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金融公司管理方法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據國家統計局數字顯示，截至2004年4月底，全國轎車庫存突破10萬輛大關；汽車成品存貨總值142.1億元，上升27.9%。6月全國汽車銷量為16.5萬輛，僅比2003年同月上升了2.2%，這是兩年多來最低銷售增長率。

目前，我國人均GDP已經跨過1000美元的門檻，居民消費結構將會出現一個大的跨越，即從普通的生活用品向住房、汽車等高檔消費品轉變，因此汽車消費將是拉動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許多業內人士對已經進入中國的汽車金融公司給予了厚望，期待其能推動中國的汽車消費和汽車市場，汽車金融公司進入中國會給汽車市場帶來些什么呢？

激活汽車信貸市場

賣者有貨，買者無錢的局面有望打破。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汽車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長王再祥指出，汽車金融公司所包含更深刻的是一種消費文化和消費理念，在中國大多數生活品的消費仍是一種自給自足的方式。房地產導入信貸消費模式是比較成功的，使房地產行業在不到20年的時間內得到了迅速發展。目前，社會滿足汽車消費需求的能力卻是十分有限，在市場上形成了生產有余，賣者有貨，買者無錢的局面。汽車金融可以調劑社會消費資金，使其在“時間上繼起、數量上平衡、供給上充分”。汽車金融是中國金融市場第一次向外資開放的實驗地，金融公司進入中國市場之后，將改善中國的消費文化。

車貸的“鯰魚效應”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教授龔明華認為，汽車金融公司作為附屬于汽車制造企業的專業化服務公司，可以通過汽車制造商和經銷商的市場營銷網絡，與客戶進行接觸和溝通，提供量體裁衣式的專業化服務。在美國，汽車金融業務多種多樣，包括分期付款零售方式、融資租賃方式、信托租賃方式、汽車分期付款合同的轉讓與再租賃等，并有廠家貼息、客戶享受零利率等多項優惠措施。目前，按照銀監會出臺的《汽車金融公司管理辦法》及其《細則》，汽車金融公司還不能開展租賃等業務，也不能提供低于銀行貸款利率的融資服務，但是，對廣大購車群體來說，畢竟多了一個融資渠道，而且是專業、便捷、高效的融資通道。同時，由于“鯰魚效應”，即使仍從銀行貸款買車，也會享受到比原來好的服務。

王再祥指出，與商業銀行等專職信貸機構相比，汽車金融公司具有其自身優越性：汽車金融公司的主要任務是幫助母公司賣車，這就決定了當消費者支付能力降低，消費需求降低時，汽車金融公司可以推出有利于消費者的汽車金融產品，促進汽車消費。例如“9?11”事件后，美國汽車市場急劇降溫，汽車廠家為了促進銷售，提供了“零首付、零利率”信貸，保證了汽車銷售的穩定。

“試水期”的苦日子

目前，中國的汽車金融相應的配套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實際上國外的汽車金融公司到中國來有一種虎落平川的感覺，有幾個很現實的制約因素如利率不能為零、不能設立分支機構、融資渠道有限等。

豐田汽車金融（中國）有限公司籌備組成員表示，其公司對中國市場充滿信心，但在短時間內不會把盈利放在首位，其成立后先期的主要工作是幫助豐田汽車在中國銷售。

龔明華指出，不能設立分支機構，實際上對汽車金融公司開展業務并沒有多大的影響，它們完全可以通過派遣外勤人員和利用經銷商網絡提供服務、實行集中化的后臺管理，來解決單一機構的問題。至于不能采取“零利率”這一殺手锏與商業銀行爭奪車貸市場份額，以及不能通過發行債券和商業票據等方式融通資金，確實對汽車金融公司的發展構成制約。

王再祥指出，汽車金融公司進入中國開始會有一個比較痛苦的過程，一個緩慢發展的過程，也是一個試水過程。在試水期內汽車金融公司的資金來源主要還是會通過銀行，大股東的存款,是在股東之間的轉移,沒有實際意義;同業拆借的資金基本是短期的,不能長期使用。汽車金融公司推新的金融產品有較大的風險，首先政策已經規定了其業務經營的范圍，推新的產品需要得到審批，再者僅僅靠貨幣市場的資金是非常有限的。

汽車金融的利率浮動，在國外完全是自主的，但在國內汽車金融公司也不是不能做，可以通過變通的方法來做，現在汽車廠對車價是嚴格限制的，但這個堅冰也將逐漸被打破，汽車金融公司可以通過對車價的調整、優惠來實現利率的調整。汽車金融的主體已經開放，但是價格還沒有開放。

在國外，汽車金融公司可以直接融資在市場上發行債券，其資金80%來自資本市場，如果汽車金融公司的資金完全來自商業銀行，把銀行的資金加息貸給用戶，是沒有利潤空間的。所以國外汽車金融公司的資金大都來自資本市場，國外像通用、福特這樣信譽好的汽車金融公司，資金會主動來找它們。

汽車金融公司開始的利潤會較弱，一段時間后其利潤可能會來自利潤轉移，現在廠家對經銷商有返點，也就是傭金，以后可能會有一部分利潤返給汽車金融公司，由汽車金融公司和經銷商之間作一次利潤的分配，將來經銷商的資金將會主要來自汽車金融公司，汽車金融公司由此可以獲得一部分利潤。

在國外汽車金融公司通過多元化的參與資本市場獲取利潤，參與保險、證券、房地產、其他的個人信貸，可以追逐資本市場中的高回報，利潤來源點比較廣泛。

引領車貸市場的趨勢漸顯

龔明華指出，汽車金融公司開業后，可以發揮其專業化服務的優勢，利用其與生產商、經銷商的緊密關系，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盡量延伸服務鏈條，為客戶提供高質量的貼身服務，來爭取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同時，也要看到，隨著利率管制的逐步放松和國內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對汽車金融公司的利率和融資渠道限制會逐步取消。從長期來看，汽車金融公司逐步引領車貸市場的趨勢是很明顯的。

汽車金融公司在初期會把主要精力放在相關制度和操作規程的建設方面，同時開始“試水”，市場拓展的力度不會太大，不可能很快盈利，這一過程可能要持續三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但是，由于我國已成為汽車生產和消費大國，而我國的貸款購車比例目前還不到20%，遠遠低于國外平均70%的比例，車貸這塊蛋糕將越來越大。這是在我國加入WTO談判中美國等將其作為條件、急于進入中國市場的原因。有人認為汽車金融公司在我國“水土不服”、“從銀行手里接收車貸這燙山芋”，是杞人憂天。

先要付點學費

王再祥指出，中國的信用體系沒有建立起來，國外有健全的信用管理系統，信貸的流程管理可以通過信用評估的相關軟件來完成，在中國這樣一套軟件還沒有建立起來，國外的信用評估軟件拿到中國來并不解決問題，汽車金融公司進入中國開始還是會首先通過經銷商提供的資料，從一些優質的客戶入手，不斷地完善自己的模型。汽車金融公司對風險的把握都不一樣，因為各個公司對人的判斷是不一樣的。

汽車金融公司對風險的防范能力應當重點看其對低端客戶的開發能力，汽車金融公司在剛開展業務時出現不良的貸款是正常的，培育一個市場出現幾百個億的不良資產也很正常，不必驚慌，汽車金融公司有潛力發展起來。

龔明華指出，缺乏完善、統一、有效的征信體系，嚴重制約國內金融機構的業務拓展和產品開發，汽車金融公司也是如此。大家也都認識到建立健全社會統一的征信體系的重要性，央行已成立了征信管理局，上海等地已經由政府主導建立個人征信系統。我們要加快征信方面的立法工作，對信用數據采集、加工、使用做出法律界定，并在政府主導下盡快建立全國性的征信體系。

汽車金融公司不可能坐等征信體系的建立，要建立自己的信用風險管理系統。像信用卡公司初期開展業務一樣，為了甄別客戶，需要確定評價參數和建立評價模型，就要有一定的客戶信息做樣本。因此，在初期產生一定的壞賬是難免的。但是，付出會獲得回報。在建立有效的信息庫和評價體系后，通過規范管理，汽車金融公司的壞賬就能控制在一個合理的水平。而且，我國信用建設的外部環境肯定會逐步向好的方向變化。

豐田汽車金融（中國）有限公司籌備組成員表示，他們會把在不同國家管理風險的經驗拿到中國來。

福特汽車金融公司表示，一方面國外的汽車金融公司都有成功的風險管理方法和全球的經驗，另一方面，汽車金融機構應和銀行密切合作，共同探討如何建立健全中國的信用機制。

金融公司和銀行走向競合

福特汽車金融公司表示汽車金融公司和銀行是既合作又競爭的關系。在資金取得方面金融公司和銀行是伙伴,在開展信貸業務方面,又是各自來運營。無論金融公司還是銀行,提高服務品質和客戶滿意度才是追求業務成功的重要指標。

龔明華指出，在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下，汽車金融公司與銀行應該是既競爭又合作的關系。由于我們的商業銀行產品和業務單一、盈利模式相同，在車貸業務方面也不例外。所以，在現階段，汽車金融公司與銀行在車貸方面主要是競爭，還談不上合作。當然，它們在向銀監會申請參與同業拆借，如獲批準，會與銀行有資金往來。但從長期來看，作為提供專業性金融服務的汽車金融公司和提供綜合性金融服務的銀行會各自通過提供個性化和人性化的金融服務和產品去贏得客戶，在這一過程中，很自然地形成既競爭又合作的新型關系。

對原來一統車貸天下的商業銀行來說，多了一個競爭對手。汽車金融公司的誕生使我國金融體系更加趨于完善，有利于促進金融機構間的公平競爭，促使國內銀行進一步提高自身的核心競爭能力。國外汽車公司的進入，使得貸款的渠道多樣化，將會分擔國有銀行由此可能引發的經營風險和壞賬風險，從而為國有銀行提高資產質量，降低壞賬比例提供條件。

重構市場主體

王再祥指出，汽車金融市場的主體要做一種重新的調整，由銀行、保險公司、經銷商作為主體的汽車金融市場，實際是利益不對稱的，銀行通過對資金的壟斷地位，把風險更多的轉嫁給經銷商、保險公司，商業銀行提供大量的金融資源，而又不愿意承擔相應的風險，保險公司為了搶占市場過分估計了保險資金對風險的承受能力，大量提供了信貸和保險。市場的利益不對稱，使市場出現畸形和風險，汽車金融公司進入之后對這個格局是一種調整。汽車金融公司往往是背靠一個汽車產業集團，從技術信息各個方面都能得到來自汽車產業集團的支持，汽車金融公司更具有天然的對汽車信貸領域風險的認識和把握，商業銀行所經營的風險應當是一種綜合的風險，對特殊領域的風險把握和認識不如一個專業的金融機構。

新的格局重新排位后，商業銀行應當處于一個金融資源的提供者的位置，提供資金和批發資金。中國資本市場不完善，資本市場還處于一個發展的時期，現在資本市場資源有限，加上防范風險的能力也不強，現在的情況下，商業銀行可以向汽車金融公司提供資金，由汽車金融公司發揮自己專業化的優勢，向消費者提供貸款。

一年以后方見效

汽車金融公司的進入會促進汽車銷售，這是毫無疑問的。汽車銷售中兩大核心問題就是產品問題和資金問題。《辦法》規定汽車金融公司可以向經銷商提供購車、建設展廳等多種用途的貸款，可以向購車人提供車貸，無疑是解決汽車銷售中資金鏈問題的強力“劑”，可以促進汽車銷售。但是，由于現在汽車金融公司從零開始開展業務，對它們還有很多限制，期望它們能夠迅速促進汽車銷售、使車市迅速升溫是不現實的。

