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國際貨幣金融體系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深究美國房地產泡沫形成原因,美聯儲貨幣政策乃始作俑者。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當美國深陷危機時,美聯儲開動印鈔機,大量增加貨幣供應,利用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制造通貨膨脹,通過美元貶值,迫使持有美元的世界各國分擔美國的金融救援成本和財政刺激成本,這無異于他捅下了婁子,卻要你來埋單。

美國人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在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國貨幣當局的風險和收益嚴重不對稱,有著增發美元的強烈沖動。印鈔票既可以刺激美國經濟的增長,發生危機后又可以減少美國人的債務負擔,而增發美元的成本主要是通貨膨脹,卻由全世界來分擔。

這個問題一天不解決,美國就會繼續利用美元的國際通貨地位,超發貨幣,以鄰為壑,轉移成本。收益與風險的不對稱,將繼續在貨幣政策的層面上造成“道德風險”,為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機埋下伏筆。

從理論上講,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應減少一個國家貨幣政策當局的風險-收益不對稱,將增發貨幣的危害盡可能地限制在該國之內,以通脹的風險制約超發貨幣的沖動,從而實現經濟和金融的穩定。不僅如此,將增發貨幣的危害限制在一國之內,在發生危機時,還可以阻斷危機的擴散,防止“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中國政府近日提出,以非國際貨幣例如特別提款權(SDR)逐步替代美元等主要硬通貨,作為國際儲備貨幣,這是重建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正確的第一步。若中國的外匯儲備都是SDR,則美元貶值造成的中國外儲價值損失就會小很多。如果各國的外匯儲備都是SDR,則美國人很難再向世界轉嫁危機,濫發美元的后果將是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美國人只好自己承擔金融救援和財政政策的大部分成本。正因如此,美國總統奧巴馬回應中國的建議,認為非貨幣是沒有必要的,美元可以繼續作為世界的主要貨幣。要拿走他的“免費午餐”,他怎么會贊同呢?

SDR俗稱“紙黃金”,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969年設立的國際準備資產單位,用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按照各經濟體的出口權重(目前分別為44%、34%、11%和11%)計算其價值。IMF根據各國攤付的基金比例分配SDR,IMF的成員國出現國際收支逆差時,可憑SDR從IMF獲得硬通貨,平衡本國的國際收支。由于SDR的最重要成分是美元,僅靠SDR無法完全隔絕美國貨幣政策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但畢竟是一個顯著的改進。

篇(2)

當前國際貨幣金融格局呈現出多維度的特點，其中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與貨幣體系失衡有一定的關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全球經濟的波動幅度顯著增強，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不穩定性和非對稱性逐漸凸顯，而此外主要有兩種國家：一種是以出口為導向的東亞國家，而另一種是包括一些OPEC國家在內的歐洲和拉美國家。國際貨幣體系的這種中心—式形態使得國際金融的潛在風險逐漸積累于國家，國際貨幣領域處于一種嚴重的收益與風險失衡的狀態。在日益加劇的金融全球化背景之下，不管是發展中國家這些處于的還是發達國家這些處于系統中心的國家，只要發生金融危機，整個國際貨幣體系都面臨著被打破的風險。次貸危機的蔓延和深化對全球各國經濟造成致命的打擊，各國對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信任降低，一針見血地揭示出危機最深層的根源在于一個不受約束的美元居于國際貨幣核心地位的國際貨幣體系。

二、國際貨幣體系失去平衡的表現

現在執行的國際貨幣體系并不是依靠國家之間有效的金融協調合作來形成的，而是國際社會對于經濟和金融大國在某種程度上的一種承認。這使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存在和運行沒有穩固的基礎，由此產生的無序狀態又以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沖突以及全球金融動蕩和金融危機表現出來。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失衡可以在以下方面得到體現：

1.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不能有效地制約大規模無序的國際資本流動。金融的自由化是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一種追求，資本的大規模流動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意味著擴大了資本自由流動的陷阱，從而表現出發展中國家經濟和金融繁榮的假象，這使得脆弱的金融體系和如果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為一種犧牲品，即國際資本失衡的犧牲品。

2.當今國際資本市場迅速膨脹，而國際貨幣體系卻缺乏有力和必要的國際防范措施和監管，銀行業對于國際資本背后流動的一種支撐，也使得資本市場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高杠桿執行行為和問題；加之金融衍生品快速發展，這使得喜歡和擅長、習慣于集中管理的監管制度更難操作，金融衍生工作不但不是一個避險的工具，反而成為一個高風險的投資工具。

