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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社會的好處精品(七篇)

時間:2023-10-11 10:15:49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老齡化社會的好處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老齡化社會的好處

篇(1)

這些優勢歸納來看,包括如下幾條:首先,中國有了20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和制度創新的氛圍,市場機制的作用也大大加強,這為我們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另外,在人口老齡化的同時,中國人的平均健康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現在60歲左右老年人的健康水平甚至比25年前50歲出頭的中年人的健康水平還高,所以說.老齡化問題本身光用年齡宋度量是把問題給夸大了。

那么,如何用制度創新和市場機制來戰略性地解決老齡化問題呢?

首先,恐怕政府要做的是減少對老年人養老保險義務的承諾。從世界各國來看,對老年人未來養老保險義務的過多承諾都產生了政治上的巨大問題,給今后政府的公信度和財政壓力都帶來很多的負擔。比如美國財政的最大支出項(18%以上)就是社會保障。少承諾養老保險義務的另一個直接好處是增加了現在工作的年輕人和中年人的儲蓄,儲蓄的增加一般來說對于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增長是有好處的。當然,過高的儲蓄也有問題。總之,少承諾是政府至少應該做到的制度創新的第一步,也是最起碼的一步。

第二類制度創新,是建立靈活的退休機制。由于中國公民的健康水平普遍提高,人均壽命在延長,人的勞動能力和勞動年限都在不斷增強和延長。今天70歲老人的工作能力甚至比30年前55歲中年人的工作能力還要強。在這種情況下,應該適當地提高退休年齡.減輕全社會養老的壓力,同時也可以擴大勞動力的供給。推遲退休機制,還可以增加社會的平均幸福水平,因為在很多情況下,工作不僅是創造收入的方式,也是一個人健康快樂生活的組成部分。當然,這并不是說一刀切地提高退休年齡,重點在于建立一個靈活的退休機制,讓那些有工作能力的退休者選擇晚退休或者不退休。現在的西方社會,很多機構并沒有強行退休機制。比如在美國的很多大學,原則上講,很多教授可以永遠工作下去,但實際上,當他們體力和創造力下降,感到工作不再游刃有余時,就會自主選擇退休。

制度創新的另外一個方面,是改變機構的某些組織形式。盡管中國進行了不少改革,包括1980年代初的干部體制改革,但由于傳統文化的影響,在各個機構中,國人還是習慣是由比較年老和有經驗的成員來領導相對年輕的成員。這當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年長者的創造力一般來說會不如年輕成員,思想會比較保守,從能力來講可能不適合繼續留在領導崗位上。所以,我們需要強化一種新型的組織文化,讓年老的人很樂意被年輕人領導。

篇(2)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養老方式;老有所為

中圖分類號:C913.6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32-0199-02

隨著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老年人身體素質提高,平均壽命延長,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趨勢。截至2008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人達到1.6億人,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2%;65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1.1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8.3%;80歲以上高齡老人已達到1 805萬人。國際的通行標準認為,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占總人口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總人口比例中達7%以上的地區,即可稱為“老齡化社會”。顯而易見,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曾經的“老齡化”是一個沉重的話題,而世界衛生組織提出采用“積極的老齡化”的觀點,把這個“老齡化”過程描述為:通過優化健康、參與和保障的機會來提高生活質量。聯合國第二屆世界老齡大會在2002年確定實現“不分年齡人人共享的社會”,包括老年人積極參與可惠及所有公民的發展;隨著人們變老,促進健康和福祉;促進有利環境支持健康的“老齡化”。如何對待老年群體,如何利用老年資源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認為,“老有所為”回答了“積極的老齡化”問題。

一、“老有所為”的理論回顧

活動理論:由美國芝加哥學派提出的活動理論與社會撤離理論①基本觀點相反,他們認為,活動水平高的老年人比活動水平低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到生活滿意和更能適應社會,主張老年人應該盡可能長久地保持中年人的生活方式以否定老年的存在,用新的角色取代因喪偶或退休而失去的角色,從而把自身與社會的距離縮小到最低限度。美國社會學家厄爾德曼?帕爾莫在1955―1967年間,對美國127名平均年齡78歲的老年人作過一次跟蹤調查,調查發現,大部分老年人的經濟活動并不因為年事已高而減少,其社會活動程度也無顯著減少,并且老年人在某些領域活動的減少會在另外一些領域得以彌補。調查認為,參加活動的老人,生活滿意程度都很高,相反,那些減少活動的老年人,生活滿意程度都較低。該理論的觀點為大多數老年社會工作者所肯定。在老年社會工作者看來,社會不僅在態度上應鼓勵老年人積極參與力所能及的一切社會活動,而且應努力為老年人參與社會提供條件。

二、“老有所為”的必要性

(一)人口老齡化增加社會負擔

一方面,人口老齡化使得人口結構中老年人的比重大大上升,導致老年人在衣、食、住、行等消費越來越大,對于如今的“4-2-1”的家庭來說,他們的撫養費很可能使得子女組建的年輕家庭無力承受。據2005年3月國家民政部公布的數字,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達到1.34億人,超過總人口的10%,其中65歲以上人口為1.1億人,占總人口的8.5%,意味著勞動力的撫養負擔愈加嚴重。老齡人口撫養比②則相對更為直接度量了勞動力的養老負擔。另一方面,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健全,我國在1997年確立了統賬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是由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兩部分組成,社會統籌由單位負擔繳費,目前為單位職工工資總額的20%,個人賬戶由職工個人繳費,繳費比例為個人工資的8%。而那些在養老保險制度確立前的職工,向他們支付的養老金由后來繳費者負擔,這就產生了“歷史債”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一項研究表明,在新舊養老制度的轉軌過程中,產生了約8萬億元人民幣的養老金債務總額。這部分養老保險金產生了巨大的債務缺口,而且企業將把各種社會福利保障的包袱推向社會,這就給原本經濟發展水平有限、各項社會福利政策尚未健全的“未富先老”的國家增加越來越大的壓力。這些都能導致社會積累減少,經濟發展受到制約,社會進步放慢,最終阻礙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形成一種發展的“負效應”。

(二)老年人才的時效性

老年期可分為三個年齡段:低齡段(60-69歲)、中齡段(70-79歲)和高齡段(80歲以上)。低齡老年人一般身體健康,不論體力還是智力都是比較活躍的,人數占老年人口比例最大,有再參與社會活動的資本和條件,低齡段是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最佳時期;中齡段的老人大多以追求健康的身體為目標,但在以智力為主的高科技、教育、醫療工作中,老專家、老教授、老醫師等高級人才由于其基礎扎實,累積資料豐富,仍可以繼續致力于鉆研技術,撰寫論文、專著,從事講學、翻譯咨詢、指導手術等工作,中齡段是老年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時期。然而人類生命有限,低中齡段的老人雖說身體仍然健康,但就其生命的整個過程而言,他們終究已處于黃昏時分,這就決定了這部分人力資源若不被及時開發利用,其有效性將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降低,甚至完全喪失。對于處于高齡期的老年人,他們多是歷史的見證,所擁有的豐富的經歷、資料是歷史研究的重要財富;所擁有的多年實踐經驗、研究成果更是維系社會事業連續性的不可代替的部分,因而高齡期是老年人力資源的搶救時期。

