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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物流金融融通倉倉單市場物流銀行物流保險
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資本和物資交流日益頻繁,這促使我國物流產業和金融產業迅猛發展。在網絡和通信技術廣泛應用的條件下,物流和金融之間強大的吸引力已經產生學科交融的奇葩,它給物資流通帶來的巨大影響被敏銳的學者準確地捕捉到,進而從理論的高度構建出一個嶄新的平臺—物流金融。
物流金融理論研究的發展歷程
國內物流金融的理論研究最初是沿著物資銀行、倉單質押和保兌倉的業務總結開始的。早在1987年3月,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的陳淮就提出了關于構建物資銀行的設想。90年代初期也有學者發表文章,探討物資銀行的運作。但是,那時的“物資銀行”還帶著非常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主要是探討通過物資銀行來完成物資品種的調劑和串換。由于物流的概念沒有被充分發現和認識,所以當時的物資銀行的概念與現在的概念存在較大差異。
1998年4月,時任陜西秦嶺曾氏有限金屬公司總經理的任文超探討了利用“物資銀行”解決企業的三角債問題,是這一概念的一個突破。隨著物流學的不斷發展,物資銀行的概念也逐漸發展成熟。2003年9月,西安交大管理學院的學者于洋、馮耕中,2004年任文超以及2005年華中科技大學的王治等,都對物資銀行的含義重新進行了研究,得出了比較規范的概念。倉單質押業務的理論總結始于1997年6月,當時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的張平祥、韓旭杰對糧棉油貨款的倉單質押業務展開了研究,但是并沒有將物流的概念結合進來。
此后,隨著物流學的興起,相應的研究開始增多。2001年,煙臺大學的房紹坤;2002年,學者孫寧;2003年,東南大學的鄭金波;2004年,學者邵輝等對此都進行了研究。該業務與物流業發生緊密聯系只是近幾年的事。對于保兌倉業務的研究則是基于倉單質押業務而衍生出來的。
物流金融領域的一項標志性成果是“融通倉”的研究。2002年2月,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羅齊和朱道立等人提出“融通倉”的概念和運作模式,迄今仍有系列成果推出。2004年5月,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鄒小、唐元琦首次提出“物流金融”的概念,定義了它的內涵和外延,“物流金融”被正式確立為一個新的研究平臺。至此,物流金融的研究對象、研究方向基本確立,并且與實踐相結合歸納出了一系列的運作模式。在學科概念的發展過程中,也有學者做出探索。2005年3月,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的陳祥鋒、朱道立提出了與物流金融相類似的“金融物流”的概念。但因其相對于“物流金融”在表達上不夠準確,續用者不多。物流金融領域的另一項標志性成果是“物流銀行”業務的出現與普及。2004年,廣東發展銀行在“民營100”的金融平臺基礎上及時推出了“物流銀行”業務,期望有效解決企業的融資與發展難題。從2004年底至今物流銀行業務迅速在各行業中得到應用,如中儲與華夏銀行的合作,福建中海物流公司、泉州正大集團與中信銀行的合作等等。物流銀行業務是以產品暢銷、價格波動幅度小、處于正常貿易流轉狀態且符合質押品要求的抵押或質押為授信條件,運用實力較強的物流公司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統,將銀行資金流與企業的物流有機結合,向客戶提供集融資、結算等多項銀行業務于一體的銀行綜合服務業務。可以看出“物流銀行”是“物資銀行”業務的升華,具有標準化、規范化、信息化、遠程化和廣泛性的特點。物流金融近期的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基于網絡技術的物流金融產品設計和風險管理等領域。
物流金融的相關概念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的鄒小芃、唐元琦首次定義了“物流金融”的概念。他們認為物流金融就是面向物流業的運營,通過開發、提供和應用各種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有效地組織和調劑物流領域中資金和信用的運動,達到信息流、物流和資金流的有機統一。這些資金和信用的運動包括發生在物流過程中的各種貸款、投資、信托、租賃、抵押、貼現、保險、結算、有價證券的發行與交易,收購兼并與資產重組、咨詢、擔保以及金融機構所辦理的各類涉及物流業的中間業務等。物流金融是為物流產業提供資金融通、結算、保險等服務的金融業務,它伴隨著物流產業的發展而產生。物流和金融的緊密融合能有力支持社會商品的流通,提高全社會的福利。該定義指出了物流金融所研究的領域和基本的研究方向,它還強調金融創新思維和金融工程技術的運用。
“融通倉”作為物流金融領域的重要概念最早是由復旦大學的羅齊和朱道立在2002年提出。朱道立等人系統地介紹了融通倉理論。他們認為,因為融通倉所涉及的對象數量眾多,要想把這些分散的個體有機地連接起來,實現資金、信息和物流的結合,除了借助先進的信息通訊系統和交通技術之外,還要用系統的思想和方法設計出切實可行的模式和結構,包括基于動產管理的融通倉運作模式、基于資金管理的融通倉運作模式、基于風險管理的融通倉運作模式等三種。他們設想的融資結構有縱向結構、橫向結構、星狀結構和網狀結構四種。這些結構的設想主要是來自對不同環境與規模類型的企業給出的因對象而異的分析。基本思路是以“倉”為突破口,運用各種各樣的信息傳遞程序,實現對倉中動態的物資的計價,使它們可以與資本實現轉化。資本、物流、倉儲是企業運作過程中流動資產的三個代表性的形態,它們覆蓋了企業日常運作的全部流程。朱道立等人的理論研究強調物流對金融的融資功能的輔助,注重基于銀行服務的討論,給出了第三方物流企業擴大服務范圍,開發新的高利潤服務項目的思路。其中雖然涉及了物流金融的結算職能,但沒有把它作為重要的內容加以討論。
物流金融理論在實踐中另一個重要的應用是物流銀行業務的開展。物流銀行打破了固定資產抵押貸款的傳統思維,創新地運用動產質押解決民營企業的融資難問題。廣發銀行在國內物流銀行業務的開拓上走出了第一步。廣發行對生產企業的一個(或多個)品牌產品在全國范圍內的經銷給予支持,改變了以往單個經銷商達不到銀行授信條件而無法獲得銀行支持的局面,同時銀行通過全國范圍內的經銷商和生產商內部的調劑,分散了風險。“物流銀行”與前面的“融通倉”在尋求對流通中的資產進行評估的思路上保持了一致,區別是它更多地站在銀行努力尋求在擴大貸款的同時控制風險的角度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物流金融理論的研究發展
