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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生態問題的根源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關鍵詞:恩格斯;生態思想;當代價值
中圖分類號:B17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18-000-01
生態問題是當代全球性問題,也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面臨的現實問題。生態環境問題的惡化,主要是因為人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存在偏差。盡管在恩格斯所處的19世紀,環境問題還未凸現,生態危機尚未全面爆發,但恩格斯以其敏銳的眼光,前瞻性地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注意到資本主義大生產和城市發展給生態環境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大氣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等等。而這些跟我們今天的環境問題根本無法相提并論,研究恩格斯的生態思想對于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指導意義。
一、恩格斯生態文明思想的主要觀點
恩格斯從歷史與實踐的角度,運用辯證思維來闡釋他的生態思想,包括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對財富的認識,對人類行為對環境的破壞的警告,以及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等等。人與自然的有機統一是恩格斯生態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強調勞動實踐的生態本質,認為引起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提出人類要遵循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客觀規律。
(一)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
恩格斯認為,人類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人和自然界的一體性,堅決摒棄把人類和自然對立起來的觀點,重視人與自然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辯證關系。一方面,自然界是社會的基礎,必須承認自然界先于人、先于人類社會;另一方面,自然界因為社會的存在而改變,人類活動影響下的自然越來越表現出“人化自然”的特征。人類屬于自然界,人類是自然之子,不能凌駕于自然界之上。恩格斯告誡說:“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①人類在以自己的勞動改造自然界,使之不斷適應人類自身發展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改造自身以適應自然界的發展。
(二)勞動實踐的生態本質
恩格斯認為勞動是人與自然關系的核心環節,只有人的實踐,才能產生人與自然的關系。通過勞動,人類取得了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的一個又一個的勝利,使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面貌都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人所面對的自然界是人參與其中的人化了的自然界,是人創造、占有和“再生產”的自然界,人類實踐活動的每一步成功都意味著對自然規律的認識與利用。只有通過正確認識自然規律、利用自然規律,才能推動人類實踐活動人的能動性與受動性的辯證統一,從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三)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
生態問題不僅是社會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恩格斯主張把生態環境問題放到資本主義社會現實中去考察,強調把人的全面解放與社會的解放、自然的解放統一起來。恩格斯恩格斯認為人與自然之間的尖銳矛盾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矛盾的體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破壞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導致不可持續發展的根源,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制度才是生態危機的根源。資本主義制度使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矛盾發展到了“兩極對立”的程度。
二、恩格斯生態文明思想對當代中國建設生態文明的啟示
(一)不斷反思,確立人與自然的新型關系
恩格斯的生態文明思想有利于當今人們不斷反思對待自然的態度及行為,以形成人與自然的新型關系。人類必須重新審視、正確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警惕自然界的“反人化”。人與自然除了存在物質關系,還存在精神關系,包括審美、文化等價值關系以及倫理關系。所以不能單純從功利主義出發,人類除了利用和改造自然,還應對自然負有一定的道德責任,形成人與自然的新型關系,即互利共生、協同進化。人與自然是休戚與共、息息相關的。人類屬于自然界,而非自然界的主宰,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類自身。
(二)繼續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資本主義是生態危機的根源,資本主義的本質決定了資本主義不可能停止剝削,因此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社會公平,解決環境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現生態文明的必由之路,要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科學發展觀與恩格斯的生態文明思想一脈相承。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與恩格斯生態思想的基本精神完全契合,強調了人類的延續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前提和要求。生態文明是科學發展觀的最強音,只有始終不渝地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才能夠盡早實現生態文明。