(三)老年人自身發展的需要

大多數老年人健康狀況尚好,具有再參與社會活動的能力,他們擁有潛在“資源價值”和“知識存量”,是整個人力資源系統中極重要的一部分。一方面,一些身體健康的老年人為保障自己的生活,減輕家庭負擔,增加經濟收入,一旦有再就業機會,就積極謀求就業;另一方面,根據需求層次理論,老有所為處于需求的“尊重和自我實現”的層次,老年人無論是退休老人還是一般的老人,都有被尊重和實現自我價值的需要。對于離退休老人來說,這種需要更為強烈,他們從熟悉的工作退出后,往往產生無用感、孤獨感、壓抑感等“離退休綜合癥”。“老有所為”可以給他們一個繼續展現自身能力的平臺,解決因年老帶來的心理問題,滿足他們心理上參與社會的需求,實現繼續社會化。

三、“老有所為”的制約因素

(一)國家的退休政策構成了我國老年人力資源供給的限制

我國法定退休年齡為男60歲,女55歲,這種“一刀切”的退休方式直接壓縮了老年人力資源供給的空間。而現實狀況是老年人的社會閱歷深厚,并有熟練定額勞動技能和豐富的工作經驗,特別是那些低齡老年人,體力和智力都還處于良好狀態,完全將這部分老年人排除在人力資源系統之外,是對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重新啟用這些老年人,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余熱,為我國經濟發展作貢獻是明智之舉。

(二)社會價值觀念的約束

社會普遍認為老了退休,萬事皆休。居家養老使得很多老年人放棄了再就業的想法,安于安逸的晚年。一方面,老年人選擇參加一些老年人俱樂部、外出旅游等娛樂方式,他們靠充足的退休金和贍養費生活得比較愜意;另一方面,老年人再就業會使得熟悉的人,例如鄰居、單位同事認為子孫未盡到贍養的義務才使得老年人外出工作。這些傳統的觀念嚴重制約了老年人的再就業。

(三)老年人就業與青年人就業沖突

很多人認為,我國人口基數大,就業形勢一直很嚴峻,老年人就業是在搶年輕人飯碗。其實這是一個誤區,老年人再就業的工作選擇與年輕人的工作選擇是在不同一個的范疇內。在我國,雖然勞動力供給呈現過剩的局面,但是在某些特殊領域,例如科技、教育、文化、醫療等工作崗位,仍然需要有經驗、有專長的資深工作者。老年人的經驗財富是其他條件不可替代的,社會對于有專業知識和技能的老年人仍然是有需求的。

四、“老有所為”的建議

(一)創造有利于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政策環境

隨著人均預期壽命延長,科技進步,復雜勞動所占比重增大,在退休制度、工作制度上應進行適當的調整,一刀切的退休制度并不能滿足社會的長久發展,提高勞動年齡上限,延長勞動的有效歲月,晚進晚退的退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更能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壓力;同時需要制定與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1996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權益保障法》,鼓勵老年人在自愿和量力的情況下參與社會發展,為老年人參與社會,實現老有所為提供了法律依據。就老年人具體、專門的法律法規方面還是欠缺的,所以按目前來說,應加快制定針對老年人專門性的、可操作化的法律,針對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基本原則、基本政策、基本途徑等做出具體規定,保護老年人力資源在開發過程中的正當權益。

(二)營造鼓勵、支持老年人參與社會發展的良好氛圍

通過宣傳教育,更新社會觀念,摒棄“老無所用”的觀念,打破原有的“包袱”論,鼓勵老年人再就業,通過大眾宣傳,樹立老年人再就業的典型;同時,社會還應為老年人創造機會,比如建立老年人職業介紹所,構建老年人信息資料數據庫,使得老年人才市場為廣大的老年人力資源牽線搭橋,形成老年人才的雙向選擇建立平臺等。

(三)作為老年人自身,應樹立積極的再就業觀

體力和智力都處于良好狀態的老年應借個人專長和技術優勢,弘揚高度的工作責任感和奉獻精神,積極投入到為社會、為家庭再做點貢獻,轉變依靠“家庭養老”或“社會養老”的觀念,實現一定程度上的老人自養。這對于老年人擺脫“離退休綜合癥”是有好處的。

“老有所為”是一種積極的養老方式,充分發揮老年人力資源與非老年人力資源的互補效應是我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將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放在戰略地位,有利于我國社會長遠發展。

參考文獻:

[1] 杜鵬.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2] 蔡.勞動力短缺:我們是否應該未雨綢繆[J].人口學與計劃生育,2006,(2).

[3] 章惠君.老有所為的基本理論實踐[J].伊犁師范學院學報,1998,(1).

[4] 孫中華,等.完善我國城市老有所為實現途徑的研究[J].勞動保障世界,2010,(5).

篇(3)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民間養老服務機構;養老保障

人口老齡化是當前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一。目前,全世界60歲以上老年人口總數已達6億,有60多個國家的老年人口達到或超過人口總數的10%,進入了人口老齡化社會行列。根據《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百年預測》,2010年老年人口將達1.74億,占總人口的12.8%;2020年進一步增至2.48億,占17.2%,呈加速增長之勢。并且80歲及以上高齡人口已達1619萬,到2020年將進一步增至3067萬。隨著經濟社會結構的不斷變遷,我國家庭的類型、規模、結構等都發生了變化,“4—2—1”的家庭結構難以擔當居家養老的重任。

作為補充力量的老年機構服務體系,為滿足老年人的福利需求和為年輕人解決照顧老人的后顧之憂方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社會福利社會化背景下民辦養老機構的發展,既彌補了國家和集體照顧的不足,也為社會上的熱心人士搭建了一個回饋社會的平臺,進一步造福老年人。然而由于相關法律法規的缺失和政府扶持政策的不到位,民辦養老機構的發展并非都是一帆風順,多數民辦養老機構處境艱難。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對社會、經濟、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老年人不僅要求解決代養問題、醫療問題,同時還要求解決護理照料問題,對社會提出的特殊服務要求更加迫切。

