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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生育權論文精品(七篇)

時間:2023-06-19 16:21:25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女性生育權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女性生育權論文

篇(1)

關鍵詞:婦女;就業機會平等;法律促進;生育保障

近些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深入,就業機制的改革,產業結構的調整,用工權力的下放,而相應的法律和監督機制卻沒有跟上,給婦女平等的就業權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女大學生就業問題、女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問題逐漸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在本文中,筆者試圖對此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我國婦女就業機會不平等的現狀

我國雖然已經從立法和行政執法等方面為保護婦女的勞動權益提供了制度和組織上的保障,但在現實生活中,各種侵害婦女勞動權益的現象依然層出不窮。婦女就業難目前已成為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女大學生就業問題、女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問題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婦女的就業機會和從事職業的崗位往往比男子要少,較男性承受更大的壓力。許多女大學生在畢業求職過程中都會遇到性別歧視問題。據2002年江蘇省婦聯的一項調查顯示,80%的女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曾因性別原因遭到用人單位拒絕,其中34.3%的女生有過多次被拒絕的經歷。“性別歧視”成為女大學生求職中的首要的和最大的障礙,[1]而且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2007年3月,《濟南時報》與山東人才網聯合推出“女大學生求職調查”,調查數據顯示,被調查者中,認為性別歧視“比較嚴重”的占52.8%,認為“不太嚴重”和“不存在”的分別占44.4%和2.8%。[2]許多用人單位為了回避《勞動法》中關于不得辭退孕期、產期和哺乳期婦女的規定,不愿意雇傭婦女,或者在雇傭時對男女求職者采取不平等的標準。目前,婦女與男性之間在就業狀況上有著顯著差異,婦女就業率比男性低17%,而失業率更是比男性高1倍。在40至49歲年齡段的婦女中,每3人就有1人失業,就業和再就業形勢最為緊迫。而對于處在最佳勞動年齡的30至39歲年齡段的婦女群體,失業或待業的比例高達25.5%。婦女失業出現年輕化的趨勢,從學校畢業不久的2l至29歲年齡段出現了14.4%的失業婦女。[3]232。總之,目前我國婦女謀求職業時受歧視的現象相當突出。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各企業競相壓低人工成本,職稱論文勞動力市場供需矛盾加劇,如果沒有足以遏制就業歧視的對策,對婦女的就業歧視就會日益嚴重,這將直接危及婦女的勞動權。勞動權是實現婦女生存權、參政議政權和發展權的重要保障。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勞動是勞動者謀生的手段。如果婦女的就業權不能實現,將直接危及其生存權,生存權沒有保障,其他人權將失去根基。[3]234

二、現存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婦女就業成本比男性高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是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國就業市場的主要矛盾。中國是人口大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全國現有下崗失業人員約l300萬人,2005年新增勞動力、復員轉業軍人、高校畢業生等需要就業人員約l100萬人,兩者相加,城鎮需要安排就業的人數多達2400萬人,按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8%左右,在現有經濟結構狀況下,能夠安排的只有1000多萬人,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是1400萬人左右。同時,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和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日益突出。這幾類矛盾交織在一起,使得解決就業問題的難度相當大。就業機會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勞動力過剩的狀態使得勞動力“買方市場”長期存在,勞動者由此處于弱勢地位,相對于男性勞動者來說,婦女勞動者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因為特殊的生理原因,《勞動法》明確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在婦女孕期、產期和哺乳期隨意辭退女職工,同時應給予產假,并依法支付產假期間的工資。這樣,對雇主而言,將從兩個方面影響其成本:首先,女工休假期間既不創造價值,卻要依法享有一定的工資.這相應增加了其成本;其次,在此期間,原有的職位必須有其他人來填補,這既要付工資,又有可能要支付一定的培訓費用,而雇傭男性就不會存在這一問題。所以,為避免成本增加影響利潤,企業就會盡量減女的雇傭。[4]150-151

