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1 16:38:32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城鄉社會治理現代化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1 創建服務型政府,做好頂層設計
近年來,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廣泛應用,計算機網絡在便捷人們日常生產生活、提高企業生產效益的同時,能夠推進農村社會治理由“多頭分管”向“協同管理”轉變。基層政府作為農村社會治理的引導者,自身服務理念和服務水平的高低對農村社會治理的整體效益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在當前信息化時代背景下,以創建服務型政府為宗旨,圍繞創新農村社會治理、做好頂層設計是目前政府的核心發展方向。一方面,當地基層政府的相關工作人員需依托“互聯網+”的各項先進技術,充分結合“網絡化”的組織結構,建立符合現階段農村群體心理特點和心理需求的激勵評價機制,并建立和完善治理信息化建設的制度保障機制,為實現農村社會治理高效性、有效性和科學性目標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基層政府機構在運行過程中,還需加快對硬件設施建設和軟件信息平臺整合,從而利用各項先進的信息技術構建一套科學的信息化管理系統,進而在推進農村社會治理由“多頭分管”向“協同管理”轉變,從根本上提高管理的高效性、科學性和合理性。
2 整合農村信息資源,實現農村社會治理的綜合化管理目標
經大量科研數據分析可知,目前在電子信息技術不斷發展的當代社會,計算機網絡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有效提高新農村社會治理的有效性、科學性和合理性,整合農村信息資源,而后建立社會矛盾聯動化解信息庫,是實現現階段農村社會治理綜合化管理目標的重要基礎和根本前提。從目前來看,在當前農村產業發展過程中,依托“互聯網+”的各項先進技術,建立農村社會治理與服務綜合信息網絡,充分發揮農村網格化管理及社會組織的作用,是提高基層綜合管理與服務水平的主要舉措。從目前來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當代社會,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進程不斷加快,為滿足自身以及家庭生活需要,不少青年勞動力紛紛前往城市地區,農村人口發展極不平衡。因此,從根本上實現農村社會的高效治理,基層政府機構需以常住、流動、“三留守”人員為主要對象,建立農村人口基礎信息庫和社會矛盾聯動化解信息庫,加強對轄區內特殊人口的重點管理和重點幫助,達到積極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的目的,發揮應有的作用。此外,由于計算機網絡應用普遍,人們對電子信息的接受程度也在不斷提高,故在當前信息化時代,為有效提高農村治理質量和治理效率,基層政府機構不僅可通過采取推行電子村務的方式對農村進行全方位、動態式和便捷式的管理,同時還可以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和培訓力度,以期在引導農民逐步適應電子信息技術某些功能的基礎上,為后期政府人員開展網絡治理工作的治理目標上打下堅實基礎。
3 整改政府管理方式,以期通過“一站式”服務實現農村治理
根據相關數據調查可知,基層政府受傳統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的影響,內部工作人員在日常農村治理過程中,仍遵循傳統的治理理念,采用傳統的治理手段,極大地降低了治理質量和治理效率,造成政府管理資金的極大浪費,對農村整體發展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因此,基層政府需要探索出一條深受農村人民群眾歡迎的農村社會治理新途徑,需多采取幾種管理方式,然后對管理方式所取得的效果進行綜合評價,進而選擇出一條最適合的治理策略,為提高農村治理的整體水平奠定堅實基礎。在當前現代化農業產業發展過程中,信息化產業技術作為一種新型農村發展技術手段,在提高農業生產效益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要想從根本實現農村合理化治理,基層政府機構必須依托“互聯網+”的信息技術,構建加快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治理機制。一方面,基層政府管理人員需對管理網絡進行細致化分析,在整合當前農村社會治理各項基礎數據的基礎上,為信息錄入渠道、溝通渠道以及暢通社情民意收集渠道的拓展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基層政府機構通過采取構建綜合性、集成式社會治理服務信息平臺的方式,對行政機構不同部門的信息數據庫進行有機整合,從而在確保實現各部門信息共享、業務協同的情況下,通過使用有限的公共社會資源,確保政府充分發揮各項效能。同時,在當前現代化產業發展模式下,基層政府機構通過對傳統農村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賦值結構進行重組和再構,從而通過“一站式”服務模式,為農村治理的科學性、高效性和有效性奠定堅實基礎,進而為農村產業經濟進一步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4 依托“互聯網+”技術,推進網絡問政制度化
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網絡作為一種信息載體和網絡傳播渠道,在提高基層政府“軟實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從目前來看,由于近幾年農村產業建設發展進程不斷加快,網絡使用范圍不斷擴大、使用頻率不斷提高,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為農村村民的日常生產生活提供了便捷,但加大了基層政府機構的管理難度,進而給農村整體發展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網絡現代化發展具有一定的雙面性,因此,基層政府機構要從根本上實現推進農村經濟建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必須在管理過程中,切實保障信息化在農村社會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覆蓋農村各個環節,建立健全網格化管理體系。首先,基層政府機構需推進網絡問政常態化、制度化發展,在構建網絡輿論建設的基礎上,借助社會輿論力量對農村實施個性化、主動式公共服務的虛擬社會治理體系和管理模式。其次,基層政府機構可以通過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社交平臺,公開某些黨政建設信息,拉近與農民群眾之間的距離,從根本上提高治理的高效性、科學性和針對性。最后,提高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基層政府機構要建立政府引導、多方參與、全局服務的信息化社會治理體系,提高農村社會治理創新建設的針對性和傾向性,覆蓋農村各個環節,為實現動態跟蹤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5 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構建城鄉建設精細化管理機制
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不斷發展和城鄉一體化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從根本上實現社會治理信息高速流轉,保障社會和諧穩定發展,對農村社會治理策略進行不斷創新和完善是當前基層政府機構的核心發展方向。同時,在城市一體化發展中,為有效提高治理效率和治理質量,對城鄉建設進行精細化管理是目前高速發展的現代經濟社會賦予農業、農村、農民發展變革的歷史使命。簡單來講,城鄉一體化是當前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在一體化建設過程中,主要將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城鎮居民與農村村民作為一個整體,然后對其進行統籌謀劃、綜合研究,以期確保農村地區農民享受與城鎮居民同樣的文明和實惠,進而為其整體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的發展規劃。換句話講,在當前城鄉一體化發展中,基層政府機構要想從根本上實現對農村高效治理的目標,需將城鄉作為一個整體,采取合適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策略,為農村城鄉一體綜合化發展打下堅實基礎。一方面,在治理過程中,基層政府機構需分別利用城市以及農村各自的資源和生產要素,在促進兩者之間進行優勢互補的同時,為城鄉社會經濟、生態、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針對不同層次、形態、類型的城鄉空間信息管理需求,基層政府機構的工作人員可通過對城鄉事物的靈活部署以及合理化調度,為實現統一管理和彈性擴容目標奠定良好基礎,同時,充分有效解決當前信息管理過程中計算和分析能力的集成和反饋等技術難點,通過采取建立城鄉一體化進程的相關制度,為實施城鄉建設精細化管理機制打下堅實基礎,進而為提高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創造良好條件。
