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新時代社會治理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傳統文化；社會治理；功能和作用

開平市地處珠三角西南部，以碉樓而聞名。開平碉樓源于明朝后期，起初主要是為了抵御匪患以及防止自然災害的影響。開平市赤坎鎮三門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廣東省第一批被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傳統文化。自從2018年江門市第六屆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在開平市赤坎鎮正式落地以來，項目在社會服務和社區治理中緊密結合碉樓文化，積極挖掘碉樓文化的內涵，并且將其與現代社會治理以及社會服務結合在一起，逐漸探索出了以碉樓文化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社區治理模式。

一、碉樓文化概述

開平碉樓是開平僑民將西方建筑理念和本土建筑藝術相結合的產物。開平碉樓集合了防衛、居住等多方面的功能。不同建筑藝術風格在開平碉樓表現出了很強的兼容性，成為開平傳統文化中最為主要的部分。開平碉樓具有鮮明的嶺南文化精神和特色。碉樓文化是在充分吸收外來文化的基礎上，經過長期的本土化所形成的傳統文化。碉樓文化是一種原生型、多元性和開放性的地域文化。在長期的發展中所形成的碉樓文化理念可以概括為：以“碉其穩”，“穩”即“自衛防盜、安全穩定”；“碉其精”，“精”即“中西合璧、取其精髓”；“碉其和”，“和”即“以站為家、團結和睦”。

二、碉樓文化與社會治理的關系論述

開平碉樓文化的演進和形成與開平本地社會發展息息相關，雖然傳統文化的形成與社會治理理論的演變處于不相交的時間段和空間中，但是社會治理所體現出來的“過程”“調和”“多元”和“互動”的特征與開平碉樓文化在演變和形成中所體現出的倫理道德、和諧理念、追求穩定以及兼容性等方面均存在高度的暗合現象。首先，社會治理理論的“調和”特征與開平碉樓文化在形成和演變中所表現出來的和諧理念以及追求穩定的社會觀念，均體現出了反對社會矛盾解決中的激勵、暴力和不妥協的態度，追求和諧、穩定是二者共同的特征，主張通過相應的途徑實現和平、和諧。其次，社會治理理論中的“多元”特征與開平碉樓文化中的兼容性之間表現出了高度的契合。開平碉樓文化結合了西方建筑文化和本地建筑文化的特征，因此從碉樓文化中也能夠挖掘出社會治理理論中的“多元”特征。第三，社會治理理論的“過程”特征體現出了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具有動態性、發展性和延續性等方面的特點。而碉樓文化作為當地傳統文化，是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演變而來的，碉樓文化在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的意義，能夠實現對社會關系的不斷調節。最后，社會治理中的協同治理理念與碉樓文化中的合作理念不謀而合。在社會治理中，要求多元主體通過構建協同治理的環境來實現社會治理的目標，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而碉樓文化中“以站為家、團結和睦”體現出了在抵御自然災害和外界干擾中的合作理念。

三、發揮碉樓文化社會治理的實現路徑

開平市赤坎鎮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在服務社區居民的過程中，要加強對碉樓文化內涵的挖掘，結合社區服務和社區治理的要求，將碉樓文化中所蘊含的和諧、團結、多元、互動等理念運用于解決社區問題、調解社區沖突以及社區教育等方面，以充分體現傳統文化的新時代魅力。

（一）建立完善的組織和文化傳承隊伍傳統文化是人的文化，需要依賴于人的創造力進行傳承和發展，因此要確定碉樓文化在赤坎鎮社會治理中的主導性地位，就需要以赤坎鎮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為平臺，強化工作人員對碉樓文化的研究能力，理解文化中所具備的內涵。同時也需要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等從不同的層面和維度對碉樓文化進行深入的識別、傳播。因此，應以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為平臺，積極發揮平臺作用，整合多元化的主體，為實現碉樓文化在社會治理中功能的發揮奠定基礎。

（二）強化對碉樓文化內涵的識別開平市赤坎鎮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工作人員需加強對碉樓文化內涵的識別和挖掘。例如可通過“赤坎人家口述史計劃”專項活動，形成初步的赤坎口述史，從口述史中得出碉樓文化的內涵，逐漸構筑村民的文化共同體。碉樓文化中的安全穩定、包容、團結、和睦等理念與社會治理的理念相吻合。例如可將安全穩定的理念運用到社區安全建設中，將團結合作的理念融入到社區支持網絡的構建中。

（三）依托碉樓文化建立社區治理體系碉樓文化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其與社區治理的內涵存在多方面的吻合。赤坎鎮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要以碉樓文化為依托，以社區治理的要求為標準，結合社區居民在各方面的需求，建立以碉樓文化傳承和保育為平臺的社區治理體系。以碉樓文化的精神為依托，把社區治理中的安全建設、支持網絡建設、底線民生服務、社區教育等內容納入到社區治理的內容中，構建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社會治理體系。

（四）建立傳統文化治理的反饋機制以碉樓文化為內涵的社會治理體系在實踐的過程中需要進行不斷的優化和完善。這就要求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根據社區問題以及社區需求，不斷對以碉樓文化為核心的社會治理體系進行優化。開平市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在實施的過程中需要建立碉樓文化社會治理反饋機制，結合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不斷積極優化和改善，以社區需求為導向進行動態化的更新和優化，提升碉樓文化與社會治理內涵的契合度，更大地發揮碉樓文化的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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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評估

準確評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是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困境、推進高校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既面臨西方思潮沖擊、社會結構變遷、信息網絡化等外向性風險，又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運行體系、課程體系、理論研究體系衍生的內源性風險。當前，可以從風險識別、風險分析、危機評價等環節著手，借助可視化、可量化、可感知的評估方法，有效提升高校防范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能力，為新時代高等教育事業行穩致遠保駕護航。

