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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醫療資源市場化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關鍵詞】醫療衛生;過度市場化;政府
2014年7月8日總理會見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和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陳馮富珍指出,人的健康是發展的動力。健康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力之一,與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國家和政府有責任保障公民的健康權益。醫療衛生資源的分配與社會起點的公平密切相關,醫療衛生改革直接影響了國家的穩定發展。但當前“看病貴”的形勢依然很嚴峻,真正普惠于民的醫療衛生體制還未真正得以實現,群眾對醫療衛生改革的呼聲很高,本文認為,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醫療衛生的過度市場化和商業化。政府應該明確其在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中的角色和定位,尤其是在基本醫療領域的主導角色,避免過度市場化和商業化。
一、醫療衛生的市場化、商業化演進
計劃經濟時期,公費醫療、勞保醫療、合作醫療制度覆蓋了絕大多數人口,醫療衛生設備、設施等大體來源于政府和各經濟集體的投入,藥品價格也被有效控制,大多居民看得起病、吃得起藥,醫療衛生的公益性比較高。但醫療技術水平低、發展緩慢,醫療機構人員積極性低。改革開放以來,醫療衛生機構的所有制結構由公有制轉變為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形式。20世紀80年代,政府醫療改革主張放寬政策,放權讓利,自膨脹的醫療機構的管理越來越轉變成企業化的管理方式,各醫療機構之間由分工協作步入了全面競爭,醫療機構成為擁有獨立經營意識的利益主體。商業化的醫療衛生體制使財政負擔得以減輕、醫療衛生事業得以發展、技術服務水平得以提高、供給能力得以提升,以及醫療衛生服務人員工作更加具有活力。
二、過度市場化、商業化的消極影響
醫療衛生市場的競爭日漸激烈,理論上講,市場競爭的進行能夠促進醫療衛生行業的發展,使得醫療醫藥機構的運轉能夠更加有效,最終提高醫療衛生服務的質量和降低醫療衛生服務的費用。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進行成員國衛生籌資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國位列191個成員國的倒數第四(188位),這樣的排名無疑是對醫療衛生事業市場化的一種抨擊。醫療衛生的過度市場化和商業化使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的公益性逐漸減弱,其追求的主要目標逐漸變為經濟利益,甚至公立醫療機構的社會公益目標也在淡化。醫療衛生領域的市場化發展使得醫療服務費用不斷增加,市場化的政策趨向把人民推入一個尷尬的境地。“羊毛出在羊身上”,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群眾要看病,醫療衛生成本自然而然轉移到了群眾的身上,個人醫療費用負擔重,“看病貴、看病難”、“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層出不窮,醫療衛生資源供給的公平性低下。
三、醫療衛生過度市場化、商業化導致消極影響的原因
從1978年至2002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從110.2億元增加到5684.63億元,期間政府投入的總費用在逐年遞增,但政府要節約開支,醫療衛生的市場化和商業化正好能起到減少政府的支出的作用,政府投入占衛生總費用的百分比并不高,在醫療衛生的行政管理和財政投入中,中央政府的統一協調職能也不斷弱化,地方政府愈來愈承擔更多的責任,藥品的生產和流通也全面走向商業化。醫療衛生改革的市場化表面上看能夠減小政府開支,可是政府投入比例小意味著醫療衛生機構需要依靠創收來維持其運轉和發展,甚至是用創收來謀取更多的經濟利益。醫療機構需要支付部分的醫療機械設備等成本,同時,由于市場化帶來的競爭,許多醫療機構都爭先恐后購置更為先進的設備和儀器。如此一來,醫療衛生機構只能在市場化的大潮中通過創收來站穩腳跟,因而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并未得以真正的解決。
四、中國的醫療衛生要避免過度市場化和商業化的建議
(一)增加政府投入力度
政府投入力度的不夠促成了醫療衛生市場化和商業化的發展,但由于激烈的競爭和利益的驅使,市場化不像理論上那樣理想化和完美化,過度市場化的消極影響最終由公民買單。政府應該增加對醫療衛生到絕對投入,同時,考慮到醫療衛生日益重要的地位,還應該提高醫療衛生投入在政府總投入中的比重。
(二)政府需在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中占據主導角色
醫療衛生具有外部性和專業特殊性,其中,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具有準公共產品屬性,專業的醫療衛生人員和普通民眾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關系,過度市場化會使醫療衛生機構與普通公眾間的距離越來越遠。醫療衛生是民生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投入更加關乎廣大群眾的健康權益,而這些方面由政府投資是最具經濟效益的,同時,為了真正保障公民的健康權益,不可能將醫療衛生全權的交給市場,在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領域中,政府必須承擔應有的責任。
(三)引導醫療衛生服務的市場化發展
在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領域,需要政府站穩腳跟,但在非基本醫療服務方面,市場化是醫療衛生服務得以發展不可缺少的一種有效方式。只是,市場化的過程需要政府適時的引導和糾正,以防止過度市場化釀成的消極后果。非基本醫療服務方面,居民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來選擇,而政府需要做的就是鼓勵商業醫療保險等的發展,提供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嚴厲打擊市場化過程中出現的非正當競爭等等。政府鼓勵其發展,但同時要守護好群眾的健康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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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醫療改革;市場經濟;競爭;政府
一、 研究背景
近些年來,醫療改革逐步成為當前社會的一個焦點話題,且因為涉及到民眾的利益,所以可以說是備受關注。現階段,我國的醫療狀況是不容樂觀的,看病難、看病貴、醫務工作者不能很好地踐行為人民服務的理念等都是當前面臨的重大問題。在這樣的形式下,倡導醫療改革,提出應對醫改困境的措施勢在必行。而且,我們也大力倡導構建和諧社會,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黨和國家政府推出了備受關注也備受爭議的新醫療體制改革方案。