在“物流金融”概念問世之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涉足這個領域,他們的研究豐富了物流金融學的內容。劉高勇(2004)從網絡技術的角度討論了企業物流與資金流的融合。他論證了網絡環境下企業物流與資金流融合的可能,其中信息充當物流和金融整合的媒介,對生產和經營過程產生重要的影響。陳祥鋒、朱道立(2005)提出了面向供應鏈的金融物流的概念,嘗試從物流金融提供者的角度轉換到物流金融的客戶角度來開展分析。徐莉、羅茜、熊侃霞(2005)介紹了物流銀行業務的特點與作用,指出開展物流銀行業務面臨的風險,并就風險防范和利益分配等問題提出設想。王穎琦(2005)介紹了物流保險在現實的生產過程中的應用,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唐少藝(2005)以UPS和和廣東發展銀行為案例,描述了第三方物流企業和金融機構開展的物流金融業務,向準備在我國開展物流金融業務的企業提出了針對市場現有狀況合理運作的建議。鄒小(2005)在《管理塑料價格風險的利器:網上中遠期倉單市場》一書中指出,在傳統現貨批發市場基礎上綜合運用現代網絡技術和電子商務模式而建立的中遠期倉單市場,是全新的流通方式,極具創新意義和推廣價值,能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有效滿足業界規避價格風險和違約風險的需求。該書以浙江塑料城網上交易市場為代表的倉單市場作為研究對象。從闡述倉單交易市場的基本內涵、形成、現狀、功能作用和市場運作等角度入手,對網上中遠期倉單市場的組織架構、市場管理、交易者、交易行為、交易目的等進行論述,對市場的操作流程和基本制度作了詳細的解說,研究了衍生品交易和物流服務如何結合并產生效益和控制風險。唐少麟、喬婷婷(2006)用博弈分析的方法從風險控制的角度論證了對中小企業開展物流金融的可行性,指出相應的風險可以通過規范管理制度和采用新的管理工具(主要是管理信息系統)加以有效控制。
現實世界里,“資金”、“原材料”、“庫存”這三種資產形態經常相互轉換,而轉換過程通常很難受到全程不間斷地跟蹤,特別是“物流”的過程在先進的通訊和信息技術得以廣泛應用之前是很難被考察的。因而傳統的會計學和金融學在研究企業運作時通常取其“現金”或“庫存”的靜止狀態進行分析,很少涉及動態的轉換。“物流金融”的長處就是能解決運動中或處在不穩定狀態下的資產利用的問題。它好比社會科學中的“微積分”,使商業領域中的變量可以計量。
通過眾多學者的努力,物流金融的理論體系初步建立,明確了融資、結算、風險控制等主要職能,總結出替代采購、信用證擔保、倉單質押、買方信貸、授信融資和反向擔保等服務模式,在實踐中收到成效。UPS的綜合性物流金融服務、中儲股份的倉單質押融資業務、廣發銀行的“物流銀行”、TCL應用融通倉思想開拓手機市場等案例對理論做出很好的印證。
結論
中國的物流金融研究有一個良好的開端。學術界已經充分論證了開展物流金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確立了開展物流金融的主體,提出了以不同主體為核心開展物流金融業務的多種模式,并且與實踐相結合,指導相關行業運作。但是物流金融服務的開展仍然要面臨許多問題,比如:如何有效地管理物流金融業務所帶來的風險;金融工程技術在物流管理中的應用;物流金融服務收費標準;信用評估系統建設;賬單和支付管理系統的完善以及企業應用物流金融時會計記錄怎樣才能更加合理;運籌學的理論如何在物流金融的體系中最大限度的發揮功效等。這些細節問題還有待學者們進一步研究解決。
參考文獻:
1.陳淮.關于物資銀行的設想[J].中國工業經濟研究,1987(3)
2.張平祥,韓旭杰.糧棉油貸款倉單質押的意義與建議[J].濟南金融,1997(6)
3.任文超.物資銀行及其實踐[J].科學決策,1998(2)
4.房紹坤.論倉單質押[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1(4)
5.羅齊,朱道立,陳伯銘.第三方物流服務創新:融通倉及其運作模式初探[J].中國流通經濟,2002(2)
6.孫寧.倉單質押貸款的操作要點[J].農村金融研究,2002(3)
7.鄭金波.倉單質押的管理[J].中國物流與采購,2003(15)
作者簡介:
鄒小,男,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關鍵詞:供應鏈金融;問題思考;創新設想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428(2010)03-0023-04
一、供應鏈金融的概念界定
關于供應鏈金融的概念,理論界和實務界目前尚未有一致的意見。隨著供應鏈金融研究和創新實踐的不斷深入,對供應鏈金融概念與范圍有必要進行相應的界定和厘清。
(一)供應鏈金融概念定義的歸納
目前比較流行和具代表性的供應鏈金融概念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認為供應鏈金融是物流與金融業務的集成、協作和風險共擔的有機結合服務,是一種物流金融。它為商品流通的全過程提供服務,服務對象是供應商、生產商、銷售商、物流企業、金融機構等。
第二類,認為供應鏈金融是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一個產業供應鏈中的單個企業或上下游多個企業提供全面金融服務的集成。供應鏈金融的核心是以促進供應鏈核心企業及上下游配套企業“產一供一銷”鏈條的穩固和流轉暢順,并通過金融資本與實業經濟的協作,構筑銀行、企業和商品供應鏈互利共存、持續發展的產業生態。
第三類,認為供應鏈金融是一種基于供應鏈商業交易的融資解決方案。國際知名的金融顧問咨詢公司TowerGroup關于供應鏈金融的定義是:供應鏈金融是以發生在供應鏈上的商業交易值為基礎,設計一系列的為供應商提供流動資本融資和現金流的解決方案,是一種管理目標實現的優化方案。供應鏈金融就是將金融引入優化目標,在現有供應鏈優化模型中直接加入資金流的測度,從而來制定優化策略,然后再將模型推廣到更為復雜的庫存結構乃至與生產、運輸等問題進行聯合優化。
(二)供應鏈金融概念的界定
筆者認為,以上對供應鏈金融概念的定義僅僅描述了供應鏈金融的實踐過程,尚未對供應鏈金融的概念作完整、全面的實質界定,并且在脫離供應鏈整體、以孤立的業務概念來研究討論供應鏈金融,這樣往往就會造成供應鏈金融概念擴大化或縮小化。實際上,供應鏈金融的產生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市場需求的,是社會經濟發展中服務產業發展的一種必然形式。論及供應鏈金融必須從供應鏈管理模式的形成產生開始。
現代意義上的供應鏈金融概念,發端于20世紀的80年代,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世界級企業巨頭尋求成本最小化沖動下的全球性業務外包,由此衍生出供應鏈管理的概念。到20世紀末,企業家和學者們發現,全球性外包活動導致的供應鏈整體融資成本問題,以及部分節點資金流瓶頸帶來的“木桶短邊”效應,實際上部分抵消了分工帶來的效率優勢和接包企業勞動力“成本洼地”所帶來的最終成本節約。由此,供應鏈核心企業開始了對財務供應鏈管理的價值發現過程,國際銀行業也開展了相應的業務創新,以適應這一需求。供應鏈金融隨之漸次浮出水面,成為一項令人矚目的金融創新。
筆者認為。供應鏈金融的概念應該界定為在整個供應鏈的范疇之內,即就是圍繞供應鏈管理中資金管理進行設計的一整套解決供應鏈資金問題的管理方案。其結果是讓供應鏈的管理更加完善和高效,以適應經濟的發展需求。而銀行等金融機構也從中得到業務的創新與拓展,取得相應的利益。因此,供應鏈金融的概念應該界定為,從整個供應鏈管理的角度出發,提供綜合的財務金融服務,把供應鏈上的相關企業作為一個整體,根據交易中構成的鏈條關系和行業特點設定融資方案,將資金有效注入到供應鏈上的相關企業,提供靈活運用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的一種融資創新解決方案。
二、供應鏈金融的理論基礎
如上所述,供應鏈金融是供應鏈管理中的一種財務或融資創新解決方案。供應鏈金融的產生與發展在理論上是能夠得到合理的解釋。并由于這些解釋而成為其發展創新的依據。
(一)供應鏈金融形成的理論解釋
實際經濟活動中,往往形成“有網沒鏈”的情況,供應鏈管理就是形成連接各個網絡之間的管理鏈條,把各個網絡通過相關的利益連接起來,然后對連接的各個環節進行有效的管理,使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在管理上有機結合,實現生產、流通和資金資本的資源分配帕累托最優改進(Pareto Optimality)。供應鏈是指產品生產和流通過程中所涉及的原材料供應商、生產商、分銷商、零售商以及最終消費者等成員通過與上游、下游成員的物質流、信息流、資金流、商務流的網絡連接(linkage)而組成的網絡結構。在供應鏈管理中,可以通過探求因果關系的管理問題,建立相應的因果關系管理模型來尋找管理環節上存在的薄弱管理問題,這種因果關系的建模可以建立在貝葉斯網絡模型的基礎上。通過求證找出影響管理環節的主要問題。
