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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著作論文精品(七篇)

時間:2022-12-09 08:15:29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文學著作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文學著作論文

篇(1)

關鍵詞 學位論文;版權歸屬;授權

著作權即版權,是指作者對其創作的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中的作品所享有的權利。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成果。學位論文是指在校的學生為獲取學位資格而撰寫和提交的學術研究論文。

近年來,隨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學位論文的數量劇增。一般而言,學位論文都較為成熟,其學術價值具有高、新、專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今某學科領域最新研發動態及水平,因此成為重要的信息資源,具有很高的利用價值。在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學位論文的使用和傳播的日益頻繁,使得學位論文的版權問題開始受到更多人的關注。筆者將通過對國內外某些高校具體做法的比較,對學位論文版權問題中的歸屬和授權兩個問題進行分析。

1 學位論文的價值

學位論文是學位制的產物,是學位申請者在研究導師指導下所進行的科學研究的總結。選題上一般都是本學科需要解決的比較重要的、具有前沿性的理論或運用方面的課題,代表了本專業的發展方向。涉及的內容豐富、題材廣泛,不乏新穎的學術思想和獨到的見解,一般具有質量高、專業性強、內容新穎、學術價值高、參考文獻多而全、助于對相關文獻進行追蹤檢索等特點。

正是學位論文所特有的優勢,使得它在該研究領域具有很高的學術參考價值,成為在該領域進行研究的學者、學生的重要參考資料。伴隨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學科研究的深入,對學術論文的利用也愈發頻繁,因此包括論文的作者、論文的保管者和利用者等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關注如何才能在尊重作者著作權的基礎上,合理、有效地利用資源。而其中的版權歸屬及版權授權的問題更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2 學位論文版權歸屬問題分析

2.1 關于學位論文著作權歸于學校還是作者之爭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在我國版權就是著作權。《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保護自動產生,即論文完成的時候,著作權就已經產生。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作品(包括以特定形式創作的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等),不論是否發表,都屬于合法的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均享有著作權。

著作權包括了人身權和財產權,而著作權人分為兩類,包括作者和其他依法享有著作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

著作權法第十一條規定:“著作權屬于作者,本法另有規定外……如無相反證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作者。”

著作權法第十六條規定:“公民為完成法人或其他組織工作任務所創作的作品是職務作品。”其第二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職務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權,著作權的其他權利由法人或其他組織享有,法人或其他組織可以給予作者獎勵:(1)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物質技術條件創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承擔責任的工程圖、產品設計圖,地圖、計算機軟件等職務作品;(2)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合同約定著作權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享有的職務作品。”

根據上述內容我們可以看出,我國著作權法對學位論文的著作權并沒有做出明確或專門的規定。令人意味深長的是,無論伯爾尼公約還是世界版權公約,都幾乎毫無例外對學位論文的版權問題做出了“回避”。因此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爭論不休,部分學者認為這是學生自己做的選題和研究,應當屬于學生的個人作品;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學生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利用了學校的資源,并有導師進行指導,其作品應當屬于職務作品,版權應該歸屬于學校。而國內不同的學校也有不同的做法。

例如清華大學規定:“研究生學習期間凡教學計劃內安排的研究課題(如學位論文、課程專題等)以及學校組織的校外科技活動所取得的一切研究成果為學校職務成果。除合同另有約定外,研究課題雖屬研究生自選,但利用學校的條件(如名義、指導、設備、資金、技術資料等)所完成研究成果,也屬學校職務成果。學校職務成果屬清華大學所有,未經學校審核同意,不得自行轉讓或做其他處理,這一辦法同樣適用于本科生。”

學校在處理這一問題時,顯然是將著作權法的第十六條規定做了過分有益于學校的擴大解釋,是有悖于法的公平與正義精神的。據了解該校很多學生在入學之初就簽署了遵守知識產權規定的保證書,如果不能用“失學的脅迫”去解釋學生簽訂合同的情形,就只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學生在法律方面的無知,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就將自己的利益出賣了。

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十六條之規定,學位論文的版權歸屬無非有以下三種情況:一是學位論文的作者享有完全的版權;二是學位論文的作者享有學位論文的署名權,學校享有學位論文版權的其他權利;三是學位論文的作者享有版權,但學校在業務范圍內有優先使用權。后兩種情況是在學位論文被視為職務作品的情況下,才得出的結論,但筆者認為,學位論文認定為職務作品是非常牽強的。

按照法理學者的觀點,學生就讀期間和學校所形成的關系應該是一種合同關系,那就是學生支付學費而學校要提供教育。學校在學生在校期間所提供的必要的物質是為了完成“教育”這個特定的合同義務。畢業生撰寫學位論文是為了“自己”獲得專業學位,而不能認定為是為了完成學校所交給的“任務”。如果說寫作學位論文也算完成任務的話,那也是畢業生自己在完成自己的任務,因為只有完成了得到學校認可的學位論文,才能取得學位。一言以蔽之,學位論文的版權應毫無異議的屬于作者本人所有,即使畢業生的學位論文僅是學校大項目中的一個部分,他仍應該就他所負責的部分享有完全的版權。如果學校在相關學位論文的研究上投入了較多的人力物力,學校可要求享有該作品的優先使用權或者免費使用。

國內很多高校目前的做法已經證明了筆者這一觀點的正確性,如浙江大學和北京大學在畢業生離校前要求畢業生對自己的學位論文出示“獨創性聲明”或“學位論文使用授權書”,這事實上等于已經承認了學位論文的版權由作者享有。

2.2 關于導師是否擁有署名權之爭

近期,網絡上沸沸揚揚的復旦大學藥學院聞韌教授與其學生張建革博士的署名權之爭又在網上掀起了關于學位論文導師是否擁有署名權的熱烈討論。

部分人認為導師從學生的選題,到研究思路的指導,直至論文的寫作完成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因此學位論文中包含了導師的勞動,在學位論文完成時應當讓導師擁有署名權。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導師只是出于指導,學位論文完成期間整個研究過程。論文的作者都是親力親為,許多有用的數據,大量的實驗都是作者獨立計算和實踐的結果,因此導師不應當具有署名權,作者只需在文章中表示感謝之情即可。

筆者在中國律師網絡聯盟論壇中看到與后者相同的觀點。在知識產權部分關于導師署名權的咨詢中,律師們普遍認為雖然導師對論文的最終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對于學位論文不享有任何著作權。但作者可以在出版物上以適當的方式提及論文導師及其所作出的貢獻。

筆者贊同上述觀點,而許多學校的做法也是默認作者為唯一擁有署名權的權利人,但均要求作者在論文封面寫明指導教師,而作者自身也會自覺地在論文當中提及教師的指導和幫助。然而大部分學校又在《學位論文使用授權書》中都有導師簽名一欄,可見學校在默認學位論文為個人作品,著作權歸屬作者本人之外,還默認了導師擁有一部分著作權。但在中國律師網絡聯盟論壇中,律師們普遍認為作者應當享有完整的著作權。