二、醫療改革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
醫療改革涉及到老百姓的生老病死,涉及到老百姓的健康水平,涉及到解決民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醫療改革就是要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意識,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解決老百姓看不起病、看病不方便的困難。深化醫療體制改革,探索建立符合國情的醫療制度體系,解決民眾面臨的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不僅僅涉及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也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同時還能有效推進經濟社會和諧發展。醫療體制改革符合科學發展觀中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它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題中之義。
三、醫療行業目前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本建立了覆蓋城鄉的醫藥衛生服務體系,但是取得成就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當中的不足。當前的醫療改革依然還面臨很多突出問題: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大,農村地區公共衛生和社區醫療水平較為落后;醫保制度還有待健全,擴大覆蓋范圍,提高保障水平;醫藥流通領域發展不成熟、不規范,藥品市場價格過高,民眾買藥難;對醫院的運行和管理不夠嚴格,制度不健全,弱化了公益性的醫療機構;有待健全衛生投入機制,改變單一的辦醫體制,逐步向多元化發展過渡;政府醫療衛生事業支出較少,與當前國情相符合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尚未建立,難以解決民眾所面臨的看病難、看病貴這一現狀。此外,我國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以及逐步加大的人口老齡化趨勢和自然生態環境發生改變等,這些都將成為影響醫藥衛生工作的重要因素。
在供給層面上基本形成商業化、市場化的運作模式,市場占據主導地位,是現行的醫療衛生行業的顯著特征。行業限制基本沒有,也沒有出入門檻,各種資本紛紛進入醫療服務領域,市場需求決定著新進入資本的布局以及服務目標。無論是公立的醫療機構還是公共衛生機構,都逐步采用了企業化的運作和管理模式,獨立經營、實行獨立的經濟核算方式。同時各醫療服務機構之間也逐漸形成了全面競爭的態勢,市場供求關系成為了決定醫療服務價格體系的關鍵因素。與供給層面的市場占據主導地位不同,在需求層面,醫療衛生服務需求逐步演變成為了私人的消費品。相比較于城鎮地區約占半數的覆蓋人口,醫保制度的農村覆蓋率只占到了農村全部人口的10%左右。
商業化和市場化是醫療衛生體制變革的基本趨勢。這樣的發展趨勢主要有以下幾點優勢:一、競爭機制發揮作用,提升整個醫療服務行業的競爭意識,提升整個醫療服務行業的服務質量;二、各種民間資本進入醫療服務領域,全面提升了醫療服務領域的供給能力,更多更大的的醫療服務機構出現,改善提升了行業的技術裝備水平。此外,所有制結構上的變動、管理體制方面的變革以及多層次的競爭,有助于提升醫療服務行業的運轉效率以及醫療服務機構和工作者的積極性,推動醫療體制改革向好的方面發展。
但不能忽視的是,商業化、市場化的發展走向其實是與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規律背道而馳的,這直接導致了強調社會公平性的醫療服務和注重宏觀效率的衛生公共投入等措施的功能被弱化。它具體表現在醫療衛生服務的公共品性質與商業化、市場化服務方式之間的矛盾;醫療衛生服務可及性與商業化、市場化服務方式之間的矛盾;醫療衛生服務的宏觀目標與商業化、市場化服務方式之間的矛盾;疾病風險與個人經濟能力之間的矛盾。
四、對策:政府主導,充分引入競爭、放開醫療市場,合理調配醫療資源
根據完全競爭市場模型,市場的資源在完全競爭條件下,會達到優化配置。醫療衛生事業也可以逐步走向商業化、市場化。降低醫療市場的準入門檻,開放準入機制,從政策上對進入行業的資本予以相應的優惠支持等措施,吸引民間資本廣泛進入,并通過競爭機制的作用,促使醫療服務機構通過提升內部運轉效率、服務能力以及從業人員素質來提高生存能力以及行業供給能力。但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發性、自動性、自主性的經濟,謀求物質利益最大化是其存在和發展的內在動力和直接目的。在利益最大化目標的引領下,市場競爭的結果必然是“兩極分化”的情況。要避免這種情況,就需要“社會看得見的手”,如法律制裁、行政約束、道德譴責等對經濟行為進行約束和制衡。因此,在未來的醫療改革中,各地區各級政府應該作為主導,領導醫療改革。在明確政府職責的前提下,重新構建政府、市場、醫療機構等各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
根據新的醫療改革方案中的內容:“堅持政府主導,強化政府在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中的責任,加強政府在制度、規劃、籌資、服務、監管等方面的職責,維護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促進公平公正。”可以看出,政府必定會在未來的醫療改革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關鍵詞:政府;公共教育;公共醫療;資源配置;行為失當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our country economy has made the very big progress, but the government caused in the public education and in the medical service resources deployment's behavior originally should improperly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improved gradually the education and the medical condition's worsening, this was mainly the government too pays great attenti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educate and in the medical reform marketability leadership,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dual structure” reasons and so on disposition resources.