(二)供應鏈金融創新的理論依據
供應鏈金融服務創新的理論依據就是在供應鏈管理中,強化金融服務的作用,通過金融服務的創新,實現供應鏈管理中的最優管理效果,推動經濟效率的提高。供應鏈金融就是以最有效率的方案解決供應鏈管理環節中的資金約束的問題。
國內學者陳祥鋒、朱道立對供應鏈金融創新的理論依據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們認為供應鏈金融創新的依據就是解決企業的資金約束問題,把包含資金約束企業所組成的供應鏈稱之為資金約束供應鏈。在資金約束供應鏈中,企業由于受到資金限制,可能無法實現其最優的運營決策,這將會影響到供應鏈中各個企業及整體的效益。然而,如資金不足的企業能夠獲得融資服務,并實現其最優的運營決策,那么融資服務可能為資金不足供應鏈創造新的價值。經過他們的研究推導發現:第一,由于信息不對稱,傳統以銀行為核心的所謂1+N或N+1+N的供應鏈金融服務模式不能為資金約束供應鏈創造價值,而在以銀行和第三方物流企業合作的結構和以第三方物流企業為主導的供應鏈控制結構為核心的供應鏈金融創新服務模式中,融資服務以及第三方物流企業的運作將為資金約束供應鏈創造新的價值。第二,以第三方物流企業為核心的供應鏈管理控制優于以銀行為核心或通過的控制。筆者認為,供應鏈金融創新的理論依據就在此,即從供應鏈管理的鏈條上賦予更優的金融創新。因此供應鏈金融創新就是作為一種最優的資金約束解決方案,而不僅僅是對銀行等金融機構業務本身的改變或者創新。
三、供應鏈金融的創新實踐
(一)供應鏈金融的創新發展
在我國,對供應鏈金融創新的研究探索與實踐,大致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物流銀行”的設想,到“融通倉”概念的提出;第二個階段,從“倉單
質押”業務的嘗試,到“物流銀行”業務的開展:第三個階段,從“物流銀行”業務的開展,到供應鏈金融戰略的提出與實施。在供應鏈金融創新的實踐發展上形成了兩條業務發展的主線模式:
其一,是基于傳統的商業銀行貿易融資,結合生產貿易企業的業務特點和實際需求,由商業銀行創新業務而提供的結構性貿易融資業務模式。該業務模式通過貨權質押、信托收據、保險及公證、貨物監管、提貨通知、貨物回購、資金專戶管理、期貨保值等一系列結構化設計來掌握貨權、監控資金,為其提供集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為一體的個性化的組合貿易融資方式。
其二,是基于供應鏈管理模式通過第三方物流企業(3PL),創新出來的應收賬款、應付賬款和融通倉等供應鏈融資模式。這種業務融資模式比結構性貿易融資模式更創新了一步,它是基于供應鏈金融的思想,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從專注于對企業本著信用風險的評估,轉變為對整個供應鏈及其交易的評估,這樣既真正評估了業務的真實風險,同時也使更多的企業能夠進入銀行的服務范圍。
(二)供應鏈金融的創新問題
筆者認為有必要對供應鏈金融在創新中存在的五個方面問題進行思考,以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與方案:
第一,業務創新的后勁不足。實施供應鏈金融業務創新受到銀行等金融機構要求的制約。目前以銀行為主的供應鏈金融業務是基于所謂的核心大企業的信用替代而成立的,這在中小企業的融資中表現得很突出。即需要銀行融資的中小企業必須和一家值得銀行信賴的大企業發生業務往來,從而得到“某種資格的認定”或者借用大企業的信用,使其達到銀行認可的資信水平,實際上是中小企業利用大企業的良好信譽與實力以及和銀行穩固的信貸關系來為其提供間接的信用擔保,從而獲得銀行的融資支持。雖然在發展中,通過供應鏈管理建立了諸如“1+N”或者“N+1+N”這樣的業務關系。但是,能夠具備這種關系的中小企業是有限的。這種供應鏈金融雖然納入了中小企業的內容,但仍然沒有把它同大企業業務區別開來,而只是把它作為業務的一個鏈條,沒有提供定制化的融資服務和針對性的融資解決方案,顯然沒有起到優化供應鏈管理的整體效能。這樣業務創新明顯出現了后勁不足的問題。
第二,模式創新的動力不足。在我國供應鏈金融創新模式主要是基于傳統的商業銀行業務創新的結構性貿易融資業務模式和基于供應鏈管理中銀行通過和第三方物流企業(3PL)合作的供應鏈融資模式。雖然這兩種創新模式解決了供應鏈金融業務發展中的許多問題,但是現在這兩類模式也顯現出發展創新動力不足的態勢。在目前的融資中。銀行為了控制風險。就需要了解企業抵質押物的規格、型號、質量、原價和凈值、銷售市場和銷售對象以及承銷商等等,還要查看各種權利憑證的原件、辨別真偽。這些工作不僅費時費力,而且大大超出了銀行的日常業務與專業范疇。即便是銀行和第三方物流企業(3PL)的合作,按照目前的合作模式,也很難讓銀行省時省力。另外,目前流行的供應鏈融資服務模式雖然可以解決供應鏈中的資金不足問題,創造新的價值,但是其最高的收益不會超過傳統銀行的盈利模式,加上銀行在供應鏈金融服務中的費時費力。因此,以銀行為核心的供應鏈金融創新動力是不足的,很難成為銀行的主流業務,這樣的業務模式創新發展也是有限的。
第三,技術創新亟待解決。目前供應鏈金融僅僅停留在銀行和企業的層面上,供應鏈管理所依賴的網絡信息技術目前在兩個領域很難同步發展,網絡信息技術的落后會造成信息不完整準確、業務銜接不順利流暢,往往還會引致風險的發生,供應鏈金融信息技術基礎的創新亟待得到解決。由于供應鏈管理數據庫對于整個供應鏈上的企業和產、供、存、銷、資金具有實時監控的功能,需要具備處理意外事件的能力和滿足多方面查詢的要求。因此,技術創新問題的解決是供應鏈金融創新得以順利發展的關鍵。
第四,組織創新急待突破。目前的供應鏈融資僅僅局限作為銀行對傳統業務的一種創新與補充。實踐證明,在供應鏈金融組織中,銀行為主體的融資組織形式是有極大局限性的,由于供應鏈融資比傳統的貿易融資具有更大的風險。傳統的貿易融資強調的往往只是特定交易環節供需雙方企業的信用狀況和貿易的真實背景;而供應鏈融資不但要強調這一點,而且更加強調整個供應鏈風險的監控與防范,對供應鏈各個環節潛在的風險都要加以識別與控制,大大增加了管理成本。并且從目前的供應鏈金融業務模式來看,供應鏈融資中的存貨大部分是中間產品,具有很強的專用性,不易通過市場來評估其價值,也不易在市場上變現。因此,供應鏈金融的風險控制更加復雜、所需要的措施也更加全面。同時,目前這種融資組織管理方式的效果是使更多的金融資源向那些核心集團性企業歸集,通常會將核心企業的信用放大,用以對供應鏈上的企業進行更大的授信來支持該業務的創新開發,風險的聚集擴散效應會擴大。據了解,在實踐中,由于供應鏈資金管理的不善,已造成了國內幾家大公司的經營困難,有的甚至破產重組。事實證明,一旦核心企業集團資金鏈斷裂,必然會殃及整個供應鏈金融,形成系統性的風險。國內以銀行為主體的供應鏈金融組織創新形式已遭遇到了發展的瓶頸,必須進行有效的突破。
第五,制度創新需要加強。組織形式的突破必須有制度上的保障,目前供應鏈金融在創新發展上存在制度的約束。從銀行方面來說,我國的銀行受到嚴格的分業經營管制,不可能從整體上為供應鏈管理提供財務融資的服務,加上業務的運作與管理必然存在盲區和不易控制的環節。這樣以銀行為主體的供應鏈融資模式僅能圍繞大企業開展業務,難以滿足發展中的融資、結算和風險分散等方面供應鏈集成管理的服務需求,更難以滿足廣大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要求。從企業方來說,雖然銀行在供應鏈融資中引入了諸如第三方物流企業,來聯合推動業務的創新發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限于我國目前金融制度和法律的規定,非金融機構不得從事金融業務活動,物流公司不能以其自有資金為企業墊付款項融通資金。因此,我國的金融體制必須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加強改革創新,改變不適應發展的制度法律的約束,使制度能夠正確引導供應鏈金融實現全面的創新。