一、風險識別：發現風險項目與辨認危害要素

風險識別是評估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前提和基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辨識是一個發現風險、辨認風險并描述風險的過程。這一過程旨在發現風險項目、辨認危害要素、描繪風險要素特性并輸出風險清單。1.治理風險的識別因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識別的過程中，要識別的要素主要包含危害要素和風險源、確定的風險事件、潛在的風險征兆等。其中，辨識源頭類危害要素和衍生類危害要素是第一步。只有做好危害要素的識別工作，才能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真正誘因。識別風險事件和潛在征兆則屬于風險識別的中心任務。一切風險皆由事件觸發，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識別的過程中，應當重點關注給思想政治教育帶來消極影響的確定性事件和潛在征兆。2.治理風險的識別程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識別是一個發現、辨認、描述、清單輸出的完整過程。其中，確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范圍和對象是風險識別的首要環節。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范圍大體可劃定為國際國內兩大變局，對象則是各危害要素。把握風險項目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第二步。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由危害要素、確定的風險事件和潛在的風險征兆構成。歸納風險類別并凝練風險特質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第三步。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風險類別大致可分為外向性風險與內源性風險。風險清單輸出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第四步。這一環節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識別的輸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分析的輸入。通過形成風險清單，既能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識別提供可量化的依據，也可以為風險分析提供可量化的標準。3.治理風險的樣態歸檔。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因教育環境的變化，產生了不同形態的風險。根據事物發展的外因和內因，大體可歸結為外向性風險和內源性風險。其中，外向性風險源自國際、國內雙重語境。從國際大局勢看，自由主義、功利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等西方錯誤思潮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課程的推行、教育理論的宣傳、教育工作的運行造成了沖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學生對的認同。從國內大環境看，社會結構變遷和智能信息化時代的到來，改變了意識形態斗爭的戰場，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的主陣地作用有所削弱。內源性風險則是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體系中存在的工作地位邊緣化、工作機制滯后、政工隊伍游離、主體資源流失、教學與科研績效割裂等治理風險。如面對不斷上行的社會競爭壓力，部分高校為了提高院校的競爭優勢，將關注點側重于增設校園硬件設施、擴大招生規模、爭取辦學經費等方面，“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邊緣化的風險”[1]。4.治理風險的識別方法。一般而言，治理風險的識別方法主要有德爾菲法（專家調查法）、安全檢查表法、問卷調查法、Citespace計量分析法。其中，德爾菲法在本質上是一種基于專家意見的反饋匿名函詢法。該方法能夠迅速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風險點和風險源。安全檢查表法則是辨識危害要素的“索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確保風險排查的全面性、廣泛性。問卷調查法和Citespace數據計量法則屬于定量分析法。其中，問卷調查法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常用方式，能較為客觀地反映某一時段學科體系某一方面存在的問題。以Citespace為代表的大數據識別方法利用科學計量軟件Citespace進行關鍵詞共現和聚類分析，不僅可以直觀、準確地識別風險點和風險源，還可以構建科學的知識圖譜。

二、風險分析：尋找風險點與追溯風險源

風險分析是評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核心環節。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第二個子過程，對治理風險的致因分析著力于尋找風險點和追溯風險源的成因，側重于從環境和主體風險源出發，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發展階段、運行機理以及內在張力。1.治理風險的分析理路。首先，風險要素包括風險源、觸發行為、風險點、傳導路徑等。其中，風險源包括確定性風險事件、引起損失的不確定因素、潛在導致風險的事物或現象等。觸發行為則是風險引爆的“助燃器”，它能激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潛在的風險因素，并將其轉化為實際的風險事件。風險點是連接潛在風險源和外部環境的媒介。傳導路徑則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中的線索。通過這一線索，風險點、風險源、觸發行為得以串聯。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主要由環境風險源和主體風險源引發。前者指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復雜嚴峻，后者指高校內部各權力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再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產生，實際上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風險要素的動態互動過程，即在特定危險行為的觸發下，導致風險點、風險源產生集群風險，進而通過傳導路徑不斷延伸和擴散。2.治理風險的引爆條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既受自身發展規律的約束，又面臨來自外部環境的挑戰。因而，我們大體可從環境風險源和主體風險源切入，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引爆條件。一是對環境風險源的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環境風險源可歸結為國際風險源和國內風險源。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影響下，西方發達國家的一些生活方式極易受到青年學生群體的追捧。隱藏在西式生活表象下的西方價值觀念是沖擊我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因素。同時，在市場經濟中滋生的功利主義、拜金主義等傾向，造成了部分大學生對社會責任感和社會主義價值觀念的漠視。此外，部分大學生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認知偏差以及當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臨的一些新情況也會產生環境風險源。二是對主體風險源的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和客體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受教者和施教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其意識的多變性勢必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時，高校治理結構中各權力主體失調引發的學術權力地位邊緣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性質異化，增強了人才培養、學術研究、財務管理和人事任命等各類權力運行過程的不確定性。[2]3.治理風險的分析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事件樹分析法、因果分析法、根原因分析法、Citespace計量分析法、智能算法等。其中事件樹分析法屬于事故概率分析范疇。只有確定事故發生的可能性才能確認該事故能否構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風險。因果分析法主要結合“‘是/否’邏輯”來識別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有相關的原因和潛在結果”[3]（P53）。因而，它能幫助人們更全面地認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病因。根原因分析又稱損失分析，是一項結構化的問題處理方法，旨在逐步找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并加以解決。[4]（P43）Citespace計量分析法和智能算法則可以幫助人們借助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隱性風險明晰化。這兩種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隨機性和偶然性。

篇(3)

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四中全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進一步提升司法所建設整體水平。

二、工作目標

以鞏固和完善基層法治平臺建設為目標，整體規劃、分步實施、重點突破、全面提升，努力打造設施完備、制度健全、保障有力、素質優良、職能彰顯的高水平規范化基層司法行政工作平臺，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和保障。通過司法所建設提檔升級三年行動，持續打造司法行政基層綜合性、一站式服務平臺，推進司法所內涵式發展，全面提升司法所基礎保障、管理水平及履職能力，進一步夯實司法行政基層基礎。到2022年底，所有司法所達到提檔升級基本要求。

三、主要任務

1.加強司法所黨的建設

2.完善司法所組織體系

3.提升司法所隊伍建設水平

4.優化司法所所務管理

5.強化司法所基礎設施保障

6.充分發揮司法所職能作用

7.積極打造“智慧司法所”

四、創新舉措

堅持示范引導，爭先創優。立足新時代司法所工作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修訂市級示范司法所標準，組織開展示范司法所創建復評活動，加強示范司法所動態管理。通過培育典型，樹立標桿，強化典型示范帶動作用，營造比學趕超氛圍，不斷提升全市司法所建設整體水平；

堅持整合資源，協調聯動。積極整合法治宣傳、法律服務、人民調解、法律援助等系統內資源，通過開展結對共建、掛職鍛煉、交流任職、駐點實習等方式進一步壯大司法所力量，提升司法所服務能力。加強司法所與基層綜治、公安、等工作部門協作配合，打造基層綜合性、一體化服務平臺。積極探索社會力量參與司法所工作常態化機制。

五、活動時間

第一階段：動員部署階段（2020年4月底前）

第二階段：組織實施階段（20205月—2022年6月）

第三階段：總結驗收階段（2022年下半年）

六、下一步工作考慮

結合本地實際，分級分層抓好示范點建設，及時總結提煉并固化好的做法，探索形成一批可復制、可借鑒、可推廣的經驗，推出一批立得住、有特色、效果好的品牌。要在司法行政內網、外網首頁開辟行動計劃專欄，宣傳司法行政基層基礎建設成果，加強工作信息和典型經驗交流。要積極運用傳統媒體及新媒體，宣傳司法所在促進基層法治建設、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創新方面工作成效，充分展示司法行政機關服務為民的良好形象，擴大社會影響，提高人民群眾的知曉度、認同度。

