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11 10:15:46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勞動力的再生產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論文關鍵詞:勞動力;生產
論文摘要:在任何社會中,勞動力都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勞動力具有使用價值,其所有者可以將其作為商品出售給資本家,也可以將其留作自用。當作為商品出售時,稱為勞動力商品,具有價值,表現為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除作為商品出售外,剩余的勞動力留作自用,如用于勞動力的再生產。本文應用勞動價值理論,分析勞動者將自用勞動力用于勞動力的再生產的過程。
一、引言
隨著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并沒有按照馬克思的預言,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從而激化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矛盾,而是經濟持續發展、社會普遍繁榮,形成了“橄欖球式”的社會財富結構,出現了一個新的階層——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數量開始占社會成員的大部分,這些中產階級大都源于資本主義早期僅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工人。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工人按等價交換原則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從資本家那里得到的工資就是工人維持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價值的貨幣表現。顯然工人的工資僅夠用于購買維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資料,積蓄是根本不可能的。而現實中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通過出賣勞動力的獲得的工資不僅能維持自身的生存,還能有積蓄。隨著積蓄的增加,他們不再是以前除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工人,而是名副其實的中產階級。
二、自用勞動力的使用
僅靠出賣勞動力獲得工資收入的工人,其積蓄從哪里來呢?設積蓄為A,工資收入為w,生活和發展資料支出為c。
A=W—C(1)
公式(1)中,要使積蓄A大于零,顯然工資收入w必須大于生活和發展資料支出c,也就是說工人的工資收入不僅能夠工人的自身生活,而且有剩余。工資是勞動力商品的價值的貨幣表現,用于購買生活資料的支出同樣是生活資料的價值的貨幣表現,可以得出,工人出賣給資本家的勞動力的價值大于生活資料的價值。
在工人消費生活資料進行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中,發生了價值的增加,即創造了新價值。依據勞動價值理論,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可知工人在勞動力的生產過程中進行了勞動,耗費了勞動力。
勞動力是人的勞動能力,是體力和腦力的總和。工人在勞動力的生產過程中耗費了上一生產過程生產的部分勞動力,也就是說工人并沒有將全部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而是留了一部分勞動力作為自用。正是這部分自用勞動力的使用,使得在下一次勞動力的生產過程中發生了價值的增加。自用勞動力的使用同資本家使用購買來的勞動力一樣是會創造價值的,同樣會創造剩余價值。
三、勞動力的生產
勞動力是指人的體力和腦力的總和,它蘊藏在勞動者的身體當中。而勞動者又是生產力中最主要的起決定性作用的要素。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任何社會發展的必要前提。社會生產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要保證勞動者的生存和發展。工人階級的不斷維持和再生產始終是再生產的條件圈。
一般地,工人并不會把全部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而是留一部分給自己支配,用于家務勞動、學習等等。家務勞動和學習都要耗費體力和腦力,創造價值。同任何其它商品一樣,勞動力商品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和再生產這種獨特物品所必要的社會勞動時間決定。在勞動力的生產過程中,生活資料和發展資料本身不創造價值,其本身的價值在勞動力的生產過程轉移到了新生產的勞動力中。自用勞動力的使用創造的價值和生活資料的價值一起構成勞動力的價值。
假設社會平均剩余價值率為100%,工人初始擁有勞動力的價值為1000個單位,將初始勞動力按4:l的比例在出售勞動力和自用勞動力之間進行分配。假定生活資料的價值保持不變為800單位,工人出賣勞動力獲取的工資超過生活資料價值部分作為積蓄。
從圖1可知,工人將800個單位價值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獲得800個單位價值的貨幣,又將貨幣換同相同價值的生活資料,剩余的200個單位價值的勞動力留作自用生產了400個單位價值的勞動力,加上生活資料轉移而來的800個單位價值,新勞動力中的價值為1200個單位。接著,:工人將新勞動力中的960個單位的勞動力出售換來價值960個單位的貨幣,又用800個單位價值的貨幣買來800個單位價值的生活資料,剩下的160個單位價值的貨幣留為積蓄,另外,240個單位的勞動力用于勞動力的再生產,加上從生活資料中轉移而來的800個單位價值,共生產出1280個單位的新勞動力,依次循環。經過三次勞動循環,該工人除基本滿足生活消費外,另有160+224=284的積蓄。
在下班后或在節假日,工人使用自用勞動力生產勞動力,家務勞動、學習勞動這些具體勞動創造了勞動力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了勞動力的價值。通過自用勞動力的使用,實現了價值的增加,勞動產品既勞動力歸工人自己所有,新增價值即剩余價值也自然歸工人所有。
勞動力本身也足一種勞動產鼎,而且是一種具有創造社會財富的特殊的勞動產品。勞動力產品不是天然自生的產物,而是人類自身勞動的結呆。在其成長和發展的過程中,耗費了人們的精力、休力、時間和各種物質財富。
四、自用勞動力是實現按勞分配的路徑之一
工人將自己的部分勞動力留作自用,以實現勞動力的再生產,新增價值即剩余價值有工人自己占有,多勞多得,少勞少得,并沒有被資本家剝削掉。勞動成果足按勞動量進行分配的。
隨著社會的發展,工作崗位對勞動力的要求越來越高,復雜勞動在總勞動中的比重不斷提高,勞動力市場對高級勞動力的需求將越來越大。未來消費產品的高科技含量和高環保要求使得勞動者要大部分的勞動時間用于學習以獲取生產這種產品所需要的技能,而真正直接作用于產品的勞動時間相對很少。價值的增加主要發生在學習勞動者的過程中。
社會總財富的積累在于價值的凈創造,即剩余價值的生產。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決定荇工人在勞動前要進行長時間的學習,在工作期間也需要更多的假期,更多的時間供自己支配,以進行勞動力的再生產,特別是高級勞動力的在生產。勞動者作為勞動力的所有者,直接占有這個勞動過程的剩余價值,實現財富的積累。勞動者擴大自用勞動力的使用,有利于確立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使勞動者與資本所有者收人日益擴大的趨勢得到遏制并逐漸縮小,使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日臻完善。
五、重視高級勞動力的生產
勞動力的生產町分為低級勞動力的生產和高級勞動力的生產。低級勞動力只能從事簡單勞動,而高級勞動力能勝任復雜勞動。低級勞動力的生產主要體現在人口數的增加,它受到地球環境承載力上限。高級勞動力的生產主要體現在人口素質的提高,是未來社會生產的重點內容,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生產可分為勞動力的生產和消費牖的生產。在不同的社會階段,兩種生產的價值凈創造足不同的。在原始社會,人口數量少,維持人口的繁衍是部落的第一大事,低級勞動力的生產,主要體現為人的簡單繁衍,是當時社會生產的主要內容。在奴隸社會,戰爭和祭祀是國家的頭等大事,戰爭和祭祀都需要用奴隸,奴隸主全部地占有奴隸,奴隸是其財富的主要內容,奴隸數量的多少反映奴隸主的貧富。盡管具有些簡單技能的奴隸的價錢更高一些,但低級勞動力的生產體現為奴隸的數量增加仍是當時生產的主要內容。進入封建社會,最低生活消費品的生產成為價值凈創造的主要領域。隨著最低消費品的滿足,剩余價值創造主要發生在般消費品的生產過程。人的消費需求是無止境的,一般消費品的滿足了,隨之出現的是科技含量高、環保要求高的高級消費品的需求。
對高級消費品的需求引致對高級勞動力的需求。要實現高級消費的生產,首先要實現高級勞動力的生產。高級勞動力的生產所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高級消費品的直接生產過程所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比越來越大,相應地高級勞動力的生產過程創造出的價值量與高級消費品的生產過程創造的價值量之比也越來越大。社會中價值的凈創造越來越多地發生在勞動力的生產過程,特別是學習勞動過程中。高級勞動力的生產所實現的價值凈創造占價值總凈創造的比重不斷提高,這種發展趨勢不可阻擋。正如前所述,勞動力生產的勞動成果歸勞動者占有,而高級勞動力的生產又是勞動力生產擴大和深化的重要領域,加大高級勞動力的生產可以大大的提高社會分配中按勞分配的比例。這就要求社會重視高級勞動力的生產,努力創造和完善高級勞動力生產所需的條件,如加大教育投入、尊重人才等。作為高級勞動力的一種存在形式,人力資本自1960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首次提出后,受到社會的普遍重視。
馬克思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深刻剖析了資本再生產的一般規律,指出了再生產在社會經濟中的重要性,在分析資本再生產的過程中,馬克思詳細分析了各部類以及不同的價值形式在在生產過程中的演進,對我國經濟有很大的指導現實意義。
一、有助于理解市場與政府調控之間的關系。
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是建立在社會經濟運行中只存在兩大經濟部門――生產生產資料部門和生產消費資料部門的基礎上,社會總產品通過對物質補償和價值補償來實現再生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要實現總量均衡和結構均衡。在現實生活中,政府行為對兩大部類的增長是存在影響的,政府可以通過稅收和直接投資政策對第一部類進行強制性的積累,即讓社會積累大于資本家的積累,從而加快第一部類的增長速度。在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中,市場不是萬能,如何處理好經濟發展過程中速度、比例、效率之間的關系,如何正確處理產業結構合理化以及怎樣確定積累和消費之間的比例關系等等,這些都是政府應該調控,也必須通過政府來調控。同時政府應該看到社會再生產的自我調節和自我實現的功能,看到市場自身的運行的規律,通過調節結構上或者總量的多少,來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最終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二、有助于正確理解通貨膨脹。
馬克思的在生產理論中說,貨幣資本積累是市場經濟再生產的起點,這一規律對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再生產的起點是先完成貨幣資本積累,然后運用這些資本去購買相應的經濟資源,使之變成生產要素,進而組織生產。正因為如此,改革開放初期至今,資金問題仍是全國各地區及各部門發展經濟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這就是貨幣資本積累是市場經濟形態下再生產的起點這一規律在發揮作用。完成了貨幣資本的積累還需要貨幣資本的大量集中,并運用于購買再生產所必需的生產要素,這才會使貨幣成為再生產的起點。馬克思說“在信用制度下,所有這些可能的資本,由于它們積累在銀行等等的手中,而成為了可供支配的資本、可貸資本、貨幣資本,而且不再是被動的東西,而是能動的,生利的東西。”因此大力發展銀行,為企業提供信貸資金,進一步擴大規模,推動再生產。