(三)供應鏈金融的創新設想
基于以上供應鏈金融創新發展中的問題,筆者認為,我國供應鏈金融創新已到了必須解決技術創新、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的階段。為此,提出供應鏈金融創新的基本設想如下:
第一,在技術上,通過物聯網的技術創新(即傳感器加互聯網),建立我國產、供、銷的完整供應鏈信息系統。通過傳感器的技術創新,將互聯網運用到基礎產業和服務產業,建立起不同行業、產品的基礎供應鏈信息管理平臺,為供應鏈金融實現技術的整體管理創造條件。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逐步成為通用的價值體系。銀行業作為國民經濟的特殊企業和實體經濟的中樞神經,在進行正常經營活動基礎上,將積極履責納入其經營決策和業務發展戰略的范疇,有利于塑造銀行在市場上的良好形象,不斷吸引投資。此外,作為政府推進社會改革的重要平臺,銀行積極履責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政府方面的壓力。因此,銀行業要對接國際責任標準和先進經驗,樹立承擔社會責任的新理念,不斷深化社會責任管理實踐,承擔起高質量服務經濟社會的使命,實現股東利益和社會效益雙贏的局面。
二、銀行社會責任的基本理論
銀行社會責任概念的提出來源于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而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源于歐美發達國家。
(一)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起源與發展
企業社會責任的提出最早是將其看做單純的商業責任,Bowen(1953)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為了達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相應措施[1],即商人或企業家根據社會價值觀和目標的要求來擬定政策、制定決策。弗里德曼(1970)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在一定原則下,合理運用資源以使股東價值最大化[2]。“利益相關者”概念提出后,學者們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界定有了全新的思考,將企業的非商業責任納入到概念中。美國企業社會責任專家Carroll(1991)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不僅包括商業責任,還包括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等[3]。盧代富(2002)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在追求股東利潤最大化基礎上應該承擔的維護與增進社會利益的責任,包括對職工、消費者、環境保護以及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責任等[4]。經過一眾學者的努力,利益相關者理論的框架日漸明晰,成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基礎理論,得到廣泛認可。
(二)銀行社會責任概念的界定
銀行社會責任概念的界定來源于對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認識。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國內外對企業社會責任定義有個統一趨勢,即從利益相關者角度出發來界定。社會責任國際所(SAI)認為社會責任是指除了對股東負責外,還應對整個社會承擔非商業責任,包括保護環境、保護弱勢群體等等[5]。作為一個特殊的企業,銀行業運營既有賴于股東的資本投入,也離不開客戶、員工、政府等利益相關者的支持,這種公眾屬性也決定了銀行應該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本文對銀行社會責任的界定如下: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銀行業也要充分考慮其利益相關者的權益,通過金融專業化服務、金融創新性產品,承擔起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以及維護公共建設等層面的社會責任。
三、我國銀行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現狀
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銀行業呈現“大一統”的局面,日常經營業務主要圍繞政府政策開展,履行較為完全的社會責任。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大一統”局面被打破,銀行成為獨立的法人,更加傾向于追求利潤最大化,社會職能逐步分離出去,履責意識淡薄。然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又對企業提出了履責的新要求,因此一直處于壟斷地位的銀行業要主動承擔起社會責任,將部分利潤反哺于社會,充分體現出市場經濟的公平性。
2006年是我國銀行業履責的“元年”,第一份社會責任報告由浦發銀行面世。監管部門也開始關注社會責任,2007年11月,銀監會了《關于加強大型銀行社會責任的意見》。此外,中國銀行業協會也一直致力于推動銀行業加強履責,自2008年起?B續《中國銀行業社會責任報告》,展示了銀行業履責的積極探索和豐碩成果。據《2015年度中國銀行業社會責任報告》[6]顯示,截至2015年末,銀行業機構中明確社會責任理念的共有110家,社會責任報告的共有69家,專業從事社會責任工作的3315余人,開展社會責任培訓1211余次,履責日益成為銀行主動化、常態化的行動。并且,企業社會責任已被正式寫入了《“十三五”規劃綱要》,并納入國家立法,這標志著企業履責開始步入法制軌道。
(一)在踐行普惠金融方面
《2015年度中國銀行業社會責任報告》顯示,銀行業金融機構傾力服務“三農”、“小微”等重點領域,截至2015年末,銀行業涉農貸款余額26.4萬億元,同比增長11.7%,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現代化發展;小微企業貸款余額23.5萬億元,同比增長13.1%,小微企業貸款余額戶數1322.6萬戶,小微企業通過貸款比例為92.8%,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得到有效緩解,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有所降低。
(二)在支持綠色金融,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方面
在目前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環境保護問題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以綠色產業為發展依托已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然選擇。截至2015年底,銀行業綠色信貸余額8.08萬億元,其中,21家主要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綠色信貸余額達7.01萬億元,較年初增長16.42%。此外,銀行業金融機構還制定了特色的綠色信貸指引政策,大力支持清潔能源行業的發展。
