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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的作用精品(七篇)

時間:2023-09-15 17:12:05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會治理的作用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社會治理的作用

篇(1)

通過參加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創新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收獲良多,在開闊視野、創新思路的同時,深刻認識到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重要意義。公證作為國家一項重要的法律制度,充分發揮了“證明、服務、溝通、監督”的作用,預防糾紛、減少訴訟,已深入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新形勢下,如何將公證工作融入社會治安C合治理的大環境中,如何利用其他地區、其他行業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面的先進做法帶動公證工作,是我們在當前及今后這一時期面臨的重要課題。本文以一名公證員的視角,結合實踐工作經驗,對此進行闡述,以期能拋磚引玉,引起行業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方面的重視。

一、發揮公證的“預防、保障”功能,堅持把維護和促進社會和諧放在首位

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是順利推進改革發展的重要前提。“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所有這些,都是最廣大人民群眾所需要,而且通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夠實現的價值目標,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重要范疇”。根據這一經典論述,和諧社會的價值觀充分體現了系統論的思想,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全方位領域的價值范疇,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秩序、和諧等。和諧社會的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政府各部門、各種社會組織充分發揮自己的職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并形成合力。而公證制度是預防性的司法證明制度,國家設立公證制度的目的是為社會提供具有普遍證明力的公證證明,并通過公證證明活動和公證法律服務,規范民事法律行為,預防糾紛,減少訴訟,保障國家法律的正確實施,保障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公證實踐證明,大量的社會矛盾和可能發生的糾紛可以通過公證得到有效的預防和化解,公證能夠為社會和諧提供基礎性的訴求解決平臺。我們應充分發揮和利用公證的這一職能,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服務。

首先,我們要把為家庭服務作為公證工作的基本點和落腳點,在繼承、遺囑、收養、贈予、分家析產、婚姻財產約定、民事賠償、房屋拆遷安置等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民事類公證業務中,充分發揮公證的基本職能,通過公證員的審查和確認,有效地剔除不合法、不真實因素,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制止違法行為,促進法律義務的正確履行。要大力拓展土地流轉、舊城改造拆遷、保障民生等方面的公證業務,在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上,充分發揮公證工作在預防糾紛、減少訴訟,解決社會矛盾方面的“第一道防線”作用,為平安大慶建設提供優質高效的公證法律服務。

同時,公證辦理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向當事人和社會宣傳、表達法律制度內在價值的過程。我們要通過公證服務宣傳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幫助和指導當事人依法辦事和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消除糾紛隱患,防患于未然。同時,通過證前證后服務把掌握的社情民意反饋給有關部門,提出法律建議,為政府決策提供信息。所有這些都有力地促進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維護了社會穩定和發展。

二、發揮公證“服務、溝通、證明、監督”職能,為經濟建設保駕護航

實現社會和諧,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時,我們要深刻認識和正確處理公證事業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關系,堅持把公證事業置于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放到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來認識,來把握。大慶市要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必然要求將民商事活動逐步納入法治化軌道,作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種重要法律手段,公證工作面臨新的發展機遇,擁有新的發展前景。

首先,我們要進一步發揮公證在強化社會信用制度建設方面的巨大作用。現代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公證制度作為一項重要的信用保障機制,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公證處出具的合法有效的公證書,是交易當事人社會信譽的可靠載體,公證可以有效地防范交易風險,保障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

其次,公證機構要通過辦理各類經濟合同、股票、招投標、拍賣、公司章程、法人資格、保全證據、賦予債權文書強制執行效力等經濟事物公證,提供抵押登記、提存等專項法律服務,大力拓展重點建設工程項目招投標、金融、企業改制等經濟公證業務,為經濟社會發展、城鄉統籌改革提供優質高效的公證法律服務,充分發揮公證工作在保障社會誠信,維護經濟交易安全和社會公平正義等方面的安全閥作用。要通過辦理出生、親屬關系、婚姻、學歷等公證事項,大力拓展涉外、港澳臺公證業務,為大慶市擴大對外交流和開發、加快發展,提供優質高效的公證法律服務,充分發揮公證工作在促進國際貿易、促進對外交流和民事交往方面的橋梁、紐帶作用。

三、通過“加、減、乘、除”工作法,大力提升公證工作在社會綜合治理方面的力度

“加”,就是與時俱進,加大在高新技術方面的投入力度。通過視頻,我最深的感受是,我們與先進地區的差距很大,最突出的表現是在高新技術的應用上。我市的公證行業也一樣,存在著設備陳舊、技術落后等問題。一是建議引進 “人臉識別系統”,可以有效預防假冒當事人,確保公證質量;二是引進“公證自助申辦系統”;三是建議構建全市統一的公證業務、管理平臺。

“減”,就是減少辦事環節。一是推行 “一號一窗一證”工作思路,公證窗口與當事人是一對一服務,當事人在一個窗口就完成公證事項的辦理,審查、審批等環節由公證處的工作人員內部進行,減少當事人在多個窗口之間往返,為群眾辦事提供方面。二是規范各個公證機構的受理標準、服務流程、服務承諾,爭取達到協調統一,當事人前往任何公證機構辦事均可以得到相同的服務。三是完善公證機構調查核實職能,可以通過調查核實解決的材料,無須當事人自行提供,減少當事人多部門之間奔波。

篇(2)

關鍵詞:公共治理;環境法;研究范式

中圖分類號:D922.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04(2012)06-0065-04

環境問題的解決需要通過良好的制度設計促進全社會的集體行動。以前的研究大多關注從國家與市場兩個維度來探索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在國家和市場非此即彼的制度安排中,雖然環境管理的主體從單一政府擴展到了政府授權的社會公共組織,環境管理的手段也從單一的“命令一控制”模式向市場化模式過渡,但是仍然沒有改變公共權力自上而下單向度的運作模式和官僚體制的弊端。這種從國家和市場兩個維度解決問題的思路,忽視了社會自組織網絡的基礎性作用。傳統環境法研究范式的不足集中表現在該范式指導或影響下的環境法律實踐中暴露出公眾參與不足、執法不力、司法薄弱等問題。鑒于此,筆者提出公共治理與環境法的融合,并以此推進環境法研究范式的轉換。