3.以發展中國家為甚的世界各國，其實現在都還沒有形成穩定的與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相互配合的國際資本市場對接的機制。新興的經濟發展中國家對于國際收支的調節、貨幣的自由兌換以及外匯的選擇、儲備和管理上都還不能適應這種國際資本流動與變化的節奏。

4.在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中，單一儲備貨幣的影響依然存在。因為國際貨幣體系對美元的過度依賴，美元的過度擴張必然帶來貨幣的不穩定性以及最終崩潰的可能性。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特里芬難題”最新形勢下的一種表現。現行的貨幣體系雖然已經出現了貨幣儲備多元化的趨勢，但是仍然沒有解決這么一個難題。

篇(3)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 SDR IMF

一、SDR的解釋

特別提款權并不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儲備貨幣，像美元、黃金一樣，可以作為一國的外匯儲備，是補充儲備貨幣的一種工具。是IMF的普通提款權以外的一種補充，所以稱之為“特別提款權”。

二、人民幣加入SDR的進程

基金組織規定對SDR貨幣籃子的審查，每五年進行一次。中國政府在2010年時曾努力加入到SDR貨幣籃子中。然而當時人民幣雖然已經能夠滿足IMF所規定的“出口標準”的條件，但是不符合“可自由使用貨幣”標準，所以未被接受。

2015年人民幣又一次迎來了一個關鍵時刻，在復審到來之際，中國政府進行了多方面的完善與改進，針對人民幣加入SDR做了進一步充分的努力，在技術和操作層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在這短短的五年間，中國經濟已經躍居全球第二，國際貿易額居于世界首位。

經過五年的努力和等待，經IMF執董會一系列嚴格的資格審查和投票之后，人民幣終于迎來了入籃時刻。IMF于2015年12月1日宣布，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將正式納入到SDR（特別提款權）籃子中。

三、人民幣入籃給國際貨幣體系帶來的影響

（一）提升了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對外經貿關系的深入發展，人民幣的跨境流動越來越頻繁，人民幣在對外貿易、投資等領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經濟領域的作用不言而喻，全球經濟的發展越來越離不開中國的支持。所以人民幣加入SDR后，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將得到顯著提高。

（二）人民幣加入SDR增加了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

不論是金融危機時還是現在，美元在全球經濟中的主導地位都給世界經濟帶來了一些不穩定性因素，美國國債違約的可能性持續增加，不斷的量化寬松政策，加之近來的美聯儲加息，都波及全球范圍內的經濟走勢。日本也不甘落后，為了提升本國出口競爭力，主動操縱日元持續貶值，日本經濟增長幾乎處于停滯狀態。歐洲經濟體同樣存在諸多波動因素，比如歐債危機、難民危機、不久之前的英國脫歐事件，都加劇了歐元的不穩定性。而中國一直以來采用中性穩健的貨幣政策，貨幣幣值和匯率保持相對的穩定，因此可以成為穩定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力量，能夠維持世界經濟在一定范圍內的穩定性。

（三）人民幣加入SDR有利于國際貨幣格局的均衡發展

雖然特里芬難題使得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解體，但是它所帶來的美元的國際地位并沒有削弱。人民幣加入SDR，有利于建立起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同時也能夠彌補全球貨幣流動性不足，提高各成員國在世界金融體系中的地位。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可的SDR貨幣籃子，包含的都是發達國家的貨幣，使得世界經濟格局有美歐等發達國家壟斷，導致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長期處于邊緣區域，加劇了世界經濟的不公平與不穩定性。然而，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和強度，它是對現在的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有力補充和完善。從而能夠調整國際貨幣結構，改善國際貨幣儲備體系，促進世界貨幣向多極化方向發展，推動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朝著更加公平、公正和有序的方向發展，使特e提款權能夠更好的發揮自身的作用。

四、人民幣加入SDR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一）對國內經濟的有利影響

1.人民幣納入SDR，將會帶來一定量的鑄幣稅收入。鑄幣稅是指具有貨幣發行權的當局，通過貨幣發行而取得的紙幣發行面額與紙幣發行成本之間的差額。人民幣加入SDR后，中國就有權發行和規范一種世界貨幣，最直接的利益就是取得國際鑄幣稅收益。人民幣未加入SDR之前，所取得的鑄幣稅也只是取之于國內，用之于國內。但加入SDR后，中國就能從國際上取得一筆可觀鑄幣稅收入，而且這筆收入是幾乎不需要任何成本代價的。

2.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有助于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基金組織的執董會同意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這能夠使中國更快的融入世界經濟全球化之中。有助于提升我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名望，這也意味著基金組織這一國際貨幣系統中的主要國際組織對人民幣國際貨幣地位的高度認可。從而增強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改變以前所處的被動狀態。

