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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1.中國現代文學的誕生與發展。
時期,西方國家在堅船利炮的協助之下打開了我國國家的大門,使得中國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自此,很多文人知識分子開始認識到我們國家的貧窮落后以及與西方技術發展先進之間的差距,深有感觸的文學人士開始將生命置之度外,而以壯我國威,舍我其誰的使命感投入到革命激戰中來,一場場關于文字的革命如洪流般鋪天蓋地的襲來,“詩界革命’、“文界革命’、‘打倒孔家店’、‘反對文言文”,這一系列的革命似乎帶有一定的倉促性,將古代文化以猝不及防的態勢打入了深淵,使得中國近代文學發展面臨著諸多阻礙。文學革命,自1917年開始在我國拉開了帷幕,帶有鄉土氣息的小說,蘊含傷痕的各類文學著作,九葉詩派等等,到當前各類穿越小說、都市言情的泛濫,在時代的發展變遷之下,我國的現代文學好似給人一種繁榮昌盛之感,可是如果仔細探究來看,這種繁榮的背后,所謂的文學大都不過是浮夸的、虛無的,并且在國外西方世界的影響之下,關于民族的東西已經離我們越來越遠,中國現代文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已經處于瓶頸狀態。
2.文學“斷裂層”。
縱觀近百年以來的現代文學發展史,還沒有哪一本比得上《紅樓夢》的小說,也沒有一首能夠和唐詩三百首相抗衡的詩歌,現代文學語境在發展的過程中所面臨的無非只是在面對諾貝爾文學獎時所產生的尷尬,在面對世界經典文學時候的一種難以言說的無奈之感。但是作為一門獨具感性氣息的學科,文學不僅應該有著現代社會的影跡,同時還不能脫離歷史母體。縱觀現代看似發展繁榮的文學界,和古代文學有聯系的作品,我所了解的比較著名的作品有郭沫若先生編著的《屈原》、王獨清的《楊貴妃之死》、宋之問的《武則天》,等等,可以說與歷史有關的這些作品真的很少,特別是在近幾年的發展中,優秀的文學作品真的是越來越少了,太多的作家一味的朝前跑,而忽略了對古代文學的觀望,使得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之間出現了裂痕,就現代文學來說,古代文學是其根,是其源,如果少了根和源,中國現代文學的語境勢必會腐朽沒落。
二、古代文學資源的傳承
上述我們談到中國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之間的語境出現了裂痕,也就是所謂的斷裂層,中國現代文學的創造缺少了古代文學所蘊含的精神,究其原因是什么呢?難道是因為古代文學資源的匱乏嗎?答案是否定的,康德曾說過,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可以像中華民族一樣有著數以千萬計的歷史編寫人員。由此我們可知,中國古代文學資源是多么的深厚和豐富。
1.豐富的古代文學資源。
為后人們所銘記和津津樂道的古代文學和歷史文人真的是數不勝數啊,先秦名著就有《詩經》、《莊子》和《周易》;東漢和西漢時期,出現了擁有磅礴氣勢的漢賦和《史記》;魏晉時期,文學作品更是如泛濫之江河,這一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就有“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賢”,唐宋時期的“詩仙”、“詩圣”、“詩鬼”所寫詩篇千古流傳,水平不分高下,以豪放派、婉約派為代表的詩詞文人獨領時代潮流;元代的雜曲更是不甘落后,《西廂曲》、《牡丹亭》引領了一個時代的;明清時期,古代文學更是走上巔峰之路,以《紅樓夢》為代表的四大名著,集政治、愛情、詩詞歌賦等于一體,不僅豐富了當時文人精神世界,更成為現代的經典著作,除了這些,各類民歌、史記也不甘落后,壯觀了古代文學。
2.古代文學資源傳承。
說起文學資源的文化傳承,我們不得不感到羞愧,在傳承方面,我們沒有做到主動積極,對此我們必須認真克服兩方面的難題,第一是將想當然的這種想法克服掉,在當前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社會人們可能會根據自己的想法隨意去改變文學資源的發展,然后想當然的認為這是一種合理的發展演變。但是這種想當然絕對不能脫離歷史的發展,而是應該站在真實的角度,對文化進行傳承和接受。第二應該站在多種角度對古代文學進行解讀,歷史的久遠和文學資源的豐富這兩大特點使得古代文學資源的傳承受到了阻礙。對此就必須要求工作者能夠從多種角度對其進行全面綜合分析,以防以片面單一的角度去褒貶歷史人物和事實,應該做到客觀性和廣義性的評價。
三、中國現代文學語境與古代文學資源的關系
就像鳥兒離不開天空,魚兒離不開水一樣,現代文學也必須緊隨其根,而古代文學就是現代文學的根。盡管在中國現代社會文學發展的最初階段,其為了弘揚現代性,而企圖將古代文學拋離出去,但是實踐證明,這種想法是錯誤的。而且現代文學的發展是始終離不開古代文學資源這一豐富的源泉的,如當代以人為本的意識離不開古代文學思想的天人合一,現在的審美離不開古代的意境,如今的散文詩歌更是離不開古代文學資源的思想。因此當前現代文學的發展,應該站在現代的角度,以古代文學資源為發展根源,深刻挖掘出其中所存在的潛力,從而有效的促進自我發展。在當前,人們精神世界的發展無非就是做到返璞歸真,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傳統,如此才能使得心靈獲得慰藉。因此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之間的是統一的關系而不是對立的管理,如果不能以古代文學資源為根本和指引,現代文學是不能獲得長足的發展的,如果不能將現代文學的語境融入其中,古代文學也是不能有效發揮出其資源力量的。