一、民間養老服務機構現狀及問題

(一)現狀

據民政部統計:截止2005年底,全國城鄉共有養老院、社會福利院、老年人樂園、養老公寓和老年護理院等養老服務機構39546所,床位數達到了149.7萬張,其中農村的僅在農村的鄉鎮敬老院就有29681所,總床位89.5萬張[1]。但我國的家庭結構轉型也很快,核心家庭在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節奏的同時,也對傳統的養老方式提出了挑戰,“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在今天已不適用,社會養老已成為必然,并且,國家有關部門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全國約有1400多萬老年人有進入老年福利機構養老的意愿。所以,養老服務機構及其所能提供的床位遠遠不夠。

另外,傳統觀念認為,養老院、敬老院等養老服務機構多是為那些無子女的孤寡老人或者子女不在時的空巢老人而設的。但是事實顯示,我國這類老年人的收養比例也很低,甚至很多孤獨老人,都因無人照看而導致死亡。國家民政部的統計數據顯示,老年人社會性收養覆蓋率只有78%,農村五保戶由集體供養的占64%,敬老院供養的有13.6%,還有114萬人即五分之一的五保戶得不到供養,城鎮的孤寡殘幼約150萬人,他們大部分靠低保救助,僅有13%左右由福利機構供養[2]。

這些現實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矛盾,一方面,養老服務機構的利用率不高,遠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住院老人達到5%—7%的社會供養比例,同時機構總量卻沒能滿足社會需要。

(二)問題

造成以上矛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機構自身問題。第一,養老服務機構本身屬于微利行業,投資大、回報周期長造成很少有企業和個人愿意投資,而且在我國民辦養老服務機構屬于新興事物,尚未形成統一的行業標準;第二,機構擁有者對社會福利、福利市場的認識水平參差不齊,國內有部分機構是由下崗失業人員興辦的,這與國外通常由社會熱心人士承擔民間慈善事業情況不同,動機和發展方向上的差別容易將舉辦人的社會公益精神置于危險境地;第三,滿足老年人不同需求和偏好的靈活服務形式供給缺乏,尤以就近方便的、以居家養老為依托的社區養老服務嚴重匱乏,作為養老服務機構支柱的專業工作人員太少,截止2005年底,全國取得養老護理員資格的專業工作人員不足2萬人,相比較1400萬需要照料的老年人來說,這個數字相去甚遠,并且志愿者隨意性大,且絕大部分缺乏護理老年人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志愿者在這些服務機構一般打掃衛生或者跟健康的老人聊天、娛樂,真正日常生活難以自理,需要幫助的老人需要的還是專業的工作人員。

2、社會觀念原因。傳統的養老觀念仍舊為多數人信守,很多老人無法接受進養老院、敬老院等養老服務機構養老。隨著“4—2—1” 家庭結構的到來,養老功能慢慢外移,社會養老已成為一種趨勢,傳統的養老方式和養老觀念也應當同步向社會養老轉變,但是,現在中國很多老人甚至年輕人觀念上還沒有轉變過來,不能接受進養老機構養老的行為。尤其是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生活水平較低的老人,仍舊持有“養兒防老”的想法。他們認為進養老機構養老的老人是那些無兒無女的孤寡老人,自己有兒有女的,自然應該有子女們負責自己的晚年生活。很多年輕人,尤其是在農村,認為將自己的父母送進養老院是不孝順的表現,這種行為在外人眼里可能與虐待老人的性質無異。還有一些老人,不相信養老機構里的服務質量,即使花了錢,也認為無親無故的人不可能盡心盡力地照顧自己,因此,即便是子女不在身邊的空巢老人,多數還是選擇了自己獨自待在家里,堅決不去社會上的養老服務機構。

3、相關法規政策支持度不足和政府培育不到位。1999年12月民政部頒布和施行的《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暫行辦法》第19至21條指出民辦養老機構的所有權與經營權應當是分離的。2004年由財政部通過并且于2005年施行的《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規定,民間非營利組織的資源提供者不享有該組織的所有權。這些法律不僅限制了舉辦者對民間養老服務機構的所有權,而且對這些機構的責任和義務都作出了明確規定,卻很少論及其應有的權利;即是說舉辦者既不能從組織運行活動中受益,也不能在組織解體時分得財產,一旦民辦非企業單位出現了某些問題,這些舉辦者往往還要承擔無限連帶民事責任。現在我國政府扶持、稅收優惠、社會捐助等外部因素對民辦養老機構所起的作用還相當有限,個人出資、自我經營仍然是民間養老服務機構資金的主要來源。這樣一來,私人力量推動下的民間養老機構的舉辦者為了逐利,有時營利性目的會不符合社會公益的精神,從而民間養老服務機構很多時候會徘徊在營利與公益的性質之間。政府幾乎不給予直接資助,間接資助剛剛進入起步階段,除免稅之外的優惠政策難以落實到位。養老服務機構在實際用途上類似于一個大家庭,住院老人及機構工作人員的生活需要很多社會資源,早在2000年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第19號文件就明確規定了社會福利機構的水電和通信費要給予優惠,但有關部門在具體執行過程中經常借口認識上的差異和工作中的互相推諉,導致政策沒有落到實處,這筆開支雖然絕對數額并不大,但相對于整個機構運行的費用也不可小視。

二、發揮民間養老服務機構養老保障功能的意義

隨著社會和家庭結構轉型的加快,龐大的老年人群體施加給社會的壓力已經超出了家庭養老的可承受范圍,因此,機構養老也逐漸成為一種新的社會潮流。促進老年群體與其它群體和諧相處,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加快發展老年養老服務業,建設一個完備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養老保障體制的同時,還可拉動經濟全面增長,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人們的整體生活水平,促進社會和諧。鑒于養老機構在分擔年輕人壓力和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從民辦養老服務機構的人力資源管理、政府政策支持、社會力量幫助等方面研究制約其發展的瓶頸,最終點落腳于提高住院老人的福利服務水平,提出一些有針對性的建議,意義明顯。(一)可以有效地為民辦養老機構的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使之能夠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有利于提高住院老人享受的福利水平,保證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促進社會穩定發展。

(二)可以為政府相關部門制定政策法規提供參考建議。

三、發揮民間養老服務機構養老保障功能的對策

隨著家庭養老功能逐步轉向社會后,人們對社會上各種層次的養老服務機構質和量的需求都會迅速增加。但現實是,無論是在人們的心理上,還是社會設施的設置和社會資本、社會網絡的構件上都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目前,社區養老服務體系較為薄弱,現有的養老服務機構和設施遠遠不能滿足社會上大規模的養老保障需要。

針對以上的困難,為了促進民間養老服務機構的發展,發揮它們的養老保障作用,我們應積極采取以下的應對措施:

(一)大力培養職業工作者,穩固志愿者隊伍。發展老年服務業應該首先吸納更多的專業人士走進來。目前,社會工作師職業資格考試已經施行3年,方便了高效專業社會工作者和高等院校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到福利服務機構工作,國家還通過多種形式為養老機構工作人員提高職業培訓。我國志愿者隊伍龐大,但考慮其隨意性大,可以通過與高校相關專業建立合作關系,教學實習的方式提高志愿者的服務技能,對長期為老年人提供服務的志愿者設置一些榮譽激勵。

(二)政府積極制定民間養老機構的激勵優惠政策并落到實處。作為社會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務的提供主體,政府應該責無旁貸地擔當起社會化養老的主要責任,通過一些列的優惠政策,如土地劃撥、資金支持、配套指標建設等,鼓勵企業、組織和個人投資養老機構,鼓勵民間養老機構的發展。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合理制定民辦養老機構資金補助政策。根據地區實際情況,按機構住院老人數量,對養老機構設施建設、實際收住老人的運營成本給予這些機構定量的資助。

(三)轉變社會養老觀念。發揮媒體以及一些文化程度較高水平人士的作用,向尚未轉變養老觀念的人介紹民間養老服務機構在提供養老保障功能方面的作用。國家和政府利用自身渠道,普及養老機構養老保障功能的優勢,打消人們對進養老院的猜忌和有色眼光。養老機構作為養老服務的提供者,應該以身作則,用優良的服務向老年人及年輕人展示進養老院也可以安享晚年,并且借助機構內老年人聚居的優勢,宣傳老年同齡人在一起生活的好處。

(四)政府對民間養老機構合理定位。民間養老服務機構在社會作用上是公益服務的提供單位,但在資源投入上卻是私人投資,在社會福利社會化背景下,民間養老機構也在經歷著市場化運作,也就同企業一樣面臨著市場風險,為此,政府應該對機構舉辦者設置一些優惠政策,對養老機構的正社會外部效應做出相應的補償。

參考文獻:

[1]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老齡事業的發展白皮書[Z].2006.

[2]朱慶芳.我國老齡化社會的特點、問題和對策[EB/OL].中國社會學網,2007,(10).

篇(4)

BQ:作為優秀的企業家,你怎么會轉而研究中國的人口問題?

L:我是研究企業競爭力、國家競爭力創新、創業的,研究哪些因素使一個國家更加有創新、創業的能力。我無意中發現未來的中國的人口有很大的結構性問題,人口的劇烈變化會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當中(發生),如果不抑制年輕人口迅速減少的勢頭,會對將來的經濟的活力、創新力產生很大的影響。

平均壽命提高得越快,人口總量就減少得越少,老齡化就更嚴重了。雖然說人口壽命延長了,但是人的精力最旺盛、創造力最頑強、各方面體力最強的時候,還是在20歲、30歲的樣子。以前經濟學界說20歲到60歲的工作人口到底有多少,現在我的觀點是,從創新活力來說,你真正要關心的,是20-40歲的這一群人,從結構上來說很重要的。

BQ:為什么年輕人口下降,創新能力就會極速地下降?這個創新的能力又意味著什么呢?

L:很多新的技術模式是新的企業做出來的,像我們公司就10年的歷史,中國一些發展得最快的企業都是30來歲的年輕創業者。如果30歲的人少了,50歲的人多了, 30歲的人相對邊緣化,他們的聲音會更加微弱,他們的創造力會更加被壓制。

日本是第一個真正進入比較嚴重老齡化社會的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比中國早20-30年。比較熟悉日本的人就知道,實際上這一代是遠遠不如上一代的,年輕人缺乏上進心,這是因為他們競爭的機會不多了,年紀大的人把位置占住了。從學生的質量上也看得出來,日本這兩年,你去看美國那些最好學校的招生情況,幾乎就看不到日本人。日本這幾年沒有很好的、新的企業冒出來,在高科技領域競爭不利,跟這個是很有關系的。

還有就是,年輕人少了之后,生活態度發生了變化,這跟獨生子女可能也有關系,這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高學歷、高智商的女性也不愿意嫁給沒有上進心、本身又被父母寵壞的男孩子,這樣結婚率也低,就更加劇了出生率低的問題,這就變成一個陷阱,低出生率的陷阱。這樣整個社會的活力就成為很大的問題。

BQ:青年人口的減少會影響創新能力,但是創新能力僅僅跟青年人口的數量有關嗎?是否還有其他的因素?

L:當然有其他的因素。我說的競爭力有太多的因素,例如中國的教育,如何才能做到中國創造。但是人口結構是最好改變的,最應當改變的。

創新,這是一個很玄乎的問題。創造力是指,你有很多種比較雜的學科知識面,知識面很廣,怎么樣突然地用一種新的方式把它組織起來,學比較復雜的東西、比較新的東西,誰第一時間學到這些知識,第一時間把這些東西組織在一起。

人才的質量可以從教育改革、普及教育來改進,數量是最難以改變的東西

BQ:相比其他國家,中國的創新能力是一個什么樣的現狀呢?

L:現在中國的發展狀況還不能跟美國、日本去比,所以中國的創新能力跟它們是不一樣的。我們現在很多創新,是運用互聯網技術做一些適合中國市場的創新,比如百度、新浪,這是很正常的。中國再過5年、10年,會做一些前沿的東西。

日本二戰后也有很好的創新,當然他們也學了很多美國的東西。美國積聚了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才,其他國家沒有這種吸收其他地方最優秀人才的機制和文化。再要看的,是印度。印度更加國際化,但它的基礎設施、制造業比較薄弱。每個國家都不同,如果其他條件恒定的話,人才的數量和質量是最重要的。人才的質量可能從教育改革、普及教育來改進,數量是最難以改變的東西。

BQ:日本進入老齡化的程度比較早,很多人擔心日本的今天是中國的明天,從年輕人的創造力和活力來看,日本年輕人的創造力跟中國年輕人有什么差別?