3.人民幣加入SDR，有利于加快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后，使得人民幣真正成為了一種國際儲備資產，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貨幣，將來會受到世界各個國家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認可，有助于推進人民幣在國際支付結算中的使用，這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化達到了新的高度，有助于大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4.人民幣加入SDR后，降低了人民幣的匯率風險。隨著我國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外貿企業和對外投資公司持有許多的外幣債權債務，國際匯率的變動使得我國外貿企業面臨著一定的匯率風險，對企業的經營產生一定影響。而當人民幣加入SDR以后，為國際貿易提供有效的支付手段，人民幣可以直接參與對外貿易結算，從而減少我國在國際貿易中面臨的匯率風險，減少因外幣使用造成的損失，規避外匯匯率的波動給跨國公司的資產價值帶來的風險。外貿企業所面臨匯率風險的降低，將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發展，改善中國作為外向型經濟的運行效率。

（二）人民幣加入SDR后，面臨的不利影響

1.人民幣加入SDR以后影響我國經濟的穩定性。人民幣加入SDR以后，資本跨境流動變得更加自由和頻繁，國際金融體系的聯系更加密切，一國經濟出現問題就會迅速波及全球，帶來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動蕩，將使得中國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變得更加易于波動。2016年以來世界經濟波動不斷，今年美聯儲加息、英國脫歐等事件在給歐元區及英、美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的同時，也帶來了世界范圍內經濟的波動，比如人民幣近來的持續貶值。這就意味著人民幣要承擔更多的國際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國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我國貨幣當局將面臨較大的維穩壓力，維穩難度進一步加大。

2.人民幣加入SDR后，中國宏觀調控將面臨挑戰。隨著國內經濟和金融市場的開放，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的變革都將會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更加直接。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央行對國際市場上流通的人民幣不能進行有效監管，勢必會削弱央行對人民幣的控制能力，削弱國家調控物價和GDP等經濟指標的能力。使得宏觀經濟的影響因素變得復雜多樣，國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被削弱，宏觀調控的難度加大。此外，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化很快，一旦本外爬差收益加大或者升值貶值預期強烈，這種不平衡會被迅速放大，這對我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調整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

3.我國金融政策將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約束。人民幣加入SDR以后，作為一種世界貨幣，人民幣的變動不再是我國一國之事而是涉及各國的利益，因此人民幣必須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和義務，并且符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相關要求。人民幣的匯率、利率的變動以及幣值的變化等都將面臨更多的“市場化責任”。雖然人民幣已經加入了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但是IMF對人民幣的監測和評估將會一直持續下去，這對我國金融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約束。其次，SDR的潛在求償權受到貨幣基金組織的高度關注，因此IMF對人民幣的風險對沖工具、流動性、基準利率等各個方面也有更高的要求。

五、結語

人民幣加入SDR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人民幣加入SDR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使得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顯著提升。但同時人民幣入貨幣籃子，給中國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發展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因此我們需要充分了解人民幣加人SDR的優勢和缺點，以及對中國經濟的現實影響，并結合當前的實際情況，積極采取有效措施，更好的促進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金融市場的不斷完善。總之，我們要對人民幣入籃帶來的利弊影響有深入的認識，抓住機遇，積極面對挑戰。

參考文獻

[1]趙冉冉.人民幣國際化背景下我國推動人民幣加入SDR的動機及路徑[J].國際金融研究.2013.

[2]劉影.人民幣加入SDR問題研究[J].區域金融研究，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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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貨幣 歷史 人民幣 SDR

中圖分類號：F8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7）01-171-02

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納入SDR，這是人民幣國際化道路上的關鍵里程碑。SDR作為黃金及和自由兌換貨幣的補充，可以作為賬面資產維持國際收支平衡和匯率穩定。人民幣的加入，既是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承擔的國際責任，也是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的重要舉措。本文主要通過對二戰之后國際貨幣秩序演進歷史的經驗總結，對人民幣國際化并加入SDR的機遇和挑戰作出分析。