3 學位論文版權授權分析

在承認了學位論文屬于個人作品后,我們還應當認識到學位論文是未發表作品和版權作品。

我國《著作權法》施行自動保護原則,即只要作品完成并符合著作權法獨創性的要求就給予保護,學位論文自寫作完成就成為著作權法保護的對象,學位論文的作者享有發表權。在學位論文作者未公開其學位論文之前,學位論文就屬于未發表作品。許多人認為答辯是作者發表的一種方式,但筆者認為答辯不能算作發表,學位論文的答辯具有強制性,是取得學位證書的必經過程,并且答辯只局限于一定范圍,并沒有為公眾所感知,因此不能視為發表。

另外,國內外的大學都要求作者聲明所提交的論文為自己撰寫的,并且不侵犯他人的知識產權。綜上所述,學校、個人和其他組織在利用學術論文的過程中必須獲得作者的許可和授權。

目前筆者所在學校使用學生的學位論文采取的主要授權方式是與作者簽訂使用授權書,下面就是授權書內容:

福建師范大學學位論文使用授權聲明

本人(姓名): 學號: 專業:

所呈交的論文(論文題目):

是我個人在導師指導下進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盡我所知,除了文別加以標注和致謝的地方外,論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發表或撰寫過的研究成果。本人了解福建師范大學有關保留、使用學位論文的規定,即:學校有權保留送交的學位論文并允許論文被查閱和借閱;學校可以公布論文的全部或部分內容;學校可以采用影印、縮印或其他復制手段保存論文。(保密的論文自解密后應遵守此規定)

學位論文作者簽名: 指導教師簽名:

簽名日期:

筆者認為作者授權學校作為優先的使用者和保管者是十分恰當的,因為在學術論文的撰寫過程中,沒有學校資源的支持和導師的指導,作者的學位論文的質量和價值將有所降低。而學校多是以促進學術的發展和交流為目的進行公益性模式的運作,其傳播的范圍也都局限在校園網內,不會造成作者利益的損害。且學校圖書館這樣的論文保管機構有更好的能力保管和最大化論文的參考和學術價值,授權與學校合作的方式是雙贏的。

然而在學位論文提供利用過程中,最容易發生侵權行為的就是在商業模式的運作當中,學位論文收藏機構在與數據庫運營商的合作時侵害作者的利益。

在一個案例中,某中心與某數據公司簽署協議,共建中國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該庫稱以“國家法定的學位論文收藏機構”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收藏的論文為依托,將利用網絡技術“向高校、公共圖書館、科研機構、企業以及其他公眾提供學位論文的全文信息服務。”又稱該公司撥出專款數百萬元,希望廣大碩士、博士盡快“聯系授權并領取版權使用費”。而對開發學位論文數據庫躍躍欲試的公司絕對不在少數,上述案例是一個引子,暴露了當前在學位論文數字化開發中存在的一些版權問題。

首先,該數據庫運營商只是與收藏中心合作建設數據庫,然而,收藏中心雖然是法定的學位論文收藏機構,但沒有權利越過著作權人把著作權人的作品交由數據庫運營商開發利用。因為收藏機構的職責是收藏特定論文的文本,而不是上網發表,上網發表的使用至少涉及作者的發表權和網絡傳播權,對它們的行使和論文收藏幾乎沒有任何關系。唯一有權決定運營商可以使用學位論文的,只有著作權人本身,即已經畢業的學生們。在獲得著作權人的授權之前,任何機構都沒有權利開發利用。

其次,著作權人的獲酬上。在弄清上述問題之后,不難推斷出真正有權利定價的也是著作權人。“領取版權使用費”這樣的說法顯得該開發商居高臨下,欠缺合作的誠意,許多論文是在獲得授權之前,開發利用之后作者才得以知曉。在定價上也存在問題,一個學術論文數據庫,只撥出幾百萬的經費來付作者的稿酬。我國每年有大約10萬篇的學位論文產生,假定該數據庫收錄10年內的論文,總數就有近百萬篇,平均下來每個作者只能領到幾塊錢的稿酬,這于《著作權法》規定的每千字20元的最低標準相去甚遠。顯然,作者不論是否授權該數據庫進行開發,其獲酬權也得不到保障。

最后,許多數據庫運營商在具體使用某篇學術論文或某批學位論文的時候試圖以公眾需求為由擠壓著作權人利益。許多數據庫商宣稱利用它們的平臺傳播科技知識能夠使有關資源更好的發揮作用,作為一己之私的著作權理應讓步。但是這樣的說法本質經不起推敲,因為商業運營的本質就是營利,因此數據庫運營商的做法,實際上就是廉價甚至免費利用他人的成果來實現自己的營利。實際上在維護公眾利益和保護著作權這一平衡上,《著作權法》已經規定了對著作權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許可等內容。

因此,筆者認為公眾的利用是學位論文價值實現的最好途徑和方式,但是不應當用這樣的幌子來侵害著作權人的利益,不論是在保管還是在開發利用之前,都應當首先尊重作者的權利,獲得著作權人的授權。

篇(2)

我與翻譯結緣是在上初中的時候。初中一年級,我同時接觸到了翻譯和英語。不過那時接觸到的翻譯是語文課上文言文到現代漢語的翻譯,英語則從零開始,還談不上翻譯。可是,語文課上的“語內翻譯”已經讓我深深迷上了翻譯。同樣一個意思竟然可以用不同的話說出來!翻譯完成后那種成就感比考試得高分也差不了多少。在這種興趣的影響下,我學習英語的熱情很高漲,對英語課中的翻譯練習更是心醉神迷。幸運的是,中學畢業后,我順利地考上了解放軍外國語學院,被英語專業錄取。

 

學翻譯:閱讀名人譯作,錘煉語言功底

成了英語專業的大學生之后,我才發現自己中學時英語學得多么糟糕:聽、說方面的基礎幾乎為零,聽不明白,說不出口,而且說了別人也聽不懂。無奈之下,我只能勤學苦練,但沒有“童子功”,年近20才開始練習,聽、說兩個方面練起來都非常吃力。而后我欣喜地發現,翻譯練起來卻沒有那么難。默念于心,落筆成文,農村出來的我對這樣的練習非常適應。于是,我不僅積極完成各門功課中的翻譯練習,在閱讀簡易讀物時還忍不住偷瞄幾眼有些讀物中附帶的漢語譯文,盡管那時許多老師都告誡我們不要看這些譯文!這樣偷瞄的結果是,我對翻譯的興趣日益高漲,良好的英語語感卻遲遲建立不起來。到了高年級以后,有了專門的翻譯課,我喜不自禁,不僅如饑似渴地聆聽老師的講課,閱讀指定教材,認真完成每一次的翻譯練習,還找來其他學校的翻譯教材和一些淺顯的翻譯方面的著作,囫圇吞棗似的讀下去。沒有想到,這種野蠻學法還挺有收獲,期末考試時,我的翻譯課得分比其他幾門課明顯高出一截,令我很是滿意。于是,我學習翻譯的熱情更加高漲了。到了考研報名時,我毫不猶豫地報考了翻譯理論與實踐專業。 

