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0 18:22:11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數字經濟的投資邏輯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Keywords:digitaleconomy;institution;innovation
數字經濟是一場數字技術推動的經濟革命。這場數字化革命正在以數字技術的不斷創新為推動力,以開放的知識為基礎,從制造領域、管理領域、流通領域的數字化擴展到包括政府宏觀調控的一切經濟領域,逐漸形成一個經濟體系。
一、新自由主義思潮是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解決凱恩斯主義所遺留的滯脹問題,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并呈現占主導地位的趨勢。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應該讓市場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邏輯”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被奉為美國國內的正統理論[1]。80年代的里根時代和90年代的克林頓時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念。最近幾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為數字經濟重要技術推動力的因特網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創新的產物。一方面,因特網的設計思想避免了壟斷集中,體現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網為數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動的空間。因此,因特網不僅是流通領域數字化的重要技術支持,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因特網生長的土壤,孕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
其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市場觀點和理念滲透到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中,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電信和傳媒業發展的政策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系列程序對電子計算機業、電腦業和電信業的界限一再進行重新劃定,將蓬勃發展的網絡業中越來越多的部分劃到放松控制的電腦業一邊,促進電腦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后,主張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國電信和傳媒業決策中逐漸占據優勢,更使有關決策出現放松管制的特點。1980年,在《有關計算機的第二次調查》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決定,作為美國電訊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電訊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現有管制措施。這一措施使得被賦予特別市場自由權的專業化網絡行業向整個電信市場擴展[2]。1996年,美國通過了《1996年電訊法》,消除電信行業的壟斷,開放所有的電信市場,放松了對不同種類的電信和媒體公司相互進入業務領域的限制,允許不同的媒體市場相互滲透,促使美國全國范圍內的從電信運營到硬件制造、軟件開發、網絡通信、互聯網服務、廣播電視等各個領域展開新的競爭和重組,從而推動高速“寬帶”網絡的建設[3]。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滲透,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市場環境。
二、美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的重要保障
為了保證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政府不僅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研發,而且還通過政策支持保障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首先,美國政府增強網絡的安全性,提高消費者對網絡的信任度。美國政府通過《關于信息系統保護的國家計劃》構建聯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動公眾與民營之間的自愿合作,以保護信息基礎設施。美國商務部企業服務局與產業界、消費者代表和政府部門共同合作,開發一種新的電子商務密碼系統,專用于網上消費者的保護。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采用網上沖浪的方法,對網上的違規行為進行調查。對于網上的欺詐行為,司法機構按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其次,美國政府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1999年10月,美國通過了《域名權保護法案》,規定域名與商標保護統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冊或使用與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進行網上商業活動。在域名的管理上,將過去的政府負責注冊登記改為由因特網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網絡解決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負責域名的注冊登記,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冊管理費。