6 結 語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環境問題是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二元社會結構的產物。所謂“二元社會結構”,是指在整個社會結構體系里,明顯并存著比較現代化的和相對非現代化的兩種社會形態,這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一般特征。在中國,由于長期存在的分割城鄉的戶籍制度以及“剪刀差”經濟發展戰略,二元社會結構的表現更為突出。在二元社會結構下,農村的環境保護長期受到忽視,環保政策、環保機構、環保人員以及環保基礎設施均供給不足。現代化進程中污染問題的加重,一方面是由于發展方式不當:過于注重經濟目標,因此在農業集約化生產、鄉鎮企業發展之初基本不考慮環境約束;另一方面是由于經濟與社會未能協調發展:社會發展落后于經濟增長,而農村包括基礎設施、管理體系等在內的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供給制度缺失,導致農村極易“小污成大污”和“小污成大害”。
具體來說,可以將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成因總結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視程度不夠,加之農村現代化的特點以及農村環境污染的特點,導致目前的環境管理體系及農技推廣體系難以應對污染問題。
我國的農村現代化進程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二是居民在空間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使農村的產業結構從自然和諧型轉變成自然危害型,農村原有的具有強大環境自凈能力的自然循環被破壞;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納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環境自凈能力成害。
不僅如此,農村的各類環境污染也呈現出與城市污染迥異的特點。以農業生產導致的面源污染為例,其具有三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排放主體的分散性和隱蔽性。與點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隨流域內土地利用狀況、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氣候、天氣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間異質性和時間上的不均勻性。二是隨機性和不確定性。例如,農作物的生產會受到自然的影響(天氣等),因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溫度、濕度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化學制品(農藥、化肥等)對水體的污染情況。三是不易監測性。這是指對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過高,只能對受害地監測,很難監控排污源等情況。
我國的環境管理體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點源污染防治上的,對農村污染及其特點重視不夠,加之農村環境治理體系的發展滯后于農村現代化進程,導致其在解決農村環境問題上不僅力量薄弱而且適用性不強。目前,我國的農村環境管理體系呈現以下特點:環境立法缺位、農村環境管理機構匱乏、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分割并與污染的性質不匹配、基本沒有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目前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農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困難考慮不夠。例如,目前對污染物排放實行的總量控制制度只對點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對解決面源污染問題的意義不大;對諸多小型企業的污染監控,也由于成本過高而難以實現。而未建立農業和農村自然資源核算制度。資源家底不清,對自然這樣的利用動態缺乏真實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國生態環境趨于惡化的一個基本原因。
另外,農業技術的選擇缺乏環境政策制約機制,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幾乎失效: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改革是以減少農技推廣經費和鼓勵自我創收為特點的。由于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撥款,農技推廣系統不得不從事與業務無關的經營活動以獲取收入,包括賣化肥和農藥等。由于激勵不相容,導致一些推廣人員對指導農民提高農藥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積極性,以致化肥、農藥不合理施用情況一直在加劇。
財政渠道的資金來源不夠,導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須注意到,城鄉分治戰略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具體到環保領域,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中國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由于農村土地等資源產權關系不明晰,致使農村的環境資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造成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2003年后執行的新的排污費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沒有考慮農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別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資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須發揮主導投資作用。盡管國際上各種市場化的實踐很活躍,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發揮主導投資責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導致在農村聚居點的污染治理設施建設上存在一種悖論:根據亞當?斯密的“市場大小決定分工”理論,可以推出“市場大小決定具有公共物品屬性的基礎設施市場化建設和運營的最小規模”。農村聚居點和小城鎮由于單體市場規模小,其基礎設施建設和運行難以進行市場化運作,因而必須依賴財政資金。而鄉鎮和村一級行政組織普遍財源不夠,連應付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都不夠,更難以估計污染治理基礎設施。這種悖論造成了農村聚居點污染日趨嚴重并將繼續嚴重。新晨
扶持措施不力,導致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難以建立。
我國對城市和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污染治理,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如排污費返還使用,城市污水處理廠建設時征地低價或無償、運行中免稅免排污費,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還可以申請用財政資金對貸款貼息等。而對農村各類環境污染治理,卻沒有類似政策。由于農村污染治理的資金本來就匱乏,建立收費機制困難,又缺少扶持政策,導致農村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市場機制難以建立。
[關鍵詞]統籌城鄉發展;城鄉一體化;基本現代化;南通;新時期
城鄉一體化是現代化和城市化發展的嶄新階段,是南通“加快現代化、再創新輝煌”的重要抓手;新時期推進南通城鄉一體化發展,要著重實施八統籌,加快形成區域發展、規劃布局、基礎設施、產業分工、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城鄉環保和社會形態八個一體化的新格局,朝著“六個更加”的城鄉一體化發展目標奮力前行,為早日建成城鄉一體化的現代化新南通而努力奮斗。