(三)堅持生態治理國際化
如今的環境問題,早已超過一國一區的范圍而成為全人類共同的難題,任何一個國家不可能單獨解決生態危機問題。要解決這個全球性問題,就必須在全球范圍內達成共識,堅持生態治理的國際化。一方面,發達國家應率先垂范,勇于承擔責任,樹立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放眼全球,大部分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所造成的污染成本被全世界所分擔。發達國家將國內的重污染產業向欠發達國家轉移的同時,卻不能兌現對發展中國家所做出的環保承諾。生態問題的解決需要把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看得高于狹隘的民族或國家利益。另一方面,國家之間也要不斷加強技術合作和交流。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科學技術成了破壞生態環境的加速器,但隨著科技自身的發展,它也是解決生態危機的最有效手段。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519頁。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女性主義與生態女性主義
摘要:生態環境的惡化已經越來越引起人類的注意,生態女性主義者試圖從人類對待自然,與男性對待女性的態度上,說明生態問題與社會問題的根源。環境問題與女性問題的結合提示我們要反對父權制世界觀和二元式思維方式,反對對女性與自然界的壓迫,努力建立一種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新型關系。
關鍵詞:女性主義 第二性 自然 生態女性主義 女性
作者簡介:武文婷(1983- ) 女,山西長治人,安陽師范學院助教,從事英語語言與教學研究
【關鍵詞】京津冀一體化 “一帶一路” 生態文明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雙戰略”協同實施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契合性
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和“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協同實施與生態文明建設之間存在著內在的契合。以河北省生態文明建設的實際情況為例,闡明兩者之間的共通性,既是以“雙戰略”協同實施為契機,推進河北省生態文明建設的必然選擇,更是河北省通過自身生態環境改善,促進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和“一帶一路”戰略順利推進的現實需要。
兩者生態追求與發展理念的契合性。“雙戰略”的協同實施,特別凸顯綠色環保與科學發展,這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生態追求與發展理念也是極為契合的。放眼河北省,傳統的高能耗產業、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使得河北省生態文明建設舉步維艱,生態問題已嚴重制約了河北省更好地融入京津冀一體化與“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所以,河北省不管是從自身生態文明建設的實際出發,還是從作為京津冀一體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從“一帶一路”輻射外溢范圍的戰略地位考慮,都必須走綠色環保與科學發展之路。
兩者實現方式與建設路徑的共同性。不管是京津冀一體化戰略,還是“一帶一路”國家戰略都立足于區域一體化,以點帶面、以線帶面,通過重點區域的發展,帶動輻射周邊。京津冀一體化戰略,立足三省市的地緣優勢,依托北京政治、文化、科技中心的地位和天津環渤海地區經濟中心的定位,協同帶動河北省的發展,打造區域發展新格局。“一帶一路”則從沿線國家與地區間的發展大局出發,構建和平共處、共生共榮的友誼之路。而生態文明建設更是需要從生態“重災區”入手,抓住重點與主流,精準治理,有的放矢,以重點生態問題的化解推動整體生態環境的改善。
兩者實施戰略與目標取向的一致性。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和“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以地區、國家間的互信、交流、優勢互補、共建共榮為重要依托。京津冀一體化戰略主要專注國內京津冀地區的協調發展,而“一帶一路”戰略則更為關注國際區域的協調發展。在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內,“一帶一路”與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協同將是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環節,是需要整個社會參與、上下互動、協同推進的治理工程,進而讓豐富的社會治理資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實現永續發展。
審視生態文明建設存在的問題
生態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人類對于生態危機根源的追問和反思也沒有停止過,隨著生態危機的日益嚴重,人們對生態危機根源的認識也由淺入深,從人口、經濟、技術、制度等表層因素,延伸到自然觀、哲學觀、倫理觀乃至思想、文化等意識形態深處。由于對產生根源的側重點不同,存在“反人類中心主義說”、“科技異化說”、“消費異化說”、“資本主義制度說”等不同觀點。而立足于“雙戰略”協同實施的視角,我們應該從人自身的思想根源、社會治理路徑、合作協同機制三個維度出發,審視生態文明建設存在的問題,并尋求化解之道。
持續共生理念的淡薄是影響生態文明建設的思想根源。人、社會、自然是一種共存共生的依賴關系,人類要在自然生態系統中才能生存發展,因此必須依存于自然界,同時還要在實踐的基礎上改造自然界。但隨著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界能力的增強,人們更加注重從自然界索取的“工具性價值”,忽視自然的“共生性價值”,這必然導致人類對自然缺乏倫理關懷。“雙鷴浴斃同實施的發展思路,意味著河北省生態文明建設應該從人們的思想根源入手,使廣大民眾逐漸提高自身生態素養,樹立生態文明的理念。
開放治理路徑的缺失是阻礙生態文明建設的治理瓶頸。以“雙戰略”開放協同、多元合作的實施路徑審視當前河北省的生態文明建設,不難發現,缺乏開放互助的治理路徑也是生態文明建設成效不明顯的重要原因。現代國家治理日漸從等級科層制走向平面型的協調網絡,由重視正式關系和政治體制的內部要素,轉而兼顧以團結、利他主義、互惠和信任為核心特征的非正式社會網絡關系。生態文明建設同樣需要拓寬治理渠道,以往生態文明建設的規劃制定和戰略實施往往依靠政府的單一治理,缺乏多元主體的參與,參與力量不能有效被調動起來,缺乏開放的治理路徑。