最后,積極發展電子商務。1996年底,克林頓親自倡導成立美國政府電子商務工作組負責制定有關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措施,并協調督促相關部門實施。1997年頒布《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并具體提出五項原則:(1)私營部門必須發揮主導作用;(2)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的不當限制;(3)政府必須參與,并致力于支持和創造一種可預測的、受影響最小的、持續簡單的法律環境;(4)政府必須認清因特網的特性;(5)應該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球和全國商務電子簽名法案》,使在線合同或在線交易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進一步方便企業和消費者的電子商務。
三、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是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數字經濟之所以在美國興起和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網演化處在官、產、學、公眾各類主體組成的創新網絡之中。正是這一網絡機制促成因特網的迅速普及發展,帶動整個美國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變。
美國數字經濟是數字化技術在經濟領域創新以及滲透的結果。創新包括了技術、制度和產品服務方面的創新。單單市場需求的存在或者技術機會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術革新,單獨看來,這兩者都是技術發生革新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他們同時成立的時候,技術革新才成為可能[4]。也就是說,脫離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單純技術創新不會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美國蘋果電腦為例,就可以清楚地認識這一點。蘋果在PC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過去十年,蘋果獲得了1300項專利,相當于微軟的一半,幾乎相當于戴爾的1.5倍。但是,創新能力并沒有使蘋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鏈的頂層。1981年,該公司營業利潤率高達20%,而目前僅有0.4%,遠低于行業平均的2%。目前,該公司在全球PC市場的份額僅有2%,無法與戴爾和IBM相匹敵。蘋果公司充分說明業務模式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戴爾、亞馬遜、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費者[5]。因此,美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是由技術創新需求和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相互推動。
事實上,傳統的“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僅僅提供美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的需求。美國科研體系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和大學單獨或聯合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促成了美國產生大量創新成果,并得以產業化與商業化發展。因特網正是在這種政府、企業和大學創新體系中由國家投入基礎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企業積極支持和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建設新的創新環境的過程中,機構和國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來互不聯系的三類機構,即公共(官)、私人(產)、學術(學)三方面逐步適應共同工作,相互交織作用,進一步在創新進程的各個階段建立了相互聯系,形成了“三線螺旋體”。
但是,“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忽略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還不能夠完全成為數字經濟的創新源泉。結合蘋果電腦失敗的教訓可以看出產品、服務等業務方面的創新同技術創新同樣重要,而且這些歸根結底取決于對公眾偏好的滿足。公眾的偏好需求驅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方向,引導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在進一步滿足公眾偏好的基礎上,公眾積極廣泛地參與在線購物、虛擬社區、數字學習、數字娛樂等都構成推動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動力。而且,當前美國的部分研究機構在統計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時,都對公眾的上網比率、上網時間等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蘭德公司在加強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議中同樣認識到設法讓民眾了解創新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民眾通過什么方式來支持創新。這些都說明公眾是推動美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眾與“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相互作用,形成“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術創新、產品服務的業務創新,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四、風險資本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的“革新力量”