 

上了研究生,真正的翻譯學習才開始,廣闊的翻譯天地才真正在自己眼前打開,我也才近距離接觸了大名鼎鼎的翻譯家——孫致禮教授。孫教授是翻譯方向研究生教學組長,負責學院整個翻譯方向的教學。他不僅親自講授好幾門課,還設計了一套今天看來仍然非常合理的課程體系。除了翻譯專業課程之外,他還為我們開設了英語寫作和高級聽說課程,以及英語史、文體學等課程。最有特色的是,孫教授還為我們設計了多門漢語課程:比較文學、古代漢語、古詩詞賞析、現代漢語散文寫作等。這些漢語課像是一扇窗戶,讓我看到了另一道絕妙的風景,讓我在提高英語能力、揣摩前人譯作的同時,徜徉在漢語的海洋中,領略漢語之美,感悟英語與漢語的種種差異。孫教授豐富的翻譯經驗、淵博的翻譯學識和細致認真的工作態度也時時感染著我,讓我認真對待每一次上課、每一次練習、每一次閱讀。到了研究生二年級以后,孫教授又和出版社聯系,讓我們翻譯起長篇小說來:兩個學生合譯一本書,每人負責大約八萬詞的翻譯量,三個月左右完成。這種長篇翻譯雖然不是一門課,沒有列在課程表上,但我們所有的學生都非常重視,因為我們知道,這是我們的第一次翻譯實戰(翻譯完畢才知道,這還算不上實戰,因為孫教授還要對我們的翻譯加以把關,逐句校訂我們的譯文),是對自己翻譯能力的實際檢驗,平時學得好不好,這下真正可以看出來了。三個月的翻譯很辛苦,不僅犧牲了周末的休息時間,整個暑假也泡了進去。讀全文,查資料,再讀全文,然后攤開稿紙開始翻譯。我們嚴格遵循傳統文學翻譯的流程,嚴肅認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那股認真勁兒今天想來還不禁發笑。在碩士階段,我共做了兩次長篇翻譯,兩次收獲都很大。

 

到了碩士三年級,開始寫學位論文。我選擇的是方言翻譯這個題目。在做長篇翻譯的時候,原文中偶爾出現的方言詞句曾經令我痛苦不堪;閱讀前人譯作時,其中對方言的翻譯也很難讓我信服。研究的過程中,我閱讀了大量方言方面的著作,對方言及其在文學作品中的作用有了全新的認識,同時為了尋找譯例,我不得不大量閱讀前人的譯作。《德伯家的苔絲》、《湯姆·索亞歷險記》等小說,我都仔細對照原文和譯文通讀過。讓我始料未及的是,通過撰寫學位論文,我的翻譯實踐能力有了明顯的提高。學位論文定稿時,正好有“韓素音青年翻譯獎”競賽和“戈寶權文學翻譯獎”競賽,因為時間寬裕,兩個比賽我就都參加了。到了第二年夏天,兩個比賽結果揭曉,我竟然都得了獎,而且一個是一等獎,一個是二等獎(一等獎空缺)。那個時候,我對翻譯研究與翻譯實踐互補互動的道理有了真切的體會。

 

到了博士階段,我的主攻方向仍然是翻譯,只是博士階段的主要任務是理論研究,從事翻譯實踐的機會少了許多。但是出于對翻譯實踐的興趣,我還是保持了閱讀名作名譯的習慣,同時也開始關注起《參考消息》等報刊上雙語對照的文章,在學習英語的同時,也開始熟悉非文學翻譯的一些路數。閱讀理論著作時,凡是英語著作的漢語譯本,我都想方設法找到英語原文,在閱讀理論內容的同時,比較原文和譯文,體會譯文中的精彩譯句,同時也為不該有的翻譯錯誤惋惜不已。這一階段的閱讀為我壯了膽,多年后友人問我愿不愿意翻譯理論著作時,我竟然答應了,憑的就是平時的積累。我還利用寒假時間與人合作,在譯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譯作。和碩士學位論文類似,我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同樣與實踐結合比較緊密,題目是《文學翻譯雜合研究》,研究的是文學譯作中源語和原文成分在譯文中的分布與表現。雖然選擇該選題的動力主要來自理論著作的閱讀,但閱讀譯文時的種種困惑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在寫作博士學位論文的過程中,我又大量閱讀了前人的譯作,對于什么是好的翻譯有了與之前全然不同的體悟。

 

教翻譯:教學相長,教研并進

篇(3)

本文從古今觀的視角探討古代文論在當代研究的現狀。認為文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它本身有著相當厚重的文化意蘊。因此我們在研究中國古代文論時,以文化的視角來審視文論內容也顯得相當必要。而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古今觀念層面來考察古代文論的研究則較為欠缺,盡管已經有不少學者注意到了傳統歷史文化中的古今問題對中國文化包括古代文論尤其是文論中文學發展觀的重要影響作用,并對傳統文論中古今觀念的重要性予以了理論上的強調和初步的論證,但是對文論古今觀的具體闡釋及其對古代文論思想內容的具體影響乃至文論與古今觀之間的具體關聯等問題,目前學界的研究還遠遠不夠。

【關鍵詞】

古今觀;古代文論;研究現狀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文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有力載體之一,這已間接說明,傳統文化對古代文論的全面滲入和影響。因此從文化學角度來研究中國古代文論也的確是一個勢在必行的選擇,并不是照搬西學的盲目跟風。但是從目前學界的研究現狀來看,由于“文化”概念的極大涵蓋力,這樣的研究還顯得遠遠不夠。無論是對個案的研究還是在整體性的研究都還有向文化更廣闊領域擴展的必要。而從中國古代文化中較為重要的古今觀念角度來審視古代文論的研究目前則顯得更為欠缺。

雖然西方學者非常注意對觀念進行研究,但是因為古今問題主要還是一個中國化的問題,故而西學視野中的古今觀研究基本還是一片空白。西方文化主要把古今概念視為純粹的時間觀念來進行科學的考察,譬如英國菲利普?費爾南多-阿梅斯托《改變世界的觀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書就是如此。鑒于此類著述與中國古代文論古今觀研究的關系不多,于此本文不作過多引述。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在古今觀念研究的問題上,西人的科學體系及其觀念也或多或少地阻礙了我們對傳統文化中古今觀念的認識和探索。

