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2 09: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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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教哲學的道本體論和中醫學
道教哲學與中醫學的發展密切相關, 以中醫學為主體性而言, 在哲學上表現出以《周易》、 道教、中醫學三位一體的道本體論的系統關系。 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在中國文化中可謂一以貫之。表現為道統文化特性的中國文化以“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為最高目標, 因此, 盡管中國文化的內容博大精深, 但都沒有離此鴻的。就中醫學自身的發展而言, 以道的哲學思維方式所受的影響就更是顯而易見。就中國文化的歷史而論, 由于社會實踐中的問題所引發, 對道的抽象和身體力行成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體內容。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以道規范自己的理論體系, 并直接的影響了《易傳》的形成和歧黃之術的理論體系。表現在哲學思維上形成了所謂的“醫易相通”和“醫道相通”的哲學觀。道教為徹底貫徹和實現道家的終極關懷問題,以人生的終生修道為實踐, 在練功的實踐中由于對中醫學的需要, 實際中的道教與中醫學的關系就必然表現為道教學者以道的哲學觀對中醫學的具體運用, 以及在修道的實踐中以自身的練功實踐對醫道的理解而發展為道教醫學。因此, 道教學者是在修道中身體力行的發展了中醫學,并結合練功的機制, 對中醫學的陰陽、 氣血、經絡、三焦、精氣神、以及辯證施治和理法方藥等理論及實踐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其中,不但以醫道對身體的作用加深了對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體理論推動了中醫學的發展, 為中醫學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為人稱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孫思邈等人。
顯然, 中醫學是主體存在價值關系的主體自為的學問, 而道教則是超越主體存在的自為的價值從而達到自在的學問。具體而言, 中醫學在道教哲學的影響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學觀制定了中醫學的醫學模式,而道教則具體的應用了中醫學對人體理論的認識,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內丹理論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鑒中醫學有關精氣神的理論的結果。這些, 都表明了中國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
我們在當代討論道教哲學與中醫學的關系問題, 最重要的當屬道教哲學的道本體論的問題, 非但如此, 就人類哲學自身進步的需要, 也極需從道教哲學中汲取營養, 以走出當代哲學的困境, 所以, 對道教哲學的研究應當是當代哲學研究中的相當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體論哲學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為形而上學。所以,對道教哲學及道教醫學的研究是相當薄弱的, 因此, 應當引起重視, 這不但為中醫學的繼續存在和發展之必需, 以推動中國傳統醫學模式的進步, 為人類作出新的貢獻之必然; 就走出當代的哲學困境而言, 對道教哲學的研究也必然在發現其對本體論的貢獻中認識到其重大的理性意義和社會實踐意義。
因此,道教哲學的道本體論意義的研究是相當重要的,以道本體論對人的存在及醫學模式的定位, 將決定中醫學的今后的發展方向。表現為當代氣功熱形式的文化現象, 已透視出道教本體論哲學的潛在性影響。但進一步對氣功理論的深入研究受到當代思維方式的限定而出現重重困難, 因此, 對道教本體論哲學的正本清源──對道教哲學在哲學發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體上對人的存在的終極意義的關切和可能實現的方法論中實現當代哲學的革命, 是道教哲學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礎上, 在對道教哲學的終極關懷所能實現的道路中, 反觀中醫學的理論和實現其在當代社會中的合理定位, 以發現西方醫學模式中的問題, 并在人類存在的問題中發現其本質性的問題, 以此映現出道教本體論哲學的重要性, 在這一共識的基礎上使人類的存在方式和所實現的價值與自然之道真正的統一起來 ,使人類社會的發展從自為轉向自在。顯然, 這已超出了醫學模式所研究的問題, 也正是這樣, 才顯現出中醫學的整體和全面性, 因為中醫學歷來主張人的生存環境的自為不但是醫學應注重的, 同時也是政府和社會應與其統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醫”的主張在當代不失其重要的社會和歷史的意義。
二、道的形上學及其對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統一
道的形上學問題及其在哲學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學的形式來定位, 其中需解決一系列的問題, 其中主要的問題是道教哲學何以能夠成立, 及其道教哲學的優越性何在以及對當代哲學進步和社會發展的意義。
道教哲學何以能夠成立, 這一問題自在于道教的思想體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義哲學, 毫無疑問, 道教的思想體系中處處充滿智慧, 如果從黑格爾的哲學標準定義哲學, 則道教哲學并不屬于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哲學體系。道教哲學表明, 道教哲學以“道”的本體論規范主體的修為與“道”合一, 這種哲學在中國哲學中的本體論地位始終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學, 并以“道”規范主體的修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質上是“道”哲學的統一性。今天看來, 這種哲學在人類哲學中盡管有相當多的內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現的重要性是相當明顯的, 因為主體的存在本質及其實現在本體中的地位是人類哲學的終極關懷之所在。顯然,其中的形而上學與《周易》的形而上學同出一轍,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醫學體系的形上部分與《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學統一, 這在一個方面說明了中國文化的整體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醫學不僅是醫學, 而是關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學問。中醫學所包含的道德和倫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關系, 天人合一及運氣學說的規則 ,都表明實際上的中醫學被中國哲學所包容。
但是, 應強調指出的是, 中醫學的哲學因其對主體的關懷所必需, 導致其重要的理論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終極關懷中汲取。如果說中醫學的發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對主體的終極關懷的理論形式而成功的解決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論和醫療實踐中的問題, 那么, 這一歷史事實所反映的道教哲學中的關于解決終極關懷問題的成就本身就成為當代重要的哲學問題。
老子在《道德經》中規范了道的本體論意義并在相當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體的方法論。《周易》在基本的意義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學問題。關于人的存在的本質性問題, 這始終是哲學的重大問題, 但西方哲學對此已無能為力。由于《道德經》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對這一問題的限定, 使之對人的本質性存在的形式問題沒有在基本的哲學意義上給出, 所以, 人類的存在的所有問題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質性問題是當代哲學應重點解決的問題。中醫學在映射這一問題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質性問題, 尤其《內經》中的有關論述, 應引起我們的重視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經》及《內經》的哲學思維對當代的哲學發展及對中醫學的繼續進步將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已在近年的中國文化熱中顯見端倪。筆者在對人的存在的本質性問題的研究中, 結合西方哲學中的問題, 受《周易》的道器之論之啟發, 形成了形而中論的哲學。 形而中論的哲學認為, 人對存在的認識,是以形作為主體認識、并分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點,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體地位實際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間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時空的方式建立起對形的認識, 因此, 形而中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建立在時空的本體論基礎上,并且與中醫學的時空觀統一。 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將能很好的解決一系列的重大的中醫學的哲學問題。(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關的具體論述請參看筆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醫學的醫療模式及其在當代的發展道路