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新技術企業與創業資本或風險資本的互動式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所謂風險資本是由職業金融家(即風險投資家)連同管理一道投資到年輕的、快速增長的、并且有潛力發展成經濟重要貢獻者的公司中的資本,風險資本是初創公司重要的資金來源[6]。美國風險資本市場制度是一種增進和分享創新收益為目標的有效率的融資制度安排。風險資本投資的運行特點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資面向新興產業(主要是信息產業)中的初創企業;二是風險資本還通過資本經營服務直接參與企業創業;三是風險資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機制。正是這三個特點使得風險資本能夠通過獨特的創新試錯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把資本、技術和知識聯系起來,賦予美國經濟支持技術型初創公司發展的優越環境。20世紀90年代,風險資本投資在美國發展迅猛(見表1),相繼培育出DEC(數字設備公司)、Intel(英特爾公司)、Microsoft(微軟公司)、Compaq(康柏電腦公司)、Apple(蘋果電腦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公司為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應。
進入新世紀,美國數字經濟遭遇挫折,風險資本投資的絕對數額出現急劇下降的趨勢,但這并沒有削弱其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統計表明,2000—2003年期間曾經接受過風險資本投資的企業在就業創造和銷售收益增長方面對美國經濟的貢獻仍然超過其他同行企業。在信息產業部門這一現象更為明顯(見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間,計算軟件整體行業出現裁員8%,銷售額僅增長5%,而風險資本投資企業卻仍然創造了17%的就業機會,銷售額高達31%。因此,風險資本投資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動當前美國經濟的復蘇。
總之,無論是在美國經濟繁榮或復蘇階段,風險資本都對美國經濟做出重要貢獻,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參考文獻:
[1][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慶光.21世紀美國廣播電視事業新構圖——“1996年電信法”的意義與問題[J].國際新聞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A股的上漲在于當日發改委的公告稱,又有一些新的項目獲得批復。這是繼批復總投資規模逾7000億元的25個城軌規劃和項目后,中國國家發改委再次公布批復的13個公路建設項目、10個市政類項目和7個港口及航道項目。將可能涉及的金額簡單相加的話,這兩天內集中公布批復項目的總投資規模將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2009年政府出臺4萬億元投資規劃的時候,有23個項目獲得批復。
拜發改委網站的公告所賜,A股一掃連跌4個月的壞運氣,在9月7日當天滬市的成交量放大到1111億元—還記得嗎,在這天之前,滬市的成交量每天不到350億元—兩市約有70只非ST類股票漲停,一度上證指數的漲幅接近9%。
盡管如此,也不代表就可以高枕無憂。如果相隔3年再度推出規模巨大的刺激行動的話,很有可能會適得其反。先來看看兩組不太樂觀的數字。
據CapitalVue的數據顯示,2012年第二季度,中國2500家A股上市公司的應付款項占當季收入的46.5%,2008年年末這一數據為31.2%;應收款項占收入的31.2%,2008年年末為17.6%。
而《華爾街日報》報道,庫存的數據也很可怕—第二季度A股上市公司的庫存占當季收入的76.6%,較第一季度的81.9%小幅回落,但仍處于歷史高位。2007年年末這一數字僅為48%。
應收賬款的占比更大說明資金鏈存在問題,賬期被拉長了。這可能是同上游的公司銷售情況同樣糟糕有關。而庫存的數字則更旗幟鮮明地說明了一件事,那便是產能過剩了,很多商品根本賣不掉。
在這種情況下推出投資拉動計劃的話,在短時期內會助漲股市,但更長一點時間,則會加重問題。
長久以來,中國的投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或者是國有企業來主導,它們可能保留的計劃經濟的那套思維模式則會導致投資回報率一再下降—如果對已經過剩的生產力再次進行投資的話,則很難說可以得到多少實?惠。
如果需要投資大量的基礎工程,就必然會導致信貸擴張—投資需要足夠多的錢支持,官方會借此放松信貸。信貸放松后利率會降低,這會誤導投資者認為市場不喜歡現在。在這種邏輯下,投資者會偏向投資于生產周期更長的商品—比如基礎建設相關的原材料。原材料價格會全線走高,這樣會導致生產消費品的企業在庫存過剩的情況下還要再次面對價格高企的原材料。這便會陷入一個沒有出口的莫比烏斯帶中。
這不是經濟學理論的紙上談兵,此前的4萬億元投資以及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都導致了原材料價格的暴漲。如果不想再次迎接危機的話,就最好在此打住,并長點記性。
關于市場的幾件事
歐洲
9月7日全球股市大漲的原因還包括歐洲公布的債券購買計劃。在此計劃出來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國債收益率就開始齊齊降低—收益率降低說明債券價格升高,買的人更多了。南歐國家也開始經濟改革,該削減的削減開支。投資者的神經也已經麻木了。不過,歐元集團在9月10日這周的會議是值得關注的。`
美國
9月12日是一個時間節點,如果要推量化寬松第三輪,則會在此時的議息會議上得到大的支撐。在中國股市大幅上漲,也就是發改委會加大投資的消息出來后,美元遭到了拋售。那些高收益國家的貨幣,比如澳大利亞元,在走高。澳大利亞和中國的關系看起來還是那么緊密。當然美國沒有理由推出量化寬松,但很難說2009年全球央行聯手放開貨幣閘門的一幕不會重演—它們似乎都精于此道。