(三)在參與公共建設、培育公共理念方面
我國銀行業積極健全公益管理體制機制,持續開展各種公益活動。2015年,銀行業全年公益慈善投入總額達11.1億元,同比增加1100萬元,公益慈善項目數量達到6120個。同時,各銀行通過資金或實物捐贈、技能培訓等渠道,對特殊客戶群體進行援助和關愛。
四、銀行業金融機構履行社會責任存在的問題及對標差距
(一)社會責任基本理念不健全
樹立健全的基本理念后,銀行才能真正將社會責任納入企業發展戰略。相關資料顯示,國外銀行業將社會責任當做是一種義務的同時,也認識到了履責所能帶來的長遠收益,如:匯豐銀行認為其經營目標不僅僅局限于獲取利潤,主動承擔社會責任才是取得長遠成功的關鍵。而國內銀行業僅將履責視為一種責任和義務,強調其作為單個“社會公民”的意義,卻沒有認識到履責對其長遠發展的積極影響。
(二)金融助力小微企業的力度依然不夠
在我國,銀行在放貸過程中,明顯偏愛資產實力較雄厚、規模較大的大中型企業,而對小微企業設置了較高的門檻,融資貴、融資難的問題依然滯后著小微企業的發展。而在一些發達國家,他們認為小型成長期企業所創造的工作機會要比經濟體內任何一個領域都多。在這些國家,小型企業占就業總人數的57%。國外銀行業對小微企業的支持模式上有所不同。渣打銀行將小微企業業務作為戰略性業務單元列為零售銀行業務,并側重于產品的交叉結合并弱化抵押擔保要求;花旗銀行幾乎對所有的小微企業項目做全盤考量,以花旗中國為例,其在我國開展的重慶農村小微企業發展項目,為重慶農村地區3400戶家庭企業就可持續農業和畜牧業生產提供基礎的技術支持和現場培訓。
(三)開展綠色金融、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方面仍欠缺
目前,雖然我國已經了相關文件,但我國綠色金融發展水平依然較低,許多地市級行對綠色金融的概念模糊,金融機構未完全將綠色金融全面納入業務經營范圍內,未建立起與其配套的政策制度,對企業執行環保政策情況的審查也缺乏約束激勵機制。而外國銀行在發展可持續方面一直走在前列。如花旗銀行始終將可持續發展原則貫徹在核心業務發展中,花旗中國遵循中國銀監會的綠色信貸方針,拒絕向那些經營活動對環境或社會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的現有客戶或新客戶提供貸款。對于在授信獲批之后對環境或社會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的客戶,銀行將要求其提前償還貸款。此外,早在2003年,花旗銀行就研究制定了環境和社會風?U管理(ESRM)的專業化政策來促進可持續發展,并且政策團隊由專家組成,負責審查交易類別,妥善管理和化解環境與社會風險。
(四)缺乏專門培養擁有金融能力人員的公共建設項目
中國經濟正在從“中國制造”邁向“中國創造”,創新對于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發揮著重要作用,如何有效地將大量低技術勞工轉化成高增值人才是當務之急。國內銀行業在參與公共建設方面以資助優秀的貧困學生為主,給予他們物質上的幫助。而國外銀行更注重對于青少年金融能力的培養。花旗銀行開展了一項國際公認的為16~25歲之間的青年培養金融能力的理財教育項目―Aflateen青年行教育項目。對剛接觸金融服務,首次被納入金融系統的人口來說,金融能力建設和正確財務習慣的培養至關重要,值得我國銀行業借鑒與學習。
五、啟示與建議
中國銀行業的盈利能力在世界上依然處于領先水平,理應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但是我國銀行業履責意識起步較晚,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一)從頂層設計上,把履行社會責任納入監管框架
監管部門應高度重視并加強監管與引導。一要積極履行好社會責任,不斷提升監管效能。二是要完善社會責任體制機制建設和社會責任治理體系,督促各銀行履行好社會責任,并把履責納入監管框架中。
(二)從履責主體上,融入銀行自身的戰略規劃
銀行業金融機構不僅要將履責當做自身作為“社會公民”的義務,更要看到履責會給自身長遠發展帶來的利益,不斷深化自身的責任意識。作為履責的重要載體,銀行業金融機構應持續完善其責任體系,將履責融入到自身戰略和發展規劃中。同時,加強與利益相關方的溝通與互動,更好地服務于經濟金融改革。
(三)從經營理念上,全面倡導可持續綠色金融
我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時期,傳統銀行業面臨挑戰,在信用風險加大、資本利差收窄的雙重沖擊下,傳統銀行業理念也正在加速轉變。在此背景下,建議加強在整個銀行業系統內宣導綠色金融理念、建立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氛圍,并且,銀行業金融機構要積極探索開展綠色金融、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創新性政策體系并及時落地。此外,對于國家明令禁止的、不符合環境保護規定的企業和項目貸款,銀行要加強“一票否決制”管理,從源頭上防范風險,對于獲批授信后對環境和社會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的客戶應該實行信貸退出機制,讓其提前還貸。
[關鍵詞]互聯網金融;概念;模式;中外對比
[DOI]10.13939/ki.zgsc.2016.03.187
1 中外互聯網金融概念對比
互聯網金融興起于20世紀最后5年,Faegre和Benson提出互聯網金融可被簡單定義為通過網上進行的金融服務。[1]Allen等將此概念具體化,指出互聯網金融活動包括所有搭載在虛擬空間上的金融活動。[2]Fight則從用戶行為角度對概念進行延展,認為互聯網金融即所有通過電子手段進行金融行為。[3]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稱互聯網技術已滲透到金融服務的每個方面,對互聯網金融的范圍和規模進行了說明。[4]隨信息技術發展,Shahrokhi強調互聯網金融遠不止給金融服務添加了一個網頁前端,而是根本性改革金融功能的價值主張。[5]
國內最早的互聯網金融概念由狄衛平和梁洪澤提出,即依托國際互聯網實現,以適應電子商務發展需要的金融活動,比較籠統。[6]隨互聯網金融近些年在中國的不斷發展,其概念變得更為豐富和復雜,學者們的意見可分為兩大流派。
一方面,學者們圍繞互聯網金融是否具備創新本質展開討論。其中,謝平和鄒傳偉的看法已被普遍接受,即互聯網金融既不同于商業銀行間接融資,也不同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具有創新本質。[7]鐘靜和萬建華同樣認為互聯網金融是借助于互聯網技術、依托于互聯網平臺的一種新興金融。[8][9]然而,丁化美和周華不贊成這種說法,他們認為互聯網金融只是將傳統資金中介作用的行為在互聯網維度進行了延伸,并不具備創新本質。[10][11]
另一方面,業界和學界對互聯網金融的廣義狹義概念進行了細分。馬云稱互聯網金融是互聯網企業從事金融業務的行為,而傳統金融機構利用互聯網開展的金融業務應叫作金融互聯網。[12]廣義的互聯網金融既包括互聯網的金融化,即互聯網企業參與、滲透金融行業,又包括金融的互聯網化,即傳統金融行業借助互聯網發展業務如典型的網上銀行業務。狹義的僅指互聯網企業的金融化。李博和董亮指出與傳統金融業的互聯網化所進行的技術層面革新不同,非金融機構運用互聯網技術開展數據驅動型金融服務,將互聯網的功能從技術平臺轉變成開展金融互動的資源平臺,已然發生本質性變革。[13]
2 中外互聯網金融模式對比