自晚清開始的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在中國近代和當代文化中的主體性地位以來,對中醫學的思維模式及其哲學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維模式及其哲學的中醫學范疇幾乎都以西方哲學的模式進行了解釋。對于這些解釋, 已成為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學本體論在西方哲學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學作為主體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確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醫學的思維模式及其哲學。 因此,從本質上重新把握中醫學的思維模式及其哲學───道家和道教哲學對中醫學的重要性及其在當代的發展方向, 是相當重要的。
如果思維方式和其產生的對思維的形式的統一性是哲學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識形式將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 哲學只是從形式中所發現的基本規則。因此, 就中醫學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認其是不同于西方醫學的獨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學就是與西方哲學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與西方醫學是西方哲學所生成的醫學形式一樣,中醫學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形式。所以,從中醫學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學思維, 體認其自在的哲學, 也許是比以西方哲學為主體的研究方式對發現中醫學的哲學模式更為有利。
長期以來, 有關中醫學的哲學的研究, 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其哲學思維屬于辨證法的思維方式或樸素的辨證法, 由于中國哲學的自在方式產生的中醫學, 使以西方哲學中的辨證法的方法認識和研究中醫學形成相當大的曲解, 由此導致不但不能從本質上認識中醫哲學, 而且對中醫學的研究和發展形成了相當大的障礙。因此,從哲學上的正本清源就是當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任務。
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是中醫學的主要理論之一, 兩者的理論關系在哲學中的統一, 構成了獨具理論特色的中醫的治法和治則的諸要素, 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的關系反映出中醫學中的認識論的哲學體系, 是與中國哲學的本體論一脈相承的。探討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的關系, 分析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國哲學內涵 ,是哲學的重要任務, 而道教學者在修練和醫療實踐中總結出的功理功法, 無疑是對問題的解決, 而這些應在當代加以研究的。
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是對疾病認識并采取相關的醫治方案的中醫學的重要的理論,兩者反應出的對疾病的認識,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體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當深刻的。八綱辨證、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臟腑辨證、氣血津液辨證, 病因辨證等, 辨證雖有相當多的方式, 但以陰陽為體。 《周易》有“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論, 是辨證的總綱。施治與辨病施治雖表現為“同病異證 ”、“異病同證”、“同病異治”、““異病同治”等較為復雜的關系, 但只要在陰陽上辯病識證, 就可事半而功倍。總之, 中醫學理論體系是一種高級的綜合性的學術修養, 與形而下的西方醫學絕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醫醫療特點的存在, 中醫學人才的培養的教育體制的改革勢在必行, 這關系到中醫學的生死存亡的問題, 就目前我國的中醫學人才的培養教育體制而言, 由于與中醫學自在的規律相悖, 已嚴重的阻礙了中醫學的發展, 降低了中醫的醫療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醫學人才也青黃不接。
我認為, 中醫學的發展道路應在以下的改革中進行:
1, 改革中醫學的教材。應編寫中醫哲學教材, 增加開設以“道”為基本內容的“中醫哲學”課, 鍛練加強學生的哲學思維能力, 使學生建立起一定結構的中國哲學的思維方式, 以利于中醫學的學習和中醫的醫療實踐。不但如此, 還應在普通小學教育中, 增加以中醫學為基本的世界觀和養生學教育, 真正的使學生的德智體全面發展。對生產高素質的中華民族而言, 這一點也是相當重要的。
2, 中醫人才的培養道路, 應走“師徒制”, 這是中醫學內在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模式之傳承所必需的, 這不但為中醫學技術的口授心傳特點所決定, 更多的則是中醫學的道德倫理的特色所限定的問題。實踐表明, 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為中國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中醫圣手。但現代的中醫教育體制下少有這樣的人才出現, 其中的教育體制不可不徹底的反思。
3, 中醫學問中, 向有“學醫三年, 天下無不治之病; 行醫三年, 天下無可用之方; ”之論。因此, 中醫學不同于其它學問, 其所探索和解決的問題, 是中醫學者終生所追求的學術問題。所以, 政府在醫學的管理模式上, 應尊重中醫學的學術特點, 保護和禮遇中醫學人才, 使其學術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為其創造優越的學術研究和生活環境, 使優秀的青年能夠走進學習中醫學的大們并為此而貢獻。這是保護和發展中醫學的當務之急。轉貼于
4, 改革中醫學的醫療模式, 采用以中醫診斷為主、西醫醫療儀器診斷為輔;中藥和道教內丹療法為主、西藥為輔的治療方法。
5, 抱樸子葛洪有“食補不如藥補,藥補不如氣補 ”的重要的醫療思想, 因此,中醫療法應采用以重在內養精氣神、以合大藥為內藥的治法治則為主, 輔以中藥調整和治療的道教醫學體系。道教醫學體系的實行, 不但可徹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們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當的程度上補中醫和中草藥資源的緊缺。因此:
6, 中醫院的辦院方針應以道教內功為主, 藥物為輔; 療養與治療并重的醫療模式。 對患者授以道教內丹功法、四時養生、動靜相宜為輔的醫療思想,在練功中輔之于中藥。這一醫療模式的實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實踐中持之以衡并長期受益。
中醫學是中國傳統中寶貴的文化形式,是中國科學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國生命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醫學的進步不但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有過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堅實的本體論基礎而持久的影響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理路,“儒必通醫”就是最好的說明。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進行的研究,以發現其基本規律,這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這已成為現代以來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全盤西化”、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結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學推定中國哲學的研究一樣,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進行西化式的推定。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中國文化對哲學的承諾及其原理的推定,應當認為這些推定的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學和西醫學對中醫學理論的異化。
