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環境治理新技術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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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環境檢測；環境治理；促進性引言

我國要實現可持續發展之路就要做好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在治理環境的過程中極其重要的一點就是環境檢測，隨著環保概念的普及，越來越多的行業開始重視環境檢測，國家環保單位也提升了企業環境評估報告的標準，這就使得環境檢測慢慢的被重視起來。環境檢測是利用相關技術對環境進行檢測后，通過數據分析和對比合理進行環境治理。

1.環境檢測在環境治理中的應用

對環境進行檢測有兩個關鍵點需要進行注意，一是對樣品進行收集，在對樣品進行收集的時候，一定要結合周圍的環境情況來進行收集，在進行收集的過程中要有非常強的針對性，只有這樣才能讓樣品的收集變得更加合理。二就是要把環境檢測當成環境管理的一種手段，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對環境質量進行掌控，才能針對環境管理現狀來制定合理的環境管理措施，讓環境得到更好的保護。環境檢測在環境治理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上：(1)環境質量評估環境檢測功能體系的建設能夠確保現有環境特點和數據信息能夠有效體現，確保在后續工作開展環境中具備良性延伸依據的同時，能夠依據完善的環境手段為后續城市經濟建設功能提供良好和完善的規范制定標準，同時為后續生態自然與經濟體系的協調提供良好的審核平臺，環境檢測職能能夠確定相應區域環境內部條件，從而依據動態信息的有效獲取確定實際質量問題和關鍵節點，以此作為參照數據為后續治理職能提供完善的管理參照同時，更能夠確保環境治理工作準確有效，這樣可以更快更高效的發現環境破壞的主要原因，對癥下藥，解決環境破壞問題。(2)環境監測環境檢測體系的有效構建，能夠針對地域環境進行整體協調，同時更能夠依據相應數據的實時條件確定地區條件，以便為環境變化提供完善的參照同時，能夠為企業功能體系的發展提供審核前提，從而確保經濟體系與生態體系能夠處于平衡。

2.環境檢測在環境治理中的促進性作用

環境檢測對于環境治理的促進作用，主要包含了制定環境管理標準，控制污染源排放，排污統計以及征收排污費和輔助環境管理等方面。(1)促進行業水平提升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一個時生了實質性的變革，將傳統以人工為主的生產運作模式轉變為以科技、先進設備運作為主的生產模式，將21世紀發展成為科技時代，高新技術時代。在這一時代中，環境檢測設備作為高新技術產品，作為人類智慧的結晶，不斷向著科學化、現代化、高效化方向發展，不斷促進環境治理設備趨于科學化，大大提高了環境治理工作的科學化與高效化。環境檢測依托于各種檢測技術與相關實驗器材，為了提高檢測結果的準確性和檢測行為規范性，提高檢測數據精度，相關領域的科學家不斷對環境檢測與治理設備進行改良創新，在繼承傳統設備優勢基礎上積極研發新的功能，克服傳統設備局限。在科學技術的推動下，再加上相關工作人員的不懈努力使得環境治理水平不斷提升，為環境治理提供了技術支撐。(2)促進環境治理管理工作更積極環境檢測工作的貫徹能夠確保實際管理工作具備有效的數據基礎，利用相應信息條件確定實際環境污染狀況，以便后續工作開展過程中具備完善的統籌條件，從而真正將可持續化的概念與現有城市經濟建設環境相融合，并確保實際功能構建目標的積極性滿足發展要求，為后續環境污染的有效處理和工業環境的功能分析提供扎實基礎，真正將生態平衡與城市經濟建設的理念相協調，并為后續自然災害現象埋下扎實且完善的維護基礎，促進整體環境檢測職能的社會積極性。其次，在落實環境檢測工作中，應當秉承以現代企業經濟管理需求為核心展開工作，確定實際工業污染物排放滿足有效分析的條件同時，基于有效和完善的分析條件確定生態環境的影響。這樣才能夠真正基于環境檢測工作基于環境管理多元化的協調優勢，并在后續工作環境中提供穩定的數據管理條件，促進多元化的服務環境能夠被貫徹。(3)促進環境治理監測工作更完善在環境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人們的環保意識也不斷加強，環境保護工作受到了人們的廣泛重視，獲得了較快的發展。通過環境檢測技術手段與方法的應用，可以獲知充分的環境檢測數據指標，科學全面的評估企業的實際排放情況以及是否會對環境造成污染。對企業的污染種類進行確定，判斷國家規定標準下企業實際的“三廢”排放情況，實時監測，在環境治理工作中做好監測，隨時發現問題反映出來，使得環境治理更為高效。(4)促進環境治理技術的提高環境檢測使用各種先進性技術獲取數據并分析，結合數據更要展開科學合理化分析探討，將各方面知識內容系統結合起來，針對環境中污染因子成分進行準確檢測，隨后展開定量定性分析工作。在此期間需注意一點便是在進行樣本選擇時應盡可能保證科學合理性，做好樣本保存處理操作，并且定量定性檢測分析時也要做好數據處理。現階段，先進檢測技術已逐漸被廣泛應用到環境檢測工作中去，進而不但能有效提高環境檢測結果準確性，還能進一步加快環境治理工作效率，為環境治理取得更好的效果提供了充足技術保障。(5)促進環境治理科學性的提高由上文可知，當前環境檢測技術手段是越來越多樣，逐漸實現了全天候、自動化檢測目標。以下展開詳細闡述，以往環境檢測大多都是針對某一區域開展的，所采用的檢測技術相對落后，且檢測科學性無法保證，再加上外界因素的影響，都容易使環境檢測效率和質量大幅度下降。隨著社會進程的不斷加快，環境檢測技術手段也得到了創新性突破，開始逐漸向自動化檢測方向過渡轉變，并且檢測得到的數據信息還實現了全網絡化，在此基礎上借助多媒體信息技術可充分保證檢測報告編制的科學合理性，準確找出環境檢測動態信息，對檢測人員自身行為起到嚴格約束規范，從而可為環境治理科學性創造良好條件，將環境檢測的作用在環境治理中體現出來。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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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環境；治理；問題；對策

所謂城市環境治理，就是指通過一定的手段方法，運用各項法律法規，來協調社會的生產生活，以促進人與自然的共同發展的行為。在城市的發展中，城市環境治理是非常重要和關鍵的，也是不容忽視和不可缺少的。以下筆者就從城市環境治理原則出發，來談談城市環境治理的現狀及其對策。

1.城市環境治理的基本原則

目前我國的城市規模越來越大，很多城市都在不斷的向周邊擴張以適應城市的發展需要。與此同時，城市環境治理的范圍也在隨之不斷增大，并且城市環境治理也正逐漸成為一項具有復雜性、長遠性和艱巨性的工作。為了能夠更好的開展城市環境治理工作，必須要遵守一定的基本原則。

首先，要遵守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的基本原則。城市環境治理并非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而是一項具有復雜性、全局性的工作，需要在統籌規劃下合理有序的開展城市環境治理工作。其次，要遵守明確責任的基本原則，城市環境治理不單單是政府的責任，也是企業、個人的責任，因此在我們應該明確各自的責任，以便提高環境治理效率。第三，要遵守防治結合的基本原則。城市環境治理工作的內容不應該只包括治理，而忽視預防。實際上預防才是提高城市環境治理工作水平的根本途徑。第四，要遵守公眾參與的基本原則，城市環境保護和治理是每個公民的責任和義務，也只有公眾積極參與進來，才能最大程度的提高城市環境治理水平。第五，要遵守綜合治理原則。這里所指的綜合治理包括道德治理和法治治理。也就是說不單單要從道德層面上開展環境治理，必要時還要采取強制性措施，以督促政府和社會各界做好環境保護與治理工作。第六，要遵守突出重點原則，對于一些污染較為嚴重的環境領域，要給與高度的重視，如大氣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等。第七，還要遵守科技創新原則，不斷提升城市環境治理技術水平。只有遵守上述基本原則，才能促進城市環境治理工作更好的開展。