王再祥指出，真正汽車金融公司給消費者帶來明顯的好處和效益應當體現在一年以后，2005年底到2006年初會出現一個貸款買車的新，進口車的價格下降和國產車的價格下降，加之今年的持幣待購所積蓄的消費潛力，以及汽車金融公司業務的開展，會使汽車信貸出現一個。

車市競爭將會加劇

篇(2)

對360度考核的否定，恐怕沒有人比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組織與人力資源研究所教授吳春波更堅定的了。

早在2004年，《中外管理》雜志就此話題采訪過吳春波，他面相、語音都相當溫和，用詞卻異常鋒利：“ 360度考核是美麗的陷阱，是真實的謊言”；“流行的東西不一定是好的東西，比如禽流感”。

然而，在2005年10月，媒體突然大篇幅報道了神州數碼下屬的金融公司在全力推行360度崗位考核體系。這個績效管理變革是由空降過來的原花旗副總裁董其奇發動的。

據報道：神碼金融公司成立了以項目總監、事業部總經理為核心的“考核委員會”，專門負責360度考核的相關事項。考核委員會最終確定了以金融公司價值觀和核心理念為基礎的9項考核內容：領導力、人才培養、關系、客戶意識、交付、創造力、開放性、團隊貢獻、崗位技能。為讓考核能夠更加具體、可衡量，考核委員會又將每項內容細化分解為3小項。這樣，360度崗位考核的9項27條標準正式形成。

制度剛剛建立的時候，董其奇不準員工有任何的討論空間。在第一次考核中，上級的權重定為70%，同級和下級權重共占20%，其他合作方權重占10%。第二次考核對一些參數作了調整：上級權重從70%降至60%，考評細項從27個降至18個。

考核是殘酷的。即使你再優秀，如果無法取得團隊中同事的信任，無法融入這個團隊，你就會被淘汰，而神碼金融公司也不需要那種講求個性不能融入團隊的員工。在經歷過兩次考核后，神碼金融公司自主軟件和服務的營業額翻了一番。

很少有公司會像神碼金融公司那樣高調地、詳細地宣揚他們的考核方案。可見，他們對自己的考核成果相當滿意，并愿意和有信心接受外界的持續關注。但這并沒有打消360度考核反對者的疑惑，他們說：“這是短期的興奮，結果到底怎么樣，還要等待。”

與此同時，《中外管理》近期走訪了5家企業。這5家企業里有3家是有上萬員工的大型企業，也有兩家是有200多位員工的新銳高科技企業。這5家不同規模、不同領域的企業都或多或少地在應用360度考核。

中關村科技發展公司人力資源經理王軍宏和其它4家人力資源總監一樣回避與吳春波正面交鋒。他說：在績效考核時，通常我們會從兩個維度評價一個員工，即任務績效和周邊績效。任務績效可以一目了然，上級根據年初崗位目標所定的任務進行檢查就可以了。而周邊績效通常評估的是他對組織事業的發展做出的額外貢獻、對內部外部客戶的團結協作等。而這個周邊績效就必須有一個全方位的反饋。王軍宏還強調：360度考核的確能避免上級主管在考核時的主觀性。它可以提供多種評判角度。

反方：誰對360度考核的結果負責？

2005年12月底，記者調出2004年對吳春波的采訪紀要，又電話征詢了一下吳春波對360度考核的意見。在2005年年終考核及2006年的考核計劃制定時期，也許吳春波的質疑可以再次提醒我們。

吳春波說：在360度考核中，上下左右都有評價考核他人的權力，而不承擔對考核結果的責任，考核首先是一種人力資源管理的責任，而權力是基于責任的。當這種責任失落以后，剩下的只有權力時，共同擁有的而不承擔責任的權力，是非常可怕的。360度考核的結果，使得沒有人對考核結果承擔最終責任，必然滋生不負責任的考核評價，進而會演變成以攻擊他人來保護自己，這是其致命的問題所在。

360度考核實際上使各級管理者逃避人力資源的管理責任，正確地考核評價下屬是各級管理者義不容辭的責任、權利和義務。下屬干得如何，直接主管最清楚，如果主管都不能對下屬的績效做出準確地評價，是主管的失職。把對自己下屬的評價交給他人來做，是一種偷懶行為。

員工的績效目標來自于上級，員工的績效過程和績效行為是在上級的直接指導和監控下進行的，因而員工的績效結果也應該由上級進行考核與評價。這是天經地義的。

反方：“公正”考核非要360度嗎？

360度考核能否比直線考核更客觀公正？吳春波分析：考核主體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供更多的考核事實，有助于考核結果的客觀公正。但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負面影響，如：出于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的考慮，而利用考核泄私憤、圖報復，并保護自己。當企業沒有優秀的文化牽引下，這種情況是很難避免的。當企業實行末位淘汰或強制的考核比例分布時，360度考核更會強化這一趨勢。實際上在許多企業，360度也確實成為了制造矛盾的有效工具。為保證考核結果的公正，360度考核未必是唯一的選擇，通過績效目標溝通、員工績效投訴、上級績效考核監督、績效指標的量化與細化、績效考核結果的內部公開等措施，同樣可以保證績效考核結果的客觀與公正。

反方：考核等于評價嗎？

在人力資源實踐中，有一個基本的定理：績效可以考核，人是無法考核的，但人是可以評價的。吳春波認為：考核不等于評價，考與評應該適當分開。360度并不適合績效考核，但是可以用作對干部的任職資格評價，進而作為干部的升降依據；而績效考核必須自上而下。

正方：誰說“360度”無原則？

1.公司的文化必須信任、坦誠、開放

吳春波所指出的360度考核的致命問題，杰克·韋爾奇在他的自傳中也談到：就像任何需要同事間評估的措施一樣，360度反饋工具實施久了就會走樣。員工會互相說好話，最終大家皆大歡喜，所有人的評分結果都會很好。要不，就走向另外一個極端，有些人為泄私憤，會借機對同事的職業聲譽進行惡意中傷。因此，無論作為受評人還是評估者，許多經理都對參與360度反饋深感憂慮。

但這種憂慮似乎在本土最大的信息網絡安全公司聯想網御并不存在，總經理任增強的觀點和王軍宏不謀而合：“能不能進行公正的評價，取決于公司的文化，如果公司的文化是坦誠的、開放的。那么，就可以用360度考核。”

2.360度考核實踐只在小范圍進行

擁有近萬名員工的大型企業，對每位員工進行360度考核，由其上級、同級、下級、業務部門同事等同時對其進行綜合的考核，這樣的工作量非常巨大，占用了太多的管理精力。

一家上萬人國企的人力資源總監對《中外管理》這樣描述他們的做法：360度考核的對象不是全體員工，而只是針對公司的儲備干部或是準備提拔的員工；也沒有將360度考核結果與薪酬、獎懲等直接掛鉤，考核結果主要是對員工的晉升產生影響。現在公司在提拔新的干部之前，人力資源部都會組織與其上級、部門同事、下級、業務部門同事進行談話。由其上級、部門同事、下級、業務部門同事等分別對其進行全方位的綜合評議，以便深入了解其專業技能、為人品質、工作能力及態度等綜合素質。除通過談話進行評估外，還會根據“強迫選擇法”設定一些問卷交考核人填寫，以檢驗并明確其對被考核對象的評價。

在中關村科技發展公司，360度考核也主要用于員工及管理人員的晉升。王軍宏除了強調公正開放坦誠的考核文化外，更強調了操作的技術：“在應用360度考核時，它的考核指標應該區別于上級對下級的考評。因為有些同級同事所掌握的信息也不全面，對于一些關鍵性指標沒有上一級主管更熟悉。做些不痛不癢的評價，就達不到真正的評估效果。”

并不是所有的同級同事或所有的上級、下級都要參與到被考核人的考評中去。聯想網御的360度考核辦法更類似于福特汽車的歐洲公司，接受360度考核的員工可以自己提名評估人。為了防止“作弊”，他的上級必須審核并批準所有的提名人選。福特還要求為每個接受考核的員工安排來自不同層面的評估人：一到兩位上級、三到六位同級及三到八位下屬人員。最后，評估人還可以自己決定是否在問卷上署名。

3.定性評價比打分更重要

聯想網御的年終考核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為業績考核，這涉及到員工的薪金和晉升。一部分為述職與述能。這部分采用的是360度考核，不采取打分形式，而是被考核人可以邀請自己的上級、下級及相關同事，在現場以座談的方式當面進行評價，指出第二年被考核人的發展和改正方向。

也許定性的描述比打分制對員工的評價反而更精準、更切實際一些。

有的跨國公司曾經在360度考核時，實行打分制。但結果4分制的評分表中，平均分達到了3.6分，意味著經理們的業績已經是接近完美了。但是從經營業績來看，各個事業部門的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顯然，績效反饋與實際績效間存在脫節。

結語：爭論，不如繼續實踐

事實上，該不該應用360度考核方法，這種討論從360度考核方法一誕生開始就從來沒有停止過。

篇(3)

2006年是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利用世界銀行貸款的第26周年，是利用亞洲開發銀行貸款的第20年。這26年對中國對外開放是最具有創新、最具有突破意義的時期。在此之際,《財經界》雜志記者專門采訪了國家發改委外資司貸款一處處長蔣小菲。蔣小菲講述了26年來中國堅持開放利用國外貸款發展的狀況以及今后的發展趨勢。現將專訪內容整理刊登，以饗讀者。

記者：國際金融組織駐中國有哪些機構？其宗旨是什么？

蔣小菲：國際金融組織駐中國的機構主要有：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駐中國代表處和國際金融公司駐中國代表處。其中，世界銀行集團包括五個成員，即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也即“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國際金融公司、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和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

中國政府主要與世界銀行（以下簡稱世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以下簡稱亞行）開展貸款和知識及研究領域的合作。與國際金融公司的合作主要是在促進私營部門發展方面的合作。前者貸款屬國家外債，后者發生的貸款屬私營部門貸款，為非國家外債。

世行和亞行的宗旨主要是:與貧困斗爭，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促進區域合作和私營部門發展。

記者：中國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經歷了哪些歷程？

蔣小菲:中國自1980年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行的合法席位，并從1981年開始了與世行在貸款和知識方面的合作歷程，與亞行的合作則始于1986年。至今，中國與世行的合作已有26年，與亞行的合作也有20年。

在這20多年的合作里，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僅指世行、亞行)基本上覆蓋了我國除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區，涉及農業、林業、水利、交通、能源、城建、環保、社會保障、教育、衛生、金融、工業等多項領域，為我國經濟建設提供了必要的資金，彌補了國內發展資金的不足，緩解了經濟發展中的瓶頸制約，引進了先進技術，促進了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時培養了一批高水平的專業人才。總的來說，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促進了中國經濟、環境、社會、公共服務等多方面的建設，推動了中國多方面的制度改革和機制創新，在減貧方面也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促進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

此外，中國還利用世行和亞行技援資金和其豐富的智力資源，在政策領域開展了廣泛的合作研究，提出了一批具有較高參考價值的政策建議和多項制度革新建議。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借用國際金融組織(世行和亞行)貸款的總體情況怎么樣?

蔣小菲:截至2006年底（世行為財年至6月30日），國際金融組織承諾對中國的貸款累計達584億美元，用于404個項目的建設。其中，世行與中國政府簽約貸款405億美元，安排了274個項目；亞行簽約貸款179億美元，安排了130個項目。目前，我國的貸款余額在世行各借款國中居首位，在亞行位居第二。此外，我國目前是國際金融公司投資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截至2006年6月30日，國際金融公司在中國共投資了115個項目，并為這些項目提供了近30億美元的資金，其中23億美元為自有資金，7億美元來自銀團中的其他銀行。截至2006年6月30日，多邊投資擔保機構為外商在華投資項目提供的擔保累計達1.358億美元，擔保的項目大多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

記者：中國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貸款主要用于哪些領域?它對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有哪些影響和作用?