key word: Government; Public education; Public medical service; Resources deployment; The behavior is 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醫療是與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兩大民生問題,是人生存發展的基本要求,是現代公民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有學者形象地把它們比作社會這輛高速奔跑的大車的兩個輪子,一個管公眾的生命安全,一個管公眾精神與靈魂的健康發育。如果基本醫療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為社會動蕩的導火索。
改革開放以前,盡管中國經濟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領域,人們少有微詞。單就公共醫療而言,70年代末,中國已成為擁有最全面醫療保障體系的國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醫療保健。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創造了連續二十多年高速增長的奇跡,科學技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這個背景下,公共教育和醫療本應得到更快的發展和完善,但結果卻令人失望。據世界衛生組織2000年的評估,中國是世界上公共資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為什么經濟發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醫療的狀況卻惡化了?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醫療資源配置中行為失當導致公共教育和醫療狀況與經濟發展的脫節,究其原因,我認為主要有:
一、政府過于強調經濟發展,對教育和醫療有所忽視,導致公共教育和醫療投入不足
改革開放后,我們一直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謀發展”,這里的“發展”本應是經濟社會全面的進步。但在實際工作中,各級政府往往把“發展是硬道理”理解為“經濟增長是硬道理”;更進一步,“經濟增長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為了追求經濟盡快增長,其它一切都要讓步,包括生態環境、職工權益、教育和公共醫療。對于一味追求經濟發展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總是希望“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認為只要經濟持續增長、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但經濟增長不一定會帶來公共教育和醫療的改善,只有當經濟增長的成果為全社會各階層共享時,它們才會得到改善。在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謀發展”中,盡管政府從未公開說過公共教育、醫療不重要,但從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看,它們不是政府關心的重點。
在教育資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圍而言,公共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為4.9%,發達國家為5.1%,欠發達國家為4.1%。和國外相比,我國教育經費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國經濟平均增長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就有規定:“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本世紀末達到4%。” 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沒有達到4%這個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對經濟增長,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共教育和醫療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導致政府對教育和醫療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醫療經費增長跟不上規模快速增長和質量提高要求的問題日益嚴重。以九年義務教育為例,我國并沒有真正做到“免費教育”,因為投入不足,許多農村地區依然存在嚴重的“上學難”問題;而高等教育也同樣面臨經費困難,學校自身發展能力不足,導致高校“高收費”、“亂收費”現象相當普遍。醫療方面,同樣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醫療高收費亂收費,醫療成本更多地百姓擔負,遠遠超過居民收入增長的醫藥費用讓不少人無力求醫、覆蓋率極低的醫保制度使大部分群眾沒有享受到基本的醫療保健服務而使社會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醫療投入方面,從醫療衛生總費用這一國際指標來看, 1997-1998年低收入國家的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占其財政支出的平均比例為1.26%,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比例為2.25%,而我國1996年的比例為2.36%,2000年下降到1.71%。這反映出我國公共衛生服務支出的增長速度與GDP增長比例是極不協調的,至少沒有保證趨勢上的一致性。這和國際上經濟發展的同時加大公共醫療衛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徑庭。與此同時,在醫療衛生總費用的構成中,居民個人的醫療衛生支出比重節節攀升。1980年居民個人醫療支出占醫療衛生總費用的比重不過23%;到2000年已高達60.6%。換句話說,過去這些年中國醫療衛生總費用的增長主要是由居民個人負擔的。
二、政府對公共教育和醫療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認識,導致教育和醫療改革上的市場化導向
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主導作用,市場上的一切經濟行為都是按照價格機制運作。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可以通過供求雙方的自發調節,使資源配置和社會生產達到最優狀態,即所謂的“帕累托最優”。但是,完全競爭市場在現實中是難以實現的,市場失靈不可避免。公共產品領域是市場失靈的一大表現。