因此中國現代文學語境的發展和古代文學資源的挖掘,兩者之間可謂是相輔相成的,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共同發展。現代文學是在我國發生了歷史變化之后,人們的思想脫離了原本的封建之后而對外國文學所接受學習而形成的一種新的文學。其在表現現代的科學民主思想的時候所運用的現代語言,而且對藝術表現形式也進行了創新,形成了現代社會的小說、散文、詩歌等新的體裁。另外在各類表現形式上,如抒情方式、描段都給予了創新,形成了現代化的特點,從而和世界文流緊密聯系起來,成為了現代意義上的真正文學。作為兩種不同的文學形態,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之間是存在很大區別的,其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第一在精神層面來看,不管是在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方面,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之間都是存在一定的聯系的。但是也必須看到古代文學的精神注入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都是和儒家或者道家文化僅僅聯系在一起的,而且所體現的主要是精神文學的層次,還沒有和方法論結合起來,而現代文學的精神既包含了方法論,也包含了現代的文學思想。第二、在現代文學的內涵中雖然包含著一定的人文因素,但是其主要的文學意識是個性主義或者人道主義,這種因素是古代文學中所不具有的,它們是從近現代的西方國家引進來的一種文化,可以說是現代文學的靈魂源泉,也是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最主要的區別所在,現代文學中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形式的解放最終都是對人自身的一種解放,而這種以人為本的思想精神在古典文學中是不常見的。第三,古代文學主要是以文言文為主要符號的文學形式,而現代文學則是以白話文為主要表現形式,白話文這一語言符號雖然取代了文言文,但是其更具獨特性和新穎性,使得現代文學更具美感。第四、古代文學體裁主要是以詩歌和散文為主要形式,而小說和戲曲則是處于邊緣發展的形式;而到了現代,小說則成為了主流發展形式,詩歌和散文則處于了邊緣發展。
四、結語
關鍵詞:文學研究;語言問題;語言思考
一、前言
文學是一種語言上的藝術,所以立足于語言這個角度進行文學研究可以說是應文學研究發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內容之一,是一種本質方面的研究,同時也是一種本體方面的研究。分析目前的實際情況得到,大部分中國所謂的“外國文學”一般都是選擇翻譯這一個形態來完成行世工作的,在實際工作中,外國文學研究的“第一問題”就是有效的“翻譯”,但是,翻譯的本質其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語言問題,因此,在實際工作中,需要立足于語言這一個角度,來實現外國文學的有效研究,這樣一來就可以實現本真性的更深刻認識[1]。
二、辯證分析中國古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不同語言情況
我們可以在辯證分析文學史發展、文學理論發展的過程中得到,對于文學史發展、文學理論發展等,其中非常重要的重要標志或者表象就是語言,同時,文學史發展、文學理論發展的過程中最為關鍵性的因素之一也是語言,所以,語言是文學史發展、文學理論發展最為主要的基礎。語言不同是中國現代文學跟中國古代文學最為不同的一個點,在分析兩者外形差異的時候,其中最為顯著的差異就是語言上存在的差異。漢語文學同時包括古代文學跟現代文學兩種類型,但是古代文學跟現代文學兩者可以算得上是不同類型的文學類型,古代文學其實質上具有非常明顯的古代性的古代漢語的文學,對于古代漢語體系來說不同類型文學其發揮的影響是不一致[2]。同時,現代文學是具有現代性的現代漢語文學類型,對于現代漢語體系的現代性來說,其所存在的現代性跟其之間存在非常明顯的聯系。一般情況下,現代漢語其實質上是白話文的形式,相比較于古代口語白話文來說,其存在非常明顯的差異,也就是說可以實現古代漢語語言詞匯的吸收,同時還可以從根本上吸收西方詞語,實現西方思想文化以及科技詞語等的有效融入,跟中國古代的詞匯、語法有著非常顯著的區別,同時跟西方語言體系之間也存在非常明顯的區別。
三、在語言的層面的文學研究思考
研究文學理論的話語,同時研究文學問題的關鍵詞研。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曹順慶等學者對文論話語理論進行了比較系統地研究,同時還相對提出了“失語病”觀點以及“中國文論話語重建”觀點。并且完成了系列論文的發表以及專著的寫作。同時也完成了文學話語問題的研究。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文論話語方面的研究以及文學語言專題方面的研究等,側重于文論術語以及文論概念的研究分析。因此,比較研究范疇以及中西方文論也是文學研究中的語言問題部分,其中,《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是極具代表性的一項著作,同時還有《中國文學批評范疇及體系》等。隨著社會的發展,側重于比較分析中西詩學,同時還取得了中西文論范疇研究的成果比較多,但是需要重點關注自覺語言意識的培養,同時還要關注話語意識的培養[3]。