蔣小菲:國際金融組織貸款的領域包括：農業、交通、能源、工業節能、城建、環保、金融、教育、衛生、社會保障、扶貧和技術援助。從20多年的合作看，世行和亞行貸款的重點放在了交通、農林水和城建環保領域，不僅促進了這幾個領域的發展，對減貧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彌補了建設資金的不足。國際金融組織提供了近600億美元的外債貸款，支持了400多個項目的建設。其中，大多數是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項目，而這些項目的建設存在很大的資金缺口，國際金融組織貸款緩解了我國資金緊張的狀況。

二是促進了制度改革，使中國引入了先進的機制和管理。通過國際金融組織的貸款，中國先后引入了企業化管理和業主負責制、污水收費制度改革、移民搬遷計劃及補償、環境影響評價、國際競爭性招投標、施工監理制、用款報賬制、后評價制度等等。在改革落后機制的同時，引進了先進的管理理念和科學的管理手段，促進了與國際接軌。

三是促進了中國基礎設施條件的改善。國際金融組織貸款的基礎設施項目，在改善我國交通狀況、能源供給和可再生能源的采用、城市建設和改善城市環境、環境保護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改善了落后地區的生活條件和投資環境，為落后地區吸引外資、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顯著作用。

四是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國際金融組織注重支持貧困落后地區的農村和農業發展，特別是世行貸款投入該領域的比重很大（因在早期有軟貸款的支持），通過項目貸款、促進經濟發展來提高當地農民的收入水平，以減少貧困狀況。同時，配合政府的總體發展戰略，關注弱勢群體、少數民族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提倡社會公平等。貸款在貧困地區發揮了很好的引導作用。

記者：您所在的發改委外資司貸款一處的工作職能和服務對象是什么?

蔣小菲:外資司貸款一處的工作職能，主要是負責組織編制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和日本政府貸款規劃，提出相關備選項目,參與提出重大項目的審核意見；指導和監督國際金融組織等國外優惠貸款資金的使用,研究協調有關重大政策。

貸款一處的服務對象是國務院有關行業部門、省市自治區發改委、項目單位及有關企、事業單位。此外，由于中國和世行、亞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為合作伙伴關系，業務往來頻繁，貸款一處也向上述機構提供政策咨詢和進行業務交流、貸款磋商等。

記者：“十一五”期間，中國利用國外貸款面臨的形勢如何？

蔣小菲:由于國內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經濟實力增強，以及國際經濟的發展和變化，“十一五”期間，中國利用國外貸款會存在機遇和挑戰。總體上看，中國仍然會繼續使用國際金融組織的貸款，但在貸款領域和貸款條件上，將會產生變化。

由于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增強，中國的成功改革備受世人矚目，改革的成果也將不斷獲得國際上的認可。國際金融組織將樂于推廣和傳播中國的經驗，以與其他國家分享成果。同時，為了加快中國與國際間的接軌和其示范具有長期性，國際金融組織將會努力通過貸款加大改革和創新的力度，以及加大改革進程中問題的研究力度。

目前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之列，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民收入的提高，國際金融組織提供貸款的優惠性將會逐步降低，并且貸款的領域也將由交通、能源、城建環保等領域逐漸向生態環境保護與改善、資源節約和節能、基礎設施和更加體現和諧社會的扶貧、農村地區社會發展、城鎮化發展、社區服務等領域傾斜。從貸款區域上看,也會更加關注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

記者：今后，中國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的趨勢和工作重點有哪些?

蔣小菲:從吸收國際經驗，改進觀念、改革創新的角度來說，中國需要國際金融組織的幫助與支持；而國際金融組織無論從銀行運營的角度還是從傳授國際經驗、幫助中國完善機制的角度，都需要中國接受他們的貸款。因此說，雙方互相都有需要。從互有需求的方面來說，中國與國際金融組織將在今后的一段時間里進一步加強合作與協調，改進不合協的方面，提高合作的效率和水平。

第一， 要采用科學發展觀，用好國際金融組織貸款，要提高貸款使用的質量與效率，使其最大限度地服務于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除使用他們的貸款外，還要著力在引進知識和應對國際國內重大問題研究方面發揮國際金融組織的作用，爭取在有限地使用國際組織貸款的時間內，提升我們的管理能力和水平。

第二，既要重視硬件，也要重視軟件。這就是說，既要重視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建設，又要重視科學的規劃、經濟管理方法和機構的能力建設。這是提高我們利用外資水平和質量的一個重要方面。要重視伴隨貸款而來的制度改革與創新。當然，這種改革與創新要考慮我國的國情和改革的進度。這樣，我們使用國外貸款的效益，就不僅僅是基礎設施的建設，而是對我們今后發展的一種推動力量。

第三，為解決貸款用于公共產品的償還問題，一是要建議國際金融組織進一步動員國際贈款，軟化其硬貸款的條件；二是建議貸款機構研究差別性貸款，也即針對不同的地區和不同行業的項目采用不同貸款條件的貸款，對貧困地區和貸款回收很差的社會效益項目降低貸款成本，以充分體現對貧困地區和純社會效益項目的支持；三是國內也要研究如何使用國外貸款加大對公共產品的支持力度，如探討國內財政性資金和國外貸款緊密聯合使用的可能性（非表面拼盤使用）。

第四，加大工作調研，總結推廣先進經驗，分析和研究貸款使用中的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使國際金融組織貸款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在新的一年里，我們要用科學發展觀，圍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主題，用好國際金融組織貸款。要研究和開辟一些新的領域，如在減貧、新能源、資源節約和社會服務等領域使用國際組織貸款。

記者：最后，請談談您從事外資工作以來的最大感受。

蔣小菲:總的來說，中國在國際金融組織的支持和幫助下，經濟和社會發展蒸蒸日上，國際金融組織在中國的互動作用下也得到進一步發展。

我們與國際金融組織的合作，已經從以往的援助與被援助關系發展為現在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說明了中國在進步，地位在提升。同時也說明了，我們雙方互有需求，通過加強合作共同前進。國際金融組織幫助和支持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中國通過自己的努力，再加上外來支持，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和取得了一定經驗。通過國際金融組織宣傳中國的發展成就、發展經驗以及發展理念，客觀上促進了國際社會對我國發展的理解、認同和支持。同時對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也提供了一定的啟發；我國也通過發揮股東國和世行最大借款國的作用，不斷擴大對世行重大決策的影響，引導世行的政策和業務向著更加客觀公正,更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方向發展，營造有利于全球共同發展的外部環境。

其次，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一直積極支持并參與南南合作，擴大了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在過去幾十年里，中國的減貧在全球減貧事業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有很多經驗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借鑒。

國際金融組織與中國的關系，日益成為一種富有成果的思想觀念的雙向交流。

后記：

我們相信，中國利用外資的道路會越走越寬廣。同時，我們也相信向中國提供貸款、支持與幫助的國際金融機構，也會在中國的促進下獲得收益。

篇(4)

【關鍵詞】 財務資源； 中小企業； 通貨膨脹

一、財務資源

我國學者在廣泛吸收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廣義、動態的財務資源系統的概念。他們認為：同資本這一狹義的、靜態的概念相比，財務資源可以說是一種廣義的、動態的資源系統概念，它由以下三個方面組成：

（一）財務主體資源

財務主體資源是指企業最核心、最基礎的財務資源，即資本及其衍生品。資本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企業其他財務資源產生的土壤。財務主體資源通常都是能夠以貨幣計量的經濟資源，是體現在企業資產負債表上的資本和資產及其衍生品，具備明顯的產權控制表象。財務主體資源能夠及時根據市場動向進行籌集、投入、調度、分配和使用，并且能夠因此構成企業財務資源的循環和配置體制。

（二）財務人力與關系資源

在當今社會中，人力是最具有活力的生產要素，故人力與關系資源是財務資源的主要資源之一。財務人力資源是指企業財務管理工作團隊中的年齡層次、學歷構成、專業結構、職稱結構等以及作為其衍生結果的專業水平與管理能力。財務關系資源是指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基于財務利益而形成的各種經濟關系，包括企業與其投資者、債權人、供應商、客戶、政府及社會的關系等。

（三）財務信息資源

財務信息資源是企業最表層的財務資源，是指企業在財務資源配置過程中蘊含的各種信息。它既包括財務主體資源的籌集、調度、使用等信息，也包括財務人力資源的結構信息和財務關系資源的動態信息。從當今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來看，財務信息資源是企業經濟信息資源的主體。對于財務信息資源的配置要以企業的最終管理目標為導向，用現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對其進行組織、規劃、協調和控制，以期達到實現企業財務資源最優配置和管理目標最終實現的效果。

二、中小企業財務資源配置現狀分析及通貨膨脹影響分析

通貨膨脹對中小企業財務資源各方面都有影響，尤其以財務主體資源為甚。下面主要以主體資源展開分析。

（一）我國中小企業財務資源配置現狀

中小企業對國家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是，由于我國的中小企業大多是民營企業，其生產規模偏小，資本量和技術水平都比較薄弱，缺乏長遠眼光，戰略管理能力不強，而且對于傳統體制和外部經濟形勢的認識均不足，特別是對于財務資源配置的認識還很落后。本文主要從融資、投資、利潤分配三個方面來闡述中小企業財務資源配置的現狀。

1.融資現狀。據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的調查研究表明，我國的中小企業88%以上的原始資本來源于業主本人或者合伙人或者其家族。由此可知，企業的原始資本十分有限，與實現企業經營目標所需的資金規模相差甚遠。據國家信息中心和國務院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委員會等機構的調查數據顯示，61%的中小企業沒有1—3年的中長期貸款，即便能獲得貸款，僅僅16%能夠滿足企業的全部需要，52.7%能滿足部分需要，剩下的31.3%不能滿足企業需要。表1為2002年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中國項目開發中心的調查情況。

2.投資現狀。其一，大多數中小企業投資渠道單一，結構不平衡，投資規模與企業的資源條件不相符。一旦投資項目上馬，便無法得到資源的長期和有效支持，投資隨之失敗。其二，由于中小企業在創立之初產品結構單一、企業設備落后，于是很多企業管理者為了提高產品競爭力，盲目加快技術改造、更新設備、隨意投資項目，導致資金使用效率不高。其三，中小企業偏好外延式投資，而忽視內涵式投資，企業管理者大多選擇在原來的基礎上直接擴大生產規模，而沒有重視對員工的能力培訓投資以及管理制度完善的投資。其四，中小企業的投資決策多數由企業管理者直接決定，跟著感覺走，獨斷專行。

3.利潤分配現狀。大部分中小企業沒有合理的利潤分配分析，企業利潤要么全部留在企業，嚴重缺乏激勵機制；要么全部分光，根本不考慮企業效益的好壞，甚至出現大量在稅前支付紅利的現象。

（二）我國中小企業財務資源配置中出現的問題

根據現代企業的特點和我國中小企業財務資源配置的基本現狀，聯系財務資源配置的目標，筆者總結出我國中小企業財務資源配置中出現的問題。

1.融資困難，資金嚴重不足。從中小企業自身來看，生產規模較小，貸款風險大，融資難、擔保難仍然是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最突出問題之一。圖1展示了中小企業與政府、銀行和擔保機構之間的關系。由圖1可以看出，融資難的原因歸根結底就是信息不對稱。