但如果要數據說話的話,美聯儲真的沒有特別好的理由推出量化寬松第三輪—美國勞工部近期宣布美8月非農就業人數環比增9.6萬,壞于預期;失業率為8.1%,好于市場預期。此前,經濟學家平均預期非農就業人數將增加12.5萬、失業率為8.3%。非農就業人數只是稍微低于預期,并沒有非常嚴重的下滑—市場現在非常奇怪,此前害怕數據糟糕,現在巴不得數據越糟越好。
姚景源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
目前,整個經濟下行,主要有兩大原因,第一個原因外部需求急劇下降,這和1997、2008年的情況比較相似。今年4月份我們的出口增長為4.9%,而去年4月這一數字是25.9%,一年期間,中國出口增長率從25.9%下降到了4.9%,出口萎縮是中國經濟下行的重要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我們自身長時間積累的矛盾和問題。現在來看我們的投資、消費和出口這三駕馬車,應該說都是乏力。尤其是投資,5月份20.1%這樣的增長率是2002年以來的低點。
投資主要可以分為三大塊,一塊是基礎設施投資,一塊是工業投資,還有一塊是房地產。2008年、2009年的時候,我們主要是基礎設施投資,也就是鐵公機,20%、30%、50%的增長率,到了今年4月份,這個數字成了-2.1%,基礎設施投資到了負值,我印象里這些年幾乎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另外,我們的工業投資這塊也遠不如人意。問題在哪里?我覺得是這些年,我們的經濟、社會出了一個毛病,大家都忽視實體經濟,都不愿意干實體經濟。溫州,本來是搞實體經濟起家的,后來開始炒作,炒綠豆、大蒜,再來炒房子,溫州炒房團,最后炒錢,就是高利貸。我們沒有創新的動力,這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現在怎么看中國經濟下行很重要。我的主張是,要把下行的壓力轉化成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的動力。如果按照這個邏輯往下推,我真覺得現在下行壓力還不夠,我還真擔心出現U形回升。如果真出現U形回升,我認為就壞了。為什么?因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到現在,清清楚楚告訴我們,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核心問題是結構問題,是增長方式的問題。但為什么結構調整、增長方式轉變沒有實質性進步,大家都不滿意?原因就在于,本來危機的時候,能夠淘汰落后產能,結構優化,推動創新,但我們卻不是這樣,危機一來,政府馬上出臺政策,全都保護起來,大家全臥倒,風聲一過又全都起來了,舊的結構和舊的生產方式又擺在了我們面前。
所以,穩增長,我主張兩個原則,一個原則是要和調結構轉方式緊密結合,不符合這一原則的這些招法不要干。第二就是穩增長要和改善民生相結合。現在有人說中國離了房地產就不行了,說房地產不放開,穩增長就做不到,我說這不對。凡是老百姓最不滿意的領域都是這次穩增長最重要的投入空間。教育、醫療、養老,這么多空間,都是我們穩增長非常重要的空間。
不過,我不贊成貨幣政策要積極一點。我認為貨幣政策不能再積極了,2001年廣義貨幣15萬億,今年5月份90萬億,10年時間我們經濟總量增長1.5倍,但我們的廣義貨幣增長了6倍,所以我說貨幣政策不能再積極了,再積極,我們很多深層次的矛盾就會迅速爆發。
穩增長,不能單靠政策,這樣做沒有可持續性,應當更多地依靠完善市場經濟機制,我覺得這才是穩增長的核心。
我對這種想當然的結論一直不敢認同。我不知道預測成績并不算出色的中國“經濟學家”們為什么對自己的預測那么的自信,而且,又根據什么判斷一季度7.7%的數據就不好,只有到了他們“普遍預期”的8%以上才叫“正常”。這種邏輯盡管很戲劇和匪夷所思,但卻頗有市場,有時候對政策的影響還很大。
7.7%的增長真的是所謂的“低迷”嗎?事實是,盡管2.9%的發電量的確和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等指標存在矛盾和沖突,而統計局的新聞發言人對此的每次解釋也并不能服眾。但絕大多數的關鍵指標卻能相互印證:第一,三駕馬車,除了社會消費品總額同比名義增長12.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4個百分點外,固定資產投資和進出口的總體數據都不錯。固定資產投資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20.7%,增速與上年同期持平;一季度進出口增長13.4%,遠高于去年全年6.2%的增長,除了對歐盟和日本的出口同比下降外,對美國和東盟的出口增長依然在兩位數以上,而作為外貿晴雨表的廣交會的人氣也明顯高于去年。第二,3月份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50.9%,連續6個月位于臨界點以上。特別是生產指數為52.7%,比上月上升1.5個百分點,為10個月以來的最高點,表明制造業企業生產活動較為活躍,生產增速加快;新訂單指數為52.3%,比上月上升2.2個百分點,連續6個月位于臨界點以上;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為65.5%,比上月上升0.9個百分點,表明制造業企業對未來3個月內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持樂觀態度。第三,一季度規模以上的工業增加值增速為9.5%,并不算一個太壞的數字。第四,特別重要的是,如果宏觀經濟真的“低迷”,就業形勢應該很嚴峻,但一季度城鎮新增就業超過300萬人,就業沒有出現大的波動。
當然,并不是說所有的數據都讓人興奮。和近兩年來存在的問題一樣,在全球經濟充滿各種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總體弱復蘇的態勢并沒有改變,一些指標也反應了中國經濟結構性的困境:比如,PPI依然沒有由負轉正,說明經濟總體復蘇的態勢并不是很明朗;3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8.9%,比1-2月份回落1個百分點,制造業的基礎并不穩固;因為“國五條”的效應,1季度房地產銷售出現暴漲,引發了對未來調控加碼的擔憂;1季度全國財政收入增長6.9%,中央財政收入又現負增長,未來能否堅持結構性減稅,令人狐疑。但這些問題,并不全是1季度新出現的,也不能據此就認為經濟增長“疲弱”。
傳統報業的式微是因忽視媒介市場網絡化的現實。報業遭遇經營拐點的根本原因在于報業固守傳統的商業模式而無視數字化、網絡化對傳播經濟規律的沖擊,低估了在數字背景下資訊的海量和受眾主體性的崛起對傳統的受傳關系的改變程度。在 “碎片化”的受眾市場面前,單一報紙的內容生產能力(或影響力)是渺小的,即使是報團,如果在生產的內容結構和內容的生產模式方面未有相應的調整而想固守傳播產業鏈中的“內容提供商”的位置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數字傳播環境中傳播主體的多樣化已經徹底的打破了幾大傳統媒體主宰傳者市場的格局,多媒體融合趨勢促使傳播機構“混業經營”,報紙、電視等傳媒的傳統商業模式已逐漸被“消解”和“入侵”。就報紙而言,內容的“二次銷售”模式已難以為繼,因為數字環境中,報紙的內容已被其他數字媒體輕易取代(復制),信息接受渠道的多元化也給了受眾更多的選擇。