篇(4)

牢記社工心，建功新時代

——**區2018年社會工作日主題活動圓滿成功

每年3月份的第三個周二是國際社工日，是廣大專業社會工作者的共同節日，也是我們傳播社工理念、普及社工知識，展示社工成果，擴大社工影響的好時機。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工作走向基層，走入社區，走近百姓，發揮社會工作在加強社區治理，推進社區環境營造、強化社區服務功能、促進社區和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3月23日，**區社會組織服務與發展中心和橋林街道社會組織服務中心在**區民政局的指導下，共同舉辦了“牢記社工心，建功新時代”主題活動。

參加本次社工日主題活動的有**區民政局以及橋林街道民政科的領導，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魯興虎，**區社會組織服務與發展中心以及5家街道級社會組織服務中心的負責人，20余家**區內為老、為小、為殘等類別的社會組織。主題大會上，與會領導和專家為**區2017年度優秀社會組織、優秀社會工作項目和優秀社會工作者進行頒獎。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魯興虎進行主題發言，他提出發展社會工作，有利于創新社會治理，有利于回應廣大居民日益多元化的社會需求。**區民政局許歐陽講話時指出，社會工作者在服務方向和內容多元化的社會組織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到2017年為止，全區5個街道均已建立了街道組織服務與發展中心，并全部委托專業社會工工作機構運營，在街道層面為各類型社會組織提供全方位服務。各類服務型的社會組織也從無到有，從有到優，在為老、為小、為殘、為婦女、文體活動、社區綜合、糾紛調解、慈善等類型更涌現出一批旗艦。在社會組織發展的歷程中，**區的社會工作者敏銳回應社會需求，及時向城鄉低保對象、貧困家庭等困難群眾伸出援助之手，幫助其鏈接資源、渡過難關，建構支持網絡，重樹生活信心；針對兒童、老年人、殘疾人等特殊群體和優撫對象個性化需要，提供需求評估、心理撫慰、資源支持，幫助改善生計發展狀況；為不良行為青少年、社區矯正人員等特殊人群提供精神關懷，幫助糾正行為偏差，疏導心理情緒，發展社會功能，促進社會融合。展示了社工風采，詮釋了社工精神，彰顯了社工價值，傳遞了社工的大愛。

本次活動是對**區開展了近5年社會組織培育工作成果的一個集中呈現，拉近居民與社會組織距離，擴大社會組織影響力，這次的活動**區中心積極動員各個街道中心，通過“區-街-社區”三級聯動宣傳造勢，在全區范圍內充分展示社會工作者的專業形象和服務成效，激勵鼓舞廣大社會工作者**，在服務社會、服務群眾、服務行業中更好發揮作用。

篇(5)

〔關鍵詞〕全球化；后工業化；人的共生共在；合作行動；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

〔中圖分類號〕D0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8048-（2016）05-0077-09

思想的敏銳性總超前于時代并指導著社會的發展。20世紀中后期以來，人類正逐步進入一個不同于工業社會的新時代。考察這個時期的諸多文獻可發現，探討和論述人類合作的文獻日益增多。這一現象反映了學者和思想家對迎面走來的新時代的認可、向往和追求，并試圖引導社會平穩而快速的發展，從而造福于人類。由于對這個新時代的把握和認識具有很高的難度，一些文獻僅表達了批判性意見，只是對工業社會的競爭行為在社會生活中的全面沖擊所引起的困擾進行了批評，能夠引導人類改變信念和行為去適應新時代的文獻不是很多，能夠指導這一新時代正確前進的文獻就更少。可喜的是，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收錄的張康之先生的新著《為了人的共生共在》（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以全球化、后工業化為背景，針對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社會特征，在對人類的命運思考中構想合作行動，切中了我們時代的課題。這是一個宏大的、獨創性的思考，為解決全球化、后工業化過程中的合作行動問題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答案。

一、人的共生共在正在成為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

在關于合作的研究成果中，有一些成果引起了學術界的興趣，并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如美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的行為分析及博弈論專家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所著的《合作的進化》一書，一度被譽為經典之作。該書的主題是合作的產生和進化。他的研究集中在人類“在什么條件下才能從沒有集權的利己主義者中產生合作”這一主題上，通過計算機模擬研究，他發現：支撐既定條件的合作的最簡單的策略是早已存在于人類社會古老習俗中的“一報還一報”。很多人認為，這一策略的發現，“為我們了解個人、組織和國家間合作產生和進化提供了積極的前景，其結論在社會科學的諸領域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1〕這一研究確實有其創新之處，但是，對于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的治理模式建構而言，《合作的進化》的研究成果很難說提供了一個合理的方案，根據“一報還一報”的原則很難促進合作行動的興起和推動合作治理的形成；根據“一報還一報”的對抗性原則來設計合作治理，顯然也會讓人為難。

哈佛大學法學院朱迪?弗里曼的著作《合作治理與新行政法》在中國“軟法”研究領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該著作指出：“美國的協商、契約和合作治理方式是在等級和對抗性的正式法律規則背景下興起的。因此，‘合作’出現的背景是建立管制底限的默認規則。共同治理也是在多元政治文化背景下出現的，藉此我指的是美國的私人團體是高度組織化的，而且資源相對豐富，所以，它們能夠在立法和管制過程中發揮有力的作用”。〔2〕從這一觀點可以看出，在美國，所謂的合作治理是存在于西方競爭治理體系的夾縫中的，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合作治理方式在等級和對抗性的正式法律規則背景下生存艱難。可以說，不改變工業社會形成的治理觀念，在競爭性治理體系中，在西方政治民主的格局中，合作治理模式是難以建構的，合作治理的制度化更看不到希望。因為在兩黨對立的政黨政治格局中，正如福柯在《必須保衛社會》中所說：“這兩個集團構成社會實體，形成國家，它們之間的對立關系實際上就是戰爭、永恒的戰爭，而國家僅僅是在表面和平的形勢下，兩個成問題的集團之間的戰爭繼續進行的方式。”〔3〕

從研究方法來看，所有對于人類合作的研究都需要首先在人的層面做出突破。因為人類要適應一個新時代，首先要在觀念上做出改變，合作是人的合作，人是合作的主體，合作是人的互動，合作行動是人的行動，合作行動是否成功，取決于人。所以，研究合作行動最根本的問題是：人何以要參與合作行動？如果社會科學沒有或不能對這個根本問題做出讓人信服的回答，并使其逐步成為人類共同接受的觀念和行動指南，人類的合作就是盲目的、感性的和偶然的，不可能在人類社會已經呈現出來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作為一種行動模式出現。當然，在解釋人何以參與合作的問題上，科學的研究要根據人類當下發展階段的時代特征和社會特征來分析，決不能建構泛化的或一般意義上的理論，否則理論必然會缺乏科學性、指導性和現實行動力。