立足于語言這一個角度來完成文學的研究翻譯,同時還要完成其跟中國現當代文學之間存在的聯系的研究翻譯。隨著社會的發展,目前中國現代文學深已經逐漸受到西方文學的影響,目前在新文學發展的過程中,正在實現西方文學的學習以及借鑒,所以一般會選擇使用翻譯文學的中介來實現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學所造成的影響。需要從根本上說明,中國文學怎樣對西方文學進行學習,同時還需要定位在學習西方文學具體該學習些什么,所以都可以在文學翻譯這個部分得到其應有的解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翻譯文學并不可以跟外國文學想等同,其還是明顯區別于真正外國文學的,其中最大的差異就是其存在明顯的漢語性,逐漸漢文化、漢文學漢語的特性,其本質上是在交流和碰撞中西方兩種文學的過程中產生的妥協。因此,需要從根本上立足于語言這一個角度來完成翻譯文學的研究,重點分析在現代漢語發展過程中,翻譯文學所造成的影響,同時重點分析其對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所造成的影響。
四、結語
綜上所述,立足于語言這一個角度對文學理論、文學史等內容進行研究已經成為目前文學研究過程中非常重大的一個突破,在學術方法上述得到明顯的創新,同時還創新了學術模式。但是需要重視的是目前語言視角文學研究過程中還是存在非常多的問題的,還需要重點研究史實清理,同時研究理論方法,在上述的基礎上實現研究的深入化以及細致化。隨著各方面研究的深入,促使我們更加深入的了解了語言哲學、語言學等內容,將來在語言視角文學問題方面的研究將會更加的深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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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說一個民族的發展離不開經濟的支持,但更離不開精神力量的支撐。社會經濟的發展,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以及社會需求和價值觀的改變,使得古代文學教育的受重視程度不斷下降。雖然說素質教育已經進行了十幾年,但是成效卻并不明顯。1、古代文學教育的地位日益邊緣化古代文學教育不僅僅是學習“之、乎、者、也”,更是讓學生學習做人,培養學生認知、情感和人格的重要途徑。由于受到現實主義教育觀和價值觀的影響,部分學校的領導和教師片面的認為教育就是以“會做題、能考試”,學生所學只為考取一個高分數,從而忽視了學生的人文素質的培養和未來職業生涯的可持續性發展,古代文學教育就成了可有可無的課程了。2、教學內容陳舊、單一由于古代文學教育的受重視程度不夠,學校對藝古代文學教育的投入甚少,缺乏現代化的教學設施和教學手段,這些都導致語古代文學教學內容陳舊、單一且授課過程過于模式化和流程化,所教授的內容過于強調共性,無的放矢。缺少特殊性,使得課堂氣氛死氣沉沉,嚴重影響教學效果。3、教學缺乏時代特性古代文學教育不能脫離現實社會而存在,而是應該時時站在社會的制高點,緊跟時展的潮流,并與現代文化進行無縫銜接。教育工作者應從社會本位出發,對古代文學的實用性進行深度挖掘,在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架起一座橋梁。
二、古代文學教育的“生活化”
如前所述,古代文學教育的現狀需要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去改變。筆者在此提出古代文學教育的“生活化”教育方法,有利于古代文學教育的進步和改善。教學“生活化”是指讓教學處于一種日常生活的狀態。古代文學教學的“生活化”有以下三種含義。第一,了解古代文學作品中作者描繪的生活場景,解讀文學作品中客觀存在的內容。一切文學作品都是現實生活的體現。哲學講“物質決定意識”,古代文學作品的出現,正是作者所處的時代生活在作者頭腦中的意識反映。這些反映有些是外顯的,有些是內隱的,都需要教師幫助學生去發掘,幫助學生輕而易舉的讀懂作品,并作品的內容產生興趣。第二,了解作品創作時期,作者的現實處境,及作者所處的社會背景、時代背景、作者個人的經歷等。藝術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任何文學作品的創作都會被牢牢地打上時代的烙印。教師在授課過程中,要幫助學生在作品中尋找當時社會的影子,也要聯系當下的現實生活,追古溯今,為作品解讀服務。第三,“生活化”教學是指創造一個自然的、愉悅的教學環境,根據學生的既有認知和現實生活,采用通俗的方式,把日常生活的用語融合到古代文學作品的講解中去,著重授課幽默感和通俗性。幽默的語言可以縮短師生之間的距離,活躍課堂氣氛,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通俗易懂的解讀,讓學生能更好的古代文學作品中所描述的社會生活場景、人文環境,記憶作者的人生理念。
三、總結
一、古代文學史料和當代文學史料的關聯
當代文學史料是由古代文學史料為基礎,逐步發展而來,因此二者具有多種外在與內在的聯系。古代文學的重要基礎便是文獻史料,我們知道,現代書籍課本中,只要有關歷史素材或歷史文學內容的大多都會留有相應的史料出處,比如史書、現代史書、詩歌作品等,我們在分析和研究這類作品之前往往都要對作者的生平履歷和當時的時代背景加以了解,這是古代文學史料為當代文學史料留下的寶貴遺產。無論是當年明月著的《明朝那些事兒》,還是百家講壇欄目中《王立群讀史記》等,都是來自于古代文學史料,正史、野史等為當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文化視野,現代文學也多與古代文學史料參考參照,如家族宗譜、墓志銘、鄉間筆記等社會性的材料,也都從不同角度、不同方式記錄了不同人物的人際關系、社會活動和歷史影響。