L:非常大的差別。我們這邊公司的高層都30來歲,日本跟我們同樣規模的公司,高層起碼都五六十歲了。

年輕人一旦在一個公司能夠晉升到比較高的職位,掌握各種社會關系或者眼界,很有可能創新的種子就會冒出來。實際上對經濟來說,有非常大的好處。但是如果他們50多歲,他們還會去創業嗎?在日本,在全球所有發達國家創業人數、創業企業成功的案例都是最少的。

篇(5)

隨著老人對社會的義務減少,他們對社會的興趣也日益降低。但更多的研究認為,是現代經濟限制了老年人社會角色的發揮和社會活動的參與,從而形成社會對老年人的疏離。特別是強制退休制度,更是以犧牲老年人社會勞動的權利為代價,以提高生產效率。與此相比,早期“活動理論(activitytheory)”更接近常人的認識,似乎公允一些。這個“理論”認為:個體在社會中的角色并不因年齡的增長而減少,老年人同樣有活動和參與的愿望,只是參與活動的速度變緩、節奏放慢而已。“活動理論”與“生命持續理論”、“年齡分層理論”、“角色理論”和“發展理論”一脈相承。

中國老年人也面臨一些特殊問題。傳統社會的消失與當代制度的變遷使得中國當前的“文化失范”現象突出,“尊老”的傳統日益消亡。中國特有的獨生子女政策帶來的“4-2-1”家庭結構,也造成了“萬千寵愛集于一身(亦是全部壓力集于一身)”的脆弱社會心理,又催生新的社會問題。在各種矛盾同時出現的今日中國,代際沖突與社會談判將成為普遍現象,溝通(亦即傳播)的作用將進一步凸顯。老齡化與傳播: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老年人與傳播的關系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據研究者調查,中國大陸關于老年人與傳播關系的研究數量少、深度淺,集中在廣播電視等傳統媒介和個別刊物,研究方法多以感想式的評論為主,很不均衡。老齡化與大眾傳播媒介關系密切。在現代大眾社會,老年人與社會生活的主要聯系是非職業性的,是需要借助大眾傳媒來實現的。大眾媒介卻往往忽略對老年生活的反映,對老年人群的形象建構很多是負面的,也存在隱性歧視。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大眾傳媒都在有意無意地灌輸一種悲慘和無助的“自然”年齡觀:變老,意味著日益丑陋的容貌和日益無助的身體,意味著對社會的經濟負擔和對家庭的無益浪費。雖然從生理學和經濟學上看,這些說法不是沒有根據,但這種消極的觀點導致了深重的焦慮心理,無助于社會的和諧發展,而有害于老年人(事實上也包括全體人,因為每個人都會老去)的精神健康。“日益年老”的現實與“永遠活在當下”的理想之間的不匹配性與日益后現代化的視覺文化明顯相關。而老年人正是視覺媒介(主要是電視)的基本受眾。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及香港科技大學調查研究中心2005年的一次《中國綜合社會調查》,老年人仍然習慣通過傳統媒體獲取信息、休閑娛樂;電視是老年人中最常使用的媒介,其次是報紙、手機,而接觸網絡的老年人在當時只占很低的比例。有研究認為,價格是阻礙老年人使用新科技產品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技術困難。可見,只有經濟水平和接受能力都較高的老年人才有可能接觸并采納新媒體,因此,老年人普遍把“會上網”看做一種正面標簽,視為一種“值得驕傲”的事情。數據顯示,一周7天內老年人幾乎每天都會收看電視,而每周約有一半的時間會選擇看報紙,上網的天數平均每周僅有1天。可見,電視是充實老年人群體晚年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媒介形式,起重要的“伴隨”作用。另據央視-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的調查,老年人群已成為中國電視觀眾的主體,見圖1。

從收視時間看,2012年65歲以上老年人日均電視收視時間是269分鐘,也是各年齡段中最高的;55至64歲是255分鐘,位列第二,兩類群體日均收看電視均超過4個小時,屬于伯格納所謂的“重度”觀眾。顯然,老年人賦閑在家,有更多的時間收看電視;同時,電視幫助老年人擴大了信息經驗,降低了他們的信息貧困程度。老年人與電子媒介:傳播研究的一些取向“老齡化與傳播”的關系主要涉及大眾傳播媒介(報刊、廣播電視、新媒體)為老年人口提供的服務和老年人接觸和采用大眾傳媒中出現的問題。“老齡化與傳播”研究則是在承認老齡化現實的前提下,力圖尋求個人健康與社會和諧的糾偏除弊。現有的“老齡化(或者老年人)與電子傳播”的關系有一些特定的研究取向,大致可以分為老年人與傳統媒介的關系及他們與新傳播媒介的關系。對老年人與傳統媒介的關系,由于電視與觀眾的研究文獻豐富,有一些分年齡段的研究成果涉及老年人與電視的關系。

各國經驗普遍顯示,電視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美國傳播學者喬治•格伯納等人提出的電視教養理論(cultivationtheory,臺灣譯稱涵化理論)及其文化指標研究的發現④,美國老年人是電視的“重度”接受者(界定為每天看電視超過4小時的接受者),他們對真實世界的看法易受電視對世界的描繪所影響,甚至被其主導;電視暴力節目(包括其他一些負面報道)對重度電視觀眾尤其是老年人具有“嚇退作用”。的確,中國的老年人對“邪惡的”現實世界(災難、事故、犯罪案件、環境質量、食品安全,包括大量針對老年人的欺詐現象)也往往會有不安全、不可信的負面印象,并逐步退縮于個人的狹小世界。此外,老年群體、老年生活與老年形象在電視中的反映也是很不充分的,因為雞皮鶴發的老人與觀眾對青春靚麗形象的期待南轅北轍,而觀眾的這種審美偏好也是商業電視長期培育出來的。即使有《金色池塘》等有數的幾部影視作品從正面的視角反映了老年人的問題,但以老年人為主角的視覺文化總體偏少。而在中國電視劇庫存中,老年人早早退出了古代宮廷以外的權力場域;在家庭劇種中出現的,也多是可憐可笑的形象。盡管老年人已成為中國電視觀眾的主體,可真正做給老年人看的電視節目卻寥寥無幾。中央電視臺辦了18年深受老年觀眾喜愛的欄目《夕陽紅》于2010年告別熒屏;雖然后來在央視十套“復出”,但受關注度已大為降低。廣播本來是老年人非常喜愛的媒體,近幾年更多向年輕聽眾播放流行音樂,也使老年廣播市場不斷萎縮。相比之下,一直被我們誤認為“不敬老愛老”的西方媒體,卻很重視為老年人服務(當然,他們大多是出于開發和經營市場的需要)。美國有800多家老年廣播電臺;法國也有專門電臺通過熱線電話為老年人提供免費服務。大眾傳媒是社會文化生態的建構者,它們對老人形象的貶低和對老年節目的忽視也可能導致社會對敬老、愛老傳統的淡忘。隨著手機和互聯網的飛速發展,老年人與新媒介接觸的狀況已經大大增加。據《中國互聯網統計報告》的數據,近幾年來,60歲以上老年群體接觸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介的人數有所增長,從2000年的283.5萬迅速升至2012年的902萬,增幅為218.2%。然而,盡管老年網民的總體數量在不斷上升,但由于老年人口的數量增加更快,相比之下,互聯網在老年人中的普及率近年并未明顯提升,與非老年人群的網絡普及率快速躥升形成鮮明對比(圖2)。可見,享受互聯網及其所帶來的便利,只是少數老年人的“特權”,絕大多數老年人仍屬于信息社會“邊緣人群”。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可能并沒有縮小老年人與非老年人之間的“數字鴻溝”,甚至可能擴大了“代溝”,加重了代際隔閡。新媒體在老年人的生活中仍是不熟悉的新鮮事物,使用互聯網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則屬于“錦上添花”的部分。因為需要投入較多的注意力和體力到海量的網絡中“主動”獲取訊息,相比于電視提供的不假思索即可完成的“被動式娛樂”,老年人對網絡并沒有形成很強的“依賴性”。