一、政府和市場雙重失靈:對環境法研究范式的反思

在工業社會創造了輝煌的物質文明的同時,由于人類過度的掠奪自然,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危機,生態與經濟的矛盾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之一。對于如何走出生態危機的困境,大多數學者關注以下兩種思路,即或者通過市場機制或者通過政府管制來解決環境外部性問題和環境公共產品的供給問題。但是,無論是市場化路徑還是政府管制路徑都存在失靈現象。

其一,市場機制通過產權私有化制度因應環境危機困難重重。市場化路徑主張利用產權制度解決環境的外部性和環境公共物品的供給問題。史密斯認為:“無論是對公共財產資源所做的經濟分析還是哈丁關于公地悲劇的論述,都說明通過創立一種旨在終止公共財產權的私有財產權制度是唯一方法。”科斯在《經濟學上的燈塔》一文中認為,英國從17世紀開始,燈塔一直是由私人提供,并且不存在不充分供給的情況,政府的作用僅限于燈塔產權的確定與行使方面。德姆塞茨在《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給》一文中提出公共物品的私人聯合供給方案,認為如果有排除非購買者的能力,私人供給者可以有效率地生產公共物品。布坎南提出了俱樂部理論,利用俱樂部產權制度來解決由于使用者之間的交易費用所帶來的擁擠現象,這類公共物品因此被稱為“俱樂部物品”。無論是科斯定理提出的解決外部性的辦法還是德姆塞茨提出的公共物品的聯合供給以及布坎南的俱樂部供給方式,都建立在一個產權明晰、信息對稱而且交易成本可行的市場基礎之上。然而,在環境經濟實踐中,嚴格的產權界定與安排和完全通過產權安排來解決有關環境的外部不經濟問題,至少在目前還難以達到,因為市場無力克服諸多技術性難題。

其二,依靠政府管制解決環境問題是現代政府普遍采用的方法,但是政府管制也存在失靈的問題。要運用國家公權力來改變公地悲劇,形成經濟利益、社會利益和環境利益的均衡,必須是建立在公共管理機構完全掌握信息、監管有力到位、制裁可靠有效以及成本費用為零等這些假設的基礎上的。“沒有準確可靠的信息,中央機構可能犯各種各樣的錯誤,其中包括主觀確定資源負載能力,罰金太高或太低,制裁了合作的牧人或放過了背叛者等。”而且,公共選擇理論否定了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利他性假設,認為政府自身也是追逐私利的理性經濟人,在制定和執行環境公共政策時,很易被利益集團所俘虜或者尋租,從而導致公共目的落空。正如盧基揚契可夫所指出:“中央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消耗巨大。這種體系很快失去平衡,因為它的職能與可持續發展、生物圈、物質和能量交換的自我調節與自我平衡的基本原則不相適應。中央集權管理體制同樣表現出比市場經濟體制耗用更多的資源。……這就不能確保社會、經濟和生態財富的增長,同時,這還加劇了環境負荷即阻礙了現實的社會福利的增長。”

二、可持續治理:環境法研究范式轉換的理論基礎

如前所述,在生態環境治理領域同時存在著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超越環境治理中國家和市場非此即彼的二元論邏輯,尋求一種新的治理方式來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公共治理理論作為公共管理學的新近成果,強調多中心治理,通過廣泛的公眾參與和開放型的公共管理,充分利用市場、政府和社會的優勢而避其不利,在上下平等協商的互動中實現公共目標。筆者嘗試將公共治理引入環境法研究,提出可持續治理作為環境法研究范式轉換的理論基礎。

(一)公共治理的內涵

“公共治理”由“治理”和“公共”兩個詞合成。“治理”長期以來一直與“統治”交叉使用,主要用于與國家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中。自20世紀90年代治理理論興起以來,“治理”便被賦予不同于“統治”的特有內涵。治理理論的創始人之一羅西瑙認為“治理是由共同的目標所支持的,這個目標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規定的職責,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強制力量克服挑戰而使別人服從”。羅茲認為“治理意味著民間和公共機構關系的轉變,既是一個新的統治過程,又是一個改變統治規則的條件,甚至是一種借由社會來統治的新方法”。我國學者俞可平認為,“治理”一詞的基本含義是指“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羅茲依據治理的目標不同,將治理分為作為最小國家的治理、作為公司的治理、作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為善治的治理、作為社會——控制論系統的治理、作為自組織網絡的治理。

“公共治理”中的“公共”一詞將“公共性”融入治理理論,使公共治理成為公域之治的一種模式。公共治理的公共性主要指以下幾方面:第一,公共治理主體的公共性。政府、社會公共組織以及私人團體等共同構成公共治理網絡。公共治理網絡具有民主、自由的品格,可以使各利益主體之間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促成集體行動。第二,公共治理價值觀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價值觀主要體現在平等、正義、公平、民主、倫理以及責任心等方面,注重在民主政治理念上去實現公眾的高度參與、社會公平以及承擔為公眾謀求福利的責任。第三,公共治理目標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對象是公共事務,即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無疑它們均具有鮮明的公共性。公共問題是公共治理的邏輯起點。同時,由于對公共事務的治理,最終要達到的目標是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公共事務、公共問題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性共同促成了公共治理公共性。

綜上對“治理”和“公共”的分析,公共治理是指在由公共或者私人機構以及個人所組成的治理網絡的基礎上,在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下,通過廣泛的公眾參與和開放的公共管理,致力于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各種方式的總和。

(二)可持續治理:公共治理與環境法的融合

環境法是因應環境問題而產生的一系列法律規范的總稱。可持續發展是環境法重要的目的價值。在生態環境治理領域存在政府和市場雙重失靈的背景下,公共治理理論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的融合是環境法發展的要求和新趨勢,筆者將兩者的融合稱為可持續治理。可持續治理將治理機制與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為宗旨,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可持續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可持續治理主體不僅包括傳統的管理主體——國家及其授權行使公共權力的社會公共組織,還包括其他社會公共組織或者個人(如利益相關者)。各種治理主體在環境治理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平等參與治理過程,形成多元治理格局。其中,國家在公共治理中起“元治理”的作用,即為了避免公共治理失靈,國家在公共治理過程中被視為“同輩中的長者”。它雖不具有最高絕對權威,卻承擔著建立指導社會組織行為者行動的共同準則和確立有利于穩定主要行為主體的大方向和行為準則的重任。