合作協同機制的薄弱是制約生態文明建設的體制障礙。“雙戰略”協同實施,特別凸顯不同主體之間的合作與共建。現代社會更多體現為一種雙向溝通、多元互助、民主合作的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的實施與推進,也同樣需要不同地區、甚至國家間的團結協作。河北省在以往的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往往存在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缺乏與周邊城市和地區的協同共建,以至于出現跨地區的生態和環境污染,無法啟動有效的聯動聯防機制,也使得生態環境改善意義上的京津冀一體化進程變得異常艱難。
“雙戰略”協同視域下生態文明建設的路徑
一是增強生態建設命運共同體意識,注重生態效益。生態問題不僅是一個省市、一個地區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國家乃至全世界的問題,在建設生態文明,保護生態環境面前,每個地區和國家都責無旁貸。“雙戰略”的協同實施,啟示我們在注重經濟效益和效率的同時,也要更加關注經濟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之間的協調,以科技為支撐發展循環經濟、低碳經濟、開發新能源,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加強生態文化建設,牢固樹立生態文化對于整個社會的統領作用,為生態文明建設實踐打好思想基礎;社會建設方面,要大力提倡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提倡綠色革命,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將科技研發和運用貫穿于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中。
二是以綠色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思路,創新治理方式。建立政府、社會和公民三層面的協同治理方式。首先,政府應當從總體上把控生態文明建設的方向和脈絡,制定適合本地區的生態文明發展規劃,并配套出臺相關政策,著力破解突出問題。其次,充分發揮社會環保組織的先鋒帶頭作用,加大生態環保理念的宣傳力度,通過各種方式和載體,在廣大群眾中開展環保活動和宣傳環保意識,把生態文明建設落地于個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行為,融入到每個社會公民的日常生活。再次,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戰略只有依靠億萬人民的身體力行、群策群力,才能持續不斷推進,而不至于停留在美好的空想。所以,在生活方式上我們仍要大力倡導低碳生活、綠色出行,每個人從身邊的小事做起,為資源的節約和環境的改善貢獻一己之力。
三是構建區域協同防控與應對機制,推進多元共治。單一的地區治理或孤立的多點治理無法實現治理效益的最大化,而區域協同防控與應對機制涉及范圍廣、涵蓋內容多,可有效彌補點線治理的局限性。在區域協同與應對防控機制中,生態治理的諸多問題和矛盾都會被兼顧到,各行為主體既相對獨立地解決本地區的生態問題,又可以在協同合作的應對機制中溝通交流,密切配合,使生態治理力量得到最優整合,形成治理合力,推動治理實踐,進而形成網絡化和規模化的治理效益。這種由部分帶動整體、循序漸進的治理方式使生態文明建設在現實社會中的推進找到了有效的渠道和路徑。
(作者分別為河北民族師范學院學院副教授;河北民族師范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講師)
【注:本文是河北省2016年度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綠色科技視閾下河北省生態文明建設路徑研究”(項目編號:HB16ZZ009)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關鍵詞:資本主義;生態社會主義;生態危機;異化
一、生態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一)當代資本主義的本質危機--生態危機生態社會主義者通過研究認為,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工業生產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并不嚴重,生態環境對工業生產的制約作用也不明顯。因此,馬克思將研究的重點放在生產領域,并指出只有生產領域中的危機趨勢,才能導致資本主義的崩潰。但是,隨著科技革命和西方工業社會的發展,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由于經濟危機而必然崩潰的預言并沒有出現,當代資本主義通過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延緩了經濟危機,但卻造成了自然資源的巨大浪費,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生態系統嚴重失衡。本·阿格爾在《西方概論》中提到,關于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危機理論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機的趨勢已經轉移到消費領域,即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認為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就是生態危機。安德烈·高茲在《經濟理性批判》中也認為,資本主義的利潤動機必然破壞生態環境、資本主義的危機本質上是生態危機。
在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的每一個過程都對自然界產生巨大的影響,而這種影響通常都是消極的。一方面進行生產的原材料來源于自然界,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不斷增長,對自然界的開發和索取也就更加瘋狂。