老年人在體驗到“信息孤島”的孤獨感,認識到網絡提高晚年生活品質和社會適應性等諸多好處后,也并不缺乏使用新媒體的意愿,但他們面臨的障礙使他們望而生畏。包括老年人對社會環境和虛擬空間的疑懼,對技術的恐懼以及對自身能力的不自信使老年人對新媒體的采納過程類似于由傳統社會向信息社會的“移民”。而老年人最依賴的家人往往充當了他們向信息社會“移民”的“顧問”和“人”:家人通過提供物質支持、技術反哺、情感激勵和心理支持等方式,成為促進新媒體在老年人群中普及的關鍵角色。使用新媒體(尤其是網上視頻)可以彌合老年人在現實生活中社會關系網絡的弱化,減少社會分隔,幫助老年人“重新社會化”。晚輩對老年人進行新媒介素養“技術反哺”并通過虛擬空間的互動進行“精神贍養”,正成為現代中國人盡孝的一種方式。從社會效益角度看,新媒體催生的遠距離工作方式,可能成為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發掘年長者潛力的輔助形式,為那些被退休制度劃分的老年人提供一個發揮作用的平臺,讓老年人從社會的“消極人口”變為事實上的“積極人口”。(本文作者:郭鎮之、孟倫單位: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篇(6)

有關房產,相信大家在10年前就一定聽說過美國老太和中國老太在天堂對話的故事。美國老太說,我奮斗了一輩子,昨天終于還清住房貸款了;中國老太太說,我攢了一輩子錢,臨終才買了這套房,可惜還沒來得及住。于是,受這個故事的啟發,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靠按揭貸款圓了住房夢。

然而,近來中美兩國老太的天堂對話又有了新版本。這次,美國老太太改口了,她對中國老太說,昨天,在我臨進天堂之前,終于把我房子等值的錢花光了。原來,美國老太在60歲時申請了一項“住房反向抵押貸款”,把自己的住房抵押給銀行,每月多了幾千美元收入,這樣她可以瀟灑地去法國旅游、去韓國整容、去瑞士滑雪,而銀行則等她去世后,收回了這套住房……

也許就像當初住房按揭進入中國一樣,有一天美國老太“以房養老”的故事也會登陸中國。不久之前傳來消息,國內一種“以房養老”的新型保險模式10月份可望進行試點,我國首家開展“以房養老”業務的保險公司――幸福人壽近期正在接受相關主管部門的審批,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將在10月份掛牌營業,重慶、北京、上海等國內大城市有望成為全國首批試點城市。通過保險公司提供的這項業務,老年人可以將自己唯一的一套產權住房抵押給保險公司,并從保險公司那里獲取養老金,直至終生。

以房養老 一石激起千層浪

“60歲前人養房,60歲后房養人”,全國政協委員、建設部科學技術司司長賴明如此描述“以房養老”模式。去年,他建議先對此成立專門課題組進行調研,再選擇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作試點,等到運作成熟后向全國各地推廣。隨后,國家建設部已委托保險公司研究“以房養老”課題,并將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城市做調研和模型測試。

在此之前,上海市和重慶市“兩會”期間,上海市、重慶市均分別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以“說明意見”和“提案”的方式向“兩會”提交了關于“以房養老”的建議。而這項提案很快得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目前上海和重慶正就其可行性展開調研。上海市民政局日前也明確表示,將與有關部門聯手一起做好上海“以房養老”的試點工作。

事實上,一些非政府組織和團體早已開始了“以房養老”的試探。

在北京部分社區已開始推行“以房養老”模式,擁有自有房產的孤寡老人都可以把房產抵押給社區,由社區照顧日常起居。

2005年4月初,南京湯山留園公寓率先推出了“給我你的房子,我替你養老”的旗號,這個“以房換養”計劃主要針對南京市年滿60周歲的老人,老人需在南京市區擁有一套至少60平方米的住宅。老人將住房的使用權劃歸養老公寓,自己擁有住房的所有權,但自己必須遷至養老公寓,并享受免費養老服務。不過,由于在實際操作中存在種種困難,這個嘗試已經瀕臨夭折。

幸福人壽的董事長孟曉蘇也是我國較早進行“以房養老”研究并積極為之奔走的專業人士。如果幸福人壽的“住房反向抵押”業務能夠順利推出的話,孟曉蘇關于“以房養老”的研究將從理論走向實踐。

未富先老 警示養老難題

“以房養老”為何在近年來突然受到了空前的關注?答案不言而喻。

去年2月23日首次公布的《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指出,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在2004年底達到1.43億,占總人口的10.97%。預計到2050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到4.2億,占總人口近25%。而按照國際通行的60歲以上為老年人,占人口比例達到10%以上或66歲以上老人占7%以上,即開始進入老齡時代的標準,中國目前已進入老齡社會,并且正處于快速老齡化階段。

另外一個數據預測稱,到2025年,大約有一半的中國人的年齡將在40歲以上。這個數字背后的含義就是,20年后繳納養老金的人數和退休金受益人數的比例將大大低于1:1。這是個什么概念呢?過去幾十年,發達國家,比如美國繳納養老金人數和退休人數的比例大約是4:1,隨著二戰后“嬰兒潮”時期出生人口的老齡化,預計到2030年美國的這個比例將下降到1.4:1。有些歐洲國家,比如意大利到2030年左右,這個比例可能會下降到大約1:1。相比之下,這一嚴峻形勢在中國將會來得更早。到2025年,我們可能還未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卻已經提前進入老齡化社會。

中國人口老齡化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點不同:發達國家是“先富后老”,中國則是“未富先老”。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老齡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教授說,中國是在尚未實現現代化、經濟尚不發達的情況下提前進入老齡社會的。因此,中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實力還比較薄弱。

老齡化的匆匆到來,未富先老的先天不足帶來的問題集中表現在:一、不論是國家還是個體養老保障的負擔正日益沉重;二、老年醫療衛生消費支出的壓力越來越大;三、傳統養老方式已不能適應老齡化社會的要求。“未富先老”意味著依靠過去那種傳統的養老制度今后也許根本養不起那么多老人。