一、經濟更加強盛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是現代化的中心工作,也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核心工作。黨的正確領導體現在全社會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改善上。南通實現跨越發展是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關鍵,這體現在迅速實現工業化的同時,也注重第二次現代化的問題。新時期南通的跨越發展,一是表現為六個千億級現代產業體系的迅速形成和核心競爭力的快速提高;二是表現為切實加快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三是表現為經濟發展主要靠知識和科技創新來推動和提升。要建立健全充滿活力的科技創新體系,力爭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到2015年和2018年達到2.5%和3%,科技進步貢獻率提高到60%和70%以上,人才強市戰略取得明顯成效,基本建成創新型城市。南通GDP按現價計算年均增長13%以上,到2015年和2018年,經濟總量超過6千億元和接近1萬億元,人均GDP突破8萬元和13萬元;產業結構明顯優化,發展質量和效益明顯提升,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達到37%和60%以上,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到41%和55%以上;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城市化率達到64%和75%以上;改革開放不斷深化,江海開發、跨江合作實現更大突破,成為江蘇新的重要增長極,初步確立長三角北翼經濟中心的地位。
二、政治更加清明
政治現代化是由傳統的民主政治轉化為高度民主政治的變遷過程,是綜合性的政治民主化過程,也是各項量化的民主指標的實現過程。南通根據社會發展趨勢,設定了人民群眾對實現基本現代化的滿意度、對政府民主決策和公共服務的滿意率、基層民主政治實現程度等項指標,其意在推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民主建設。要實現政治現代化,首先必須加快改革攻堅的步伐,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夯實政治現代化水平提升的經濟基礎。
這就要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推行行政體制改革,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深化金融體制、資源性產品價格和要素市場改革,加快社會事業體制改革。其次必須從實際出發,循序漸進地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這就是把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當家做主和堅持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全面落實依法治市的方略,切實尊重和保障人民的各種權益;更加健全基層民主,全面擴大民主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選舉權和監督權;體現人民根本利益的公共權力運用將擴大到公共管理、公共分配和公共決策領域;富有南通特色的黨員干部思想道德建設和全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獲得新成效;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得到鞏固和壯大,工、青、婦等人民團體作用發揮充分,維護民族團結的民族和宗教工作切實做好;人權保障工作得到加強,人權事業全面發展。
三、文化更加繁榮
教育現代化是整個文化現代化的先導和基礎,它能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建設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新文化。近年來,南通以教育現代化引領和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功探索,將加快今后教育現代化強市建設。要全面落實中長期科技、教育、人才規劃綱要,大力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加快教育改革發展,發揮人才資源優勢,為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提供堅實的科技和人才支撐。文化現代化是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創新體系建設、信息化和全球化程度將明顯提高,信息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知識產業得到加強,三大產業的知識含量和生產能力明顯增強,依靠知識、科技和制度創新發展經濟社會的領域明顯擴大。文化創新是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轉換和重塑,是從內涵到外延的不斷創新和更新,它在更加廣闊的意義上,成為當今人類存在和發展的根基和動力。文化創新不僅是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如先進理想、價值理念的更新與重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得到廣泛認同和遵循、新時期“南通精神”不斷弘揚光大、代表人的知識現代化的人才擁有數、專利授權數以及科技進步貢獻率的提高等,更是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文化現代化提升。江海特色文化強市建設成效顯著,文化事業和產業得到大力發展,文化創新扎實推進,公共文化服務內容不斷豐富,實現文化事業強、文化產業強、文化隊伍強。
四、社會更加和諧
城市化、福利化、流動化、互動化是社會現代化的四大標志。公平、安全、和諧、穩定是社會現代化的四大目標。導致社會現代化直接動力的三次浪潮南通都有所表現。如,一次浪潮的社會流動和社會分化加快,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提高等;二次浪潮的家庭保障功能被日益發展的社會保障體系所取代,普及中等教育,生活環境和質量被更加關注;三次浪潮的社會生活信息化,社會活動創新化,高等教育大眾化,居住結構動態平衡化等。把南通建成經濟實力較強的特大城市、江海交匯的現代化國際港口城市,把有條件的縣城建成大中城市,加快發展沿海重點集鎮建設將迅速提高南通的城市化率。提高城鄉公共服務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既反映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也體現了公共財政向農村傾斜的公平發展方向,更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強勁動力。要不斷滿足各類社會事業對公共財政的需求,加快發展各項社會事業,顯著提高城鄉各類公共服務水平,政府公共服務質量滿意率超過80%。要進一步促進充分就業和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快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發展,全面做好人口工作,社會管理創新、和諧社會建設走在全省和全國前列。維護南通是全國社會綜合治理最好地區的傳統,全力深度打造誠信南通、法治南通、平安南通、文明南通、和諧南通,民主法制建設進一步健全,基層民主自治滿意率超過80%,人民群眾對政府民主決策的滿意度超過80%。
五、生態更加文明
生態文明是現代化的基本要求,要牢固樹立生態文明理念,突出解決制約發展的資源環境問題,堅持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保護相統一,不斷提升生態現代化水平。生態現代化的一般要求是:改善自然環境、提高生態效率,實現結構生態化、制度生態化和觀念生態化。具體說,觀念上要形成非物化、綠色化、民主協商、環境公平、經濟與環境的雙贏意識;制度上要形成“先形成者優勢”;經濟上要使物質循環利用,使經濟發展與環境退化脫鉤;社會上要建立生態農村、生態城市和綠色家園。2009年,南通市生態環境現代化實現指數高達93.11%,超出總體指數16.4個百分點,這說明南通在總體上沒有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也不排除個別地方環境的退化。要大力發展低碳經濟、循環經濟,不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到2015年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和二氧化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明顯減少,污染得到有效防治,環境質量綜合指數超過90%,萬元GDP能耗低于0.4噸標準煤;生態得到切實保護,耕地保有量保持在45.9萬公頃左右,森林覆蓋率提高到21%,人均公共綠化面積超過35平方米/人,污水處理率達到100%,人民群眾對生態和人居環境滿意度持續提高,建成國家生態市。
六、人民更加幸福