數字報業是網絡經濟的有機組成。所謂網絡經濟是指建立在計算機網絡基礎上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經濟關系。它是一種建立在計算機網絡技術(包括Internet和移動互聯網)、數字存儲、傳輸技術基礎之上,以信息為基礎,以計算機網絡為依托,以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網絡產品為主要內容,以現代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的經濟形態,是一種在傳統經濟基礎上產生的、經過以計算機為核心的現代信息技術提升的高級經濟發展形態。與傳統經濟相比,網絡經濟具有以下顯著的特征:快捷性,高滲透性,自我膨脹性,邊際效益遞增性,可持續性和直接性。
所謂數字報業,是以“數字化”為引擎的在媒介定位、發展方向、組織結構、管理手段、經營方式、盈利模式等諸方面對傳統報紙的全方位的戰略升級和產業再造;是建立在對傳統媒體業務和新媒體業務結合、整合、融合的基礎上,實現報業核心能力與信息網絡技術的深度融合,建構一個數字化、網絡化的內容產品采集、存儲、編輯、制作、、增值服務的業務架構,進行多種媒介形態的內容產品的開發、組合和銷售,是多元傳播格局下報紙出版方式和報業經營模式的重塑。從技術層面來看,數字報業就是以互聯網為依托,進行信息生產、傳播的經濟形態,以現代信息技術為核心手段來對傳統報紙以鉛字生產、以紙質傳遞的業態的全新改造和提升,數字報業的介質技術、顯示技術和傳播技術都是以數字、網絡、多媒體為代表的新型的信息技術來支撐的。從經濟學角度而言,從傳統報業向數字報業變革的實質其實就是打破報紙傳統資源配置方式,確立以網站、手機(彩信和WAP)、PDF電子報和手持閱讀器等新媒體為主、紙介報紙為輔的數字化資源配置方式。這從發達國家,如美國的《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甘尼特報團等成功的數字化改革實踐中得到了驗證。因此,從本質上來分析,數字報業完全符合網絡經濟的所有主要特質,是網絡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
數字報業發展應借鑒成熟的網絡經濟模式。網絡經濟從發軔至今,蒸蒸日上,就是因找到了成功的商業模式。互聯網企業千千萬,各有各的經營之道。有人總結出網絡經濟幾種到十幾種模式,我們認為,“3種模式說”概括得比較精當,即廣告贏利、銷售贏利、渠道盈利。廣告贏利是指網絡作為媒體,靠幫助廣告主制作或者廣告來獲得收入,如新浪等門戶網站的運營;銷售贏利是企業通過網絡平臺銷售產品或者幫助生產商銷售產品來盈利,這以阿里巴巴、淘寶網、慧聰網等代表;渠道盈利是企業搭建通往用戶的網絡渠道,通過渠道服務來獲得收入,如流行的SNS社區、即時通等。當然,從實操層面看,各類網絡平臺在經營中的模式多表現為以主導兼營的形態。
數字報業的“奶酪”在哪?作為網絡經濟的有機部分,理論上,數字報業應該遵循網絡經濟的商業規律。無論是把網站、電子報(網絡版)、閱讀器作為數字報業的呈現形式,還是將手機視為未來重要的終端,廣告盈利無疑是數字報業最可能的選擇,其他相關的增值服務贏利突破的方向。
廣告贏利模式是互聯網從Web1.0時代到今天Web2.0一脈貫穿的主要商業邏輯。網站靠內容聚集注意力而實現二次營銷的目的。內容為王是網絡作為第四媒體的價值所在。“內容為王”模式下形成了多種商業形態,包括有自己做內容(新華網)、買內容(新浪網)、搜集內容(奇虎網)、用戶貢獻內容(博客、論壇),或者僅僅提供內容索引(百度、google),等等。這類網站往往是以綜合門戶或專門性門戶為主要業態,靠生產、整合內容的能力聚集人氣。
做內容本是報紙的專長,因此,幾乎所有的報業集團和有實力的其他報紙很早就開設了自己的網站,可為何這類網站的廣告不盡人意?這里可能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點擊率門檻問題,像傳統報紙一樣,獲取廣告的基礎是一定的發行量和傳閱率,數字報業的經營網站時必須達到一定的點擊率門檻問題,否則,即使內容豐富也不能轉化為廣告收入;二是定位問題。除三大中央報團外,我國其他報團(報紙)都是地方性的,他們的新聞門戶在內容整合能力上遠遜于人民網、中國經濟網和光明網,在內容幾乎免費的環境中又如何與全國性的門戶網站(如新浪等)如何去競爭?我們認為,關鍵是做好定位,在地方性、專門性和專業性上做文章。在這點上美國甘尼特報團數字化經驗可以給我們很好的借鑒。他們強調“更加全面, 細致、深入地報道極其“本地化”的新聞,各子報將在網站上建立本地社區子網站,報道各社區發生的新聞事件”。
作為網絡重要的商業模式,銷售贏利和渠道盈利其實反映的是網絡的服務價值。除了廣告外,數字報業要贏利同樣可走其他服務增值的道路。這就要求我們不要簡單的將數字報業定位為“數字內容提供者”,而應是“綜合信息服務商”。
一般看,在銷售贏利模式下的網絡公司的核心價值是商品,是對線下資源的整合能力。同時,我們認為,信息本身也是商品,許多從事內容生產和傳播的網站就靠將線上資源庫(內容、觀點、商業資訊和服務類信息)包裝為可出售的商品,成功盈利。如新華網靠強大的內容生產力占據價值鏈的上游,華爾街日報網靠財經類的權威觀點(資訊)開展付費閱讀業務,新浪等門戶開展各類SP業務,等等。當前,數字報業在手機報(彩信版)普遍贏利也是數字報業成功轉型的范例。此外,通過多種數字平臺,數字報業如能依靠報紙多年做分類廣告信息的經驗和資源,轉型做相關的信息服務,甚至是電子商務未嘗不是一條很好的出路。我們關注到,江南都市報“網上商城”就開始了這種嘗試。
“人氣”和互動是Web2.0時代的主題。基于人與人的溝通和社交需求建立起來的“人氣”是社區、即時通等網絡平臺是其渠道贏利模式的根本。從以即時通發家的騰訊QQ到一大批SNS社區,雖多數還在盈利線上掙扎,但不少得到了風險投資的青睞。渠道贏利模式的核心價值是“人氣”資源,凡是聚集到“人氣”并策略性的運作好這個“群”的網企就能夠成功。有了人氣,廣告、會費、銷售及相應的增值服務都是其贏利點。通過網站、手機等平臺,數字報業完全可以依靠多年積累下的品牌力和影響力建設各類數字社區、論壇,在創造社會效益的同時贏利。
參考文獻:
[1]婁珍須 賈 岳:從技術到戰略――“數字報業”解析,《新聞戰線》.2007年05期
如果不是2008年這個多事的冬天,重新回到首席執行長僅僅17個月的創始人楊致遠,也許不會再度黯然離開,甚至在他宣布消息的時候,他還沒有來得及為自己尋找一個繼任者。
而據媒體報道,雅虎新CEO的理想人選要有奧巴馬式的特質,那么,換成這樣的人真能救雅虎嗎?