一、從“黃金美元”到“石油美元”引起二戰后國際貨幣秩序深刻變化

貨幣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的，先后經歷了實物貨幣、金屬貨幣和紙幣的演變。紙幣作為一種印刷品，其背后是黃金、石油等硬通貨為其背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各國貨幣各自為營，成為各國政府解決國內經濟和國際收支問題、攫取他國利益的工具，國際貨幣體系呈現一種無序狀態。在經歷了上世紀20年代開始的大蕭條，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經濟破壞殆盡，金融秩序陷入巨大混亂，英國自殖民時代開始積累下的經濟優勢不復存在，英鎊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嚴重下降。在二戰行將結束時，如何重新建立國際貨幣體系與金融秩序，恢復世界經濟成為各國政府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作為戰前世界經濟中心的歐洲在二戰中已經滿目瘡痍，但美國遠離歐洲主戰場，國內經濟并未遭到破壞，并且在40年代初通過向歐洲輸出物資和勞務流入了巨額黃金儲備，占到全世界黃金儲備量的59%。美國一躍而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盟主，因此主導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元與黃金掛鉤，一盎司黃金兌換35美元；其他貨幣再與美元掛鉤，“確保有序的匯率安排，促進穩定匯率體系”，實現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監督成員國的匯率政策。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在戰后確實有著進步作用，對于穩定金融秩序和恢復世界經濟起到了積極影響。但是，美國學者特里芬指出了一個悖論，由于美元成為國際結算和儲備的核心貨幣，在國際貿易中必然被各國競相增持，使得美元不斷流出美國沉淀海外，而長期的貿易逆差會動搖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兌換關系，從而影響美元幣值穩定。

這一悖論確實預言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發展。二戰后美國外戰不斷，貿易逆差嚴重。到了1960年，美國以外國家持有210億美元，而美國黃金儲備市值僅為178億美元，世界各國紛紛對美元出現了信任危機。從法國開始，各國紛紛將持有的美元向美國政府兌換成黃金。70年代初，美元不斷貶值，其他主要貨幣開始實行浮動匯率制，使得布雷頓森林體系陷入瓦解。

在尼克松總統宣布放棄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兌換比率后，開始著手將美元作為國際原油市場的唯一定價和結算貨幣。70年代中期，美國與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委內瑞拉等歐佩克成員國達成了協定，僅以美元進行國際石油貿易，完成了美元與石油的掛鉤。由于世界各國對于石油的長期龐大需求，美元也借此鞏固了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影響力。

此前國際收支的主要趨勢是發達國家經常性順差，發展中國家經常性逆差。70年代中東戰爭爆發引發能源危機，原油價格從每桶3美元大幅增長至11美元，大大改變了國際收支格局，作為主要原油消費國的發達國家出現了巨額逆差，而石油輸出國出現了巨額順差。隨著80年代原油價格的不斷上揚，發達國家外匯儲備銳減，但同時對于石油和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導致并不能限制石油的進口；石油輸出國獲得了大量美元，而由于狹小的國內市場，僅有約4成用于進口貨物，并不能很好地消化龐大的石油收入，必須對外輸出資本。因此，美元開始由石油輸出國向輸入國回流，主要流向西歐和美國的貨幣市場和金融市場，其中主要回流到了最大石油進口國美國。這保證了美元幣值的穩定，鞏固了美國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二、難侵藿鶉諼；到美國的量化寬松推進國際貨幣新秩序構建

美元確立霸權后，成為美國維護本國經濟利益、影響世界經濟局勢的重要工具。90年代初美元進入降息周期，市場流動性大幅增加。而此時，東南亞國家憑借出口導向和承接產業轉移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更是被稱為“亞洲四小虎”。東南亞國家在發展外向型經濟過程中，過早開放資本項目，使得國際熱錢大量流入，推高了樓市股市產生資本泡沫；同時東南亞國家貨幣普遍與美元掛鉤實行外匯管制，增加了外匯風險，貨幣貶值壓力劇增。

1997年6月，國際投機資本開始沖擊泰銖，引發泰國國內恐慌并紛紛拋售泰銖資產。泰國外匯儲備損失嚴重，于7月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此舉使得泰銖對美元匯率立即下降兩成，引發了東南亞金融危機。隨后，菲律賓比索、印尼盾、馬來西亞林吉特接連受到影響產生波動，11月韓元對美元暴跌引發韓國金融風暴，金融危機向整個亞洲蔓延。

1998年2月印尼金融危機惡化，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國貨幣再次下跌。印尼決定實行固定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幣值，卻遭到來自美國、西歐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共同反對。東南亞國家在危機后增長陷入停滯，一些國家至今未能扭轉頹勢。同時，這次危機也給世界各國以沉痛教訓，促使各國反思自身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弊端和金融政策的不健全之處。