公共產品所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決定了它難以由私人部門通過市場提供,必須由政府提供。按照薩繆爾遜的公共產品理論,教育、醫療都屬于公共產品。義務教育是純粹公共產品,就是高等教育,雖然有一定的競爭性和排他性,但同時,它又有著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應,比如可以推動經濟增長、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進社會物質與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而公共醫療同樣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實現社會公平、提高整體國民素質、增強綜合國力、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種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教育和醫療的公共產品屬性,決定了政府必須在教育醫療的資源配置中起主導性作用。同時,還必須看到,醫療和教育不單是公共產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權和健康權,維系著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這些領域的資源配置功能就顯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遺憾的是,教育和醫療事業的特殊性,這些年并未得到我們的政府的重視,這導致我們這些年來教育改革、醫療服務體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場化道路。教育和醫療改革的商業化、市場化取向已經顯現出嚴重后果,帶來諸多社會矛盾。以醫療改革為例,20年來醫療體制改革的市場化策略,導致醫療衛生事業喪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質,甚至淪為贏利的工具,一再暴漲的醫藥費用讓普通百姓承擔了過于高昂的醫療成本。和醫療市場化方式改革失敗一樣廣受詬病的,還有市場化征兆明顯、追逐經濟利益的沖動十分強烈的教育事業。中國教育產業化改革的結果是過高的教育成本幾乎完全由民眾自掏腰包,收費節節攀升,上學難的問題日益困擾著整個社會。把公共產品和準公共品的運作完全托付給市場機制,必然導致教育和醫療改革的失敗。
教育和醫療市場化改革的失敗,證明了以市場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醫療資源行不通。政府必須充分認識到教育和醫療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發揮政府在公共教育和醫療中的主導作用,通過制度性的措施,強化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職能,對教育和醫療資源進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讓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三、 政府擺脫不了“城鄉二元結構”思維定勢的局限,按城鄉分割的“雙軌”制配置資源,導致城鄉教育和醫療資源配置極不合理
在義務教育方面,本來,義務教育作為純粹公共產品,應該由政府免費提供,不應因地域或個人政治經濟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長期以來,國家財政只負擔城市義務教育經費,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主要由農村、農民自己負擔。義務教育投資體制改革后,把原來由鄉鎮負擔的農村義務教育投資責任收歸為“縣統籌”,但由于我國縣級財政不平衡,60%左右的縣級財政無力保證義務教育支出,農村義務教育進本還是農民自己負擔。
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與農村截然分開,形成社會經濟“城鄉二元結構”分治格局。長期以來,在“城鄉二元結構”、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下,形成了一種忽視地區和城鄉差別的“城市中心”的價值取向:國家的公共政策優先滿足甚至只體現城市人的利益。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在城鄉之間筑起了一道道資金、市場、技術、勞動力等壁壘。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我國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經濟格局雖然發生了明顯變化,城鄉市場分割的局面已經有較大改善,但在現實社會決策中,“城鄉二元結構”劃分的思維定勢并沒有多大的改變,其關鍵性體制因素并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城鄉二元結構”的思維定勢,導致城鄉教育和醫療資源配置上存在極大的差距。
在醫療資源配置上,據調查,占總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衛生資源配置,占總人口70%的農村人口享有20%的衛生資源配置,醫療衛生領域的高新技術、先進設備和優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5億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國家公共衛生和醫療投入是8億農村人口的6倍,顯示出政府在公共醫療方面的投入表現出極其嚴重的城市偏好。從醫療衛生投入來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醫療衛生費用為587.2億元,用于農村醫療衛生費用為92.5億元,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村合作醫療體制基本解體,絕大多數農民成為自費醫療群體,在沒有醫保、醫藥費用迅猛增長、農民和城市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為1:6的狀況下,看病就醫大大超過了農民承受能力。據衛生部基層衛生組織的有關資料顯示,農村36%的患病農民應就診而未去就診,65%的患病農民應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農民一旦有病只能聽天由命、自生自滅。
當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配置中行為失當導致的種種問題,目前已經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政府也正在著手進行一些政策的調整。雖然這樣的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導思想的誤區,充分認識到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對其進行公平合理的資源配置,加上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建立起來的經濟基礎,我們完全可以在教育和醫療事業上再造輝煌,使人民群眾的教育權和健康權切實得到充分的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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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醫療保險 改革 可持續發展
1 中國醫療保險制度情況