從制度建設方面來看，我國直接融資市場長期未對中小企業開放，即便是中國直接融資市場上出現了創業板，但是據圖2的數據表明，2008年原始股本與企業利潤留存、民間融資和銀行貸款分別占中小企業資金來源的64.2%、14.2%、19.6%，而僅有2.1%的資金來源于企業發行債券等直接融資方式。高門檻成為中小企業直接融資、充分利用創業板的攔路虎。圖2、表2分別為中小企業的資金來源和《創業板管理暫行條例》的規定。

篇(5)

多方消息顯示，目前金融股權投資正被看作一種新的投資機會，中小型規模的券商和銀行的每一輪引資都受到熱烈追捧。

8月22日，證監會公告稱審核北京銀行的首發申請。受此消息刺激，參股北京銀行的大恒科技在當日早盤即強勢上沖封于漲停。

“城商行所托的金融生態環境很重要，一般的省會城市的商業銀行發展潛力比較大。”中央財經大學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采訪中表示，一些經營狀況的不太好的城商行，短期IPO的可能性不大，獲得回報需待時日。

投資銀行家、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孫飛也表示：“從長線來看，目前進入二線、三線城市的商行，等待業績提升和引入戰略股東上市，對于想投資城商行的民營資本來說是不錯的時機。目前資本需要等待的就是城商行股權轉讓，抑或增資擴股。”

參股的財富盛宴

9月9日，中國第一大城商行北京銀行公告，宣布其A股IPO發行價格區間最終確定為11.50元－12.50元/股。專業人士計算，2005年3月ING銀行以1.9元/股的價格進入北京銀行，即使以北京銀行此次IPO申購價計算，ING也至少獲益10億余元。

而8月22日，證監會公告稱審核北京銀行的首發申請，參股北京銀行的大恒科技(600288.SH)在當日早盤即強勢上沖封于漲停；6月19日，寧波銀行和南京銀行過會消息證實后，持有寧波銀行1.79億股的杉杉股份(600884.SH)和第三大股東雅戈爾(600177.SH)以及南京銀行股東南京高科(600064.SH)均告漲停，給其股權擁有者帶來數十倍于其原始投資資本的投資回報。

對于參股城市商業銀行的公司而言，城商行的上市無疑將為其提供一席盛宴。有市場人士分析指出，上市公司獲取的銀行股股權大多為原始股，其成本十分低廉，但由于所參股銀行并非上市銀行，不能享受資本市場的溢價效應，從而使得其股權投資的收益大打折扣。而一旦參股銀行實現掛牌上市，此前低估的股權投資收益必將成倍放大，因此，此次城市商業銀行上市浪潮將直接拓展上市公司參股城商行資產的增值空間。有券商研究機構通過測算指出，僅從此次寧波商行和南京商行上市來看，參股的杉杉股份、寧波韻升、雅戈爾以及南京高科就將直接獲得4億元到30億元不等的股權投資收益。

兩家城商行此前引進的外來戰略投資者同樣獲得了巨額收益。2001年國際金融公司(IFC)以每股1.21元的價格購得南京銀行15%股份；2005年10月12日，IFC將10%的股份以每股3.04元轉讓給法國巴黎銀行。南京銀行上市當日，IFC的賬面贏利近15億元，法國巴黎銀行在兩年不到的時間里收益更達到6倍。2006年，新加坡華僑銀行以每股2.28元的價格獲得寧波銀行12.2%的股份，在其上市當日收益增值達到10倍。

事實上，金融股權投資正被看作一種新的投資機會。據了解，目前國內已有上海、南京、西安、濟南、北京、杭州、南充、天津、寧波等9家城商行引進了境外戰略投資者。普華永道最新報告顯示，受規模所限，未來幾年，城市商業銀行將仍然是外資銀行并購的主要對象。

“對于民營資本來說，參股城商行，除了為了獲得高額的投資收益，也有一些企業是進行多元化經營戰略的需要而涉足金融業。”郭田勇對此評論。

投資的最佳機會

“但從目前來看，東部地區的城商行都為股份制改造準備得差不多了，民營資本再想進入城商行的門檻要相對高一些。”郭田勇說。

對于商業銀行來說，引進資本不但要解決資本金問題，管理方法也要引進，所以銀行的偏好是其一；地方政府也不能忽視，在城商行參股過程中，也擁有一定的發言權，此為其二；其三是民營資本的意愿。“事實上，管理層的意愿也是比較傾向于有雄厚北京的股東，尤其是金融機構，這對于治理結構優化、銀行經營運作都有提升。”孫飛告訴記者，民營資本也要有一定的資質。

然而從投資角度來看，中西部地區的城商行，對于內外資來說也是備受歡迎的。如近日，海特高新（002023）公司決定參與貴陽市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增資擴股工作，擬認購貴陽商行股份數額為3000萬股，認購股金為3900萬元。

“其中，獲利點就是上市，等待資本溢價的高額回報。”孫飛認為，“從長線來看，目前進入二線、三線城市的商行，等待業績提升和引入戰略股東上市，對于想投資城商行的民營資本來說是不錯的時機。比如省會城市的商業銀行，都是近期的熱點。而地級市的商業銀行則是下一步的選擇。”

專家一致認為，選擇優秀的城市商業銀行進行股權投資，是在城商行改制變革浪潮中獲取超額收益的重要前提。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巴曙松認為，可以重點關注引進外資參股、資產質量和運營模式都有提升的城市商業銀行。“對于城市商業銀行來說，引入外資金融機構有利于改善銀行的資產質量、貸款結構等，從長期而言，外資機構先進的理念和技術將對城市商業銀行產生深刻影響。”

“實行跨區經營戰略的城市商業銀行也值得關注。總體上看，城市商業銀行盈利能力呈現一定程度的規模效應，跨區域經營不但可以分散地區性的風險，也能為銀行帶來更大的客戶群體和業務空間。”巴曙松在其研究課題中這樣提到。

篇(6)

監管分析

國際上對投資銀行的稱謂多樣、內涵外延各異，因而投資銀行的概念有狹義、廣義之分，按業務線涵蓋范圍大致可分為以下四個層次。

如表所述，第一層次的投資銀行只從事最傳統的投資銀行業務，僅包括一級市場的股票、債券承銷業務和一些金融咨詢業務。第二層次的投資銀行具備常規的投資銀行業務線，可實現一級市場、二級市場業務的較完整覆蓋，與國外一部分中小型投資銀行的職能相對應。第三層次的投資銀行業務比較全面，擁有資產管理業務和研究業務這兩項智力密集型業務，一般被認為是大投行的基本特征。第四層次的投資銀行其實已經脫離傳統投資銀行的意義，而是投資銀行為主體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類似目前的高盛集團和摩根斯坦利集團。

除了內涵外延的差異，即使同一內涵的投資銀行在不同國家的稱呼也是有差別的，以第三層次的投資銀行為例，美國稱為投資銀行，英國稱為商人銀行，而日本和我國則稱為證券公司。在本文中，我們會根據行文需要，交替使用投資銀行和證券公司的稱謂，若無特殊說明，均指代上述第三層次投資銀行的概念。

我國與美國的投資銀行發展過程存在更多的共性，所以主要以美國的投資銀行模式和發展作為參照。

縱觀經濟發達國家投資銀行呈如下主要特點：一是行業集中度較高，呈現出壟斷競爭的特點；二是均實施全球化經營戰略；三是業務顯現出多元化、專業化趨勢，具體表現在投資銀行的業務已經從最初的傳統的承銷業務、經紀業務擴展到企業購并、資產管理、風險投資、風險規避，投資咨詢等領域；四是大多走向混業經營；五是競爭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這些競爭既包括了各國投資銀行本身之間的國內、跨國競爭和其導致的投資銀行的不斷優勝劣汰，也包括了各國的現代“全能銀行”對投資銀行的挑戰；六是極其重視專業人才的培養。

作為處在由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發展大趨勢下的中國投資銀行業，要充分借鑒國外投資銀行業務模式發展特點和發展經驗：

第一，大力拓寬投資銀行的融資渠道。我國投資銀行之所以總是資金實力不足、資產規模較小，原因之一就是我國的投資銀行尤其是我國的證券公司的融資渠道不通暢。資金短缺嚴重限制了證券公司的發展壯大。近年來我國相繼出臺了一些政策和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證券公司的資金狀況。例如允許證券公司采取增資擴股和公開上市的方式擴大資金規模。此外，我國目前已有72家證券公司獲準進入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調劑資金頭寸，緩解了證券公司的資金實力。證券公司還可以憑自營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券作質押向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借款，獲得期限靈活的資金，優化資產結構。

第二，注重金融創新、廣開業務領域，實現多元化趨勢。與國際投資銀行創新過度、衍生產品發達不同，我國的投資銀行明顯創新不足。為此，國內投資銀行加強新產品開發，突破傳統業務局限，推動主體業務由傳統型(證券承銷經紀和自營)向創新型(企業并購、重組等策略)以及引申型(資產管理、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轉變，從而實現收入來源的多元化和穩定增長，增強投資銀行的抵御風險的能力。

第三，通過兼并收購、資產重組，擴大我國投資銀行的資產規模，從整體上提高我國投資銀行的行業集中度。并立足本國資本市場，實現特色化、專業化經營。

第四，適時實施國際化戰略。目前，我國的投資銀行基本上以國內市場為主，這主要受制于我國投資銀行的實力。國內投資銀行應仿效國內商業銀行，用全球化的眼光經營我國的投資銀行，放眼世界。可以首先通過與國際投資銀行合作的方式，不斷提升自身業務水平，適時走出國門，進入國外資本市場，參與國際競爭。在這方面，中國國際金融公司和中銀國際的成功經驗已經為國內的投資銀行樹立了榜樣。

根據各國政府和行業自律組織在投資銀行監管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把投資銀行監管體制分為三類，即：政府型，自律型和中間型監管體制。

政府型監管體制是指政府通過制定專門的法律，并設立全國性的監督管理機構對投資銀行實施監督和管理，其本質特征是政府在監管中占居主導地位，發揮主要作用。美國是實行這一管理體制的典型代表，此外，加拿大，巴西，日本、韓國、菲律賓及中國也實行這一管理體制。

與政府型監管體制相對應的是自律型監管體制，它是指政府除了某些必要的國家立法外，較少干預投資銀行業，對投資銀行業的監管主要靠證券交易所及投資銀行協會等行業自律組織的自我監管，其本質特征是注重并強調投資銀行業的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的作用。英國是實行這一管理體制的典型代表，此外，其他的英聯邦國家和地區也多采用這一管理體制。

介于政府型與自律型監管體制之間的監管體制，我們可稱之為中間型監管體制，它的本質特征是既強調國家立法管理又注重行業自律管理。德國、意大利等是實行這一管理體制的國家。

美國投行監管體系

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在美國投資銀行監管體制中是最為重要的監管主體，由于政府充分授權，保證其有足夠權威維護投資銀行依法運作，因此，SEC也是美國政府型監管體制的象征。

以美國為代表的政府型監管體制的優勢在于，首先要強調立法監管，把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的所有活動都納入法制化的軌道，使監管活動更具有嚴肅性、公正性和權威性。其次是政府監管機構作為最重要的在監管活動中起主導地位的監管主體，超脫于資本市場參與者之外，使其監管活動能更好地體現和維護市場“三公”原則。但這種監管體制也存在一定局限，除立法監管往往剛性有余彈性不足，容易導致政府對投資銀行管得過死、干預過多，不利于投資銀行競爭和創新外，監管者要與市場保持距離。當市場情況變化時，往往不能及時反應或反應不當，因此，往往容易出現監管“缺位”或“越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監管的效率。