梁啟超曾將文學史料分為“文字記錄者”和“文字記錄以外者”兩大類,這主要是對古代文學史料的分類,按現代人們的理解含義,這種史料分為“宮廷正史”和“民間野史”,其實都是集漢代樸學的目錄和版本、訓詁學的歷史影響與清代乾嘉學派的標注、偽辨上,將歷史史料的研究當做一項基礎性工作來開展。而當代文學史料在這一方面卻有著古代學術研究并不具備的文學個性,其歷史化、政治化的特點隨著程朱理學的發展演變為一種推論的反撥,古代文學多糾結形而下學的細節,在問題的分析和論述上多就題論題,往往忽略了形態意識的理論總結,往往具有不可避免的時代局限性,而現代文學將形而上學和形而下學相結合,運用多種思維方式,靈活而又具體,與古代文學史料相比還是避免了封建傳統思想,意識上也更加現代化。
古代文學史料向當代文學史料演化的必然性主要表現在20世紀以后,報刊雜志陸續出現,印刷技術也有著突破化的進程和推廣,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開始興起,外國文化思潮的引入和現代啟蒙思想的影響,人們開始喜歡現代化而又通俗易懂的語言,傳統的文學風格已經不適應人們的需要,在演化發展中,現代研究者繼承了傳統的治學方法,尤其是清代乾嘉的考據學派,結合當代人對現代精神生活的需求,又對西方先進思想和觀念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借鑒和吸收,著手在傳統文學史料的基礎上挖掘能夠被廣大民眾接受的文學研究方式,利用“地下新史料”和“補充史料”相結合的二重證據分析法,擴大了史料的研究范圍和研究方向,將古代文學史料和當代文學史料自然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個以古代文學史料為主,更加注重現代化理解的新層面。
在古代文學史料與當代文學史料的演進中,做出突出貢獻的文學者有梁啟超、鄭振鐸、魯迅等。梁啟超主要研究古代文學史,并提出了“要讓文學史與時代相結合”的新思想,魯迅主要整理古代小說,將不同文學風格的小說分類研究并整理,并將古代文學的相關文化運用到了他的作品中,為后來我國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研究當代文學史料,還要結合戰爭和動亂,因為它對史料的存在做出了基礎性的貢獻,以及災難性的后果。一些知識分子在戰爭和動亂中無法安心進行史料寫作,很多人才在戰爭和動亂中被埋沒,也有部分知識分子將戰爭和動亂,以及自身的復雜出境作為動力,如漢代的司馬遷,因維護正義,卻忍辱受宮刑,但是他卻在獄中寫成了享譽后世的《史記》,可見,戰爭和動亂通過作用于歷史時代和社會環境,更為直接地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發展。在改革和啟蒙思想的傳播中,也形成了一些先進知識分子的新思想,如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思想,譚嗣同的為革命流血的堅強意識,都為文學歷史的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由于戰爭局勢,特別是國民戰爭時期,很多作者抨擊現實、傳播新思想的過程中要躲避各種各樣的政治嫌疑而不敢署名、只能匿名發表,甚至要不斷更換筆名來避免追查,出版也難以利用正規渠道,甚至一些史料發行之后還要遭到停刊,也有大量文學史料在戰爭中受到焚毀、避難遺失等而被完全破壞。
外國侵略者在給中國帶來堅船利炮的同時,也給文學領域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之后清政府被迫打開國門實行門戶開放政策,這就為中國傳統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碰撞創造了條件,這種情況下創作出來的新文學總能看到外來文化的影子。“時期”的文學革命思潮、左翼文藝思潮等都與外來文化有直接聯系,就連我國傳統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等也在外來思潮的影響下發生了變化。另一方面,“五四”可以算作現代文學思潮的正式開端,這一文化運動爆發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巴黎外交的失敗,在列強的侵略之下許多有思想的中國人開始尋求反抗侵略的救國之路,“以筆代刀”在思想層面為人們提供思想指導和治療是許多有識之士的共識,現代文學思潮由此誕生。
二、現代文化思潮的不同流派
每一部文學作品都是在作者的思想以及閱歷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它是作者內心的反映,因此不同的作者會創作出不同風格的文學作品。現代文學思潮中也產生了不同流派的作家作品,具體來說可以分為現實主義文學思潮、浪漫主義文學思潮、表現主義文學思潮、象征主義文學思潮,此外還產生了創造社、新月派、左翼文學思潮、等不同的文學流派,下文將做具體闡述。
1、現實主義文學思潮
現實主義文學思潮我國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文學藝術形式,它是指在文學創作過程中對事物的認識和實際情況相一致,在把生活融入寫作的過程中,不過分的夸張和渲染,它和浪漫主義的寫作手法是相隊里而存在的。在這一時期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是魯迅的《阿Q正傳》,作品中魯迅通過對阿Q一系列滑稽可笑的行為,如說自己和趙老爺是本家、被打后說暗地里的謾罵、摸尼姑的頭、愛看熱鬧、臨砍頭前大喊的“十八年后又是一條好漢”,折射出當時社會狀態下人們的一種病態心理,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致使很多人讀過《阿Q正傳》會會覺得惴惴不安,總覺得在阿Q身上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具有很強的寫實性。