我國的職工醫療保險制度建立于20世紀50年代初,包括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兩部分。這項制度實施幾十年來,對于保障職工的身體健康、減輕職工的個人和家庭負擔、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等起到了積極作用,促進了經濟發展,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在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曾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醫療保險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也日漸暴露出來。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①醫療費用國家和企業包得過多,負擔沉重、管理不善、缺乏有效的費用控制機制,造成極大的損失和浪費;②醫療保險的覆蓋面窄,服務的社會化程度低,部分職工的基本醫療需求得到滿足與醫療資源浪費的現象并存,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制度不統一。由于原有的這套醫療保險制度已經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甚至阻礙了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因此,國務院于1998年12月下發了《國務院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國發(1998)44號〕(以下稱《決定》),部署全國范圍內全面推進職工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工作,要求在1999年內全國基本建立新的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決定》頒布以來,全國各省市以“低水平、廣覆蓋,雙方負擔,統賬結合”為原則,加緊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體系的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各省市基本上都根據實際建立起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基本框架,成立了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社保基辦),建立了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的社會統籌基金和個人賬戶,并由社保基金辦負責審核并選定了定點醫療服務機構和定點藥店,擬定出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診療項目、醫療服務設施標準及相應的管理辦法等。在基本醫療保險之外,各地還普遍建立了大額醫療費用互助制度,以解決社會統籌基金最高支付限額之上的醫療費用。
2 確保醫療保險的可持續發展對策
醫改是一面鏡子。它讓我們看到政府的責任,向中低收入的患者提供最基本的醫療服務。通過市場化推動外資和民營醫院向高端發展,為有支付能力的高收入階層提供高檔服務。只有不斷完善醫療保險制度,建立全民醫療保障體系才可充分體現其公平與效率的原則。政府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衛生服務市場的參與者,通過發揮宏觀調控職能,運用行政和經濟手段,監督和調控有競爭的衛生服務市場,規劃合理配置醫療資源,約束醫療費的上漲,引導醫療市場走向有管理的市場化。
2.1 建立全民醫療保障體系,擴大醫療保險覆蓋面,降低醫療保險風險
基本醫療保險是整個醫療保險的基礎,是職工應普遍享受的醫療保障,也是醫療保障體系的基本制度,體現社會公平性的宗旨。只有全民參保才可使醫療費用在全民中分擔,降低醫療保險風險。同時降低醫保道德風險,提高醫保抗風險的能力,使醫保能夠穩定、健康向前發展。
2.2 建立第三方購買制度,約束醫療費用的上漲
在現有醫療保障制度下,參保者在尋求醫療服務時,比如:大額門診、門特等還必須繳納全額醫療費,然后再向醫保機構報銷。這樣就導致了一個相當嚴重的后果,即這些參保者在就醫時還相當于自費者。若有拒付,則由患者自己承擔,醫保管理者的工作重心在于控制病人,而不是控制醫院的行為。本來,民眾繳納保費給醫保管理者,是希望他們成為自己的經紀人,代表自己同醫院討價還價。但是,現在的醫保管理者成為民眾的“婆婆”。
幾年的實踐證明在市場體制中,政府要想控制醫療費用的上漲,完全有新的招數。就是讓醫療保障管理者扮演好醫療服務第三方購買者的角色。把醫療服務中傳統的醫生-病患的雙方關系,轉變成為醫生-病患-付費者的三角關系。當人們把醫療費用預付給醫療保障機構之后,醫療保障機構就可以以集體的力量,成為醫療服務市場上的具有強大談判能力的購買者,從而有能力運用各種手段來控制醫療服務機構的行為,約束醫療費用飛速上漲,確保醫療服務的質量與價格相匹配。
2.3 政府作為宏觀調控者,統籌規劃醫療資源的配置,建立健全初級醫療衛生服務體系。
從個人的角度來說,醫療衛生費用主要來源于百姓個人,因而個人醫療費用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較大。百姓個人在醫療服務機構的選擇上享有比較充分的自由,醫療資源的配置主要由醫療服務市場力量(也就是病人的流向)所主導,俗稱“錢隨著病人走”。市場力量主導的結果必然導致醫療資源向醫院(尤其是級別高的醫院)集中、向城市集中,而與此同時農村醫療機構和城市基層(社區)醫療機構的市場份額必定偏低,相應地其能力建設也必定遭遇困難。這對于初級衛生保健服務可及性的公平性造成了不利的影響,同時也驅使大多數病人涌向醫院,尤其是級別高的醫院,造成了醫療資源的浪費,影響了醫療體系運行的效率。
從政府投入的流向來看,政府衛生投入也越來越傾斜于大醫院,全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醫院。大醫院人滿為患,小醫院無看病。雖然政府的資源已經非常有限了,但主要還是用于補助已經占據了大部分市場份額的醫院,尤其是高級醫院。以社區為基礎的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無論是鄉鎮衛生院還是城市社區醫療衛生機構,從政府那里獲得補助很少。這一點并不奇怪。在市場化力量主導資源配置的大背景下,人滿為患的醫院有充分的理由向政府要求獲得更多的補助,以資助其改善設施,提高能力。行政級別高的醫院,在行政體制內更具影響力。隨著醫院能力建設水平的提高,它們也就越具有競爭力,越能吸引更多的病人,也就越來越擁擠,從而也就越有理由要求政府進一步追加補助或投資。政府通過宏觀調控建立健全社區醫療衛生體系,直接向社區居民提供基本的、費用低廉的醫療服務。
2.4 建全醫療保險的監督體系,抑制醫療市場中的違規行為
第一,我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啟動,其改革的基本走向是商業化和市場化。經過二十多年的衛生體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其問題主要表現在:
其一,醫療服務的公平性下降。醫療服務公平性的下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衛生費用不平衡。占全國人口2/3的農村居民只擁有不到1/4的衛生費用,而占人口1/3的城鎮居民享有3/4以上的衛生費用,而且農村居民占衛生費用的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趨勢。東部地區的人均衛生費用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二是醫療保障的可及性低。近八成農村人口和近五成城市人口――亦即全國近3/4的人口尚未參加各類醫療保險,在遭遇疾病風險的時候無法得到政府的扶助。
其二,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日益嚴重。醫療體制改革以來,特別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的醫療服務價格的增長和衛生費用的增長極為迅速,大大超過了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據統計,從1989年到2001年,按當年價格計算,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了39.3%,而在同一時期,平均每一門診診療費和日均住院費則分別增長了96.5%和99.8%。