(二)保護性勞動立法中存在著性別偏見

基于女性特殊的生理特點,工作總結國家制定了很多專門保護婦女勞動者的法律,比如,《勞動法》第59條、《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和《女職工禁忌勞動范圍的規定》,規定了婦女禁忌從事的一些勞動;還有《勞動法》和一些法規中關于“四期”保護的規定。這些規定限制婦女在經期從事某些工作,有些法律則是有關孕婦夜班和休息的規定。法律禁止婦女從事某些對身體有難度的工作。婦女不得從事對身體有害的工作,支撐這些法律的原理認為,婦女不像男性那樣在生理上那樣適合同樣的工作機會。于是,通過法律設防以阻止婦女進入傳統上非婦女從事的職業。這些法律法規的確在計劃經濟時代對保護女性勞動者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隨著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從計劃走向了市場,從政府統管一切走向了企業擁有很大的自。當企業在計算自己的成本的時候就會覺得雇用女性職工有很多的條條框框,而且還要提假、哺乳時間和一些特別措施。因此在錄用時更偏好于男性,把婦女置于勞動市場的不利位置。在經濟和政治轉型期,要求雇主給婦女提供特別照顧的責任轉換成了雇主雇傭婦女的障礙,當對勞動力需要降低時,它又成為雇主裁減女雇員的誘因。更進一步的是,如果沒有一個公正的實施這些法律的機制,推行這些法律只會增加婦女在尋求雇傭時的負擔。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關注中國高度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婦女的經濟狀況,認為在勞動力市場上對婦女過度保護而不是提供平等的機會,會形成婦女在市場經濟競爭中的額外障礙。

(三)生育保障制度滯后

我國自20世紀50年代建立起來的生育保險制度,在維護女職工生育期間的合法權益、保護女職工身體健康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該傳統的生育保險制度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建立在企業或單位保障的基礎上,女職工各項保險待遇完全由企業或單位來支付。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女職工的生育價值與企業的經濟效益相背離,客觀上造成了女職工集中的企業與女職工較少的企業負擔不均,把本應社會共同承擔的“生育”成本,完全由單位來承擔,影響了企業的競爭力。雖然早在1994年底,勞動部就頒布了《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開始生育保險社會化改革,但是進展十分緩慢,社會統籌覆蓋范圍有限,與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相比較,同期生育保險參加的人數較少。生育保險社會統籌的層次也較低,基金無法在大范圍調劑,使生育保險難以起到互助互濟、均衡負擔的作用。其中有些條款已不適應形勢發展需要,與《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有關待遇規定不一致。而且因其在執行中存在支付水平過低、結余過高等問題,未能從根本上減輕企業負擔,反而造成有些企業和女職工負擔加重,影響了生育保險作用的發揮,企業不愿招用女工的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當前,生育保險制度問題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如何進一步加以完善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四)傳統的社會性別意識的影響

社會性別是指社會文化中形成的屬于婦女或男性的群體特征和行為方式。英語論文性別是男女之間的生理區別,具有自然屬性,而社會性別具有社會屬性。世界各國的人們對婦女和男性形成了不同的社會性別意識。在中國,遺留的封建意識和長期的計劃經濟給人們帶來了很多不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觀念。如“三從四得”、“男尊女卑”影響,使很多人認為婦女就應該依附于男人,“男人以事業為主,女人以家庭為主”,這些觀念綜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國傳統的社會性別意識。它嚴重的阻礙著婦女與男性平等的步入社會就業領域。

三、關于促進婦女就業機會平等的法律應對措施

(一)嚴格實施現行的有關保障婦女平等就業的法律法規.使其落到實處、取得實效我國現行的有關保護婦女平等就業的法律法規雖存在一定的缺陷并有待于完善,但畢竟已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基礎,以《婦女權益保障法》、《勞動法》和《就業促進法》為主體,包括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等在內的初步保護婦女平等就業權為主體的促進男女就業平等的法律體系。這些法律都規定了婦女享有和男子一樣的勞動就業權。如《婦女權益保障法》第21條規定:“國家保障婦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勞動權利”。該法第22條第1款規定:“各單位在錄用職工時,除不適合婦女的工種或者崗位外,不得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婦女或者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準。”立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法律落到實處。因此,我們要嚴格實施現行的有關保障婦女平等就業的法律法規,要求用人單位嚴格遵守現行相關法律法規,勞動行政部門加大執法監督力度。并通過加強法制宣傳,增強廣大婦女對相關法律的了解,提高她們的維權意識,婦女遭受就業歧視的不良現象就會大大減少。