2008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帶來了全球經濟的低迷。為了刺激國內經濟增長，2008年11月，美國推出QE1，即首輪量化寬松政策；之后又于2010年和2012年推出QE2、QE3。量化寬松指央行通過增加貨幣供給向市場提供流動性以刺激借貸和經濟發展，主要涉及政府債券，特點是金額大、周期長。QE釋放的流動性是巨大的，乃至于會外溢從而影響全球金融狀況。而隨著歐版、日版QE的推出，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各國為了減少出口損失以及過多資本對本國市場造成的沖擊，紛紛貶值本國貨幣。QE的推出者辯稱QE政策只是為了提振本國經濟，貨幣貶值只是其副作用，美聯儲甚至辯說“如果（QE使）美國經濟復蘇，世界經濟也將從中獲益。”事實上，這些國家“一邊逃避責任，一邊希望穩定全球貨幣市場，結果卻引發了更大的混亂，”以鄰為壑，轉嫁危機，引發人們對“貨幣戰爭”的擔憂。

三、二戰后國際貨幣秩序演進對人民幣加入SDR的啟示分析

回顧歷史，美元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在國際貿易格局中的優勢地位，在該體系瓦解后，又通過掌握對石油的定價權維持甚至提升了美元的話語權與分量。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美歐實行的QE政策也給我們提供了很多經驗教訓。首先，健康有活力的實體經濟是維護國家穩定和保持經濟發展的根本，虛擬經濟過度增長形成資產泡沫會令國家金融體系不堪一擊。其次，貨幣國際化已成為財富在國際間分配形成的客觀現實，這使得金融資本的沖擊也成為事關國家安全的威脅之一，如何提高本國貨幣和金融體系的抗風險能力成為一個國家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其三，國家金融體系的對外開放要緩步而行，不能盲目激進，否則超過了國家的金融管控能力，會帶來極大的風險。

隨著正式加入SDR，人民幣已經成為真正的世界貨幣，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定的儲備貨幣之一，象征著新興市場在國際貨幣舞臺上地位的提升。人民幣在貨幣籃子中權重位于第三，大大提升了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影響力，也表明了中國負責任的大國擔當，在保證國內經濟發展的同時，承擔了促進全球經濟恢復發展的責任。

加入SDR，使得人民幣可以用于國際結算和大宗商品定價，使中國的國際貿易更加便利、交易成本更加低廉、交易過程更加主動，同時也避免使用外幣帶來的匯率風險。根據蒙代爾三角，一個國家不能同時維護固定匯率、自由流動、獨立的貨幣政策。前車之鑒告訴我們，中國必須保證獨立的貨幣政策才能在危險的國際金融博弈中保證自身安全。因此，唯一可以放棄的只有固定匯率。而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后，本身匯率波動風險就會下降很多。人民幣地位的提升能夠增強投資者信心和預期，各國會增加人民幣資產的配置和對人民幣的使用，有助于保證人民幣的幣值堅挺。

總的來說，人民幣入籃戰略意義大于短期經濟收益。人民幣入籃可以幫助提高SDR的吸引力，完善了國際貨幣體系，也有助于穩定世界金融秩序。另一方面，人民幣入籃也會“倒逼”人民幣加速國際化，催化國內金融改革，例如資本項目開放和匯率體制改革，同時推動國壤率自由化和資本市場改革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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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鐘偉，魏偉，陳曉.SDR助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金融市場研究，2015（12）

篇(5)

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同時也造成了美國實體經濟的衰退。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對國際金融秩序和國際金融法制造成了嚴重的沖擊，也給中國政府給與了深刻的啟示.美國金融危機的國際化揭示出當前國際經濟一體化所存在的弊端，國際金融安全問題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本文分析了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探究在金融秩序重整中如何轉危為安，更好地為中國謀取利益的措施，以期在未來金融體系中能有更加穩定的發展。

【關鍵詞】

金融危機；經濟；中國

重大的歷史事件為人類對既有制度的反省提供了最好的契機。由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貫徹的是一種單極化的出口型經濟發展理念，對于這一思想的恪守就使得作為我國最大債權國的美國與我國經濟呈現出一種“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捆綁關系。目前，巨額的美元外匯儲備使得我國騎虎難下，可以說我國亞健康的經濟發展路徑、對美元的超量持有、不公正的國際金融秩序及國際經濟秩序演進中我國應有的話語權不足等就為美國向我國惡意轉嫁危機與風險提供了必要條件。雖然歷經多年的打拼與積累，我國的綜合實力有大幅度的攀升，但不可否認的是，應有的國際話語權與實力的相對失衡也使得我國正面臨著一種國際經濟秩序演進中的“半歧視待遇”危機，因此，在國際金融秩序重整中如何利用危機博取更多的國際利益是我國眼下不得不深思熟慮的問題。我國金融業在繼續發展和對外開放中進一步融入全球化，深入推進改革對于在金融全球化條件下維護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是有益的，因此，我國應當持積極態度，采取適當的策略，在未來金融秩序走得更好。