其三,醫療衛生服務和衛生投入的績效低下。有關衛生統計表明,雖然中國人口還在增長,但醫療機構的門診量卻在下降。2003年全國醫院和衛生院門診總量為20.96億人次,比1993年減少了1.09億人次。但同期城鄉居民的兩周患病率卻從140.1%提高到143.0%。另據統計,2002年,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已經增至5.24%,2003年超過5.4%。但盡管如此,居民綜合健康狀況卻沒有明顯的改善,在某些領域特別是公共衛生領域,一些衛生、健康指標甚至惡化。
其四,衛生資源的布局與結構不合理,資源浪費與短缺現象并存。我國的衛生資源約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又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一些高精尖醫療設備的占有率已經達到或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明顯過剩。而醫療機構為了收回投資成本和追求高收益,隨意對患者使用大型醫療設備,亂檢查、重復檢查的現象時有發生,加重了患者的負擔。與此同時,市縣以下公共衛生機構特別是一些農村的醫療衛生機構卻缺乏一些基本的醫療設備和條件。
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中一系列問題的出現,原因是復雜的、多方面的。但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以商業化、市場化為走向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違背了醫療衛生事業的基本規律,將市場經濟的原則移植到具有公益性質的醫療衛生事業中來。二是政府對醫療衛生事業的管理責任缺失:如政府對醫療衛生事業的財政投入嚴重不足,衛生資源的配置極不合理,對醫療衛生機構缺乏有效地監管等。
二、要解決我國醫療衛生體制中的問題,既不能繼續沿著完全市場化的方向繼續走下去,也不能走回頭路,退回到計劃經濟時代的醫療衛生體制。必須根據我國國情,在總結以往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經驗的基礎上,通過深化改革,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醫療衛生體制。
一是要明確醫療衛生的基本目標定位。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社會所能提供的醫療衛生資源是有限的,但社會成員對醫療衛生的需求幾乎是無止境的,要解決這一矛盾,必須確立合理的醫療衛生的基本目標。要建立起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使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不斷提高全民健康水平。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科學的目標定位,堅持這一目標定位,對于促進社會公平和穩定,推動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是在醫療體制改革中堅持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原則。一般來說,在經濟活動中,公平與效率是一對矛盾。堅持了公平,就會影響效率;講究效率,就會有失公平。但兩者不是絕對矛盾的,也有相統一的一面。如果經濟活動的規則公平,制度完善,管理科學,是能夠同時實現公平與效率的。計劃經濟時期,在我國整個經濟發展水平相當低的情況下,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國用占GDP3%左右的衛生投入,大體上滿足了所有社會成員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需求,國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國民綜合健康指標達到了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績效十分顯著。因此,在我國未來的衛生體制改革中,應理直氣壯地堅持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原則,不能片面地強調某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
一、行業的市場規模巨大,但是市場化發展前景不明朗,處于行業轉型與改革期
1. 中國的醫療服務行業市場規模巨大,增長速度高于GDP增長速度;
2. 2000年之前,中國醫療衛生行業管理體制嚴重限制了醫療服務行業的市場化發展,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問題,目前面臨改革壓力;
3. 2000年,隨著《關于城鎮醫療機構分類管理的實施意見》的頒布和實施,中國醫療衛生行業的體制改革拉開了序幕;
4. 隨著中國醫療衛生行業的體制改革,中國的醫療服務行業成為資本追逐的熱點,越來越多的資本已經進入或準備進入中國的醫療服務行業。
中國醫療衛生市場規模巨大,增長速度高于GDP的增長速度
中國人均衛生費用和總的衛生費用支出逐步增大,從1978年至2000年間,衛生服務彈性系數平均為一點二,也就是說,國內生產總值每增長百分之一,衛生總費用相應增長百分之一點二。
據預測,中國的醫療市場有望繼續高速增長
1. 人均衛生費用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成正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高的國家,人均衛生費用較高;
2. 我國衛生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國家中處于一般水平,有望繼續提高;
3. 隨著經濟發展,我國人均衛生費用將繼續增高,在全國人口保持增長的情況下,我國整體醫療市場規模將持續增長。
二、中國醫療衛生行業管理體制長期以來禁止非國有資本對行業的營利性投資行為,限制了行業的集團化與產業化發展
2000年以前,中國的醫療衛生行業體制的部分特點:
1. 國家、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國有機構投資建設醫療機構,并不斷給予財政補貼和其他支持;
2. 嚴格限制非國有資本對醫療機構的投資;
3. 規定所有醫療機構為非營利性機構(除極少數的診所外),獲得收入只能進行改善醫療衛生條件的再投入,不得用于投資回報;
4. 非營利性醫療機構享受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土地優惠等方面的政策,同時價格受到嚴格限制。
通過對營利性資本的行業禁入政策以及醫療機構收入分配、價格的限制,失去了行業的市場化運作基礎,限制了行業的產業發展及投資熱情
三、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已是箭在弦上
行業體制問題已經嚴重制約了醫療衛生行業的發展。醫療行業的開放,有利于建立市場競爭體系,提高資源配置、行業運行效率和服務能力,將是醫療行業改革的方向。
四、2002年,《關于城鎮醫療機構分類管理的實施意見》的頒布實施拉開了醫療衛生行業體制改革的序幕
2002年,《關于城鎮醫療機構分類管理的實施意見》中的部分規定:
1. 非營利性和營利性醫療機構按機構整體劃分。劃分的主要依據是醫療機構的經營目的、服務任務,以及執行不同的財政、稅收、價格政策和財務會計制度。
2. 營利性醫療機構是指醫療服務所得收益可用于投資者經濟回報的醫療機構。
3. 營利性醫療機構根據市場需求自主確定醫療服務項目,醫療服務價格放開,依法自主經營,照章納稅。
4. 營利性醫療機構參照執行企業的財務、會計制度和有關政策。
文件的頒發和實施,使投資于醫療行業獲取收益在國家政策層面得到許可,同時營利性醫療機構可以自主確定服務項目,自主確定服務價格,照章納稅,使醫療行業具備了產業化發展的基本條件。
五、隨著中國醫療衛生體制的改革,醫療服務行業成為資本追逐的熱點,大量資本已經或準備進入醫療行業市場