(二)轉變立法思路,修改現行立法中不利于婦女就業的有關規定,并增強可操作性

目前我國關于兩性就業平等的立法依據仍主要局限于強調男女兩性之間存在的生理性別差異,將婦女置于弱者的保護地位,輕視基于社會性別的平等權利和社會地位的保護。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許多生產活動對人們體力的需要減弱,對智力需求不斷加大,從而使男女之間的生理差別,在現實的經濟活動和勞動過程中逐步縮小。因此,要建立兩性平等就業的法律制度,首先要轉變立法思路,將對婦女的偏見置于一邊,從提供和創造平等的就業機會著手,消除立法中存在的性別歧視現象。如放棄對女性進入某些行業的強制性禁止規定,賦予女性自主選擇權。在憲法和以后的民法典中重申男女平等、平等就業權的基本人權地位;其次還可以在立法中補充男性的家庭責任。撫養小孩、關心老人、照顧家庭是全社會男女共同的責任。與家庭和孩子有關的福利不應只針對女性規定,而應同時針對兩性規定。中國的勞動法賦予了女性很多福利政策,如產假和哺乳假的規定。同時還規定了女職工比較多的單位應當建立哺乳室、幼兒園及托兒所等設施。從這些規定可以看出,立法者將照顧家庭和孩子的責任理所當然地加到了女性的身上,通過法律形式把用人單位建立托兒所產生的經濟成本強加于女性。結果,用人單位認為這些設施的建造成本是女性所帶來的,自然就不愿意雇傭女性,女性成了這種保護性立法的犧牲者。

(三)建立、健全生育保障制度,將生育成本社會化

婦女的生育行為不僅僅屬于個人行為,更是對國家和民族有利的社會行為。留學生論文婦女生育行為的這種社會性,以及女職工因生育行為可能給自身勞動生涯帶來的各種勞動風險,客觀上要求所有企業均衡地承擔女職工生育保險費用。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征收的女職工福利保障費,要由所有企業共同負擔,這樣聘用女工的企業就不會因為負擔女職工的福利費用而比其他企業增加額外的負擔;也可以按累進辦法給聘用女職工的企業適當的稅收減免。企業聘用女職工越多,享受的稅收減免也越多,并把這一條款納入稅法中,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用人單位對婦女的排斥心理。而在社會化統籌生育保險的條件下,企業能夠相對準確地評價男女雇員的勞動能力,有助于實現男女就業機會的平等。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際婦女運動的發展,婦女生育正在被確認為社會總勞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國家通過立法形式,將它納入國民收入的再分配之中,給予合理的經濟補償。2005年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以法律形式對生育保險制度進行確認,該法新增的第29條規定:“國家推行生育保險制度,建立健全與生育相關的其他保障制度。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應當按照有關規定為貧困婦女提供必要的生育救助。”生育保險制度改革是生育保障體系改革的核心,國家應盡快制定《生育保險條例》或出臺《社會保險法》,以生育保險改革帶動生育社會保障制度的推進,逐步建立、健全生育保障制度體系。

我國婦女的平等就業權利在實現過程中還會遇到各種問題,隨著勞動力競爭的日益激烈,企業自和所有制的多元化,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別歧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將繼續存在。除嚴格實施現有法律,加強立法,從法律的角度來保障與促進婦女平等就業,還需要進一步提高婦女的整體素質,轉變傳統性別觀念。使各種保護力量和保護方式系統化、制度化,然后形成一種社會合力,以實際行動來進一步落實對婦女就業權利的保護,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起到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張麗霞.試論我國婦女就業杈的法律保護[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1):1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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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黑人女性 愛情 自我 主體 身份

作為諾貝爾文學獎,普利策文學獎的獲獎者,著名黑人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通過小說講述黑人的苦難歷程,并闡釋了包括種族、性別和兩性關系在內的話題,旨在“幫助黑人特別是黑人女性建立對其自身的尊重與愛”[1]。莫里森在兩部作品《最藍的眼睛》[2]和《寵兒》[3]中分別涉及對了黑人女情生活的描寫,并探討了黑人女性追尋主體身份的成敗。本論文旨在通過比較波莉和賽絲二者的愛情關系,分析黑人婦女在愛情中追尋“自我”的過程,并討論黑人女性應如何在婚戀中建立“主體”的身份。