如果承認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并且承認中國文化的形式具有獨立性──中醫學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醫學的形式,那么,對生成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學反思──哲學的承諾和推定的統一并進行推定的結果。生成文化的歷史和邏輯只能是歷史和邏輯在文化形式中的統一。所以,對生成文化的哲學基礎進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諾的哲學──哲學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學形式上的統一。哲學在文化母體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諾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來文化所承諾的哲學進行推定。以西方哲學進行的推定,只是一種比較意義上的詮釋,哲學的比較不具有本體論承諾和推定的統一性,本體是自身的邏輯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學在當代的進展產生了分析哲學和解釋學,其理路表明的邏輯和形式對思維的限定,使對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運用產生了嚴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被語言和文字及形式邏輯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內部所進行的歷史文本的解釋──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既然對自在的文化的解釋呈現出重重困難,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原理和學科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用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中國哲學自在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與這些“基本規律”(例如辯證法)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哲學思維方式的統一。因此,就中國哲學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諾推定法進行哲學的外化。承諾推定法表明的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和內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產生的結果。
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以哲學的承諾和推定法進行的研究。由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只能在中國文化的母體中尋求,所以,這種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一研究還必然包括: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與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同時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統一論》⑴的哲學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承諾推定法的研究反思,發現在中國文化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成熟的科學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用哲學的承諾推定法把《易經》的思維方式外化為哲學的形式。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⑵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及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就成為承諾和推定中醫哲學的基本工作。
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中國哲學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承諾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筆者以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結果。既然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是形而中論的統一,那么,中醫學在形而中論哲學思維中生成的基本規律是怎樣的形式、以及這些基本規律對中醫學發展的基本意義之所在就成為中醫哲學研究的重要的價值論承諾。
《周易》和《道德經》及《內經》的哲學思維對當代的哲學發展及對中醫學的繼續進步將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已在近年的中國文化熱中顯見端倪。筆者在對人存在的本質性問題的研究中,結合西方哲學中的問題,以哲學的承諾推定法對《周易》的道器之論之承諾,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形而中論的哲學認為,人對存在的認識,是以形作為主體認識、并區分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體地位實際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時空的方式建立起對形的認識,因此,形而中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建立在時空的本體論基礎上,并且與中醫學的時空觀統一。所以,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能很好的解決一系列重大的中醫學哲學問題。
二、醫易相通
隨著世界學術界對《周易》研究的關注,“醫易相通”作為中國古代學術史上重要的哲學命題,在當代尤為引起重視。“醫易相通”的承諾表明,其不朽的意義和學術魅力發生于對人類生命本體的哲學思考和推定。“醫易相通”概括了易學的哲學思維作為中醫學理論基礎的基本特點,其不但表現出易學的博大精深,同時也說明了中醫學理論基礎一以貫之的哲學內涵。顯然,從內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醫學理論基礎的易學哲學性質。《周易》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制式,表明其哲學思維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學思維。就醫學的作用和價值而言,中醫和西醫這兩種不同的醫學理論和實踐特點表明了其起源于兩種不同的哲學思維,從對存在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及其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諾不同的價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對主體存在本質的不同認識,使其對生命形式本體的認同形成不同的醫學觀念,在此基礎上的發展,使我們看到了人類對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歷史形式中和由此產生的現實問題──中醫和西醫展現在歷史中的不同的邏輯理路和學科建構。
然而,對當代人類社會的存在而言,就哲學的層次上推定人類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認為雖然有西方自然科學近三百年來的主導和促進,但是,人類就基本的存在問題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質性問題,還是作為一個亙古常新的課題困擾著人們的理性。近現代表現出所謂的人類進步絕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現在人類生存本質上的進步,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人類是在其自為的異化形式下存在,對人類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為的對自在的超越──自為的達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實現自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顯然,人類的存在現狀表明,人類還遠遠沒有達到這一目標。
因此,當西方科學模式對人們所期望解決的終極關懷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又由此產生了嚴重的可持續性發展問題時,人們已經顯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學產生的負面價值引起人們的反思時,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和文化思潮應運而生。可以說,后現代主義思潮表明的對理性否定的堅決性已經成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學理性的重大問題。一些思想家把力圖走出誤區的方法寄托于中國文化時,中國的《周易》就不失時機的又一次成為顯學。對中醫哲學的研究而言,面對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潮,當企圖再以西方哲學的制式推定中國文化時,無疑是當頭棒喝。在這種形勢下,對于中醫哲學研究而言,許多學者不約而同的想到了“醫易相通”的古老命題。所以“易學熱”也把中醫哲學帶入其中。但是,就其以“醫易相通”為命題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卻令人倍感失望,因為其產生的結論,無不帶有西方哲學的“前見”。問題表明,因為《周易》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中醫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學的制式不可能正確的推定中醫哲學。中醫哲學由《周易》的哲學制式所推定,這是應當首先明確的問題。