三、有助于理解我國出現的民工荒。
近年來,我國東部沿海城市出現了明顯的民工荒現象,這是由于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大了積累的部分,同時也相應的增加了積累中的可變資本部分,因此對勞動力需求進一步加大;同時,我國雖然是人口大國,但是由于經濟發展東西不均衡,人口分布也不均衡,而且我國人口增長速度減緩,年輕勞動力越來越少,這又減少了勞動力的供給。增加的可變資本需要更多的勞動力,由于我國人口分布不均,且人口增長減緩,這又減少了我國勞動力的供給。
面對這一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做了這樣的闡述“規模擴大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前提是,既定產品的各種要素已經有了不同的組合,或不同的職能規定,因此這改變的不是簡單再生產的各種既定要素的數量,而是它們的質的規定,并且這種改變是以后隨著發生的規模擴大的再生產的物質前提。”因此我們應該改變產品中各種要素的組合,通過技術的改進和原有員工的培訓,來減少勞動力的需求,進一步合理各種要素的投入。
四、有助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
由于勞工標準的不同,勞動力價值的構成有很大不同,比如在工業經濟時代,就是按能夠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所必須消耗的勞動價值量去制訂勞工標準的。一個勞動者能夠持續出賣勞動力的前提之一是能夠維持溫飽,而社會能夠維持勞動力市場的平衡,條件之一是所有勞動者必須在養育后代上進行勞動價值轉移,以生產新的勞動力。勞動價值或勞工標準應該滿足社會和勞動者的最低需要,以形成社會平均的勞動力價格。勞動力價值內涵的變遷
不能否認,我國長期以來就是按這個標準去制訂最低(也是絕大多數)勞動力價格標準的。我們回憶一下,20多年以前,當我們領到工資后怎么安排:先買柴米油鹽,交上房租水電費,贍養老人,這占收入的絕大部分甚至全部。能夠有剩余的很少,能夠有儲備的更少,所謂節衣縮食,“忍欲儲蓄、以備不測”。這個時代的勞動力價值有三個顯著特征:一是低廉,二是很少有教育費用的構成,三是勞動力價值的絕大部分必須立即實現價值交換;我們再看今天,當我們看到工資條后,單位已經為我們做了許多扣除,包括失業和養老保險(儲備)、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等,這些不可隨意支取的儲備賬戶資金幾乎占了工資總額的一半。另外的一半雖然是現金,但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先買柴米油鹽,因為柴米油鹽的消耗在大多數勞動者的勞動力價值中只占極小的一部分,即使是勞動力的再生產也不是簡單再生產,而是擴大再生產,要培養有文化的勞動者、有創新能力的勞動力。
毫無疑問,對很多城鎮勞動者來說,除了單位為勞動者儲備的部分外,勞動者本人還要做另外的儲備,以備養老、大病醫療、子女教育、高檔消費等大項開支。顯然,今天的勞動力價值與過去相比有很大不同:一是它的內涵遠遠超出了維持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需要,雖然有很多人的儲備仍然有忍欲甚至“強迫”的成分,但與過去相比有了本質的不同——儲備中的相當部分已經轉換成為財產儲備;二是今天的勞動力價值不再以簡單勞動為衡量標準,而應以受過基本教育的勞動者為衡量標準;更重要的一點是,今天的勞動力價值中的相當部分必須推遲價值交換,或者說,今天的勞動價值要儲備起來并與未來的勞動價值進行交換。今天的城鎮勞動者不僅要考慮,他們的勞動力價值中有多少儲備能力,還要考慮轉為儲備的勞動力價值在將來會不會大大的貶值,當他們喪失勞動能力或勞動力價值不被社會所承認后,他們靠什么生活。顯然,我們的農民工兄弟暫時不用考慮這么多。
在生產力高速提高的新經濟時代,城鎮勞動者的生存危機感更強,因為生理壽命的延長與就業時間的縮短成反比。失業保障與養老保障對城鎮勞動者來說更重要。又由于社會對簡單勞動的需要量大幅度減少,良好的教育背景成為勞動力市場的重要條件。因此,制訂勞動標準或衡量勞動力價值必須包含教育費用和失業保險以及養老儲備。當然,由于他們必須在城市生活,住房儲備也要包括在勞動力價值以內。一味抹平差距反而影響農民工就業版權所有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可持續發展 影響 對策
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brings adverse impact on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dding to burden on families, enterprises and society, weakening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affecting the social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vernment should grasp the population aging trend, and take proper measures to realize the smooth transition for population aging.
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mpact measure
中圖分類號: O2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2104(2012)
曾經有人認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口再生產模式發生轉變的必然產物,是人口發展的必然階段,人口老化也即意味著決定人們生育行為的社會經濟因素現代化,因此,提出了要加速人口老化進程。實際上,不管是老年人口的相對比例上升或者絕對數量增加,人口老化只是一個人口現象,它可以折射一定的社會經濟背景,反映人口再生產模式動態變化的結果,在外生因素的影響下,西方發達國家所經歷的人口再生產模式轉變和人口老化進程不一定在發展中國家重演。
一、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的主要影響
1、提高老年人贍養系數,加重家庭、企業和社會的負擔
人口老齡化,無論是從老年人口數量增加還是比例上升的角度,都意味著家庭和社會負擔的老年人口增加。老年人的負擔大致可以分為經濟贍養、精神慰藉和日常護理幾個方面。沒有建立社會統籌的養老保障體系情形下,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醫療衛生和娛樂等負擔將主要依賴家庭。在家庭規模越來越小的條件下,養老將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家庭負擔。即使是建立了完善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家庭成員在日常護理和精神慰藉方面也會增加一定負擔。而且,在人口老化程度不斷加深的條件下,為了維持養老保障體系的順利運轉,政府往往不斷提高社會保障稅費的繳納比例,這將直接影響到勞動者的實際收入水平、企業的競爭能力。據統計資料預測,未來20年,美國80歲以上,高度依賴政府福利和醫療保障的人數將從目前的不到400萬增加到超過600萬,而新生勞動力比重(20-29歲人口)將下降約10個百分點。1970年,每4個勞動者負擔一個退休者,1990年,每3個負擔一個退休者,到2030年,不到兩個勞動者將要負擔一個退休者。
為了支付這批“灰白頭發的勞動者”退休后的福利和醫療費用,政府稅收不得不增長40%,這對下一代勞動者將是一個沉重負擔。
2、對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產生影響,削弱企業和社會的創新能力
人口老化一般伴隨著新增勞動力數量的絕對減少和勞動經濟活動人口年齡結構的相對老化,這樣將從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對社會勞動力產生影響,從而直接影響社會生產力。在既定的經濟結構前提下,不斷減少的勞動力供給,會造成企業勞動成本上升,影響競爭力。歐洲和日本在20世紀后期經歷的勞動力短缺,是造成其經濟成長乏力,陷入長期低迷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不是通過從人口年齡結構年輕的發展中國家移民和引入外籍勞工緩解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其經濟社會問題將更加嚴重。與此同時,勞動力的老化,將導致勞動者知識技能老化,創新精神疲乏,企業活力不足。在知識和信息成為企業創新能力主要源泉的時代,老化的勞動力明顯不利于企業和社會的持續進步。
3、影響社會消費和投資結構
人口老齡化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家庭和社會消費和投資的方向,從而影響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一般而言,撫養少年兒童的支出主要是集中在基本生活、教育和娛樂等方面,它可以看成是為了培養新生勞動者的一種生產性投資。而對老年人口的贍養支出,則相對集中于基本生活消費、醫療衛生和日常護理等方面,基本上是一種消費性的支出。一項對美國的研究表明,贍養一位老年人口的平均費用是把一個嬰兒撫養到18歲青年的3倍。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和比例的提高,將會使家庭和社會把收入更多地投向純消費性領域,從而相應地減少社會生產資本的積累,最終對社會長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二、人口老齡化的對策
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而言,應該及早把握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采取相應的對策措施,平穩地實現人口老化過渡。這些措施包括:
1、適時調整人口政策,優化人口再生產模式。人口老化,既然與人口再生產模式有關,特別是與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對變動有關,人們就可以適時調整人口政策,調控人口老化的程度和老化的時間進程,使人口再生產與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相協調。
2、利用人口年齡結構地區差異削峰填谷,熨平人口老年化影響。現實生活中,人口老化總是呈現區域之間不平衡的格局,如發達國家人口老化出現較早,程度較深,發展中國家人口年齡結構則相對年輕。在一個國家之內,區域之間人口老化的發展趨勢也很不平衡。為此,應考慮結合城市化發展和經濟結構升級的進程,鼓勵和促進人口流動和遷移,通過削峰填谷,以空間換時間,延緩人口老化過快地區老齡化發展的速度。
關鍵詞:知識積累;個人知識積累;社會知識積累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13)01-007-06
“知識積累”,可以說是一個嶄新的話題,因為以往乃至現在,人們研究《資本論》,研究積累,大都是探討關于資本或財富的積累,卻很少涉及“知識積累”這一問題。這不能不說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大憾事。然而,這并不是馬克思的過錯,而是我們今天研究的不足而造成的遺憾。其實,只要我們深入挖掘與探討,就能發現,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一系列手稿中早就給我們留下了關于這方面的許多寶貴思想,值得我們認真學習、深入研究。
一、馬克思關于“知識積累"幾個基本問題的闡釋
在《資本論》及其一系列文獻資料中,馬克思首先對“知識積累”的一些主要范疇和基本問題作了規定和闡釋,為我們準確理解和研究這一問題奠定了基礎。
1.“知識積累”的基本含義