《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書突破了既往研究的思路，在對人類命運的思考中，以開闊的視野，創新性地提出了一個與合作行動密切攸關的研究主題：在我們的社會存在的所有問題中，人的共生共在是一個最為基本的社會主題。〔4〕張康之先生把人的共生共在問題放在當下人的生存境況中來認識，從全球化后工業化條件下人的生存境況中來考察這一時代課題，提出了人的共生共在正在成為一個必須正視的時代主題。

如果，我們用“當下”這一概念來表達人的生存的時間條件和其他條件，那么，“當下”就是對現時代人的生存時間和空間的概括，包含了人的生存條件、面臨的挑戰和機遇、生活的規定性、各種矛盾與沖突、社會發展趨勢所形成的壓力等。當下，全球化、后工業化正在成為時代洪流，這一洪流中包含了人類面臨的各種危機，是當下人的生存的基本境況。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是當下人要面對的社會環境，是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呈現出來的基本社會特征。兩者構成了人類必須正視的人的共生共在這個時代主題的基本背景。

張康之先生深刻地指出：工業社會的發展過程是資本主義世界化的過程。這是一個已經發生了巨變的“脫域化”過程，是一個全面改變、摧毀農業社會結構和改變農業社會人的生存境況的過程，是塑造工業社會的組織和人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對“舊制度的大革命”。其中，包括資本主義世界化對農業社會政治方式和經濟方式的改變；科學技術發展對農業社會人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的改變；以及通過多種方式形成的綜合力量對農業社會人的觀念的改變。同樣，在這個過程中，現代國家的民主政治方式得以確立和應用；現代公民權利體系得以建構，一些發達的民族國家通過資本、文化和戰爭殖民方式形成了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形成了所謂的工業社會。

工業社會是一個競爭的社會，這是理解這一社會運行的基本前提。在工業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通過資本主義世界化運動而實現的是資本入侵、掠奪和暴力征服，其目標是利益獲取、爭奪或侵占，這是一個血淋淋地改變社會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達爾文主義思維將生物世界的競爭觀念泛化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競爭觀念和行為充斥到了人的思維和所有組織方式中，同樣也反映在社會治理方式上，形成了這樣的社會境況，那就是，“為了個人的生存而去剝奪他人生存的權利和機會，這一點一直是近代以來的這個社會的基本原理，并被擴大到了組織和民族國家，從而導致了無窮無盡的沖突”；〔5〕而且“征服和統治至高無上”。〔6〕毫無疑問，這些沖突在后工業化進程中依然存在，并會在全球化過程中繼續放大風險，從而形成很多威脅人類作為“類”的生存問題。

《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書的創新性還在于，它發現了全球化、后工業化的時代呈現出了不同于人類曾經所經歷的社會的新特征――高度的復雜性和高度的不確定性。這一社會特征是全球化、后工業化社會的“兩個面相”，也是這個新時代的“基因”。張康之先生指出，我們目前所處的社會是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社會，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是當下人的生存境況，是當下人要面對的社會環境，也是當下人的發展條件。辯證地看，是人創造了這個時代，而這個時代又將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作為人類生存的境況施予人，所以，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他們所創造的時代的洗禮、磨礪和打造。人的這一生存境況意味著“一方面，人的生活和活動是在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進行的；另一方面，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其實就是包含在人的生活和活動之中的”。〔7〕這是對全球化、工業化社會的深刻理解。

在最新研究合作的著作中，《超級合作者》是哈佛大學數學與生物學教授馬丁?諾瓦克（Martin Nowak）的專著，被譽為“是一部洞悉人類社會與行為的里程碑式科普著作”，他的研究成果表明，“合作”而不是“物競”才是“遺傳變異”產生的新策略，他認為合作是繼突變和自然選擇之后的第三個進化原則，生命的起源來自于合作。這是與達爾文主義相反的觀點。此外，他提出了直接互惠、間接互惠、空間博弈、群體選擇、親緣選擇等五種合作機制。〔8〕確實，諾瓦克對進化論做出了突破性貢獻，提出了讓我們耳目一新的觀點。從他的觀點可以推斷出，既然人類的生命起源來自于合作，那么，人類就是超級合作者，從而為人類為什么要繼續合作找到了理由和根據。但是，從社會發展的意義來看，從問題的時代性來看，諾瓦克作為一個將數學應用于生物學的先行者，他解決問題的視角是獨特的，當然也是有局限的。

全球化、后工業化是一個過渡時代。在這個過程中，低度復雜性和低度不確定性的工業社會所造就的人類的自利性思維、確定性思維、同一性思維、競爭性思維等等，都是蘊含在工業社會的治理模式中的滯后于新時代的要素。這樣的治理模式導致人類社會難以駕馭這一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社會，從而“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迅速增長而把人類引向了風險社會，也正是由于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增長已經超越了人類的社會駕馭能力，即人類駕馭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能力開始在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面前顯得微不足道，從而讓世界呈現給了我們‘危機事件’”。〔9〕在這一社會巨變過程中，危機事件頻發和人類治理模式滯后所導致的解決危機能力的不足，形成了激烈的矛盾，人類面臨生死攸關的新挑戰。因此，人的共生共在正在成為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這是《為了人的共生共在》在全面分析全球化、后工業化時代的社會環境后所得出的讓人耳目一新的結論，也是一個切中了全球化、后工業化時代的課題，為“人何以要參與合作的問題”找到了新答案。

二、合作行動成為集體行動模式的必然選項

集體行動是人類發展過程中選擇的對抗自然界、外在挑戰和整合內部力量的行動方式。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由于人類生存境況的變化，改變了人類集體行動的前提。在新的歷史時代，只有以新的集體行動模式去使人的共生共在成為可能。在嚴格的學術審視下，張康之先生指出：“在全球化后工業化背景中，人們的行動既受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規定，也受人的共生共在的目的性所界定。面對這兩個方面的要求，唯一的選項就是合作行動。”〔10〕這是《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書給當下人的集體行動模式的方法性提示。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為什么合作行動是當下人在選擇集體行動模式時不得不接受的選項呢？我們可以從書中發現強有力的新答案。