目前,國內學界對中國文化觀念的研究也取得不少實績。有張岱年等人的《中國觀念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翟華和張代芹合著的《觀念世界探幽》(山東文藝出版社,1989年)。兩本著作對中國人的觀念世界進行了初步的探究,《中國觀念史》對中國文化中有關的文化觀念予以個體式的討論;《觀念世界探幽》則從橫向上具體對價值觀、審美觀、道德觀、知識觀、時間觀進行較為細致的分析。文崇一和蕭新煌主編的《中國人:觀念與行為》(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一書收集了大量從人類文化學角度考察觀念形態的論文,該書中楊國樞的論文《中國人與自然、他人、自我的關系》對文化的層次及其關系有深入的分析。文章指出只有從主觀文化(主要是指思想、態度、觀念)的角度出發才能了解物質文化與完成文化(文學、藝術、制度)的精髓。另外金觀濤的專著《觀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更是對觀念問題研究進行了整合和總結,但他多關注的還是政治性或與其相關的觀念。而學界真正對中國觀念理論進行研究的則是張連海的《觀念論》(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年),這是學界第一部以中國文化為研究對象而建構起來的觀念理論研究著作,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觀念研究無疑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但是對于古今觀念的研究,以上著作都較少涉及。目前真正討論文化中的古今觀念的論文有3篇。分別是晉文《漢代的古今觀及其理論建構》(《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楊春燕《從看劉勰的古今觀》(《長沙鐵道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李修貴《淺談的古今觀》(《滄桑》,2010年第2期)。 以上三篇論文分別從人們對待古今的態度、對古今關系的認識這兩方面對古今觀進行了個案式的研究。論者注意到了傳統文化中一直存在的古今問題及人們在這個問題上所形成的觀念。所以這些研究在開拓文化研究新領域上有著一定的貢獻,但是因為目前這些研究往往都是以個案為例,就容易造成研究的偏差,導致目前對古今觀的研究還顯得很不全面,所以有必要在研究個案的同時結合整體性的研究,即把古今觀的研究放在社會歷史文化大背景下來進行考察。

學界對古今觀念的研究論文本來就少,從這一角度來考察文學和文論的研究就更少了。最早把古今問題納入文論研究的是羅根澤先生。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一書中就把“貴古賤今”和“貴今賤古”視為是文學批評的兩種錯誤意識。他的著作中就有很多章節注意從古今的視角來討論文論。由此說明,文論與古今問題的密切關系在文學批評史學科創立的早期就已經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可惜這一方面的研究后繼者沒有再往前繼續推進。近來的著作中,郭英德等人撰寫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中華書局,1995年)一書對古今問題也頗有涉及。論者對漢代人如何認識文學發展中的古今關系作了一個粗概的梳理。文章注意到了漢代尊經復古和變古貴今的兩種不同傾向,并在此基礎上指出了此種古今認識對后世文學的深遠影響。雖然這部分內容的討論還顯得比較粗略,并且主要討論的是漢代的古今觀與文學觀念,但是這也為探討古今觀與文論的深層關系提供了文學史層面上的具體體現和經典個案。此外,劉文忠《正變?通變?新變》(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5年)一書雖然是探討文論家在看待文學變化問題上所形成的文論范疇,但是實質上也較多牽涉到古今問題,故而實際上也揭示了歷代文論家對繼承和創新問題的基本看法。但是該書的主要論述部分還是集中在南朝及其后的文論思想,對之前的文論談得比較粗略。而劉紹瑾的《復古與復元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則對儒家的復古與道家的復元古思想進行了文化探源式的深入剖析。更為可貴的是該書還從中西比較詩學的角度對中國復古文學思想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探究。但是劉著僅僅從復古的方面來談文論思想則容易忽略文論思想中的適時性與當下性的一面,并且僅僅以儒道兩家來觀照中國傳統文論中的“文化復古”的思路也限制了著者的研究視域。黨圣元《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古代文論的現代遭際》(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則把中國傳統文論放在了全球文化格局的當下態勢中來進行關照。該書認為古今關系是中國文論中的核心問題之一因而需引起研究者的關注。此書對傳統文論發展觀的闡述相當深刻,著者的古今意識也相當突出,但書中對文論古今問題的闡述僅限于宏觀上的理論考察與梳理,對中國古代文論古今觀的具體內容則較少論及。

另外,注意到文化中的古今問題對文論的影響的研究還有胡大雷的《傳統文論的魅力、模式與智慧》(鳳凰出版社,2005年)一書。論者把古今問題視為傳統文論的問題之一,認為它是文學批評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文章對整個古代文論中的古今之爭進行了粗略的梳理,進而說明了文論中古今問題的持續存在。但是對于文論中為何有這樣的古今認識,這種古今認識在文論史中是如何變化并體現時代文化對它產生的影響,文章都沒有進一步探討。徐和勇的碩士學位論文《魏晉南北朝書論中的“古今觀”研究》(首都師范大學,2009年)對古今觀與文論關系的討論更為具體一些。論文旨在研究古今觀念變化產生的結果對書法發展起到的影響作用,但論文僅限于對呈現在書論內容中的古今觀念的考察,這本來就有可能篡改了古今觀的歷史原貌,另外論者對古今觀的理解也被局限在了古今關系上。

從以上相關研究現狀來看,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古今觀念角度來審視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還非常欠缺。因而從古今觀角度對古代文論的研究是相當必要的,而且也是以完全可行的。

篇(4)

關鍵詞:向量理論 吉布斯和亥維賽 嚴復 解析幾何

一、向量理論的誕生

物理學、天文學中科學問題的強烈刺激,泰特、麥克斯韋的奠基性工作等諸多有利因素已經為一個新系統的誕生做好了準備。

19世紀下半葉,美國數理學家吉布斯和英國數理學家亥維賽出于對麥克斯韋《電磁通論》的興趣轉而去閱讀泰特的四元數著作。他們發現四元數作為一個描述物理問題的數學工具很不方便,于是大膽徹底地放棄了四元數方法,定義了兩個向量的加減運算,給出了其運算規律;定義了向量乘法的兩種基本形式:數量積和向量積,導出了一些基本的運算關系式;繼哈密頓和麥克斯韋等之后重新定義了向量函數,并引入了向量的微分和積分運算等。

在吉布斯和亥維賽那里,空間向量是和四元數不同的另一個獨立的數學實體,而他們的數量積和向量積的定義則是觀念上的一個革新。他們順應時代的需要,憑借敏銳的判斷力決定了四元數系統里什么可以刪除,什么可以選擇,并在選擇的過程中進行了創造性的完善和修改,融入了一些重要的新思想,使得四元數系統在物理應用中的缺點在他們的新系統中消失,完成了這個新系統創立中的最后也是最關鍵的一步。

吉布斯和亥維賽的向量理論在物理學中得到普遍認可后,物理學家和數學家開始把向量語言大量地用在物理學和數學的各個分支。現代數學意義上的向量概念,其內涵要比物理學中向量概念的內涵深刻得多,遠遠超出了最初的“有向線段”,它包涵的對象極為豐富,已經被推廣到更高維的空間或更抽象的空間。現代向量理論已經滲透到數學的各個領域,而且它在物理學、力學、天文學、生物力學等領域也已得到廣泛應用。

二、向量在中國的傳播

向量是數學和物理學中的對象,它伴隨著物理學和數學知識的引進而傳入中國。

1883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刊發了編輯翻譯的著作《格物測算·電學》。書中丁韙良曾以“雙立人”偏旁表示矢量,如“有向距離”他用“彳距”表示。不過時至清末,譯者對具有方向性的矢量的認識還遠遠不夠。