英國投行監管體系

英國一直沒有設立全國統一的政府監管機構，而是依靠獨立于政府之外的行業自律組織進行自我監管。

英國為代表的自律監管體制恰恰能在政府型監管體制的局限性方面顯出自己的優越性。第一，能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對投資銀行的不必要的干預，促使投資銀行按市場規律運行，利于投資銀行競爭和創新。第二，自律組織的成員主要來自投資銀行，他們往往最了解市場，也最能把握市場，知道某項規則對市場的影響，當市場變化時，他們也往往能及時有的放矢地找到解決市場問題的辦法，比較容易實現靈活有效的監管目標。但自律型監管體制也有兩大缺陷。第一，自律組織往往更為重視保證市場運轉和保護會員的利益，而忽視保護社會利益和投資者利益，監管的“三公”原則難于實現，同時這種現象若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話，也會阻礙市場

競爭。第二，由于缺乏強硬的法律后盾，監管的統一性、權威性往往難于實現。很顯然，自律型監管體制的缺陷，正是政府型監管體制的優勢所在。

可以從以下四點來看國際投資銀行監管體系對中國的啟示：第一，在公平的基礎上兼顧監管的合法、協調、效率和透明的原則；第二，以集中立法型監管體制為主、自律型為輔；第三，加強風險監管；第四，強化信息披露；第五，注重監管的前瞻性。

然而，鑒于美國次貸危機充分暴露了美國證券市場的監管缺陷，我們還需全面分析(尤其是分析次貸危機發生之后)國際投資銀行演變對中國證券公司未來發展帶來的啟示。

國際投行演變帶來的啟示

加強對衍生品的監管

次貸危機所顯示出來的金融脆弱性不是來自于金融創新本身，而是由于現有的監管不足，監管體系運轉失效。當然，監管不應阻礙金融創新，如果要增加金融消費者的選擇并擴展信貸的可獲得性，那么金融創新必不可少；要實現強化金融系統彈性而又不妨礙市場程序的目標來促進經濟增長，金融創新同樣必不可少。監管部門應當關注社會整體利益，而不是個體利益，應當提高監管預見性，并將監管目標集中于防范系統性風險。

次貸危機再次充分說明，加強金融衍生品的全面審慎監管與風險控制是極為重要的。為此，監管機構應當限定證券公司產品和業務創新中的杠桿比率上限，并且就市場變化對創新業務的影響加強敏感性分析，及早應對，防患于未然，促使風險監管制度和機制建設與金融創新的步伐相適應；證券公司應當針對產品和業務創新加強風險管理與控制，謹慎運用財務杠桿，使杠桿比率保持在適當的水平上，以降低和控制經營風險，證券公司應當將產品和業務創新風險納入公司整體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清晰地界定各業務條線和相關部門的具體職責，健全內控制度，完善內控機制，使金融創新的性質、種類和范圍(尤其是表外業務頭寸)與公司凈資本規模、風險管理與控制系統、風險管理和內控能力相匹配、相對應，加強對表外業務定期與不定期的稽核，及時發現表外業務經營中的潛在風險；證券公司應當對復雜的金融衍生品結構和標的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以提高金融監管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加強對證券市場尤其是場外交易的監管

美國投行風險管理的組織架構通常是由審計委員會、執行管理委員會、風險監視委員會、風險政策小組、業務單位、風險管理委員會及公司各種管理委員會等組成。但是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中美國投行這些風險管理部門卻沒有充分發揮風險管理與控制作用，顯得力不從心。所以，應當加強證券市場尤其是場外交易監管，將表外業務風險納入表內監管，減少表外業務的監管套利，提高風險管理的積極性。隨著我國證券業、銀行業和保險業綜合經營的不斷發展，跨機構、跨市場的交叉性金融產品陸續涌現，業務日益交叉、滲透和融合，這就對金融監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為此，應當加強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健全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完善不同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制度，加強監管合作與協調，發揮協同監管效應；調整監管機構層次，明確界定不同監管機構的監管職責范圍，努力避免重復監管，制定統一的監管標準，最大限度地減少監管沖突，填補監管“真空”或監管“盲區”；從原來的以機構性監管為主逐步轉向以功能性監管和目標監管為主，建立傘狀金融監管體系，創造條件逐步完成“大部制”金融監管機構改革，實行金融綜合監管。可以考慮采取的應對措施有：健全金融監管聯席會議機制、建立多邊的緊急磋商制度、建立統分結合的金融控股集團主監管協調制度，健全適應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統計信息監測體系等。

組織結構分析

組織形式

一般而言，一個投資銀行采用的組織結構與其內部的組建方式和經營思想密切相關。現資銀行的組織制度主要有以下四種：家族企業形式及合伙人形式；混合公司形式：公眾持股上市公司形式；現代金融控股公司形式。右圖歸納了這種組織形式的變遷歷程，從中也可以看出，國際成熟市場投資銀行的發展從整體上體現出集中化、公眾化、集團化和國際化的四大趨勢。

治理結構

股權結構要分析投資銀行的治理結構，首先必須分析它們的股權結構。通過研究國際成熟市場頂尖的投資銀行財報數據，可以歸納出一些共同的股權結構特征如下：

第一，機構投資者占股比例大，但股權極度分散。取2011年12月1日總市值排名前5位的投資銀行來分析其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情況及股權集中度方面考察。

第二，內部持股比例小，股權具有高度的流動性。美國投資銀行發行在外的股票大多是可以自由公開交易的活性股。在股權高度分散化的股權結構下，機構投資者股東由于本身的短視性、信息和專業能力的局限性、參與治理的成本約束及其公共產品特性，一般不太愿意積極主動地直接參與投資銀行的公司治理，而采取買入和賣出股票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投資銀行經營效益的評判，使投資銀行的股權具有較高的流動性。

董事會結構國際成熟市場投資銀行的董事會和其他行業公司的董事會一樣，負責公司的日常決策。同時由于在一些主要的國際成熟市場，比如美國，投資銀行內部不設監事會，因此董事會還兼有審計監督的職能。一般的國際成熟市場的投資銀行董事會下設各種委員會以協助其進行經營決策并行使監督職能。這些委員會基本都包含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公司最高決策執行委員會為公司各項業務制定風險容忍度并批準公司重大風險管理決定，包括由風險監視委員會提交的有關重要風險政策的改變。

除了設立諸多委員會輔助董事會進行工作以外，董事會還呈現出外部董事占有重要地位這一特點。這些外部董事一般都是公司之外某個領域的資深專家或學者，具有某個方面的獨特專長或是擁有廣泛的關系網絡，而且比較客觀，也注重自身的信譽和市場身價，能積極參與對公司重大經營決策的參議和監督。

與此同時，國際成熟市場內部董事所占比例雖小，但基本均為投資銀行的高管人員。內部董事身兼管理層有助于公司重大經營決策活動的推進，而這也反映出美國投資銀行董事會與公司經理層之間的界限趨于模糊。它有利于減少董事會和經理層之間的摩擦，但不利于董事會對經理層行使有效的監督和制衡。

監事會及管理層監事會是股東大會領導下的公司的常設監察機構，執行監督職能。監事會與董事會并立，獨立地行使對董事會、總經理、高級職員及整個公司管理的監督權。

美國對包括投資銀行在內的上市公司并無設立監事會的強行要求，通常由獨立董事或者在董事會下設立審計委員會或其他類似的調查稽核委員會，部分地代行監事會的審計監督職能。

職能部門職能部門組織形式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大部門：投資市場部、消費者市場部及研究部。

綜合以上結論，對于我國證券公司的發展，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第一，重點培養金融控股公司。雖然我國早在1993年就明確提出“銀行業與證券業實行分業管理”的政策，至今仍保持著“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體系。但隨

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金融改革創新的不斷深入，在協同效應，規模效應、收入多元化、風險分散化以及容戶需求一體化等因素的驅動下，我國也出現了一些金融控股公司的雛形。而未來我國也會出現金融機構向多元化領域蔓延、大型企業短時間內進軍金融業等現象。

第二，加快金融立法，改善證券公司法律環境。借鑒國際成熟市場投資銀行組織結構的發展，從立法角度看，主要應以現行的公司法、證券法為基本依據，重點完善其中的監管制度和公司治理要求，立法過程中可參考美國、日本、英國等國際成熟市場成熟的法律條文，并結合中國本土證券公司的現實發展需求，為證券公司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

第三，優化治理結構，提高證券公司經營效率。優化我國證券公司的治理結構，提高證券公司經營效率，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一是降低股權集中度，增加股權流動性。二是提高外部董事在董事會中的比例，加強獨立董事制度的建設。三是要加強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的溝通機制。四是注意在各職能部門之間建立必要的“隔離墻”制度。

此外，金融危機暴露出投行在金融危機來臨時流動性短缺以及業務模式、盈利模式較為單一的缺陷。而以存款來源作為支撐的商業銀行，特別是業務綜合化經營的全能型銀行基本上都涉險渡過了金融危機的難關。可以預見，隨著美國大型獨立投行陸續被并購，或破產倒閉、或被注資、或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大型存款類銀行將重新主導國際金融業的發展，混業經營的發展趨勢將得到強化。

從全球范圍來看，獨立投行模式未來很有可能會消失，大多數純粹的投資銀行將被商業銀行合并，全能型銀行的經營模式將更受歡迎，由商業銀行主導的混業經營將成為未來金融業發展的主流模式。

相比于美國獨立投行，傳統的歐洲銀行業，特別是德國銀行業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中所受的影響相對較小。雖然不能說德國的全能型銀行模式一定優于美國的獨立投行模式，但是全能型銀行風險相對較低、經營更為穩健卻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德國的全能型銀行模式在未來可能會更受重視。因為和投行相比，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更加充裕，運作更加透明，風險管理和控制系統更加嚴密，受到監管部門的嚴格監管和存款保險機制的保護，同時業務綜合化經營有利于平抑經營收益的大幅波動。

業務結構分析(以美國為例)

從行業業務收入來看(以2003年為例)，2003年美國證券全行業總收入為1445億美元。從各項業務收入的變化趨勢來看，傭金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從1980年的35％下降至2003年的14％；資產管理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斷上升，從1980年的1％上升至2003年的8％。承銷和做市商收入所占的比重相對穩定，變化的趨勢不是特別明顯。

以下選取高盛、摩根斯坦利兩家具有代表性的銀行作為案例，深入剖析美國投資銀行的業務結構。

高盛

高盛集團在2010年之前將業務分為三大類：投資銀行部門、資產管理與證券服務部門、交易與本金投資部門。

從收入絕對值來看，2001年到2007年，高盛集團的收入水平直線上升，從128億元美元迅速躥升至2007年的460億美元。雖然2008年受次貸危機影響收入水平大幅下跌，但2009年便恢復到452億元的水平。從這9年的變化情況可以發現，凈利息收入、投資銀行收入、資產管理與證券服務收入一直是比較穩健的。凈利息收入主要來自以公允價值交易資產的收入及證券逆回購收入，在危機期間不但沒有下降，相反甚至有明顯上升，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等4年的收入分別為35億美元、40億美元、43億美元和74億美元。波動較為劇烈的是交易與自營收入，從2007年的297億元跌至2008年的81億美元，這主要是取決于危機時期的市場環境及高盛自身的風險頭寸。

從收入相對量來看，2001年到2007年，交易與自營收入和投資銀行收入一直是高盛收入的主導力量，占比基本在70％以上，其中2001年為78％，2007年為81％。2008年交易與自營收入的占比相對下降，但同時投資銀行收入相對上升，二者合計占比仍然有60％。即使在最惡劣的市場環境下，這兩項業務收入依然是高盛集團的核心業務，收入能力的穩定性毋庸置疑。高盛集團在投資銀行業務方面具有傳統優勢，但是近些年最賺錢的業務卻是交易與自營收入。交易與自營業務收入的來源主要是FICC，該部門主要運用自營資金進行交易。相對而言，高盛集團的資產管理業務和經紀業務無足輕重。