在宏觀意義上，民族國家正在遭遇挑戰，合作共同體正在形成。我們知道，在人類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民族主義和民主國家逐漸得以產生，并成為全球性現象。在這一過程中，民族國家解構了家元共同體，將陌生人結成國家共同體（張康之先生在與張乾友合著的《共同體的進化》一書中將其命名為“族閾共同體”），完成了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組織形式的過渡。國家共同體的締結與發明，為工業社會人的組織和生存提供了想象框架，以一種新的集體行動的方式，實現了對人和社會的管理和控制。這是工業社會的一個重要文明成果。但是，競爭文化和自利文化導致了人類惡的行動的彰顯，致使一些民族國家為了自身的發展和繁榮而采取各種方式剝奪其他民族國家的生存機會，侵犯其他民族國家的權利，不斷制造出各種各樣的人類悲劇。盡管民族國家為人類的發展和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一些民族國家卻成了“惡”的代名詞，國家霸權、意識形態對抗和戰爭成為民族國家與生俱來的“惡”和“害”。此外，在管理方式上，民族國家通過人為設立的國界，將人固定和區分，制造了人為的封閉邊界，制造了國籍身份……民族國家逐漸發展成為人類的樊籠。同時，它在國際社會制造對立，導致了剝削、掠奪、戰爭、恐怖。所以，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民族國家本身也對人類生存構成了一個威脅。

《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書揭示，全球化替代資本主義的世界化和后工業化替代工業化不僅僅屬于概念改變的范疇，而是一種行動。它不是資本世界化和工業化的簡單延伸，它所發生的方式和后果都與前者不一樣，這種行動會對工業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組織、行為模式和社會治理方式做出全面改變。可以看到，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商品流通和旅游越來越普遍，移民劇增，難民對國家邊界的沖擊持續不斷，跨國企業、歐共體、G20、金磚國家和自貿區的建立，正在使民族國家的邊界變得模糊，而互聯網將整個世界輕易地鏈接在了一起。可以看到，這些沖破民族國家邊界的新事物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所產生的力量決定了國家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逐漸淡化和衰落。如果說工業化推動了民族國家的建立，那么，全球化將逐漸成為化解國家甚至民族國家的力量，并推動國家轉型為合作共同體。與之相隨，公民權也會在國家淡化的過程中開始分裂，多國籍和無國籍的人將逐漸增多，一個新的“后國家時代”正在萌生之中……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環境污染、氣候變暖、恐怖活動、打擊交易等活動已經超越了國界，成為國家間無可回避的合作行動。在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社會，在人的共生共在成為當下人亦即全球各國面臨的首要問題時，合作行動成為唯一選擇。否則，人類就要接受他們最不希望接受的問題――種的滅亡問題。當然，這些變化會逐漸加深的，這些變化也充滿了無窮無盡的力量，各種不同的力量將通過不同的方式為人的合作解開諸多枷鎖，因此，“展現全球化的前景，要么國家走向消亡，要么國家轉化為一種合作共同體”。〔11〕

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民主政治慢慢走向末路，合作政治正在形成。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在民族國家的發展和建設過程中，民主因素是需要被考察的，因為民主政治一直被西方國家用包括軍事手段在內的方式普遍推廣，民主的概念已經被人類接受并匯集成為了所謂的“民主洪流”，民主已經成為現代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目前依然可以看到，民主政治依然是被人類認可的整合民族國家的重要政治方式和政治工具，也是現代國家普通認同的政治生活方式，“被認為在人的權利實現方面最為成功的路徑”。〔12〕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是競爭性的。“競爭性民主制的合法性產生于自由、平等和無記名選舉中的多數人選票；這種制度的規則之所以顯得有些道理，其來源是一種現代人特有的世界觀和自我理解……其基礎是貝克爾所謂的‘倫理主觀主義’……根據這個觀點，只有那些所有人所意欲的規范才是有效的規范”。〔13〕確實，正是這種符合倫理主觀主義的普遍認同的政治模式，造就和穩固了現代國家。

然而，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民主變成了話語霸權，這就意味著它本身陷入了民主的悖論，并因此而走向沒落的方向，因為民主的霸權化使得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民主了。另一方面，競爭性民主只是維護精英們的利益的，“公民公眾只要僅僅被看作是競爭各方的戰利品，他們就很難被推動去參加民主過程，或至少去仁慈地容忍它”。〔14〕可以看到，20世紀后期以來，當代議制轉化為反民主的制以后，民主蛻變為利益集團對社會的控制方式，遭到了人民的普遍反對，參與冷漠和操作控制是西方民主政治失敗的普遍癥狀。盡管理論界建構了“參與民主”理論，希望完善已有的民主制度，卻無法扭轉西方民主走向末路的趨勢。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人類社會難以按照工業化過程中的民主方式來整合社會了，更不要說用它去推動社會繼續向前發展。面對民主的迷失，《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書提出，從民主向合作的過渡將成為后工業化進程中社會發展的必然政治趨勢，也就是說，從民主政治向合作政治的轉變將為人類找到符合全球化、后工業化的新的社會整合方式。因為“在從民主政治向合作政治過渡過程中，將會釋放出巨大的反體系力量，將會突破既有的各種各樣的障礙，進而為我們開拓出一條走向未來的道路”。〔15〕可以預見，走向合作政治將是民族國家終將選擇的道路。

在微觀意義上，合作行動者正在形成。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諸多因素支持人成為合作行動者，成為合作行動模式的主體和支持者。

其一，合作是人行動的出發點。與工業社會中的自利的人不一樣，全球化、后工業化中的人正在成為合作的人，合作是人的行動的基本特征和存在目的。《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書指出：“顯而易見，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所施予人的壓力卻出奇地把人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人再也不可能獨自生存，而是需要把自己的生存寄托于他人同樣能夠生存下去的前提下。這就是人的共生共在。”〔16〕正是“為了人的共生共在”，成為人的行動的出發點。這將使人發生一個重要改變：合作行動將使人變為一個道德的行動者。這將會改變人不相信他人的行為可以適應道德判斷的舊有觀念。當然，作為一個道德行動者，合作行動中的人將采用道德理性來實現自我利益并關注他人的利益，也將在自我利益的實現路徑上做出符合道德要求的理性判斷。不難想象，這將對工業社會自利人的觀念和以此為基礎的社會行動模式產生巨大的沖擊。

其二，人的合作身份和角色獲得的主動性。在工業社會的民族國家中，人的基本身份和角色是公民。公民權是人的權利的出發點，是政府組織管理行動的出發點，也是公民政治參與的出發點，因此，公民的角色在人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都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但是，全球化最終會將民族國家的公民轉化為公眾或者網民。這一行動結果源于民族國家的弱化和網絡社會的形成。在網絡社會，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過互聯網平臺參與每個國家所發生的公共事件，表明自己的態度，并匯聚為一股參與社會治理的網絡力量。目前而言，很多國家在主觀愿望上希望無視這股力量，但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這樣的態度不能長久。因而，社會治理的一場根本性的變革勢在必行。