第二,可持續治理的多維度性。可持續治理涉及經濟、社會、環境以及制度四個方面。其中,制度的可持續性是實現可持續治理目標的重要基礎。在可持續性制度之下,采取協調行動以實現經濟、社會與環境之間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治理的多維度性,要求在治理環境公共事務時,尤其要注重制度建設的可持續性,在制度框架下對經濟、社會和環境三方面要素的可持續發展采取綜合性的決策。

第三,可持續治理工具的多樣性。可持續治理的工具可以分為以下三類:強制性工具、誘因性工具及能力建設性工具。強制性工具是政府運用公權力采取的措施,該類工具以法律強制力為執行保障,屬于“命令一控制”性的管制工具。誘因性工具又分為激勵性工具和壓制性工具,通過激勵性工具,如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可以促進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行動;通過壓制性工具,如限制貸款,可以減少環境負外部的發生。能力建設性工具是通過一些列措施提高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如通過綠色教育或者普及科學知識提高公眾參與環保決策的能力。

第四,可持續治理的整合性。可持續治理的一個關系重大的問題是使政府政策與其他治理主體的處境和行動相協調。可持續治理的持續性、多層次性及主體多元性等特征,要求治理主體在制定和執行公共政策時要有整體理念、發展眼光和協調意識。現代國家為了應對復雜多變的現實問題,朝向部門專業化發展,這雖然有利于對特定問題的處理,但是公共決策可能會欠缺長遠考慮,并且單個部門的解決方案從長遠來看可能是不充分或者有害的。可持續性要求政府決策要有長遠眼光,要整合不同政府部門或者同一政府部門不同時期的政策,并且要改善政府和非政府部門的互動關系。

三、國家、市場、社會三維關系的構建:環境法研究范式轉換的新思路

(一)國家、市場和社會在可持續治理中的關系

可持續治理理論強調國家、市場和社會在促成公共目標中的協同作用。同時,可持續治理強調平等協商,凡是能夠通過市場和社會解決的公共問題,國家干預退居其次,即主張一種“先市場和社會調節,后國家干預”的模式。奧斯本和蓋布勒對政府、私人(代表市場)和第三部門(代表社會)三者的優勢及適用范圍做了全面論述。

根據奧斯本和蓋布勒的研究,我們可以對市場、社會和國家在可持續治理中的功能準確定位,從而正確把握三者之間的關系。

首先,市場在可持續治理中的作用。市場在可持續治理中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市場可以通過價格機制調節供求關系,促進環境友好型和資源節約型經濟結構的形成。例如,通過能源價格的綠色化,可以減少化石能源的開發和利用,促進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的發展。第二,市場可以通過多種形式參與到公共服務的生產過程,分擔政府的壓力。如在公共服務民營化中建立公私部門的伙伴關系,促進低碳經濟項目的發展。第三,市場競爭機制可以促進污染物減排技術、節能技術等環境友好型技術的開發和利用。第四,市場交易機制可以促進污染物減排的效率。例如通過排污權交易機制,可以實現減排資源的最優配置,降低企業的減排成本。

其次,社會在可持續治理中的作用。社會的自組織是社會自治和自我管理的重要途徑。環境保護和治理涉及社會和經濟生活的多個領域的方方面面,需要全社會乃至全球采取共同行動。第三部門在發展社會事務、提高個人責任心、加強社區、提高對他人福利的責任心等方面非常有成效,可以說,其在開展社區節能服務、環保宣傳和教育以及促進環境友好行動等方面具有市場和政府無可比擬的優勢。

再次,國家在可持續治理中的作用。在明確了市場和社會的作用之后,我們對國家在可持續治理中的作用可以作如下定位:環境管制對于解決環境負外部性問題必不可少,同時,國家在實施管制措施時,要注重發揮市場和社會的作用,對于市場和社會在環境治理方面可以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國家要為其作用的發揮提供制度條件。一方面,盡管市場在環境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一個真實經濟不可能是完全沒有政府干預的“純粹的市場”。正如薩繆爾森所言,“沒有政府和沒有市場的經濟都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的經濟”。那些使市場運作的機制(例如,定義和執行財產權利,以及管理合同執行的民法),都是必須有一個公共團體提供的公共產品。政府管制便是一種特殊的公共產品。環境規制是一種可能增進交易機會的管制方式,因為他在原先產權不明顯的地方創造出了可以交換的產權(通過污染排放的許可)。也就是說,在利用市場解決外部性問題時,首先需要擁有強制力的國家制定有關控制污染物排放的強制性規定。例如,國家要制定污染物排放標準和監測制度、確立有法律約束力的污染物減排目標、污染物減排的基準年線、年度污染物排放總量以及配額的分配方案等等。另一方面,盡管社會在溫室氣體減排中的作用具有自愿性特點,但是也需要國家與社會主體之間建立良好的公私伙伴關系,為其發展提供制度激勵和保障,如污染物排放信息披露制度。

(二)環境法研究范式的轉換

環境法研究范式的轉換應當以可持續治理為理論基礎,著重于研究國家、市場和社會的互動模式,并實現以下幾個轉變:

其一,從二元到多元。環境外部性是市場失靈的一個重要表現,但是市場失靈并不是政府進行環境管制的充分條件,而且政府管制自身還會出現失靈現象。以往的研究多專注于政府環境管制的制度安排,對于如何通過發揮社會自組織網絡的力量解決環境問題鮮有涉及。社會自組織網絡植根于公民社會,對于糾正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后的研究中,要突破政府和市場非此即彼的路徑依賴,關注由政府、社會自組織、利益相關者等共同構成的可持續治理網絡。探索多中心治理的進路,發揮國家元治理的作用,同時要協調好政府與其他治理主體之間的關系。