另一方面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要強行排放到自然界。這樣,就形成了形形的生態問題,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并直接制約著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的發展,生態問題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最突出的問題。毫無疑問,這個世界的生態問題在今天看來可謂是比比皆是,最新的科學研究數據表明全球化石燃料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0年代早期呈現明顯的上升情形。其增長率明顯大于政府間氣候變化小組于1990年代末所預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全球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平均濃度正在逐步遞增,每十年的增長率都有顯著的變化。碳排放的迅速增加在一些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內尤為明顯,比如,中國,但是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減少它自己的能源供應量。全球的生態系統都在衰退中,人為的全球變暖,至少導致了十種以上的環境惡果產生:地表溫度變化、濕度變化、海洋環流、大氣壓力、降水量、森林火災、植物與動物物種的改變、水土流失、高空大氣溫度改變,以及世界洋流溫度的改變。[1]生態社會主義者高茲曾具體分析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三種主要危機的表現形式及其之間的關系。它們分別是,過度積累危機、再生產危機和生態危機,他認為過度積累危機來源于再生產危機,過度積累危機的解決取決于再生產危機,而再生產危機又是以消耗和破壞大量自然資源為前提的。因此,再生產危機又可追溯到生態危機。高茲在歸納三者之間的關系時指出:\"我們所面臨的是典型的過度積累危機,這種危機被再生產危機所加劇,而說到底再生產危機最終根源于自然資源的匱乏。\"由此高茲得出結論:\"毫無疑問,生態因素在當今經濟危機中起著決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2]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危機都根源于生態危機,都被生態危機所激化。另一位生態社會主義者阿格爾也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用高生產、高消費延緩了經濟危機,也延緩了資本主義的壽命。但是,經濟危機并沒有消失,而是轉變為生態危機。生態危機已經取代經濟危機而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和重要特征。
(二)生態危機爆發的根源--資本主義制度生態者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階級關系直接導致了環境退化和生態危機。即資本主義制度是造成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大衛·佩珀在《生態社會主義--從深層生態學到社會主義》中指出,生態危機的原因不在于生產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長,而在于資本主義獲利本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具體來說,生態危機不只是一個純粹控制自然的觀念和運用科學技術的問題,它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等危機的集中表現。
關于世界性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西方的綠色運動理論一般將其歸于科學技術、工業化、人的自私品性以及傳統觀念等。而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現代環境問題的根源決不僅僅是人的觀念落后,或工業主義造成的,而是資本主義制度。他們一針見血地指出,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全球化擴張的必然結果。生態者還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態危機的關系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曾起過巨大的進步作用,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邏輯是為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生產,這就決定了資本主義對自然必然采取一種敵視的態度,把自然看成掠奪和獲取利潤的對象。在不斷加強資本對人的剝削的同時,也加強了資本對自然的剝削。這種過度生產勢必引起能源短缺、地球自然界的\"不斷萎縮\",并最終導致生態危機。在生態者看來,資本主義生產還存在著一種\"成本外在化\"的趨勢,也就是說資本家不可能犧牲企業利潤去保護環境。資本家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必然想方設法地把一部分生產成本推向企業外部。資本家為了降低生產成本,總是想盡一切辦法使這部分成本外在化,或者把它轉嫁給社會,如把廢氣排入大氣層,讓廢水流入江河湖泊或者是轉移給后代,讓后代去支付這筆費用。
因此資本主義對自然的剝奪是資本主義剝削的一部分。
不僅如此,資本主義追求利潤的邏輯也必定要不斷提高消費水平,實現商品消費量的最大化,這就導致了資本家操縱社會消費,制造永遠都不可能滿足每個人需要的虛假需求。極力宣揚以消費為榮,誘導人們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把消費的多少作為衡量自己幸福程度標準,使人們把享受無休止的消費當作真正的滿足,從而造成了\"異化消費\"。這種\"異化消費\"又反過來刺激\"異化勞動\",這樣就形成了從工業無限生產到\"異化消費\",從\"異化消費\"再到無限增長的惡性循環。在這一循環的過程中,自然資源被大量地浪費,污染物被大量地排放,最終超過了自然界所能負荷的程度,從而導致自然生態平衡的破壞,引發生態危機。美國學者維克托·沃爾斯指出:\"當前全球嚴重的生態問題完全是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節制的生產和無節制的消費造成的。\"[3]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性擴張,發達國家利用其經濟和技術的優勢,對發展中國家的有限資源實行生態帝國主義的掠奪,并將一些高消耗、高污染、勞動密集型的企業遷移到發展中國家,甚至把發展中國家當成垃圾場,從而直接導致了全球性生態危機。
二、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向生態社會主義過渡如何解決生態危機,資產階級環保學者主張在資本主義現有制度的框架范圍內,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某些改良,以滿足生態環境的要求,從而達到發展資本主義的目的。而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的要求是不相容的。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生產必然帶來對自然資源無限制的剝奪和生態系統的無限制破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蘊含的生態矛盾是無法克服的,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生態危機就不可避免。既然,導致生態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那么,消除生態危機的唯一出路就在于變革資本主義制度,走社會主義道路。對于所有的生態馬克思主者來說,生態社會主義既是他們的理想社會目標,同時又是最終解決生態問題和環境問題的根本出路。