2.城市環境治理現狀

從目前我國的城市環境治理現狀來看，雖然我國已經加大了環境治理力度和資金投入，但是效果并不是十分顯著，城市環境依然面臨著嚴重的污染問題。這反映出當前我國城市環境治理工作還存在很多的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就進入了高速發展的時代，而之所以會有巨大的轉變，是因為我國加大了工業化建設和發展。這種發展戰略的轉變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但同時也為城市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尤其是在城鎮一體化發展不斷加快的今天，城市的人口數量與環境資源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環境治理的緊迫程度與城市人口素質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深刻，這些都為城市環境治理工作的開展帶來較大困難。人口不斷增多，污染物自然也隨之不斷增多，環境治理壓力也就會越來越大。并且同時我國的城市環境治理政策也不夠完善健全，公眾在城市環境治理方面的參與意識并不強，基礎的城市環境治理設施建設較為落后，這些現狀都使城市環境問題更加突出。

3.城市環境治理的主要對策

3.1城市環境治理立法措施

環境立法措施是規范城市環境治理的重要保障。從制約力角度講，法律起到了有效的制約作用，能夠約束各界人士的行為，強制大家履行義務、行使權利；從環保資金建設角度講，環保立法可以通過征稅、征費等角度設立門檻，既提高了環保的標準和環境治理的效率，又能積蓄一部分環境治理資金，解決資金不充足的問題。環境立法包括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以及國際立法等，可以效仿發達國家，可分為環境行政立法、環境經濟立法與環境刑事立法等。其中，環境經濟立法中采用的較為普遍的是環境保護費的征收、排污許可證及排污權的交易制度、經濟刺激制度、稅收和抵押金制度，以及環境發展基金、環境損害保險金等經濟手段。

3.2城市環境治理政策措施

主要是針對實施城市環境治理政策的重要措施。配合政策實行嚴格的城市發展規劃制度。要以城市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力為依據，制定城市發展規劃。內容包括：從區域整體出發，統籌考慮城鎮與鄉村的協調發展；調整城市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發展循環經濟；統籌安排和合理布局區域基礎設施，實現基礎設施的區域共享和有效利用；把合理劃分城市功能、合理布局工業和城市交通作為首要的規劃目標。

3.3城市環境治理教育措施

環境教育措施是落實城市環境治理內容的思想保障。所謂環境教育就是使學習者認識和理解人同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防止環境污染，將系統的環境科學知識予以大眾化，提高全社會的環境意識。環境教育內容涉及到自然、社會、技術、管理、政法等多種學科的知識，各學科領域都與環境科學兼跨、包容，具有較強的綜合性。當今城市政府和人民群眾都對城市環境治理認識不足，落實城市環境治理的教育措施顯得尤為重要。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宣言》指出“教育是環境發展過程的核心”，提出了“發展環境教育”的口號。環境教育由此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學科教育的重要主題。中國應緊跟這一潮流，學習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環境教育立法，積極落實環境治理的教育工作，也更好的為人們的認識提供更新、更權威的知識。

3.4城市環境治理技術措施

要加強環境治理的基礎設施建設，就必須先鞏固技術，爭取找到成本低廉、效果優異的環境治理的基礎設施建設擴大的方法。環境技術措施是城市環境治理定量管理的重要尺度。環境技術是指防治環境污染、環境破壞和改善環境的相關技術，一般包括專門的治污技術、環境管理技術、各種綜合利用技術以及預防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的技術。如污廢水處理技術、固體廢物處理技術、防治放射性污染技術、環境影響評價技術、環境監測技術、環境產品生產技術、環保技術的營銷技術等。

落實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把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計劃指標層層分解，落實到基層和排污單位。加強污染物排放監測和統計。綜合運用排污許可、排污收費、強制淘汰、限期治理和環境影響評價等各項環境管理制度和手段，實現總量控制目標。建立強制回收制度、代處置制度等環境治理先進制度。強制回收制度是為了防止污染發生轉移，規定強制報廢設備和對部分有毒廢舊物品由生產者和銷售者負責集中回收，再交由專門處理單位處理的制度；代處置制度是指排污企業與按照市場化模式運營的專業污染處理單位簽訂協議，委托專業單位治理產生的污染，委托方支付污染處置費的制度。

4.結束語

總之，近年來中國城市環境治理取得了明顯成效，但目前仍然存在許多問題，因此，需要采取一系列切實有效的創新措施，以改善城市環境質量，促進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只有做好城市環境治理共走，才能為城市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才能為人們安居樂業打下良好基礎。所以目前城市環境治理中存在的問題需要引起政府和社會各界關注，并積極采取有利對策來提高城市環境治理水平，做好宣傳工作，增大公眾參與意識，提倡全面保護環境，做好城市環境污染的預防工作。 [科]

【參考文獻】

[1]姜愛林，陳海秋，張志輝.城市環境治理制度創新的基本取向與思路[J].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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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環境治理工作；探討

1 城市環境治理的概念

所謂城市環境治理是指的為了維護城市區域的環境秩序和環境安全，實現城市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各級管理者和國家和當地的環境政策、法律法規和標準，運用法律、經濟、行政、技術和教育等各種手段，調控人類生產生活行為，協調城市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限制人類損害城市環境質量的活動的有關行為的總稱。在這里應突出以下兩個方面：城市環境治理的核心是對人類行為的治理；城市環境治理強調協調發展與環境的關系。

2 我國城市環境治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2.1 政府及公民對城市環境治理的認識缺乏。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深入，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環保意識有了迅速提高，但是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多數地區的環境狀況還不樂觀，社員的環境意識和環境倫理道德水平不夠高，參與公共環境保護的自覺性也不夠強。相當一部分企業仍為當前經濟利益而不嚴格遵守城市環境保護法律法規，抵制環保執法、任意違規排污的現象仍較普遍。社會各界對城市環境保護的意識不高仍是制約中國城市環境治理工作開展的重要因素。

2.2 城市環境治理政策不夠完善。城市環境治理是政府部門的工作要務，為了使政府的工作有序和高效的進行，必須輔之以良好的政策作為保障和引導。中國城市環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屬于政府主導型，政府行為貫穿于環境保護的各個領域和環節，企業則是環境政策的被動接受者，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方式和渠道少。為了調動各方的積極性和保證行動的正確性，首先要落實法律。環保法律對政府環境管理部門授予很大的權力，對社會各界卻分配很少權力，尤其缺乏利益激勵。這樣的不平衡狀態影響了積極性、主動性，更直接減少了本該得到的效果。環境政策中強制性政策占據了主要地位，而具有激勵作用的環境經濟政策的應用則很有限。此外，受中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中國環境政策的某些環保機構缺乏決策與管理能力，執法監督不力不嚴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環境政策實施的效果不好也在意料之內。

2.3 城市快速的經濟發展給城市環境治理帶來巨大的壓力。中國已進入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的階段，這個階段往往是資源環境矛盾凸顯的時期。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中還面臨著更為特殊的國情：擁有龐大的人口，其中低素質的人口和貧困人口比例很大；自然資源基礎薄弱，人均占有量十分貧乏，土地、水可供量很少，環境容量狹小；科學技術基礎薄弱和國民文化素質與環境意識不高的問題在短期內不會得到解決；全國城市的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問題突出。

2.4 城市環境治理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產業水平較低，能源資源消耗比較高，及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薄弱的國家。這樣的事實扭轉的難點在于資金的匱乏，導致欠帳很多，特別是生活污水集中處理、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和危險廢物處置等建設能力尤顯不足。煤炭消耗量非常高，直接導致了二氧化硫的過度污染；污水處理廠嚴重缺乏，導致幾百個城市無法正常使用污水處理工序；垃圾無害化處理緩慢，嚴重影響了空氣質量和水源質量。隨著城市化的迅速發展，人口迅速向城市聚集，城市環境治理對環境基礎設施的需求迅速增長，城市環境衛生基礎設施建設的滯后的現狀將使城市環境問題更加突出。