顯然,后現代主義表現出的西方哲學的多元性及其帶來價值取向的多元性對理性的異化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在當代中國,也隨處可見西方文化的哲學、科學和宗教以各自的價值承諾帶給人們存在方式的異化。以《周易》為基礎的中國哲學的一以貫之,不但使“醫易相通”,而且使《周易》與中國古代科學相通、《周易》與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為中國文化的基石。可以說,綜觀人類文明的幾大形式,沒有任何一個文明能像中國文明那樣能夠錦延不絕,持續發展并表現出文化的穩定性。西方哲學表明,就哲學問題及其表現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學家們在近代和當代由于他們內在哲學傳統思維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顯得無能為力,最終以據斥形而上學作為西方哲學的終結。然而,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伴隨著其造類存在的異化在當代使人們終于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優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學思維巨大的差異性,所以盡管《周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學及科學和宗教是對存在形式化的結果,所以,不能將《周易》與西方文化及哲學作簡單的類比,例如我們看到的把《周易》比附為科學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認定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樣。形而中論表明,《周易》的重要貢獻是其哲學的本體論思想,在這方面,同樣不能與西方哲學的本體論作簡單的比附。對西方哲學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學是內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學作為明確的形式外化出來,是一項歷史性的任務,《周易》哲學的外化將帶來人類哲學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醫學的學科形式表明,其屬于不同的知識形式和結構,之所以稱為“醫易相通”,是指其作為共同的哲學本體而言的,具體講,《周易》的哲學思維是中醫學的基礎,易道廣大使中醫學與《周易》在“道”的層次上相通。因此,對道的理解問題成為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這屬于哲學層次的問題,在中國的學術史中被歷代學者所重視,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經之首的學術地位,但是,在西學倡興的當代,則帶來了更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以《周易》為首的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關系和相互的哲學承諾,成為人類文化交融中的問題,尤其是人類發現其自身歷史的和社會的、群體的和個體的行為方式所引起的價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質作為反思的對象時,以《周易》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就又一次為人類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類存在的問題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發出其他所有問題的都應歸結為一個基本問題──這就是所謂的終極關懷問題,“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表明了其與西方醫學和哲學的截然不同的本體觀──而西方哲學對終極關懷的無能為力在后現代主義哲學中已經充分的暴露無遺。中醫學家、道家及道教學者在對“醫易相通”的基礎上和以自身的醫療及修煉實踐中形成的中國生命科學關于人的本質和應達到的存在方式,解決了終極關懷問題。中國的生命科學表明,“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和推定與《周易》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說卦傳》)終極關懷的價值論承諾的統一,是“醫易相通”的重要表現形式。
關于“醫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醫學的基本理論方面,在中醫學的發展過程中,張介賓的論述簡要而精到的指出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他說:“賓償聞之孫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每竊疑焉。以為易之為書,在開務成務,知來常往;而醫之為道,則調元贊化,起死回生,其義似殊,其用似異。且醫有內經,何借于易,舍近求遠,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學到知羞,方克漸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造化萬物;人身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長養百駭。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原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又說:“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醫,欲賅醫易,理之陰陽。故天下之萬聲,出于一闔一辟;天下之萬數,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萬理,出于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象,出于一方一圓也。方圓也,動靜也,奇偶也,闔辟也,總不出乎一與二也”、“予故曰: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學醫不知易,必謂醫學無難,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終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醫,必謂易理深玄,渺茫難用也,又何異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饑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錯過了此生。然則醫不可以無易,易不可以無醫,設能簡而有之,則易之變化出乎天,醫之運用由乎我。”
上論表明,張介賓非常精練的總結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把醫學和易學在天地萬物存在的基本層次上統一起來,使之形成易體醫用、體用不二的一元論哲學思維,是中國哲學和醫學上的重要思想。
總結前人在“醫易相通”方面的研究,應當認為《周易》對中醫基礎理論的影響是重大的。《周易》是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其具體影響了中醫學的臟腑理論、經絡理論、陰陽氣血理論、病理病機理論、診斷理論、治療理論、方劑學和本草理論。而在當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學領域內的具體運用──“氣功”理論成功的運用易理,可以作為“醫易相通”最好說明。
以當代的哲學觀推定“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必然要求從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層次分析《周易》對中醫學的影響。《周易》的陰陽之論表明,陰陽之道是時間和空間產生的并由主體承諾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體是時空的陰陽變化生成的存在。陰陽之道的推定是主體所能發現本體存在之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體而言,《易傳》認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所以,陰陽能對人體的存在發生生命的本質性作用是因為時空的本體性,而這種本體性作用與主體性方式的正確統一,是在主體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產生的正確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傳》)的命題承諾和推定。人作為一種存在,本身是屬于《周易》哲學推定的哪一種形式呢?人是什么呢?這些問題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為哲學所關心的也必須給預回答的主體論哲學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問題。但在《周易》哲學中,是不作為問題的,因為結論已經內化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承諾之中。所以。對應于西方哲學的主體論承諾而言,《周易》對這一問題沒有作出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關于人的主體性的中醫學中推定這一與《周易》相關的哲學問題,對今天的人類哲學而言是重要的。我認為,《周易》的哲學模式表明,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承諾的主體論作出的形式推定,說明了人的主體形式既不屬于形上之道,也不屬于形下之器,而是屬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謂之人。所以,主體被形而中所承諾──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謂的形而中者,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時空層次和主體意識時空能力的對應和中,通過主體時空方式所能把握主體自身存在和客體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過主體的形而中實現對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確認識。
“醫易相通”是中國生命科學中的重要命題。“醫易相通”的形而中論哲學推定,使主體的生命存在形式成為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的內容。形而中者謂之人的主體論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體將通過對時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實現主體的價值。主體能夠適應時空層次,并通過時空陰陽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從而超越生命的時空形式。這是形而中論哲學承諾的生命科學原理。形而中者謂之卦──形而中者謂之人的統一,從而解決了認識論的主體性問題。形而中論哲學表明的認識論本質是:人沒有獨立的主體性,客觀實在也沒有獨立的客體性,自為是自在的自為,而自在也是自為的自在,世界的時空統一性要求人類把握的世界要成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對客觀的存在而言,絕沒有獨立性可言,人的主觀存在也絕沒有獨立性,因此,在方法論上的建構,《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統一,形而中論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學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對人類哲學發展作出的重要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及方法論方面的貢獻,其由形而中的主體方式承諾和推定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學將成為人類科學的終極形式。