社保養老 難以滿足高質量要求

在過去10年間,我們國家一直努力地進行著社會養老制度的改革――從現收現付制度改為雙軌制。雙軌制是在一個縮小的現收現付制上另加上一個個人養老金賬戶。也就是說,退休金一部分是來自于社會統籌,另一部分是自己養老金賬戶中的積累。也就是說你養老金的多少主要取決于你歷年上繳的養老金數額,以及社保基金的投資績效。

然而,10多年過去了,社保基金卻仍是負重累累。因為繳費不得不用來支付當期的退休金,個人賬戶基本上是空賬運行。據公開資料顯示,我國養老保險金的缺口越來越大,為填補養老金的短缺,中央財政用于養老保險的撥款與5年前相比整整翻了10倍多。“目前中國的社保體系存在巨大缺口,不少人對養老有危機感。”上海老齡科研中心孫鵬鏢說。

事實上,養老危機在全世界范圍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法國是個福利大國,但近年來,法國進入了戰后就業人員退休的高峰期,且由于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提高,老年人口出現爆炸性增長。法國退休金入不敷出的矛盾日益突出,2002年,法國政府為退休制度支付了150億歐元。日本養老保險制度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快速到來也終于破綻百出,難以為繼。而近年來,數百億英鎊的養老金赤字同樣令英國政府十分苦惱。目前,英國養老金的虧空已經達到300億至600億英鎊。英

國政府曾多次指出,人口老齡化加劇了養老金體系陷入困境。為減輕社會福利體系的負擔,英國養老金委員會提議將領取全額政府養老金的起始年齡從65歲提高到67歲,并建議政府今后應隨著國民壽命的延長而不斷提高這一年齡的規定。

養兒防老 靠得住嗎

雖然同樣面臨著養老的問題,但和歐美人不同的是,中國一直有著“養兒防老”的古訓。只是在未來,中國的“兒子”們還能擔起父母養老的重任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來看一下“兒子”們究竟為父母們的養老做了些什么樣的準備呢?據央視在全國10個大中城市對1010個人作的一個電話調查顯示,在問及理財計劃當中是否有為父母養老做準備的問題時,52%回答是沒有專門的準備;23%說有,但是其中的大多數準備不足夠,只有48%的人認為是準備足夠多了;其他則回答還沒想明白,到底是用什么樣的方式等等。整體而言,大約只有11%的人自認為自己的父母準備了足夠多的養老金,但實際是不是真的就夠了,會不會用好,卻仍是一個沉重的問題。

事實上,從現實生活看,“以兒養老”的方式確實讓“兒子”們不堪重負。我國于上世紀70年代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長,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兩個獨生子女結婚之后,他們面臨的是“4-2-1”(雙方的父母,夫妻倆,一個孩子)的供養負擔。再加上醫療的進步,中國人平均壽命的延長,今后,一對小夫妻要供養的絕對不止雙方的父母,還有父母的父母。

即使沒有養老的負擔,生活的艱辛和競爭的激烈甚至殘酷到讓“兒子”們也自身難保。養兒育女的龐大開支,供房的巨大壓力,這兩項費用相加,就需要夫妻倆用至少20年時間去消化解決。此外,社會發展的瞬息萬變,誰也不能保證5年、10年后的自己還能在預先設計好的發展軌道上運行。而一旦夫妻倆誰有個三長兩短的,整個家庭就要受累。更何況,在為兒為房拼搏了20年之后,自己也步入中年,身體不如以前是肯定的,醫藥費支出相應要大增。

由此不難看出,“養兒防老”古訓實在是有些“陳腐”。在不久的將來,恐怕多數的中年人面對自己年邁的父母和祖父母,更多的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以房養老 能夠行得通嗎

社保退休金不夠,人到中年的兒子自身難保,在養老這個問題上,老年人似乎一籌莫展,我們的未來該靠誰?中國有句古話,叫做“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對當今的中國人,未雨綢繆,在年輕時就做好養老規劃是相當必要和重要的。

關于如何籌劃養老金,方式有很多,比如儲蓄、投資股票或基金、買分紅返還型保險等。當然,這些是理想的做法,但并不是人人有足夠的閑錢去進行投資。相比之下,還是美國老太有理財頭腦――以房養老。

為什么說美國老太有理財頭腦?因為“以房養老”的核心是房子,而房子最大的好處就是經得起時間的侵蝕。而且房子有其特殊性,是生活必需的。買房子是每家每戶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所最先考慮的事情。雖然房價有漲有跌,但從二三十年的時間來看,與黃金的保值功能類似,房子也具有極強的抗通脹能力,房價基本是堅持一個震蕩向上的趨勢。

以房養老 有多種方式

“以房養老”正在為更多的中國人所接受。

需要說明的是“以房養老”是一個大概念,它包含多種不同的方式,“住房反向抵押貸款”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方式。

“住房反向抵押貸款”這類方式主要針對只有一套房子、通常經濟實力較弱、沒有太多現金的普通工薪階層推出的,屬于經濟型“以房養老”。

“住房反向抵押貸款”的概念最早源于荷蘭,當時是為了解決住房問題而提出的一種措施。但是,發展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還是美國。上世紀80年代美國新澤西州一家銀行創立“住房反向抵押貸款”以來,逐漸成為了許多老年住房所有者的絕佳金融產品。對于天堂里的那個美國老太來說,房子就像個巨大的“儲蓄罐”,年輕時的每月還貸就好像往“儲蓄罐”里扔點錢,等到老了就能零存整取,或者每月從“儲蓄罐”領取更多于當年還貸款的養老金。

美國的“住房反向抵押貸款”一般允許年紀在62歲以上的老年人向銀行、保險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申請將房產凈值轉換成現金。通常的做法是把房予抵押給金融機構,然后獲得現金,等老人過世后由金融機構收回房屋產權。至于具體金額視申請人的年齡、利率水平、所選擇的貸款方案的種類、房產的價值等情況而定,而且這筆現金是免稅的。這種方式最人性化的一點是不會喪失房屋的使用權,老人在獲得現金的同時仍然可以居住在原來的房子里,直到去世。

但是,作為剛剛蹣跚學步的中國式“以房養老”,通過銀行或保險公司在全國大規模推進“住房反向抵押貸款”還有待時日。于是,老人可以自己嘗試一些另類的“以房養老”方式,比如將房子“賣”給愿意撫養自己的子女或親朋好友等等。

第二類方式是小康型“以房養老”。雖然僅有一套住房,但面積較大、地段較好、價值也相對較高,可通過以大換小、以近換遠來獲得另一份養老金。這一方式尤其適合于只有一套住房的中產階級,當然,這對一些只有一套住房但面積尚可、手中并沒有太多閑錢的家庭也同樣適用。