向量在中國數學中的早期傳播是與四元數相聯系著的。在中國最早提到四元數的人可能是嚴復,而另一位較早介紹四元數及向量的學者是周達。周達訪日歸國時帶回了大量的珍貴資料,其中包括日本數學家三上義夫有關四元數的一部日譯稿。他的日本之行對中國早期通過日本了解西方近現代數學,特別是四元數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譯本四元數著作是由顧澄翻譯,并于1909年石印出版的《四原原理》。

后的高等教育導致中國三、四十年代科學發展的。這一時期,包含向量理論的著作或教科書不斷出現,其中既有大量的西方著作的中譯本,又有中國學者自己撰寫的著作和教科書。如:徐韞知翻譯的英國數學家懷特海德的《算學導論》,謝厚藩翻譯的哈斯的《理論物理學導論》;薩本棟的著作《普通物理學》,李番的高級中學教材《高中解析幾何學》,張永立編寫的《矢算初步》,胡金昌的著作《矢算論》,以及何衍璇的《矢之理論與運動學》等等。

這一時期,中國學者在向量理論領域已從早期的學習和吸收階段逐漸轉向獨立研究階段,除上面出版的著作外,還出現了大量的與向量有關的論文。如1932年,張羽豐的題為“向量分析”的論文于中國數理學會第三次年會上宣讀;1935年黃用諏的題為“Vector algebra and line geometry(in Chinese)”在《中山大學自然科學季刊》上發表;1940年,黃用諏又在《愛丁伯格數學進展》上發表了題為“On two linear vector spaces associated with a vector in an Ln”的學術論文等等。

同時,中國的許多高校已把向量內容作為數學、物理專業的必修和選修課程。由此可以看出向量理論在我國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高等教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篇(5)

一、論文學構思思想基礎

陸機是吳郡吳縣華亭(今上海松江縣)人,出身東吳顯貴家庭,祖父陸遜為丞相,父親陸抗為大司馬,均系東吳名將。有深厚的儒家思想,陸機家遭難后,與弟陸云退居舊里,閉門勤學十年之久,奔赴洛陽尋求功名,拜謁了地位顯赫的張華。后陸機曾先后做過著作郎、殿中郎等職。雖《文賦》可能是他閉門苦讀之作,但他一生行跡可見。在政治上,他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其《遂志賦》中歷數堯舜文武的功業,并說“仰前蹤之綿邈,豈孤人之能胄”,但由于仕途不順,其向上的道家思想亦濃厚,特別在論述創作時主要以老莊道家思

想為主。在論文構思時,他始終把作家的主體性置于首要地位,這亦是他創作《文賦》的動機“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

二、構思前主體準備

在論述作家構思前應當具備的條件時,首先著重強調了玄覽

虛靜的精神境界,在開篇即言“佇中區以玄覽”,“玄覽”即心居玄

冥;覽知萬物,像莊子所謂虛靜精神狀態,使人不受外物和各種雜念干擾,統觀全局,明萬物、思慮清、心神專一,其次他言要“頤情志于典攻”,“典攻”即泛指各種有價值的優秀文章與著作,可見“頤情志于典攻”是要求作家廣泛學習前人文章和著作,吸取前人豐富創作經驗,必須注意的是,陸機這里著重講的是書本知識,而未涉及從現實生活中汲取知識,一般人謂書本知識亦是前人從現實生活中所得,但更主要的在于陸機因受老莊影響把創作主體放在第一位的思想,與主體心理構造有關。

三、構思活動情狀

《文賦》論述最為生動精彩的部分,以下文字可見:“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入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于是沉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云之峻。”陸機之論是從構思活動的開始到藝術形象的構成及其用語言文字物化的整個過程,作者言構思進入玄覽虛靜境界后,作家能“收視反聽,耽思傍訊”。一心一意開始構思,首先要進行豐富的藝術想象,它具有超越時空,局限的豐富性和廣闊性,即可以“精鷺入極,心游萬仞”,接著作家的思維活動始終與現實物象緊密結合,感情日見鮮明,并與藝術形象逐漸同構。從心理學角度上分析陸機之論確乎合理,因為情與物在想象過程中的結合是藝術構思的必然之果。

四、靈感的促進性

陸機在構思論述中十分強調靈感促動性,他稱之為“應感三

套”,認為文思之道之塞全決定于靈感之后天。當靈感涌動時,“思風發了胸臆,言泉流于唇齒”;而當靈感枯竭時則“云情底沸,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那么文則無思、無意、無成。同時,陸機感到靈感來去非常奇妙,他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天,行猶響起”,根本不是作家所能自主,不可能呼之即來,揮之即去,故而“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這個奇特現象他歸為“天機”,所謂“方天機駿利,夫何妨亦不理。”“天機”——即自然也。可見,陸機認為靈感之得非人力所能左右,而應當順其自然。這是老莊思想對陸機構思論影響的重要表現。

篇(6)

數字出版在中國出版業內名正言順地擁有一個席位,也不過7年之久。然而在這短短幾年時間里,各種數字出版商層出不窮地躍入讀者的視線,數字出版迎來了蓬勃發展。有機構統計,中國數字出版產業首次超越傳統出版產業是在2009年,當時數字出版產業的總產值已經超過795億元,而在一年之后,數字出版收入則迅速達到1,051.79億元,呈現出井噴之勢。

“不管你高興不高興,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數字出版在全球范圍內已經取得實質性的突破,走上了快速發展之路。”2011年8月30日,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在“2011北京國際出版論壇”上如此表述。他說,中國出版業已經到了由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跨越的關鍵時刻,在此態勢下,中國的很多出版機構都將數字出版作為重要發展目標。

有媒體指出,“以行業生命周期指數來看,經過快速發展,數字出版在我國已從幼稚期步入成長期,開啟了行業升級換代之路。”然而,中國數字出版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期間也經歷了一些坎坷。作為新型文化傳播者,數字出版除了資金匱乏等傳統問題外,還面臨著版權方面的困惑。

版權之劫

“十余年間,我們公司一直在穩步發展,但是2008年也曾遭遇重創。版權問題對數字出版行業至關重要。”北京萬方數據股份有限公司總工程師兼資源總監王勝海對本刊記者說。

他所提及的2008年重創,指的是當年萬方連續兩次被百余名碩博士告上法庭:2008年4月,500余名碩博士訴萬方數據“中國學位論文數據庫”侵權;2008年9月,480名碩博士萬方數據侵犯其著作權。兩次訴訟理由都是萬方數據未經許可將其碩士、博士論文建成電子數據庫,并且從中獲利。

據記者了解,當時萬方數據的碩博論文來源于其最大股東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而中信所經國家及高校授權代為收藏管理各高校的學位論文。雖然2003年萬方數據與中信所簽訂了開發學位論文數據庫的協議,但是并未直接與學位論文的作者就版權使用達成協議,因此萬方數據作為侵權人在一年內連續兩次被,最終均以萬方數據敗訴告終。