在“醫易相通”中,以陰陽的概念范疇承諾了哲學認識論。《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的推定成為中國哲學中的基本概念范疇。在中國文化中,陰陽范疇的具體應用,可謂一以貫之。在中醫哲學中,陰陽承諾了哲學本體論的邏輯推定和主體論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中有陰,陽中有陽”(《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等等。張介賓認為:“陰不可以無陽,非氣無以生形也;陽不可以無陰,非形無以載氣也”(《類經附翼·求正錄·真陰論》);石壽棠認為:“陽不能自立,必得陰而后立,故陽以陰為基,而陰為陽之母,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后見,故陰以陽為統,而陽為陰為父”(《醫源·陰陽互根論》);吳謙等認為:“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一開一和者,動靜之機”(《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鄭壽全認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陽氣乎!陽氣無傷,百病自然不作,陽氣若傷,群陰即起”(《醫理真傳》卷二·陽虛證問答目錄)柯琴認為:“陰陽互為其根,陽中無陰,謂之孤陽;陰中無陽,便是死陰”(《傷寒來蘇集·傷寒論注·卷一·傷寒總論》)等等。從上面眾多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陰陽概念在中醫學中的應用是相當廣泛而重要,并且在邏輯上是自恰的。如果陰陽的推定方式對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論哲學的對應和中的推定方式,將使這一自律由主體的自為而實現。這是“醫易相通”承諾的中國生命科學自在性的表現。
三、形而中論與中醫學
如果把《周易》作為群經之首,那么,中國的哲學原理就應當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的形式化,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為哲學形式的──形而中論是對“卦”的時空本質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謂之卦”的命題產生的哲學原理。關于“形而中者謂之卦”,我已多次進行論證⑴,在這里再簡單的作一介紹。“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思維以時空方式生成對存在的認識,中國哲學是以“卦”作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認識論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這就是說,“卦”是存在與思維的統一方式──存在與思維的對應和中,“卦”是“道”、“器”的對應和中者也。因此,筆者認為“形而中者謂之卦”,這是中國哲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現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質性而言,因“卦”承諾了主體論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就有形而中者謂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謂之人的哲學推定表明,主體的對應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是由形而中論哲學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及價值論承諾和范疇推定的統一而實現的。
筆者在關于《周易》的研究方面,從認識論的角度把“卦”的哲學內涵歸結為“形而中者謂之卦”,“卦”的形式為陰陽爻表示的“時”和“空”,由此使“卦”無所不包,“卦”作為萬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極”,才能推定“太極”承諾的本體。把“太極”以“太極圖”和“八卦圖”統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論的哲學推定。具體講,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與主體對應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極”或“無”是不能與主體的形式對應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體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體,即本體不能作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體只能以時空進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簡單的討論形而中論的幾個基本問題。新晨
【摘 要】:針對中醫病名的現狀,從歷史和臨床實踐的角度論證了病證結合是中醫診斷學的精髓,從認識論和方法學上比較了中西醫病名的異同,闡述必須堅持中醫病名,繼承和發展中醫理論,規范中醫病名學術體系,推動中醫走向世界。
【關鍵詞】:中醫病名;診斷;標準;病證結合
【中圖分類號】R2-03【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1007-8517(2009)03(上)-0141-02
病名是中醫在長期臨床實踐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重要概念,是中醫學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辨病是中醫臨床不可缺少的內容[1]。任何疾病都有原因可查、病機可究、規律可循、證候可辨、治法可用、預后可測,臨床治療的目標主要也是針對病。但目前中醫病名幾乎處于被取消的狀態,臨床診斷、論文著作、科研課題等,大部分都使用西醫病名,中醫病名被棄而不用,或僅稱屬中醫“××范疇”。因此,必須制定中醫標準病名,作為國家標準加以頒布實施,以保護中醫藥知識產權,維持中醫知識體系的完整性。
1 病證結合是中醫診斷學的精髓
中醫對疾病本質的認識最早即是確定病種,并賦予病名。《黃帝內經》所記述的病名逾200種,張仲景著《傷寒雜病論》,無論是《傷寒論》論外感病,還是《金匱要略》論內傷雜病,都是以病為綱,病脈證治并重。此后歷代醫著如《諸病源候論》、《景岳全書》、《醫宗金鑒》、《證治準繩》等,以及近代臨床各科的中醫教材,基本上都是以病(癥)為綱,進行辨證論治。因此,繼承中醫學的病名及診斷十分必要。
病證結合是中醫認識疾病本質的基本方法,診斷疾病可以有效地把握疾病全過程的根本矛盾,而辨析證候又能準確地把握疾病某一階段的病位與病性等主要矛盾。對病和證的分層認識,具有較強的互補性,二者的關系猶如經緯縱橫交錯,使中醫對疾病本質的認識在病位的表里上下與臟腑經絡,病性的陰陽寒熱虛實,以及病勢的進退深淺3方面達到3維統一。中醫病名融于中醫理論體系,能正確引導臨床辨證與施治。與證診斷一樣,病名診斷是中醫臨床診療不可或缺的內容,病證結合診斷是中醫認識疾病本質的特色。
2 中醫臨床必須使用中醫病名
就臨床診療的目標來說,中醫與西醫所針對的都是疾病,在這一點上中醫病名與西醫病名之間是相互關聯的。但由于認識論和方法學的不同,所導出的病名體系必然不同。中、西醫的病名,一般都是由病因、病性(病理)、病位和病狀相互組合而構成。由于中、西醫對各組織器官的生理、病理及相互關系的認識上有所不同,因而對疾病的命名診斷,西醫有病因診斷、病理解剖診斷、病理生理診斷、功能診斷、臨床綜合征診斷等不同形式,并注意幾個方面的結合而作出完整診斷,因而其病名限定清楚,但較冗長而復雜。與之不同,中醫學病名極為精當簡煉,每個病名實際用詞一般只有2~4個字,不一定將每個病的病因、病性、病位等本質屬性概括無遺,而可通過辨證診斷使之得到補充。正是由于病名診斷與辨證診斷之間的這種互補性,使中醫學的病證診斷完整地融入中醫學理論體系并具有中醫之特色。可見中醫病名與西醫病名既有關聯但又不等同。
中醫臨床必須以中醫理論為指導,使用準確而規范的中醫病名。中、西醫病名只能并存和相互對照,而不能并用,更不能以西醫病名取代中醫病名。只有規范中醫病名,堅持并強化中醫病名診斷,才有益于中醫學的發展,也有利于發揮中醫學的優勢。
3 中醫病名診斷的必要性
中醫的許多病名,如破傷風、托盤疔、胬肉攀睛、鵝口瘡、舌菌、痄腮、陰吹等,精煉簡捷,見名知義,易于掌握。中醫有不少好的病名,如歷節風、破傷風、感冒、紅絲疔、纏腰火丹、蛇頭疔、乳巖、天行赤[、蟹睛、骨槽風、鼻淵等,其命名科學確切,名實相符,正如宋?張杲《醫說?疾癥》所謂"古之論疾,多取象比類,使人易曉"。因此,這些中醫病名一直沿用至今,為人共曉,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有些病名如痢疾、霍亂、傷寒、破傷風、風濕熱、感冒、麻疹、癲癇、子癇、白喉、痔、癰、痛風、風疹、云翳、腳氣病、牛皮癬、梅毒等,在西醫傳入中國時,便為西醫所引用。
中醫強調辨證,并多以癥為病。但辨證畢竟只是反映疾病某一階段的情況,癥則只是疾病本質的外在表現,而通過診斷所確定的病名,代表著對疾病最本質的認識。病名診斷在中醫醫療實踐中具有極重要的意義,它有利于把握疾病的全局和全過程的一般規律,有利于臨床施治,這是中醫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
4 規范中醫病名體系
任何學科都是在繼承前人學術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醫病名學術也不例外。中醫病名規范化的研究,首要而根本的原則,必然也只能是繼承性原則,要從蘊藏前人豐富經驗和理論的歷代醫籍中整理、挖掘中醫病名,切合臨床實際者用之,不符合臨床實際者改造之。在此基礎上本著特色性、實用性、創新性、準確性等原則,全面系統地開展病名體系研究,形成完整而規范的中醫病名學術體系。近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中醫臨床診療術語》[3]疾病部分即是本著繼承和發展中醫學理論的宗旨,采用繼承、挖掘、引申、創新、引進等方法對病名進行分化定義,從而使中醫病名學術在相對完整的意義上形成體系。