馬克思所說的“知識積累”本身是一個專屬經濟學領域的學術范疇,具有特殊的含義。至于人們日常生活中所說的“知識積累”,是近似于“知識儲備”或“知識積蓄”的概念,例如,教師要求學生要注意寫作或其它學科的知識與技巧的積累,或者領導者要求下屬要認真實踐、用心積累工作經驗,等等。這里的“知識積累”區別于經濟學意義上的“知識積累”,其在概念和內容上是完全不同的。這是馬克思在論及“積累”與“知識積累”問題時所特別強調的一點。他指出:“這里應防止兩種看法:(1)防止把積蓄和積累混為一談;(2)防止把資本積累過程和單純進行貨幣貯藏時所形成的積累混為一談。”
作為經濟學科學范疇的“知識積累”是與資本積累相對應的,主要是指知識的量的增長與質的升華,以及結構的優化。而資本積累是指把剩余價值或利潤的一部分作為資本來使用,使生產在不斷擴大的規模上重復進行。馬克思指出:“這個新創造的、與資本具有同一性質的價值重新投人生產過程,……作為具有更大價值的資本發揮作用,……現在又以增大的規模重新開始同一過程。資本劃了一個圓圈,作為圓圈的主體而擴大了,它就是這樣劃著不斷擴大的圓圈,形成螺旋形。”類似于資本積累,“知識積累”作為一種現實運動,也是“螺旋形”的循環,只不過它是人的知識、智慧、能力、技巧等的“螺旋形”運動。
資本積累和“知識積累”是構成資本主義社會,甚至一切文明社會財富積累的兩種形式。在這兩種形式中,馬克思最看重最強調的是“知識積累”。因為,它直接涉及到整個社會以至每個社會成員自身的科學文化水平,而這正是構成社會生產力的首要因素,是推動社會財富增長與積累的決定性條件。馬克思指出:人們講積累只知道社會財富這種形式的積累,然而,有一種積累卻被忽略了。這種積累,它是社會“主要的積累,比和它一同進行并且只是反映它的那種積累,即這種積累活動的現存客觀條件的積累,重要得多,而這些客觀條件會不斷重新生產和重新消費,只是名義上進行積累。”他還指出:“整個客觀世界,‘物質財富世界’,在這里不過是作為從事社會生產的人的因素,不過是作為從事社會生產的人的正在消失而又不斷重新產生的實踐活動而退居次要地位。”可見,“知識積累”是比一般財富或資本積累更為重要得多的一種積累。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能在自己10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創造出超過以往人類社會全部生產力的社會財富,就足以讓人們相信這一道理。
2.“知識積累”的基本形式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知識積累”有兩種基本形式:一是“社會智慧的一般生產力的積累”或“社會知識和整個生產力的積累”(以下簡稱為“社會知識積累”——筆者注);二是“工人本身的技能與知識(科學力量)的積累”(以下簡稱為“個人知識積累”——筆者注)。所謂“社會知識積累”,是指整個社會或國家的科學技術在更高形式上的升華,它體現為整個社會或國家在科學理論、科學精神(求實、民主、創新等)、科學思維及其發展戰略、轉化機制與管理體制等觀念形態和制度方面的內容。而作為“個人知識積累”,是指人的勞動力在高級形式上的生產與再生產,它是勞動者新科學知識的獲得、科學思維方法的改善、科學創新能力的提高、科學行為方式的提升以及科學生活方式的養成等各方面的發展。對勞動者來說,這是其勞動力的一種質的巨大飛躍。
在“知識積累”的這兩種形式中,馬克思更看重“個人知識積累”。之所以如此,首先是由馬克思經濟學的特殊性質與特殊使命所決定的。眾所周知,馬克思經濟學是以揭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實質為宗旨,以實現人、尤其是工人階級的解放與發展為目的的科學體系。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學文稿中處處充滿了對工人階級的人文關懷,對工人階級處境及其命運的關心與關注。所以,在馬克思研究“知識積累”問題時,首先想到的自然就是它與工人階級的關系,與工人階級的命運的關系。
其次,“個人知識積累”較之“社會知識積累”更具能動性和創造性。“個人知識積累”中所包含的知識已經是一種人格化了的知識,早就融入了人的血肉、筋骨與大腦,變成了人的智慧、能力與技巧,是一種活生生的創造力,只要與一定的客觀條件相結合就可以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和現實的物質財富。而“社會知識積累”中所包含的知識,大多不過就是一種抽象的觀念形態的死知識,沒有人的作用,只能深藏于浩瀚的書海,與書一起發霉生蟲,永遠形成不了生產力,永遠創造不出物質財富。
最后,“個人知識積累”,還是實現“社會知識積累”的基礎或前提。“社會知識積累”作為一種觀念形態的東西,是一種抽象。從邏輯上講,它同任何事物一樣都是由無數的具體提煉和抽象出來的,因此,沒有具體的“個人知識積累”就沒有抽象的“社會知識積累”。另外,個人還是構成社會的因子,只有社會的所有成員都實現了“個人知識積累”,才能形成“社會知識積累”。所以,“社會知識積累”必須以“個人知識積累”為基礎或前提。只有當社會所有成員(至少是大多數成員)的“個人知識積累”都進步了發展了,才會有“社會知識積累”的進步與發展。否則,“社會知識積累”就變成了無源之水或無本之木。
3.“知識積累”與社會生產關系
“知識積累”作為人的一種精神活動和社會精神財富的生產與再生產,它必然會受到一定生產關系乃至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與制約,從而具有一定社會的特殊性質。馬克思聯系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明確指出:“從機器體系隨著社會知識和整個生產力的積累而發展來說,代表一般社會勞動的不是勞動,而是資本。社會的生產力是用固定資本來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資本中,另一方面,資本的生產力又隨著被資本無償占有的這種普遍的進步而得到發展。……在機器體系中,對工人來說,知識表現為外在的異己的東西,而活勞動則從屬于獨立發生作用的物化勞動。”“知識和技能的積累,社會智慧的一般生產力的積累,就同勞動相對立而被吸收在資本當中,從而表現為資本的屬性,更明確些說,表現為固定資本的屬性,只要固定資本是作為真正的生產資料而加入生產過程。”然而,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被消滅,事情就會變成另外一種景象,即勞動者就會成為勞動過程的真正主體,成為自身命運的把握者,人們就會在勞動中自覺地運用知識、智慧、能力與技巧,使之成為勞動的一部分。這時“知識積累”便可獲得一種新的社會屬性。
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知識積累”的典型分析與批判
如前所述,在“知識積累”的問題上,馬克思更重視“個人知識積累”這一形式,因而,在龐大的理論文獻中,他研究得最多的自然也是這種形式的“知識積累”。然而,在馬克思那個時代,資本主義還處在早期發展階段。這個時期的社會,可以說是最不利于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的,因而,也是最不利于“知識積累”的。于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此作了一系列深入的分析與批判。
1.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在使工人失去了生存的基礎與做人的尊嚴。馬克思指出:“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占有勞動的物質條件的他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生存。”在當時的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就是資本家的奴隸。作為奴隸,資本家根本沒有把他們看作人,只是將之“當作精神上和肉體上非人格化的存在物”,即使是把他們當人,也不過是“當作商品人,當作具有商品規定的人。”作為奴隸,工人由一根看不見的線,即雇傭勞動制度這種關系系在資產階級的手里,被資產階級緊緊地釘在資本的柱子上而為他們終生驅使與世代雇傭。因而,這就使工人失去了生存的基礎與做人的尊嚴,乃至做人的本性,從而也就失去了從事“個人知識積累”的任何可能。
2.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的存在使工人喪失了實現“個人知識積累”的必要條件。失業與貧困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痼疾,尤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早期發展階段更為嚴重。資本家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必然會以工廠外洪水般的失業工人的存在為籌碼,加強對在業工人的剝削。而大量失業工人的存在又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固有本性所決定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使在業工人不斷地遭到機器的排擠而成為失業人口;同時,由于大機器的資本主義使用降低了生產對人的體力、乃至在一定范圍內腦力的要求,致使大批兒童與女工也涌入勞動力隊伍,與在業工人爭奪就業崗位。這樣就使大量的勞動人口長期處于失業與半失業狀態。而失業必然會帶來貧困化的進一步加深,工人即使不失業,也會經常處于貧困狀態。雖然在理論上,工人的工資是由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費用決定的,但這只是一種理論存在,而社會現實則是工人的工資經常遭到資本家人為地壓低。馬克思指出:“資本力圖騙取必要勞動,并把工資壓低到由身體決定的標準和由一定的社會狀況決定的標準之下,這在實踐中既是一般趨勢,也有象在實物工資制下那樣的直接抬高價格的做法。”因此,本來就很低的工資變得更低,最終勢必使工人陷入貧困化狀態。工人的這種貧困化狀態還會隨著資本積累的加速而變得越來越嚴重。馬克思指出:“一切生產剩余價值的方法同時就是積累的方法,而積累的每一次擴大又反過來成為發展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見,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日趨惡化。最后,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即“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因此,隨著資本積累的加速和貧困積累的加深,工人只能在原有水平甚至是更低水平上進行生產力的生產和再生產,而無法實現個人的“知識積累”。
3.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貪欲使工人他們失去了實現“個人知識積累”所必需的自由活動時間。馬克思認為,賺錢或發財致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他指出:資本家不過是人格化的資本,資本的靈魂就是資本家的靈魂。“資本家只有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才有歷史的價值,才有象聰明的利希諾夫斯基所說的‘沒有任何日期’的歷史存在權。”因此,盡可能地延長工作日、占有工人更多的剩余勞動、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自然就成了資本家的神圣天職了。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勞動,資本家如狼一般的貪婪,“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極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體的極限。”為了延長工作日,資本家在當時除了利用經濟的手段外,還利用國家的強制與法律的權威予以保證,即使是對童工也不例外。正如當年英國《工廠視察員報告》所指出的那樣:“雇主除了搞錢以外再沒有時間做別的事情,而工人除了勞動以外也再沒有時間做別的事情。”至于接受教育和發展智力更是癡心妄想。工人終生不外就是勞動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時間,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勞動時間,也就是說,應當用于資本的自行增殖。至于個人受教育的時間,發展智力的時間,履行社會職能的時間,進行社交活動的時間,自由運用體力和智力的時間,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時間(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國家里),——這全都是廢話!”