由于醫療行業極具潛力的投資機會,國內一些知名的企業及投資機構,如上海華源集團、德隆集團、清華紫光、大鵬、聯想集團、新希望集團、大連實德集團、伊利公司、中信集團等均有意在醫療行業投資。
國內外的金融機構也極為關注醫療行業的投資動向,一些知名的醫療機構獲得了國內外金融機構的大額授信。德國、新加坡等政府,也在極力促進本國醫療機構在中國醫療行業的投資。
預測,中國衛生體制改革過程中將逐步引入市場化資源配置手段,以撮高行業效率,豐富醫療服務層次
發達國家醫療產業改革動態
一、世界先進工業國家的醫療制度
世界先進工業國家的醫療制度非常接近,只有美國有顯著差異,但都有不同程度問題,一直處于不斷的變革之中,努力尋求醫療服務市場上的市場機制與非市場機制的平衡點。
一方面,希望能夠確保醫療的平等與質量。另一方面,希望能夠提高醫療體系的醫療效率。
美國
美國醫療制度變化:最初的完全市場機制作用――政府與第三方逐漸介入醫療服務市場――重新強調加大市場機制的作用轉變。
美國政府強調私立醫院的發展,對公立的公益性醫院的重視不夠,這就導致了醫療總支出的增長速度很快,甚至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而用于公共衛生的支出只占總支出的3%,在單純強調醫療產業的市場化后,美國的基本醫療保障受到影響,醫療衛生機構為了追求利潤,一味加大新藥研制和針對疑難雜癥研究的投資,忽視了大多數人的基本醫療需求。
英國
英國的醫療衛生體制與美國相反,政府提供了所有醫療福利,但是政府也明顯感覺到了巨額醫療投入帶來的財政壓力,正逐漸向擴大市場機制的作用轉變。
英國的醫療制度改革
?原有的國家衛生保健服務體制:國營的醫療體制。
存在的問題:醫生屬于國家公務員,收入采取薪金制,沒有形成促使醫療效率提高的經濟激勵機制;通常醫生把自己本可治療的病人過多地介紹到其他醫院。
?英國的醫療制度改革:1994年實施把市場機制有效的運用到醫療領域。醫院不再是國營身份,而是獨立核算的公營企業機構。
美英醫療制度改革的啟示
盡可能地利用市場機制以提高醫療服務的效率。否則再好的醫療體制都會難以維持,不可能進入良性循環。
醫療服務市場的特殊性,決定了不可能以市場機制解決全部問題。改革就是要探索如何將市場機制與非市場機制結合起來。醫療服務的支付來源和方式,以及政府的角色轉換成為核心問題。
醫生既是病人的專家顧問,又是醫療服務的提供者,雙重角色決定了要處理好醫生在醫療服務鏈中的重要位置。因此處理好醫生在醫療服務鏈條中形成的種種關系已成為改革關注的又一個重點。
世界先進工業國家的醫療制度(新加坡醫療體系模式)
醫療衛生既是服務業,又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由于患者和醫院之間存在信息的不對稱,醫療行業不能完全市場化。對世界各國的醫療體制形態進行研究后得出結論,新加坡醫療模式對于中國有借鑒意義。
在新加坡,政府財政投入已經建立起完善的社區醫療衛生中心,社區的醫療服務可以覆蓋100%的居民。新加坡醫療機構分兩種,一種是個人出資興辦的營利性綜合全科醫院,一種是政府、慈善機構建立的非營利性醫院,另外還有大量的私人醫生為居民服務。每個新加坡居民都有自己的醫療保險賬號,政府、個人和企業三者共同交納保險,居民可以用保險金購買商業醫療保險,或者直接用于醫療消費。
新加坡規定嚴格的病人就診逐級轉院制度,病人先到社區醫院就診,如果社區醫院沒有能力治療,再轉到大型的綜合醫院。當然,私人醫生也有轉診和使用醫療保險的權利。業內人士認為,這樣的規定,可以保證寶貴的醫療資源用于重要的環節,從而克服國內某些大醫院、專業醫生看“小病”等資源浪費的問題。
中外醫療產業合作的機遇
政策機遇
2003年,衛生部表示“在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中,政府只直接舉辦部分公益性醫院,包括區域內布局合理的婦幼保健院、傳染病院、精神病院、血站和急救中心以及部分社區服務中心站,其他醫院中的國有資本將逐步退出”,這是衛生部官員首次在媒體上提出“抓住兩頭(區域最好的醫院,以及基層醫療服務機構),放開中間一片”的改革思路。
中國加入WTO之后,醫療產業政策逐漸放開。目前,外資最大占有合資醫療醫院的70%,中資為30%,但可以預測,外商獨資的醫院也為期不遠。
中外合作或合資的醫療機構也享有同公立醫院同等的法律地位,也可以根據其利益分配機制,劃分為非營利性或公益性醫院。
市場機遇+管理機遇(一)
市場規模巨大,且快速增長,并且逐步開放的醫療行業,對資本有很強的吸引力,同時由于目前行業整體管理水平落后,存在較大管理提升的空間,對于擁有先進管理技術的外資機構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市場機遇(二)
中國目前面臨的情況,一方面是龐大的醫療健康消費市場正在形成,另一方面是國內的醫療建設缺乏資金,融資渠道單一。目前中國對建設醫療機構的投入僅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4%。中國在醫療建設上的缺口吸引了私人、社會和海外資本的進入。
利益豐厚是國外資本搶攤中國醫療市場的驅動因素。業內人士估算,北京一家三級甲等醫院一年的營業額一般不會低于4億元人民幣,最高的幾家有可能超過10億元。同時中國每年的衛生支出接近1800億元,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3%,這一數字還將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市場潛力巨大。
外資、民營和私人醫療機構將成為醫療市場的生力軍,改變中國傳統的醫療模式。
資本機遇(并構重組)
資本機遇(上市融資)
外國戰略投資資本定將持續增加,國有醫院的民營化和股份制趨勢將進一步增強。
重組或股份制改制成功的部分醫療機構,將很快在中國及海外資本市場上以上市或發行企業債券等形式進行融資。
技術機遇+人才機遇
中外醫療項目的合作,特別是資本項下的合作,有利于市場的共同開發,利益的最大化,無疑大大增強了合作雙方的技術交流與提高的動力,希望能以更加優勢的醫療技術在競爭中占有優先位置。
技術的交流必然大大增加人才的交流與互換。
各類性質醫療機構之間人才的競爭將更趨激烈,包括技術人才、管理人才及研發人才等。同時也為各類人才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發揮能力的平臺,實現其自我價值。
中國醫療市場的中外合資醫院
中國現有200多家合資醫院
北京目前共有醫療機構9000多家,而中外合資醫療機構、股份制醫療機構卻只有25家。也就是說,北京高端醫療服務的需求存在著巨大空間,所以,外資醫院早已瞄準了這個短缺市場。
目前北京已有25家中外合資醫療機構,如和睦家醫院、北京國際醫療中心、北京香港國際醫務診所等,其中以婦產科為主的和睦家醫院經營狀況較好,并已在納斯達克上市。當然,由于受國內醫療體制及投資比例等限制,目前此類醫療機構的規模都不大,基本上只能稱之為診所、社區專科醫院,而能夠稱為真正意義上的醫院基本沒有。
中外醫療產業合作的風險
法律風險
法律法規的缺陷與滯后
立法機構上的缺位、技術上的缺陷、立法內容上的沖突與滯后,使中外醫療項目合作時,缺乏法律保障與依據。
中國目前尚無一個類似《醫院法》或《醫療機構管理法》的基本法律。除衛生部2001年頒布的《醫院管理結構與管理條例》、《醫療結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與《中外合資、合作醫療機構管理暫行辦法》。缺乏一個明確醫院產權屬性的國家法律或行政法規。目前多種產權屬性的醫療機構的定義、界定、運作規范及利潤分配等均處于一個無法可依的狀態。
中國目前對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與外資的合作,特別是參與并購重組等資本項下的活動時,仍然缺乏一個明確的操作規則與流程。換言之:還沒有制定好游戲規則,故這游戲就變得隨心所欲,機會大,風險也就越大。外資并購重組國有醫療機構時,同樣面臨上述的法律風險。
如其中的土地評估、固定資產評估、品牌評估及市場評估等均無法可依,導致談判曠日持久、隱患多多。
政策風險
中外合資、合作醫療機構定性――將醫院產權屬性與醫院分類管理的概念混淆,造成管理上的混亂與政策導向上的錯誤。
將醫院公益性與營利性及營利性的對立化。
對外資醫院與民營醫院有政策性的歧視與不公正的限制。
政策的不連續性與不透明性。
體制風險