其二,從單層到多層、從分散到一體。可持續治理具有多層次性和整合性。這要求在以后的研究中,要有統籌全局的發展眼光和全球視野。不僅要關注局部區域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還要關注政府間環境治理問題和全球環境治理問題。要將分散的能源、經濟、社會及環境政策和法律,按照可持續治理的基本要求進行整合化和一體化。

其三,從管制到民主。從管制到民主的轉變,其實質是從單向度的以“命令-控制”為主的國家管理模式轉變為民主化、市場化的雙向度的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視角從單一的政府管制轉變到社會控制和市場調控,從關注政府到關注政府、市場和社會在可持續治理中的功能和定位,從政府(管理者)與社會(被管理者)的對立到政府與社會的互動,從自上而下的命令到民主參與和平協商等。

其四,從硬法之治到軟法硬法相結合。公共治理并不僅僅依賴于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硬法(立法機關頒布的法律法規),而更多的依賴于軟法(如政法慣例、公共政策、自律規范等)。軟法以不同于硬法的方式體現法律的評價、指示、預測、懲罰等基本法律功能;軟法可以彌補硬法不足,推動公法結構的均衡化;軟法有助于強化法律的正當性,提高法律實效;軟法能夠降低法治與社會發展的成本;軟法能夠促成公共治理模式的興起,推進民主政治進程。生態領域的軟法對于促進環境問題的民間自治以及促進環境政策法律的有效實施具有重要作用。以后的研究中要關注生態領域中的軟法之治,注重軟法機制在環境保護中的作用。

篇(3)

基層社會治理創新,是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四川省達州市達川區大膽進行社會治理創新,形成了一系列創新性的制度和實踐模式,并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效。達川的創新性實踐,既彰顯了我國優秀政治文化和社會文明的當代意義,又以本土化的方式體現了當代社會治理的一般理念。

積極引導群眾有序而積極地參與社會治理,是群眾工作方法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創新性實踐。達川的社會治理模式,一方面,強調在重大項目決策、重大社會事項的處置上,向廣大群眾公布信息,引導群眾參與聽證、討論和決策;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引導群眾修訂和完善村規民約和居民公約,讓群眾自覺構筑公序良俗。

同時,達川區充分認識和發揮各種社會組織作為新的社會共同體的社會協同作用。改革開放以來,達川逐漸形成以行業協會等為基本形式的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的培育和引導本身就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而創新性地引導它們參與廣泛的社會治理實踐,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達川在工作中,引入律師作為第三方,大大提高了工作的透明性和效率。市律師協會和律師工作者協會長期免費的法律服務,對提高達川社會法治的水準起了重要的作用。引導本地的大學為社區群眾提供心理健康咨詢,積極有效地推進了社區文明建設。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其志愿服務的公益性對于行業以及其他社會過程的自律性規范作用,對于政府職能的轉變和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達川的社會治理創新,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生動實踐。達川的成功說明在當代社會治理方式方法的探索中,仍然不能遺忘、不能忽視,更不能否定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形成、并得到充分檢驗證明的群眾路線和群眾工作方法。只有堅持了正確的群眾觀點和群眾立場,才能正確地處理干部與群眾、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系,才能真正樹立政府的權威,保證制度和政策在實踐中的有效性。我們也必須充分地認識到,社會歷史在不斷地變化和發展,走群眾路線就必然要求各級政府的行為必須立足于群眾。只有當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成為社會治理體系中根本的動力機制和根本的價值追求時,這樣的社會治理才能葆有創新的活力。

責編/劉小溪 美編/于珊

篇(4)

[關鍵詞]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載體建設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4)06 ― 0032 ― 02

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對于促進教學深化、鞏固教學效果、推動知行合一具有重要作用,是思想政治理論課實現理論聯系實際的重要依托。長期以來,載體建設始終是思想政治理論課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新時期新形勢下,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建設既面臨有利機遇,又面臨嚴峻挑戰,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建設、推動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創新勢在必行。

一、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建設勢在必行

首先,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建設是推動大學生把思想政治理論學習與社會現實生活結合起來的題中之義。毋庸置疑,思想政治理論課在解決大學生的理論知識和思想認識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深化鞏固了大學生對社會主義及的認知把握,在推動中國化進學生頭腦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理論與實踐相脫離、知行不一的現象一定程度上在大學生群體中客觀存在,一些大學生所掌握的思想政治理論知識無法轉化了他們的現實行為,甚至產生其現實行為背離于理論知識的現象,如何推動大學生的思想政治認知轉化為他們的現實具體行為成為思想政治理論課面臨的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實踐證明,開發和運用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建設,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效,推動思想政治理論課理論實踐一體化。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成為推動大學生真學、真懂、真信、真用的核心所在。只有依托于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大學生才能在現實生活中更好地體驗理論的鮮活生命力和理論魅力,更好地體驗中國化理論在推動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巨大作用,更好地體驗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

其次,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建設是端正大學生思想認識堅定大學生理想信念的時代需求。大學生人生經歷比較簡單,他們多數時間都在學校里學習生活,社會體驗不足,生活經驗不夠,在一些社會現象的認識上容易產生思想困惑和認識誤區。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在端正大學生思想認識、堅定大學生理想信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載體運用對于澄清大學生思想認識,端正他們觀念態度,堅定他們的信仰和社會主義信念具有重要作用。新時期新形勢下,一些大學生對當代中國國情認識不夠,體驗不足,感受不深,對紛繁復雜國際形勢下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復雜性、長期性、艱巨性認識不深,容易存在一些思想困惑,陷入認識誤區。單純理論性的知識學習在回答大學生的思想困惑時顯得略微蒼白乏力,只有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依托于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讓大學生投身火熱的社會生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才能真正深化他們的理論認識,堅定他們的個人信念,才能讓大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既真心喜歡,使思想政治理論課成為對大學生比較具有吸引力的課程,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論課讓大學生終生受益,成為對大學生成長成才有幫助的課程。依托于載體建設,在思想政治理論課中真正把思想政治理論知識轉化為大學生的個人素質能力,使大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知識內化于心,外化于形,推動教學目標實現。