4.資本主義的工廠制度使工人失去了自由發展的資格和可能。所謂工廠制度,就是那種“發達的、同資本主義基礎上的機器生產相適應的勞動組織”。事實表明,大機器生產在當時不僅無限制地延長了勞動日,侵吞了工人的全部自由活動時問,加重了對工人的剝削,而且還極大地強化了資本對工人的統治,把工人變成了資本的附屬物乃至機器的片面肢體。馬克思指出:“雖然機器從技術上了舊的分工制度,但是最初這種舊制度由于習慣,仍然作為工場手工業的傳統在工廠里延續著,后來被資本當作剝削勞動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厭惡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統的恢復和鞏固。過去是終身專門使用一種局部工具,現在是終身專門服侍一臺局部機器。……工人被當作活的附屬物并人死機構。”所以,工人失去了獨立生存的能力,而只能終生依附于資本,依附于機器。工人對資本乃至機器的這種從屬關系,使他們不僅成了資本家的奴隸,而且也成了機器的奴隸,他們只能終生侍候機器,依靠機器來生活,從而失去了獨立和自由,失去了進行“個人知識積累”和自由發展的可能。
5.資本主義的強制性勞動,不僅扼殺了工人正常勞動的體力與智力因素,而且還扼殺了他們勞動的精神因素。工人終生、乃至世代從事雇傭勞動,完全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強制。眾所周知,雇傭勞動是勞動者與勞動條件相分離的一種必然結果,只要工人與勞動條件處于分離狀態,他們就不得不聽命于資本的驅使,接受它的強制。在以往的階級社會里,勞動者的勞動都具有這樣的特點,但是,作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雇傭勞動卻更勝一籌,即除了具有以往奴役勞動的那種殘酷性外,還具有其特殊的隱蔽性與欺騙性,即“那些還在奴隸勞動或徭役勞動等較低級形式上從事生產的民族,一旦卷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那就會在奴隸制、農奴制等等野蠻災禍之上,再加上一層過度勞動的文明災禍。”雇傭勞動造成的這種“野蠻”的與“文明”的災禍,不僅剝奪了工人“道德和身體上的正常發展和活動的條件”,而且還給他們精神上以重大打擊與傷害。首先,強制性勞動本身就是一種痛苦。恩格斯指出:“如果說自愿的生產活動是我們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強制勞動就是一種最殘酷最帶侮辱性的痛苦。”馬克思也指出:“勞動對工人說來是外在的東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其次,資本主義大機器生產使勞動變得過于單調與乏味,這對工人更是一種直接的精神傷害。馬克思指出:“機器勞動極度地損害了神經系統,同時它又壓抑肌肉的多方面運動,侵吞身體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動。甚至減輕勞動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為機器不是使工人擺脫勞動,而是使工人的勞動毫無內容。”因此,勞動不僅扼殺了工人正常勞動的體力與智力因素,而且還扼殺了他們勞動的精神因素,使他們無法進行正常的“個人知識積累”。
6.資本主義大機器生產扼殺了新生勞動力的正常生產與再生產。資本主義大機器的應用給工人階級帶來的后果之一,就是將大批的兒童提前趕進了勞動力市場,成了一代未成熟的雇傭勞動者。這樣,就使他們過早地失去了接受學校教育的可能。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根據資本主義人類學的說法,兒童時代到10歲,或者到11歲就結束了。”這就是說,在當時的英國,工人的后代只有在其10歲或11歲之前才有可能進入學校學習,而一旦超過這個年齡就不可能再接受學校教育了。這種對新生勞動力的扼殺使勞動力無法在更高的形式上得到生產與再生產,無法實現個人知識的初級積累。進入工廠后,情況會變得更加糟糕,“現代工廠和手工工場雇用的大部分兒童從最年幼的時期起就被束縛在最簡單的操作上,多年遭受著剝削,卻沒有學會任何一種哪怕以后只是在同一手工工場或工廠中能用得上的手藝。……他們當中大部分人不識字,他們通常都是非常粗野的、反常的人。”當他們成年之后,自然就成了“無知、粗野、體力衰退和精神墮落”的社會怪物。
上述可見,資本主義在其發展的早期階段,形成了對“個人知識積累”的最大障礙,嚴重阻礙和破壞了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如果說,資本主義積累在物質上帶給工人的主要是貧困的積累,那么,在精神和智力上帶給工人的就是“愚昧”和“無知”的積累。這是對工人階級精神世界與靈魂深處的侵蝕,是一種最大的傷害。
不過,有必要指出,上述情況是馬克思就當時社會的雇傭勞動大軍中的絕大多數而言的,而不是對個別現象來說的。從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看,仍有不少為資本家階級所中意的高級勞動力,甚至包括造詣很高的科學家從工人隊伍中產生。對此,馬克思指出:“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會造就出一小批具有較高熟練程度的工人,但是,他們的人數決不能同‘被剝奪了知識的’大量工人相比。”
三、馬克思“知識積累”科學原理的當代啟示
以上是筆者對馬克思“知識積累”科學原理所作的一種嘗試性說明,雖不夠系統化,但從中仍可洞見馬克思在這方面的卓越智慧與開創性貢獻。自《資本論》問世至今,雖然已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但馬克思關于“知識積累”的科學原理并沒有過時,它對于我們今天依然有著重要的啟示性意義和指導作用。
1.認真貫徹“科教興國”與“人才強國”戰略,加速“知識積累”,努力提高我國的綜合實力。由于“知識積累”直接涉及到整個國家以至每個社會成員的科學文化水平,并是推動社會財富增長與積累的決定性條件,因而,在社會財富積累的兩種形式中,馬克思更看重更強調“知識積累”這一形式。然而,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卻在很長的時間內并不為人所知,從而也未引起人們的充分重視,導致我國一直以來唯GDP是尊,而忽略了知識的積累、儲備與更新,忽略了人才的培養與提高。因此,我國GDP的增長主要是靠高投入、高消耗,而忽略了科學知識與技術的應用。結果所得到的GDP雖說數量可觀,但其效益較差,并帶來了高排放與高污染。要改變現狀,就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切實貫徹執行“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在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加社會物質財富的同時,增進社會與個人的“知識積累”,進一步加強我國的經濟實力、科技競爭力、文化軟實力與國際影響力,為國家長遠發展積蓄后勁。
2.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確保勞動者在企業的主人翁地位。在“知識積累”問題上,馬克思最重視勞動者的“個人知識積累”,即勞動力在其更高形式上的生產與再生產。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尤其是在它的早期發展階段,工人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之所以只能在原有的、甚至是萎縮的狀態下維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資本主義私有制使他們失去了獨立的人格與做人的尊嚴。因此,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條件下,要想實現馬克思所強調的“個人知識積累”,就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使勞動者擁有充分的獨立人格和完善自我的自由時間,確保他們有權利并有能力發揮其在企業的主人翁作用。
3.調整和完善現行分配制度與政策,提高勞動者報酬,確保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的物質基礎。收入分配不公是我國目前需要急待解決的問題之一,從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的角度考察,其主要表現在:一是勞動者收入在整個GDP中所占的比重過低,并且越來越低;二是勞動者收入在企業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額過小,并且逐年呈下降趨勢。由于這種分配的不合理,使國民財富一方面向政府傾斜,這在一定程度上誘發了一些政府部門亂作為、瞎作為與部分公職人員的腐敗墮落;另一方面向少數富人集中,導致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形成兩極分化。鑒于當前狀況,我們必須采取切實措施,調整和完善現行的分配制度與政策,改變不合理的分配格局,增加勞動者收入,使之有足夠經費投資教育,發展與充實自己,以實現“個人知識積累”。
4.大力發展生產力,大規模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使勞動者擁有更多的自由時間。馬克思指出,人們獲得自由時間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節約勞動時間。勞動時間的節約,“就等于發展生產力”,同時,“等于增加自由時間,即增加使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時間。”二是縮短勞動時間。馬克思認為,縮短勞動時間,可以“為全體[社會成員]本身的發展騰出時間。”但是,不論是節約勞動時間,還是縮短勞動時間,都必須以一定的物質基礎為前提,以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物質財富的增加為保障。只有這樣,才能在勞動時間得到節約與縮短的情況下,使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不受影響,并且還可能有所改善。另外,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也要給勞動者更多的自由時間。這不僅需要利用科學技術的力量,大力提高企業勞動效率,盡量不加班或少加班;同時還需要改革企業勞動制度,倡導和實行靈活的工作日制度,在不影響生產經營全局的前提下,使勞動者能集中較多的時間用于學習、研究、考察,或參加企業外的業務培訓,以擴大視野、增長知識、提高技能,實現“個人知識積累”。
【關 鍵 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前序范疇;后序范疇;公有價值;理論體系。
【作者簡介】曹 建(1957-2009),生前系中國土地制度史專家,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繼續教育學院《成人教育學刊》編輯部編輯、東方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資深編輯。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問題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極為重要的問題。幾十年來,學術界對此進行了艱辛的探索,成果豐碩,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沒有形成共識。本文的任務是努力以基本原理為指導,對這些成果進行比較研究,力求對各家各派做出科學評價,求得共識。
(一)
矛盾特殊性原理告訴我們,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社會經濟的基本矛盾運動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是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基本矛盾運動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其核心問題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指出:“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1]進一步說,事物的實質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決定的。資本主義社會代替封建社會后,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成為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這一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具體表現。在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生產社會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要求廢除封建私有制,確立資本主義私有制;在資本主義社會確立以后,資本主義私有制成為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決定該社會的資本主義性質,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是生產剩余價值。也就是說,由資本主義私有制成為取得支配的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決定,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資本對雇傭勞動,即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統治和剝削關系,它集中體現為資本家無償占有雇傭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經濟關系。而這一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則是資本增殖,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是生產剩余價值。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實質上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這種剩余價值的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性動機。”[2]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追求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目的和決定性動機,是資本主義社會全部經濟活動賴以運行的軸心。馬克思正是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科學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是生產剩余價值,并以剩余價值為核心,構建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的規律,揭示了其產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歷史軌跡和必然命運。所以說,剩余價值范疇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核心范疇。
由此可見,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由一定社會經濟關系中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決定,是揭示社會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反映了一定社會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的基本經濟范疇;并且是對整個社會經濟規律體系中起主導作用的基本經濟規律的科學規定和在此基礎上所確立的科學范疇。在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和范疇體系中,核心范疇是一個綱,綱舉才能目張。因而,在社會經濟關系的矛盾運動的系統或過程中,處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有其一系列存在條件(或者說前提條件)和運動條件(或者說實現條件)。因此,以核心范疇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學范疇體系中,必然有一系列范疇相互結合起來,以揭示其矛盾運動。我們把關于處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存在條件、前提條件的理性認識,稱為前序范疇;把處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運動條件、實現條件的理性認識,稱為后序范疇。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由以核心范疇為中心的一系列范疇(前序范疇、后序范疇)互相聯系、互相結合而構成的范疇體系。
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價值。它決定著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因而是決定著資本主義生產實質和生產目的的規律,并且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規律體系中起主導作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也必然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因而是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實質和生產目的的規律,并且在整個社會主義經濟規律體系中起主導作用。因此,直接體現著一定社會生產實質和生產目的,并且直接揭示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的范疇是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確立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標準,有兩個標準:直接體現一定社會生產實質和生產目的,并直接揭示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是核心范疇的客觀標準;準確的語詞表示是確立核心范疇的主觀標準。是否符合這兩個主客觀標準,是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問題研究的成果是否科學的基本依據。本文就依據上述標準對學術界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問題研究的成果進行比較和述評,并以核心范疇為中心,以一系列范疇(前序范疇、后序范疇)為,初步構建一個互相聯系、互相結合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體系。
(二)
在政治經濟學發展史上,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首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即“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3]。這無疑是斯大林的重大理論功績。然而,中國學術界有的先生指出:斯大林“沒有提出一個中心范疇來概括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中心內容”[4]。這“是關于社會主義產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并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有機計劃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5]。我們同意上述評價。然而斯大林在理論上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研究開辟了廣闊的發展道路。
下面,根據我們所掌握的文獻,對中國學術界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問題的研究成果分為五類進行評述。