就人的發展而言，公民的身份和角色正慢慢脫離工業社會的國家和社會為人設定的軌道，人可以通過參與各種公共事務和各種組織體系去選擇身份，或者通過合作行動去獲得或去證明自己的身份，從而形成自己所希望的角色。張康之先生指出：全球化和后工業化過程中，“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行為和行動去理解人們的身份和社會角色，每個人都通過自己的行為和行動去獲得自己的身份和社會角色”。〔17〕可以預見，“全球化是一場在根本性質上不同于以往各種各樣的改革的社會變革運動”，〔18〕終將對這個時代的國家特別是人的身份和角色進行重新塑造。由于合作文化的存在，“合作的社會將會把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吸納到合作治理的過程中，將會使每一個獨具個性的人都在合作治理中找到合適的位置”。〔19〕這就會促使整個社會形成良好的合作氛圍并主動選擇合作行動模式。

其三，人的合作能力的增強。人的共生共在的目標能夠提高合作者的能力。“合作者的意愿是否包含著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內容，對合作行動的性質有著決定性的作用。”〔20〕可見，在合作行動中，人的合作能力的增強首先是因為人合作意愿的增強，可以說合作意愿的增強與合作能力的增強是同步的。當然，這一結果中所包含的對比邏輯是針對工業社會中競爭性的人的。在工業社會的公共領域中，競爭性思維和競爭行為導致了人在集體行動中能力的削弱。但在一個新的時代，由于人的合作理性的獲得，在合作的社會中，人的道德理性將得以張揚，而人的合作理性對合作利益的形成和分配有巨大價值，將在很大程度上促進社會正義的實現，促進公共利益的維護和實現，并形成合作文化。毫無疑問，合作文化在促進人的合作能力的不斷提升方面將體現出巨大的力量。

所以，為了共生共在的目標，放棄協作行動，選擇合作行動，是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人類集體行動模式的必然選項。

三、尋找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模式的合作行動支點

在思索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的社會發展模式和治理模式的建構方面，《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書堅定地判斷說，“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的共同行動是以合作行動的形式出現的”，〔21〕合作行動是決定了人類命運的行為模式，是人類社會實現根本性的轉型從而走向合作社會的起點和動力。一旦人類走進了合作的社會，就會發現，“在合作的社會中，合作治理將是這個社會的基本治理特征”，〔22〕也就是說，合作行動是人類未來發展無法回避的選擇。

從分析的角度看，在社會治理方面，工業社會擁有系統而完整的整合方式――包括民族主義、國家、、權利、民主政治、意識形態和官僚制組織體系。經過系統的整合、制度化和組織化，形成了工業社會控制和管理社會的政治體系、組織體系和文化體系等，構成了工業社會的協作型的社會治理模式。對于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社會，人類憑著工業社會形成的協作體系所提供的治理能力是很難適應的，“無法應對”的結果是這一治理支撐體系會慢慢瓦解。張康之先生指出：“全球化、后工業化已經做出了定義，那就是既有的制度、集體行動模式以及認識世界的方式都不再適用，因而面向未來的行程需要從一個全新的起點出發，我們面向未來的社會建構需要在一個全新的視野中去發現路徑和尋找方案。”〔23〕而在路徑和方案的選擇上，因為“協作系統的失靈卻使合作成了無法拒絕的替代模式，協作的式微和合作的興起成為具有必然性的客觀趨勢”。〔24〕因而，合作行動將成為合作社會必然要選擇的治理模式。

從方法論上看，“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思考未來社會建構的問題時，僅僅做出了這種簡單的顛倒顯然是不夠的，而是需要從根本上拋棄工業社會以來的社會建構邏輯”。〔25〕因此，該書在一個宏大的視野下俯瞰人類社會的未來，根據時代的發展趨勢以及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目的，設計了人類社會未來的治理模式――合作行動。進一步地說，如果合作行動是唯一適應后工業社會的行為模式，并可以社會化為一種治理模式，那么，需要思考的問題就是：促使人類采取合作行動，并形塑合作治理模式的支點在哪里？也就是說，什么因素才能夠促進人類自愿地采取合作行動呢？

關于這一問題的回答，必須仔細思考《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書的分析框架。通過閱讀可以發現，本書的主要意圖是，根據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重新審視這一新時代人的境況，重新界定社會的性質，尋找關于人的新定義，建構新的社會治理模式，希望通過人的合作行動去破解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這一課題。我們知道，現代社會是一個利己主義的社會，市場、民主政治、選舉行動或是政府組織間的協作體系的建構，都是立足于人的自利性假設之上的。在這樣的社會，拋開利己主義的思維來建構合作的社會治理理論是艱難的，如果沒有找到合作行動的支點，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模式的合作行動就只能是烏托邦。

站在人類社會走向未來的發展這一高度上，將人的共生共在確定為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社會中的關系到人類命運的目標，立足人類社會的現實和面向未來，思考并解決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人類共同面臨的危機，是張康之先生提出的一個重要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可以說，從人類的共生共在的宏觀角度來理解人類合作，并利用這種新的理解來應對走向后工業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困境，是一個全新的解決問題的思路。這是一個宏大的、獨創性的思考，切中了我們時代的課題。無論是對于社會科學研究還是社會治理模式以及人的生活模式、行為模式的建構，都具有啟發意義和指導性價值。也就是說，人的共生共在是新型社會治理模式建構的支點，其全部奧秘都包含在合作行動之中。

當然，對人類來說，這一支點還需要以重新認識社會和人來作為支撐，需要我們對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的社會和人做出新的認識。張康之先生指出：“自從18世紀后期出現了‘社會’這個概念之后，人們一直是把社會當作一個實體性存在對待的。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26〕正是因為這種對社會的誤解，在工業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學者們將人定義為原子化的個體，將人視為利己主義者，將人視為單向度社會的異化產品。此外，在人和社會的關系上，還將人視為機械社會的組成部分。在這些有關人和社會的假設前提下所形成的社會觀念，都不利于將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審視，更不利于人類對合作社會的構想。因此，重新審視“社會”概念也是《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重要任務。與以往學者們對“社會”的定義不同，張康之先生指出：“社會從來都不是一個實體性的存在，而是人的生活和活動的空間，是包含在人的生活和活動之中的。”〔27〕這一新的定義發現了“社會”的兩個新特點。

其一，社會是人生活和活動的空間。在人和社會的關系上，表面上看來，是人組成了社會，社會是由人構成的，全世界的所有的人構成了整個世界社會。但是，如果這樣去定義人和社會的關系，所看到的就只是人和社會的機械對應關系。張康之先生對社會的新定義認識到了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人和社會的新關系，他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出發，超越了機械的、靜止的社會認識論，也超出了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對人和社會關系的認識，看到了社會和人的互動關系，不再將社會視為固定不變的機械組合，而是將人的生活和活動視為社會的構成要素，將人的行動視為社會的構造活動。這種全新認識將改變人和社會關系的觀念，為合作治理打下認識論基礎。這是任何讀者在學習和理解這一概念的過程中都不能忽視的重要一點。