波伏娃(Beauvoir)在《第二性》[4]中指出,男性作為人類的代言人,是絕對的“主體”。由男性為中心而派生的相對概念,即女性,僅僅作為男性的參照物和性的身份存在。相對男性的“主體”身份,女性被定義為“他者”。如黑人女性主義者科林斯[5](Patricia Collins)指出,對黑人女性而言,要獲得“主體”身份,不僅僅要面對來自白人男性的種族和性別歧視,還要警惕可能來自黑人男性的性別壓迫。美國黑人女性是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受害者。黑人女性如何在與黑人男性的關系中重構身份,成為“主體”是眾多黑人女性作家所關注的焦點。黑人女性主義者認為通過與黑人男性建立平等互助的愛情關系,黑人女性可以獲取力量,繼而成為“主體”。在奴隸制或白人文化侵蝕的危險環境中,黑人男性的支持和關愛對黑人女性建立“主體”身份而言也尤為重要。

波莉與喬利的愛情關系并非從始至終為急風驟雨裹挾。在戀愛階段和婚姻初期,兩人對彼此充滿依賴和愛慕。波莉原先生活在靜謐的南方小鎮,生來殘疾的她從小就有一種自卑感。喬利的到來應和了波莉對愛情的渴望。兩人第一次見面時,喬利親吻波莉畸形的腳來表達他的撫慰。這一行為緩解了波莉因身體畸形產生的自卑心理。喬利珍視波莉的殘疾,認為這是她與眾不同的地方。喬利的悉心照顧讓彌補了波莉身體上的缺陷,使她感到完整和美。波莉愛上了喬利,在她眼里,只要“頭挨著他的胸脯”,就能“走向大海,走向城市,走向樹林……直至永遠”[2:92]。波莉感到慰籍,滿足,甚至歡喜。在這一階段,喬利并沒有向寶琳施加“主體”的壓迫,而是以一種平等的態度對待女友。

和二人早期和諧的愛情關系相比,他們的婚后生活可謂有著天壤之別。在新婚燕兒時,喬利對波莉照顧有佳,但不久之后,他就開始擴展屬于自己的生活圈子。而波莉也很快就厭倦了單調的家務。盡管喬利仍盡可能安慰波莉,他對波莉獨守空房的苦悶也漸漸表現出冷漠和不耐煩。喬利的行為疏遠了兩人,并造成了爭吵和分歧。喬利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他作為男性對女性“他者”身份的內化。盡管他是黑人,但作為男性的他仍比波莉有更多的空間。波莉坦言,“他總能找到人和事消磨時光――總有人上樓來找他,他也很樂意去陪伴他們”[2:94]。和少數黑人婦女交往的失敗也讓她更為自卑和寂寞。

兩人關系破裂的第二個表現是失和的。黑人女性作家并不忌諱有關黑人的描寫,而視之為展現黑人男女關系的重要方面。柯林斯將黑人的愛情關系劃分為無情和有情。她稱有情讓雙方在中找到了“性的表達方式”。性生活是雙方在肉體和精神上的交合,而非一方的意志強加于另一方。

波莉在喬利第一次放火燒毀房子的時候,原本執意要離開他,但喬利的溫存讓她打消了這個念頭。通過,喬利讓波莉再一次看到他對自己深沉的愛。波莉稱這種美好的感覺為色彩斑斕的彩虹,讓她感到“兩腿之間大笑”,讓她回憶起童年,也讓她變得“強大、漂亮、年輕”[2:48]。然而這道美麗的彩虹如同曇花一現。喬利整日滿身酒味,這讓波莉無法忍受。他在波莉睡著時強行與她發生性關系充滿了發泄的意味。女兒佩科拉也無不驚恐地將父母在床上的活動看作痛苦的搏斗。喬利扮演了傳統男性“主體”角色,將波莉僅僅視為單純的“性”存在。 波莉在過程中的沉默既呼應了她作為“他者”的身份,又是對喬力男性“主體”的反抗。

白人文化的沖擊是造成波莉與喬利婚姻分崩離析的根本原因。但在北方的新生活被白人文化籠罩,在那里有許多已經被白人文化“漂白”的黑人女性。被“異化”這群黑人女性和強勢的白人文化讓波莉迷惑又倍感壓力。白人不僅在人數上迫使波莉認識到自己“他者”的身份,更通過隱形的文化侵略離間波莉與喬利的關系。在生佩科拉時,波莉被白人醫生視為“不知疼痛”的“母馬”[2:101]。白人對她的“物化”徹底擊碎了波莉的自尊心,并讓她從一開始就認定佩科拉是丑陋的。孩子是父母的愛情結晶,無法愛自己的孩子也就等同于對丈夫的否定,對自己價值的否定,對黑人價值的否定和對白人審美標準的被迫內化。白人文化的壓迫讓波莉重新陷入失去“自我”的危機。