3 解決中國城市環境治理問題的措施

3.1 進一步完善城市環境治理的政策措施。主要是針對實施城市環境治理政策的重要措施。配合政策實行嚴格的城市發展規劃制度。要以城市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力為依據，制定城市發展規劃。內容包括：從區域整體出發，統籌考慮城鎮與鄉村的協調發展；調整城市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發展循環經濟；統籌安排和合理布局區域基礎設施，實現基礎設施的區域共享和有效利用；把合理劃分城市功能、合理布局工業和城市交通作為首要的規劃目標。大力加強城市環境保護立法工作，把環境保護和建設納入法制化軌道。最具威力的制度是法律，要加快環保立法步伐，強化法規、規章的作用，將實踐中的成功做法和先進經驗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來。結合新的形勢和任務，修改《環境保護法》，將其上升為國家基本法律，并在其中規定政府、企業和公眾等不同主體的基本環境權利和義務，特別是各級政府的環境責任以及相應的監督考核機制，環境管理的基本權能和執法手段等內容。

3.2 進一步加強城市環境治理的立法措施。環境立法措施是規范城市環境治理的重要保障。從制約力角度講，法律起到了有效的制約作用，能夠約束各界人士的行為，強制大家履行義務、行使權利；從環保資金建設角度講，環保立法可以通過征稅、征費等角度設立門檻，既提高了環保的標準和環境治理的效率，又能積蓄一部分環境治理資金，解決資金不充足的問題。環境立法包括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以及國際立法等，可以效仿發達國家，可分為環境行政立法、環境經濟立法與環境刑事立法等。其中，環境經濟立法中采用的較為普遍的是環境保護費的征收、排污許可證及排污權的交易制度、經濟刺激制度、稅收和抵押金制度，以及環境發展基金、環境損害保險金等經濟手段。我國要大力加強城市環境保護立法工作，把環境保護和建設納入法制化軌道。制度體系中，最具威力的制度是法律，要加快環保立法步伐，強化法規、規章的作用，將實踐中的成功做法和先進經驗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來。結合新的形勢和任務，修改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將其上升為國家基本法律，并在其中規定政府、企業和公眾等不同主體的基本環境權利和義務，特別是各級政府的環境責任以及相應的監督考核機制，環境管理的基本權能和執法手段等內容。

3.3 城市環境治理的教育措施。環境教育措施是落實城市環境治理內容的思想保障。所謂環境教育就是使參與者認識和理解人同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愛護環境，提高全社會的保護環境意識。1972 年聯合國《人類環境宣言》指出“教育是環境發展過程的核心”，提出了“發展環境教育”的口號。環境教育由此成為世界各國學科教育的重要主題。中國應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一道，積極落實環境治理的教育工作。

3.4 城市環境治理的技術措施。要加強環境治理的基礎設施建設，就必須先鞏固技術，爭取找到成本低廉、效果優異的環境治理的基礎設施建設擴大的方法。環境技術措施是城市環境治理定量管理的重要尺度。環境技術是指防治環境污染、環境破壞和改善環境的相關技術，一般包括專門的治污技術、環境管理技術、各種綜合利用技術以及預防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的技術。

3.5 城市環境治理的制度措施。落實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把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計劃指標層層分解，落實到基層和排污單位。加強污染物排放監測和統計。綜合運用排污許可、排污收費、強制淘汰、限期治理和環境影響評價等各項環境管理制度和手段，實現總量控制目標。建立強制回收制度、代處置制度等環境治理先進制度。強制回收制度是為了防止污染發生轉移，規定強制報廢設備和對部分有毒廢舊物品由生產者和銷售者負責集中回收，再交由專門處理單位處理的制度；代處置制度是指排污企業與按照市場化模式運營的專業污染處理單位簽訂協議，委托專業單位治理產生的污染，委托方支付污染處置費的制度。

4 結束語

“解決資源枯竭城市存在的貧困、失業和環境問題，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小康目標的一項重要而不可忽視的任務”。可見在城市化快速發展，在和諧社會的構建過程中，城市環境治理的地位舉足輕重。

參考文獻：

[1] 姜愛林，鐘京濤，張志輝.湖南財經高等專科學校學報[J].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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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環保展歷來是高交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第十八屆高交會節能環保展首次設置“治水提質主題展”，將這一主題與建設海綿城市試點相結合，全面展示深圳治水理念、策略以及水質凈化、污水污泥處理等一流的技術產品，搭建治水提質新技術及設備的展示、交易、交流平臺，展現水務領域的發展及服務于綠色生活、綠色發展的相關應用。

天時與地利

很少有哪個行業像城市水務一樣，短短數年間不斷獲得國家政策層面的呵護與扶持，成為新興產業投融資熱點。

2013年12月，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建設對雨水“自然積存、自然滲透、自然凈化的海綿城市”。此后，海綿城市從倡議逐漸發展為試點項目，考核指標、配套財政政策、建設方針甚至建設指導細則陸續出臺。而時下最為炙手可熱的PPP項目中，有媒體估算，財政部三批示范項目中約40%與環保產業相關，項目規模最大、對環保產業格局最富沖擊力的，便是市政和環境相結合的城市水環境流域治理市場。

2015年4月，環保部牽頭編寫、國務院的《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水十條”）出臺，明確提出“到2020年全國水環境質量得到階段性改善，污染嚴重水體較大幅度減少”等階段性目標及金融與環保融合、開發經營權益捆綁、環境績效合同服務等細化內容。

2015年，深圳市出臺《深圳市治水提質工作計劃》，全面開展治水提質攻堅戰。2016年4月，深圳入選第二批海綿城市建設試點。政策扶持、行業利好、地方發力三者疊加，本屆高交會的“治水提質主題展”儼然是深圳交出的一張完美“期中考試答卷”。

展會期間，圍繞城市水資源與水環境的綜合整治，中電建、中建水務環保、深圳水務集團、法國蘇伊士集團、北控水務、碧水源等一批跨國公司、大型央企和國內龍頭企業全面展示了水凈化、污水污泥處理、防洪排澇、材料設備等一流技術與產品，在高交會這一展示、交易、交流平臺上，展現了水務行業發展前景及服務于綠色生活、綠色發展的相關應用。

縱深發展的市場

城市水環境治理的難點在于系統復雜，需要有效集成的技術，各地情況不同、治理方案差異大。隨著多地試點推進，海綿城市的概念不斷深化。

在“治水提質和海綿型城市建設院士論壇”交流中，中國工程院院士、城市水資源與水環境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任南琪表示，最初海綿城市的指導思想是要解決逢雨必澇，然而這一思路有其局限性，“城市暴雨內澇治理是一方面，城市水資源與水環境的改善同樣也是非常大的問題，開展海綿城市的建設，必須要統籌考慮城市治水的自然循環與社會循環，作為一個大系統來考慮，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進行頂層設計和謀劃，統籌發揮自然生態功能和人工強化功能，實現源頭減排、過程控制、系統治理，最終目的將是實現地表水資源、污水資源、地下水等統籌管理、保護與利用。”水務環保領域的行業發展空間，正在從單一的市政、水務、廢水廢固項目，向包括環境修復在內的綜合性領域擴張。

圍繞水務行業的縱深發展需求，“治水提質主題展”展示了“綜合化、系統化”的行業動向。在市政工程與環境修復相結合的思路下，借助示意圖、沙盤模型、VR參觀體驗等，城市水環境流域治理綜合技術、項目成為多數參展企業的展示重點。此外，展品中不乏為整體打包方案“量身定制”的業內高新技術成果。

深圳市水務局重點展示介紹深圳河灣流域、茅洲河流域、東部海灣、大空港新城區、龍崗河流域、觀瀾河流域、坪山河流域等綜合整治工程項目的治理方案與成果，深圳水務集團展出水體生態修復技術、分散式集約化污水處理設備等新技術。