落葉知秋,病名的取消就是中醫學術消亡的前兆,面對日漸遠離傳統文化的中醫,如何恢復昔日中醫與傳統文化二者之間的密切關系,如何使中醫能夠按照其自身發展規律良性發展,這或許是今天有志于振興中醫藥事業的人們所應當迫切思考和解決的問題[4,5]。
現代醫學制定有國際疾病分類(1CD)等國際標準和國內的《疾病分類與代碼》。但中醫學是具有獨特理論和豐富經驗的傳統醫學,中醫學是我國的寶貴文化遺產,它與西醫學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不可能用ICD等外來名詞規范中醫疾病名稱。現在臨床上中醫的病名被棄用,沒有中醫的病名體系,因而必須加緊中醫病名的標準化、規范化研究,國家衛生行政部門應組織中醫學者開展中醫標準病名的研究,建立中醫標準病名體系,一方面充分吸取、反映以往研究的合理內容,另一方面彌補前段標準化研究的不足。中醫標準病名研究應按照中醫理論體系,嚴格區分病、證、癥概念,在繼承原有病名的基礎上,參考西醫病名,按中醫學的理論創新、分化、擴展中醫的病名。該研究可為中醫學術提供全面標準的"原件",不斷完善中醫疾病體系,并能對臨床診斷及鑒別診斷起到指導作用,也有利于保護中醫學的知識產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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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文鋒,王永炎,王 沛,等.中醫臨床診療術語-疾病部分[S].北京:國家標準出版社,1997
[4]劉理想,張其成.近現代文化舉措對中醫的影響[J].中國中醫藥報,2006,10(13):
【關鍵詞】整體醫學;基因組;中醫心理學;中醫基因組學
1整體醫學
整體醫學是現代社會正在興起的一種醫學體系,將醫學看成一個有機整體,從整體上來認識醫學的性質、對象和目的。整體醫學與傳統中醫藥學在外表近似,但是本質有所不同。整體醫學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系統論。整體醫學就是用整體觀認識醫學的各個要素。而整體醫學的整體觀是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所認識的所有聯系的基礎上,從科學的長遠發展上來說,這是一種弱整體觀,一種綜合論,理論基礎是還原科學觀。
醫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時代,即經驗醫學時代、實驗醫學時代和當前的整體醫學時代。經驗醫學時代為自然哲學醫學模式,實驗醫學時代為生物醫學模式,而整體醫學時代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當今醫學的特點是處在實驗醫學時代向整體醫學時代的過渡時期,整體醫學的理論體系尚未正式形成,但已具雛形。現代的整體醫學是現代科學技術尤其是生命科學發展的結果,但是生命科學——基因組學正在走向完善的基因組聯系,將來的發展必然在基因組的普遍聯系上證明中醫的基本理論,所以隨著基因組學的整體化發展,以及中醫學的跨越式發展,現代整體醫學必然走向更完備的、以中醫學為核心的整體醫學。
2中醫學現代化
整體醫學的崛起給中醫藥學國際化帶來了機遇,整體醫學與中醫藥學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從理論體系看,整體醫學的理論與中醫藥學的學說實際上是相通的。如《黃帝內經》中就提出“人與天地相參”的觀點。
中醫藥學其實就是一門完整的整體醫學。中醫學有著對人體自身整體性及人與自然、社會環境相統一的認識。但是中醫學又是一門模糊的整體科學。《黃帝內經》建立于二千多年前,是古人觀察人體與自然所建立的整體醫學,其本質就是結構與功能相統一的整體觀,但是由于社會發展水平和極端落后的科學技術條件的限制,這個時候形成的整體只能是粗略與模糊的。隨著時代的發展,由于封建禮教的限制,加之受中國哲學觀重用輕體、重道輕器價值取向的影響,人們開始疏于人體具體的形態和結構,歧視人體解剖,對人體的細節和局部方面未做較深入的剖析研究,隨之《內經》的結構功能統一的整體觀逐漸演變為單純的功能性的整體觀。由于缺乏了結構和形態的支持,不能得到有效的可見的物質證據來說明自己的科學性,本身也缺乏創新發展,所以隨著以結構為主的現代醫學的發展,中醫學屢次受到打擊和排斥。
中醫藥學的發展必須從《黃帝內經》的整體思想開始做起,真正認識整體的本質,結合現達的科學技術尤其是分子生物學技術,發展新時代的完整的結構與功能統一的整體觀。所謂中醫現代化就是用現代語言和科學技術重新描述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平衡條件下的人整體的運動規律。
當代分子生物學在迅猛發展,借助電子計算機技術處理大量數據,基因組學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在足夠的時間內,基因組學很可能走向整體,最后可能在基因的相互聯系中發現了中醫的陰陽五行所存在的基因證據,這時候中醫就會被分子生物學所吸收,現代的整體醫學就可能吸收了中醫藥學的優勢發展成為完善的結構與功能統一的整體醫學,中醫不再是中國的中醫了。這是好事,但是對于國家和民族,對于中醫學的發源地,我們將失去一次崛起的機會。
3整體的含義
中醫學是整體科學,西醫學是還原科學。中醫現代化首先必須是基礎理論的現代化,而基礎理論的現代化又以整體為前提,整體觀的現代化為首要。以前中醫現代化的失敗在于從傳統的功能整體觀方法論上而不是從整體的根本意義上看待現代化。而西醫也是從自身的方法論上看待中醫,所以在這種前提下根本的中西醫結合是不可能的。
整體是物質的結構與功能的統一,兩者互相依存、不能分離,結構是功能的基礎,功能是結構的展現。整體是局部的整體,局部是整體的局部。整體是物質形、氣、能的統一,是結構與功能的統一,是一種客觀實在。
任何個體都是由兩種以上的物質要素混化而成的。這一混化物可以呈質地均勻無別的氣態,也可以呈實體存在的實體態。前者固然是一體,后者,盡管它的實體組成部分可以形形,各部分的功能也可千差萬別,但該實體物的氣卻遍布全體、貫穿內外,使組元形成有機聯系的和諧整體。這里所說的整體,指形成氣的時空結構而言,它是維系氣獨立性、特殊性的根本,也可把整體理解為氣的結構模式。譬如,設某模式為特殊的比附,這種特定的形狀結構的性質是不受其所占位置的大小影響的。因而時空結構模式一旦形成,不僅可以使全部事物的各個部分都處在同一結構上,而且這一整體特以滲透到所屬各個局部中去,使在這一整體中的局部組元可以體現整體,這是與組元作為獨立存在物的根本區別:①整體的實在性。②整體的聯系性:任何整體都在和其他整體處在密切的聯系當中,聯系是這個整體存在的必然條件,沒有聯系便沒有這個整體存在的必然性了。③整體的層次性:任何整體都是大的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這個整體有包含了小的層次的整體,小的局部組成。④整體規律的類似性:一物生來有一身,一物自有一乾坤。每個整體都是從類似規律演化而來,從無極演化,有太極,從這太極演化陰陽,以至這一整體全部。⑤整體的進化性:宇宙從無極逐漸演化太極,以至現在的萬物,在發展至人這個宇宙最高級的生命個體,便是整體演化的最好的證明。
氣是中醫學的核心。現代醫學是從有形的結構上研究,形是氣所聚,形散為氣,氣是形的場,形氣是統一的。氣是整體的體現。那么從形氣理論的兩種醫學也是可以統一的。
整體性是貫穿人體宏觀和微觀的根本。從宏觀逐漸微觀,每一層次都是結構和功能的統一,每一層次都服從統一的整體性,而整體性是每一層次運動聯系的根本。這個的整體規律就是中醫基礎理論,這個規律指導著每一層次的運動和相互作用。
4建立中醫基因組學
基因組是現代生物學還原到分子的體現,由此生命科學開始轉向整體科學。現在的功能基因組學就是這一轉向的體現。基因組是整體科學與還原科學的交匯點。
基因組是人體的微觀信息調控中心,更體現了人體的整體性。它是人的精氣的凝聚態,含有生命的全部信息。宏觀人體整體和微觀的人體基因組整體性是統一的和同源的,基因組整體是由五臟功能模塊組成,這五臟又有亞細的模塊組成,這亞細的模塊又有更微小的基因模塊組成,各個大模塊亞細模塊之間存在協調的相互關系,這個關系就是微觀經絡系統。基因功能模塊由相應的基因組成,基因組整體是結構和功能統一的整體。建立中醫特色的基因組學是為了完善中醫藥學理論,發展整體醫學。建立微觀基因組整體辨證論治,并沒有否定傳統意義上的辨證論治觀,而是將其發展一步,深入到基因組整體內部,將整體觀深入到基因組整體中,將宏觀整體辨證和微觀基因組整體辨證結合起來,建立了一個從外至里、從里至外的整體的辨證論治觀,建立宏觀和微觀統一的整體的辨證體系。這才是科學的完整的辨證論治觀。
建立中醫基因組學是為了在基因研究的基礎上,結合證候研究,證明中醫證候理論的正確性;進而在分子基礎上證明中醫臟腑經絡理論的正確性,最后深入基因組研究,深入了解基因組所蘊含的生命本質以及生命的發展。
中醫基因組學的建立是中醫現代化走向未來的一個關鍵點,整體科學與還原科學都在這一尖端領域進行著研究,而中醫學進入這一領域,一可以完善自己的理論體系,解譯基因組所包含的全部生命信息,促進人類的健康事業;二則可以引導還原科學的整體化演變。
5中醫心理學的發展
這是中醫心理學與現代心理學結合的關鍵點。也是中醫現代化的另一個關鍵點。
中醫心理學原來是中醫學的一個分支,以心理的整體功能為本體論述人的心理的,講的是人的先天功能。傳統中醫學建立在遠古極端落后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人們看不出人的社會本質和社會發展,而現代社會條件下,人的心理與健康都受到了社會的極大影響,發生了很大改變,中醫心理學也必須隨時代的發展而發展。
現代心理學是以人的大腦的具體結構為生理基礎,論述人在社會中的各種行為性格等,這是人的后天功能,對人們的各種行為意識均有科學的描述。但是現代心理學沒有與人的整體功能結合在一起,沒有指出人的根本的社會本質,所以其發展也是有局限的。現代心理學是建立在還原論基礎上的,而人的心理是整體的,所以它本身具有很大的缺陷。
人的各種語言、行為以及意識思維等都是在人的元神的支配下進行的,元神是最根本的自我。而心理的進行是在社會背景條件下的,一切心理行為都有社會背景的,社會背景形成了人的心理模塊、人格模式,人格模式下的元神系統構成了人的社會自我,心理的行為是在元神的支配下通過心理模塊進行的,以此結合這兩個心理學,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人的心理問題。佛學對人的心性理論有深刻認識,但是借鑒之前必須徹底拋棄佛學所具有的唯心思想,心性理論中性與元神相關,而心與元神、元神支配下形成的人格模式有關。
元神可以接受信息,加工、儲存、提取信息,發放信息三個方面。人出生時意識是白凈的,但是在人從出生開始,人就在不斷接受信息,在一定社會文化背景下不斷學習,不斷加深信息,積累信息,使元神中的信息不斷強化與激活而得到強化,最終形成了比較固定的人格參照模式。這個模式一旦形成,就形成了新進入信息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人各種意識、行為的模板,形成了特定的性格模式。人的性格模式是在元神支配下形成的,但是性格模式一旦形成就對人的元神人的生理發生作用,形成了人的后天行為的文化背景和模式。人的性格模式與人的后天社會文化環境有很大關系,它也不是固定不變的。