其次,白人文化在迫使波莉重溫對秩序渴望的同時讓她企圖建立新的秩序體系。由于喬利的忽視和黑人社區的隔離,在重構“主體”的過程中,波莉不得不再一次依靠毀滅她自尊心的白人文化。主流白人文化通過電影等宣傳手段中時刻展現著完美的白人愛情。電影中出現的美麗溫柔的白人女性和英俊浪漫的的白人男性形象深深根植于波莉心中。波莉認為自己通過電影“學到了一切可憎可愛的東西”,然而波莉實則已被大眾傳媒工具“漂白”[6:35-8]。正如弗朗茲法農[7:8-31]在《黑皮膚,百面具》一書中曾將主流白人文化體系下的白人、黑人形象做出比較。為維護白人的至高統治和完美形象,白人定義白皮膚象征純潔和道德,而黑人的黑皮膚則代表著骯臟、邪惡和詛咒。波莉接受了白人文化的“洗禮”,她對喬利態度在不知不覺中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她不僅鄙視喬力,更渴望在各種方面超越喬力。她重新回到了教堂,自視比原先鄙視她的黑人婦女更有“德性”。她開始報復喬利,喬利越是迷戀陋習,她越是高興。她慶幸自己在白人社區找到了一份“體面”的工作。波莉以這些行為將自己與喬利劃清了界限。與品德低劣,失業游蕩,酗酒,暴虐的喬利相比,她是美德的典范。喬利在波莉心中的扭曲形象與白人文化霸權主導下黑人的粗鄙形象如出一轍。

然而波莉卻并非比喬利“高尚”多少。盡管她企圖重構“主體”身份,但她的行為呈現出一種扭曲的“主體”形象。她在教堂中為喬利禱告,但在現實生活中卻經常毫無顧及地點燃家庭暴力。她對喬利視而不見,而把“愛”全盤留給了白人雇主一家。波莉渴望被白人接受,而為白人當保姆是她接近白人生活的唯一機會。通過獲得在白人“明亮”、“珍貴”、“可愛”的家里工作的機會,得到白人的贊賞,甚至視白人丟給她的外號如獲至寶,波莉重復著她兒時關于整潔和秩序的夢想。只是現在這一夢想已在白人文化的腐蝕下被嚴重扭曲。波莉成為心甘情愿地維護著白人世界秩序并與黑人世界對立的傀儡。一個黑人越是渴望成為白人,他就越接近精神分裂,波莉實際上處于一種精神失常的狀態。

與波莉千瘡百孔的婚姻生活相比,賽絲與情人保羅D在愛情中體現了對彼此的愛和寬容。如果說波莉在愛情中毀滅,迷失了“自我”,賽絲則通過愛情找到了自我。首先,賽絲在愛情中保持了獨立。賽絲一方面扮演妻子和母親的角色,負責照顧保羅D和女兒的起居。另一方面,她沒有因保羅D的到來象傳統婦女一樣停止工作。此外,賽絲并沒有視保羅D為一切的中心。保羅D的出現也沒有將賽絲與丹芙的母女世界改造成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制家庭。相反,兩人在共同生活中相濡以沫。保羅D并沒有向賽絲施加“主體”的壓迫,而是悉心呵護賽絲,期望與她在一起幸福生活。

賽絲的獨立還體現在她拒絕為保羅D生育。為設法將賽絲從寵兒的“糾纏”中解放出來。保羅D懇求賽絲為他懷孕,認為只有擁有孩子才能進一步鞏固鏈接兩人的紐帶。賽絲對這一突如其來的請求考慮良多,賽絲認為保羅D僅僅想借此絆住她,趕走她其他的孩子,因此最終拒絕了保羅D的請求。在女性主義者看來,女性之所以會被男性定義為“他者”,很大程度上與女性天然的生育功能相關。女性因為受生育和撫養后代的勞累而無法象男人一樣追求個體上的“超越”。波伏娃甚至認為唯有將女性從長年累月的生育、哺乳之苦中解放出來方能成為不依附男性的“主體”。賽絲的拒絕雖然由她對保羅D的誤解引起,但也可以理解為她對“主體”的追尋。作為女性的她了解生育的痛苦和撫育孩子的艱辛。她希望主導決定權,渴望享受自主的生活。