中電建水環境公司集中展示水環境治理技術和水生態修復技術，中建水務展出無干擾精準清淤、污染水體植物修復等高度集成化的流域治理集成技術，蘇伊士水務工程展出污泥熱干化和焚燒、污水處理、水處理及海綿城市的先進技術和成功經驗，碧水源展出用于市政污水處理、提標升級改造、高品質再生水處理的大型膜生物反應器MBRU生物膜反應器，以及采用“MBR+DF”雙膜工藝的雙膜新水廠，北控水務展出兼氧膜分離深度處理技術，中廣核環保展出電子束輻照處理工業廢水技術等。此外，會場還展出了高強度透水路面建材、微型動物監測預警技術、智能消火栓在線監控系統、無干擾精準清淤工藝等最新材料、工藝。

參展商之一中電建水環境公司表示，水環境治理和水生態修復是中國電建的新興主營業務，已成為中國電建的三大核心戰略業務之一。2015年12月，中電建水環境治理技術有限公司成立，集合中電建全集團治水、治污和環境專家之力，參與深圳茅洲河流域（寶安片區）水環境綜合整治項目。這一參展項目是目前國內城市水環境治理第一大項目，對全國城市水環境治理具有示范意義。

國際環保產業巨頭蘇伊士水務工程，其蘇州工業園區污泥處置與資源化項目、揚州污泥干化廠項目展示了特有的專利技術和應用案例，整體布展也體現了國際環保巨頭在諸多領域的綜合實力和技術儲備。蘇伊士水務工程亞洲中國區總裁張軍向《中國經濟信息》記者介紹，本次參展，蘇伊士帶來了治水機制方面的眾多新技術，包括污水一般性處理、污水深度處理、海綿城市、河道治理等，“蘇伊士是綜合性公司，業務模式、技術路線、技術方案、運營能力都有相應的綜合性配套經驗。本次參展，既是對公司實力的展示，也希望就業內高新技術有所交流。”

PPP的風口

住建部統計數據顯示，建設海綿城市每平方公里投資高達1億元-1.5億元，面對巨額資金需求，中央財政補助力度有限，融資渠道亟待拓寬。對此，多項政策均提出積極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特許經營等模式，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海綿城市建設。

PPP模式不僅可以解決公共部門融資難的問題，還可以帶來“海綿城市”建設所需先進技術和相關的管理經驗，有力推動海綿城市建設。不過，任南琪院士也針對前期試點中發現的問題提出，這一過程應當加強海綿城市專項規劃，完善工程設計，建設施工、運營、管理等機制，提高建設和管理的質量，明晰責任人，便于政府監管，對于投融資模式，則應當根據具體城市的總體經濟狀況，提出發展方向。

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水環境治理系統集成和績效考核的要求，項目規模通常較大，對社會資本方綜合實力、融資能力同樣提出較高要求。環境產業結構正在重構，以投資運營環境基礎設施為主營業務的重資產環境服務集團加速投入，行業集中度正在逐漸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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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水環境污染；控制；治理技術

農村的生活環境與城市生活環境有著較大的差異，農村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農作物種植以及養殖行業，而這些都是農村水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在農作物種植中會應用到化肥農藥，農作物收割會出現殘余的秸稈；養殖過程中大量的禽畜類糞便、尿液，都會引起水環境的破壞。為了有效實現農村水環境污染的控制，需要針對污染源進行科學分析，做到對污染物的控制，降低污染物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防止污染物隨著水流流入到江河湖泊或者滲透到地下，造成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富營養化，減少對農村水體環境的破壞。

1農村水環境污染控制與治理的問題

1.1農村環保工作缺少科學的規劃與管理

很多鄉鎮政府為了吸引更多的工業企業，制定了非常多的優惠政策，通過大量引入工業企業，能夠解決農村居民的就業問題，但是由于缺乏相應的規劃，造成了企業分布混亂，污水排放問題得不到解決，甚至會出現污水的隨意排放。雖然近些年來我國不斷加大對生態環境建設的關注，也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環境保護的相關政策，但是由于前期規劃不到位，采取的治理方案并未發揮良好的效果，讓農村環境污染問題依然嚴峻。

1.2影響因素多，治理困難

污染源是各類污染現象發生的源頭，想要實現污染的控制，必須要從源頭入手，落實科學的污染源控制。農村水環境污染源可以分成兩類，一是自然污染源，二是人為污染源。自然污染源就是指因地震、火災等情況造成的環境破壞；而人為污染源是在人類的生活與生產中而形成的環境破壞現象，針對農村的水環境污染狀況，具體原因是農村居民生活過程中產生的垃圾，農村工廠造成的污染物排放或者秸稈焚燒造成的污染物等等。在水源的污染物分析中，主要的污染物包含酚類化合物、總有機氯化物、可吸附有機鹵素以及苯胺類化合物等，在進行農村水環境質量檢測中，需要強化檢測水平，保障檢測數值的精確性。但是，由于水環境檢測要求相對較高，而且影響因素多，難以采用集中的方式進行污染物解決，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與物力。

1.3生態經濟發展不足

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大對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的分析，但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涉及到的生態環境保護問題讓很多企業面臨著轉型難的現象，政府部門需要引入大量的資金，結合區域的現狀，落實科學的經濟發展戰略調整，目前很多農村都存在著欠缺，制定的措施并不能有效實現對水環境污染問題的解決。

2農村水環境污染控制及治理技術

2.1因地制宜，技術推廣

因地制宜是農村水環境治理中需要堅持的關鍵原則，結合實際情況做好環境治理技術的應用與推廣，積極解決農村水環境污染的源頭性問題。為了落實農村水環境污染的科學治理，在治理過程中需要避免出現一刀切的現象，結合實際情況，做到對農村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的分析，確保制定的污染治理技術能夠適應農村生活，并且不會對當地的經濟與管理造成阻礙。一般來說，在治理過程中以能耗低、成本低、便捷性的技術為首選，尤其是在污水處理技術選擇方面。比如，在農村污水治理中，如果污水中包含淤泥或者含氮磷等營養物質的污水，可以在污水治理過程中加大對氮磷資源化和尾水利用技術的推廣，既實現污水的治理，又提升農村經濟效益。此外，農村居民生活方式也是引起水環境污染的關鍵因素，尤其在生活過程中存在大量旱廁，尿液、糞便隨意排放，造成了環境的破壞現象，針對此問題可以實現對農村旱廁的改造，實現生態廁所的應用，同時借助微生物將尿液糞便轉化為有機肥，減少對水環境的破壞。

2.2完善環境保護和污染的獎懲監管機制

首先，對農村地區居民的生活方式進行約束，鼓勵農民在指定地點進行垃圾堆放，同時做好垃圾的分類工作，促進垃圾回收效率的提升。其次，實現對農業生產方式的更新，可以為農村提供相應的秸稈機械化粉碎機器，促進秸稈的利用效率，同時也避免秸稈焚燒過程中造成的粉塵與空氣污染。粉碎之后的秸稈可以用作生物肥料，減少了化肥的施加對土壤的破壞。然后，在農村的農業種植過程中，加大對新型生產工具的宣傳，做到對生態環境的保護，采用新型生產工具減少對環境的破壞。政府部門工作人員需要落實完善的環境保護措施，并且加大對相應措施執行度的監督，確保制定的措施能夠達到應有的效果，對于一些污染物處理達標的產業，可以給予一定的獎勵。最后，在農業生產以及生活過程中，制定相應的環境保護標準，根據制定的標準進行污染環境行為的打擊與處罰，促進農村居民生態環境保護意識的提升。