微軟并購雅虎失敗的犧牲品
在過去17個月中,楊致遠一直在試圖用一種簡單的管理模式來讓公司重整旗鼓。然而,自楊致遠擔任CEO以來,雅虎股價已下跌了逾60%,楊致遠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里所做的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事,當屬他拒絕了微軟每股31美元的收購報價,令此事流產。而他本人所看好的與谷歌搜索廣告外包交易,又因為政府的壓力而告吹。最終,因華爾街金融危機引發雅虎的股票也告崩潰,至2008年11月26日,跌至10美元。此時,股東們難免懷念起微軟31美元的收購報價,認為是楊致遠的固執,令股東損失近300億美元。所以楊致遠不得不為此承擔股東們的怒火。
楊致遠是新經濟的舊代表
一個不太被重視的問題是,截止到2008年的第三季度,雅虎的財務數字并不難看,預計2008年的營收能夠達到54億美元。
在美國華爾街投資銀行動輒百億千億的債務數字和三大汽車巨頭捉襟見肘的財報面前,雅虎仍能保持增長已屬不易。雅虎2008年第三季度的銷售收入為17.9億美元,增長了1%。利潤為5430萬美元,然而,雅虎稱第三季度的利潤受到了一些費用支出的嚴重影響,比如雅虎在與微軟進行并購談判和挫敗更換雅虎董事會成員的企圖中支出了3700萬美元。
盡管如此,美國投資人仍然毫不猶豫地拋棄了雅虎。是的,股價表現的是投資者對企業未來增長的預期,而雅虎作為新經濟的舊代表,作為搜索引擎和網絡廣告市場的老二,在“勝者為王”的市場邏輯下,無法說服投資者在追捧Google的時候投自己一票。而雅虎的楊致遠,又被貼上了“創業者的酋長風格”的標簽,看到他,投資者們或許會不由自主地想起1999年的科技網絡股狂飆突進年代,或者2002年后格林斯潘式的經濟泡沫再度醞釀時刻。在沒有找到繼任者的時候楊致遠便匆忙宣布辭職,以博取投資者的歡心,而股價也的確應聲上漲9%,著實是一件令人傷感的事。
奧巴馬式CEO難救雅虎
的確,在市場爭奪戰中,搜索引擎巨頭谷歌以及如Facebook、新聞集團旗下MySpace等新興社交網站在不斷蠶食雅虎的份額。面對新涌現的挑戰者,雅虎的被動防御和有限度的反擊,顯得如此蒼白無力。到了2009年的門檻之前,全球經濟尤其是美國經濟如此低迷,令雅虎的未來雪上加霜,對其核心產品網絡顯示廣告造成的沖擊尤為嚴重。
在未來,雅虎如何保持增長性,的確是一個很大的難題,而這個難題,決然不是拿掉楊致遠換一個奧巴馬式的CEO就能迎刃而解的。
因為雅虎的整體趨勢已經很難改變,那就是雅虎已經進入企業的衰老周期,不管從品牌、定位還是技術創新上,過去兩三年的努力都收效甚微。所以,雅虎僅僅靠原來的路徑自我救贖幾乎沒有可能,畢竟雅虎不是微軟,無法通過不斷強化自己的行業壟斷地位來保持優勢,它也不是IBM,在成熟的企業管理組織框架下進行壯士斷腕式的自我顛覆和升級來延續輝煌,時至今日,雅虎也不再可能走惠普式的外科手術治療,通過并購來進行換血。
而在雅虎董事會的心目中,新CEO的理想人選是:此人在中等規模的公司擔任CEO,精于公司運營,并非戰略家,性格堅強。這一切證明,雅虎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野心勃勃,在和楊致遠說再見的同時,我們或許也可以和記憶中的雅虎說再見了。
(一)財務報告將呈實時報告模式
未來的財務報告通過提供實時的財務信息,為經營決策者和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確的判斷服務。這里所講的“實時”有相對實時和絕對實時之分。企業可以根據成本效益原則,視企業自身的情況而定。可以每發生一筆交易就報告一次,實施絕對的實時報告,也可實施相對的實時報告,如十天、半個月報告一次。以有效地解決信息的時效性問題。當然,實時財務報告系統,對企業的IT技術有較高的要求,但它對于適時了解企業的財務信息,做出正確的決策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財務會計報告呈多元計價模式
財務報告將由歷史成本計量逐漸過渡到公允價值計量,同時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如2007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會計準則就已經把歷史成本不能客觀反映的資產改為由公允價值計量。此外,財務會計報告在披露信息的范圍上也將有很大的擴展,將反映更多非貨幣性信息,如關于企業人力資源、無形資產、數字資產、金融衍生工具等方面的信息。
(三)財務會計報告目標向決策有用觀轉變