然而,所謂的社會主義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而是生態社會主義。在生態社會主義者看來,模式的社會主義在本質上與資本主義沒有什么區別,都存在著不顧生態環境的承受能力,無條件推進工業化的傾向,同時政治上的集權主義和單純計劃經濟的盲目性浪費了大量的自然資源,從而同樣出現了嚴重的生態問題。它既無法在短期內實現超越資本主義的目標,更無法超越當代資本主義的體制,承擔起解決生態危機的重任。生態社會主義者構想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具有三個基本特征:首先,生態社會主義是綠色的社會。它致力于社會主義的生態現代化,使資本主義條件下人與自然的矛盾得到歷史性解決,從而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全新關系。生態社會主義是人類物質與社會自由充分實現同時又符合生態原則的綠色社會。
其次,生態社會主義是全面發展的社會。
在政治上,生態社會主義社會實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的新型民主政體,在這種新型的民主中,基層民主最為重要。所謂基層民主,就是把國家主要權力交給基層組織,實行基層自治和權力分散化,通過民主自治、民主參與,為人的全面發展服務。在經濟上,生態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了人與自然都能承受的生態經濟體系,社會生產即可滿足人的需要,又不會破壞生態環境,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睦相處。在文化上,生態社會主義社會徹底擯棄了消費主義的價值觀,擺脫了貪欲無限、消費無度的文化觀念,建立兼顧人類長遠利益,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的生活范式。倡導一切生產和消費都要符合綠色社會的道德規范,鼓勵人們從創造性勞動而非異化勞動中尋求快樂和滿足,從而保證人自身的和諧發展。
最后,生態社會主義將根據需要而不是利潤分配資源。在這種根據需要分配資源的社會中,生產不再是建立在工資奴隸制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自愿勞動的基礎上,大多數人將希望充分發揮他們自己的才能并能與別人相處。雖然很多環境問題并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但它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卻比在過去的生產方式中更為嚴重。依據以上這些基本的環境原則建立起來的生態社會主義,人們將不再體驗到一種環境危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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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問題是工業文明發展留給現代人的一道尚未真正破解的歷史性難題。當現代人高舉著科技的大旗向自然界一路高歌猛進的同時,身后留下的卻是滿目瘡痍和千瘡百孔的生態環境。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日漸惡化的同時,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矛盾也在不斷加劇。生態問題引發的生態危機正逐步演變為一場全人類的生存危機。對于身處“有限地球時代”的中國而言,探尋化解生態危機的方式和途徑,真正解決生態問題更是一項關乎我國未來發展的時代任務。
一、自然技術的壟斷加劇生態危機
在人類社會出現以前,自然界是按照自然法則自然地演化和發展著的。但是人類社會出現以后,自然發展的自在狀態就開始被人類的干預所改變。人類是以破壞自然的原始平衡為代價脫離自然界取得其主體性地位的。在這個過程中,自然技術承擔著重要角色。人類在實踐中利用自然技術將自然界從自然物升華為符合人類生存、發展需要的屬人之物,而現代科技的發展更是早已超越了對自然進行簡單的加工改造階段,而是越來越多地創造出自然界不曾有過的新物質。當這些人工合成物越來越多地被填充進自然界當中后,自然界的原始平衡就被打破了。在技術的座架中,自然被納入人的技術生產系統變成了巨大的資源庫、能源庫,自然的自然性、復雜性和豐富性沒有了,成為一種非自然的存在。在自然由自然到非自然狀態的轉變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也日趨緊張。面對人類永無止境的欲望,自然在以自己的方式對人類的踐踏實施反抗,生態危機就成為自然攻擊人類的武器。因此可以說正是自然技術的這種不斷膨脹和泛濫,導致現代人的生態危機層出不窮。于是人類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窘境:人類對自然的每一次勝利都將遭遇到自然的報復和懲罰。在經歷了漁獵文明時代人對自然懷揣著的敬畏之心到農業文明時代人對自然的模仿和有限傷害,再到工業文明階段人對自然的肆無忌憚的征服和破壞,自然的古來神性正在自然技術面前逐步退卻。
隨著西方現代性模式在全世界范圍內的不斷擴展,自然技術的威力就不可避免地覆蓋了全世界各個后發現代性國家和地區,中國也不例外。改革開放的現代化進程正在使中國由一個科技落后國迅速發展成為一個科技強國。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口號響徹中國古老大地的每一個角落的同時,一切物質的、精神的和生物的存在都在以可怕的速度被技術理性所主宰,變成可計算、可復制、可交換的存在。中國社會正在變成“一個致力于最大規模的物質生產和消費的,為整個機器的由計算機所控制的完全機械化的新社會”[1]。在這樣的社會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就成為人們的唯一夢想,為不斷促進經濟增長和刺激消費,人們更加迷戀自然技術的力量,其結果就是人們在不斷地被自然技術控制的過程中,一方面,自然成為人們征服的戰場,導致生態危機、環境惡化、資源匱乏等問題;另一方面,一切精神的、道德的、的價值和意義正在失去色彩,并最終被技術理性所取代。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演化歷程被濃縮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在由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的過程中,我們付出的自然代價是慘重的。在追求以資源的高消耗、高污染為基礎的工業化進程中,資源短缺、環境污染、人口過密、物種滅絕等諸多生態惡果將我國的生態系統推到幾近崩潰的邊緣,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程度由此可見一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需要各類的經濟行為都能把生態效益考慮進來,形成一種與生態平衡相適應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和循環經濟形態,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雙豐收。一方面,要將生態系統可開發、可利用的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另一方面,要將經濟發展成果用到生態環境的改善與保護上,讓良好的生態環境促進經濟的發展,形成生態與經濟的良性循環。