體制風險主要針對國有醫療機構而言。絕大多數情況下,國有醫院的院長只是國有資產的運營者,其授權范圍、決策權限、財務控制及發展動因等方面均不明確,導致在中外合作談判時,搞不清楚談判主體,還有漫長及敏感的請示、等待批復的過程。
當與衛生局直接談判時,又面臨官僚體系、文牘主義、地方利益分割與保護等方面的問題。大多數時候,衛生局長還得給市長或書記匯報,實在是一個考驗耐心的過程。
政策風險
醫療機構人員安置
大部分國有醫療機構是事業單位,其員工沒有社會保險,在并購重組過程中,隨著員工身份的變換,應當補繳的社會醫療保險該由哪個機構承擔,目前沒有相關政策。
土地處理
國有醫療機構的土地是劃撥土地,在并購重組后,該部分土地是否需要補繳出讓金,如何確定出讓金?
稅收政策
如果中外合資、合作醫療機構目前設置為非營利性的,幾年之后轉為營利性醫療機構,其歷史收入在稅收方面是否存在追溯問題?
政治風險
外資進入中國醫療市場應當重視醫療機構國有化的風險。
醫療行業是一個政府干涉較多的行業。醫療衛生服務是一個商品還是基本人權,醫療行業能否市場化運作是一直存在較多爭議的問題。
目前世界各國對醫療行業市場化問題存在不同的政策。在中國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對醫療行業市場化的問題的爭議也將始終存在,存在中國在未來進行醫療機構國有化的可能。例如:1948年英國頒布實施國家衛生服務法,推行了醫療機構的國有化浪潮。
管理風險
中外文化背景的差異、組織文化的差異、長期體制差異帶來的管理思維慣性差異,都會直接導致管理風險。
管理層共同價值觀的認同;
管理層的團結、中高層之間的團隊合作;
戰略決策的重大失誤等。
品牌風險
對國外資本的本性要有足夠認識。當今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擴張戰略有它的三步曲:一是輸出設備技術,二是輸出資本,三是輸出品牌。
品牌輸出首先攻擊的是市場,重點是攻擊需求而不是供給,這樣就可以更少地動用本國的資源和資本,主要利用發展中國家的人力和資源,生產和提供并非高技術的產品和服務,在當地市場銷售,擠占當地市場,壓制當地名牌,獲取巨額利潤。這種超常的經濟手段,不僅使我們沒有反抗意識,而且釜底抽薪、直接搶奪消費者,誘導他們的消費偏好,從而從根本上占據市場。長期下去,中國自由品牌生存空間令人擔憂。
總論
國內醫院的轉軌進程必將加快,外資、民營及私人醫療機構的經營理念正在對傳統醫療模式形成新的挑戰。
在爭論和關注醫改政策的時候,很流行一種劃分身份的方式――按“市場派”和“政府主導派”來站隊。在我來說,我一貫是毫不猶豫亮明自己的“市場派”身份,而且還自認為是其中最急進的一小撮。所以,早前聽說仇和在宿遷“賣光”了所有的公立醫院,我是擊節歡呼、雀躍支持的。
不過,歡呼歸歡呼,支持歸支持,經驗告訴我,宿遷醫改僅憑“賣光”公立醫院是不夠的。如果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深化改革,就拿目前的成績出來當成醫改成功標本昭示于人,是經不起內行檢驗的。所以,現在讀完北大經濟學李玲教授通過實地調研得出的宿遷醫改報告(6月22-23日《中國青年報》),我不得不承認,這份調查報告是真實可信的,結論為宿遷醫改存在嚴重失誤也并非無道理。
但是,承認李玲教授報告內容真實可信和宿遷醫改存在嚴重失誤,并不代表我就會投誠到李玲教授的“政府主導派”陣營中,摒棄我的醫療行業必須徹底市場化的醫改思路。因為,在我支持仇和的“賣光政策”之初,我就清醒地認識到,仇和的“賣光”之舉,僅僅是醫改嘗試邁出了一小步,如果現階段就要來評價它成功與否,相對于它要達到的目的――更好地為老百姓享受基本的衛生保健服務,它肯定存在嚴重失誤。
從李玲教授主持完成的報告中可以看出,宿遷目前的“賣光”式醫改,也就僅僅限于解決了以前醫療體制的部分積弊,諸如醫院經營方式改變、管理加強、競爭手段豐富,醫務人員積極性增強,老百姓感受到了服務態度改善,醫療服務質量提高。但是,老百姓“看病貴”的老問題并沒有解決。反而,市場化條件下的私立醫院以逐利為目的,巧立名目,花樣翻新提升醫療費用,增加了老百姓的醫療負擔。
老百姓仍然感受到“看病貴”,是因為口袋里沒錢,政府在保障老百姓享受基本衛生保健服務這一塊嚴重投入不足。就宿遷醫改而言,我一直沒有看到有關仇和“賣光”醫院所獲得的這筆資金的去向報道。這個問題,作為資深的醫改政策專家的李玲教授居然沒有徹查。實際上,這筆不菲費用應該非常及時地轉換成投入建立醫保體系的啟動資金。如果有了這種投入,再徹底開放醫保市場化,醫保機構還是幫助老百姓捂緊錢袋子的最有力監管者,因為它跟徹底市場化的醫療機構是天然的“敵人”。逐利的需要促使醫保機構必須聘用專業醫療人士來打破醫療機構對診療信息的壟斷,圍繞診療手段的合理性和增降患者醫療費用跟醫療機構錙銖必較。在這種開放的醫療和醫保市場條件下,老百姓有充分的自由,選擇有良好信譽,有能力對付醫療機構弄虛作假的醫保機構參保,他還用得著擔心被以逐利為目的的醫療機構巧立名目暴利盤剝嗎?
實踐經驗證明,在醫保機構徹底市場化非常成熟的美國,醫保機構對醫療機構的監管是很有威懾力的。在中國,醫生憑借醫療信息的不對稱性和監管乏力,同一種病情的疾病,同一所醫院里不同的醫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需要開出多種不同的檢查和治療組合,從而導致醫療費用千差萬別,懸殊巨大;而在美國,每一個醫生只能照本宣科開出同一種組合,醫療費用也相對衡定。在這一點上,并不是美國的醫生天然就比中國的醫生醫德醫風良好,而是他們身后有醫保機構本著自己的利益出發,在行使有效的監管責任。如果美國醫生膽敢不顧章法任性亂來,等待他們的不是泛泛的醫德批判,而是實實在在的醫保拒付!
綜上所述,我認為,宿遷醫改走到現在,失誤可以算是由一種跛腳鴨式的缺陷構成的;作為研究醫改問題的專家,我不相信李玲教授不清楚醫保體系在醫改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因此,當李玲教授費了老鼻子力氣去實地調研,報告中卻幾乎沒有只言片語揭示出是徹底的市場化醫保體系嚴重缺位,導致宿遷醫改功敗垂成這個重要原因,我很難相信李玲教授不是囿于門戶之見而有意為之。
新聞評論:以百姓的福祉衡量醫改的成效
前不久,江蘇省宿遷市委書記張新實說,宿遷堅定不移地推進醫療衛生事業改革,并在規范、完善、提高上下功夫,繼續擴大優質醫療資源,靠機制創新、制度完善解決醫療改革中存在的問題;政府要不斷加大醫療衛生的投入,竭盡全力抓好公共衛生事業的擴大和發展。他同時表示,歡迎專家、媒體繼續關注、監督和指導宿遷的各項改革。(見《中國青年報》6月26日)
這是當地官員對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醫療衛生改革課題組調研結果的一個回應。6月22日、23日,《中國青年報》連續刊登了這一課題組對宿遷市區、沭陽縣以及鄉村的醫療衛生狀況進行的調研報告,調研結果是,目前宿遷市“看病貴”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老百姓的醫療負擔反而加重,潛在醫療衛生問題令人擔憂。這一調研結果與之前《中國青年報》刊登的記者調查一文有所不同。本人以為,無論調查結果如何,只要以客觀公正的心態來看待,對宿遷醫改都會大有裨益。正如宿遷市衛生部門有關人員所說,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宿遷醫改,是一條還沒有走完的路。
宿遷“賣光式”醫改一經媒體披露,有人叫好,有人懷疑,吸引了社會廣泛關注。而這一課題組的調研結果也不是對宿遷醫改的完全否定,而是對醫改進行深層次探究,看到了以前沒有看到的一些問題。只有發現了問題,才能更好地解決問題,所以,關鍵是看宿遷的改革決策者和執行者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宿遷市委書記張新實歡迎專家、媒體繼續關注、監督和指導宿遷的各項改革,務實的態度難能可貴,其意義也許大過宿遷醫改本身。
宿遷醫改成功與否,百姓是否得到了實惠應該是一個基本的標準。如百姓是不是得到了優質、便捷的醫療服務?百姓是不是看得起病?如果這兩條都實現了,宿遷醫改模式無疑是成功的。事實是,宿遷醫改確實推動了醫療事業的發展,帶動了醫院的興盛,看病是方便了,但費用也隨之增加了。這就與醫改的目標有所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