第一類:關于“公共必要價值”“凈產值(凈產品)”“公共價值(社會價值)”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觀點。這類觀點認為,“公共必要價值”“凈產值(凈產品)”“公共價值(社會價值)”相當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商品價值中的剩余價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我們原則地同意這一觀點。
早在1961年,卓炯先生提出了“公共必要價值”范疇。他提出:“一個社會主義的商品價值構成的公式:W=生產資料價值的補償部分+個人必要價值+公共必要價值。”“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矛盾,就是個人必要價值和公共必要價值的矛盾。”“公共必要價值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因為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只有勞動人民掌握了公共必要價值規律,才能不斷再生產、不斷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6]卓炯在中國經濟理論界首次提出“公共必要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這是具有一定的開拓意義的。然而,到20世紀80年代,卓炯先生的觀點發生了變化,他沒有沿著上述思路做進一步的研究。他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存在剩余價值”“出路只有一條,承認剩余價值。”[7]“社會主義擴大商品生產的目的,也有二重含義,一是作為擴大商品生產,追求剩余價值,二是作為社會主義特征為社會追求剩余價值,剩余價值轉化為公共必要價值。”[8]這一觀點我們是不同意的。
宋濤先生提出:“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范疇是凈產品。” [9]以后,他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公有制經濟的兩個基本經濟范疇是資金和凈產值。”[10]“社會主義企業職工的勞動,是為自己和為社會的勞動,他們在勞動過程中創造的新價值為自己和企業及社會主義國家所占有,所以,對為企業及社會主義國家所占有的這部分價值,我認為應叫做凈產值,我所以叫這部分價值為凈產值,是因為它是職工超過企業成本所創造的為公共占有的價值。”[11]宋濤先生的理論貢獻是,明確提出了“凈產值”相當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商品價值中的剩余價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即社會主義社會的企業職工所創造的超過企業成本而為公共占有的價值,而且比“凈產品”更充分地體現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商品經濟性質。這是宋濤先生作為老一代經濟學家的杰出與可貴之處。但是,我們不能同意宋濤先生把資金和凈產值并列為社會主義社會公有制經濟的兩個基本經濟范疇。我們認為,同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核心范疇只能是一個范疇,即剩余價值范疇一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也只能是一個范疇。此外,凈產值范疇在語詞表示上雖然體現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一形式特征,但沒有充分表達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
劉永佶先生提出:“社會主義經濟矛盾的本質規定,就是社會價值,它是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本質規定的剩余價值的轉化,也是規定社會主義經濟矛盾系統的概念體系的核心。”[12]以后,他把“社會價值”改稱為“公共價值”,提出“新價值按勞動者所付出勞動的質和量分配其生活資料;新價值中其余部分為公共價值,即個人勞動創造,但用于公共的生產資料與公益事業、社會保障的價值。”[13]在這里,他提出了社會價值或公共價值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概念,并且也把社會價值或公共價值看作是相當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商品價值中的剩余價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這是我們所同意的,但是,他沒有明確表述社會價值或公共價值直接體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反映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這一重要理論規定,卻提出用“提高人的素質技能”來規定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觀點[14]。我們不能同意之。
第二類:關于“必要價值”“社會必要產品”等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觀點。
王玨先生提出,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即必要價值分割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工資,即勞動者的個人勞動收入,用以維持勞動者的生活和滿足他自身發展的需要。這部分價值稱為“個人必要價值”,創造這部分價值的勞動稱為“個人必要勞動”;另一部分表現為勞動者的國家和企業的收入,被用于社會擴大再生產和發展公共福利。這部分價值稱為“社會必要價值”,創造這部分價值的勞動稱為“社會必要勞動”。對于社會主義勞動者來說,這兩部分同樣是必要的,他的全部勞動都是必要勞動,他所創造的全部新價值都是必要價值。必要勞動作為社會主義經濟范疇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15]。必要價值規律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16]。“必要價值”是體現社會主義經濟運動“軸心”的中心范疇[17]。
雍文遠先生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所進行的勞動也要分為個人必要勞動和公共必要勞動兩個部分。個人必要勞動構成勞動者的個人收入,這部分勞動產品,稱為個人必要產品;公共必要勞動構成社會基金,這部分勞動產品,稱為公共必要產品。個人必要產品與公共必要產品之和稱為社會必要產品[18]。與之相應,直接生產者在勞動過程中所創造的全部新價值,對勞動者來說都是必要的。全部新創造的價值,稱為“社會必要產品價值”。“社會必要產品價值也要相應分為個人必要產品價值(V)和公共必要產品價值(M)”[19]。“為滿足社會及其成員日益增長的需要而生產盡可能多的社會必要產品,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目的”[20]。“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可簡稱為‘社會必要產品規律’”[21]。“社會必要產品”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經濟范疇[22]。
巫繼學先生提出:“自主勞動者付出的全部勞動歸結為必要勞動。”“必要勞動又有其內部劃分。”“勞動者直接為個人付出的必要勞動可稱為個人必要勞動;勞動者為公共集體付出的必要勞動可稱為公共必要勞動。”“與此相應,必要勞動在產品上表現為個人必要產品和公共必要產品;在價值上表現為個人必要價值v和公共必要價值m。”[23]這兩部分價值之和即必要價值(V+M),“在量上,它是全部產品價值減去轉移的舊價值而余下的增加的新價值”“新增價值,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客觀目的”。“進一步的結論是,自主勞動從量上說整個地表現為必要勞動,作為社會主義客觀生產目的的新增價值也就全部表現為必要價值”[24]。“必要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的基本經濟規律[25]。
馬仁典先生提出了“公本價值產品”范疇,即“社會公本總產品扣除用以補償耗費掉的生產資料后的公本新創產品,其價值形態是公本價值產品”。公本價值產品包括兩部分:“即個人價值和公共價值”[26]。“滿足勞動者個人消費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叫做個人價值”“由社會公共占有的、超過其個人消費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以上的價值”叫做公共價值。“個人價值與公共價值之和”“即公本價值產品。公本價值產品乃是社會主義公本階段的社會生產目的”[27]。“公本價值產品規律是社會主義公本階段的基本經濟規律”[28]。
以上觀點有兩個共同特征:第一,認為他們所提出的“必要價值”“社會必要產品(社會必要產品價值)”“必要勞動(必要價值)”“公本價值產品”都直接體現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目的,直接反映和規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這與我們關于確定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的客觀標準是一致的;第二,這些范疇,都相當于馬克思所說的“價值產品”范疇,即V+M。這是他們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在性質和量上的基本規定。這個觀點我們是不能同意的。我們認為,應當以相當于馬克思所說的商品價值中的剩余價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的新價值來規定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性質、內容和量的界限。我們將在本文第三部分詳盡論述之。
第三類:關于“使用價值”“資金”“公本”“自主勞動”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觀點。
有些先生認為:“只有使用價值才能表示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不同意采用價值范疇。”[29]我們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共同體商品經濟,其生產目的必然采取價值形式來表示;同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也應當用價值形式來表示。因此,我們不同意這一觀點。
陳典模、劉錦棠先生提出:“資金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體范疇。”“資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類似資本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30]宋濤先生認為,資金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價值形態”[31]。
馬仁典先生提出:“社會主義公本階段的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能夠科學地反映這一經濟實際的基本范疇就是公本。”[32]關于公本的定義,他認為:“公本是能夠帶來公共價值的價值。”[33]
巫繼學先生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從屬勞動的雇傭勞動轉化為自主勞動。”[34]“自主勞動是社會主義財富的普遍形式。”[35]“自主勞動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占統治地位的經濟范疇。”[36]“它的地位相當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占統治地位的經濟范疇──資本。”[37]
我們認為,上述觀點沒有揭示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沒有揭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因此,不符合我們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的客觀標準,是我們所不能認同的。
第四類: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存在剩余價值范疇的觀點。20世紀80年代初,卓炯先生提出了“社會主義剩余價值范疇”[38]。逄錦聚等先生提出:“剩余價值是商品經濟的一般范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剩余勞動必然要表現為剩余價值。”[39]我們不同意上述觀點。我們認為,剩余價值范疇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剝削關系的特殊經濟范疇,只有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下,勞動力成為商品,從而工人的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被資本家無償占有,因此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才表現為剩余價值。在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已經消滅了資本主義剝削關系,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為了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包括勞動者個人的需要。勞動者的勞動不再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因此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也不再是勞動力價值和剩余價值。由此可見,剩余價值是標志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和剝削關系的范疇,不是反映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的經濟范疇,也絕不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
第五類:關于公有價值范疇。曾昭禹先生提出了公有價值學說,并論述了“公有價值理論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40]。我們認為,他實際上提出了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我們完全贊同這個學說,在本文第三部分將展開評述。
(三)
曾昭禹先生的公有價值學說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基本點[41]:第一,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其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有機計劃市場經濟。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在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勞動分為必要勞動和公有勞動。必要勞動形成必要價值,即社會主義工資;公有勞動形成公有價值。必要勞動創造的價值,作為工人的工資,是補償給工人的勞動力消耗的那部分價值;公有勞動創造的公有價值,即工人的勞動創造的總價值中去掉工人的必要價值后剩余的那部分價值,由國家代為占有,國家以保障工人根本利益的形式補償給工人。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工資和剩余價值、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獨特的資本主義性質被去掉,從而獲得了必要價值(社會主義工資)和公有價值、必要勞動和公有勞動的社會主義性質。第二,確立公有價值范疇,是由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的。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制度下,剩余的勞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是公有勞動,它創造的價值,即公有價值,與剩余價值相比較,公有價值的特點在于:(1)公有價值是由工人自主勞動創造的,而剩余價值是由雇傭勞動創造的;(2)公有價值是由工人的公有勞動創造的,而剩余價值是由剩余勞動創造的;(3)公有價值是由人民委托的國家和集體代為占有,而剩余價值是由資本家無償占有的。第三,公有資本(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資料),是能夠帶來公有價值的價值。公有價值是公有資本的增殖,體現的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社會主義企業的利潤──公有利潤,是公有價值的轉化形式。第四,社會主義生產不僅是商品生產,它實質上是公有價值的生產。參與公有價值的創造的勞動,都是社會主義生產勞動。第五,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應該把生產公有價值作為直接的生產目的。只有使用公有制的生產資料的勞動,才是社會主義勞動。這種勞動的目的是取得公有價值。第六,公有價值體現了國家對集體、勞動人民的代表和服務關系,揭示了國家和工人、勞動人民在政治上一致的經濟根源、經濟基礎。必要勞動和公有勞動、必要價值(工資)和公有價值的矛盾關系體現了工人和勞動人民自身的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的根本途徑,是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使公有價值不斷增長。第七,社會主義本質在公有價值不斷增長中實現,公有價值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核心。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在公有制為主體和高度先進科學技術基礎上以及先進體制(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價值,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簡明地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價值。這一規律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因而是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實質的規律,并且在整個社會主義經濟規律體系中起主導作用。第八,公有價值理論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確立公有價值理論是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關鍵。這實際上闡明了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
這些觀點互相聯系起來,形成了一個以公有價值范疇為核心的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正如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一樣,公有價值學說深刻論證了馬克思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觀點,使馬克思以這三大支柱為主要內容的關于未來社會的設想成為科學理論。因此,我們認為公有價值理論為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下面,我們對公有價值學說做若干補充和展開。第一,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公有價值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是社會主義勞動者滿足自身的、也是滿足社會的共同需要而創造的價值。它相當于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社會扣除”的主要部分。馬克思說:“雖然從一個處于私人地位的生產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會直接或間接地用來為處于社會成員地位的這個生產者謀利益。”[42]因此,公有價值用來滿足社會的共同需要,最終仍歸結為滿足每一個勞動者的需要,直接或間接地為每一個勞動者謀福利。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就是生產公有價值。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所特有的客觀經濟范疇,它最典型、最集中地反映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關系,因此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