王勝海說,“經歷此事后,我們對學位論文的版權有了重新的認識和調整。坦白說,我們認為這也是好事。在一個知識產權不夠健全、不夠清楚的環境內,做知識服務工作,我們還是希望源頭能夠清楚。”

記者了解到,萬方數據作為一家期刊數字出版平臺,因為沒有專門的編審人員,因此并不接受作者的直接投稿,學位論文、期刊文章等來自于期刊編輯部、學校研究生院、會議主辦單位等,作為使用補償,公司給合作的源頭單位支付一定的費用及一定金額的萬方數據庫充值卡。

“目前,中國學術論文的版權轉讓確實不是很規范。”王勝海說,“我們統計過,在與萬方合作的期刊中,三分之一的編輯部跟作者簽署版權轉讓協議;另外三分之一的編輯部會有一份版權聲明,明確說明在他們編輯部發表文章,版權屬于編輯部;剩余三分之一則什么都沒有。”這就是中國期刊論文版權現狀。

“坦白講,這種情況有很多模糊地帶,尤其對我們開展數據庫集成化非常不利。我們更希望版權從源頭來講是非常清晰的,這樣才可避免版權問題。因此,現在我們跟編輯部合作時,會跟編輯部簽署非常清晰的協議,以確保清晰、明確的版權,避免侵權再次發生。”王勝海說道。

其實,并不是只有萬方數據遭遇過版權問題,很多數字出版商都有類似經歷,數字版權糾紛案件頻頻見諸于報端。

2008年之前,主要是著作權人訴數字出版商侵犯其著作權,如2003年著名法學專家鄭思成書生數字圖書館侵犯著作權,2005年河北省32名作者中國知網侵犯著作權,2007年自由撰稿人李昌奎超星數字圖書館侵犯著作權等。

最近幾年,除了上述數字出版侵權外,還先后發生了幾起數字出版商之間的版權侵權事件,如2009-2011年中華書局訴漢王科技侵權、2010-2011年盛大文學訴百度版權侵權、2012年3月書生網絡訴盛大文學大規模侵權等。

數字出版版權侵權不僅損害著作權人的利益,更有可能損害數字出版商的直接經濟利益,因此,無論是著作權人,還是數字出版商對于數字版權都非常敏感。

中文在線董事長兼總裁童之磊介紹說,中文在線自2005年開展版權保護維權工作以來,已經運作的維權案件就有500余起,涉案作品上萬部,其中訴北京邦邦網絡侵犯著作權一案,是國內無線網絡著作權維權第一案,被視為打響了國內無線閱讀產業維權保護的第一槍。而訴“天下網”傳播暢銷文學作品著作權案,則成為2008年上海十大知識產權案之一。

“目前國內數字出版行業發展還不成熟,依然存在盜版、版權授權不明晰等問題,嚴重影響了出版社和作者參與數字出版的積極性。”童之磊指出,“公司未來進一步發展,首當其沖要解決的是版權問題。”他說,數字出版脫離了實體的介質,說到底是版權交易。版權保護就相當于數字出版的陽光、空氣和水。在整個數字出版產業鏈中,內容的版權授權運營是產業發展的關鍵。

版權之解

數字出版版權問題應該如何解決,這是數字出版產業鏈所有參與者共同關心的話題。

作為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的采購者和使用者,寧夏大學圖書館信息服務部主任陳曉波對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有充分的研究和認識。他說,中國的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是按照中國特色來運作的,收錄的都是別人的出版物,而國外的數據庫,如國際上排行第三的數字化期刊平臺德國斯普林格(springer),只出版或整合自己的出版物,“中外期刊數據庫在內容來源上的差異,反映我國期刊數字出版運營存在著潛在的知識產權問題。”陳曉波指出。

記者了解到,除了像中國知網、萬方數據、維普資訊等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外,我國還有一些非常典型的數字出版商,如:以數字出版平臺模式運營的多看閱讀網、掌閱網等,通過引進版權的方式提供數字圖書、雜志等供讀者在線下載閱讀;以數字內容運營商模式經營的中文在線、盛大文學、起點中文等,簽約了一大批網絡甚至知名作家,通過在線寫作,實現原創作品的數字出版。

與此同時,傳統出版業也不甘落后,紛紛轉型并開拓數字化市場,如中信出版社、甚至專業性較強的交通出版社、中國檢察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等也都建立了數字出版中心,并以數字圖書館的模式搶占數字出版市場。除此之外,曾經專注于科技研發方面的技術公司也不忘在數字出版市場“插上一腳”,以數字出版技術商的模式做得風生水起,如北大方正先后推出數字版權保護技術(DRM)、版式文檔技術(CEBX)等,對數字出版快速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自己也賺得了滿缽金。

雖然中國目前存在多種模式的數字出版模式,但是它們之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不同模式經營的數字出版商之間也存在著一些的合作關系,如掌閱書城與起點中文網、紅袖添香、中文在線等多家互聯網知名小說閱讀網站達成合作,獲得正版授權。

“出版社自建平臺運營數字出版中的版權問題較少,我認為版權糾紛更容易發生在第三方平臺內容服務商模式上。”中國檢察出版社數字出版中心副主任徐珂表示。

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總干事張洪波也指出,為避免數字出版版權糾紛,首要解決的是出版社在數字出版產業中的定位問題。根據我國整個大環境和出版社自身條件的限制,出版社應該定位于數字版權人的角色,明確與作者的委托關系,并保證作者的數字版權收益。其次,平臺方也應該認識到數字出版產業鏈各方的利益平衡問題。沒有廣大作者和出版社提供的數字版權內容,數字出版產業根本無從談起。“尊重數字內容提供方的合法權益,讓數字內容著作權人得到合理尊重和有效保護,是平臺方必須考慮的戰略問題。”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范周認為,移動互聯網的內容生產,在版權保護下得以健康有序地發展是實現文化強國最實實在在的體現,移動互聯網發展較快,不斷有創新性的產品和盈利模式出現。對于這些新模式,應該一邊扶持,一邊規范。

張洪波為數字出版產業鏈參與者支招。他說,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糾紛,作者和出版社簽訂圖書出版合同時,必須將電子版權的內涵和外延解釋清楚;必須明確授予出版社的權利種類、作品的使用方式、傳播載體、傳播媒介,更為重要的是作品的使用條件與結算,包括預付版權費、分成比例、銷售數據的提供與核查、結算方式、授權期限以及日后收益的保障等,而且要遵循權利、義務和責任對等的民法基本原則。合同條款約定只有符合法律才有效,否則數字版權還應該屬于作者本人,數字版權交易與傳統版權貿易毫無二致。

新時代 新方向

“我覺得當前關于版權規定的內容不太適應如今的出版潮流。”剛剛年滿29周歲的徐珂指出。

2012年5月,徐珂來到中國檢察出版社任數字出版中心副主任。從一間空辦公室做起,在半年多時間里他帶領著其他三位比他還小的同事,將數字出版做得有聲有色。在這里,數字出版真正實現了無紙化編校,他們將二維碼應用到圖書文字中,既解決了單純文字的枯燥,又避免了完整插圖的高成本。