二、科學把握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建設的基本遵循

首先,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建設要堅持靜態性與動態性相結合。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的開發、運用和建設,只有遵循科學的原則,契合內在的規律,才能充分發揮載體的作用。作為載體,一方面必須承載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基本內容和價值旨趣,有助于推進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目標實現;另一方面又要兼具溝通聯系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與大學生之間的“橋梁”與“紐帶”作用,依托于這一載體,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得以與大學生展開良好互動并形成和諧向上的師生關系。據此,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建設要堅持靜態性與動態性相結合。立足靜態視角,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具有承載性,傳導性和關聯性,即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承載著思想政治理論課基本內容和價值目標,傳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對大學生的人生導引,同時關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與大學生、社會生活,使三者發生交流互動,在三方互動中服務于大學生成長成才及培養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接班人的需要。立足動態視角,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具有社會性,實踐性和發展性,即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來源于社會現實生活又反映社會現實生活,能在社會現實生活中被發現、認識和檢驗,能不斷依據經濟社會發展而向前發展。

其次,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建設要堅持過程性與目標性相結合。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建設要把過程與目標結合起來,以目標為統率指引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建設的過程發展,為過程發展指明方向;又充分展現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建設的過程性,體現載體建設的層次性感和循序漸進的歷程。據此,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建設,既要體現為一種促進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不斷深化的強化過程,體現為促進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相長的發展過程;同時又要兼具明確的發展目標,以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遠大信念、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實現中國夢為目標歸宿,任何時候都不能偏離和脫離于這上終極目標。

再次,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建設要堅持手段性與功能性相結合。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建設既是推動思想政治理論實踐一體化的有效工具,是一種手段性存在,同時又肩負著提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效、鞏固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促進大學生成長成才的重要功能。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建設,就是既要把載體建設作為一種促進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深化、推進思想政治理論課師生互動的手段,同時,又要明晰載體建設承載著思想政治理論課基本價值定位和功能歸宿的責任擔當,明確載體建設所蘊涵的兼具引導大學生健康成長和培養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功能。

三、與時俱進推動思想政治理論課載體創新發展

首先,思想政治理論課文化載體建設應堅持批判繼承。文化載體歷來是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載體,思想政治理論課文化載體建設既要立足中國,回顧源遠流長的優秀傳統文化,又要放眼世界,縱觀大類世界文明發展的優秀文化資源,堅持批判繼承的原則把繼承傳統與借鑒國外結合起來。一方面對傳統文化不盲目繼承,不搞不加區別的全盤接收,而要批判繼承5000年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以今視古,古為今用,把傳統文化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大局中去考量;另一方面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既不全盤否定也不全盤接受西方文化成果,而是要批判借鑒,既充分吸收作為人類文明發展共同成果的西方文化資源,又明辨西方文化中潛藏的政治元素和階級立場,不能在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借鑒中迷失自我,失去了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立場,而是要真正做到洋為中用。

其次,思想政治理論課活動載體建設應堅持有機滲透。活動載體是推動思想政治理論課把理論回歸現實生活的重要方式。在活動載體建設中,由于灌輸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重要原則,然而正是因為這一原則的存在導致廣大思想政治課教師在開發和運用活動載體過程中易于形成強烈的政治色彩和鮮明的強制屬性要求。而大學生正處于人生成長的關鍵時期,生活經驗不足卻情感豐富、敏感,活動載體中的強烈政治色彩和鮮明強制屬性易于引起大學生的反感,激發他們的逆反心理,引起他們對活動載體的排斥和抗拒,影響思想政治理論課活動載體功能實現。據此,思想政治理論課活動載體要有機滲透教育目標于活動之中,具有非常顯著的潛藏性,在活動中育人,在過程中育人,發揮“潤物細無聲”的潛移默化作用。思想政治理論課堂教學,重點在于解決大學生的“真知”,思想政治理論課活動載體,重點在于解決大學生的“真信”。思想政治理論課活動載體建設,就是要推動大學生實現“真知”到“真信”的轉變,實現由知識向能力的轉變、由理論向實踐的轉變。

篇(5)

社會協同作為社會管理創新的一項重要內容,其主要內涵是要求無論政府還是其他社會組織不僅要承擔起社會管理的責任,更應該注重建立相互之間――政府部門之間、政府組織與社會組織之間、政府部門與民眾之間的良性協調與互動合作關系。涉及治安管理領域,對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我們應有更深刻全面的理解與闡釋。對治安管理社會協同理論的提出與總結梳理有益于在實際工作中落實社會協同的理念。

一、社會協同理念的提出

對社會協同內涵的認識,首先要正確認識和處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當代治理理論認為政府、社會組織、市場組織是治理的主體。對于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模式:第一種是“強政府、弱社會”模式。在大一統的時代對于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并沒有清晰正確的認識,造成了強政府弱社會的不合理局面,在這種模式下,社會完全是政府的附屬品,統治的意味更為濃厚,造成的后果是社會組織發揮作用微弱,政府權力過大、管得過多過死,但在社會治理某些領域中政府并不能發揮完全的作用,而社會組織在更適合其應該發揮作用的領域中卻完全無所作為,這樣不僅造成政府資源的浪費也不能起到很好的治理效果。二是政府與社會的合作模式。強調政府與社會要形成互動、加強合作,該模式的優點是將社會至于與國家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我國大政府、小社會的現實局面下,合作模式的構建恐怕還有待更長的時間才能實現。三是“社會協同”模式。“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目標是在十六屆四中全會時首次提出的。十報告在論述社會管理體制時又再次強調了其重要意義,并提出了予以法制保障保證其落實。現在看來社會協同模式是更適合我國現實的一種模式,為什么如此說呢?在這一社會管理體制中,公眾參與是基礎,社會協同是依托,法治保障是根本。在我國的現實是政府治理能力較高,公民社會發育不足。我們還處在培育公民社會的階段,自然不能與西方國家一樣在短期內實現兩者的合作關系,更適合我國當前現實的是以政府為主導,鼓勵和幫扶社會組織的成長,使其逐漸在社會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通過法律與制度保障是協同治理機制形成。