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財務環境的變化,會計的目標逐漸由受托責任觀向決策有用觀轉變。同樣,將來財務報告目標也將繼續鎖定在為企業各利益相關者決策提供快捷、靈敏的相關財務信息。在知識經濟時代,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與完善,企業的股東結構日趨多元化,這就要求企業不僅要考慮現有投資者的信息需求,更要將企業推向潛在的投資者,吸引潛在投資者的注意。為做到這些,企業的財務會計報告要向使用者充分披露有關企業未來的發展前景,盈利預測,現金流量的信息。充分利用網絡優勢隨時向外提供信息,同時財務信息的質量特征仍然要堅持可靠性、相關性、及時性與可比性,尤其是在可靠性與相關性的權衡中更偏向于相關性。
二、現有財務會計報告的局限性
(一)自然資源資產的會計信息反映不夠
人們在開發與利用自然資源過程中,由于沒有充分認識資源本身價值的客觀存在,沒有形成系統理論和計量方法,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不計成本或者只計狹義成本而沒有全面考慮其廣義成本的現象較為普遍,致使自然資源開發與利用過程損失浪費的現象極為嚴重,這不僅給國家的經濟建設帶來了一定的損失,而且使我們所面臨的生態環境受到了極大的破壞,使人類開始受到自然規律的懲罰,從而嚴重地制約了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會計活動作為管理活動的一部分,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一種內在的邏輯關系。但在目前的財務會計核算體系中,對資源型企業會計問題的理論研究相對來講比較薄弱,因而有必要加強對其專門研究。對于資源會計信息的充分披露也就成為一種必然。
(二)非財務信息的披露不足
隨著信息化技術的飛速發展,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無形資產、數字資產和金融衍生工具等信息顯得越來越重要。另外,企業的聲譽、其能源的來源及產品的銷售渠道等也會對企業的財務狀況產生很大的影響。但由于這些因素無法用貨幣形式進行描述,所以無法在財務報告中列示。信息的競爭在某種程度上就意味著企業生存的競爭,但是由于現有會計報表主要是反映以貨幣計量的歷史成本數據,在會計報表中絕大多數是可以進行貨幣計量的財務信息,而對大量非貨幣計量的非財務信息無法體現,從而大大削弱了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
由于企業間競爭加劇,諸如產品銷售渠道、市場份額、用戶滿意程度、新產品開發和服務、企業經營業務、資產范圍、主要競爭對手以及企業發展目標、企業管理當局的分析評價、有關股東和主要管理人員的信息;企業管理能力、職員結構及主要素質等非財務信息顯得越發重要。非財務信息不僅是企業管理者的有關政府部門了解企業,并加強對企業管理所需要的信息,也是投資人、債權人等其他利害相關者分析企業未來發展前景所必需的信息,缺少了這部分信息,他們對未來的盈利分析必然會受到影響,也就很難達到財務報告真實公允反映財務狀況的目標,更無法對企業的經營活動做出全面揭示。因此,企業應該將相關的非財務信息作為我國財務報告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三)缺乏前瞻性財務信息
現行的財務報告主要提供以歷史成本為主的財務信息,缺少有關企業長期的經營過程中面臨的重大風險與報酬機會以及種種不確定信息的披露。對未來經濟活動的披露不足,缺少對決策有用的、體現企業現行及未來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預測性信息的披露。對經營業務風險性和不確定性的反映使得現行財務報告無法反映企業未來的經營成果及財務狀況。估計和判斷等“不確定性”充斥于整個會計處理過程。歷史成本財務報告缺乏前瞻性和預測性,不僅未能為金融監管部門和投資者發出預警信號,甚至還誤導了投資者,使其判斷失誤。
(四)涉及社會責任方面的內容太少
現行財務報告很少涉及社會責任方面的內容,不能全面反映企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忽視了企業與周圍環境關系方面的信息,只側重于反映企業自身的經營業績。知識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的經濟,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必須兼顧經濟的增長與社會責任的承擔,要對因自身原因造成的資源損耗、人員安全、事故損失、土地利用和環境污染等問題進行核算和計量,并對這些信息予以披露,而這樣導致的管理成本足以影響企業今后長遠的經營業績,甚至導致企業破產,所以企業財務報告中應加入經濟責任觀念。從會計角度來講,較為系統地專門研究社會責任方面的問題,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三、現有財務會計報告局限性成因
為了改進現有財務報告模式的局限性,需要對現有財務報告局限性的成因進行細致的分析。
(一)從會計信息提供者的角度分析