美國的互聯網金融發展較早,目前已形成比較規范的模式格局,學者們在劃分時意見也比較一致。以Shahrokhi對互聯網金融模式的劃分為例:B2B層面包括通過電子手段實現的公司融資、投資、國際金融實務操作如外匯、衍生品的買賣和后端處理等服務;B2C層面包括網上交易、基本網上銀行、電子賬單支付、抵押貸款和保險等服務;C2C層面包括網上交易支付和電子資金轉賬等服務。[5]
2013年被稱為中國互聯網金融元年,雖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且模式眾多。已有不少學者嘗試對其進行劃分,但尚未形成統一意見。經調查研究,本文發現軟交所互聯網金融實驗室的分類法較為權威。互聯網金融可以分成六大模式:第三方支付,即非金融機構作為支付中介為收款人和付款人提供的網絡支付等服務;P2P網貸,即借貸雙方通過第三方互聯網平臺進行資金匹配;大數據金融,即通過對海量非結構化數據進行實時分析為互聯網金融機構提供客戶全方位信息;眾籌,即通過在互聯網平臺上展示創意向網友募集資金;信息化金融機構,即用信息技術對傳統流程進行改造以實現全面電子化的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互聯網金融門戶,即采用“搜索+比價”的方式,在互聯網上對金融產品進行銷售的網站。[14]
3 中外差異分析與總結
中國互聯網金融起步較晚,但是在政府鼓勵和監管放松的宏觀環境中,發展非常迅速,有異于國外互聯網金融。首先,在互聯網金融概念的界定上,中外存在明顯差異。國外以傳承為主,學者們多在不改變前人核心定義的基礎上,從其他角度拓展互聯網金融的內涵,因而本質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然而,國內學者對互聯網金融的定義卻存在較大分歧:一方面,互聯網金融的創新本質尚處于爭論之中,雖然其作為新興融資方式以被普遍認可;另一方面,采用廣義還是狹義的互聯網金融范疇仍難以確定,且這一點直接關系到相關公司和業務種類的界定。其次,在互聯網金融模式的劃分上,中外也存在顯著區別。可以發現,國外學者的對互聯網金融模式分類的依據主要是提供者和受眾的群體種類,即按B2B、B2C和C2C進行劃分,而國內學者則主要根據內涵,將互聯網金融分為第三方支付、P2P網貸、大數據金融、眾籌、信息化金融結構和互聯網金融門戶六大模式。
中國互聯網金融與國外互聯網金融在概念和模式上的差別有可能只是現階段發展不成熟的表現,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進步和國際合作的持續開展以及監管政策的進一步完善,中國互聯網金融在未來有望實現高度規范化,進而與國際接軌兼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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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周華.互聯網金融對傳統金融業的影響 [J].南方金融,2013(11).
[12] 馬云.金融行業需要攪局者[N].人民日報,2013-06-21.
關鍵詞:小額信貸扶貧惠普金融商業性小額信貸
1.國外學者組織對小額信貸的概念綜述
世界銀行扶貧協商小組(CGAP),這一專屬于世界銀行的小額信貸工作部門,將小額信貸定義為“為低收入家庭提供金融服務,包括貸款、儲蓄、保險和匯款服務。”這是小額信貸比較基本的一個定義,將小額信貸定義為一種用于扶貧的有效手段,他從服務項目和對象方面對小額信貸進行了描述。這一概念在國際上比較流行并且具有說服力。?
除此之外,國際上的很多學者也對小額信貸有過不同的定義。
韋斯尼夫斯基強調“小額信貸是金融行業的一部分,是滿足那些從未或很少得到正規金融服務的家庭和企業的金融需求。”他認為小額信貸是金融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是金融體系發展和完善的自我要求。
JonathanMorduch在《小額信貸的分裂》從小額信貸的主要信貸特征出發把小額信貸定義為一種向貧困人群直接提供較高利率的、無資產擔保的、小額度的并保持了高還貸率的信貸方式。②這也正是小額信貸與傳統信貸方式的主要區別點。
StuartRutherford(,2000)則是從現金流入流出的特點方面來定義小額信貸,認為小額信貸是“窮人將小筆和大筆錢兌換的途徑”。這也是從金融跨期配置資源的作用角度來闡釋,同樣比較側重小額信貸的金融功能性。
而孟加拉鄉村銀行創始人尤努斯教授則從側重扶貧職能的角度指出:“小額信貸是幫助窮人尤其是貧困婦女的一個非常有效的工具。”
2.國內學者及各組織對小額信貸的概念綜述
1997年,杜曉山、孫若梅在《小額信貸基本內涵的界定》中將小額信貸定義為指專向中低階層提供小額度的持續的信貸服務活動,以貧困或中低收入群體為特定目標顧客并提高適合特定目標階層客戶的金融產品服務,是小額信貸項目區別于正規金融機構的常規金融服務以及傳統扶貧項目的本質特征。
隨著小額信貸實踐在中國的發展,農村正規金融機構全面介入和各項項目進入制度化建設階段,制度主義小額信貸開始發展,小額信貸不僅指以貧苦人群為服務目標的福利主義小額信貸,還包括了為農村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制度主義小額信貸,因此中國人民銀行小額信貸課題組在2006年將小額信貸定義為:為貧困和低收入者以及微型企業提供額度較小的信貸服務。
此時的小額信貸不再將其服務對象僅僅定位于低收入的人群,還包括了農村的中小企業。實現了一大飛躍。
3.小額信貸的新發展
經過了福利主義小額信貸和公益性制度主義小額信貸,如今的小額信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要滿足小額信貸的兩個基本內涵即扶貧和持續發展,小額信貸在未來的發展重心必將走上商業性小額信貸的道路。這也是目前國際上的主流觀點,主張以商業化運作方式提供信貸服務,也稱作“造血式”的小額信貸。
2008年,銀監會進一步擴大小額信貸市場,我國的小額信貸便呈現出以商業性小額信貸為主,公益性小額信貸為輔的局面。
杜曉山認為如今的商業性小額信貸,即服務群體為高于福利主義小額信貸和公益性制度主義小額信貸、但傳統銀行不愿或難以服務的群體,又追求機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小額信貸機構。并且,他指出,如今我國的小額貸款公司的許多貸款業務,根據其貸款額度從嚴格的學理上講,已經不屬于小額貸款而是小企業貸款,其應歸于國際上也在宣傳倡導的“惠普金融”的概念和范疇之內。而惠普金融是小額貸款概念的延伸和擴展。將小額信貸逐步發展為惠普金融勢在必行。
4.總結
小額信貸經過多年來不斷的實踐和改革已經逐步踏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未來的小額信貸,其服務對象不應再僅僅局限于貧困人口,還有服務與各個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個體戶甚至于勇于并有實力去創業的大學畢業生們。應該通過積極的金融技術創新,充分發揮其金融血脈的作用,改變中國如今金融壓抑的局面。未來的小額信貸應拋棄過去靠國家和慈善機構輸血的生存模式,實現商業化運作,將市場機制運用到小額信貸機構中來,讓良性的競爭使如今過速膨脹的小額信貸市場優勝劣汰,并促進其不斷的發展進步實現自我的持續經營。(作者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學院)
注釋:
①世界銀行扶貧協商小組(CGAP),2001年:《小額信貸的適用性——減緩貧困的小額信貸、捐贈和其他非金融措施》,CGAP刊物《焦點》,第20期)