其二，社會是人的行動形式。如果我們看到了社會是人生活和活動的空間，那么，我們就會重點關注在社會中生活和活動的人的一種相互作用的行動狀態。這樣一來，在社會的構成上，我們就會關注人的行動和社會的關系，從而改變以往對社會和人的關系的機械論認識。張康之先生指出了社會的構成和目的：社會無非是人的行動的形式，而人的行動則是為了人的共生共在。〔28〕這需要我們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方面，從時代的發展來看，不同時代的人的生活和活動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他們的行動形式也是不一樣的。在此意義上，社會作為人的生活和活動空間，作為人的行動的形式的有機組合，永遠處在一種變動的不定型的行動狀態。另一方面，社會的目的需要由人的行動去加以詮釋。其實，社會本身沒有目的，社會的目的來源于并取決于人的行動的目的。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基于人的行動是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假設，社會的目的就是為了人的共生共在，從而社會的目的就是蘊藏在人的行動中的合作行動。

我們認為，“人的共生共在”是人類合作行動的支點。沒有這個支點，人類認可和參加合作行動的難度會大大提高；沒有這個支點，合作的社會將難以形成；沒有這個支點，合作治理將難以成功。可以說，《為了人的共生共在》為人類立足于全球化、后工業化時代應對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社會中的發展問題找到了鑰匙。對于從工業社會過渡到后工業社會的人類來說，這一支持合作行動的支點是基礎性的、根本性的。為了完成這樣的目標，張康之先生進而重新定義了人的概念。

在《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書中，張康之先生對人作出了新的定義，實現了關于人的認識論轉向。張康之先生指出，后工業社會對人的理解，要超出工業社會所有的哲學思考所提供的答案，因為我們處于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人是什么’的問題應當被轉化為‘人應當怎樣’。即人應當怎樣做才能使包括生命在內的完整存在成為可能。”可以說，從對人本身的探索和審問轉化為對人的行動的求索，這是張康之先生的發明。對于這一新問題，他的回答只有兩個字，那就是“合作”。這就是他對人做出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定義。他的獨創性的思考，為我們理解后工業社會的人指明了方向。

張康之先生以樂觀主義的心態宣布合作的“新人”已經降生。他認為：“我們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所遇到的是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它不僅成為人的消失的條件，反而意味著完整的人的回歸。”〔29〕也就是說，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所呈現出的社會高度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對人的發展而言是一次重要的機遇。但是，機遇的取得取決于后工業過程中我們對人的哲學思考，那就是要超越工業社會中原子化的人、自利的人和單向度的人的局限性和碎片化狀態，而是要在人的共生共在的客觀要求中使人回歸，從而成為完整的、“合作”的新人。

張康之先生呼喚合作的人蘇醒。“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我們恰恰要呼喚人，讓人復蘇，而不是把視線過多地投入制度模式、社會結構以及那些非人的社會構成要素。”〔30〕進一步地說，改變工業社會以來的人的觀念是非常重要的。人需要放棄工業社會以來的確定性思維，放棄對同一性的追求，因為它們導致了人的行為的形式化和人的工具化。最為重要的是，張康之提出了把握“新人”的二個要點：第一，關注人的觀念、想象和目的。“只有從人的觀念、想象以及目的這些方面入手，才能真正把握人的行動和正確地規劃人的行動”，〔31〕即從關注人差異性出發去規劃人的行動。第二，理解人的行動的體系性。由于社會是由人的行動構成的，因此，特別是在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作為單個的人的行動者幾乎無法存在，每一個行動者都是由多人構成的一個行動體系。在這樣的行動體系中去認識人就更需要在人的具體性中去把握人。〔32〕也就是說，人只有在整體性的思考社會行動的時候才能形成行動的體系性，進而實現人的完整性。

張康之先生強調了人的合作行動對于人的存在的意義。他認為，“在對人做出定義時，應突出強調人的行動，而且，這種行動是合作行動。合作行動不僅定義了人，而且包含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內容”。〔33〕以人的共生共在為目的的合作行動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會排除工業社會治理過程中的搭便車現象。由于每一個人都是行動者，“自我也是以一個整體的形式出現的，始終在合作行動中在場，再也沒有旁觀者與行動者的區別。”〔34〕這就要求合作者完全告別利己主義思維和利他主義思維。張康之先生指出：“對于人的共生共在而言，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主張有著同等的破壞力。人的共生共在不允許任何利己的沖動引發破壞效應，也不贊成任何出于維護共同體的沖動而去刻意地讓人做出貢獻，特別是不允許一切非理性的奉獻”。〔35〕從理論上講，這就切除了工業社會的思維方式和治理模式的支點。

有了“人的生共生共在”這一堅實的支點，順理成章，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的社會治理模式，即作為社會治理模式的合作行動的基石也就建立起來了。因為，在人的共生共在的目標的引導下，“后工業社會中的社會關系將以合作關系的形式出現”。〔36〕這種合作關系會在社會意義上促進人類行為方式和集體行動模式中的合作行為普遍化，從而打破工業社會的官僚制組織對社會的管理和控制，并形成非控制導向的合作制組織。同樣，在合作關系的建構過程中，人和人之間的合作型信任將得到自覺的建構，基于道德的制度將會作為合作行動中的規范出現……這些因素將交織成合作治理的基石。從這些分析的邏輯中，我們可以看到合作行動在新的社會治理模式形成中的建構價值。

當然，任何一種正確的思想都只是為社會發展指出一條光明的道路，而在所指示的道路上，社會發展能否走上正軌，將最終取決于人類對先進思想的接受狀況。毫無疑問，在這個過程中，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將對人類的行為進行約束和催促，這就是所謂的時代潮流的力量所在。我們期待“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目標能夠早日成為我們社會的共識，并有著更多在這一目標下的實踐方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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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我演講的題目是《擔當的力量源自哪里》，“藝術天才”紀伯倫曾說:“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于忘記了為什么而出發”。為什么而出發？！一個簡單而又深刻的人生課題，不由得讓我想起第一次走上工作崗位時的畫面，那時還很年輕，心中滿滿的激動和榮耀，那是一種任何言語都無法表達的純真情感，對未來充滿期待和憧憬，更是對即將開始的人生新征程充滿熱情和力量！記得××××年××月我剛從部隊轉業到××××工作，聞聽喜訊，親朋、戰友紛紛表示祝賀，那一刻，我是幸福的！父母也打來電話，“祝愿我工作順心，勉勵我踏踏實實干事，本本分分做人”，質樸的言語，厚重的期許，讓我記憶猶新。往事的回憶，智慧的汲取，總給人繼續前進的動力，讓自己對本職工作的使命有了初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有一次和父親聊天，談起他小時候在農忙時幫家里挑擔子的事情，父親說，最開始挑20斤的擔子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常常是兩步一停、三步一歇，一天下來肩膀上磨的全是瘀青和血印，晚上躲在被窩里偷偷抹眼淚，后來慢慢適應了，30斤、40斤、50斤，直到肩上的繭子越來越厚。我問他：“這么苦，您吃得消嗎？”他笑了笑說：“自己多挑一點，爸媽就少干一點！”簡短平實的話，卻讓我回味至今，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用稚嫩的肩膀替父母扛起家庭責任的重擔，這種力量究竟源自于何處？這就是擔當。