2010年以后，高盛集團將業務調整為四大塊：投資銀行、機構客戶服務，投資和借貸、投資管理。投資銀行業務向公司、金融機構、政府和個人提供一系列的投資銀行服務。收入結構統計口徑也做了相應的調整，由原來的四部分調增為六部分，保持投資銀行收入、凈利息收入兩部分不變，將原來的交易與自營業務、資產管理與證券服務收入兩部分進一步細分為資產管理收入、傭金收入、做市商收入、其它自營收入四部分。投資銀行收入與自營收入仍占65％以上，非常穩健。

摩根斯坦利

摩根斯坦利實行控股公司下的事業部架構，事業部專于特定領域的業務，是獨立的利潤中心，其在組織架構上分為四部分：機構證券部門、個人投資者部門、投資管理部門及信用服務部門。從收入結構來看，摩根斯坦利的收入分為凈利息與股息收入、交易收入，投資收入、資產管理收入、投資銀行收入、傭金收入和其它收入等七部分。

從收入絕對值來看，2001年到2007年，摩根斯坦利的收入水平穩步增長，但幅度不大，2001年為196億元，2007年為269億美元，2008年為221億美元，考慮到收入降低主要由39億美元的投資虧損引起，2008年的其它收入基本沒有下降。2009年恢復到234億美元的水平。從這9年的變化情況可以發現，傭金收入、投資銀行收入、資產管理收入的變化比較平穩，增長的波動性不強，三者從2001年的108億美元平穩增長到2007年的165億美元，次貸危機對其影響不大，2008年，2009年三者的和保持在134億美元、151億美元的高水平。與此相對投資收入、交易收入、凈利息與股息收入的變動比較劇烈。投資收入時正時負，在2001年虧損4億元美元、在2008年虧損39億美元、在2009年虧損11億美元。交易收入也不太穩定，在2006年達到階段性峰值118億美元，但在2007年卻創造了這9年的最低值32億美元，波幅較大。凈利息與股息收入在2009年為10億美元，是期間最低值，但總體來看，大部分年份保持在30億美元左右。

從收入相對量來看，2001年到2007年，傭金收入、投資銀行收入、資產管理收入等三項收入是摩根斯坦利穩定而重要的收入來源，三者合計占比平均在55％的水平，而且占比相對穩定。交易收入雖然也是一項重要的收入，但是其變數較大，占比忽高忽低，不算是穩定的收入來源，但卻是潛力較大的收入來源。如果將交易收

入與上述三項收入合計，則四項收入合計占摩根斯坦利收入的83％，而2009年更是高達97％。投資收入的占比總體來看不高，除2007年以外，均在6％以下。

可見，自營業務、資產管理業務、投資銀行業務是摩根斯坦利的收入引擎。以證券發行與承銷為核心的投資銀行業務是摩根斯坦利的領先業務，2004年摩根斯坦利占據全球IPO市場的10％份額，超過對手高盛，榮登全球IPO業務的榜首。

不難發現，國外券商盈利模式具有以下特點：多元化的經營模式；傭金收入占比穩步下降；做市商交易在券商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資產管理業務收入在券商收入比重明顯高于國內券商；國際投行業務中，債券和企業咨詢業務占比明顯高于國內。

此外，雖然近年來我國證券行業在市場結構，交易工具、投資者構成和證券中介方面越來越向國際靠攏，未來我國證券公司發展壯大仍需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進。

三方面改進

擴大證券公司資本規模。擴大證券公司資本規模的途徑可以有：證券公司改制上市；公司合并，以地區為依據進行跨區合作，在資金技術市場上達成聯盟，實行資源和業務的合并，組建區域性大證券公司；發展金融集團，金融集團是以金融業為主的企業聯合體，具有完整的內部組織和管理框架實行分業經營和混業管理的集團經營模式。

積極創新業務品種。具體來說證券公司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業務創新：重點發展場外業務；發展資產管理業務；進行風險資本投資；參與金融衍生品創新與交易以及拓展資產證券化等業務領域；開發國際業務，國內國際業務并舉。以國內業務為基礎，努力向海外發展網點，把業務領域擴展到國際市場，實行跨國業務經營，全面參與國際市場競爭。

培養核心業務實施差別服務與特色服務。證券公司應根據自身的資本實力、服務特色，研究水平、區位優勢等綜合素質及目前市場的競爭狀況，培養其核心業務，實施差別服務與特色服務。

內部控制分析

內部控制

投資銀行的內部控制，是指投資銀行為了實現其經營目標，保護資產的安全完整，保證會計信息資料的正確可靠，確保經營方針的貫徹執行，保證經營活動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而在單位內部采取的自我調整、約束、規劃。評價和控制的一系列方法、手續與措施的總稱。國際成熟市場投資銀行的內部控制由五大要素構成，即內部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溝通和監督。

風險管理分析

以下從國際成熟市場投資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類型，投資銀行的內部風險管理架構以及目前業內常用的風險管理方法三方面進行研究。

主要風險種類　從整體的風險來源角度劃分，國際成熟市場投資銀行的風險依其影響面大小主要分為以下六大類。

風險管理架構　依照目前國際成熟市場投資銀行的發展狀況來看，其風險管理已經進入了全面管理模式。而一個完善的風險管理架構包括以下六大要素：企業風險管理戰略和策略；健全的現代企業風險管理的組織體系和規范的風險管理流程：完整的風險管理手冊；有效的風險預警系統；有效的防范機制；高效的風險管理信息系統。

風險管理方法　第一，風險管理流程。在投資銀行風險管理的流程中，風險管理方法的應用集中體現在風險識別和風險評估這兩個環節。

第二，風險管理主要技術及方法。在理論層面，資產組合理論、套利定價理論以及期權定價模型的提出為現代意義的投資銀行風險管理方法奠定了基礎。而在現實層面，90年代幾起震驚世界的金融危機大案(如巴林銀行、大和銀行事件)，使一些大的國際銀行開始研究和建立自己的內部風險管理測量和資本配置模型。與此同時，隨著世界各國金融機構對金融風險管理及其技術、軟件需求的日益增長，出現一大批專門提供風險管理服務的咨詢公司和電腦軟件公司，推動了風險管理技術、方法以及軟件的不斷更新、發展。截止到目前，依照風險類別劃分，主要的風險管理方法、技術及軟件有：

市場風險方面。利率風險是投資銀行所面對的最主要的市場風險。因此利率風險的管理方法發展最為突出，主要包括缺口分析法、久期和凸性分析法。

信用風險方面。主要采用基于對客戶或交易對手履約能力和違約可能全面分析而做出決策的風險管理方法。

全面風險管理方面。在方法層面，主要包括統計分析法及情景分析法，統計分析法的主要思想是考察影響組合收益的因素，并使用一系列計量技術估計它們之間的相關系數。這些參數反映該資產收益對不同風險因素的反應程度，這也就提供了可以相應對沖某類風險的技術指標。場景分析法要求風險管理者設想投資組合可能出現的狀態，并考察在極端情況出現時的可能損失。對所有相關變量重復上述步驟，最后獲得結論。

除了上述幾類風險管理方法之外，不得不提的還有現代的金融工程方法。這種方法的產生得益于70年代的利率市場化以及隨后金融衍生工具的迅速發展。金融工程方法包括創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的設計、開發和實施，以及對金融問題的創造性解決。其中的典型代表有，由金融工程公司開發的風險價值增量模型(VaR Delta)。該模型可以在不重新計算投資銀行的VaR的情況下確定新的交易將如何影響整個資產組合的VaR，此外，該模型還提供VaR的成分分析并提供風險矩陣未包括的客戶的數據。另外一個典型代表就是由智商金融體系公司(Q Financial Systems)創立的風險智商模型(Risk IQ)，該模型的創立基礎是信孚銀行的RAROC方法，是一種對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的綜合分析模型，特別的是，該模型可以用于投資銀行整體的風險測量。

第三，風險管理模型的內在缺陷。定量分析方法和數理統計模型曾經一度被認為是風險管理的一大突破，但是只要是模型，就必須嵌套于某種假設當中，而模型假設與現實的不吻合就為模型結果的有效性打了折扣。此外，對于證券未來價格的模擬技術也有待進步，目前依賴于歷史數據或者某種假設模擬出的數據都有可能經不起理論和現實的驗證，這些都構成了所謂的“模型風險”。

我國的證券公司，由于起步較晚，目前對于內部控制的研究才略嫌空白，相關的風險管理方法也尚待發掘。我國證券公司的發展可以從國際成熟市場投資銀行的內部控制得到以下四點啟示：重視公司文化，避免英雄主義；全面管理風險，系統制定決策；完善風險管理架構，匹配經營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先進風險管理技術，但不可過度依賴。

同時，次貸危機也說明，市場參與者的內部風險管理與外部監管不可或缺，兩者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伴隨著金融業的創新與開放，對所有金融產品和交易進行全面與實時的外部監管是不切實際的，因此，引導市場參與者建立完善的內部風險控制體系理應成為監控風險的根本措施。

第一，提高對內部控制體系的認識。督促證券公司運用定性及定量的風險管理技術，對經紀業務、承銷業務、自營業務等進行風險控制，形成組織嚴密并能實時識別、判斷風險的控制框架。

第二，動態的設定不同發展時期內部控制目標重心。企業在不同的發展時期需要通過內部控制來消除影響企業目標實現的威脅是不同的。

第三，制定內部控制戰略目標時，應重視對風險的識別與應對。風險作為一項價值驅動因素應被納入內部控制目標導向選擇的框架中。在構筑“風險與應對”這一控制要素時，應當將風險與企業的目標相匹配，并分解為戰略風險、經營和財務及相關風險、具體業務風險三個層次，每個層次的風險識別均以“事項識別”為前提，也就是識別可能對目標產生影響的潛在事項。

篇(7)

關鍵詞：環境與社會風險；赤道原則 ；銀行業

中圖分類號：F830.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6）10-0003-09

一、回歸銀行的本質

經濟學家彼德?伯恩斯坦認為，“管理風險的能力，以及進一步承擔風險以做長遠選擇的偏好，是驅動整個社會經濟系統向前發展的關鍵因素”。金融系統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金融機構的本質就是經營風險，銀行亦不能例外。正如德意志銀行前董事會主席布魯爾（Breuer）所說，“現代銀行的職能正在從資金融通功能向風險中介功能擴充，經營風險是銀行業未來發展的趨勢所在”。因此，經營風險是銀行的本質；經營風險的能力始終是銀行的核心競爭力。

經過20多年的發展，盡管我國銀行信貸風險管理取得了較大進步，但是由于國內現代化的金融體系與銀行業發展歷程較短，國內銀行業信貸風險管理的意識與技術仍然落后于歐美發達國家銀行業。從風險評級工具來看，我國銀行業還介于從純粹的人為經驗判斷到模板化評級的過渡階段；從風險計量模型技術的應用來看，經典風險計量模型所需要的持續的、可量化的基礎數據嚴重匱乏，從而使得模型技術無法發揮有效作用；從信用衍生產品風險轉移技術的應用來看，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尚未成熟，無法通過多樣化的金融產品組合進行風險轉移與分散。因此，對于我國銀行業而言，由于風險管理量化技術應用的條件與環境均不成熟，導致信貸風險管理距離標準化、數量化、系統化仍然有較大差距。

無法準確計量風險，金融產品的風險定價也就無從談起，形成了我國當前金融體系風險定價混亂的局面。加之，整個金融體系仍然是銀行信貸業務為主導，風險不斷累積在銀行體系內，形成了銀行不得不與企業共擔風險的局面。基于國內實際情況與環境，標準化的、成熟的風險管理方法難以應用，特別是，單純依賴財務數據的風險識別、評估等管理方法面臨較大挑戰。