中醫心理學和現代心理學是功能與應用的結合。元神是人的整體功能,人的五臟情志、七情等都是人的元神功能的一個方面,但是這些情志的發生必然受到人的性格模式的影響,性格模式又決定了情志的發生模式。中醫心理學和現代心理學都是不完整的,各講述了人心理的一個方面,結合起來才是真正的人的心理整體過程。
人的心理在當今社會是一個比較陌生的領域,佛學、現代心理學、中醫心理學都有各自的認識,但是它們又不是完全的,正確的認識是將它們結合起來,建立科學的辨證唯物主義的整體的心理學體系。現代中醫心理學的建立不但解決了人的意識的根本問題,促進人類的心理健康發展,而是還對社會的發展有很大的潛在的作用。
6結論
【摘要】作為兩種不同的理論體系,自古以來,中醫與西醫就各有長短,難以包容。本文以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以自然科學發展規律為依據,以新的教學理念為契機,在總結中西醫結合的發展歷程中,探討新的西醫院校中醫教學改革的方式,提出改革意見:明確中醫教學的目的、改革教學方法與模式、教材編寫與教學安排、以促進中醫學教學的改革。
【關鍵詞】西醫院校;中醫教學;教學改革
自16世紀中葉西方醫學傳入中國以來,就有了中醫與西醫的矛盾。作為兩種不同的理論體系,他們各有短長,難以相互包容,共同發展。中醫界不少前輩的融會貫通,改進、科學化,現代化等理論方法,均未解決這一矛盾。解放后,我黨以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以自然科學發展規律為依據,提出了中西醫結合創立新醫藥學派的方針,提倡中西醫結合,促進了中西醫學兩大體系相互滲透和吸收,促進了中醫學的發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中西醫學畢竟是兩種不同的醫學理論體系,其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淵源,思辯與實踐方式,哲學依據,發展模式均不相同,西醫院校學生在接受了大量現代醫學教育以后,再接受中醫學教育,其學習態度、認同程度、思維方式等均明顯影響中醫學教學效果。如何適應時代與社會的變化與發展,探討新時期中醫學的教學改革已勢在必行[1]。為此,我們必須做好以下幾點。
1明確中醫學教學的目的
高等西醫院校的中醫學教學目的已爭論多年,但一直未完全明確。[2]目前西醫院校的中醫教學任務重,教學時數少,講解快,學生理解難,中西醫結合貫通差,最終的教學效果可想而知。在短短50學時左右的時間內,要從陰陽五行,臟腑經絡,辯證論治到中藥方劑,一字不漏地講解,要求學生學習掌握,確實很困難,即使勉強死記硬背下來以應付考試,之后也都全忘了,別說運用和發展,這樣就毫無效果可言。因此,應該明確我們的教學要達到什么目標水平?我們教學培養的目的是什么?與高等中醫藥院校不同,它不是培養中醫藥專門人才,而是讓西醫院校學生在學習現代醫學的同時,了解祖國醫學的淵源、歷史傳統與成績,熟悉祖國醫學的特點,基本理論,發展狀況以及目前中西醫結合成就,為今后從事醫學事業打下基礎。因此重在了解,要求學生熟悉簡單的中醫基礎理論和中醫診病治療方法,了解中藥的作用及組方原則和常見病的中醫治療,將學生引入中醫學的門檻。并結合目前中西醫結合的成就作一些啟發式講授,適當作兩種理論的對照講解,提出目前尚未解決的問題,以提起學生的興趣。目的明確了才能據此安排教學大綱,編寫實用教材,合理安排教學課時和見習實習時數,以達到最佳教學效果。
2改革教學方法與模式
幾十年來,西醫院校的中醫學教學一直沿用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的模式。從概論、陰陽五行、臟腑 辯證到治則治法、中藥方劑等,引經據典,以經解經,一字不漏地全部講授,內容多,要求多,而學時少,學生學習困難,很難消化掌握,教學效果差。為此,應根據社會發展和教學目的,結合實際情況,徹底打破傳統教學模式,對其進行改革。要根據教學目的制訂明確的教學改革目標,確定改革的步驟和方法,分步實施,并進行必要的試點,以期取得成功。具體改革方法:
2.1上好第一課堂。中醫學第一堂課是講中醫學緒論,也就是介紹中醫學的發展歷史,中醫學的基本觀點。以往認為緒論中要求掌握的知識少,故不太重視,只作簡單介紹。實際上,上好第一堂課十分關鍵。因為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如果在第一堂課上能激發同學的興趣,提高學習積極性,在以后的教學中就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應安排有豐富教學經驗的老師,充分準備,在第一堂課上就抓住同學們的心,將他們引入中醫學的殿堂。
2.2以系統器官為綱目,以中醫臟腑學說為核心,對中醫學相應的基礎理論、診斷、方劑中藥、辯證和治法進行一站式教學。以前中醫教學中將藏象、辯證、治法、方藥等分別講授,各章節之間相互獨立,基礎知識與臨床診斷、治療相分離,學生難以融會貫通。
實際上,中醫學的藏象、辯證、治療、方藥是緊密聯系的。辯證是在對臟腑生理功能,病理表現的充分認識上作出的,而治法是以辯證為基礎,同時指導方藥的擬定。因此以臟腑為綱,即以肝、心、脾、肺、腎五臟為中心,分別講解其生理、病理、臨床癥候及辨證方法,并講授該臟腑最常見的一兩個疾病,介紹治法,方藥,可使學生融會貫通,既掌握中醫的基礎知識,又運用于臨床實踐,還可以舉一反三。例如講解脾胃,從脾主運化水谷和水液、主升清、主統血,胃主受納腐熟水谷,主通降,以降為和的生理功能能到脾胃升降失常而出現脾胃氣血陰陽失調,諸如脾氣虛損,脾陽虛損,水濕中阻,脾胃濕熱,中焦實熱,腑氣不通等病變,結合臨床實際著重講解中焦實熱,即陰陽腑實證的病理機制,病情演變,可能的轉歸和預后,以及以大承氣湯為代表的通里攻下藥“急下存陰”的治療原則與方法,再在臨床見習和實習時結合急性胰腺炎的臨床表現予以講解,使學生對該系統主要疾病的生理病理和臨床表現,治療與轉歸有一個較為系統全面的了解與掌握。以此類推,讓學生逐步適應,自己去認識辯證方法的全過程,從而掌握中醫理、法、方、藥的具體運用,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2.3中西醫結合。以中西醫結合的方法和成就為主,既以中醫學為基礎,又以現代醫學為說理工具,同時用中醫整體觀和方法論來闡述,使學生容易理解。[3]首先講述中醫學的歷史淵源和成績,中醫基礎理論,簡要介紹中藥方劑和常見病的辯證論治方法,在此基礎上著重向學生介紹目前中西醫結合基礎研究的成就和進展以及還有待解決的問題,激發同學們的學習興趣。如在全國取得了較好成績的針刺針麻技術研究,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上海醫科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所關于腎本質的研究,初步闡明了腎陰虛和腎陽虛本質上與機體皮質醇量的高低相關,為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找到了一種可靠的方法和途徑;青蒿素的研究開發成功,不僅是中藥開發的突破和新途徑,也是我國第一個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藥物,為人類作出了巨大貢獻;有關中醫血淤與現代醫學循環和微循環障礙關系的研究;證本質的研究,舌診的研究等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還存在許多問題,如中藥的有效成分提取及其療效與西藥的關系和差別;中藥復方的作用機制;尤其是國家攀登計劃中的經絡實質研究,至今仍無明顯進展,都需要我們投身其中,為實現中醫現代化作出應有的貢獻。這樣既有生動具體的成績和實例,也有懸而未決的問題,可以極大地學生的興趣,引導他們 積極認真學習。
2.4結合實際,以事實為依據。結合我國和我科的臨床實際情況,介紹目前中西醫結合治療取得較好療效的疾病。例如介紹我科中西醫結合急性胰腺炎,使急性胰腺炎的病死率降低到10%以內,比單純西醫治療或外科手術治療效果更佳,且目前全國急性胰泉炎的治療大多數都用中西醫結合方法;不全性腸梗阻的中西醫結合保守治療,效果確切;腦卒中及其后遺癥的中醫針灸治療;康復科的中醫理療按摩等都有很好的療效。安排臨床見習,使學生看到確切的療效。通過這些成就與事實的介紹,使學生有中醫能治病,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真實體驗,有助于學生正確認識中醫,認真學習中醫,并可能投身于中西醫結合事業。
3教材編寫于教學安排
為了達到徹底改革的目的,就有必要據此編寫新的教學大綱和教材。大綱應該簡潔明晰,緊緊圍繞教學目的;教材應該簡明扼要,條理清晰;既要有中醫基礎理論,基本技能和方法的講解與介紹,又有中西醫結合研究的成就和相應的新理論與觀點方法,同時毫不忌諱的提出當前存在的問題以供探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4]因此,在教學時數安排上,應多講中西醫結合的成就,少講經典中醫理論;多講臨床實際能解決的問題,少講懸而神秘的空洞理論;多結合臨床實踐,結合病人講中醫理論,少課堂講授,少給學生講“天書”;進一步加強臨床見習和實習的帶教工作,在實際運用中講理論。同時應針對不同專業編寫教材。例如:針對預防專業,著重介紹中醫未病先防的思想和中醫養生學;針對婦幼專業,重點講授中醫婦科學和兒課學。
總之,為適應時展的要求,為搞好中醫學教學提高教學質量,應總結經驗,借鑒他人的成就,大膽改革,銳意進取,以促進我校中醫學教學的改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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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范圍內對傳統醫學的需要和中醫發展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中醫學發展的基礎之一是中醫事業的參與者能正確理解中醫的理論和方法。這不僅涉及當前的專業工作者,還包括:潛在的和將來的學習、研究者;服務的對象;對中醫進行管理的公務員和其他可以影響中醫發展的人群等。彌補現代人群對中國傳統知識的薄弱需要巨大的經濟、時間成本,因此,在傳統基礎上構建符合現代人習慣的科學體系有利于中醫事業的發展。
1傳統中醫學的科學性及其理論基礎
1.1傳統中醫學是有限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科學體系 西風東漸以來,對傳統中醫科學性的懷疑一直存在,也存在著科學標準不適于中醫藥評價的論點。1888年,達爾文給科學下過一個定義:“科學就是整理事實,從中發現規律,做出結論。”《辭海》1999年版認為:科學是“運用范疇、定理、定律等思維形式反映現實世界各種現象的本質的規律的知識體系”。簡言之,科學就是發現事實并研究其規律。傳統中醫理論以人體、環境等客觀事實及其相互規律為研究對象。臟象、經絡、病因、證和中藥學等是對客觀事實的發現、總結;陰陽的對立、互根,五行的生克制化,辨證施治,方劑的君臣佐使,中藥的七情等是對客觀事實間規律的研究;司外揣內、四診合參是依據可辨識的客觀現象,探究當時不可見的生理、病理變化規律。盡管形成、發展過程中解剖學、微生物學等基礎科學還處于萌芽甚至空白階段,但傳統中醫學以客觀事物及其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科學性無可置疑。