2、浪漫主義文學思潮
從浪漫主義文學作品中我們總能看到作者的個性和寄托,他們或者生性浪漫、豪放,或者在經過現實打擊后選擇的具有反抗性的精神,在作品中表現出大量的抒情成分,具有神秘的浪漫主義色彩。這一文學形式的代表作家是郁達夫、徐志摩、冰心、許地山等。冰心作為現代文學中為數不多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大多有真摯情感的流露,母愛、兒童、自然是她作品的主題。《紙船》是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讀全詩我們可以想象一個充滿孩子氣的冰心一邊折著紙船一邊想象自己的母親,在最后一句中通過奇特的想象,把希望紙船能夠進入母親的夢作為點睛之筆凸顯出作者濃厚的浪漫主義情懷。新月社是由徐志摩、聞一多等人創作的文學團體,他們大多是留學人士寫作風格受外國文學的影響較大,在加上相對優越的生活環境,在作品中直接表現為浪漫主義的色彩。《再別康橋》是徐志摩的代表作,通過一系列環境的描寫表達作者細膩的情感處理方式,表達了作者的憂傷與不舍。
3、象征主義文學思潮
象征主義文學思潮和古代文學創作中以物言志、以物言情有異曲同工之妙,作者大都通過對一個事物或時間的描寫表現出社會的主流狀態,對社會的不滿會作品創作的源頭,在文章中或者嘲諷或者批評。提到象征主義文學思潮不得不再次提到魯迅,在《孔乙己》中他通過對孔乙己茴香的“茴”的四種寫法的描寫,諷刺了社會中普遍存在的酸腐儒生;《血饅頭》講述了一家為治病用饅頭蘸受刑人的血的事件,表現出對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認知;《狂人日記》則直指這是一個人吃人的社會。通過這一系列象征手法的運用,魯迅的文學作品就像直插入敵人心臟的一把刀子,具有強烈的警示效果。
4、左翼文學主義思潮
左翼文學主義思潮是在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吸收借鑒之下創辦的一種先進行、激進性的文學創作形式。先進性是指它一改現代文學產生以來的資產階級傾向,把社會主義理論融入文學創作的過程之中;激進性是對社會主義在中國沒有得到發展的情況下提出的一種文學形式,具有革命的傾向是左翼文學主義思潮的主要特點。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魯迅、蕭紅、茅盾、張天翼等。在《子夜》中,茅盾為我們描述了30年代的上海,在民不聊生、國家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在現代化都市的上海有錢人仍然過著今朝有酒今朝醉、勾心斗角等生活,深刻的表達了作者的諷刺之情。《虹》作為矛盾的第一部作品,反映了大革命失敗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革命開始時的亢奮和激動,直至失敗后的對革命的動搖、對社會的失望,甚至導致他們精神的幻滅、意志消沉的情況下并逐步走向墮,表現了作者對當時社會的不滿之情。
三、結束語
關鍵詞:古代文學;傳播方式;中國
現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帶動著社會文化的飛速進步,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重視古代文學的傳播和繼承,因此不斷開展古代文學的研究,文學界的關注使得我國的人民對本國的傳統文化更加的了解,通過熟悉文化傳統真正實現古代文學的傳承和發揚。
一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方式演變
(一)口語傳播
雖然現代人們對古代文學的口語傳播時代的時間具有不同的看法,在文學界當中,有部分的人認為口語的傳播是從甲骨卜辭時代就開始進行古代文學的傳播,但是大部分的人還是堅持古代文學的口語傳播主要發生在《詩經》產生的時代,雖然《詩經》的產生年代和甲骨卜辭都屬于商周時期,但是通過史料的記載不難發現,甲骨卜辭時期人們的文學傳播更加注重利用事物的外觀作為媒介,《詩經》的傳播更具影響力。在古代文學出現之初人們大多以口語的形式來進行交流,傳播經驗和文化也是通過相互之間口耳相傳的形式。例如在《左傳》當中就記載了“數典忘祖”的故事,從記載中不難發現當時主要采用口語來進行文學傳播。而隨著私學的出現和興起,文學的傳播方式逐漸發生了改變,演變成為師生之間的口耳相傳,將上層階級的教育壟斷現象到。《詩經》作為古代文學作品的鼻祖,具有時間跨越長的特點,其中包含了眾多作者的文學作品,里面多為民間歌謠,通過百姓的口頭傳唱,最后被采詩官搜集整理后才成為第一部經典的文學作品,直到秦代,《詩經》的傳播形式仍然以口語教學為主,更容易上口。
(二)抄寫傳播
在秦漢時期古代文學的主要傳播方式就是抄寫,抄寫傳播在秦代的時候就已經初步的形成,而到了西漢的時候,最為主要的傳播形式就是抄寫。例如古代文學作品中的《尚書》中就記載了以抄寫記載作為主要的傳播方式的句子:“唯殷先人,有冊有典”。而古代文學抄寫傳播發展速度最快的時期也是在秦漢時期,漢代在頒布“廢協書令”之后,抄寫傳播的主要載體就不再是簡牘或是絹帛,更加側重于紙質,秦漢時期最為普及的抄寫載體為簡牘,東漢時期開始逐漸興盛娟帛和紙質的抄寫載體,紙質的應用主要是在史書的抄寫之中,而娟帛的應用在當時則更加的廣泛。
(三)雕版印刷傳播