一、調整經濟發展模式

雖然我國的經濟體制與政治基礎已經決定了此次全球化金融危機不可能對我國產生致命性的打擊。但是，作為在對外貿易中美國的最大債權國，我國不得不與美國“同臺共舞”，因此，我國應在優化社會保障制度及其功能最發達釋放的基礎上，以擴大內需為手段來平衡我國的內外經濟循環系統，從而擺脫外部經濟環境的掣肘是我國進一步融入國際金融秩序，并贏得足夠的話語權的先決性條件。

二、人民幣國際化問題

盡管人民幣國際化是對一個國家貨幣政策及金融監管能力的系統性檢驗和評估，具有很大的風險性，但是其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亦具有強大的戰略意義，就目前已有的案例來看，典型貨幣國際化的路徑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即強權輔助下的國際化（如英鎊與美元的國際化都是英美兩國經濟實力的提升并最終成為全球經濟霸主密切相連的）、區域一體化助成的國際化（如德國馬克）、金融市場改革與推進的國際化（如日元），后兩個無疑給我國的人民幣的國際化提供了成功的經驗素材。

從目前來看，我國已經具備了人民幣國際化的內在條件與外在條件。大量的歷史性研究表明，一國貨幣的國際化通常受以下幾個指標的影響：1、該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規模；2、該國貿易在全球貿易總量中的相對占比；3、該國的幣值穩定性；4、該國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完善程度以及歷史偏向。根據這些指標，我國已經具備了人民幣國際化的內在條件。另一方面，此次百年難遇金融危機又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了外部條件。我國可以采取的措施有：1、確保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性，因為缺乏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就不可能單純憑借政策的推進而獲得人民幣持續國際化的成功；2、必須不斷的完善多層次的金融市場，提高市場流動性，從而為非居民交易提供便利條件；3、金融監管法律制度；4、加速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從而帶動人民幣的國際化；5、提高我國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以應對人民幣國際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三、我國在金融監管法制化走勢中的作用

盡管我國的金融監管法律制度日趨體系化，但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無論是在國內的金融法制的構建中，還是在國際金融監管理念及規則的推陳出新中，我們素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效仿別國的做法，某種意義上說被別的國家牽著鼻子走，從而喪失了我國自身的法律個性。在“新巴塞爾資本文件”推出后，我國迫于西方國家集體性的壓力不得不在競爭起點不同的情形下接受附帶間接約束力的巴塞爾新資本文件。可見，金融監管法治化背后是大國之間力量的博弈。因此，我們可以作出以下努力：首先，加緊對IMF改革急迫性的建議，從而使得IMF內部的權力能得以相互制衡性的重新配置。其次，從權利與義務的對稱性出發，在IMF協定的修正中，通過集體性的壓力，要求美國在享有美元事實上的國際本位而帶來的好處的同時也必須承擔維系美元與他國貨幣比價穩定的義務，從而告別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國際貨幣秩序基礎上無為而治的狀態。再次，考慮重新提高SDRs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與架空美元，從而減少國際收支平衡、國際資產儲備、匯率穩定對美元的依賴性。最后，主動發表對國際金融監管合作與協調法治化的意見，特別是闡明對巴塞爾銀行業監督委員會的態度，從而使得國際金融監管理念原則及合作模式更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與包容性。

四、結語

世界選擇了美國，也選擇了美元。不可否認的是，這是一個具有自傷性的兩難的選擇，在世界各國享受美元帶來的便利之時，在一定程度上也給各國帶來了經濟上的痛苦和剝削。因此，改革已經成為了以勢不可擋的趨勢，以美元為主導的的量化貨幣政策及危機中的美國政府所表現的濃厚的民族狹隘主義已經招惹了眾怒，國際貨幣秩序的重構正在面臨著一個“黎明前的黑暗”。無論前景是光明或是黑暗，實力的此消彼長及重大的歷史事件的突發往往預示著一個法律理念與體系重塑的新時代的即將到來。

參考文獻：

[1]黎四奇.國際經濟法學刊[M].北京出版社，2010，（4）：212

[2]韓龍.當下國際金融監管法律制度改革的焦點與問題，2008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

[3]李仁真.國際金融法專論[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7

篇(6)