1.2必須堅持的傳統中醫學科學理論基礎
1.2.1依據獨特標準的分類學 分類學是按一定的特征將對象人為地劃分為不同類別,是現代科學的重要基礎之一。基于長期的觀察和臨床實踐,傳統中醫學提出了對客觀事物獨特的分類標準,并以比喻、指代等古漢語常用表達方式予以命名。例如:陰陽、五行學說是按人為標準,對整體事物中相對區分又相互影響部分進行的分類學研究,由簡單的兩類到比較復雜的五類,是對事物由整體到結構的研究。張景岳說:“陰由者,一分為二也”,說明了其分類的實質。
1.2.2以客觀實踐為基礎對事物間相互關系規律的闡述 傳統中醫學建立了獨特的分類學以后,通過大量實踐總結了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成為中醫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比如在臟腑分類的基礎上研究了臟腑間關系,并以此指導對疾病的診療,取得了確切、獨特的效果。
1.2.3分階段、多靶點的治療模式 辨證施治是中醫學診治疾病的核心方法。機體狀況處于動態變化之中,根據病程的演變以一定的頻率進行觀察,調整治療方案,即進行分階段治療。另一方面,傳統中醫學建立的“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等治療模式,是當相互聯系的兩個部分中的一個發生病變時,通過影響另一個的對靶點方式來調整病變部分的功能狀態。
2現代中醫學的理論構建
2.1以現代語言闡述中醫理論基礎 傳統中醫學以古漢語為表述方式,具有言簡意賅、形象生動的特點。由于文化環境的變遷,現代漢語中文字的含 義發生了許多變化,容易出現郢書燕悅式的曲解、誤解。另一方面,文字常常影響到人們的思維習慣,獨特的理論體系是現代中醫學的基礎,但語言表達方式并不是表現獨立性的標準。過于強調表達方式的“原汁原味”易于造成舍本逐末。如將“陰陽學說”改稱“α-β學說”似乎可以增強其科學性的感覺。不同表達方式本質上的一致性和現代人對其理解的差異性都是顯而易見的。
傳統中醫學中還存在著經絡這樣尚不能用實驗來證實其本質的基礎理論。同樣尚不能用實驗直接驗證的牛頓第一定律(慣性定律)卻成為現代經典力學基本定律,而根本不存在的“經濟人”概念則是西方古典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之一。這說明符合當代人思維習慣的語言表達方式更能強化人們對科學理論的理解。如將經絡初步地解釋為“人體內相互影響的組織、器官之間的連線”有可能提高人們對這一理論的認知度(“連線”這個詞語就比較符合現代人“既非物質性存在,又能顯示各點之間相互聯系客觀存在”的思維習慣〉。以現代漢語表達方式闡述的中醫理論和進而形成的現代中醫學體系,將更易于被當代人接受和應用,降低人們的學習成本,為中醫事業的持續發展奠定重要的基礎條件。
2.2保持傳統中醫學分類標準的情況下,將基礎科學研究成果納入現代中醫學的疾病分類體系,提高診斷水平 傳統中醫學以臨床表現和病理生理變化為研究對象,形成了自身的病、證分類體系,具有指導疾病診治的獨特優勢。源自《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的“四診合參”和《靈樞·外揣》的“司外揣內”是中醫診斷的基本原則。在有限條件下,傳統中醫學將醫師可以運用的診斷手段和可以觀察的對象進行了充分的研究,其根本目的是收集全面的信息,探求機體的內在變化。現代中醫學的發展應充分理解和堅持這一根本目的。
當代基礎學科的發展使醫學收集人體信息的能力大大提高,對疾病演變的規律有了更多的了解。現代中醫學不必將基礎科學的成就視作其他學科的專利、自身的禁地,而應充分利用一切科學成果,特別是吸收西醫學診斷疾病的成果,以達到收集全面信息,探求內在變化的目的。
中、西醫診斷疾病時面對的對象是唯一的,方法和結果則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現代中醫學體系的構建,可在保持傳統疾病分類的基礎上,將西醫診斷作為細分診斷,納人自身的疾病分類體系,成為中醫診斷的組成部分之一,即不再采用目前常用的單獨中醫診斷或中西醫診斷并列,而是將西醫診斷納人入中醫疾病的診斷分類體系,如診斷為“眩暈(高血壓)”或“眩暈(內耳眩暈癥)”。其中的“眩暈”為一級診斷,高血壓、內耳眩暈癥等為二級診斷。納入西醫學診斷可使中醫學取得明顯優勢:①適應現代人的習慣。現代人群接受西醫服務的仍然占有較大比例,對于西醫的診斷方法、結果更為熟悉,易于理解和接受。②因條件限制,傳統中醫診斷方法對某些病、證內在病變的認識存在不足,如癥狀不典型的急性心肌梗死。吸收西醫診斷體系后則可以充分運用現代方法,大大提高現代中醫學的診斷水平,避免臨床的失誤,使患者獲得有效治療。③保持中醫自身的疾病分類體系,促進中醫診斷水平的提高。由于將西醫診斷作為二級診斷,既充實了中醫診斷體系,又能保持中醫理論的完整性、獨特性。另一方面,作為一級診斷下的不同疾病,其病因、病機到診治方法、演變規律都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可根據不同的細分疾病,開展深入、細致的辨證研究,掌握不同疾病發生、發展的客觀規律,制定更具有針對性的診治方案。例如,不僅僅對“眩暈”進行辨證施治研究,而且根據診斷結果分別研究“眩暈(高血壓)”或“眩暈(內耳眩暈癥)”的病因、病機、發生和發展規律,加以辨證,其結果必將提高中醫診斷水平。
2.3將現代治療手段納入中醫學的治療理論體系,在中醫學基礎理論的指導下,根據臨床效果,確定各種治療方法的適應證 傳統中醫學不缺乏治療方法的創新,新的方藥不斷出現。其原則都是在基礎理論指導下,運用新的手段提高治療效果。現代中醫學可在分析現代治療手段后將其納入自身的治療理論體系。比如:輸血、維生素K等止血藥物、手術結扎、縫合斷裂的血管可以納人“血虛則補,血脫則固,出血則止”的治療體系之中,而纖溶酶等溶栓藥、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CI)則符合“血瘀則行”的治療原則。另一方面,納入新的治療手段后,有利于進一步研究、掌握方藥等傳統手段和現代治療方法,服務對象身心狀況的演變規律,特別是對預后的判斷,確定各種治療方法的適應證和不同病證的診治方案。
循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是近20余年來國際臨床醫學界所倡導的學科發展方向之一,被譽為21世紀的臨床醫學。著名臨床流行病學家David Sacket教授將EBM定義為“慎重、準確和明智地應用所能獲得的最好的研究依據,同時結合醫生的個人專業技能和多年臨床經驗,考慮病人的價值和意愿,將三者完美地結合制定出病人的治療措施”[1,2]。
作為反映新世紀國際醫學發展趨勢的新生事物,循證醫學在國內一經引入便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其與中醫學的內在聯系一直都是眾多學者爭論的焦點[3,4]。但拋開爭論,循證醫學作為一種科學的模式或者說一種科學的方法學引入中醫臨床,為中醫現代化服務這一觀點已經成為共識[5]。另一方面,在西醫作為主流醫學的當今社會,中醫由于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尚難以用客觀、準確、可重復的實驗數據說明其療效,長期被拒于科學體系之外[6]。而循證醫學作為一種新的臨床思維理念淡化了基本原理的研究,僅對臨床療效作出客觀的評價。這對于以療效著稱的中醫無疑是一次被世人認可的機遇。
1 臨床中醫師的循證醫學實踐
循證醫學實踐的目的是解決臨床問題,包括認識和預防疾病,提高診斷的準確性,應用有效的措施改善并提高患者生存質量,這些都與臨床醫生緊密相關。但由于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和多方面條件的制約,中醫師在臨床實踐中仍是依靠經驗和推論來進行臨床決策的。而各個醫生對理論的理解和掌握不盡相同,各自師承和自己形成的經驗不盡相同,因此,在臨床實踐中存在不少弊病[4]。我們在臨床常可見到對同一個病人,不同醫生的辨證或方藥也不盡相同,治療的效果也就不一樣。這樣既不利于患者疾病的診療,也不利于醫生治療水平的提高。循證醫學實踐為臨床中醫師解決上述問題提供了重要手段。
1.1 掌握循證醫學知識,接受循證醫學指導 循證醫學要求臨床醫師在工作中不斷提出問題并通過嚴格的檢索挑選和評價文獻來回答這些問題。因此,中醫臨床要實踐循證醫學,首要的條件是作為實踐循證醫學主體的臨床中醫師必須摒棄循證醫學是西醫的事,與中醫無關的思想,自覺接受循證醫學指導。一是認識循證醫學的本質、意義、價值,提高實踐循證醫學的自覺性;二是熟悉循證醫學的基本內容、基本精神和主要步驟;三是掌握實踐循證醫學的各種知識、技巧,特別是快速、有效地查詢相關文獻資料,正確閱讀、評價醫學文獻的基本技能,提高實踐循證醫學的能力[7] 。
1.2 借助循證醫學方法,尋找最佳中醫證據 按循證醫學的定義,臨床循證實踐應有科學依據,強調按證據辦事,而證據是已有的研究結果。目前,中醫學的證據有三類[8]。第一類是四大經典,尤其是《黃帝內經》和《傷寒雜病論》,基本上是現在中醫學證據當中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證據。第二類是四大經典之外的醫學著作。這部分證據內容廣博,數量繁多,其證據水平也參差不齊。第三類證據是按照現代科學思維方式研究所得到的臨床證據。這些文獻所報道的證據,從古至今一直指導著中醫臨床工作,尤其是具有中醫特色的病案醫話,在更廣大的范圍內指導著中醫臨床。臨床中醫師在循證醫學實踐中應重視第三類證據的質量和運用,但不能否定和排斥前兩種證據。隨著中醫循證醫學體系的建立和研究方法學的改進,今后勢必對于已有的中醫古籍文獻進行評價,以加入到更高級別證據當中去運用。
1.3 尊重患者自我意愿,完善臨床診療決策 查詢文獻所獲得的結果是所有研究對象的“平均效益”,而我們主管的患者并未在研究中,其特點可能不同于文獻中的研究對象。因此,在將臨床研究證據應用于具體患者時應結合具體情況進行綜合考慮和相應調整[9]。
證據是循證醫學的基石。遵循證據是循證醫學的本質所在。循證醫學在疾病的診療過程中主張,將現有最好的研究證據與醫生的臨床實踐和患者的選擇三者結合起來綜合考慮,選擇最佳的治療方案,為每個具體的患者服務[10]。其核心思想就是謹慎、明確、明智地應用目前最佳醫學證據對每個不同健康狀況的人作出正確的醫療保健決策,進而對每個不同患者的健康問題提出更為完善合理的解決方案。這樣才能體現中醫的特點,因時、因地、因人制宜。
2 結 語
中醫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瑰寶,它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逐步形成完整的理論及精湛的醫療技術,在世界醫學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依然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就在于中醫來源于實踐,具有確實可靠的臨床療效。臨床中醫師在工作中引入循證醫學方法,逐步建立和完善中醫特色的中醫診斷、療效、治療方案評價體系,必將為中醫臨床實踐注入新的活力。正如陳可冀院士所斷言:“循證醫學在中醫藥研究中廣泛應用的時候,也是中醫藥真正走向世界的時候” [3]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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