在經濟學中,“公共”一詞使用得比較廣泛,如西方經濟學中有“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和“公共財政”等概念。“公共”一詞不能反映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一些先生提出的“公共價值”“公共必要價值”“公共必要產品價值”等在語詞表示上也不能反映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的特殊性質。因此,我們認為,對社會主義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中相當于M的部分,在語詞表示上用“公有價值”更為準確。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共同體商品經濟,“公有價值”的“公有”在詞義上表達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含義;而“價值”,則在詞義上表達了商品經濟的含義。因此,“公有價值”在語詞表示上清晰地、明確地體現了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的基本經濟關系。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確立為公有價值范疇在語言表述上是準確的。
第二,社會主義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劃分為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社會主義商品的生產過程,包括舊價值的轉移和新價值的創造。新價值則包括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社會主義商品的價值(Gp,p為“public”的英文縮寫,意為“公有的”)由三部分構成,即:Gp=Cp+Vp+Mp。其中,Cp是生產資料轉移的舊價值;Vp是必要價值;Mp是公有價值。
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勞動,一方面,作為具體勞動,生產出社會主義產品,并且把生產資料的舊價值轉移到新產品中去;另一方面,作為抽象勞動,創造出新價值,并且使價值增殖。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勞動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公有勞動。必要勞動作為具體勞動,生產出必要產品;作為抽象勞動,創造出必要價值。公有勞動作為具體勞動,生產出公有產品;作為抽象勞動,創造出公有價值。必要產品是必要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公有產品是公有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必要價值是物化的必要勞動,公有價值是物化的公有勞動。
第三,必要價值生產與公有價值生產的社會經濟條件。巫繼學先生認為,必要勞動所以劃分為個人必要勞動和公共必要勞動,根源于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所有權的二重性。勞動力個人所有權決定個人必要勞動的存在,勞動力公共集體所有權決定公共必要勞動的存在[43]。馬仁典先生認為,公共價值產品分為個人價值和公共價值。一方面,在勞動力個人所有權的意義上,勞動者的勞動耗費創造個人價值;在勞動力社會公共所有權的意義上,勞動者的勞動耗費創造公共價值[44]。我們不同意上述觀點。因為這種觀點拋開了個人價值(或個人必要價值)和公共價值(或公共必要價值)生產的最主要的社會經濟條件──生產資料公有制,因而是片面的。劉永佶先生提出:“在聯合勞動中,不僅勞動者個體的勞動力可以創造其價值,而且會由協作形成集體勞動力的價值。這種集體勞動力的價值及從勞動者個體創造價值中扣除一部分,構成公共價值。”[45]我們不同意這種關于公共價值的來源的觀點。我們認為,勞動者在公有制企業中的勞動方式是集體勞動方式或者說結合勞動方式。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都是勞動者集體創造的,只是必要價值是分配給勞動者個人的。因此,不能因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在劃分與分配上的不同,而把二者看作是由個體勞動力和集體勞動力分別創造的。
我們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力所有權不存在兩重性,勞動力所有制是勞動力個人所有制[46],勞動力所有權是勞動力個人所有權。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勞動力個人所有制的結合,決定了必要價值的生產和占有關系。其中,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是必要價值生產及其歸勞動者個人直接占有(采取按勞分配方式)的前提和必要條件;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必要價值生產及其歸勞動者個人直接占有的充分條件(實現條件)。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所決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從性質上和總體上不再是商品,因而必要價值不再是勞動力價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了公有價值的生產和占有關系。一方面,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公有價值的生產和占有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生產資料公有制本身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又是公有價值再生產過程運動的結果。既然公有價值實質上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關系,那么,公有價值的生產和再生產,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所決定,公有價值不再是剩余價值。
第四,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生產的客觀目的和主觀目的。勞動者從事生產勞動的目的,分為客觀生產目的和主觀生產目的。勞動者通過勞動滿足自身需要,是勞動者的生產目的。其中,滿足需要是客觀的,即客觀生產目的;勞動本身則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為滿足需要提供勞動,即勞動者的主觀目的。客觀生產目的決定主觀生產目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的客觀生產目的是通過自己的勞動,創造出新價值,包括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來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其中,必要價值用來滿足勞動者的個人需要;公有價值用來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社會共同需要,并且最終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方法反哺于每個勞動者。由滿足整個社會需要這一客觀生產目的所決定,社會主義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為滿足整個社會需要而提供的勞動。其中,勞動者提供的必要勞動是為滿足個人需要的勞動,即為自己的勞動;公有勞動是為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社會共同需要的勞動,即為社會的勞動。勞動者為己勞動和為公勞動,是社會主義勞動者的主觀生產目的。客觀生產目的引出主觀生產目的。為己勞動和為公勞動作為主觀生產目的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出發點,而滿足整個社會需要作為客觀生產目的是社會主義生產的落腳點,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的最終結果,達到社會主義生產的最終目的。
第五,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分配。社會主義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用來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其中,必要價值用來滿足勞動者的個人需要;公有價值用來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社會共同需要。為達此目的,就必須對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進行合理分配。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分配是通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得以實現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包括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者的按勞分配;國家、企業之間對企業純收入的分配。因此,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結果,形成工資、國家稅收和企業稅后利潤;個人收入采取稅收形式(包括個人所得稅、財產稅)上交國家,國家運用稅收收入和其他財政收入進行財政支出,則屬于國民收入再分配。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對象是企業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包括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必要價值的分配是通過按勞分配實現的;公有價值的分配(即企業純收入)的分配通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其他環節(國家稅收與企業留利)以及國民收入再分配實現的。
在社會主義企業中,按勞分配的對象是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一部分。必要價值形成勞動者的工資,通過按勞分配獲得;公有價值的一部分也可以作為獎金,對先進勞動者給予獎勵。這也屬于按勞分配。勞動者通過按勞分配獲得勞動收入,用來滿足勞動者的個人需要。企業勞動者的勞動收入的一部分,采取個人所得稅等形式上交國家,則屬于國民收入再分配。
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一部分之按勞分配是建立勞動者個人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形式,也就是馬克思所提出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有人對此加以曲解,認為:“‘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形式,這就是股票”即股份制[47]。有學者指出:“‘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1、社會生產資料的公有制;2、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3、勞動力的個人所有制。這三個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48]我們同意這一觀點。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決定了按勞分配的客觀必然性,而只有以按勞分配方式為基礎,才能建立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馬克思指出:“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化為個人的財產。”[49]所以說,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是按勞分配的前提,而按勞分配則是消費資料個人所有制實現的途徑。
公有價值的分配,則劃分為兩個環節。第一個環節是公有價值的初次分配(屬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即企業純收入(公有價值)在國家與企業之間分配。公有價值的一部分以稅收形式上交國家。另一部分是企業稅后利潤,分為企業擴大再生產基金、獎勵基金、福利基金及后備基金。擴大再生產基金用于企業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獎勵基金采取按勞分配形式獎勵給企業先進勞動者;福利基金用于企業勞動者的集體福利;后備基金則用于對企業意外事故等非正常的物質損耗進行彌補的支出以及其他一些特殊性的必要支出。
公有價值的分配的第二個環節是公有價值的再分配(屬于國民收入再分配)。經過公有價值的初次分配,形成國家稅收等財政收入后,國家必須通過財政支出,形成下列社會基金以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社會共同需要:(1)社會積累基金,用于社會范圍內的擴大再生產需要;(2)非生產勞動者的工資基金,通過按勞分配方式滿足非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者的個人需要;(3)社會消費基金,用于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公共消費需要;(4)社會管理(包括國防)基金,用于國家行政管理、社會管理需要以及國防支出;(5)社會保障基金以及社會準備基金等,用于社會成員的社會保障需要以及國家后備需要等。
第六,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占有主體及分配主體是同一個主體──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從分配形式上看,在社會主義社會,必要價值歸勞動者個人占有,公有價值分別由國家和集體代為占有,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占有主體似乎是國家、企業、個人三個主體,但這是一種誤解。實質上,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占有主體及分配主體是同一個主體——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這是由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性質所決定的。
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條件下,國家(社會)、企業、個人是融為一體的。首先,個人與企業融為一體。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是社會主義勞動者組成的集體,企業勞動者不僅是企業生產資料部分所有者,而且是這部分生產資料的管理者、運用者和收益者。企業的勞動方式是集體勞動方式,實質上是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方式。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是勞動者的集體勞動創造的,只是必要價值分配給勞動者個人,公有價值的一部分由企業代表企業勞動者占有之。因此,作為企業生產和管理主體的勞動者,他們既是生產資料所有者、勞動力所有者,亦是直接生產者和管理者,這三種身份是合一的,他們是社會主義企業中當之無愧的主人。其次,勞動者與國家(社會)融為一體。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一種公有制形式。國家則是組成為統治階級的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共同體,政府是其代表,代表全體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總和。因此,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的最終所有權、處置權屬于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這是政府代為占有生產資料的前提。也就是說,政府代為占有生產資料是建立在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的授權和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享有最終所有權、處置權的基礎上的。而社會主義勞動者則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作為生產資料代為占有者與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是融為一體的。再次,國家(社會)與企業(勞動者集體)融為一體。在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條件下,經濟管理根據生產需要劃分為兩個基本層次:國民經濟管理和企業管理。管理的主體分別是國家和企業。但是,由于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具有整體性,即由國家代表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行使所有權,并根據整個社會需要進行國民經濟管理,包括實行統一計劃和統一經營;在這一前提下,國家根據生產和管理的需要把生產資料即公有資本“交回”企業勞動者,由企業勞動者自主管理并進行生產活動。企業在國家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經營下為社會需要進行生產,并把所生產的公有價值的一部分交由國家代為占有。因此,一方面,全民所有制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合一的,不可分割的,最終合一于由國家所代表的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另一方面,國家的生產資料代為占有權、計劃和經營權與企業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管理權和運用權即從事生產,是既有分工又相互聯結的,所以國家利益和企業利益是結合在一起的。
綜上所述,在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條件下,國家、企業、個人雖有利益上的差別,但三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三者是融為一體的。鞏固、發展和壯大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國家、企業、個人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國家、企業、個人只是職責分工不同,沒有什么根本利益的對立。由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自主結合而成的社會是整個社會生產、占有和分配主體,是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占有主體及分配的同一主體。