自隋唐時期就出現了雕版印刷,主要是由于印刷術的出現促進了古代文學傳播形式的創新發展,對抄寫載體進行了有效的改良,促進古代文學作品的傳播范圍擴大,提升了傳播的力度,有利于豐富傳播的內容,形成了更為簡單的傳播方式,印刷術的出現促進了紙質載體的生產工藝發展,中國在經歷了長時間以紙質作為傳播載體的形式后,利用印刷術不僅提高了生產數量,更使得紙張的質量飛速發展,越來越多的百姓能夠用得起紙,而紙張的運用范圍開始逐漸的擴大。受到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影響,大量的古代經典文學作品的需求量越來越大,政府將古代經典文學記載在紙張上,促進了雕版印刷術的發展。并且在隋唐時期民間的書籍買賣市場逐漸興盛,民間的讀書風潮居高不下,藏書的風氣更是盛行,推動了雕版印刷技術的發展。例如《金剛經》就是世界第一部使用雕版印刷術誕生的文學作品,而隨著各種書籍市場的形成,以雕版印刷術進行紙質印刷作為主要的文學作品傳播載體逐漸的流傳下來,在古代文學傳播中,雕版印刷時代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二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方式
(一)語言傳播
1.口頭語言。文字的傳播方式形成時間較晚,所以在此之前人們最為方便快捷的傳播方式就是口語傳播,人們利用口頭上的語言來展開情感交流,傳遞信息,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人們逐漸累積了生存和發展的社會經驗,在形成古代文學之后,最為主要的傳播途徑就是口耳相傳。2.樂工說唱。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了詩詞說唱演奏的形式,通過樂工將隋唐時期文人創作的詩詞作品利用說唱的形式進行傳播,所以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最為重要的文學作品傳播方式就是樂工的說唱傳播。樂工可以向文人索要創作的詩詞,并贈與文人金錢,不僅能夠讓沒有太多收入來源的文人獲得一定的物質利益,還能夠通過樂工的傳播提高作品的知名度,擴展傳播范圍,因此樂工和文人之間相互促進,互利共贏,并且當時有部分文人為了滿足樂工的需求,創作出更具押韻美感的詩詞,并出現了大量的詩詞,在當時十分的興盛。3.唱書、說書。古代的文人名士喜歡聚集在一起,在聚會的時候時常斗詩斗酒,因此我國有眾多的名詩詞都是在文人聚會的時候創作出來的,在眾多名流的推崇后,逐漸的傳播開來。例如《滕王閣序》的創作者王勃,就是在到豫章趕赴宴會的時候創作的,在各個名流的推崇后逐漸的傳播下來,至今仍然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并且古代文學的傳播更可以通過說書的形式,例如四大名著在古代并不受民眾知曉,沒有廣泛的流傳開來,但是四大名著的通俗易懂,通過民間說書人的一代代說評,逐漸在民間流傳開來,并且對當時的民眾有較大的影響力,以至于成為現代人民家喻戶曉的四大名著。
(二)文字傳播
在古代文學的傳播方式發展中,文字的出現引發了較大的變革,在文字還未出現之前,人們都是通過口頭語言來進行文學傳播的,具有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而文字的出現打破了時空的限制,彌補了口頭傳播中可能出現的信息誤傳或是信息不完整的缺點,而隨著印刷術的出現,文字傳播的載體發展到了頂峰,所以在古代文學傳播當中,最為重要的方式就是文字傳播。1.題壁傳播。現如今我國古代文學作品中,大多數都是通過題壁的摘錄獲得的,為我豐富我國的文學作品做出了有效的貢獻,唐朝的《開成石經》又被稱為《唐石經》,就是通過題壁保留和傳播下來的。2.文本傳播。古代印刷術的不斷發展促進我國文學書籍作品的發展越來越迅速,人們在進行作品的借閱和抄寫過程中也更加便捷,在古代有許多家境貧寒的學子為了求得功名利祿,只能通過借閱和抄寫的方式讀書,除此之外,大部分的經典書籍在一開始都是孤本,古代的文人雅士為了藏書就對其進行抄寫,而后抄寫的數量逐漸增加,才在能夠在民間進行傳播,例如《文選注》這類型的作品的傳播就是依靠抄寫收藏才得以進行。并且在古代有一部分禁書不能夠在民間流傳,而為了防止其失傳只能夠通過手抄的形式進行保留,增加了我國古代文化的完整性。
三古代文學傳播方式的效果
(一)書本傳播的效果
例如坡在書寫《醉翁亭記》之后,傳播的速度更加迅速,傳播的范圍也更加廣泛,受到后人極大的喜愛,在石壁上進行刻畫傳播。而這種將文學與書法相結合的方式到明清時期仍然被人們進行收藏和品鑒,真正做到了流傳千古。
(二)口頭傳播的效果
口頭文學傳播主要是從口語傳播轉變為抄寫傳播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之內主要有唐宋詞的演唱以及宋代的女性唱詞。《送元二使安西》這首詞之所以能夠成為唐宋時代的經典名曲,就是由于當時人們的詩歌演唱,促進了其傳播。我們可以從文學傳播的角度思考唐代的敦煌變文講唱和宋元的話本說唱以及元明清時期的戲曲表演,直至現代很多的老百姓還是通過戲曲和小說來了解古代文學的,而不是通過文本的閱讀,既能夠達到愉悅身體的目的,還能夠受到藝術的熏陶,對個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啟發有一定的意義。
(三)造紙術和印刷術對文學傳播的效果
當宋代畢生對印刷術的完善后,文學作品的印刷開始越來越廣泛,直至明清時期,印刷書籍成為最主要的文學傳播方式,每個時期的書籍印刻方式以及編輯刻印都不同,其途徑方式的不同也導致印刷出版的規模和特點大不相同,其傳播的效果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所以在不同的時期中,印刷對于文學傳播的作用及影響力都不同。