二、國外關于社會協同的相關理論

目前,世界各國在社會治理中形成的許多理論如公共選擇理論、治理理論、公共物品理論、多中心理論、國家―社會互動理論、社會資本理論等,與我國的社會協同的治理模式存在著共通的地方,應充分借鑒先進理論、尊重我國現實,形成適合我國治安管理工作的社會協同治理理論。

(一)公共選擇理論

公共選擇理論(Theory of Public Choice)于20世紀60年代形成于西方發達國家。其主要觀點是針對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失靈”現象,主張引入市場機制,以市場靈活的特點來彌補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的不足[1]。根據這個理論,警察公共服務同樣需要引入市場機制,目前在西方國家非常發達的私人警務如保安、私人保鏢等在維護社會公共安全中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二)公共物品理論

公共物品理論是研究公共事務的一種現代經濟理論。其基本內容是:不同種類的物品和服務可以通過兩個特征――排他性和消費性來進行整理和分類,分類的結果確定了政府和社會(非政府組織)在物品和服務提供中所扮演的角色[2]。一般而言,純公共物品(服務)由政府提供,純私人物品(服務)則由社會和市場提供,而準公共物品(俱樂部物品和公共池塘資源物品)既不能完全由政府提供,也不能完全依靠社會和市場提供,而應該通過政府和市場、社會的競爭、合作來提供。

(三)治理理論

治理理論,也稱善治(Good Governance)理論、治道,是20世紀90年代流行于西方國家的關于公共事務解決之道的理論。是指政府對公共事務進行治理,它“掌舵”但不“劃槳”,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務,只介于負責統治的政治和負責具體的事務管理之間[3]。關于治理的特征,雖然學者概括并不完全相同,但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尤其是非政府組織的參與是其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正如治理理論創始人之一的羅西瑙所說:“治理則是由共同的目標所支持的,這個目標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規定的職責,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強制力量克服挑戰而使別人服從。”“它既包括政府機制,同時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機制。”[4]

(四)多中心理論

當代美國學者E.奧斯特羅姆根據多中心社會秩序、公共選擇、公共物品等理論,在長期實證研究公共事務(尤其是警察服務)的基礎上,主張公共事物自主治理,提出“權力分散、管理交疊和政府市場社會多元共治”為特征的“多中心理論”,以改變傳統的以政府為中心的“單中心供給”思路[5]。

(五)國家――社會互動理論

國家―社會互動理論的淵源可以追溯至19世紀西方國家的“市民社會”,但其流行卻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社會互動理論主張:關于國家、國家制度及社會、社會制度等的研究,不能單從國家一元的單向的角度來認識,而應該從國家―社會二元的、多向的角度,從國家、社會的互動來認識。即:要批判那種“自上而下的”一元性“國家”分析范式,建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雙軌型“國家與社會”互動范式。簡言之,國家制度、社會制度的建立,是國家和社會互動的結果。按照這個理論,警察制度、治安制度也應是國家與社會組織互動的結果。

(六)社會資本理論

該研究視角運用社會資本理論對社會力量在治安管理中發揮的作用、作用的缺失及對策作以探析。社會資本是指普通公民的民間參與網絡,以及體現在這種約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規范。在社會治安管理過程中,社會資本的有效使用往往能夠倍增治理的績效,這也是治安管理自增強機制的動力所在。

上述理論,因為主張政府之外的市場、社會也要提供公共服務,與以往由政府完全提供公共服務的舊理論有很大差異,所以也被合稱為“新公共管理理論”。這些理論應用于公共服務領域中的警務研究,其結論自然就是重視市場、社會在警務中的作用。譬如,自20世紀70年代始,西方國家提出了“private policing”(或privatizing policing、private police)的概念,對社會組織參與治安工作及如何增進社會組織與警察機構的合作,進行了大量的理論研究。英國艾莉斯?韋克菲爾德的《Selling Security:The private policing of public space》,提出了“安全被”(security quilt)理論,認為:不同的城市空間場所需要由不同的管理力量參與的各種安全管理模式;不同的管理力量和安全管理模式組織起來,就組合成為覆蓋城市任何角落的“安全被”;在構成“安全被”的力量中,既有代表國家與政府的警察,也有單位與社區的專有安全保衛人員,既有市場化的保安公司,也有各種志愿者和警察輔助力量。

三、我國治安管理“社會協同”的相關理論

(一)治安綜合治理理論

20世紀70年代末以后,我國逐步提出了治安綜合治理的思想,強調在黨委、政府統一領導下,在充分發揮政法部門特別是公安機關骨干作用的同時,組織和依靠各部門、各單位和民眾的力量,綜合運用多種手段,從根本上預防和治理違法犯罪,維護治安秩序的穩定。

治安綜合治理理論強調治安問題的根源在社會,治理治安問題的力量在社會,維護治安秩序的主體也在包括政府、單位、社會組織和公眾在內的多種主體。

(二)治安主客體關系理論

治安主客體關系理論,是指維護治安秩序的主體與客體(對象)之間,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轉化的多重關系,一般而言,公安機關是維護治安秩序的主體或主要力量,但是,在一定條件下,其他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公眾也會成為維護治安秩序的主體。

(三)治安、警務(國家警事)社會化理論

20世紀80年代,我國學者當時的治安形勢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提出了“治安工作社會化”的觀點,也有的稱公安工作社會化、治安管理社會化。即公安機關不應承擔維護治安秩序的全部責任,而應當將一部分工作職能交由社會組織承擔。近年來,國內學者將西方的公共選擇理論、治理理論等引入,又提出了“警務社會化”或“國家警事社會化”。強調公安機關要按照市場運行的客觀要求,有效整合社會管理資源,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起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安行政管理體制,在充分發揮公安機關職能作用的同時,實現“社會的事社會辦”;強調警察與社會組織的互動、警察與社區居民的合作,以增進公共安全、提升警務效益。

篇(6)

環境治理體系重構環境NGO企業公眾參與

環境是人類得以生存的必要條件,環境質量的好壞直接影響人類生活質量的好壞。工業革命以來各國經濟迅速發展、社會財富不斷增加、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緊隨而來的卻是環境污染、生態環境破壞等一系列環境問題。面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如何正確處理發展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如何對環境問題開展及時有效的治理已成為世界各國思考和討論的主題。于是,建立一個科學合理的環境治理體系對于環境問題解決的重要性則不言而喻了相互。