雖然真正接手數字出版工作的時間較短,但是徐珂對數字出版行業做了充分的調研和分析,并且對數字出版及其版權問題形成了獨到、前沿的認識。

“所謂的版權問題,大部分情況下最終都是源于經濟利益。”徐珂指出。

他說,“在互聯網傳播時代,我看中的并不僅僅是將數字內容作為產品銷售,而是通過網絡上快速的傳播力進行營銷,并且從中獲利。但是這并不等于互聯網時代并不需要考慮版權保護。如今,傳統上保護著作權人的人身權,即作者對作品的署名權等無可厚非,但對于作者的經濟權益則可以用更豐富的方式來保護和實現。”

傳統方式上,圖書出版都是按照千字來計算作者著作權的經濟利益,后來又出現了版稅制方式。大多數出版社也都是按照版稅方式來計算作者應當獲得的稿酬。徐珂分析說,雖然版稅方式要優于千字計算方式,但是版稅是與圖書定價相掛鉤的。“在互聯網模式下,數字出版圖書在網上可能只賣到2-3元,甚至有時候還會有免費閱讀的情況,這樣的話就很難計算出版稅,即使仍然按照原來的7%版稅率計算,作者也會有很多的不滿。”因此,在數字化出版時代,就需要細化分類,用一種比較科學、有機的方法來整合作者的權益,這應該是編輯的工作。

他指出,原來的編輯只是看看稿子,但是在當前,編輯更應該是作者的經紀人,并不是出版一本書就算了事,而是需要對作者所有的可能利益進行規劃和管理。即,編輯要對圖書在紙質書、網絡、移動閱讀等各個渠道進行策劃,合理分析、規劃圖書在不同渠道可能獲得的經濟利益,而非一律按7%的版稅率計算。

出版社出版一本書,肯定是出于某種利益需求,無論是紙質版還是數字版,無論是收費發行還是免費發行。既然出版社要獲利,那么當然也要考慮作者的利益,如提高其知名度,從而增加發行量,這就是作者管理的內容和目的。這種作者管理,而并不是一味地依靠法律法規制定、法律體系的建設,或者僅僅從技術上考慮如何防止被復制、粘貼,最根本的是要求編輯做作者的經紀人,切切實實地為作者考慮和規劃整體經濟利益,使雙方收益都能最大化。

篇(7)

【論文關鍵詞】蒙古學;古籍文獻;開發和利用

蒙古學研究和蒙古古籍文獻利用是相輔相成的,蒙古學研究離不開古籍的史料記載和歷史系統性的汲取,最廣泛的信息交流和資源開發、利用、共享也是對古籍文獻的最佳保護。而蒙古學研究這一熱潮更使蒙古古籍文獻得到應有的文化傳播和價值提升。

一、中國蒙古學研究碩果豐厚

中國蒙古學研究歷史悠久,尤其進入21世紀以后,傳統的語言、文學、歷史研究以其深厚的學術積淀和新的生機活力,不斷推動著中國蒙古學研究向廣度和深度拓展。

1、蒙古語言文字基礎理論研究

現代蒙古語的理論研究在語音、文字、詞法、詞匯、句法研究等方面得到進一步發展。尤其在語義研究方面,將義素分析法、語義場理論、格語法和配價理論等新方法引入現代蒙古語語義研究,出現了《現代蒙古語動詞句研究》(寶·哈斯巴根)、《蒙古語語義研究》(德里格爾瑪)、《蒙古語詞的多義研究》(何蓮喜)等著作。

2、蒙古語言文字應用研究

2007年由美國微軟公司推出的Windows Vista計算機軟件系統中涵蓋了傳統蒙古文輸入法,為蒙古語言文字信息處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共享的應用平臺。同時,原有的蒙古文方正排版系統和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蒙古語信息研發中心研制的蒙古文辦公自動化軟件也在不同的領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近幾年,由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蒙古語信息研發中心與相關部門共同承擔研制的Lunix多民族語言文字信息處理基礎通用平臺、蒙古文自動校對系統以及《漢蒙機器翻譯系統》、《英—蒙機器翻譯系統的研究》等國家課題順利完成。

3、蒙古文學研究

有關歷代蒙古族作家漢文創作、藏文創作研究近年來持續升溫,蒙漢文學關系、蒙藏文學關系研究正在成為蒙古文學研究的新關注點。特別是元代蒙古族作家漢文作品研究和清代蒙古族作家漢文、藏文作品研究,由此推動了元曲研究、宗教文學研究、文論研究等專題學科。以蒙古族詩學理論、敘事學理論研究為重點的文論研究又激發和帶動了蒙古族美學遺產研究,迄今已有不少專門探討蒙古族歷代美學思想的論文、著作及專題美學史著作問世。

在民間文學研究方面,以往單純的文學研究轉向民俗文化和民間文學相結合的綜合型研究,從單純的文本解讀、闡釋到對“江格爾齊”、“胡爾齊”等傳承藝人的研究,這些變化應該說是十分積極而深刻的。特別是對文化人類學理論和知識的借鑒、利用,使蒙古族古代神話、英雄史詩研究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充分說明這類研究開闊了學術視野,拓展了思維空間。

4、蒙古史研究

(1)蒙古族通史研究。進入新世紀,蒙古族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現了綜合性、整體性的蒙古民族史、內蒙古通史、元代地區史專著。義都合希格主編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曹永年主編的四卷本《內蒙古通史》、烏云畢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編的《蒙古史綱要》等通史著作根據豐富翔實的史料,對各個歷史時期的蒙古族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歷史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論述。

(2)蒙元史研究。中國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極為豐碩的成果。劉迎勝的《察合臺汗國史研究》是國內第一部專門論述察合臺汗國史的著作。它的出版,填補了中亞史、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空白,開創了利用多種文字資料研究蒙元史的成功范例。

(3)明清蒙古史研究。在綜合研究方面,有很多論文對明清時期蒙古族法律、民俗文化、社會變遷、顧實汗、和碩特部、內蒙古各部的名稱等專題進行了分析探討。

在明代蒙古史專題研究方面,主要就明代蒙古人宗教信仰、明初社會生活中蒙古人所起的作用、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居青海、明代中晚期東蒙古部落在康區的活動及影響、三娘子對明末蒙漢和平友好關系的貢獻等問題展開了廣泛深入的探討。

清代蒙古史專題研究方面,圍繞歷史上土爾扈特人在國內外的分布狀況、后金征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支撐、早期蒙古旗制、噶爾丹死亡問題、清代衛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間觀念表象史、五世達賴喇嘛對清初蒙古地區穩定的貢獻等問題進行了研究。

(4)歷史人物研究。朱耀廷的《成吉思汗傳》、李治安的《忽必烈傳》,分別對蒙元帝國的締造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描述、詮釋和實事求是的評價。