2.3源頭控制

源頭控制是農村水環境治理中最為關鍵的管理辦法，也是實現農村水環境改善的重要方式。在源頭控制方面需要做到以下幾點。第一，在家禽牲畜養殖過程中，實現對動物糞便、尿液的收集，利用動物的糞便和尿液替代化肥，改善農業種植中的土壤結構和土壤性能，減少對土壤的破壞。但是，當前很多農村居民對于動物的糞便和尿液應用方式較為傳統，并未落實科學的處理，因此當地的政府部門需要建立專家組，積極落實新方式的宣傳，改變以往傳統型的處理方式，提升動物尿液糞便的利用率。另外，在農村可以加大對生態廁所的建設，宣傳采用更加安全衛生的方式實現對廢棄資源的利用。第二，在農村進行養殖時，養殖場所的環境需要引起高度關注，實現對養殖技術的優化，重點解決養殖過程中出現的污水隨意排放現象。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不斷強化對污水排放的宣傳，建立污水少量排放的養殖場，并且在養殖場內部進行有機墊料的設置，從源頭上進行污水的吸附，將廢棄物轉變為固體，減少動物尿液的隨意排放。在利用此種方式進行水環境治理時，消耗的能源和資金相對較少，可以采用農業種植中剩余的稻草、秸稈等滿足墊料的應用，既達到了秸稈稻草等的科學利用，又減少了養殖過程中出現的污水排放問題。最后，在農業種植過程中，需要嚴格控制氮磷污染，實現對氮磷污染源頭的控制。一般來說，氮磷污染主要是農業種植的化肥施加所產生，所以在施肥過程中需要嚴格控制氮磷鉀的比例，做到科學施肥，強化對綠色肥料的應用比例，減少化肥的使用，最大限度的發揮化肥的應用效率，促進農業種植效果提升。目前，我國很多地區仍然采用大水漫灌式的灌溉方式，而這些現象將會出現大量的水資源浪費，而且氮磷營養物質的無故消耗極易對農村水環境造成破壞。所以，在農業種植中，需要落實節能灌溉技術的科學宣傳，比如說滴灌、噴灌等，修建回流溝渠滿足水資源的節約，同時做到農業種植中氮磷的科學利用，減少農村土壤的富營養化。

2.4加大資金投入，以生態經濟規劃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近年來，國家不斷加大對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的關注，而且還投入了非常多的資金和技術，在實際的應用過程中，需要結合引進的先進技術和投入的資金，不斷實現農業技術的更新與優化，采用更多的新技術新工藝、種植無公害的農作物，達到農民經濟水平提升的目的。另外，結合出臺的相關政策，做好生態經濟的規劃，落實科學的環境保護措施。當地的政府部門需要實現資金投入渠道的拓寬，采用恰當的方式積極解決財政管理中出現的投資力度不足的現象，通過稅收等合理的政策，促進鄉鎮企業的優化與轉型，積極解決工業生產中出現的環境破壞。

3結語

總而言之，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村發展受到高度關注。在當前的新農村建設中，水環境污染問題已經成為了急需攻克的問題，結合不同地區的實際狀況，需要制定恰當的農村水環境治理措施，無論是從觀念上還是技術上，都需要實現更新和優化，做到對新技術新理念的宣傳，讓新技術和新理念有更高的群眾支持度，落實合理的制度執行，調整以往傳統型粗放型的管理方式，讓農村水環境污染問題得到改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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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 :企業;積極環境行為;層次

中圖分類號 F2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02-0157-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2.027

企業積極的環境行為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不推卸社會賦予它的環境責任,主要表現為不違反環境法律法規,按照國家相關要求嚴格執行排污標準;二是主動承擔超越環境法規以上的環境責任,主要形式是通過科技創新、管理創新來進一步降低排污量,提高環境治理水平。企業積極環境行為的動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出于對環境壓力的積極反應,即,積極的環境行為可以有效的規避政策風險和社區壓力,降低成本;一是出于對積極環境行為市場收益的期望,即,通過市場對積極環境行為的認同而獲得回報。

1 企業積極環境行為的目標層次

外部性理論認為,環境污染會給交易雙方之外的第三方帶來非意愿接受的成本。污染產生企業為消除或者彌補這個非意愿接受成本的行為,一般被稱為“外部性內部化”的過程。在“外部性內部化”的過程中,企業目標與社會目標會發生偏離。因為企業治理環境污染或者補償環境污染對第三方帶來的損害時,它的支付意愿小于整個非意愿接受成本。這是由企業的最優污染控制模型決定的。在模型中,環境污染給第三方帶來非意愿接受的成本是可以確定。而污染治理的邊際成本是遞增的,污染治理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這就決定了污染治理存在一個最優的水平。很顯然,這個最優的污染治理水平小于完全治理的水平。那么,無論如何,環境污染給第三方帶來非意愿接受的成本都是無法完全彌補的。

同時,由于企業的污染治理的邊際收益小于社會在污染治理中的邊際收益,所以,企業的污染治理最優水平小于社會的污染治理最優水平。所以,企業積極的環境行為至少有三個目標層次:第一,實現企業最優污染控制水平;第二,實現社會最優污染控制水平;第三,實現污染的完全治理,即零排放。

圖1描述了最優污染控制水平下的企業環境行為目標層次。圖中橫軸代表污染控制量,縱軸描述了污染控制的邊際收益與引致的邊際成本;圖中的MC線代表污染控制的邊際成本,邊際成本線向右上方傾斜反映了污染控制的邊際成本是遞增的。MPB線代表污染控制的私人邊際收益,MSB線代表污染控制的社會邊際收益,MPB和MSB線向右下方傾斜反映了污染治理的邊際收益的遞減特征。MSB線高于MPB線表明,污染治理在實現負外部性內部化的過程中,社會所獲得的收益要高于排污者的私人收益。

P點和E點分別為污染控制私人邊際收益、社會邊際收益與污染控制邊際成本的交點。P點和E點在橫軸上對應的C點和D點則分別為私人最優污染控制量、社會最優污染控制量。那么企業積極環境行為的第一個層次則為OC段的污染控制行為,第二個層次則為CD段的污染控制行為,第三個層次則為DB段的污染控制行為。

短期來看,由于技術水平是給定的,故企業目前的最低污染水平是確定的。長期來看,受益于技術創新和技術變遷,企業的最低污染水平是不斷的趨于降低的動態變化過程。受益于技術進步,污染的邊際治理成本是較低的,OA的傾斜程度會降低,所以長期來看,私人最優污染控制水平與社會最優污染控制水平都會呈現向右移動的趨勢,即最優污染控制水平會不斷的提高。但即使如此,在可見的將來,仍然有一部分的污染治理是得不償失的,即AEB的區域將長期存在。

2 企業積極環境行為的行為層次

根據企業積極環境行為的目標層次,企業積極環境行為起碼有三個行為層次。在不同的層次下,企業環境行為的成本和收益是有差異的,企業對待環境治理的態度也有所不同。由于污染控制的邊際成本是遞增的,所以從私人最優控污量到社會最優控污量,再到完全污染控制,企業所要投入的污染控制成本是遞增的,故,企業在實現這三個污染控制目標時,其動力是逐步降低的。

第一層次,企業私人最優污染控制水平內的污染治理,這個層次企業污染治理水平將停留在企業污染治理邊際成本和企業污染治理邊際收益的相等處,故此層次中,企業治理環境可以獲得收益的,比如循環經濟,廢物利用。這一層次,我們稱之為循環經濟層次。第二層次,企業在私人最優污染控制水平與社會最優污染控制水平之間的污染治理,在這個層次,污染治理水平將停留在企業污染治理邊際成本和社會污染治理邊際收益的相等處,故此層次中,企業治理環境要付出超越其收益的成本,但這個成本被社會所吸收,就整個社會來講,此時的污染治理仍然是有利可圖的。因此,有必要通過利益調整機制,使其他主體一起承擔環境成本的。這一層次,我們稱之為利益調配層次。第三層次,在現行技術條件下,超越社會最優污染控制水平的污染治理,在這個層次,污染治理水平將超越企業污染治理邊際成本和社會污染治理邊際收益的交點,直至達到零排放的水平,故此層次中,企業必須以犧牲環境來獲取利潤的,企業治理環境反而是得不償失的。這一層次,我們稱之為非此即彼層次。