四結語
現代社會的文學傳播方式多種多樣,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可以通過網絡、電視和電子圖書等方式進行快速的傳播,但是在古代,文學的傳播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傳播速度較慢,所以我們需要通過不同的層次和角度關注古代文學的傳播,通過古代文學了解當時的社會現象,在現代社會中得以借鑒,最終達到促進我國文化事業發展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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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程千帆;文論十箋;文章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15-0010-02
一、關于《文論十箋》一書
《文論十箋》是程千帆任教武漢大學與金陵大學中文系時編寫的教材,收錄了古代與近代的十篇文論,分為上下兩輯,上輯五篇是概說部分,下輯五篇專論文學創作的內部規律。在這本書中,程千帆對每篇文章都詳加箋注,文后附有謹按,并結合古代文學與當時的文學觀念做延伸探討,同時也提出自己的文學觀念。
在中國古代文論的發展史上,該書的編撰獨具特色:首先,收錄的文章與箋注所引用的不僅有古代文論,也有近代文論,還涉及一些西方學者的文學論說。其次,所收文章的作者除了陸機為公認的文論家外,其他幾位都是史學家、樸學家。此外,該書既有考據還原,延續了古代文論“綜合前人說法的基礎上抒發己意”的特點;同時也有理性而抽象的論述,形成了較完整的體系,有別于古代文論模糊的、形象的感悟模式,呈現出現代學術研究的某些品質。
程千帆先生自陳,采用這種特殊的編纂形式主要是為了矯正當時有關文論的兩種較為突出的弊端:“通論文學之作,坊間所行,厥類郅夥,然或稗販西說,罔知本柢;或出辭鄙倍,難為諷誦。加以議論偏宕,援據疏闊,識者病之。”①文學作品創作的增加、新的文學形式的出現,以及東西思想更多、更頻繁的交流,中國文學呈現出復雜的形態;而當時的文學觀念與批評理論,無論持中、西哪一方觀點都因缺乏對這些理論之淵源與體系的了解,只能流于淺層爭論,作者才編撰此書為教材,希望矯正時弊。
上世紀三十年代,以西方文學理論為基礎來研究中國文學的現象已蔚然成風,而《文論十箋》仍然堅持從古典文論的視角出發,并在民族文學、各種“主義”之爭泛濫的時期,始終堅持從文學的視角談論文學的問題,顯得“別具一格”。更為重要的是,對文類劃分也就是文體學的探討作為一種潛在的線索貫穿了上下輯的十篇文章,而文類劃分其實關涉到傳統文體意識與現代文體意識,這與傳統文學研究向現代過度時期,文的觀念、文學理論體系的轉變有著密切關系。這些潛在的線索這也正是《文論十箋》一書最大的特點:從古典文學理論的視角出發,在其內部進行革新,力圖以變革中國文學理論自身而非全然借引西方文論來解釋新的文學現象,促成傳統文論的現代轉換。
二、從文章學到現代文學理論體系的溝通及其困境
(一)“文”的觀念的確立
《文論十箋》一書以章太炎的《文學總略》開篇,程千帆為這篇文章擬的副標題為“論文學之界義”,即對“文”的觀念的界定。在《文學總略》中,章太炎開宗明義,將“文”界定為“文字著于竹帛”②,并對其做詞源學上的考察。他指出,中國古代對于“文”有兩種解釋:“彰”與“文章”。“夫命其形質曰文,狀其華美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絢曰彰。”也就是說,“文章”事實上是指有形質而自成首尾的篇制,而“彰”只是特指其中富于文采、藻飾和情韻的部分,因而只是“文”的其中一小部分。然而,由于古無“彰”二字,多以“文章”假借,所以造成了后人“文”的觀念的混亂。
《文學總略》作為《文論十箋》的開篇文章,其實也是程氏文學觀的基本出發點。程千帆推崇章太炎:“以此‘文字著于竹帛之法式’來界定文學,范圍至廣,一切學術文化皆屬,最早可追溯到先秦;而近世則以抒情美文為文學。”③事實上,無論是章太炎還是程千帆,都在界定“文”的概念時將它回溯到中國傳統的文章學的概念中。
中國古代的“文學”實際指的是“文章學”,包含“文字”與“詞章”兩個部分,它是基于禮樂制度、政治制度與實用性的基礎之上形成與發展起來的“雜文學”,迥異于西式的“純文學”體系。晚清以降,受西方文學觀念以及文類概念的影響,國人開始借助新視角審視并重塑自己關于“文”的觀念,在此過程中,正是通過清除文章學中的諸多“非文學”成分,才建構起以詩歌、小說、戲劇為主體,兼及部分散文的現代“文學”觀念。④這種轉變有其正面意義:大量被傳統文學觀藐視和排斥的文體,如小說、戲曲等得以被納入文學史視野,這是重要的發現和拓展。然而,此種轉變也遮蔽了文章學原有的深廣內涵:一方面,一些在歷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并曾受到重視、具有文化研究價值的傳統文學家和作品則被擱置甚至排斥,影響了對中國文學史的整體理解與闡釋;另一方面,文章學本身所蘊含的傳統的文、史、哲思想及其所折射的文化心理也在此過程中或被忽視遺忘,或被割斷了聯系。程千帆強調回到文章學,也正是強調在學術現代化過程中重新審視“文”的觀念的變遷史及其背后的人文現象、文化心理積淀。
同時,以現代學術觀點來看,文章學所包含的學說、歷史、典章、公牘、雜文,以及詩、詞曲等等極其廣闊、復雜的范圍,實可視為一個涵蓋了哲學、語言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文學的現代文化研究思路,它甚至比西方文化研究思潮涵蓋更廣,也更適合中國。可見,程千帆將“文”的觀念回溯到傳統文章學,似乎是一個比借鑒西方文化研究理論更適合中國文化現象的學術思路,值得今天的文化研究學者重視。