(5)專門史研究。先后出版的《中國手工業經濟通史(宋元卷)·下編》(胡小鵬)、《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長卷》(史衛民)、《元代文學編年史》(楊鐮)、《文明的吸納與歷史的延續——元代東南地區商業研究》(王秀麗)、《元明北京建設與糧食供應》(王培華)、《元代廟學——無法割舍的儒學教育鏈》(胡務)、《元代西北經濟開發研究》(陳廣恩)、《元代社會婚姻形態》(王曉清)、《遼金元三史樂志研究》(王福利)、《元雜劇的文化精神闡釋》(高榮盛)、《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趙琦)、《蒙元驛站交通研究》(黨寶海)、《元代江南民族重組與文化交融》(潘清)、《元朝時期的山西地區:政治·軍事·經濟篇》(瞿大風)、《元朝時期的山西地區:文化·教育·宗教篇》(瞿大風)等論著從不同的視角和層面系統地研究了蒙元史的各個方面,顯示了蒙元史研究擴展與深化的趨勢。

二、蒙古民族古籍文獻國內外散存現狀

歷史上,由于蒙古民族的游牧性質,不斷遷徙以及和周圍的民族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居住地分散而廣布,形成了許多跨境古籍文獻和世界性的古籍文獻。

1、蒙古文古籍文獻在國內的分布

由國家民委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國民族圖書館、北京圖書館、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內蒙古圖書館、內蒙古大學圖書館、內蒙古師內蒙古大學圖書館、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內蒙古古籍辦等單位聯合完成的《中國蒙古文古籍總目》于1999年出版,該書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國蒙古文古籍文獻的收藏情況。

我國蒙古文古籍分布流傳于全國二十幾個省、自治區和市,主要分布在。收藏蒙古文古籍較多的地區有北京、遼寧、新疆、黑龍江、吉林、青海、山西等地。據統計,在全國已發現的蒙古文古籍有17218種(可以肯定還有很多的遺漏),收藏1000種以上的圖書館有4個;1000種以下100種以上的圖書館或單位有4個;100種以下的圖書館、單位或個人有100多個。上述著錄文獻的統計數字難免有出入,但這個統計從總體上可反映出全國蒙古文古籍的大致全貌。

2、蒙古文古籍文獻國外散存現狀

相比較我國其它少數民族古籍文獻,蒙古文古籍文獻散存在國外的情況更為嚴重,蒙古族歷史上的游牧遷徙,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國主義侵略和文化掠奪,使得大量蒙古古籍文獻流失和散落在世界各國。

筆者查閱有關資料,得出不完全統計:俄羅斯收藏手抄本、木刻本672件;丹麥哥本哈根皇家圖書館館藏560件;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收藏木刻本165件;法國巴黎法蘭西研究院收藏手抄本、木刻本40件;瑞典斯德哥爾摩民族博物館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26件;芬蘭赫爾辛基大學圖書館和芬蘭烏戈爾學會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05冊;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收藏手抄本、木刻本81件;美國芝加哥遠東圖書館收藏佛教經72冊;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館藏佛教經35件;英國倫敦東方和非洲研究院收藏木刻本34件;比利時布魯塞爾收藏手抄本、鉛印本23冊;挪威奧斯陸大學圖書館收藏10冊。

另外法國巴黎蓋伊麥特博物館、丹麥國家博物館、德國波恩大學圖書館、馬爾堡圖書館、蒂賓根圖書館、哥廷根圖書館、柏林博物館、國家博物館、原東德民族博物館、人民博物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耶魯大學圖書館、紐約大都市圖書館等都藏有蒙古文古籍文獻。

由于諸多歷史原因,我們今天已無法再現蒙古古籍文獻全貌,但根據現存資料,仍然可以使我們看到其色彩斑斕的往昔。

三、蒙古古籍文獻的搜集

蒙古古籍可分為兩大類,有文字類和無文字類。

1、蒙古古籍文獻有文字類

有文字類的古籍包括蒙古族文字及蒙古族古文字記載的文獻典籍和歷史文書;蒙古古文字和其它文字合璧記載的文獻典籍;用漢文記載的有關蒙古民族資料的古代文獻。

考慮和兼顧蒙古民族語言文字在各個歷史時期的變化,是古籍文獻搜集和整理過程應遵循的重要原則。蒙古古籍文獻在歷史上的文種多樣性的情況是搜集工作中所要面對的歷史事實。如蒙藏合璧、蒙漢合璧、蒙滿合璧、蒙日合璧、蒙藏漢合璧、蒙滿漢合璧、蒙藏滿合璧、蒙藏滿漢合璧、蒙藏滿漢維合璧,甚至還有梵文文獻。其中蒙藏滿漢維合璧較為罕見。

在收藏完整性和系統性方面,由于各單位和個(下轉第63頁)(上接第61頁)人的收藏文獻均不完整,只能互補長短才能體現其整體面貌。而1999年出版的《中國蒙古文古籍總目》,對蒙古文古籍文獻的搶救整理有著很好的影響。《總目》的編制非常切合現階段蒙古古籍文獻實際開發和利用的情況。

2、蒙古古籍文獻無文字類

蒙古古籍文獻無文字類主要是口碑古籍,是蒙古族先民在歷史上以口耳相傳的形式流傳于民間的具有歷史和文學價值的各種史料,大多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歷史變遷、風土人情、生活習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話、傳說、寓言、詩歌、史詩等。

歷史上,許多民間和國內外的歷代史家和作者,在收集民間口頭文學和蒙古先民歷代流傳的各種歷史記憶中編撰了大量文獻,這些作家因所處時代的便利和深入民間,可說是搜集了大量蒙古族民間各類詩歌、神話、傳說、寓言等,而這些文獻因為是第一手資料,是蒙古族先民在各個時期對天文地理、風土人情、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表達看法的民間著作,雖說內容和情節會出現荒誕不經、脫離實際的情況,但對蒙古族早期思想發展史、宗教學研究是寶貴資料,是蒙古族上歷史原始思想的原生態紀錄。

3、應加強收繳、征繳古籍文獻的力度

全國各有關省市應根據本地區文獻特點,加強蒙古古籍文獻的搜集、搶救、查訪、登記、整理、翻譯、保護等工作,尤以蒙古民族聚集居住的地區應列為重點,對待民間存藏的古籍文獻的征繳,應給予一定物質獎勵,從而鼓勵民間古籍文獻的上繳。各省市利用自身資源優勢和建設能力,把蒙古古籍文獻實現數字化,再通過全國性的有機整合,讓眾多的文獻信息節點綜合成一個服務整體,最大限度地為更多的人服務,甚至為全球的服務對象進行服務。

四、蒙古學研究和古籍文獻利用的相輔相成

中國蒙古學研究在利用和整理蒙古古籍文獻的同時,也是蒙古古籍文獻實現其價值延伸和保護的途徑

1、蒙古文古籍文獻具有漢文文獻無法替代的文獻價值和社會作用,是研究本民族歷史和文化傳承的重要史料,也是蒙古學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對象,因其更切近實際反映本民族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教育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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