擔當的力量源自于愛。是什么給了花木蘭放棄采桑織布的生活，選擇代父從軍征戰沙場的勇氣？是“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愿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的孝心！是什么給了魯迅不懼威脅利誘，把鋼刀一樣的筆鋒刺向敵人心臟的骨氣？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崇高使命感！又是什么給了焦裕祿忍受病痛折磨，為蘭考艱苦奮戰治理“三害”的堅守？是“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的愛國為民情懷！

擔當的力量源自于責任。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員，都承擔著應有的社會責任。教師的擔當是堅守三尺講臺默默耕耘，春蠶到死絲方盡；軍人的擔當是手握鋼槍保家衛國，一腔熱血沃疆土；黨員干部的擔當是危難面前那一聲“看我的，跟我沖”的吶喊，是全國“孺子牛獎”獲得者潘秀玲“時刻把群眾的冷暖掛在心上，無論嚴寒酷暑積極開展困難群眾大排查大救助”的真心。

篇(7)

關鍵詞：檔案工作者 基本素質

新時代背景下，檔案工作產生了根本性變革，從傳統紙質檔案管理向檔案信息化管理轉變，所謂檔案信息化是指運用網絡技術及信息系統的傳導，合理配置、充分開發檔案資源，最終實現資源共享。檔案工作者要擔當新時代賦予的新要求，學會使用科學技術管理檔案，成為"檔案信息引領者"，因此筆者認為檔案工作者應具備以下基本素養：

一、政治素質

檔案人員要具備良好的政治素質，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加強學習政治理論，執行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及法律、法規，提高政治鑒別力，培養敏銳判斷力，樹立正確理想信念，保持優良作風，嚴守國家秘密，不計較個人得失。

二、責任意識

檔案工作者應滿懷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心，愛崗敬業，尊重歷史事實，維護歷史真實面貌，實事求是地對待檔案，收集、保管好檔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好務。具體來講：首先，檔案工作者應及時、主動掌握本館檔案，全面了解其他檔案館館藏的相關資料，并根據社會發展、經濟建設需要，尋找和挖掘新信息源，廣泛搜集，豐富館藏檔案的質量與數量；其次，檔案工作者必須具備較強的責任心，穩扎穩打地做好檔案工作，保證歸檔案卷的完整性和真實性，以確保其作為歷史證據的可靠性；最后，檔案工作者應具備良好心理素質，適時調整心態，加強自控能力，甘當無名英雄，在平凡工作崗位上無私奉獻、兢兢業業。

三、服務能力

伴隨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地突飛猛進，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信息呈現出全方位、多層次、個性化的趨勢，這為檔案工作的發展提出了新要求，檔案工作者要適應這一變化，轉變對檔案價值的傳統認識，樹立新認識即服務意識。首先，要加強檔案工作宣傳，積極向社會公眾宣傳檔案價值，強化社會公眾對檔案價值的認知，為檔案使用、挖掘營造良好輿論氛圍。檔案工作者要轉變"幕后服務"的傳統觀念，勇于走到臺前來，變"為用戶找檔案"為"為檔案找用戶"，提升服務質量；其次，檔案工作者要學會發掘和整理分散、系統性較差的的檔案信息，保證檔案信息的原始性、真實性、客觀性和完整性，檔案工作的開展要積極圍繞黨政部門工作中心和社會各界需要，通過對檔案進行研究、開發和編纂，形成全面、詳實、準確和系統的實用型檔案。

四、終身學習理念

在新時代背景下，檔案工作者要緊跟時代腳步，改變傳統思想觀念，不斷學習新知識，樹立終身學習理念。首先，加強培養業務素質，樹立"四心"，即"安心"-安心檔案工作，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熱心"-滿腔熱忱，誠心誠意地為各用戶服務好；"耐心"-擺正位置，耐住寂寞；"信心"-樹立在檔案事業中干出一番成績的信心和決心；其次，積極參加檔案管理培訓，按時完成繼續教育，努力學習新知識和新技術，不斷完善知識結構；通過實地參觀優秀單位，開拓視野，完善實際工作中的不足；最后，除了參加理論知識學習外，更要注重對檔案管理技術的學習，提高語言文字的表達能力和分析能力，從而使檔案工作者卓有成效地完成本職工作。

五、合作意識

當今社會是一個協作競爭、合作制勝的時代，檔案工作者應樹立合作意識，能與他人友好合作，擁有強大的親和力，并能借助他人力量，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不斷推動檔案工作的發展。新時代背景下，圖書館、情報機構、社會文化機構和檔案管理機構正在逐步趨向一體化，并共建和共享信息資源，檔案工作者要學會巧妙地與這些機構溝通合作，拓展信息平臺。由于檔案服務的對象也隨著信息量的增大和公眾知情權的覺醒迅速擴張，檔案工作者肩負的使命更加艱巨，敬業精神也被賦予了新內涵，檔案工作者作為知識和信息的管理與開發者，要全面認知自己扮演的角色，用飽滿的熱情、積極地心態為社會服務，拋棄只停留在實體管理檔案的傳統理念，發揚無私奉獻精神，提供質量高的信息知識產品，從而不斷提升業務能力。

六、溝通協調能力

優秀的檔案工作者還應具備良好的溝通協調能力，檔案管理工作開展的順利程度，依賴于領導的重視程度及各個部門的配合，檔案工作者要培養善于溝通及處理事務的能力。由于檔案管理部門服務對象形形，缺乏良好的溝通能力，就很難勝任此項任務，善于溝通協調是檔案管理工作中非常重要的環節。首先，檔案工作者要積極主動地溝通上級業務部門和上級主管領導，檔案工作的順利開展程度跟領導的重視程度成正相關關系，所以領導對檔案工作的重視和支持是做好檔案工作的重中之重，檔案工作者應積極發揮自身主觀能動性，用實際行動，贏得領導的重視，而且檔案工作者自身的工作態度、工作效率及工作質量也影響檔案工作質量的高低；其次，檔案工作者要充分溝通協調各個平行部門，一個單位完整的檔案是由本單位各個部門獨立的檔案構成，檔案工作者需要與其他部門積極協調配合，得到各個部門的支持，才能投放齊全的檔案，這就要求檔案工作者要適當了解各個部門的工作，這樣才能更好地進行溝通和協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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