二、社會技術的落后催生生態問題
僅從自然技術的層面,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去尋找造成生態問題的根源實際上并沒有觸及問題的根本。馬克思唯物史觀指出,“人和人之間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關系,也就是男女之間的關系。在這種自然的、類的關系中,人同自然的關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而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的關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規定”[2]。正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這種男女關系,人和自然關系與人和人的關系連接起來,人與自然的關系包含在人與人(社會)的關系之中。所以自然界和人類歷史并不是對立的,因而也無法把人和自然界的關系從歷史中排除出去。但是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中,馬克思認為人與社會的關系是更根本的關系:“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響。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3]所以,人與社會的關系是構造人與自然關系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造成人與自然關系緊張的問題根源就在于人與社會關系的不和諧。人與自然的關系歸根到底反映的是人與社會的關系。所以生態問題與其說是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和對立不如說是人與社會關系的扭曲與不和諧。面對自然技術的壟斷及其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以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為己任的社會技術在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卻一直處于落后或不在場的狀態。英國學者拉爾夫•達爾道夫曾經指出“現代的社會沖突是一種應得權利和供給、政治與經濟、公民權利和經濟增長的對抗。”[4]
這種對抗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協調和控制,必然導致國家、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從而導致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不平衡化。對于正處在社會轉型關鍵期的中國而言,這種風險尤為突出。自然科技的高速發展促進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不斷增長,導致傳統的生產、消費結構和關系的巨大變化,消費成為主導,以消費來推動生產的經濟結構加劇了人對自然資源的無限制的開發和利用,導致人和自然的關系危機頻發。然而,我國目前尚在進行中的社會制度的轉型和不斷調整使我國還缺乏成熟、合理的利益分配與協調機制,從而無法實現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有效的協調和控制,也導致目前我國社會發展中的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的接踵而至。由此可見,正是社會技術沒有根據自然技術開發和使用的方向及時調整社會關系,導致自然技術的濫用和社會問題的頻發。1978年之后,中國社會體制的改革才被提上日程,其改革進程是謹慎而緩慢的。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創建和選擇”的社會技術研究從那時才真正開始。相比于自然技術的飛速發展,社會技術明顯呈現出滯后狀態。于是就出現了不是通過社會技術對社會關系的及時調整來規避自然技術的壟斷和濫用的后果的出現,而是在自然技術的壟斷和濫用的后果在中國社會已經既成事實之后再手忙腳亂地尋求解決對策。事實上,目前我國社會中存在的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緊張關系都是社會技術在和自然技術的制衡中處于落后狀態,無法通過協調社會利益分配關系、健全利益分配機制來理順社會關系、平衡社會結構所造成的,由此才引發一系列生態問題和社會沖突。#p#分頁標題#e#
三、自然技術與社會技術的融合是解決生態問題的基本途徑
誠如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說正是“技術變革與社會變革之間所產生的時間滯差”[5]導致了世界發展史上的眾多苦難。將斯塔夫里阿諾斯的言論放置在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的歷史境況中,會發現其同樣具有合理性。自然技術的壟斷與社會技術的落后是導致中國現代社會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緊張的技術根源,更是使中國社會成為一個高風險社會的主導因素。如何有效化解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緊張關系,有效解決生態問題,成為中國現代性發展中一道必須解決的難題。以調整人與社會關系為目標的社會技術的出場為解決該問題提供了全新的方法。正所謂人與自然的緊張對抗是由人類活動造成的,解決生態問題,化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也只能從不斷反思人類自身行為的合理性中尋找出路。目前最主要的任務就是通過發展社會技術來抑制自然技術的濫用,實現自然技術與社會技術的融合,共同促進生態問題的解決。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 環境保護