第七,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比例關系的國家調節。當社會主義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國民收入)總量為一定時,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在數量上存在著此消彼長的矛盾關系。因此,在國民收入(必要價值+公有價值)的分配中,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根據生產的發展和勞動者的實際需要,在不同階段科學地、有計劃地調節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比例關系,從而正確調節勞動者個人需要與社會共同需要的關系,使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兩種生產、勞動者個人需要與社會共同需要兩種需要得到和諧發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在論述“自由人聯合體”時指出:“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50]馬克思還提出,社會產品經過“社會扣除”之后,“才談得上在集體中的各個生產者之間進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費資料”[51]。因此,在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分配中,我們既要考慮到滿足勞動者的個人需要,又要根據“社會扣除”原則,充分保證全社會的共同需要。統籌兼顧,合理安排是社會主義國家調節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比例關系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第八,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關系。公有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從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關系上看,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具有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是由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生產關系所決定的。一是兩者具有同一的歸屬性,即這兩部分都屬于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所有、占有和使用;二是兩者具有同一的目的性,即這兩部分都用以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三是兩者具有同一的發展趨勢,即在社會主義再生產的動態過程中,這兩部分在量上都是絕對增長的。
但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在具有一致性的前提下,也有各自的特殊性。首先,必要價值是公有價值再生產的必要條件,而公有價值量的增長又是必要價值不斷增長的前提條件。因為,必要價值(工資)是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而無論是在每一個工作日后,還是在每一個生產周期后,勞動者都要通過獲得工資以進行個人消費,使勞動力得到恢復即再生產,才能在下一個工作日或下一個生產周期中繼續再生產出新的必要價值,同時創造出新增的公有價值。然而,在社會主義再生產過程中,公有價值(Mp)一部分通過積累形成追加給勞動者的工資基金(ΔVp),投入下一個生產周期的擴大再生產,從而轉化為在量上擴大的必要價值(Vp)。所以,只有公有價值量的不斷增長,才能帶來必要價值的不斷增長。其次,勞動力再生產與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用途。勞動力再生產分為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勞動力擴大再生產又分為數量上(外延)的擴大再生產和質量上(內涵)的擴大再生產。必要價值主要用于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其中一部分也用于勞動力擴大再生產,如勞動者用于養育子女的費用,以增加勞動力的數量,并通過個人消費及其家庭消費,提高勞動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質量。公有價值則用于勞動力擴大再生產。其中,公有價值的一部分形成積累基金中的ΔVp部分,用于追加勞動者的工資基金,在下一個生產周期,則轉化為必要價值(Vp),從而實現勞動力數量上的擴大再生產;公有價值的另一部分轉化為社會消費基金,用來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物質文化需要,以豐富勞動者的自由個性和推動勞動者全面發展,從而實現勞動力質量上的擴大再生產。第三,必要價值的生產是商品生產的共同規律。無論是簡單商品經濟,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勞動者都要通過生產必要價值,用來滿足個人或低或高的消費需要。而剩余價值的生產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特有的、特殊的經濟規律,公有價值的生產則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的特有的、特殊的經濟規律。因此,必要價值是商品經濟的一般范疇,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疇,公有價值則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疇。第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與必要價值相比較,公有價值的生產則具有根本性、主導性、整體性和長遠性。公有價值生產的根本性表現為,公有價值的生產為整個社會生產的不斷擴大提供現實條件,公有價值的積累和不斷再生產是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個人需要不斷獲得滿足的充分條件;公有價值生產的主導性表現為,它對經濟社會的發展起著主導的推動作用,因而它的發展程度也就成為反映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性質、方向、水平、規模的基本標志;公有價值生產的整體性表現為,它客觀上形成整個社會主義社會不斷發展和完善的基礎,在整個社會主義生產和價值創造中占據主要地位,它關系到社會主義全體勞動者的整體需要和整體利益的最終實現;公有價值生產的長遠性表現為,它和必要價值生產相比較,必要價值反映了一種短期的經濟效果,而公有價值對勞動者需要的滿足是通過長期的經濟效果表現出來的。公有價值的生產是全體勞動者長遠利益的實現。
總之,必要價值的生產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滿足整個社會需要的前提條件(必要條件);而公有價值的生產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滿足整個社會需要的實現條件(充分條件)。指出:“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52]所以,與必要價值相比較,公有價值的生產更加具有重要性。從公有價值的生產的根本性、主導性、整體性和長遠性看,與必要價值相比較,公有價值的生產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它才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是整個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的關鍵,發揮著主導作用。
既然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是追求公有價值,那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最大限度地生產公有價值,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我們把這一規律稱為“公有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確立以后,社會主義公有制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決定該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是生產公有價值。作為揭示社會主義生產實質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由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決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具體表現為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其中,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是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由這一主要矛盾方面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53]。而生產公有價值,用于滿足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則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公有價值的生產與再生產,一方面是公有產品即物質資料的生產與再生產;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只有公有價值的生產與不斷再生產,才能為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發展和完善提供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才能使全體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的滿足程度得到不斷增長和充分實現。因此,公有價值的生產,或者說公有價值規律,反映了社會主義經濟運動的本質的、內在的、必然的基本聯系。它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因而它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是集中地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規律;因此,最大限度地生產公有價值,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公有價值學說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
第九,以公有價值范疇為核心,構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范疇體系,是由其核心范疇與前序范疇、后序范疇構成的。我們認為,應當以公有價值范疇為核心,構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必要價值與公有價值范疇規定了社會主義的直接生產關系(狹義的生產關系),即社會主義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社會主義勞動的總產品包括生產資料補償產品、必要產品和公有產品;社會主義勞動既是物質生產勞動,也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其中,必要勞動生產出必要產品,并創造出必要價值;公有勞動生產出公有產品,并創造出公有價值。公有價值的矛盾運動,直接反映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公有價值的生產,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公有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
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公有價值以及必要價值范疇的前序范疇,按照邏輯順序排列,包括以下五個范疇:生產資料公有制、公有資本、勞動力個人所有制、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生產資料歸社會主義勞動者共同擁有和占有的所有制形式。包括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無產階級通過社會主義革命資本主義制度后,在無產階級條件下建立起來的,因此,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公有資本,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資料的價值形態,是帶來公有價值的價值,它體現了社會主義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
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勞動力歸勞動者個人所有的一種勞動力所有制形式。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勞動力也歸雇傭勞動者個人所有,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勞動力的所有權與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是分離的。雇傭勞動者的勞動力是商品,雇傭勞動者通過勞動力商品的買賣方式,把勞動力的占有、支配、使用權轉讓給資本家,從而聽任資本家的剝削和奴役,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力不再是商品,因而不存在也不允許存在勞動力的買賣關系。生產資料公有制企業是勞動者組成的集體,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在企業范圍內直接結合,勞動者個人與企業(勞動者集體)融為一體。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力所有權與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是合一的,即統一集中于社會主義勞動者本身。
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是勞動的社會主義形式,它體現了社會主義勞動的性質本質。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在企業范圍內直接結合,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勞動首先是自主勞動: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自主占有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自主進行有計劃的生產經營活動,自主實行按勞分配,自主占有自己的勞動成果。在自主勞動中,充分體現了勞動者的主人地位:勞動者是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主人;是生產經營過程和勞動過程的主人;是生產經營成果和勞動成果的主人。這種自主勞動,一方面,由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所決定,是自由勞動。社會主義勞動者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擇業自由、消費自由和個性自由,從而也使勞動者支配的自由時間不斷增加,逐步獲得自由全面的發展;另一方面,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所決定,勞動者的自主勞動是自主聯合勞動。社會主義聯合勞動關系是一種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共同控制生產過程、共同享有生產成果的經濟關系。在社會主義聯合勞動關系下,勞動者個人與企業和國家融為一體。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于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是直接結合的,所以,勞動者的自由勞動和聯合勞動是結合在一起的,并且二者的結合是以自主勞動為前提的,是以社會主義民主為前提的,所以,我們把這種勞動的社會主義形式稱為“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
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54]。它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以公有資本和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為依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調節下,國家、企業和勞動者個人三者的根本利益一致,勞動者之間、企業之間合理分工、合作互利和平等競賽,以實現勞動者自身需要和整體需要的商品經濟形式。馬克思認為:“商品生產從而商品流通也能夠在不同的共同體之間,或者在同一共同體內部不同機構之間產生。”[55]從國際范圍內講,不同的共同體之間,即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可以產生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而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中即同一共同體內部,公有制企業的不同機構之間即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之間也可以產生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在全民所有制范圍的經濟管理分為兩個層次,即分為國民經濟管理和企業管理兩個層次,相應地,社會經濟活動也分為國民經濟活動和企業經濟活動兩個層次,這是全民所有制內部也存在商品經濟形式的主要原因。由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管理分為國家和企業兩個層次,從而客觀地存在著局部(企業)勞動與整體(社會)勞動的矛盾,這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在這一矛盾運動中,一方面,由局部(企業)勞動與整體(社會)勞動的差別性所決定,相對獨立的局部(企業)勞動的產品,才作為商品形式而相互區別開來;另一方面,由局部(企業)勞動和整體(社會)勞動的根本一致性所決定,從而使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調節成為可能和必然。
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公有價值以及必要價值范疇的后序范疇,主要有: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形式和運行機制,包括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實現,社會主義積累和再生產;社會主義經濟調節方式即資源配置方式──社會主義有機計劃市場經濟即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分配關系和分配方式,包括按勞分配、國民收入分配與再分配;社會主義消費關系和消費方式;等等。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由公有價值這一核心范疇、生產資料公有制等前序范疇、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形式和運行機制等后序范疇,互相聯系、互相結合而構成的理論體系和范疇體系。
本文初步構建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體系。希望理論界同仁提出寶貴意見,尤其是批評意見。任重道遠,希望先生們共同努力!