人是現代化的主體和動力,是實現現代化的根本因素,沒有人的現代化,一個社會就很難完成現代化過程。人的現代化要求人具有現代的觀念、人格、思維、生活和行為方式。人的現代化是實現現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它并不是現代化過程結束后的副產品,而是現代化賴以發展并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要增加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各項社會事業的投入,增加生態資源、環境建設特別是社會管理和公共衛生方面的投入。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要建立相互尊重、理解、信任和關心的良好人際關系。要牢固樹立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形成濃郁的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氛圍。進一步提高城鄉居民的思想道德、科學文化和健康素質,形成更加完善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科技和文化創新體系、全民健身和醫療衛生體系,教育現代化水平將進一步提升,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逐漸形成,人人得到全面發展。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到2015年和201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達到4萬元、5萬元和1.9萬元、2.5萬元;社會就業更加充分,城鎮登記失業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社會保障體系日益完善,人民群眾享有較高水平的教育、健康服務和公共文化產品,幸福感明顯提高。
基金項目:2011年度南通市社科基金項目(編號:2011BNT007)
參考文獻:
一、蘇州城鄉一體化綜合配套改革的經驗
蘇州以較小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高的城鄉文明程度、較完善的城鄉公共服務保障體系,使城鄉一體化水平居于全國領先地位。
構建以城鄉一體化為宗旨的城鄉利益協調機制。改革實踐中,蘇州市政府站在維護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的高度,按照集約、智能、低碳、生態和可持續的發展要求,制定城鄉一體的發展規劃,通過建立城鄉一體化綜合配套改革領導小組以及跨部門綜合辦公室,改變“管城的不管鄉、管鄉的不管城”的二元管理體制,使土地利用、城鎮布局、產業發展、生態建設等專項規劃有機融合、協調一致。
健全以“三集中”為特征的城鄉利益生成機制。目前,蘇州建設用地占陸地面積已超過40%,從生態和宜居角度看,粗放式增量擴張的路子難以為繼。為此,蘇州通過工業向園區集中、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居住向社區集中,即“三集中”,引導鄉村工業和農業實現規模經營以獲取規模效益,引導農民集中居住以節約土地資源,拓展發展空間。
形成以“三置換”為導向的城鄉利益交換機制。在改革過程中,蘇州積極引導農戶把集體資產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及農村住房置換成股份合作社股權、城鎮社會保障和社區住房,即“三置換”,并參照市場原則,形成利益交換機制。通過該機制,最大限度地使農民擺脫土地、農村住房、集體資產的牽A,提升農村資源的“動能”。
建立以服務均等化為內涵的城鄉利益保障機制。目前,蘇州已建立起城鄉一體的交通、通信、供水、供電、污水和垃圾集中處理基礎設施體系;已建立起集黨員活動、就業社保、商貿超市、衛生計生、教育文體、綜治警務、民政事務、環境保護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農村社區服務體系;已實現城鄉低保、養老和醫療保險的“三大并軌”,成為“統籌城鄉社會保障典型示范區”。
二、蘇州城鄉一體化發展所面臨的問題
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滯后。在上述所分析的“三集中”所涉及的產權中,除置換后的房屋產權完整外,土地承包經營權、集體資產所有權均表現為“權能”不足。這就使得農民手中的“股權證”,僅有表決權和分紅權,不能抵押、擔保和轉讓,沒有“用腳投票”的權力,存在較大的“委托―”風險,無形中增加了行政成本,也使“集中”的效率難以得到充分發揮。
農村合作組織治理低效。截至2013年底,蘇州共有各類農村合作組織4168家,持股農戶比例超過96%,村均集體收入達到650萬元。然而,調查顯示,這些合作組織也存在著諸多的發展桎梏,如分紅水平不高,分紅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太低,影響了合作社凝聚力;超過90%的合作社經營管理層與村“兩委”有疊合,這種疊合雖在短期內可提升農村基層組織執行力,但從長期來看,并不利于合作社成長,導致治理結構虛置,形成新的“政社不分”,制約了城鄉一體化的進程。
城鎮社區管理不夠健全。目前,蘇州鎮域常住人口規模一般在15萬~30萬之間,經濟總量堪比內地縣級市。雖然蘇州正試點“區鎮合一”,但其僅限于將開發區經濟管理職能與鎮的社會管理職能合并,并未真正突破“鎮”建制束縛。另外,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以失地農民為主的新型社區大量涌現,大量撤并村進駐同一社區。這一方面會導致新型社區自治與撤并前村民自治在銜接方面存在困難。另一方面也會導致原村集體財產在分割、繼承、管理等方面出現較多的管理漏洞。
三、深化蘇州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對策建議
建立產權交易市場,實現資源配置優化。明晰產權歸屬,順暢產權交易,是確保農民權益,發展農業組織,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保障。對此,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集體資產所有權要在“確權”的基礎上,賦予其抵押和擔保的權能,并在此基礎上,可探索性地建立縣級農村產權交易市場。這一方面主要是允許農村產權在村鎮內部的有償轉讓以及在資產市場上的有效交易,確保農民手中的土地及相關資產能夠實現其應有的市場價值。另一方面,對于零碎的產權,可在健全保障的基礎上促使農村產權適當集中,以此促進資源能夠集聚在最有效率的使用者手中。通過建立農村產權交易市場,借助市場的力量,可以激活各農業合作組織完善內部治理結構,進而有效推進城鄉一體化。
培育農業經營主體,發展現代農業經營模式。現代化的農業經營主體,是加快城鄉一體化建設的主要推動力。這方面可借鑒荷蘭農業合作社的發展經驗,通過大力發展基于家庭農場的農業合作社來增強農業經營主體的自營能力。對此,可結合蘇州實際,建議重點扶植和培育千畝規模以上的家庭農場,并適時出臺《家庭農場法規》,為家庭農場經營提供相應良好的法制、稅收、資金、裝備等條件,并規定家庭農場承租經營期不宜少于10年,適時推動家庭農場之間的專業合作。同時,要理順家庭農地與土地股份合作社的關系,即家庭農場主要負責農業生產日常管理,而合作社主要負責加工、技術和服務等,努力形成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組成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專業合作社,并通過聘請職業經理人,將土地(林地)招標給家庭農場耕種,努力探索現代農業經營模式的有效路徑。
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加快城鄉一體融合步伐。據統計,2013年蘇州市農民人均收入為21569元,其中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占比分別為64.23%、21.16%、7.61%和7.0%。在此收入構成中,工資性收入主要由市場決定,一般而言,只能通過長期的教育投資慢慢轉化為農民現實收入增長;對于家庭經營性收入,政府可通過采取加快城鎮化步伐,拓寬農民經營內涵,提高種植、養殖平均經營規模等方式,多管齊下地實現經營性收入的快步增長;對于財產性收入,政府可通過政策規定和審計督查等方式,確保農民合作組織能將當年盈利的60%用于分紅和返還社員,確實提升農民福祉。同時,為避免失地農民“上樓萬事愁”,所有新型社區都應提供良好的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公民素質教育等,以此構建社區終身教育體系,增強農民收入獲得能力和現代社會適應能力,加快城鄉融合。
實施政社分離,統籌協調村社組織自治關系。在推進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農村人口會逐漸進入新型社區,但村集體的經濟利益和原村民的自治組織在此過程中可能會依舊保留和存在。為改變這種“政社不分”的傳統村社治理方式,在構建和推進新型社區時,特別要注意統籌社區自治與村民自治的關系。對此,可建議將原村自治組織改造為經濟組織,而社區組織則維持其社會管理服務職能,目的在于實行政社分離的管理模式,給予村組織充分的經濟自治權。在該模式的引導下,在不斷提升村組織發展活力的同時,社區組織應為其提供多方面的服務保障,積極改進村組織的管理方式,帶動和推進村組織的現代化進程。借助統籌村社組織發展關系的契機,在優化村社組織治理結構的同時,努力探索基層政府行政管理與群眾自治有效銜接的多樣實現形式。
改造提升農村產業,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
改造提升傳統農業,就是要推進農業現代化,運用先進科學技術,不斷提高農業的價值和使用價值,不斷提高農民的思想、文化、科技能力和水平,使農業生產力始終充滿活力;堅持用現代工業經營管理方式組織農業生產經營,用現代工業技術裝備提升農業生產水平,帶動城鄉產業同發展共繁榮。這些新型經營主體有效引導土地、勞動力、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城鄉間流動,使得社會資本有序進入農業領域,正在改變著傳統農業。現代農業園區帶動農村產業升級,已經逐漸成為農民致富的“龍頭”。改造提升農業,就需要推廣機械化。建立多元化農技推廣網絡,加強公益性農業技術推廣服務,實施種子工程和畜禽水產良種工程。當然,人的因素也至關重要。種養業能手、科技帶頭人、農村經紀人和專業合作組織領辦人等新型農民,將成為推動農業現代化的“內核”力量。
改造提升農村基礎設施,讓農民的村莊美起來