一、我國傳統的環境治理體系及其弊端

(一)我國傳統的環境治理體系

多年來,我國在環境問題的治理方面一直奉行著政府絕對主導的環境治理結構,政府在環境治理問題上“大包大攬”,而政府之外的非政府組織(NGO)、公眾等在環境治理問題上的地位微乎其微。

(二)我國傳統環境治理體系的弊端

近些年,單純的依靠政府進行環境治理的模式已經不足以解決越來越嚴重的環境問題,我國傳統的以政府為絕對主導的環境治理結構的弊端日益顯現。

首先,雖然政府在環境治理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但是政府也并非萬能的。政府在環境治理的過程中也會受到決策信息不全面、不充分、不對稱,利益集團利益訴求,決策判斷失誤,體制不健全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政府在環境問題治理的過程中也會出現“政府失靈”的問題。

其次,在我國政府之外的,企業、非政府性質的環保組織(環境NGO)、公眾等參與環境治理的程度不高。這些主體作為環境問題的利害關系者,有權利更有義務參與到環境治理活動中去,作為非政府力量的代表,他們有著政府在治理環境問題中所不具有的優勢地位,對于我國更好的治理環境問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因此,在我國環境治理中不能一味地依靠政府的作用,而應該極力的去探索和構造新型的環境治理的體系。

二、我國環境治理體系的重構

(一)政府依舊在環境治理中承擔主要職責

即使政府在環境治理中可能存在著“政府失靈”的風險,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否認政府對環境治理的主要作用,政府依舊應當承擔主要的治理責任。但是,政府的在環境治理體系中的主要作用絕不同于傳統的政府絕對主導的地位,政府應當改變以往“權威性”的環境治理角色,應當只是環境治理的“領頭羊”,其他主體應當發揮重要的作用。

(二)作為市場機制的企業,應當自覺參與環境治理,擔負起其應負的義務

企業天生就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參與環境的治理無形中會增加企業的運作成本,這便導致了企業在實際的環境治理中起到的作用不大,但是企業作為環境問題的最主要制造者,其理所當然的應當承擔起環境保護的義務。除了依靠國家通過強行性的法規規定的如“誰污染誰治理”等規則強制企業承擔環境治理責任之外,作為市場機制的企業也應當認識到其社會責任,主動地采取措施為環境治理和保護提供支持。

(三)環境保護的非政府組織(環境NGO)應當充分發揮其作用,作為環境治理的重要補充

非政府組織(NGO),是指一個不屬于政府,不由國家建立的,通常獨立于政府的有組織的群體。近些年,隨著以環境保護為目的而成立的環境NGO的不斷發展壯大,其作為社會力量的代表,在環境保護和治理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首先,環境NGO作為一個非政府的組織與個體的“利己心”不同,可以實現“擴大化的自我利益”,并使人們認識到個人的自我利益可以通過他人利益的實現而最大化,最終實現“利他”。其次,環境NGO與政府權力的強制性相比更具有親和性和可操作性,可以有效的搭建個人和政府之間溝通的橋梁,協調個人與政府之間的沖突,促進政府環境政策的有效實施,避免“軟政權”現象,從而實現環境治理效益的最大化。

從目前我國環境NGO參與環境治理的現狀來看,效果不盡理想。不僅在數量上不能滿足我國環境治理迫切性的需求,而且在其規模和實力上也相對薄弱,在其參與環境治理中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果。因此,我國應積極鼓勵環境NGO廣泛參與到環境治理的體系中,對環境NGO進行支持和引導,作為環境治理的有效補充。

(四)公眾參與在環境治理體系中應該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由于環境的公共利益屬性,所以環境問題治理關系到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并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些人的職責或義務。公眾作為環境問題的直接的利害關系人,其有權利參與到環境治理中去。同時,每個人在生活中難免的或多或少的對環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因此公眾也有義務參與到環境治理之中去。

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方式多種多樣,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公眾對環境立法、執法、司法、監督等多個環節的參與,主要包括聽證、舉報等方式;其次,公眾對于環境污染生態破壞開展的自救措施。

我國雖然規定了一些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方式,例如:來信、來訪、舉報、聽證等,但是當前我國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現狀并不理想。原因包括:首先,我國民眾參與環境治理多流于形式,缺乏實質性的方式和手段的規定。拿環境聽證制度來說,存在很多“聽而不證”、“聽而不取”、“假聽證”等現象,同時公眾參與聽證的范圍狹小。其次,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意識不強。

三、結語

總之,新形勢下面臨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和環境治理形勢,我們應當一改以往政府絕對主導的黃精治理體系,構建一個“政府為主、企業自覺;非政府組織補充,公眾廣泛參與”的自上而下的立體的新型環境治理體系。從而更好的解決環境問題,為我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構建,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幫助。

參考文獻:

[1]王樹義.環境法系列專題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419.

[2]白瑞清.環境治理中的政府作用研究[D].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10.

篇(7)

一、傳統政府管理與現代城市治理

我國的城市管理體制雛形于20世紀50年代,成型于60-70年代,成熟于80年代,改革于90年代。在我國建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政府實施城市管理主要是通過強制性的手段,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來實現的。單一控制模式、制度約束、管理的非人格化等特征在政府管理中表現突出。

傳統的城市管理模式向城市治理的轉型,是城市高速發展、提升其管理能力的要求和創新。與傳統的城市管理自上而下的層級式控制模式不同,城市治理強調的是通過合作和協商,使利益相關主體也參與到城市管理的進程中,并形成一個多中心治理的參與式網絡結構。二者區別見表一。

城市治理是一個復雜的、多中心的結構體系,社會組織、企業等利益相關者也都參與其中,在配合政府對城市進行治理的過程中分擔了政府的責任,也促進了城市治理的發展。盡管城市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權威中心,但是作為城市治理的主體之一,他在城市公共管理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承擔著“元治理”的角色。因此,政府在城市治理中仍然具有導向性。

