誤的。

篇(7)

【關鍵詞】金融危機；公允價值計量；關系；會計準則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危機的原因成為眾說紛紜的熱點問題。多數觀點認為，是美國過渡信任和依賴自由競爭法則、金融監管不力、金融創新過度和消費者的過度債務化等原因導致了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也有一些人認為，此次金融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是會計準則對金融工具采用了公允價值計量，認為公允價值計量是金融危機的元兇。那么，是否是公允價值計量導致了金融危機？面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公允價值計量將何去何從？本文試從金融危機爆發原因，公允價值的概念以及兩者的關系入手，對以上問題進行一些探索性的思考。

一、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

我們認為，目前的金融危機與歷史上所有的經濟危機一樣，有著其固有的根源。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基本矛盾的論斷并沒有過時，它仍然是我們判斷金融危機發生根源的理論利器。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首先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能力的巨大增長和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即生產和市場的矛盾；其次表現為個別企業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資本積累使社會的產能迅速提高，而工人受剝削程度的加重使得他們的購買力越來越低。這樣，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就必然會發生。

美國次貸危機從根源上說，其實就是源于資本的瘋狂逐利本性所導致的生產能力飛速增長（追求剩余價值）與勞動人民的支付能力不足（次級貸款者的存在）之間的矛盾，以及單個公司的有組織化的快速發展和創新（房地產公司和金融公司的發展和創新）與整個市場的缺乏監管或監管不力之間的矛盾。有人把金融危機的發生歸咎于人性的貪婪和非理性。其實當人們埋怨金融公司和房地產公司的瘋狂和貪婪，埋怨次級房貸者的非理性超前消費的時候，更應當看到這些所謂“人性的貪婪和非理性”其實又都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正常反應，正是這樣的制度才形成了這樣的人性，危機的根源在制度而不在人性。

二、公允價值的含義和特征

（一）公允價值的含義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對公允價值所下的定義是：“公允價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當事人自愿據以進行資產交換或負債結算的金額。”我國財政部對公允價值所下的定義是：“在公允價值計量下，資產和負債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者債務清償的金額計量。”

（二）公允價值的特征

1.公允價值的非主導性。我國新會計基本準則中明確規定：“企業在對會計要素進行計量時，一般應采用歷史成本。”這實質上是在強調歷史成本計量屬性在我國會計計量中的主導地位。這也說明，公允價值在具體準則中體現為非主導性。正是由于這種非主導的地位，給公允價值的利用制造了一定的困難。

2.公允價值的應用有嚴格的條件和要求。在對公允價值的應用方面，我國新會計準則設定了較為苛刻的限制條件。例如，《企業會計準則第12號――債務重組》中，明確規定了公允價值的運用前提是公允價值應當能夠“可靠的計量”。我國之所以要謹慎地運用公允價值，是因為我國的市場經濟環境與國際上較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非市場化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難以通過市場取得有關公允價值的完備信息。在目前情況下，如果無視公允價值的運用條件，必然會使公允價值失去其“公允”的意義，最終導致會計信息的失真。

三、金融危機與公允價值計量的關系

縱觀歷次經濟危機，分析其原因時，多少會有會計的因素，只不過不同的學者認為會計承擔經濟危機的責任權重不同。1929至1933年的經濟危機中，人們認為不規范的會計實務是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人們認為會計信息披露混亂導致決策失誤和信貸關系紊亂是觸發經濟危機的重要因素。2008年金融危機中，公允價值計量準則成了受攻擊對象，甚至被認為是導致危機的主因。

那么，公允價值計量究竟是不是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呢？我們知道，本輪金融危機是從美國次貸危機開始的。美國樓市泡沫破滅引起次級按揭貸款違約率上升，導致相關衍生品擔保債務憑證價格崩潰。而根據公允價值計量原則，市場價格迅速下降的資產價格要反映在財務報表中，這就使金融機構資產規模開始顯著縮水，不斷下跌的資產價格使得公司為保證一定的資本充足率和降低負債比率，需要甩賣各種可交易資產回收現金并償還債務，但資產出售行為又進一步引起了相關資產價格下跌，于是連鎖反應出現了：資產減記導致虧損和信用評級降低、虧損導致股價下跌、拋售資產從而進一步壓低資產市價。而金融機構也開始縮小貸款規模，這必然影響實體經濟的正常運行，使金融危機快速擴大和加深。這一連鎖反應的發生，與公允價值計量準則下的會計報表所提供的信息顯然是分不開的。如果說次貸是一個極富傳染力的病毒，那么公允價值計量則為病毒傳播提供了快捷的渠道。

四、金融危機后對會計準則制定的反思

1.需要客觀看待會計準則在金融危機中的作用。不可否認的是，會計準則會對政府、投資人和債權人的決策產生影響，這些決策行為反過來又會影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完全無偏的準則是不實際的，會計準則的改變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經濟危機。適時地調整準則可以在危機中提振市場信心，有助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

2.需要在危機中發現會計準則的缺陷。準則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危機使人們重新認識會計準則的局限性。公允價值計量只是通過財務報表提供公司各項資產要素的公允價值信息，而不是提供整個公司的公允價值信息，這意味著公允價值計量反映的公司價值也是相對的。相比其他計量屬性來說，公允價值仍然是目前更優選擇，但金融危機的爆發對它也是一場考驗，說明它在運用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修改，使之更完善。

3.需要構建更嚴密的會計概念框架。首先，要加強理論研究，制定公允價值計量準則。只有理論界先弄清楚了，實務界才有可能跟上。當前我國理論界對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至今尚未形成一個完整的理念體系。其次，完善公允價值計量應用的市場條件。在公允價值應用的三個級次中，應鼓勵優先采用活躍市場中資產或負債的報價。雖然公允價值并不就等于市場價格，但市場價格畢竟是最為客觀的，可靠程度最高。所以當前應努力培育各級市場，從而使交易雙方能夠獲得相對公允的市價信息，為公允價值的應用創造良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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