如今,環境問題不僅存在于都市,農村也存在化肥農藥殘余和“垃圾圍村”等環境污染問題。因此,讓村莊美起來,先要治理污染,實施農村環境連片整治工程,重點治理農村飲用水源、垃圾、生活污水、種植養殖污染、工礦污染。基礎設施建設尤為重要,需要統一規劃和建設村落水、電、路、信及廣播、電視、綠化等基礎設施和文體、教育、衛生、科技、商貿、養老等公共服務設施。只有設施完善,才能改善農村生活條件。近年來,在我國各地建成了一批集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產業聚集、商貿物流、生態環保于一體的新型農村示范社區。這些新型農村示范社區要體現民族特色、歷史傳承、文化內涵和地域風貌,與城鎮布局、村莊整治、避災扶貧、移民搬遷、產業發展結合起來,防止出現千“區”一貌。
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三類環境污染問題
根據近10年來的全國的環境統計年報、農業部環境監測中心農業環境質量監測數據庫資料及有關普查,可以將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污染問題總結為以下三類:
首先是現代化農業生產造成的各類污染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已接近極限,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為提高土地產出水平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化肥年使用量4637萬噸,按播種面積計算,化肥使用量達40噸/平方公里,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而設置的22.5噸/平方公里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還存在各種肥之間結構不合理等現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僅導致農田土壤污染,還通過農田徑流造成了對水體的有機污染、富營養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目前,東部已有許多地區面源污染占污染負荷比例超過工業污染,對太湖、杭州灣富營養化的成因分析表明,造成水體富營養化的污染源主要來自生活污水和農田的氮、磷流失。其中太湖面源污染物對TN的貢獻率已超過1/3,對TP的貢獻率接近1/3。農藥年使用量約130萬噸,只有約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進入了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中,使全國9.3萬平方公里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脅到人群健康。2002年對16個省會城市蔬菜批發市場的監測表明,農藥總檢出率為20%~60%,總超標率為20%~45%,遠遠超出發達國家的相應檢出率。這兩類污染在很多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伴隨型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脅。化肥和農藥已經使我國東部地區的水環境污染從常規的點源污染物轉向面源與點源結合的復合污染。
因為大棚農業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劇。近20年來,我國的地膜用量和覆蓋面積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過60萬噸,在發達地區尤甚。據浙江省環保局的調查,被調查區地膜平均殘留量為3.78噸/平方公里,造成減產損失達到產值的1/5左右。隨著中西部農業現代化的進展,這類污染也在中西部糧食主產區普遍出現。
其次是由于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規模迅速擴大。但在“新鎮、新村、新房”建設中,規劃和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普遍未能跟上:大部分城鎮只重視編制城鎮總體建設規劃,忽視了與土地、環境、產業發展等規劃的有機聯系,規劃之間缺位或不協調,農村聚居點則缺少規劃,使城鎮和農村聚居點或者沿公路發展,形成馬路和帶狀集鎮,或者與工業區混雜。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則因為基礎設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造成嚴重的“臟亂差”現象。例如,每年產生量約為1.2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產生量超過2500萬噸的農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浙江省環保局2002年進行的調查表明,農村聚居點的環境質量除了大氣污染指標外,其余已經顯著劣于城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較快的地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現象并沒有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在與日俱增。
第三是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不夠產生的工業污染
農村工業化是中國改革開放20年間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縣域經濟發達的浙江、江蘇等東部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受鄉村自然經濟的深刻影響,這種工業化實際上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反積聚效應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不僅造成污染治理困難,還導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國鄉鎮企業廢水COD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50%以上,而且鄉鎮企業布局不合理,污染物處理率也顯著低于工業污染物平均處理率。
與鄉鎮企業存在類似污染問題的是近些年來在人口密集地區尤其發達地區蓬勃發展起來的集約化畜禽養殖。居民消費能力強和農牧業的發展空間受到限制而必須提高單位土地面積的產出率,使集約化畜禽養殖場快速發展。如對環境影響比較大的大中型集約化畜禽養殖場有80%分布在人口比較集中、水系較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和諸多大城市周圍,而整個西部地區僅占總量的1%左右,據國家環保總局2002年對全國2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的規模化畜禽養殖業污染情況調查。因為這些地區可資利用的環境容量小(沒有足夠的耕地消納畜禽糞便,生產地點離人的聚居點近或者處于同一個水資源循環體系中),加之其規模和布局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沒有注意避開人口聚居區和生態功能區,造成畜禽糞便還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時,在污染排放強度上并不低于工業企業的集約化養殖場,其污染危害更加嚴重:不僅會帶來地表水的有機污染和富營養化污染以及大氣的惡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糞便中所含病原體也對人群健康造成了極大威脅。另外,農村由于污水灌溉和堆置固體廢棄物,大量承受了工業污染的轉移,導致了土壤的重金屬污染以及延伸的食品污染。
由于我國農村污染治理體系尚未建立,環境污染不僅將迅速“小污”變“大污”,而且已經“小污”成“大害”,給作為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中國農村有3億多人喝不上干凈的水,其中超過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導致的飲用水源水質不達標;中國農村人口中與環境污染密切相關的惡性腫瘤死亡率逐步上升,從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對于基本排除在醫療保障制度之外的農民,這是極大的威脅。
總之,在農村現代化進程加快的今天,對農村環境污染,如果沒有及時采取相應對策,將嚴重阻礙農村的社會發展和農民的福利改善。
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本質和成因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環境問題是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二元社會結構的產物。所謂“二元社會結構”,是指在整個社會結構體系里,明顯并存著比較現代化的和相對非現代化的兩種社會形態,這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一般特征。在中國,由于長期存在的分割城鄉的戶籍制度以及“剪刀差”經濟發展戰略,二元社會結構的表現更為突出。在二元社會結構下,農村的環境保護長期受到忽視,環保政策、環保機構、環保人員以及環保基礎設施均供給不足。現代化進程中污染問題的加重,一方面是由于發展方式不當:過于注重經濟目標,因此在農業集約化生產、鄉鎮企業發展之初基本不考慮環境約束;另一方面是由于經濟與社會未能協調發展:社會發展落后于經濟增長,而農村包括基礎設施、管理體系等在內的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供給制度缺失,導致農村極易“小污成大污”和“小污成大害”。