比較而言，歐美發達國家的企業數據規模與質量以及整體社會信用情況普遍優于我國，但在其銀行業的風險管理過程中，對環境與社會信息定性分析的應用范圍仍然很廣、重視程度仍然很高，這非常值得國內銀行業深入思考與學習。如圖1所示，一般而言，在歐美銀行的風險管理中，對于大型企業，財務信息定量分析占比80%，環境與社會信息的定性分析占比20%；對于中型企業，定量與定性分析比重為70%和30%；對于小型企業，二者比重為40%和60%，甚至有時候為20%和80%。

鑒于此，筆者提出，應當在信貸風險經營管理過程中，增加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的定性分析，作為財務信息定量分析的補充手段，從而改善當前我國銀行業風險管理過程中過度依賴企業財務報表、信息不對稱嚴重、難以客觀評估企業風險的狀況。

二、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對財務績效的影響

（一）相關理論演變

研究領域最早于19世紀70年代，開始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納入投資過程對投資收益產生何種影響進行論證。最初階段，學者們只是根據美國經濟學家馬柯維茨經典的投資組合理論，認為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投資決策過程，限制了投資組合的多樣化與分散化等原則，從而難以達到收益最大化目標。魯德（Andrew Rudd，1981）通過實證分析，認為將環境與社會因素納入投資決策過程，會阻礙投資組合的多樣化，從而降低投資組合的收益率。這一研究結果在學界與業界均引起較大爭議，至此該問題成為投資領域的熱門話題。

隨后眾多學者從投資組合理論出發對上述觀點進行論證，并逐漸發現上述結論的不穩定性，基本從理論上了這一結論。赫普納（Hoepner，2010）通過將傳統的投資組合理論公式進行變形，直接從理論公式層面證實上述結論的不穩定性。

根據投資組合理論，投資組合的整體風險（以標準差衡量）主要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各目標資產的權重與各自標準差乘積總和；第二部分，目標資產之間的關系及其標準差乘積總和。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的考量，限制了目標資產的可選范圍，目標資產組合的數量減少，會增加第一部分的數值；然而，由于資產數量的減少，會降低r值，同時附加了環境與風險管理選擇的目標資產，自身擁有較低的標準差，因此環境與社會風險的考量能夠減小第二部分的數值。因此，第一部分提高并不能完全決定整體投資組合的標準差的變化方向，也就無法確定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一定會降低投資組合收益。

20世紀90年代到2007年期間，眾多實證研究成果證實了這一理論判斷。多數研究對歐美國家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的基金公司與傳統基金公司進行對比分析，研究角度包括前者的潛在成本并無顯著高于后者；前者的投資收益率并沒有顯著低于后者等。具有較大影響的是，2005年貝羅（Bello，2005）對美國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基金進行了7年的跟蹤，并得到結論“這些基金在投資組合的分散化程度上與傳統基金并無顯著差別”。施勒德（Schr?der，2007）證實了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基金與傳統基金具有相當的夏普比率。

根據有效市場理論，眾多學者進一步認為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投資決策過程比傳統投資行為能夠更加充分地利用信息，這些信息的價值應當在價格（投資回報）中予以體現，即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投資決策模式能夠得到更高的投資回報。隨后，從公司治理角度出發，根據弗里曼（Freeman，1984）在其專著《企業戰略管理：利益相關者方法》提出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學者們進一步建立了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對財務績效產生正面作用的理論根基。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企業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的關注與管理，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平衡相關利益者的利益，有助于企業生存發展，其價值反映在企業的系統風險下降與投資人超額投資回報兩方面。

（二）相關實證分析

在具備堅實的理論基礎之后，實證分析也隨之發展起來，特別是2000年之后，實證分析成果的增速與增幅都顯著提高。

在這些實證分析結果中，89%的結果表明二者之間存在非負相關關系，48.2%顯示正向相關，23%顯示中性不相關，10.7%的顯示負向相關，18.1%為不確定相關性，如圖2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以歐美發達國家投資機構為研究樣本的研究分別得到46.7%與42.7%的正向相關結果；以新興市場國家為研究樣本的研究結果呈現出65.4%的正向相關結果，如圖3所示。這一差異的主要原因在于，新興市場國家環境與社會問題的管理水平與規范程度遠不如發達國家，這種情況下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作用更加顯著，因此正向結論也更加顯著。

以投資類型進行劃分，如圖4所示，大部分研究樣本涉及股權投資（占比87.1%），其次是債券與不動產投資。其中，在股權投資中，52.2%的結果呈現正相關，涉及債券與不動產投資的實證研究正相關比例更高，分別為63.9%與71.4%，同時尚未出現負相關結果。

從具體研究角度而言，目前實證分析的主要切入點包括兩個，即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對風險管理水平與投資回報的影響 。

1. 對整體風險管理水平的提升作用。環境與社會因素對風險管理影響的實證分析，主要涉及對風險評級效率的影響與對綜合投資風險回報的影響。李等（Lee等，2010）與洛雷爾（Laurel，2011）等分別以美國61個基金為研究樣本，均證實了在投資過程中，對環境與社會風險情況的考察與評估，能夠顯著降低整體投資風險。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出口環境金融發展協會主席韋伯教授（Olaf Weber教授，2008）等選取歐洲205家銀行，并根據其是否是UNEP FI（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行動機構）進行分組，對風險管理進行對比研究，發現UNEP FI在風險識別與評估階段效率顯著高于非UNEP FI。2010年，韋伯教授將52個環境與社會風險指標結合傳統風險評估指標，對德國40家銀行180個貸款項目進行再次風險評級，結果顯示新的評級結果準確率高于原先評級結果7個百分點。韋伯教授的一系列研究結果，對將環境與社會風險納入風險評估的有效性與正面作用是強有力的證明。赫普納等（2011）對26個發達國家150個企業的環境與社會情況，進行了為期7年的跟蹤與評估，并根據評估結果優劣，形成 25個虛擬投資組合，每個投資組合規模介于70億至1150億美元。跟蹤結果顯示，環境與社會情況評估得分最高的投資組合，比得分最低的投資組合，具有較低的損失風險概率，二者相差6.84%。

2. 對投資回報的促進作用。厄文（Roger Urwin，2010）選取荷蘭、挪威、美國加州三大養老金基金管理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在投資組中設定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行為的資產比例，計算得出，如果2%的投資組合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考量，在95%的概率水平下VAR下降20―25個基點；4%的投資組合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考量，對應VAR下降40―50個基點。對于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考量的投資模式與傳統投資模式的比較，這個結果給出了明確答案，即由于綜合風險的顯著下降，前者要優于后者。布蘭查德（Gunther Capelle-Blancard，2011）以法國116個基金公司為樣本，實證分析了在投資決策過程中，財務績效與納入考量的環境與社會因素數量呈U形關系，即，在少量選取環境與社會風險指標納入投資決策時，使得投資收益率受到負面影響；隨著納入考量的環境與社會風險指標逐漸增多，投資收益率逐漸呈現出上升趨勢，這與巴涅特和薩洛蒙（Barnett和Salomon，2006）以美國的共同基金作為研究對象的實證分析結果一致。鑒于國際金融公司（IFC）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領先地位以及其完備成體系的獨立項目評估系統，劉霞（2015）選取IFC作為研究對象，發現其自1998年開始致力于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政策、具體措施等的改進，對其財務績效具有長期顯著的正面作用。

（三）金融機構的實踐證明

理論與實證研究結果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納入投資決策過程產生的正面作用不斷得到證實之后，投資領域的實踐也隨之而來。截至目前美國共有超過500家共同基金在投資決策中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1995年時，該數據為50家）。依據福布斯公布的預測數據，美國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資產規模大約為3.7萬億美元。例如，成立于1991年的多米尼社會責任股票型基金（Domini Social Equity Fund）是歷史最悠久的社會責任基金之一，它的每筆投資都是在對投資標的進行環境與社會標準評估與風險緩釋之后進行的。自1991年至今，它的年度收益率為8.6%，而標準普爾500指數為9.3%；其在最近一年、三年以及五年的投資回報率分別為22.1%、11.2%與18.8%。Calvert Large Cap Core A將其投資目標與策略均定位為符合環境與社會標準，其投資回報率一直高于羅素1000指數，最近五年平均回報率為18.3%。Parnassus Small-Cap基金公司專門投資于市值小于30億美元的企業，在評估企業風險的過程中，賦予環境與社會風險較高權重，并明確排除那些環境與社會績效不符合標準的企業，其在最近一年、三年以及五年的投資回報率分別為17.0%、3.5% 與 16.1%。

除了這些專門的基金公司之外，還有荷蘭APG資產管理公司、PGGM、美國CalPERS資產管理公司以及挪威國家養老基金管理公司等均已在投資決策過程中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特別是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KKR），作為全球歷史最悠久、最成功的私募股權投資機構之一，其在2007年開始與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EDF）合作，在其收購德州能源公司（TXU）的項目中，實施了一系列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措施，并根據評估結果，拒絕了多個傳統能源項目，如火電廠等。在兩年的時間里，KKR在所投資的8個目標公司運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共節約成本1.6億美元。目前，KKR已經將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覆蓋其全球管理資產的30%。

三、國內外銀行業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比較分析

（一） 評估體系

本文構建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Environment and Social Risk management，ESRM）評估體系主要結構包括三個一級模塊：ESRM政策框架、ESRM實施方法、ESRM管理體系（見表1）。

在ESRM政策框架中包含四個二級模塊：政策范圍、組織結構、產品覆蓋面和涵蓋因素。這四個二級模塊涵蓋了政策的制定、職能部門、適用范圍、內容豐富程度等多個方面。前兩個二級模塊反映了ESRM政策在銀行組織架構中作為一般功能性政策的作用，涵蓋了從適用于所有部門的政策應用到銀行特定業務的功能性政策。這也使得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與信用風險管理有機結合（庫爾森，2002）。確定ESRM政策適用范圍覆蓋的產品分類為：項目融資、企業貸款、個人和中小企業零售貸款。涵蓋因素選取氣候變化問題、生物多樣性、文物保護等，源于這些逐漸成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點關注問題。

ESRM實施方法模塊包括三個二級模塊，即評估優先級、實施工具以及評估流程。目前，ESRM評估流程的具體內容，經歷了一個由淺及深的發展過程。本文中，我們按照赤道原則（2013）所規定的評估流程來設定衡量指標。

在ESRM管理體系這一模塊中，根據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金融行業可持續發展指南（GRI 4.0，（2013）和韋伯（2012）的研究結果，采用了一般性報告、趨勢分析報告、重要財務報告等層次分類來衡量信息披露情況。

（二）分析方法

結合信息披露，依次對上述評估指標體系中的三級指標進行賦值，從而得到銀行的環境與社會管理體系表現的整體評價。 三級指標賦值區間為[0，1]，如果銀行滿足指標的要求，即該項指標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對于指標信息缺失或者信息表達不明確的，均賦值為0。基于評估體系結果，本文將采用對應分析法、最優尺度分析法、差距分析法以及Fisher’s檢驗方法，分別對國內銀行之間、不同國家銀行之間以及不同因素之間所關聯的環境與社會管理體系進行比較分析，從而對當前不同國家、不同管理體制下的銀行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體系方面的表現有一個直觀的了解。

接下來，對本文采用的分析方法進行簡要介紹。對應分析（Correspondence Analysis）也稱R-Q 型因子分析法，是一種多元相依變量的統計分析技術。該方法通過建立規格化概率矩陣將R型因子分析與Q型因子分析有機結合揭示變量間的聯系。原理如下：