國內近期大力推進改革提升

人民幣加入SDR的概率

今年8月以來，國內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舉措，目標明確，緊盯IMF為人民幣加入SDR列出的相關要求。8月11日，人民銀行改革人民幣兌美元的中間價報價機制，提高人民幣中間價的透明度，并推出若干措施穩定人民幣匯率，收窄離岸人民幣（CNH）和在岸人民幣（CNY）的差價。在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方面亦加大力度，允許境外央行類機構直接進入中國銀行間外匯市場，開展即期、遠期、掉期和期權等外匯交易。首次向IMF報告外匯儲備數據，正式采用IMF通用的SDDS標準。10月初，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成功上線運行，方便國際間人民幣支付。最近，人民銀行宣布延長內地銀行間外匯交易時段至晚上11時30分，可覆蓋歐洲交易時段。另外，財政部自第四季度起，按周滾動發行3個月期記賬式貼現國債，強化人民幣的利率基準，達到SDR利率的標準。可見，人民幣已可以滿足SDR的操作性要求。

包括SDR在內的現行國際貨幣

體系改革進程緩慢

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即布雷頓森林體系Ⅱ（亦稱牙買加體系），是以美元為主導、少數信用貨幣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體系。該體系存在內在缺陷：其一，貨幣體系不穩定。美元等儲備貨幣發行國無法在為世界提供流動性的同時，確保幣值穩定，即面臨特里芬難題。其二，美元等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國內貨幣政策目標，與各國對儲備貨幣的要求經常產生矛盾。貨幣當局更多考慮國內目標，無法兼顧國內外的不同目標。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充分暴露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危機中，儲備貨幣發行國大規模實施QE，全球流動性泛濫對非儲備貨幣國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造成沖擊。危機后，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今年美聯儲加息的時機與節奏的不確定性，再次成為全球金融市場動蕩的根源。從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金融危機屢屢發生且愈演愈烈來看，危機是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制度性缺陷的必然。出于維護全球金融穩定、促進世界經濟發展考慮，需要改革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

G20在擴大全球危機救助“防火墻”資金規模，推動IMF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治理結構改革、擴大發展中國家份額、加強SDR的作用等方面的改革雖有進展，但是總體緩慢。作為2010年G20首爾峰會的成果，IMF通過了2010年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移6%的份額，歐洲國家讓出兩個執行董事席位給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改革落實后，中國的份額將從目前的3.994%上升至6.390%，位列美國（17.428%）和日本（6.464%）之后，成為IMF第三大份額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的份額亦將進入前十。但是，該改革方案至今未獲美國國會通過，并未得到落實。至于SDR，由于分配機制和使用范圍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人民幣加入SDR是改革國際

貨幣體系的切入點

一是可加強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作用。SDR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目前在國際儲備資產中所占的比例過低（不足4%）。SDR籃子中的貨幣種類只有四種過少，且四種貨幣美元41.9%、歐元37.4%、英鎊11.3%和日元9.4%所屬的國家均為發達經濟體，其GDP總量占全球GDP的比重僅約50%，不能反映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和金融格局中作用增強的現實。納入人民幣，引入一個有影響力的新興市場國家貨幣，一方面，有助于改革SDR不合理的分配辦法，加大發行量。另一方面，可借此契機，拓寬SDR的使用范圍，例如改變當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間國際結算的現狀，使其能成為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公認的支付手段；積極推動在國際貿易、大宗商品定價、投資和企業記賬中使用SDR計價；推進創立SDR計價的資產，發行SDR債券等；進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發行方式。如此，不僅可提升SDR的影響力，亦能真正滿足各國對儲備貨幣的要求，緩解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

二是可促進IMF改革。SDR是對IMF原有的普通提款權的一種補充。人民幣加入SDR以及中國承諾擬向IMF增資430億美元的舉動，亦將推動IMF在普通提款權、份額和治理結構、監督職能、貸款機制和附加條件等方面的改革。這將有助于擴大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促進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朝著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發展，提升IMF作為核心多邊機構的功能，發揮IMF在維持國際金融穩定、國際匯率穩定、貨幣政策協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是可推動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發展。人民幣加入SDR，可能會引發全球188個國家在外匯儲備里自動持有人民幣。188個國家的銀行亦可能會對人民幣感興趣。人民幣有望成為更多國際商品的定價貨幣。人民幣資產在全球配置，將大幅擴大人民幣在國際上的使用，提升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中的地位和比重。人民幣向國際儲備貨幣前進一大步，有助于實現穩步推進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的目標。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前景

改革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彌補體系的制度性缺陷，緩解其內在風險，進程雖然緩慢，但依托G20平臺，以SDR改革為切入點，預計會沿著下列改革方向取得一定進展。

篇(7)

一、促進G20機制化建設，確保G20在促進國際經濟合作和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核心作用