具體來說,可以將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成因總結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視程度不夠,加之農村現代化的特點以及農村環境污染的特點,導致目前的環境管理體系及農技推廣體系難以應對污染問題。
我國的農村現代化進程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二是居民在空間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使農村的產業結構從自然和諧型轉變成自然危害型,農村原有的具有強大環境自凈能力的自然循環被破壞;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納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環境自凈能力成害。
不僅如此,農村的各類環境污染也呈現出與城市污染迥異的特點。以農業生產導致的面源污染為例,其具有三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排放主體的分散性和隱蔽性。與點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隨流域內土地利用狀況、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氣候、天氣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間異質性和時間上的不均勻性。二是隨機性和不確定性。例如,農作物的生產會受到自然的影響(天氣等),因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溫度、濕度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化學制品(農藥、化肥等)對水體的污染情況。三是不易監測性。這是指對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過高,只能對受害地監測,很難監控排污源等情況。
我國的環境管理體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點源污染防治上的,對農村污染及其特點重視不夠,加之農村環境治理體系的發展滯后于農村現代化進程,導致其在解決農村環境問題上不僅力量薄弱而且適用性不強。目前,我國的農村環境管理體系呈現以下特點:環境立法缺位、農村環境管理機構匱乏、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分割并與污染的性質不匹配、基本沒有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目前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農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困難考慮不夠。例如,目前對污染物排放實行的總量控制制度只對點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對解決面源污染問題的意義不大;對諸多小型企業的污染監控,也由于成本過高而難以實現。而未建立農業和農村自然資源核算制度。資源家底不清,對自然這樣的利用動態缺乏真實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國生態環境趨于惡化的一個基本原因。
另外,農業技術的選擇缺乏環境政策制約機制,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幾乎失效: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改革是以減少農技推廣經費和鼓勵自我創收為特點的。由于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撥款,農技推廣系統不得不從事與業務無關的經營活動以獲取收入,包括賣化肥和農藥等。由于激勵不相容,導致一些推廣人員對指導農民提高農藥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積極性,以致化肥、農藥不合理施用情況一直在加劇。
財政渠道的資金來源不夠,導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須注意到,城鄉分治戰略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具體到環保領域,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中國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由于農村土地等資源產權關系不明晰,致使農村的環境資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造成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2003年后執行的新的排污費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沒有考慮農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別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資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須發揮主導投資作用。盡管國際上各種市場化的實踐很活躍,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發揮主導投資責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導致在農村聚居點的污染治理設施建設上存在一種悖論:根據亞當·斯密的“市場大小決定分工”理論,可以推出“市場大小決定具有公共物品屬性的基礎設施市場化建設和運營的最小規模”。農村聚居點和小城鎮由于單體市場規模小,其基礎設施建設和運行難以進行市場化運作,因而必須依賴財政資金。而鄉鎮和村一級行政組織普遍財源不夠,連應付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都不夠,更難以估計污染治理基礎設施。這種悖論造成了農村聚居點污染日趨嚴重并將繼續嚴重。
扶持措施不力,導致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難以建立。
我國對城市和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污染治理,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如排污費返還使用,城市污水處理廠建設時征地低價或無償、運行中免稅免排污費,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還可以申請用財政資金對貸款貼息等。而對農村各類環境污染治理,卻沒有類似政策。由于農村污染治理的資金本來就匱乏,建立收費機制困難,又缺少扶持政策,導致農村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市場機制難以建立。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人的現代化;城市治理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4)-04-28(5)
新型城鎮化是鏈接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戰略環節。中央城鎮化會議明確提出,中國未來的新型城鎮化,關鍵在于實現人的城鎮化。因此,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要堅持以人為核心,提高城鎮人口素質和居民生活質量,推動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并培育一代又一代具有現代觀念、開放意識、創新精神、公益理念、健全人格的高素質市民。
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首先要求實現人的現代化。這里所稱的人的現代化,是指置于現代化系統中的人的現代化,因此首先有必要對現代化這一重要范疇加以界定。現代化,即如人們所言,它是受人們的價值觀念指導的一種有目的、有計劃、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涉及到文化各個層面的人類文化的進步運動,也是一個包括科技、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各大子系統在內的龐大系統工程。科技進步、經濟發展導向工業革命,提供現代化的經濟基礎和動力,同時使作為經濟、政治、文化和人格載體的社會主體即人所組成的社會結構發生相應的分化與整合,從而促進作為經濟和社會集中體現的政治法律制度的變革,民主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大眾參與。相應地,人們在文化方面從生活方式到價值觀念、從教育水平到知識心理結構,也會在與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中發生變化。[1]這樣的理解,超越了過去人們對現代化的狹隘認識,即現代化不只是純經濟、純物質層面的,它內含著人的現代。現代化的一切發展,歸根結底都是為了實現人的發展,實現人的現代化。