一、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關系
(一)環境問題的根源。引發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根源是什么?原因很多,如技術落后、地方保護主義、環保法制與體制不得力……但歸根究底是發展觀問題,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
在發展問題上,我們一直在思想上存有誤區,概括起來,主要表現為“四個片面”:一是片面認識“發展”。狹義理解“發展是硬道理”,認為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恢復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因而出現了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發展經濟的諸多問題;二是片面對待“發展”。一些開發和建設活動不尊重客觀規律,甚至違背自然準則,不考慮環境的承載能力,對自然界只講索取不講投入,只講利用不講建設,造成難以彌補的環境后果;三是片面追求“發展”。在急功近利思想的推動下,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在制定重要的規劃、開發計劃時,不考慮對環境的影響,許多環境問題的防治主要依賴于末端,大大提高了防治成本;四是片面評價“發展”。政績考核偏重經濟增長、忽視全面發展,偏重短期效果、忽視長遠利益,未能把發展過程中的環境損失和環境效益納入評價體系,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重經濟增長、輕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的行為。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創造了GDP年均增長9.8%的奇跡,然而這種增長是以資源高速損耗和環境的破壞為代價的。全國高利稅企業,排在前面的全是鋼鐵、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現在世界環境問題非常突出,中國不能再模仿發達國家走“先發展后治理”的老路,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結構比發達國家要緊張得多,發達國家可以在人均8,000~10,000美元的時候改善環境,而我們卻要在人均3,000美元時就面臨生態的嚴重壓力,我們那微薄的經濟成果根本無法抵擋。
(二)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關系。發展是硬道理,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在促進發展中,不僅要關注經濟指標,而且要關注社會發展指標、人文指標、資源指標和環境指標;不僅要增加促進經濟增長的投入,而且要增加社會發展的投入,增加保護資源和環境的投入。經濟的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資源為代價,要為子孫后代著想,為他們留下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必須努力保證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這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科學發展觀的內涵非常豐富,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可持續發展,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良好的生態環境和充足的自然資源是經濟增長的基礎和條件。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是富民強國,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良好的環境是高質量生活的必要條件,而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既有悖于促進經濟增長的初衷,也不利于人們保持良好舒暢的心情,不利于生產的進行。另外,污染治理和資源短缺不但會制約經濟的增長、甚至制約一些產業的發展,影響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其次,經濟增長不足或增長方式不當是造成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生態破壞的重要原因。貧困地區毀林開荒、草原過牧、陡坡種糧等是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方式把環境成本外部化,不考慮資源更新的速度及生態服務價值,低成本的工業擴張是造成環境嚴重污染和資源浪費、短缺的根源所在。
第三,發展經濟要有可持續性。我們在發展的同時,不僅要考慮當代人發展的需要,也要考慮子孫后展的需要,給后代人留下良好的環境條件是我們必須負起的歷史責任。
第四,環境問題是發展帶來的也只有通過發展才能加以解決。沒有必要的經濟增長和缺乏改善環境的條件和資金的支持,保護環境就難以奏效。只有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重視環境保護問題,才能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二 、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做好環境保護工作
(一)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積極推進清潔生產。循環經濟的特點是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實現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大力推進循環經濟,要把工業與農業、生產與消費、城市與農村以生態鏈為紐帶統籌規劃,建立循環型社會。環境問題的本質就是發展問題,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必須大力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福斯特 生態價值觀 生態文明建設