2.1 循環經濟層次

在這一層次,企業將一直治理環境直到污染治理邊際成本和企業污染治理邊際收益的相等,企業可以把清潔生產和廢棄物的綜合利用融為一體。企業在環境治理中的邊際收益為正,企業可以在環境治理中獲得收益,也就是圖1中OC段的污染控制可以獲得OPF區域的全部收益。這種特征符合循環經濟的特點,因為“減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環”(Recycle)的“3R”本質上就是利用廢物的再生利用促進資源的持久利用。降低企業環境治理成本,提高企業環境治理受益是循環經濟的典型特征。而且這種收益是一種顯性的,并能在財務上直接表現的收益。所以,企業對這一層次的環境治理往往具有很大的積極性。

實際上,就微觀層次上來說,許多企業由于技術水平限制,循環經濟水平往往不能達到最優。而在中觀或宏觀層次,在產業鏈內或不同產業之間,由于存在環境資源市場的不完善,市場資源配置水平局限,循環經濟在市場上的應用水平仍然不能達到最優水平。事實上,目前企業的環境行為事實上并未獲得圖1中OPF的全部收益。

2.2 利益調配層次

在這一層次,企業污染治理邊際成本將實現從企業污染治理邊際收益相等到和社會污染治理邊際收益的相等的跨越,企業治理環境將會獲得圖1中PECD區域的社會福利收益。在企業循環經濟達到理想水平后,即企業獲得循環經濟層次的全部收益后,企業將不會超越循環經濟層次進行下一環節的污染治理。此時的污染治理就是如圖1中CD段的污染控制,因為此時的污染治理雖然能夠使社會福利增加,但是企業卻是得不償失的。此時,要使企業積極治理環境就必須通過利益調配機制彌補企業在這一層次的環境治理中所支付的超越收益的成本,也就是圖1中PEM區域。實際上,圖1中PECD區域作為整個社會環境治理的收益,往往是由企業虧本墊付PEM治理成本獲得的。

可以說,利益調配機制是企業積極環境行為環境政策設計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即企業治理環境要付出超越收益的成本,但是可以通過利益調整機制,使其他主體一起承擔環境成本的,就像十七大報告所說,把環境責任要落實到政府、企業、每一個家庭和個人。

這個利益調配機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通過應用環境政策工具,使企業的環境治理成本能夠為政府所承擔。如排污稅費就可能因為所銷售產品的彈性差異,不同程度上被企業轉嫁給消費者。而環境治理補貼則是典型的政府輔助承擔環境治理成本的方式。當然,要使企業環境治理成本為大家所分擔需要設計一整套的環境政策工具體系,以界定企業、居民、政府所要承擔的比例和范圍。

二是,理順企業環境治理與企業市場收益之間的傳導機制,建立積極治理環境能夠獲取市場認同、擴大市場占有的良性機制,從而使企業治理環境成本,通過居民市場行為對企業積極環境行為的承認,以對該成本進行補償。這要求最大程度的消除市場上環境信息的不對稱,廣泛使用各種環境信息工具,使居民能夠明確分辨綠色企業,并通過購買綠色產品來實現對企業環境治理的回報。

2.3 非此即彼層次

在這一層次,企業污染治理邊際成本將實現從社會污染治理邊際收益的相等到零排放的跨越。為實現污染零排放,污染治理邊際成本將大于社會污染治理的邊際收益。實際上,在超越社會最優污染控制水平的環境治理中,治理環境除了產生新的損失以外,社會福利不會有任何增加。此時的污染治理是超越帕雷托最優水平的。唯一辦法就是降低污染產生水平。因為,此時,企業盈利與環境保護處于非此即彼的尖銳矛盾中,二者只能選其一,即無論采取何種方法,都無法使企業生產所得的收益大于其破壞環境后修護的成本,也就是圖1中DB段的污染控制將導致AEB區域的社會福利損失。這一部分的生產實際上是達到帕雷托最優之后的過度生產。不同的是,企業通過破壞環境獲得了小于環境價值本身的收益。這往往和企業技術規模和技術水平有關,而環境政策無法使環境損害計入企業成本是導致這類現象發生的重要原因。

從企業內部微觀上看,企業內部不同的生產線,往往技術級別也是有層次的。企業積極環境行為就是關閉落后生產線,進行產業升級。最后還是要逐步淘汰能耗高、資源浪費大、污染嚴重的生產工藝、裝備和產品。這時的環境政策要建立各類標準,指導有關企業采用國際標準及先進的節能技術標準,改造落后的生產工藝;在計量方面,幫助企業加強能源計量工作,建立計量檢測體系。

而從企業外部宏觀上看,市場上的企業,技術從高到低也是有排列的。最低等技術級別的污染企業要逐步淘汰。如小造紙、小化工、小釀造、小制革、小電鍍等“五小”企業往往都是高耗能、高污染、生產工藝相對落后的企業。我國大量關停并轉“五小”貫徹的就是這個思路。對于整個市場來說,這實際上是在促進行業升級,加強和鼓勵企業技術創新。

可以說,我們所有的針對企業的環境政策工具也應該依以上三個層次,分別進行。針對循環經濟層次,就應該通過政策引導,為企業發展循環經濟提供政策環境和支持。而針對利益調配層次,就應該廣泛應用各類環境政策工具,設計一整套利益調配機制,使企業的環境治理成本能夠被社會力量所分擔。正對非此即彼層次,則應該廣泛使用禁令,禁止企業生產,企業為環境讓路。

3 針對企業積極環境行為層次的配套政策

要設計出促進企業積極環境行為的環境政策,就必須從企業經濟環境行為的層次出發,針對各個層次環境行為的特點制定合宜的環境政策。

3.1 循環經濟層次的環境政策設計

對于循環經濟層次的環境政策設計更多的是依靠政策引導和政策激勵。因為循環經濟實際上是能夠提高企業競爭力,擴大企業經濟收益的。目前,企業無法完全獲得圖1中OPF的全部收益,主要是因為一方面,在國家層次的循環經濟政策支持不夠,另一方面,是因為資源環境的產權和價格體系不完善,不能有效的激勵循環經濟市場上資源的合理配置。這就要求,進一步通過制定更多的循環經濟政策和法規,并創造市場環境和社會環境,可以有力的促進循環經濟在微觀、中觀、宏觀層次上的全面發展。

3.1.1 建立健全和嚴格執行推進循環經濟的法規制度

第一、修訂和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以充分體現循環經濟的思想和適應循環經濟實踐的需要。第二、制定有關循環經濟的法律法規抓緊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和《資源綜合利用條例》。第三、建立具體資源再生行業(如家用電器、建筑材料、包裝物品等)法律。

3.1.2 加大經濟激勵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第一、資源環境產權和價格體系。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第二、綠色財政稅收信貸投資制度。

3.1.3 制定發展規劃,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經濟布局

第一、制定循環經濟發展規劃。第二、優化經濟布局,形成資源循環利用的產業鏈。

3.2 利益調配層次的環境政策設計

利益調配層次的環境政策設計是整個環境政策設計的重點。在這一層次中,企業要達到社會最優污染控制水平,就必須付出圖1中PEM區域的全部損失,而企業的該損失恰恰是整個社會福利的增加。利益調配的根本目的就是通過相關的環境政策設計使政府和居民分擔企業在PEM區域的全部或部分損失。這就需要在該環境政策體系下,企業通過積極環境行為既降低規制風險、獲得政府補償,又在市場上獲得公眾消費者的回報。我們認為這一層次的環境政策設計仍然需要三個方面的努力:命令――控制式工具、激勵性政策工具和信息工具。

3.2.1 命令――控制式工具的固定威懾和規制預期

如果命令――控制式工具缺失,許多企業的最優策略是不進行積極的環境治理。因為企業對環境政策的感受是具有異質性的,企業減污的成本是不確定的。如果企業的排污控制失去了政府的壓力,而并非所有的企業都能夠理性、敏銳的感受到其他政策激勵并去努力實現的。同時,穩定的規制的預期,可以使企業根據現有的以及預期未來的環境規制水平做出最有利于實現贏利目標的資源配置。