上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英格爾斯(Alex?Inkelex)就曾提出,人的現代化是指“他是一個見聞廣闊的、積極參與的公民,他有明顯的個人效能感;他有高度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他樂意接受新經驗以及新的觀念,也就是說他是相當開放的,在認識上是靈活的”。同時,英格爾斯通過對6個發展中國家的研究,總結出“現代人”的12個特征:現代人應具有與宿命論相對立的效能感;樂于接受社會變遷;愿意接受新的生活經歷;尊重并愿意考慮各種不同意見;積極獲取并關心新的知識與信息;守時惜時,具有較強的時間觀念;無論在公共生活還是在私人生活都趨向于計劃性;基于對理性的依賴而對周圍人給予依賴;重視專門技術和公正的分配;有較高的受教育和職業期望;具有普遍主義的傾向,不應特殊的個人特征而給予不同的對待;對生活采取分析的態度,傾向于更積極地解決問題而不是回避問題。[2]
國際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則列舉了現代青年和現代勞動者的特征:
青年對長者不那么順從,對消費不那么計較,對享受不那么耽溺;勞動者敢于負責,懂得自己工作怎樣與別人配合,能承擔更多的任務,能迅速適應變化的情況,以及敏感地與周圍人協調一致;樂于探索工作的意義,敢于懷疑權威,持有獨立見解,以社會主人翁的姿態從事工作,辦事靈活,行動敏捷;以自己與眾不同而自豪。[3]
中國學者參考國外現代化問題專家的意見并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也提出了人的現代化的標準:(1)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識和民主參與能力;(2)具有高度的法治精神;(3)具有開放的頭腦;(4)具有合作精神和競爭觀念;(5)具有強烈的個人效能感;(6)尊重科學,不迷信權威。[4]在此基礎,我們也可將人的現代基本素質特征及其構成進一步概括為:其一,有現代化的理想與進取精神。其二,有社會公德和現代人格。其三,具有現代法律意識和理性精神;其四,具有科學文化知識和現代化時空觀念。而如果把這些特征加以高度概括,現代化的意識、現代化的素質和現代化的能力實際上就可成為衡量人的現代化的幾條客觀標準。[5]
新型城鎮化要更好地實現人的城鎮化,需要以實現人的現代化為目標。現有格局下,考察新型城鎮化的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需要從人口的現代觀念、市民的休閑生活、教育條件、公共服務、社會參與、城市治理現代化等層面積極推動,以夯實人口城鎮化的基礎,并最終逐步實現人口的現代化水平。
1 淮安人口結構與城鎮化的人口結構
2004年淮安市轄4區4縣,包括92個鎮和24個鄉,總面積1.01萬km2,總人口524.06萬。自2000年以來淮安的城市化進程以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的速度推進,2004年末淮安全市城鎮人口達到 190.47萬人,城市化水平為36.35%,已經進入快速城市化階段。
表1為淮安市城鎮規模等級結構,可以看出,淮安市46.24%的非農業人口居住在僅占城鎮個數1.12%的中心城市淮安,30.84%的非農業人口居住在占城鎮個數93.26%的83個人口少于2萬人的小城鎮中,只有22.92%的城鎮非農業人口居住在僅占城鎮個數5.62%的5個小城市中。城鎮規模等級體系發育不全,無20~50萬人口的中等城市,10~20萬人的城鎮雖有2個,但人口也剛剛超過10萬人,5~10萬人的城鎮只有2個,2~5萬人的城鎮只有1個,1萬人以下的城鎮多達80個。由此分析,淮安市域城鎮規模結構可以歸納出下列特征:城市化水平不高;城鎮人口分布表現為“中間小、兩頭大”的啞鈴型。[6]
2 淮安城鎮人口的生活方式
理論上,對生活方式概念的界定是指人們在一定的社會條件制約下和價值觀念指導下所形成的滿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動形式與行為特征體系。[7]我們對生活方式的分析邊界可以從廣義和狹義生活方式的內容去界定。對廣義的生活方式的分析應該涵蓋政治生活、宗教生活、物質消費生活、閑暇和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等廣闊領域;狹義的生活方式主要把分析的邊界限定在日常生活領域:物質消費、閑暇和精神文化、家庭生活方式;本文主要從狹義的方面分析淮安城鎮人口的生活方式,即對淮安市城鎮人口休閑、消費、日常生活等基本的生活方式進行分析。
在休閑生活方式上,淮安市城鎮居民已經逐步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轉變。改革開放初期,城鎮居民,特別是進城打工者終日為生計奔波,談不上閑暇時間;即便是在茶余飯后,也大多聚在一起家長里短,或靠打牌、飲酒來消磨時間。近年來,城鎮居民的閑暇時間在增多,閑暇時間的活動形式日益多樣化,活動方式日益文明化。讀報、看電視、上網、旅行等已經逐步成為一種主要的娛樂方式。每個月用于娛樂和其它文化消費的比例在明顯增加。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大眾傳媒的推廣,城鎮居民在閑暇生活方式的內容選擇上還會逐漸向現代化生活方式轉變。
城市家庭消費模式中的不同開支反映著城市消費結構。在我國消費環境的影響下,城市消費結構發生了一些變化。在一些高收人家庭的消費比例中,花銷在住房、車駕、奢侈品、娛樂上的費用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一些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費比例中,花銷在旅游、居住、交通、通訊上的費用開始增加;而低收人家庭的消費比例中食品、衣著、文教、醫療占據消費的絕大部分。
食品的基本消費支出為1514.249元,占人均實際消費支出的62.89%。食品類的基本消費需求占該類消費支出中的比重居各類之首,這反映了食品類消費的彈性較其它類小,其基本消費需求與實際消費的差距與其它類相比最小。從供應保障的角度來說,是最需要關注的類別。
教育文化娛樂服務、醫療保健類的基本消費需求比重分居二、三位,分別為59.75%和50.19%。一方面,這與近年來醫療、教育費用持續上漲有關,老百姓不得不用更多的錢來支付基本的醫療、教育等費用。
交通和通訊的基本消費需求比重最小,25.04%,說明交通和通訊類屬于發展型和享受型的消費,由于經濟相對落后,沒有地理優勢,思想觀念相對保守等因素,導致淮安對外的交往和聯系相對較少。說明居民對該類別的消費具有較高的承受能力,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
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教育文化娛樂服務、衣著3類的消費數據顯示,全省數據都低于淮安的,說明淮安在這3個方面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8]總體而言,淮安市城鎮居民已由溫飽型的農產品消費過渡到了小康型的工業品消費,并正在向比較富裕型的服務類消費演進,理性與享受型消費正在形成。居民消費結構將從物質消費為主轉變為非物質消費為主;生存資料消費比重將進一步降低,享受和發展資料消費比重上升,對服務消費的需求和質量要求意識大大提高。
3 淮安城鎮人口觀念與思維方式的缺陷
3.1 缺少創新,發展視野局限
傳統的民族文化宣揚恪守古訓,以古人是非為是非,求穩怕變。這種心態嚴重阻滯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中國人那種因襲傳統、害怕變革的觀念有了很大的改變,接受嶄新的思想觀念,采用新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因循守舊、變通意識差仍然是中國人思維的一大局限。[9]淮安作為蘇中落后的地級市,同樣面臨著創新不足,思維固化的局限。欠發達地區的城市要靠自身的經濟積累,最終達到一個相對發達的發展水平幾乎是難以實現的。淮安市經歷了一個長期的關起門來搞建設的時期,與周邊地區交流不足,與蘇南蘇中合作不夠,致使淮安各方面一直處于江蘇各市的落后水平。作為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淮安人需要轉變因循守舊的傳統思維方式,適應新時代,接受新觀念,從思想觀念上適應農村現代化進程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轉變。現代社會競爭更趨激烈,變化和更新更加迅速。如果說繼承與模仿是傳統社會的特征,并借以延續社會,那么,創造與變革是現代社會的特征,以此推動社會飛速前進。
3.2 轉變對待知識和開放的態度
與先進地區相比,淮安教育還存在著諸多困難、問題與不足,主要表現在:一是教育優先發展戰略還未得到完全落實。教育規劃相對滯后,教育投入不足、財政性保障水平不高。二是教育發展水平不均衡。城鄉、區域、校際之間辦學水平差距明顯,優質教育資源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需求。幼兒入園難、入園貴問題和義務教育階段“擇校”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三是教師隊伍綜合素質還需提升。教師教育教學水平未能完全適應教育現代化的要求,教師隊伍存在結構性矛盾,教育發展理念、管理水平還需進一步提升。四是職業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有待增強。職業學校培養技能型人才的數量、質量、結構與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還不相適應。五是高等教育整體水平有待提高。科學研究重大成果缺乏,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還需進一步改進,等等。與落后的教育相對,是新型城鎮化進程中人們對知識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不少城鎮居民急功近利,忽視在培養人才上的物質投入。許多居民對知識、科技的重視在很大程度上還只是源于直觀的感受,而非對科技、知識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作用中的深刻認識。