②MorduchJ.TheMicrofinanceSchism[J].PovertyandDevelopment,2000,28(4):617—62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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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曉山:農村金融體系框架、農村信用社改革和小額信貸[J],中國農村經濟,2002,(8)。
[4]杜曉山:小額信貸的發展與普惠性金融體系框架[J],中國農村經濟,2006,(8)。
[5]杜曉山:中國農村小額信貸的實踐嘗試[J],現代經濟探討,2004,(2)。
[6]孫若梅:小額信貸在農村信貸市場中作用的探討[J],中國農村經濟,2006,(8)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已演變成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大衰退。在美國,“兩房”(房利美和房地美)被政府接管,5大投行中3家已經破產,最大的金融保險企業AIG被準國有化。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繼克萊斯勒之后,美國最大的汽車制造商通用汽車也宣告破產。次貸危機已經由金融領域實實在在地步入了實體經濟領域。
“我不相信,一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不對實體經濟造成重創,我認為這正在發生,”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認為,“美國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之中:這場危機將持續成為一股‘腐蝕性’力量,直至美國房地產價格穩定下來;危機還將誘發全球一系列經濟動蕩。”
越來越多的學者、專家以及政府決策者在討論當前這場經濟衰退時,將其與1929年爆發的大蕭條相提并論。如果認真回顧80年前爆發的那場同樣源于華爾街的金融風暴,我們不難發現,它給當時世界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災難,更打開了戰爭的“潘多拉魔盒”,人類被拖入了世界大戰的深淵。那么,這場風暴到底將會如何演變?世界將何去何從?我們又該作出怎樣的抉擇?
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美國1929年爆發的大蕭條以及20世紀90年代起日本長達15年經濟衰退的一般解釋為:股市崩潰導致銀行不良貸款等問題凸顯,因此造成信用緊縮,流動性陷阱產生,進而導致企業借貸困難,最終引發了整個經濟的大規模衰退。
清楚了經濟危機的誘因之后,我們又該如何治理衰退呢?到目前為止,主流觀點基本上都是著眼于貨幣供給方,主張政府在大力治理銀行不良貸款問題的同時,利用貨幣政策工具,向銀行系統注入大量資金,增加流動性,遏制并消除信用緊縮現象,從而促使經濟轉入良性循環。
辜朝明先生提出的“資產負債表衰退”概念卻徹底顛覆了這種傳統理念。辜先生在2003年出版的《資產負債表衰退:日本在經濟迷局中的掙扎及其全球影響》首次提出“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全新概念。而他的最新力作――《大衰退:如何在金融危機中幸存和發展》則是建立在這一概念基礎之上。
通過對大量歷史數據和資料的縝密分析,辜朝明提出了“資產負債表衰退”概念:問題的根源并非貨幣供給方,而是貨幣需求方――企業。這種觀點認為,經濟衰退是由于股市以及不動產市場的泡沫破滅之后,市場價格的崩潰造成在泡沫期過度擴張的企業資產大幅縮水,企業負債嚴重超出資產,資產負債表失衡。因此,企業即使仍能正常運作,也已陷入了“技術性破產”的窘境。
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企業自然會將企業目標從“利潤最大化”轉為“負債最小化”,在停止借貸的同時,所有能夠利用的現金流用于償還債務,不遺余力地修復受損的資產負債表,希望早日走出技術性破產的泥沼。眾多企業的這種“負債最小化”模式下的行為最終造成合成謬誤,于是就會出現即使銀行愿意繼續發放貸款,也無法找到借貸方的異常現象。
與此同時,擔心外界發覺自己已經技術性破產的企業,與極力避免既有貸款不良化的銀行之間心照不宣地達成默契,對企業普遍存在的資產負債表失衡問題諱莫如深,從而使借貸方不足這個造成信貸緊縮、流動性停滯的關鍵因素深藏于幕后,不為世人所知,并最終導致了我們在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經濟大衰退期間所觀察到的貨幣政策失靈現象。
作為對策,辜朝明通過詳細舉證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美國以及20世紀90年代大衰退的日本經濟復蘇的波折過程,指出在“資產負債表衰退”期間,當今學術界主張的貨幣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令人懷疑,真正具有效力的是由政府主導的財政政策工具。
此外,辜朝明創造性地將經濟周期分為“陰陽”兩個階段。當經濟周期處于“陽”態階段時,經濟狀況屬于傳統經濟學可以涵蓋的范圍,企業資產負債表健全,將利潤最大化作為經營目標,利率正常,存在通貨膨脹傾向。這時政府可以有效運用貨幣政策工具來調控經濟,而財政政策工具由于會產生“擠出效應”,我們應該盡量避免使用。
具體而言,如果證券公司自營權益類證券規模較大,那么,在2006年這種轉折性牛市行情下,由于公允價值因素增加的期初凈資產高達數十億元也屬正常;2007年1季度,對于自營規模尚不算大的宏源證券和中信證券,前者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為2.15億元,占稅前利潤的47%,后者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僅為5537萬元,占稅前利潤的比重只有3%。
由于自身業務的特點,證券公司擁有較大金額的金融資產,如自營證券與長期股權投資等,由此也成為分析新會計準則體系中“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等相關準則的典型樣本。
首次執行
根據第38號準則“首次執行企業會計準則”,在首次執行日,企業應當將所持有的金融資產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貸款和應收款項、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其中,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或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應當在首次執行日按照公允價值計量,并將賬面價值與公允價值的差額調整留存收益。
由于中國A股市場在2006年度出現了轉折性行情,年底各券商的公允價值和賬面價值的差額較大,所以,首次執行日的影響不容忽視。
據2006年年報新舊會計準則股東權益差異調節表顯示(表1),已上市的兩家券商金融工具增值不菲。其中,宏源證券(000562)期初股東權益調整中,“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項目調增額為2.08億元,影響率(與舊準則股東權益之比)為5.90%;中信證券(600030)由于公允價值因素增加的期初凈資產為2.19億元,影響率為1.78%。
其實,就國內證券公司而言,宏源證券和中信證券的自營規模并不算很高;如果證券公司自營權益類證券規模較大,那么,在2006年這種轉折性牛市行情下,由于公允價值因素增加的期初凈資產高達數十億元也屬正常。
應該強調的是,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相關的會計處理是不同的。