3.2.2 合理的使用補貼

補貼政策是典型的實現利益在分配的環境政策。在圖1中表現為,政府將PEM區域的社會收益部分的返還給企業,以彌補企業達到社會最優污染控制水平后的負收益。在宏觀層面上,給予環保產業、生態治理或生態建設產業適當的補貼或采取減免稅,能有效促進資源的綜合利用。適當的政府補貼有利于增強環保企業的競爭能力,擴大產業的示范性影響。在微觀層面上,政府以補貼形式資助企業改進生產工藝,進行技術改造,安裝排污設施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業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分擔污染治理成本。

3.2.3 利用環境稅費的再分配功能

環境稅費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在商品價格彈性較低時,企業可以通過產品價格將環境稅費轉嫁給消費者,從而彌補其在圖1中PEM區域的部分甚至全部損失。在商品價格彈性較低時,消費者作為稅費的主要負擔者很難抵制這類政策生產者轉嫁成本就相對較為容易,這是因為即使生產者提價,消費者由于選擇替代品的余地很小,或即使有替代品,由于轉移成本很高也會導致消費者不得不承受較高的價格。所以,消費者對稅費政策的態度取決于企業轉嫁成本的難易程度。可以考慮,在商品價格彈性為中性的行業實施環境稅費政策,讓消費者適當分擔企業的環境治理成本,可以一定程度提高企業進行環境治理的積極性。

3.2.4 利用信息工具,促進居民分擔環境治理成本

隨著居民環境偏好的日益壯大,居民愿意為環境治理和改善支付“溢價”。 也就是說,居民愿意為環境聲譽良好的企業支付在圖1中PEM區域的部分甚至全部損失。一個完全信息的市場條件下,企業的排污指數和企業的產品是搭配出售的。企業的積極環境行為可以直接提高產品的價格,從而彌補企業的環境治理成本。信息工具的廣泛使用可以消除居民了解企業環境狀況的信息障礙,從而使積極環境行為的企業得到消費者的認同,從而的市場上獲得公眾消費者的回報。幾種常見的環境信息工具包括:環境信息公開、標簽、環境聽證等應該廣泛的推行和使用。

3.3 非此即彼層次的環境政策設計

在這一層次,企業生產與環境之間存在無法調和的矛盾。企業進行環境治理只會產生圖1中AEB區域的社會福利損失。此時,已不存在一種機制來調整二者之間的矛盾使社會福利最優,也即,在現行技術背景下,企業的生產除非犧牲環境,已無法創造價值。這時唯一的辦法就是停止生產,并逐漸淘汰該類企業。就整個社會來說,產業結構越粗放,技術水平越低,則圖1中DB的距離越長,AEB區域越大,環境污染則越嚴重。這一層次的環境政策設計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相關政策設計縮短圖1中DB的距離,縮小AEB的區域,其具體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3.3.1 命令――控制式工具循序漸進的嚴格

非此即彼層次的環境政策設計主要是依靠命令――控制式工具。這就要求大量使用標準、禁令、(不可交易的)許可證或配額、分區、責任等工具,并逐步嚴格起來。命令――控制式工具循序漸進的嚴格,使企業確信政府會進行越來越嚴厲的規制,從而使企業放心大膽地進行積極的環境治理。不僅要對企業治理污染或生產采用的技術做出詳細規定,而且對污染企業的產量、排污量或排污強度也要實行限制。通過大量的技術標準的設立,各種認證體系的設立,嚴格執行禁令和配額,限制低技術市場準入,完善污染責任負擔的法律法規制度,降低低技術層次企業和生產線的生存空間,實現圖1中B點向D點靠攏,縮短DB的距離,縮小AEB的區域,從而降低社會整體污染水平。

3.3.2 引導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要嚴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費資源的產業,加快發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淘汰落后工藝、技術和設備,建設形成以節能、節材、節水為中心的資源節約型工業生產體系,實現圖1中B點向D點靠攏,縮短DB的距離,縮小AEB的區域,從而降低社會整體污染水平。

3.3.3 開發建立技術支撐體系和信息服務體系

同時,通過開發建立技術支撐體系和信息服務體系,提高企業的環境技術水平,降低企業控污成本,實現社會最優控污水平,即圖1中的D點向B點靠攏。從而減少社會整體污染水平。這要求從兩個方面入手:第一、開發環境技術支撐體系。第二、建立健全環境技術信息咨詢支持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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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y on Positiv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Enterprise and the Policy

ZHU Qing YU Ruixiang LIU Jiangyi YU Yu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Positiv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is important to constru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ociety. Enterprise having positiv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s the aim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Because the enterprises have three hierarchical objectives in the choice in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namely: the optimal level of pollution control of enterprises, the optimal level of pollution control of society and complete pollution control.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differs in each hierarchical objective. Enterprises have three hierarchal behaviors in a positiv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namely: the circular econom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and alternative choice,i.e. enterprises choosing either to controlpollution,protect environment or to pursue economic profit,the latter choice leading to punishment from governments or even closing down of enterprises. Every hierarchal behavior corresponds with related hierarchical objective. Hierarchical environmental behavior

differs in the driving force of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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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經濟發展已呈現出經濟結構調整的新常態特征，而在這一新常態下，資源環境承載壓力的加大倒逼著我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而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又從根本上改善我國資源環境惡化的狀況。本文論述了我國資源環境壓力倒逼經濟結構調整的內在動力，分析了倒逼機制下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呈現的新特征，針對經濟結構調整對我國環境保護的推動與阻礙進行了探討，并提出建議。

關鍵詞 經濟結構調整；環境保護：協同發展：新常態

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結構調整作為新常態的重要的特征，對于我國經濟與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依靠要素投入的經濟最終會處于穩態水平，而考慮到資源環境的有限性，資源環境的消耗最終會制約經濟發展，而資源環境的約束會倒逼經濟發展模式轉向經濟結構調整，從而走上新的經濟發展路徑，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又會無形中降低減污染物減排壓力與資源消耗程度，從而促進資源環境質量的改善。經濟的新常態是我國今后一段時期內經歷的新的常規性的經濟發展態勢。我國資源環境的承載壓力越來越大，資源環境脆弱性也成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制約因素，在經濟新常態下，從傳統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向資源環境友好型的可持續發展方式轉變成為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的最重要目標之一。資源環境約束倒逼經濟結構調整成為新常態

一是非綠色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風險巨大。改革開放后，我國依靠廉價的資源環境要素，迅速成為世界工廠，向全球所有國家幾乎都有產品或其零部件的出口。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已躍居全球第二位，化石能源進口全球第一，碳排放全球第一，長期以來發展的經濟結構使得資源環境狀況越來越嚴重。過去很長時間內，我國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都十分顯著，據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顯示，2005-2007年，我國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拉動在2.5%左右，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外部經濟環境波動巨大，2009年我國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拉動為-3. 54%，2011-2013年其拉動均為負值。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路徑受到國際經濟環境影響較大，對我國經濟平穩發展不利，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出口貿易中的內涵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較大，據相關學者測算，2002年我國出口貿易內涵能源4.1億噸標準煤，占當年能源消費總量的25%，2004年占能源消費總量的28%，而2004年中國凈出口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達到11億噸，占當年總排放量的23%，因此，國際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向我國轉移，在我國資源環境和國際減排雙重壓力下，我國的非綠色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構存在巨大的風險。