多數家庭退休時,都會已經擁有一套還清了貸款的房產。而此時孩子也已長大成人,父母已經過世,房子從20年前的“滿巢期”回到了“空巢期”。這恰巧成了“以房養老”的前提條件。老夫妻可以把面積大的住房換成面積小的住房,或者把市中心的住房往郊外移,置換房子的差價就能作為自己的養老基金。

篇(7)

獨生子女政策的固有問題

從傳統上看,中國過去養老地產沒有存在的必要。像由五到十個個體的小房子組合起來的四合院,讓幾代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然而,隨著20世紀70年代末計劃生育一胎化政策出臺后,人口結構隨之變化。這種變化幫助掃除了傳統做法,并引發中國養老地產的需求不斷增加。

獨生子女政策使得中國的出生率在2011年降低到1980年的一半。然而,過于苛刻的措施也使得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現在60歲以上的人占總人口的13.3%,而8.9%的人口年齡超過65歲以上,根據聯合國標準將中國作為一個老齡化社會。這在發展中國家中是不尋常的。

親朋好友靠不住

平均壽命的增加和低出生率的共同作用導致高撫養比的存在,比如說一個成年人現在往往要贍養兩個父母和四個祖父母。如果老年人的社會保險,個人儲蓄和養老金計劃未能提供足夠的收入,那么老年人所在家庭的成員將不得不依靠一個小型的親戚網。

同時,新出現的工作慣性正在惡化這個局面。來自農村的年輕人為了尋求就業機會,紛紛進城打工,離開祖父母,農村的留守老人過著孤獨的生活,這種情況是非常常見的。目前,大約有40%的老年人口獨自生活在農村,外出打工的后代只能在節假日期間返鄉照顧老人。即使祖父母搬到城市和他們的家人一起生活,當其他家庭成員都在工作或者在學校的時候,他們也經常白天獨自在家。

是時候來解決這個問題了。 “空巢老人”在中國老年人口中比例已經超過50%,且比例正在逐年增加。城鎮和村莊的大部分設施并不能滿足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在城鎮地區,幾乎沒有土地可建立新的養老俱樂部,所以他們通常從舊建筑改造,從交通、來訪、設計方面來看,都不能滿足老年人的需求。

為老年人提供住房的“養老地產”在中國是一個新的概念,被看作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一個方法。養老住房是專為老年人特別設計的,每個人或每對夫婦分配一間公寓式房間或套房。額外有配套設施提供公共飲食,娛樂與衛生服務。老年人可以租用或購買這些房屋作為普通住房。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主要包括私人住房,社會住房或經濟適用房,為老干部提供服務式住宅和養老住房的僅有一小部分。養老地產在中國是罕見的,但在西方社會中卻是歷史悠久、久負盛譽的。養老地產在美國現有公屋單位數量中占了約9%,在英國約2%。

養老地產的必要性

在中國通過提供更多的養老地產將帶來大量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這其中包含更好的護理服務,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并延長他們的壽命。從社會的角度來看,老人無人看管的現象將越來越少。在經濟方面,也會釋放額外的勞動力:解決了照顧老年家庭成員的需求,將會讓已婚夫婦的雙方成員都可以工作。

為了滿足老年人的需求并解決這一問題,根據中國第十二個五年計劃,養老產業已被列為重點扶持的產業之一。此外,中央政府最近也明確表示,政府將從各個方面促進養老產業的發展。

一些開發商已開始在中國投資養老地產。保利地產已經在北京、上海銷售并推廣它們的養老地產項目。其他開發商如綠城、萬科也紛紛投資于各種養老地產項目。與此同時,一些國際養老機構和投資者正在進入中國市場,以合資的形式與當地開發商合作。最近的支持性證據是遠洋地產與來自美國的哥倫比亞太平洋管理公司和伊邁瑞特斯公司展開了合作,他們的第一個養老地產項目已在北京銷售。此外,7個左右的保險公司正在投資養老地產。

發展面臨的挑戰

盡管有潛在的優勢和強大的需求,由于三大原因,中國的養老地產的發展還處于早期階段。首先,養老地產的融資難。出于對老年人死亡而導致喪失抵押品贖回權有所擔憂,中國的銀行都不愿向老年人提供按揭貸款。即使有一處或多處房產的老年人,仍然會發現很難為老年人提供住房公積金,特別是反向抵押貸款的缺乏。而美國老年人反向抵押貸款是非常流行的,因為他們讓借給他們錢的業主以他們住房的價值進行抵押按揭。

其次,養老地產的建設和管理成本過高,開發商和投資者認為沒有吸引力。養老地產有專業的要求并需要展示公共設施的性能,需要良好的交通運輸方便家庭成員前來探訪;以及無噪音和流動性強的環境。所有這些特性都推高了成本,使得低等和中等收入家庭的老年人負擔不起。

第三,目前在中國養老地產還沒有特定的土地利用配置。從我們采訪過的外國投資者的角度來看,沒有對養老土地使用的限制,開發商更喜歡在預留地上興建私人住宅項目,因為這些通常是更有利可圖的。

同時,尋找一個合適的地點發展養老地產并不容易。一線城市招致高昂的土地及建筑成本,而二線城市可能缺乏足夠的基礎設施,如醫院和公共設施。這些都增加了開發養老地產的困難。

展望未來

養老地產的未來市場不僅涉及到房地產開發商,保險公司和醫療服務提供商,還有政策制定者。鑒于養老地產可以帶給社會的好處,中國政府應該推動養老住房的方案。舉例來說,有關部門可以通過對私人開發商和投資者推出財政激勵措施,如稅收優惠或建筑補貼,來促進他們的發展。此外,政府應授予養老地產土地使用權,尤其是老年人的住房,以吸引投資者和開發商參與養老地產項目。

作為一個短期的補救措施,有關部門也可以考慮使用廢棄用地和位于郊區的集體用地作為低成本建筑土地的一個來源,以支持養老地產的發展。社會保障基金可以發起一個通過私人開發商聯合的試點方案,為老年人提供負擔得起的住房。

鑒于中國養老地產有著旺盛的需求,開發商和投資者仍在尋找一個可行的商業模式來滿足這種需要。中國政府和社會保障基金可以主動幫助支持養老地產,并對開發商提供激勵政策來建造專業的養老住宅。

香港的養老地產方案可以作為對中國一個有力的政策參考。如香港房屋協會運作的為中等收入的老年人提供包括住房和保健在內的全面服務的長者安居樂住屋方案。根據該計劃,前期由承租人一次性付款來緩解開發商和運營商潛在的資金問題。雖然,該方案為租戶設置一個固定的租金,這意味著沒有通脹風險和當財政困難時也會給它提供一個安全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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