在福斯特的生態價值觀的認知結構中,始終把“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看作是生態危機產生的思想根源。福斯特認為,陷于這種二元爭論對于解決人與自然業已存在的矛盾和沖突并無裨益,因為人和自然存在之間的倫理關系是異常復雜的,無論秉持“控制自然”還是“崇拜自然”都會走向迷途,相反,只有摒棄產生其思想根源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才能科學認知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福斯特進一步指出,“人類中心主義”固然有其偏執,而從“生態中心主義”的視角出發也不能把生態問題簡單化為單純的價值問題,因為,從一貫的唯物主義立場出發,這個問題不是一個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相對立的問題,而是一個兩者共同進化的問題。僅僅關注生態價值的各種做法,在更加普遍的意義上講,就像哲學上的唯心主義和唯靈論,都無益于理解這些復雜的關系。
透過對福斯特生態價值思想的分析,使我們明白在生態文明建設實踐中,必須以科學的生態價值觀來引領經濟社會發展。具體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樹立科學的生態價值理念。
科學的生態價值理念是生態文明觀的核心內容。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樹立科學的生態價值理念就是要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和生態環境發展規律,從根本上消除人與自然的根本對立,實現人的發展與自然發展的和諧統一。按照現代系統論的觀點,無論是作為現實活動主體的人還是作為人作用和改造對象的自然存在,都是生態系統的構成要素。人正是在不斷認識自然存在內在屬性、規律性和改造自然存在的存在樣態的過程中獲得自身主體規定性的;同樣,自然存在也因為被納入人的認識活動和改造活動范圍而獲得客體規定性的。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實踐中,要就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形成體現和確證系統思維的認知:其一,人是自然的產物,外在自然是人類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外在條件,人正是在不斷改造自然的過程中獲得自身發展的;其二,隨著人類自身及其本質力量的發展,面對自然外在客體,人的自我意識必然呈現膨脹的態勢,這是導致自近代以來自然環境惡化和生態危機的思想根源;其三,基于對生態問題的反思,人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只有尊重自然、尊重自然的存在價值,才能明確人自身的責任,從而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實現人自身發展與自然環境發展的協調一致;其四,維護自然存在的生態價值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的責任,只有從政治體制、經濟活動、學術研究多層面關注自然、關注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才能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協調發展創造有利的社會環境。
2、在全社會樹立理性的消費觀念。
從生態文明的理念看來,無論是作為現實活動主體的人處理與周匝環境關系的目的還是過程,都是人對自然存在物的一種消費過程。然而,自然資源的有限性與人的需要無限擴大趨勢必然構成一對現實的矛盾。因此,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必須倡導一種理性的消費觀念。具體來說,一是要樹立適度消費理念。因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經濟不僅依賴外在環境因素的物質支持,而且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若干代的人的共同努力。只有形成適度的消費理念,才能既有效利用現有的自然資源,又在滿足現代人基本需要的同時不損害下一代人的利益。二是要樹立綠色消費理念。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協調發展的經濟社會體系必定是一種綠色經濟形態。只有在全社會逐步引導社會成員確立綠色消費理念,最大限度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才能既實現經濟發展又創造清新、清潔和清爽的外部環境。
3、在全社會樹立生態法制意識。
生態文明的經濟建設必須有健全的法律制度體系作為保證。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只有健全以生態法制為主導的剛性約束機制,才能對現實生活中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進行有效懲戒。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具體實際,主要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要建立權責清晰的生態產權制度。按照福斯特的觀點,從本質上看,公有性是生態環境的天然屬性,任何個體或企業組織都不具有生態產權,即便是現代國家也不能占有地球而只能使用地球。在現實生活中,如果沒有清晰的生態產權制度,生態資源的社會再生產過程與一般商品的生產過程必然處于斷裂狀態,生態資源的價值就無法實現,其結果必然導致極少數人在損害他人和環境利益的基礎上獲得對生態資源的開發獲益。二是要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在現代經濟運行過程中,僅僅依靠清晰的生態產權制度對于生態價值的實現是明顯不夠的,還必須借助現代國家政權的力量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生態補償制是實現自然資源生態價值的有償制度和財政手段,要求生態資源受益者在合法利用生態資源的過程中,對生態系統中的所有人至少是為生態保護付出代價者必須支付相應的費用。三是建立生態責任追究制度。在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協調發展過程中,尤其是要對諸如海洋溢油事故、核泄漏事故等嚴重破壞生態環境行為進行嚴格的刑事責任追究,加大對違法超標排污企業的處罰力度,嚴懲環境違法行為。只有當科學的生態價值觀上身為硬性的法制規范,才能更有效地促進整個社會形成良好的生態文明觀念,從而促進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
總之,借鑒福斯特的生態價值觀,在全社會樹立科學的生態價值理念、消費理念和生態法制意識,三者有機統一起來,就能在文化和文明層面移風易俗,實現巨大的變革。這種變革反過來不斷地作用于經濟社會的實體層面,就能促進我們生態文明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欣欣向榮,蓬勃發展。這也是踐行科學發展觀和轉變發展方式的題中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1][美]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