要求議題設定必須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參與，將發展議題作為G20的首要關切和核心議題，推動平衡發展和綠色發展。世界經濟已經到了必須加快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發達國家才能實現經濟全面復蘇，并從根本上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階段。中國應積極推動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平衡發展和綠色發展，推動G20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由刺激經濟恢復轉向發展低碳經濟；在低碳經濟發展上，要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提供資金，并敦促國際金融機構支持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G20當中新興經濟體已經占多數，而且在經濟發展領域的諸多問題上和我國有共同的利益。通過積極參與G20并將其機制化，有利于我方團結新興大國，爭取到符合我國家利益的結果。從長遠看，如果G20可以實現機制化，隨著我國國力的上升，再團結其它新興經濟體，我們就可以逐步引導議題、修改規則，掌握G20的主導權。

二、推動貿易自由化進程，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

在后金融危機時期，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有所抬頭，在這種時候，更需要G20發揮領導作用，推動貿易自由化進程，抵御當前出現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奧巴馬執政后貿易保護主義的新動向是將勞工標準和技術標準納入到新的雙邊協定中，我們應該做G20的工作，防止勞工標準和技術標準在多邊貿易體制框架下被濫用，制約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和出口擴大。

三、積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加強金融監管，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

在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國際金融機構改革方面，一是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促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合理化；二是繼續加強對金融機構、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場的監管；三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在國際金融機構改革方面，2010年10月在韓國慶州召開的二十國集團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上，成員國同意“克制貨幣競爭性貶值”，發展“更多由市場決定、反映經濟基本面的匯率體系”；各國就IMF的份額改革達成共識，歐洲同意放棄兩個席位和將6%投票權轉讓給新興經濟體國家，“金磚四國”將晉升該組織十大股東行列，而中國所占份額將從第六位升至第三位。根據新方案，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在該組織的一些重大貸款事項和國際經濟問題上的投票權將會大大增加，表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權力正在發生東移，特別是在向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偏移，意味著它們的經濟發展和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此次改革向打破歐美長期壟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發言權邁出了一大步，提高了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的代表性和發言權，進一步增強了該組織治理結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與金融事務中更好地發揮作用，有利于構建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

在這輪改革中，中國在該組織份額有所提高，不僅意味著中國出資額的增加和話語權的提高，更意味著要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它有利于中國進一步加強與該組織的合作，更好地發揮建設性作用，從而提高中國的地位和影響力；同時可以利用該組織為平臺，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此次份額調整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本框架和實力對比，美國份額沒有變，仍然具有一票否決權，美國主導該組織的秩序繼續延續，在未來的改革中，該組織除了要最終實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平等享受投票權外，還應該制定公平合理的總裁任職資格和選拔程序、制定科學的份額計算辦法和動態調整機制、改革投票規則，避免任何國家有一票否決權等，以使它的治理和決策機制更加符合世界經濟多極化快速發展的要求。

四、團結發展中國家，爭取發達國家

一是在G20平臺內，與G8對應，與其它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協調談判立場，反映共同訴求，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二是在G20平臺外，在“金磚四國”峰會等其它對話機制加強與其它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溝通；三是反對任何強加于發展中國家的額外負擔和無端指責，防止G20成為發達國家重新瓜分世界市場、剝奪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成果的舞臺。美國力圖將發展中國家納入美國設計的全球經濟軌道，約束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國要團結發展中國家，爭取發達國家，堅持把G20限定為國際經濟和金融協調平臺，區別不同情況，戰略性運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大國的不同身份應對各種挑戰。

五、巧妙周旋，為我所用

G20是美國重振全球領導力、實行全球經濟治理的新平臺；美國的全球戰略一直是將緊隨其后的“第二”作為主要戰略對手；美國利用G20平臺，通過讓歐洲國家讓渡部分權力，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組織的話語權，降低歐盟在全球經濟中與美國抗衡的能力；美國為維護美元的霸主地位，將金融危機期間暴露的國際貨幣體系問題轉移到全球可持續均衡增長、金融監管等問題上。中國要在宏觀政策協調、承擔大國責任的過程中，積極而穩妥地維護國家利益，保持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相對獨立性；針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系統性風險設置議題，深化全球金融監管和有效治理。

六、推動建立履行承諾的評估機制，加強G20峰會的執行力度

20國集團本質上仍然只是一個論壇性質的組織，沒有常設機構，沒有理事會、秘書處，更沒有執行、監督權力，所以實際執行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的諸多承諾口惠而實不至，如果這種狀況得不到改變，勢必影響20國集團的聲譽，進而阻礙其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