3.3 固步自封,流動渠道不暢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鄉二元結構的松動,城鎮居民越來越多地接觸到都市文明和大眾傳播媒介,城鎮居民的成就動機和進取精神被大大調動起來。然而,知足常樂、小富即安、依賴等待、不思進取等思想觀念并沒有完全清除。因此,只有從根本上轉變城鄉居民的思維方式,改變知足常樂和故步自封的態度,增強成就動機與進取精神,作為城鎮化主體的人方能適應社會現代化的需要,不斷推進中國新型城鎮化的步伐。
目前,淮安農村勞動力剩余嚴重,高達110萬人左右, 而且農村勞動力總體素質偏低,初中學歷以下勞動力占總數的比重高達85.77%,同時, 勞動力仍以本地就業為主。實踐證明,資金、勞動力的流通是促進欠發達地區逐步發展的行之有效的有力手段。例如,20世紀80年代以來,從四川、江西、湖南、安徽、廣西等地涌進廣東的民工達650萬以上,他們不僅解決了廣東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而且這些外出的民工回鄉后帶回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對振興欠發達地區起到了重要作用。當前大規模轉移農村勞動力是解決淮安新型城鎮化的關鍵。
3.4 缺乏效率,時間意識淡薄
淮安作為蘇北地區的中小城市,城市規模小,工業服務業欠發達。總體來說生活在城鎮居民的生活節奏明顯慢于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同時亦無法與蘇錫常等二線城市相比。慢節奏的生活狀態導致居民的時效意識不強。“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觀念儼然成了大都市人的觀念,小城市的居民不受此規則的規范。目前城鎮居民的閑暇生活較之以前有了很大改變,但是還有的人樂于打牌、下棋、搓麻將、拉家常、聊天、閑逛,大好時光白白流逝、消磨掉。費時間,不講效率仍然是一種普遍現象。因此,要實現新型城鎮化中的人的現代化,在思維方式的轉變中必須增強居民的時效觀念。
4 新型城鎮化的“人的現代化”戰略路徑
4.1 發展現代化教育事業
21世紀是科技人才競爭的世紀,無論哪個國家、地區,經濟發展的觀念都應由偏重資本推動轉移到依賴科技和創新上來。在這個大環境下,淮安市必須繼續以“科教興市”作為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教育實施的體系大略可以分為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三大類。[10]從淮安市城鎮化的需要來分析,第一,我們應通過各種宣傳、培訓等教育活動,提高家長對終身學習的認識與了解,將終身學習的基本觀念根植于每位鄉村居民心中,培養家庭成員終身學習的態度與習慣。第二,在學校教育中,應以終身教育作為指導原則,改進學校教育的目標、課程、教材、教法及評價標準,以奠定終身學習的必需知識,并掌握終身學習必需的方法和技巧。鼓勵成人重回學校就讀,實現學校教育資源向社區民眾開放。第三,建立、健全專門性成人教育機構,為成人提供各種學習、進修的機會,鼓勵非正規教育機構及大眾傳媒加入終身教育的行列。
4.2 開展農村教育活動
根據我國當前農村的實際情況,我們要重點加強以下教育活動。第一,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普及科技知識,重點要傳授一些適宜當地農村推廣的種植、養殖及一些三產服務性技能;還要深入開展“掃盲”活動,特別要提高中老年婦女的科學文化素質,使封建迷信等在農村沒有生存土壤。第二,加強各種宣傳、教育活動,嚴厲遏制農村、聚眾賭博現象。第三,采取適合鄉村居民的文化程度、語言習慣、思維方式、接受能力的方式和手段,以教育、經濟手段為主,結合運用法律、行政手段,雙管齊下,開展普法宣傳,增強村民法律意識、可持續發展觀念和環保意識。第四,要發動相關部門及有關志愿者,開展對鄉村居民的健康教育活動,切實提高鄉村居民的生活衛生水平,形成健康、科學的生活習慣。
4.3 優化經濟、政治環境
只有大力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穩固和完善社會的經濟結構,并為人的現代化提供強大的物質保證。當前鄉村城鎮化,需要通過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并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促使人民生活的富裕化。而優化經濟環境的過程中人的聰明才智也得到了充分發揮,人的綜合素質得到充分提高,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人的現代化。 促進政治環境民主化。傳統鄉村居民由于封建意識影響較深,缺乏現代公民意識和政治熱情,政治知識嚴重匱乏,參與的程度和水平很低。而從實現人的現代化角度分析,鄉村居民的政治參與可以培養鄉村居民的現代公民意識,鍛煉其政治能力,提高其政治素質,使其成為符合現代化發展要求的新型合格公民。在城鎮化進程中為推動人的現代化,必須努力創設條件,讓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主體之一的廣大鄉村居民通過民主投票選舉、依法訴訟、婦女參政等形式參與政治生活、表達自己的愿望,并通過村民自治保護自己的切身利益。
4.4 城市治理現代化
城市治理要求由原來的強制性的、自上而下的模式,過渡到具有較強參與性、
依靠開放的民主程序的模式。[11]國家與地方政府、私營部門和市民各擔其責,共同努力。城市治理必須調動各級人力、財力和技術資源,才能實現成熟的城市社會所要實現的目標。城市治理還要求市民和企業都參與進來,作為負責的伙伴,互相協作,共同改善生活環境。目前我國公眾在參與城市治理方面還存在著不少問題。比如說參與的深度不夠,參與的范圍不廣,公眾參與的機制不健全,公眾本身的參與意識很淡薄等。[12]
城市治理的現代化理論特別強調公眾的參與。在未來的城市治理中,城市政府應該有意識的下放城市治理的權限,讓更多的有意愿的公眾成為城市的治理者。其次為了方便公眾的參與,我們可以借鑒國外城市治理的經驗,設置相應的參與治理的機構。例如地方社區組織。結合中國的國情,“地方社區組織”以社區為依托。與居民委員會結合參與城市規劃。居民委員可以作為“地方社區組織”的強大的支撐點,因為居民委員會是我國最健全、最具活力的基層社區組織,居民委員會的權力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的保障。如果這一構想能實現的話,此種由下而上的城市管理手段比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將更奏效。最后,培育公眾的參與意識。與其說公眾參與是一項技術,還不如說是一種信念和制度。如想順利推動公眾參與,那么最重要的是培養參與意識。一方需要將城市規劃公開、透明、允許并鼓勵公眾討論、評判;另一方面需要普及城市治理的知識,使公眾能夠用基本知識與他人進行溝通、交流。
城市治理的現代化作為城鎮化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最終也是為了實現人的現代化。一切以人為本,城鎮化的最終結果將是越來越多的人走上現代化的道路,這也是21世紀中葉實現基本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 張開敏.第六次全國人口科學討論會論文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人口現代化)[C].北京:中國人口學會,1994.
[2] 英格爾斯.人的現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2-36.
[3] 王秀銀.人口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J].山東社會科學,2004,(2).
[4] 王秀銀.對人口現代化理論的幾點思考[J].人口研究,2002,(2).
[5] 王學義.人口現代化的理論分析框架――框架的確立及其意義、依據與相關范疇界定[J].天府新論,2005,(2).
[6] 尚正永,張永凱.淮安市域城鎮體系結構研究[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05,(1).
[7] 紀韶,李舒丹.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生活方式的轉變――以北京市為例 [J] .廣東社會科學,2010,(2).
[8] 孫愛軍.淮安市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分析[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06,(5).
[9] 官衛華.欠發達地區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以江蘇省淮安市為例[J].經濟研究導刊,2008,(8).
[10] 華芳英.城鎮化進程中人的現代化及其路徑選擇[J].繼續教育研究,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