現行的財務報告實際上是一種通用財務報告。它提供給不同使用者以相同的報告,并將不同企業的財務報表予以標準化,所以它本質上是一種大批量生產模式。這一模式是基于以下假設的:一是不同使用者的信息需求是相同的;二是財務報告的提供者事先知道使用者的信息需求,或至少知道他們制定決策的模型。然而,即使從決策有用觀來看,由于企業的各利益相關者使用不同的會計責任基礎,其信息要求也是多樣化的。不同使用者具有不同的信息需求,因為很難事先確認使用者的所有信息需求和需要的決策模型,因此使得現有財務報告的局限性日益顯著。
(二)從會計信息使用者的角度分析
盡管現有通用型財務報告有很多的局限性,但是從信息使用者的角度來講卻應用廣泛,究其原因在于:
1.通過與使用者溝通,可事先獲得使用者的一些信息需求,從而滿足使用者的一些共同需求;
2.有助于保持不同公司提供的財務信息的可比性;
3.標準化財務信息,使擁有有限資源的監管者、準則制定者以及審計人員能更經濟、有效、實用和方便地監督公司的財務報告行為,而并不在意它能否更好地滿足使用者的全部信息需求。
四、財務報告的發展模式
(一)多欄式報告模式
不同信息使用者對信息需求是相同的假設,暗含了所有使用者對公司業務都持有相同的看法,這導致當存在多種會計方法時,只使用一種方法并提供單一信息。單一信息不便于比較不同計量和確認方法下得出的結論,也不能確認不同信息的價值。更重要的是,這樣提供的信息通常與決策無關,并且無法實現真實和公允原則,還會產生會計數據固化,因此,應當引入多欄式報告模式。即對同一經濟業務按多種會計方法加以處理,并將由此得到的不同信息在財務報告中予以披露,使得單一信息走向多元化信息。使用這一報告模式時要防止信息超載問題。
(二)“事項”報告模式和數據庫會計模式
預先知道使用者的信息需求這一假設導致財務報告數據的高度綜合性。綜合信息最嚴重的弊端是阻止使用者按他們自己的需求來重新編制報表;另外,加工綜合信息的過程還會導致信息的丟失與扭曲。同時,綜合信息也忽略了使用者認知方式的差異,為管理當局操縱會計數字進行盈利管理提供了空間;使信息變得不及時,并為有效審計和使用信息設置了障礙,還排斥了使用者參與編報的過程。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人們又提出了其他模式,如“事項”報告模式和數據庫會計模式。
美國著名會計學家索特(G·H·Sorter)在1969年提出的“事項會計”(EventsAccounting)理論,重新受到人們的重視。索特指出,在不完全了解信息使用的需求和決策模型的情況下,會計應立足于提供與各種可能的決策模型相關的經濟事項的信息,由使用者從中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信息,即將數據綜合的任務交給信息使用者。因此,財務報告應包括足夠的明細數據以便使用者能重構發生過的經濟事項。所謂事項,是指可觀察的,亦可用會計數據來表現其特性的具體活動、交易和事件。據此,資產負債表是企業創立以來通過賬戶分別匯總后以余額間接表現的各種事項的報表,收益表是直接表現企業于某個期間所發生經營事項的報表。從數據處理角度來看,事項會計以“事項”作為數據處理目標,經濟事項發生之后,通過各業務處理子系統進入數據庫,根據各類事項的特征及其相互間的邏輯關系進行實時自動處理,以期達到反映和控制各種經濟活動的目的。
數據庫會計模式旨在提供一個數據庫以便信息使用者從中提取不同明細程度的數據,它是在數據庫環境中對“事項”報告模式的拓展,但與“事項”報告模式有不盡相同的取向。“事項”報告模式強調編制明細一些的財務報表,而數據庫會計模式則著重于儲存和維護最原始的數據。這時,對信息使用者的專業要求更高了,他們應該成為財務分析專家。
(三)差別報告模式
差別報告可以在兩個層面上實施。一個層面是從信息提供者的角度,由報告單位為不同使用者提供內容(或在時間上)有差別的財務報告。由于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和獲取信息的權力(途徑或方式)各不相同,某些特定使用者或使用者集團已不滿足于通用財務報告了。因此,企業可以有選擇地、有重點地對外披露某些使用者或使用者集團特殊需要的信息。
另一層面是從會計規范角度,建立有差別的會計信息揭示制度。它實際上是由一國政府通過有關準則或法規的規定,對不同規模或類型的企業在編制與提供財務報表的種類以及要求其披露的會計信息的格式、內容、數量、詳盡程度等方面實行有差別對待的一種制度安排。這一制度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荷蘭、比利時、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采用。我國財政部2006年推出的一套新會計準則,也只是考慮在上市公司和大、中型企業中使用,小企業仍按原小企業會計制度進行會計處理和信息披露,可以說這也是我國推行有差別的會計信息揭示制度的一次初步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