現代城市治理,正是以政府在社會網絡中扮演的“元治理”角色為基礎,實現社會組織、企業、公民的共同參與治理的過程的。因此,城市管理不再是單純的政府管理,而是需要公眾參與,發揮社會組織(如城市自治組織、企業、社團、各類中介組織等)的作用。一方面,城市公共事務的管理和服務離不開公眾的參與。隨著公民意識的逐漸覺醒,越來越多的公民參與到城市治理中來,公眾的參與推動了城市自治的發展。另一方面,要發揮社會組織在城市管理和服務中的決策和監督的作用,需要政府明確自身的權限,并與社會組織之間建立協商互動的伙伴關系,共同面對和解決城市的公共問題。最理想的做法應當是一切該由政府管的政府就不應該推卸,屬于市場和社會做的政府就不應該插手,政府與社會之間應該是一種平等協商和合作的關系,而不是依靠行政命令下級服從上級。因此,應當對城市政府的權限有一個明確的規定,從而規范政府的行為,保證其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運作,以免導致政府不堪重負而且費力不討好。

由此,這種由城市政府、其他社會組織、公民等形成的共同參與的網絡結構,極大地改善了傳統政府對城市進行壟斷管理的弊端,提升了城市管理的水平,同時,各利益主體之間互相監督,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影響政府的行為和決策,從而實現共同參與城市治理的目標。

二、城市治理的評價

從目前我國城市管理的發展來看,已不同于傳統的“強制命令”,但是離“治理”也還存在一些差距,應當說當前正處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轉型階段。

在城市政府管理走向政府治理的過程中,城市政府在促進各方參與治理、實現動態合作的城市網絡管理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良好的城市治理”,其標準應當是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下放權力和資源、公平參與決策過程、提供公共服務和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效率、決策者和所有利益相關者的透明度和責任制、市民參與和市民作用、包容性等七個方面。分析當前的城市治理,其行為遠沒有達到良好治理的標準。

第一,城市的參與治理表現為精英式參與,沒有與其他主體形成良性互動。城市的治理其根本在于政府與其他參與主體的良性互動,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例如:城市中的弱勢群體,由于經濟上的貧困和心理上嚴重的相對剝奪感,所以他們是最需要獲得平等機會和優先解決問題的一群人,他們也最有資格參與城市的決策和資源分配的過程,然而在城市參與治理過程中,弱勢群體常常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他們的利益也得不到合理有效地表達。精英式的參與使弱勢群體不能公平地享有資源,也就更加談不上這部分社會的邊緣人共同參與城市治理。重視城市中的弱勢群體,并把它們也納入到城市治理的網絡中來,對于實現城市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城市社會的獨立性難以得到充分體現。城市治理提出了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和公眾之間在城市管理過程中相互合作和互動的關系,強調了城市利益相關者參與城市治理并在城市發展決策、執行和監督的過程中發揮的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說,利益相關者的參與顯然有利于打破傳統政府壟斷的困境,實現非權力系統和公民廣泛參與治理的居面,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中,政府仍然處于強勢地位,利益相關者很難形成一種力量與之抗衡,城市社會的獨立性難以得到充分體現。如近年來一些城市建設中出現的“圈地”、“拆遷”浪潮等就是獨立性難以體現的典型事例。很明顯,在這個案例中政府對城市的管理已經偏離了保障公共利益的價值目標,其最終結果只能是公眾的利益受到損害。

第三,公民參與治理的能力較低,并沒有形成一個自主性較強的公民社會。公眾的參與行為是通過政府主導實現的,而不是通過自身組織完成的。邵任薇認為,城市管理中的公眾參與主要表現為:公眾參與的普遍性不夠;公眾參與的制度缺乏;公民參與的效果欠佳。換句話說,公眾在影響政府的決策方面并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諸如聽證會、選舉等參與行為并不是通過公眾自身的組織實現的,而是由政府搭建平臺,在地方當政者的左右下完成的,而這樣做很容易消磨公共精神。

三、我國城市治理道路的探索

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發展,使我國的城市發展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城市治理的多中心特點也越來越明顯。在城市治理的視野中,政府已經無法單獨履行治理的所有責任,而是需要其他利益主體的共同參與和協助。如果不能實現權力控制向多元治理的轉變,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也將遭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因此,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城市治理發展的道路,是當前城市政府面臨的迫切任務。

第一,要建立一個更具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城市,政府應當明確自身的定位。(1)政府要明確自己扮演的“元治理”的角色。城市治理是一種復雜的、多中心的結構體系,強調的是利益主體對城市的共同參與治理,管理公共事務的主體并不再局限于政府。盡管城市政府不再是這個網絡結構中的唯一權威中心,但是在協調不同利益訴求方面仍然需要發揮城市政府“元治理”的作用。(2)政府應當對追求的目標有一個新的定位。傳統政府單純追求“經濟發展”的目標應該為“實現城市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目標所替代。因為只有經濟增長,而沒有發展的增長的城市是不可能持續發展的。因此,除了經濟的目標,更多的也要考慮到城市社會發展的目標、公平的目標、弱勢群體的利益保護等,建立以人類發展為本位的目標體系。(3)要實現政府與利益主體的共同治理,必須構建一個制衡框架以平衡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除了需要政府下放權力,使企業、社會組織等具有參與的合法性地位之外,政府也應當規范自己的行為,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前提下,去做政府該做的事。

第二,建立和完善有效地參與機制,為社會組織、公民等參與到城市的共同治理中來提供各種條件。(1)重視社會參與的重要性,并在制度上予以保證。城市的發展離不開各類組織和公眾的參與,一方面,通過創設組織健康發展的有力環境,大力扶持和培養各類社會組織,為他們創造更多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鼓勵并擴大公民參與,從強調政府意志、政府權威轉變為更多的強調公眾的意志和公共精神,讓公民能積極地參與到自身城市的治理中來。(2)在城市管理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即決策、執行、監督、反饋等,都要建立合適的社會參與機制,以保證公共利益成為政府決策和行動的出發點。(3)實現全面有效地參與與合作,要求政府與社會之間構筑溝通的橋梁。在擴寬與社會的溝通渠道的基礎上,運用靈活的管理技術和方法,建立良好的伙伴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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