(二)文類體系的重建
在“文”的觀念確立后,程千帆致力于文類體系的建構。程千帆認為文體辨析有三難:“體式孳乳,與日俱新”,指的是小說、戲劇等新文類不斷出現;“觀念錮蔽”,則是由于小說的題材近鄙俚而不被納入傳統的文類位階中,按照傳統的文體分類法無法為愈加興盛的小說作品找到合適的位置;而“體義混淆,自來即爾”,時人多有主依西人之法,以“用”代“體”為標準,而區分“文”為說理、記事、抒情三類,而這種分類法難以滿足文章學的駁雜體系。
事實上,通觀全書,無論是論文學與時代、地域、道德、性情,還是論文學的制作體式、內容外形、模擬創造,其實都是在探討文類劃分的標準與文類體系的建構。程千帆認為,傳統的文類劃分標準盡管不再適應時人的文學研究需要,但仍有其價值所在,因為它們背后隱含了中國文學史上“體”的觀念的變遷。中國古代“體”的含義十分寬泛、含混,既有哲學意義上的“本體”之義,也有“形體”之義,兼形而上與形而下、抽象與具象于一體。而“體”之于古代文學研究,除了今天通常所理解的“體裁”或“文體類別”的含義以外,還具有文章或文學之本體、文體內部的質的規定性(體要或大體)、風格(體性或體貌)、以及章法結構、修辭手法、具體的語言特征等多種含義。⑤而與之相比,西方文學理論的文體分類始終貫徹著一個邏輯標準,并以此揭示文體之間內在的邏輯層次與本質聯系,所以必須有統一的文體分類規則。或許可以說,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重要差異,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同文體體系的差異。中國文學實則是“文章”體系,但文章學本身在中國古代并未形成一個嚴密的、現代意義上的“體系”觀念。在新的文類不斷出現的時期,如何構建一個溝通古今文類的嚴謹的現代文類體系,是晚清以來諸多學者所致力的工作,這項工作隨著三十年代的時局而有所放緩,唯程千帆先生的《文論十箋》對之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
程千帆認同章太炎,他們都從傳統的廣義文章學出發建構文類體系,同時,把小說從歷史和其他文類中單獨列出,正式作為文之一“體”,與學說、歷史、典章、公牘和雜文并列,突破了中國傳統的文類分類方法――“經、史、子、集”四分,開始重視小說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
(三)從文章學到現代文學理論的溝通及其困境
上述一系列文類劃分標準的轉變、文類體系重建的意圖,都在于促使傳統文學理論向現代過度,而在此過程中所要處理的核心問題與最大的難題是:如何將小說納入文章學體系。之所以是核心問題,是由于進入現代社會后,傳統的詩、詞、戲、曲等文學體裁已不足以表達現代人的生活經驗,伴隨而來的是更適合對其進行表現的小說在數量和創作形式上的迅速發展,將小說納入文學理論體系已是必然趨勢;而之所以是最大的難題,則是由于在此過程中,如何既使小說獲得與詩、詞、戲、曲以及學說、歷史、雜文等體裁同級的文類位階,又使新的文類體系具有現代學術理念的清晰嚴謹,也就是各種文體的內涵不混淆,是程千帆之前的學者遺留的難題。對于此難題,程千帆以內容與形式的二分取代“有韻之文”和“無韻之筆”的劃分試圖做出調和,而具體到小說批評理論,則訴求傳統的史學理論,借鑒史學理論中的文論、史論觀點觀照小說批評。
然而,訴求傳統史論來溝通文史從而將小說納入文章學體系,這種嘗試缺乏深入的討論,存在著各種問題。一方面,中國古代歷史書寫的“尚簡”、“用晦”傾向并不適合作為現代小說的批評范疇,因為傳統的歷史書寫遠不足以用以剖析現代的小說創作;另一方面,史學理論與小說批評只有通過嚴謹的比較和成體系化的溝通才能形成一個具有現代氣質的學術理論體系,而這些問題在《文論十箋》一書中均未提及。最重要的是,程千帆先生不算成功的“溝通”也正折射出在古典文論內部進行現代化革新的困境: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文”是一個內涵豐富且變動不居的概念,并且有其獨有的文類和體系,而在這背后則是經久積淀的文化心理,既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也與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有差別,因而古典文論自身進行現代革新看似是一個文學理論問題,卻涉及文化溝通這一復雜背景。此外,中國古代的文章學有很大的局限性,文論家們始終沒有明確形成一般性的文學理念而只有具體的詩歌概念、小說、戲曲的鑒賞理念,更沒有形成系統的文學理論體系,缺乏體系性正是其現代化過程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同時,自晚清以來,“現代生活”的開啟、“現代人”觀念的覺醒,以及社會現代化訴求的加強,使得文學創作和理論都不得不將目光轉向現代社會中個人的生活經驗與精神世界,而這些恰是難以被古典文章學理念納入其中的。
“體系性”是學術現代化的“崇高理想”,而文章學又是難以割舍的學術情懷,程千帆在“傳統文論的現代轉換”這一議題中所體現的困境與矛盾,又何嘗不是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兩難處境呢?
注釋:
①賀昌盛.中國現代文學基礎理論與批評著作輯要[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p141.
②程千帆.文論十箋[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p3.
③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