其中,對于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如果未實施新會計準則,其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將在證券賣出時體現在當期利潤中;但是,由于執行了新準則,且在首次執行日予以調整留存收益,所以已經計入了期初凈資產而不能在以后期間轉入當期利潤。這種首次執行日前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都不能夠體現于利潤表中,這樣,對于以利潤作為績效考核基礎的企業來說,就不得不考慮這一重大影響因素。
而對于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準則規定,由于其公允價值變動形成的利得或損失,除減值損失和外幣貨幣性金融資產形成的匯兌差額外,應當直接計入所有者權益,在該金融資產終止確認時轉出,計入當期損益。可見,這部分公允價值變動的金額將體現于未來利潤表中,故不存在上述影響績效考核因素。
也正是由于兩種分類的不同會計處理規定,使得在決定分類時,有可能摻入公司管理層的相關考慮與目的。
執行日后
根據證監會計字[2006]22號文件“關于證券公司執行《企業會計準則》的通知”,證券公司自2007年起執行新會計準則;該文件同時規定,2007年6月30日之前作為過渡期,其間證券公司仍按現行《金融企業會計制度》和相關規定報送有關報告,并報告新舊會計準則存在重大差異的事項及影響數;同時,證券公司應將會計核算系統等調整到位,做好新舊系統對接、協調工作,6月30日之后同時按照新舊會計準則編制有關報告。
從這種過渡性的規定,可見管理層對券商實施新會計準則的穩妥性考慮。
其實,根據兩個上市券商一季報的情況等,新會計準則對執行期間的影響已初步顯露,主要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首先,利潤概念發生變化,由已實現經營成果的概念轉向全面收益的概念。
依據舊準則,企業持有的金融資產只有在銷售之后才能確認收益,沒有銷售之前必須確認資產減值損失,不能確認任何收益。這時,利潤的概念強調已經實現和穩健原則。
執行新會計準則后,企業持有的金融資產無論是否售出,都必須按照公允價值或者攤余成本計量。這樣,對于已經銷售的金融資產確認當期投資收益,對于未銷售的金融資產,按照公允價值或者攤余成本計量確認當期損益和調整期末留存收益。可見,利潤的概念是企業的全面收益,更加全面地反映了企業當期的經營業績。
其次,新會計準則突出了資產負債表觀點,強調企業凈資產而不是強調利潤,利潤表成為資產負債表的附屬產物。
按照舊會計準則,利潤表是企業當期經營成果的集中體現,股東權益的增加如果不考慮增發股份因素,則主要來自當期利潤和利潤分配。所以,當分析企業的盈利能力和股東財富的變化時,報表使用者更多地關注利潤表,而關注資產負債表較少。
執行新會計準則后,股東權益的變化并不主要來自于當期利潤,資本公積來源的多樣化和公允價值的波動都將影響股東權益總額。所以,不論是分析企業的財務狀況,還是考核企業業績,報表使用者都需要更多地關注資產負債表各項目的構成和變動。
以中信證券為例,其歷年所有者權益明細情況如表2所示。
通過表2可見,自2002年末至2006年末,影響中信證券所有者權益項目變動的因素,主要是增發股份、利潤以及利潤分配。除2006年增發5億股增加資本溢價41.45億元外,幾年來資本公積變化不大。而在新會計準則的首次執行日,中信證券的資本公積調整為61.46億元。2007年1季度末,中信證券的資本公積又增加至65.67億元,較年初增加4.21億元。我們判斷,這種增加主要是由于其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變動所致,中信證券1季度末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增加了34億元。可見,中信證券1季度凈資產的增加除來自利潤外,很大部分是來自于資本公積的增加。
第三,引入公允價值計量,利潤的波動幅度加大,更加考驗企業的風險管理能力。
按照舊準則,企業的自營證券按照歷史成本計量,賣出時按照加權平均法結轉成本,期末庫存證券按照成本與市價孰低法計量,確認自營跌價損失。也就是說,庫存證券的浮動虧損計提減值準備,浮動盈利不體現為當期損益。于是,在行情出現轉折時,特別是行情轉從上升轉向大幅下降,企業浮動盈利的大幅減少并不影響企業的利潤和財務狀況;而只有變為浮動虧損或者浮動虧損增加時才會影響企業的當期利潤。
執行新會計準則,對于交易性金融資產按照公允價值計量,公允價值的波動會直接影響企業的當期損益,在行情大幅波動情況下尤其明顯。
以國泰君安為例,根據中國貨幣網披露的年報數據,2003至2006年,國泰君安證券自營證券成本分別為38.26億元、38.05億元、24.72億元、21.53億元。如果這些自營證券歸類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對應的市值依次為37.9億元、30.17億元、23.79億元、24.93億元;期末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依次為-0.36億元、-7.88億元、-0.93億元、3.4億元。這還只是年報數據,證券市場從2003年到2005年一直處于下降周期,2006年才出現轉折。如果再看年度內數據,短期市場波動對于業績的影響也是相當大的。
所以,在執行新會計準則之后,企業必須充分考慮公允價值變動對業績的影響,這就要求企業在會計確認和計量方面做出更多的職業判斷,提高風險管理水平。
第四,在利潤概念發生變化,突出資產負債表觀而弱化“利潤表觀”的情況下,對企業目前的績效考核體系也將產生影響。
目前很多企業的績效考核體系是以利潤為基礎,對管理層的激勵系根據利潤來計提。舊準則下,利潤必須實現后才能確認,并且強調穩健原則。這種計提方案簡單并且更多地照顧了股東的利益,但缺點是對管理層激勵不足。
執行新準則后,利潤的概念發生了變化,變成了全面收益的概念,而且股東的財富增加不僅僅體現在利潤表上,還體現在凈資產的增加上。如果仍然以利潤表作為考核的基礎,一方面,由于部分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確認為當期利潤,企業如果風險控制不健全,利潤的波動幅度將加大,如果利潤下降或者出現虧損,股東的利益將難已得到保證;另一方面,利潤表不能完全反映管理層的經營業績,簡單用利潤表作為考核基礎仍然存在激勵不足的問題。所以,企業必須對考核體系進行相應調整與完善。
第五,對企業相關財務指標產生影響。
2006年證監會了《證券公司風險控制指標管理辦法》,建立了以凈資本為核心的風險控制指標體系。其中規定,證券公司必須持續符合下列風險控制指標標準:(一)凈資本與各項風險準備之和的比例不得低于100%;(二)凈資本與凈資產的比例不得低于40%;(三)凈資本與負債的比例不得低于8%;(四)凈資產與負債的比例不得低于20%;(五)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的比例不得低于100%等。
實施新準則后,由于會計計量與確認方面發生重大變化,企業的流動資產、流動負債、凈資產、凈資本等指標都會有相應變化。
然而,目前各證券公司使用的凈資本計算辦法仍然是在舊準則制度體系下的,計算表中的凈資產以舊準則為依據,金融資產的折算是按照買入成本計算。實施新準則后,舊的凈資本計算辦法明顯已經過時。如果按照新準則調整凈資本計算表,凈資本的波動也將加大,從而引起各項風險監控指標的波動。從風險管理的角度出發,企業必須及時監測市場變動對凈資本及各項風險監控指標的影響。
可見,新準則對企業財務指標方面的影響也不容忽視,而這些指標關系到行業監管等問題。事有先后,隨著新會計準則施行的穩步推進,其對財務指標的影響也將越來越得到管理層乃至實務界的重視。
最后,應該強調的是,新會計準則對不同證券公司的影響程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