注釋:
[1]《選集》(第1卷)第3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資本論》(第3卷)第27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斯大林選集》(下)第5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16][17] 王玨主編:《必要價值論》(第1卷)第90、4、8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40][46][48][54]曾昭禹:《社會主義新論》第122、130、190、190、121頁,[香港]銀河出版社2004年版。
[6]卓 炯:《試論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載《學術月刊》1961年第12期。
[7][8]卓 炯:《〈資本論〉體系與社會主義經濟——擴大商品經濟論》第37、91頁,[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版。
[9]宋 濤:《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范疇是凈產品》,載《經濟學周報》1982年1月25日。
[10][11][31]《資本和剩余價值不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通用的經濟范疇》,載《高校理論戰線》1995年第7期。
[12][14]劉永佶:《主義·方法·主題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基本》第399、410-412頁,[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
[13][45] 劉永佶:《中國經濟矛盾論——中國政治經濟學大綱》第304、305頁,[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版。
[15][29]參見王玨主編:《必要價值論》(第1卷)第80-81、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20][21]雍文遠主編:《社會必要產品論》第56、78、8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參見雍文遠主編:《社會必要產品論》第61-62、“導言”第10-1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3][24][25][35][36][37]參見巫繼學:《自主勞動論要》第271-273、265-266、381、168、176、175、19-20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6][27][28][32][33][45]馬仁典:《公本論》第155、4、219-220、3、4、1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陳典模、劉錦棠:《資金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性范疇》,載《晉陽學刊》1982年第1期。
[38]卓 炯:《對剩余價值論的再認識》,載《學術研究》1980年第5期。
[39]逄錦聚等:《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繼承和發展》第346、341頁,[北京] 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41]參見曾昭禹:《社會主義新論》第121-131頁,[香港]銀河出版社2004年版。
[42][49][5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3、304、3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7]謝 濤、辛子陵:《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與中國改革》,載《炎黃春秋》2007年第6期。
[5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2]《文集》(第8卷)第13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隨著全球經濟不斷發展,技術培訓在企業發展中愈來愈重要。技術培訓是人才培養的絕佳途徑,是企業智力投資和勞動力再生產的一部分。技術培訓能實現企業效益的最大化并能不斷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在企業現代化背景下,技術培訓已然成為最好的長線投資。
關鍵詞:
技術培訓;企業;投資
中圖分類號:
F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5)08009501
在企業現代化背景下,技術培訓是企業高技能人才掌握最新技術的平臺之一,是一項長期有效的投資。技術培訓須結合企業自身的實際情況,合理定位培訓人員的培訓目標,采取行之有效的培訓方法和手段,形成以市場為導向,以前沿技術為主要內容,符合企業發展要求的培訓機制。
1技術培訓是人才培養的絕佳途徑
在決定企業發展及競爭優勢的各種要素中,人才資源是優于資本等其他要素的第一要素,起著決定性作用。當今世界競爭激烈,說穿了是技術的競爭,人才的競爭。技術培訓為企業的長遠發展注入了持久的動力。隨著企業的不斷發展和擴大,人才培訓開發在企業的生產力、市場競爭力和經濟成就方面起著決定性作用。人才的質量在現代化發展中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人才的培訓理念已由“培訓是一種費用”向“培訓是最大的投資”轉變。
2技術培訓是智力投資和勞動力再生產的一部分
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基礎上的企業擴大再生產,對員工不付出巨大的智力投資是難以實現的。馬克思擴大再生產理論指出,“如果生產場所擴大了,就是外延上擴大;如果生產資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內含上擴大”。按照此理論,社會的持續擴大再生產離不開勞動力的再生產,而勞動力的再生產,在現代科學技術條件下,又離不開智力投資,即離不開技術培訓。美國權威機構監測,培訓的回報率一般在33%左右。在對美國制造業公司的分析中,公司從培訓中得到的回報率可達20%-30%。企業要應對經濟危機的挑戰,要走出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通過對員工的技術培訓,提高員工的整體技術素質,來促進企業的技術進步和管理的現代化和科學化。
3技術培訓能實現企業效益的最大化
技術培訓是推廣新技術的絕佳平臺。長期以來,科研成果與推廣應用在某些部門或地區脫節,新產品長期停留在樣品、禮品、展品階段。不少新技術長期存有儲備,立檔案等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是沒把新技術,新成果中的技術關鍵問題交給實際操作運行的技術人員,科研成果不能轉化為生產力,妨礙新技術的促進與轉化。通過技術培訓能將最新成果中的關鍵技術傳授給企業技術人員,從而實現企業效益的最大化。
4技術培訓能不斷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高素質的企業隊伍是企業最重要的競爭因素,是企業長線發展的關鍵力量。通過技術培訓,一方面可以提高員工的知識水平,使員工及時掌握新的技能,提高員工的首創精神和創新能力,確保企業在現在和將來有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另一方面可以營造出鼓勵知識學習和技能創新的良好氛圍,提高員工工作績效從而提高企業效率,促進企業員工個人全面發展與企業可持續發展,增強企業的競爭優勢。
5技術培訓能降低企業的服務成本
人力資源成本已經成為企業成本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很多企業都已創建人力資源成本管理預警體系,加強員工技能及綜合素質方面的培訓支出。企業員工通過有效的技術培訓,再生產商品或服務時,能減少所需的工作時間,從而降低人力及推銷成本。減少材料的浪費和不良產品的產生,從而降低了供應成本。改進由企業將產品服務輸送用戶手中的方法,因而降低了服務成本。
6提高技術培訓的途徑
當前,我國企業技術培訓存在一些問題。企業“只用人,不育人”的現象較為普遍。為從根本上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實現企業效益的持續增長,企業應不斷加強員工的技能培訓,從而實現其長遠的發展。提高技術培訓的質量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6.1培訓開展前,深入調研
培訓開展前,深入了解企業培訓需求,并與培訓對象進行積極的溝通,清楚培訓對象的需要、組織要求與愿望。課程內容設置應將企業員工的技術長處、興趣愛好和他們未來職業生涯的發展相結合,以提高員工對技術培訓的興趣和積極性。
6.2加強培訓教材的編寫和培訓師資隊伍建設
研究確定培訓內容,制定培訓計劃和大綱,編寫培訓教材。聘請國內外知名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的專家和高級管理人員擔任培訓教師,建立一支較為穩定且教學水平較高的專家教師隊伍。
6.3改善傳統的教學模式
改善傳統的教學模式,將傳授本領域新知識、新技術和提高員工的上崗能力和技術操作技能相結合。運用啟發式教學方法、實例教學方法、現場教學方法以及采用現代化教學手段,提高技術培訓的教學質量。將講演、示范、操練、參觀、程式化教學、個案研究、辯論、角色扮演、多媒體教學和模擬等方法有機結合,使學員快速清晰明了的掌握培訓內容。鑒于培訓對象多為有相關專業背景的人員,在培訓過程中應發揮學員內部的力量,創造學員互相交流經驗的機會和平臺,使學員彼此間能資源共享,取長補短,共同進步。
6.4完善技術培訓效果的考核和評估體系
完善技術培訓效果的考核和評估體系,以提高技術培訓效果。培訓評估是了解培訓效果和界定培訓對企業貢獻非常重要的一環。對教師的評估有利于提高教學質量。對學員的評估是為了對其有相對制約,以保證學習效果。
6.5完善培訓效果后續跟蹤考察工作
培訓效果轉化率的高低與員工培訓后返回工作崗位的環境密切相關,包括上級領導的支持,同事間的溝通、配合、互助,資金,配套設施,相關政策的扶持和時間等因素在內。完善培訓效果后續跟蹤能促進培訓效果率的轉換,提高企業的效益。
隨著全球經濟不斷發展,技術培訓在企業長遠發展中愈來愈重要。技術培訓的整體水平和培訓效果將不斷提高。技術培訓在企業發展中的作用也將越來越明顯。技術培訓已然成為企業最好的長線投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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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56.
[5]唐靜,程云.人力資源培訓與開發(第2版)[M].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