二是資源環境的低成本輸出造成地區發展不平衡。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為了實現充足的物質供給，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主體積極性， “先讓少數人富起來”，在東南部沿海地區率先改革發展，再兼顧中西部等內陸地區的改革和發展，從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之初也以發展經濟為主，在實現堅實的物質基礎上，再實現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全面協調發展。在這兩個方面中，都有優先發展的問題，這也與當時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密切相關，且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這個戰略帶來了地區之間的不平衡問題，帶來了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結構性矛盾和失衡問題，資源環境的不完全定價使得中西部地區以較低的價格向東部地區轉移資源，輸出環境公共物品。東部地區獲得全部甚至大部分收益，中西部地區資源環境公共品得不到應有的補償，中西部地區資源環境過度消耗，出現“公共地悲劇”，這更加劇了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發展不平衡。

三是以資源環境低成本優勢承接的國際產業轉移、參與的國際分工產業結構代價開始凸顯。過去，我國政府憑借土地資源國家所有，為了招商引資，低成本投入開發工業、建筑用地，致使我國國土資源流失嚴重，而環境、資源的不完全定價又使得我國承接和參與了全球許多環境污染型、資源消耗型產業，這些產業轉移至我國，建立了低成本、大規模、簡單模仿的低端全球優勢。隨著土地資源稀缺性的不斷顯現，資源環境惡化嚴重，面臨的資源環境成本也越來越高，以低成本為基礎的產業結構難以為繼，必須調整到高增值結構之上，對我國產業結構來說，這是一個脫胎換骨的轉型過程。

資源環境倒逼機制下經濟結構調整的特點

一是新需求結構正在形成。我國屬于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構，使得出口消耗資源環境較為嚴重，為了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近幾年，我國正在實行擴大內需的發展戰略，在這一戰略的指引下，國內需求結構正在隨著居民收入的增長發生顯著的變化，新需求結構逐漸成型，這主要表現在新消費結構和新投資結構兩個方面：第一，我國的消費結構轉向能提高生活質量的消費品方面，尤其是對影響居民健康的優質環境消費方面，從2003年的“非典”開始，我國居民就已經關注公共衛生等與自身生活質量密切相關的產品消費，近幾年，我國居民更加注重生活質量與生活品質，并轉向優良環境類產品消費；第二，為適應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的需求，我國的投資結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為適應改革開放初期居民對衣食的消費需求，輕紡工業是發展重點，而為了適應居民的住行需求轉向能提供生活質量的產品需求，投資重點正從重化工業、一般性基礎設施和房地產轉向現代農業、高新技術研發創新和綠色低碳發展等新投資領域。

二是供給結構調整以提質增效升級為主。提高產品質量、增加企業效益、升級生產技術已成為我國新一輪供給結構調整的主要特點。在新一輪的供給結構調整過程中，傳統的低成本、粗放式供給模式開始轉向高增值、集約式供給模式。在資源環境的約束下，為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更少依賴資源環境的第三產業迅速發展，2012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44.6%，2013年這一比重增長至46.1%，并首次超過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2014年前三季度這一比重更是增長到47%。另外，我國的綠色生產技術研發與升級不斷加快，我國通過實施“走出去”戰略，更多的企業通過在國外設立研發中心、技術中心，或者通過國際并購來引進先進的綠色生產技術。實現從消耗資源驅動的體制轉變為綠色生產創新驅動的體制。2012年，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為1. 98%，2013年上升到2.09%，深圳2013年全社會研發支出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從3. 81%上升到4%，世界上僅以色列和韓國超過了4%。

三是綠色低碳轉型正成為新一輪結構調整的新常態。杰里米·里夫金(2014)認為，第三次科技革命最有可能發生在中國，其在《零邊際成本社會》中所提及的分散式太陽能發電并網正在我國大力推廣，這種新的能源革命正在成為我國綠色經濟轉型的新常態。通過實施生態文明戰略，我國的“高能耗”、“高污染”產業正在被逐步關停并轉，綠色生產技術正在被廣大的企業所采用，涌現出一大批新生態、新能源、新通信、新運輸、新業態的中小企業，帶動了我國產業結構的輕型化、網絡化和低碳化發展趨勢。生態文明建設的另一個重要環節，就是不斷加強居民的綠色消費意識，讓綠色與低碳成為我國居民的生活消費習慣。

新常態下的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環境治理的機遇與風險

經濟新常態下，經濟發展將調速換擋，從總體上將對環境質量和環境治理帶來利好，由于經濟增長從高速轉向中高速軌道，細化的經濟結構也將進行大規模調整，資源環境要素的需求和投入將持續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經濟增長給環境質量和環境治理帶來的壓力；在新常態下，產業結構將逐步優化轉型升級，產業結構的調整必然倒逼能源消費結構的調整，能源的消費總量增速將會下降，能源消費結構將會調整；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從根本上改變過去對資源環境要素的高度依賴，而且還能夠從技術上改進和削弱能源消費一污染排放之間的關系，排放強度進入回落期。此外，新型城鎮化戰略將逐步解決大城市、大區域范圍的環境污染問題。

但是，新常態下，環境質量和環境治理的形勢依然嚴峻，如果處理不好，甚至會面臨“環境貧困”陷阱風險。過去三十余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財富，但也隨之產生和沉淀了許多污染存量，而這一過程中，環境治理的規模和強度又沒有及時有效地“跟上”污染步伐，使得遺留下來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問題尤為突出，遠遠超過了想象，這一點勢必將加劇常態下環境治理的難度。盡管經濟下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環境污染和治理的壓力，但其作為一把“雙刃劍”，還意味著政府的政績減少、財政收入減少、就業壓力加大、社會維穩壓力加大、金融風險加大，這無形中也增加了環境治理的“機會成本”，減少了環境治理的“可能來源”。如果不能妥善地處理好新常態下環境污染的治理問題，老問題和新問題的相互疊加，將會使經濟社會面臨著巨大的風險。

經濟結構調整背景下推進環境保護的建議

一是主動適應經濟結構調整新常態，深化生態環保體制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為環境管理體制改革提出了明確的路線圖，經濟新常態下的環境保護必須有新型體制予以保障，根據以往的實證研究結論，建議按照“權責清晰、分工明確、效率公平、法治思維”的原則，建立適度集權的環境監管體制，中國環境管理體制的結構性特征及其制度背景決定了中央與地方有關環境公共服務事權劃分必須分類處理。中國環境管理還需進一步集權，加大上一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環境治理中的職責范圍和支出范圍，以垂直管理體制為代表的集權體制在實現地方監管部門否決不利于環境的項目上優于屬地分權管理體制，能夠減弱地方政府的干擾。環境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所肩負的是否決或矯正具有負外部性的行為，從這一點來看，適度垂直管理可能具有一定的適用性。環境監測權可以進一步上收，保證環境監測數據的統一性和權威性，但要確保監測數據公開性，做到數據透明；在環境行政上，應當賦予地方政府充分的行政管理權，尤其在環境規劃、環境投資、環境教育和地方性環境行政法規制定等方面，發揮地方政府的信息優勢，引導地方政府環境行政服務和管理的“向上競爭”；在環境監察上，應重點集中于加強地方環境監察能力建設，做好對地方政府環境監察激勵，同時中央政府還需進一步凸顯在地方環境監察事務中的協調和監督。

二是主動融入經濟社會的綜合改革之中，加快提升環境治理能力。經濟新常態下的環境保護不能“等、靠、要”，必須主動地融人到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多領域中，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市場化手段和制度創新來治理生態環境。建議以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實施為龍頭，開展相關法律法規的修訂，建立有力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法規體系。同時強調要優先解決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實現環境執法監管全覆蓋，切實提高執法效果。環境法治尤其要注重法律制度的執行和監督問題，在當前的條件下，環境保護的法律制度執行可能比環境立法本身更為重要和現實。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環境保護中的作用，從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的再生產全過程人手，制定和實施有利于環境保護的價格、稅收、財政、金融、保險、投資等政策，創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促進環保和節能產業發展，形成激勵與約束并舉的長效機制。考慮到政策可行性和操作的可能性，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 PPP)可以作為引入市場機制的重要載體，目前，財政部實施的30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示范項目中，有19個項目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環境治理和環境基礎設施建設，這將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經濟下行壓力下環境治理財政投入不足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