在與R 型因子分析相應的因子平面上作樣品點圖，按累計貢獻率的大小確定因子m，通常情況下，m=2，即因子軸計為G1 與G2，由于F1―F2 因子平面與因子平面的兩條直角坐標重合，散點疊加即形成了對應分析圖。在對應分析圖上可以提供以下信息：（1）變量間的關系：鄰近的一些變量點，表示這些變量具有成因上的聯系。（2）樣品間的關系：鄰近的樣品點具有相似的性質， 屬同一類型。（3）變量與樣品的關系： 同一類型的樣品點將為鄰近的變量點所表征（王雪萍、古麗努爾，2007）。

（三）樣本數據

目前多數國家都擁有數量眾多的銀行，且由于金融行業的特殊性，很難進行隨機抽樣。本文中選取銀行總資產占該國銀行業總資產份額70%以上的銀行作為樣本。考慮到數據可得性、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及所處位置，本文選取來自五大洲隸屬于9個國家的242家銀行作為樣本。其中，中國銀行業樣本由國有銀行（包括三大政策性銀行）、股份制銀行、城市商業銀行組成，共有166家銀行。澳大利亞、美國、日本、俄羅斯、韓國、加拿大、英國、南非的銀行樣本由占該國銀行業總資產比重70%以上、總資產由大自小排名的銀行組成，數據情況如表2所示。

數據來源：中國銀行業數據來自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統計數據；其他國家銀行數據來自于政府信息披露與各國中央銀行統計數據。

評估體系中，三級指標數據來源為各家銀行2009―2015年的社會責任報告、可持續發展報告、年度報告以及官方網站信息。樣本銀行或是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或是按照赤道原則或GRI等組織的要求，這些報告往往能夠披露企業對環境、社會問題等的制度、管理結構、組織形式等信息。

四、結果討論

依據評估體系賦值結果，對我國銀行業的ESRM表現進行了分類：總分值位于[0，20]為ESRM-M組；20分以上為ESRM-H組，0分為ESRM-L組。分別采用對應分析方法與最優尺度分析方法得到以下對比分析結果。

（一）體制比較分析

圖5為中國銀行業不同管理體制的銀行ESRM表現的對應分析圖，橫軸為各類銀行ESRM表現，縱軸為依據管理體制分類銀行。橫縱軸慣量分別是0.638與0.275。這一結果表明體制類別與ESRM表現之間的關聯關系可以進行91.3%的解釋。從圖6可以看到樣本中三種體制的銀行關于ESRM的表現差異分明。城市商業銀行幾乎與ESRM-L的位置相重合；股份制銀行與ESRM-M位置最接近；國有銀行與ESRM-H的位置最接近。同時三種類型的銀行之間的距離相差甚遠，說明在ESRM表現方面，差異較大。這一結果通過卡方檢驗值得到再次證明（chi2=136.7，p=0.000）。

就整體而言，國有銀行優于股份制銀行，股份制銀行優于城市商業銀行。此外，雖然國有銀行的ESRM表現要優于其他兩種類型的銀行，但是國有銀行與ESRM-H的距離要遠大于股份制銀行與ESRM-M之間的距離。根據ESRM三種表現的位置距離說明，ESRM-M與ESRM-H之間的差距遠大于其與ESRM-L之間的距離。這一結果也較為容易理解，目前中國的城市商業銀行中除了少數幾家了社會責任報告外，多數銀行對環境、社會責任的概念意識尚淺，數量較多的城市商業銀行在年度報告與官方網站上甚至找不到環境與社會風險的相關信息。主要股份制銀行作為上市銀行，受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制度約束以及各方面制度建設較為完善，情況要遠好于城市商業銀行。國有銀行雖然整體情況好于股份制銀行，但是從圖中可以看出，國有銀行距離ESRM-H的距離較大，說明我國銀行業整體的ESRM表現仍然有待提高。這樣的結果在不同國家銀行間對比分析中更加清晰。

（二）國別比較分析

圖6是以國家為縱軸、ESRM表現為橫軸的對應分析圖，橫縱軸解釋力度分別達到0.845與0.155，合計解釋力度達到100%，說明國家與ESRM之間的強關聯性。如圖7所示，在所選樣本中，只有中國與俄羅斯處在了ESRM-L的區域范圍內，韓國與南非處于ESRM-M的區域范圍內；澳大利亞與英國處于ESRM-M與ESRM-H之間，剩余國家處于ESRM-H區域范圍內。由于嚴苛的環境與社會方面的法律約束，大部分發達國家銀行的ESRM表現較好。此外，澳大利亞與加拿大銀行ESRM表現良好，也由于其國民經濟中環境敏感行業的比例，例如在加拿大的國民經濟中，采礦業占比較大，使得加拿大銀行的ESRM表現較好，位于距離ESRM-H的最近一點，這一結果也與韋伯（2012）的研究相符。而我國銀行業ESRM表現較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數量眾多的城市商業銀行得分偏低。如果將城市商業銀行從中國的樣本中剔除，會得到如圖7的結果。

可以看到，剔除城市商業銀行之后，中國銀行業超越了南非，進入了ESRM-M的區域范圍。鑒于中國城市商業銀行數量眾多，但是資產總量偏小，這一結果相對客觀地反映了我國銀行業目前ESRM的真實管理水平。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銀行業ESRM表現與發達國家差距仍然較大，但是進步較為明顯。除了大型國有銀行外，股份制銀行中也出現了ESRM表現達到高水平的銀行。此外，鑒于我國2007年以來推行了一系列“綠色信貸”政策，大中型銀行在貸款業務管理流程中，針對環境與社會風險，實施了“一票否決制”、“名單管理制”等多種管理措施。

（三）國內銀行業指標分析

通過國別比較分析，發現剔除城市商業銀行之后的ESRM表現可能更符合我國銀行業的主體表現特征，因此，在分析國內銀行業各級指標時，本文依然采用剔除城市商業銀行之后的樣本數據。

本文采用差距分析法對H組與M組的具體指標進行分析，從而可以更加清晰地說明我國銀行業在ESRM表現方面的差距。Gap1表示組別之間標準差較大，同時M組均值較低的指標。這樣的統計表現說明了該指標在H組中表現遠好于M組，表明組別之間存在較大差距。Gap2 表示同組內的比較，即H組中均值較低的指標，表示同組內該指標改進空間較大。

A模塊中， a21為Gap 1 ，表示銀行設立專門部門針對環境與社會風險進行管理方面，H組顯著優于M組，這反映了一家銀行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的重視程度。a22 與a42為Gap 2。a22作為Gap2反映了我國銀行業在針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的具體操作中，缺乏相關專業技能。國內銀行業僅將與環境和社會風險相關的事項，看作是企業社會責任甚至是公益事業的一部分，尚未深刻認識到這是關乎風險管理的事項，因此缺乏將其與風險部門專責相聯系的理念。

B模塊中，b22與b34為Gap1，顯示H組比M組在評估方法設計與相應風險緩釋手段方面要更加具體。然而，b32與b23作為Gap2，也顯示國內銀行對于環境與社會風險的分析與預防仍然處于較低水平。此外，表4中b13的指標表現在兩組之間的差異是最小的，反映了政府在環境方面的立法與行業融資政策指引發揮了強大的作用。B模塊作為ESRM實施方法模塊涵蓋了識別、分類、盡職調查、緩釋手段、監督管理。B模塊各指標的均值趨勢性變化反映了目前國內銀行業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的管理在識別、分類等表現較好，在緩釋手段、監督管理等方面仍然處于較為落后的階段。

C模塊主要是針對ESRM的反饋、溝通、監督、信息披露等管理體制進行評估，表5中C模塊各指標分值均不高，充分反映了國內銀行業在ESRM管理方面的薄弱，缺乏建立完整管理體系的意識。d12作為Gap 2表明國內商業銀行簽署自愿性準則的動力不足。此外綜合表3、表4、表5還可以看到，從模塊A到模塊C的均值呈現下降趨勢，表明國內銀行業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方面，仍然停留在政策建立階段，在執行與管理方面較為薄弱。

通過對比分析可以發現，國內銀行業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整體處于中等水平，但落后于發達國家銀行業；國有銀行整體表現要優于股份制銀行與城市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表現較差。從指標分析中可以看到，我國銀行業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方面在不斷進步，但是多數進步來源于監管部門的政策指引，銀行業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的主動干預意識不足。鑒于相關法律的嚴苛規定，發達國家銀行業具有較強的動力進行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目前發展水平較高，表現在能夠將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融入具體業務流程，并建立了具體流程措施；確立了明確的戰略目標，并配套完善的組織管理機構，對執行情況進行監督、管理。特別是針對環境敏感行業的相關業務，發達國家銀行業往往具備較強的專業能力進行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理論研究、實證分析及金融機構的具體實踐等三個方面，論證了將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納入核心業務流程對于金融機構財務績效的正面作用，并通過建立三級評估標準，實證分析了我國不同管理體制銀行以及全球不同國家間銀行所處的不同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水平，也突顯我國銀行業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方面的不足。國內銀行業尚未充分意識到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作為全面風險管理與銀行持續保持盈利能力的重要性。國內銀行業也尚不具備從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中挖掘商業機會、創新商業模式的能力。

綜上所述，要改善國內銀行業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應當從增強意識層面認知與培養內在管理能力兩方面入手。

首先，意識認知層面，應當從法律與監管層出發，提高銀行業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意識覺醒。即法律層面對環境保護立法、執法的監管力度加強；銀行業監管層面對銀行承擔環境保護與社會責任的認識需要加強。

其次，我國銀行業應當加強內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能力，特別是如何將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流程納入相關業務規范流程與監督管理體系的評估流程。赤道原則作為國際金融行業基準與標準化工具，提供了詳細、完整、具有可行性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操作指南，成為全面風險管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建議借助囊括了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的識別、評估、監督、行動計劃（風險緩釋方法）等管理措施的赤道原則，形成對企業信息的全方位跟蹤手段，確保企業信息的及時性、有效性和全面性，從而緩解銀行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全面提高風險管理能力。

參考文獻：

[1]Andrew Rudd. 1981.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ortfolio Performance，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Bello，Z. Y. 2005.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and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28（1）.

[3]Schr?der，M. 2007. Is there a Difference？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SRI Equity Indices.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34（1-2）.

[4]Freeman.R. 1984.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Lee，D.D.，J.E. Humphrey，K.L. Benson，and J.Y.K. Ahn. 2010.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fund performance：the impact of screening intensity，Accounting & Finance，50（2）.

[6]Laurel，D.. 2011.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s in Europe：The effects of screening on risk and the clusters in the fund space.

[7]Weber O，Fenchel M，Scholz RW. 2008.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s into the credit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of European banks.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8]Weber，O.，Scholz，R. W.，& Michalik，G. 2010. Incorporating sustainability criteria into credit risk management[J].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9]Andreas G. F. Hoepnerab，Michael Rezeca & Sebastian Siegl. 2011. Does pension funds' fiduciary duty prohibit the 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criteria in investment processes？

[10]Roger Urwin. 2010. Allocations to sustainable investing.

[11]Gunther Capelle-Blancard. 2011.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responsible funds does the screening process matter？

[12]Coulson AB. 2002. A Benchmarking Study：Environmental Credit Risk Factors in the Pan-European Banking Sector.

[13]Coulson AB. 2002. A Benchmarking Study：Environmental Credit Risk Factors in the Pan-European Banking Sector.

[14]Weber O. 2012. Environmental credit risk management in banks and financial service institutions.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21（4）.

[15]劉躍生.國外先進銀行中小企業信貸管理經驗借鑒[J].中國城市金融，2010，（3）.

[16]劉霞.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如何影響金融機構財務績效――基于國際金融公司的實證分析[J.金融發展研究，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