愛情讓賽絲找到了真正的自我。第一,在保羅D到來之前,賽絲和小女兒丹芙因殺嬰事件被社區黑人孤立,經歷了十八年離群索居的生活。岳母貝比薩格絲死后,賽絲越發嚴密地保護著母女的二人世界。保羅D的出現緩解了母女倆因隔離而窒息的生活。他帶領兩人參加鎮上的狂歡節。保羅D的熱情在無形中緩和了賽絲與社區黑人長期的對立局面。與當地黑人關系的緩和象征著賽絲邁出找回自我的第一步。賽絲開始意識到自己也許正在開始一種新的生活。

第二,兩者通過回憶成為過去和未來的“主體”。賽絲和保羅D均遭受過奴隸制的蹂躪。過去的陰影被兩人有選擇地塵封起來。莫里森認為,人們往往因為害怕而不愿回憶;但當人們將回憶交織起來,這種集體的分享就能治愈個人的傷痛。在保羅D出現以前,賽絲不愿回憶過去的苦痛。她記得甜蜜家園的美景,但卻不能想起自己和其他黑奴的非人經歷。保羅D的出現開啟了賽絲記憶的水閥。賽絲不僅得知了保羅D在獄中的悲慘遭遇與前夫黑爾的死訊,也在共同回憶中交織了自己的回憶并成為了過去的主人。

第三,保羅D的愛讓賽絲重新認識到自我的價值。在文章結尾,保羅D要賽絲認識到自己才是“最美好的部分”[3:273]。作為母親,賽絲將孩子看作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卻因此忽視了自己的存在。她為了償還殺死亡女寵兒的罪孽,不惜犧牲自己,最終險些被寵兒的貪婪吞沒。保羅D的不棄不離讓賽絲重新正視了自己,找回了“主體”。

從《最藍的眼睛》和《寵兒》的兩位女主人公的婚戀經歷可以看出:建立婚戀關系是黑人女性建立“主體”身份關鍵途徑。一方面,黑人女性尋求“主體”身份不能否認其作為女性而且是黑人女性存在的事實。被“漂白”的黑人女性其身份即不被白人承認也不被黑人認同。另一方面,黑人女性尋求“主體”身份不能割裂與黑人男性的關系,她們既要在內心獨立于黑人男性,更需要黑人男性對其女性身份的尊重和支持。與黑人男性建立平等、互愛的關系能夠幫助黑人女性找回自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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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anon,Frantz. (2008).Black Skin,White Masks. Pluto Press. 8-31.

篇(3)

【論文摘要】文章以貝克爾歧視理論為基礎,分析了一些用人單位拒絕女性是規避自然附加成本的理性選擇;女性的自然附加成本是造成就業門檻及工資差別的主要原因。社會對這些附加成本的補助是消除歧視的有效途徑。

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0.95%抽樣分析,女性中“白領”工作者的比例都低于男性。但是,“白領”工作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女性高于男性。且女性在高工資行業就業的比例都低于男性。也就是說,與男性相比,女性要得到相同工資或進入相同行業,花費的成本要比男性多,或者說,在那女性花費相同成本的情況下,企業會拒絕女性或給與女性較低的工資報酬。

一、貝克爾歧視理論

經濟學家對勞動力市場歧視的成本分析起源于貝克爾的歧視的經濟學模型。貝克爾認為,如果某些人因為偏見而自愿放棄利潤,工資或所得,那就構成了歧視行為。如明知雇傭A可以為企業帶來的利潤大于B所帶來的,但雇主因為對A有偏見,所以會放棄利潤回報率高的A,而選擇利潤回報率低的B。即如果某人具有歧視性偏好,那么他寧愿用另一個群體去代替此群體。即使他要為這種代替付出一定的費用,這種費用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間接的,如放棄一部分收入。根據貝克爾模型,歧視雇主是受益者。而雇主實行歧視的實質是厭惡成本,雇主縮減女工的雇傭規模,是為了規避額外的人工成本。被替代的女性的生產率不明顯高于男性時,歧視性雇主會追求兩大效用目標:利潤最大化,男性雇用比重最大化。這里男性和女性雇用不是替代關系而是互補關系。在男性和女性雇員生產率和工資率都相同的情況下,雇主偏好男性而抵制女性。企業減少了“自然附加成本”(指的是女性多于男性的那一部分成本,例如,生育成本,提前退休的成本等)投入,而產出量既定。這既實現了雇主的理性利潤最大化,也驗證了貝克爾模型中的“歧視雇主是受益者”的結論。

二、歧視現象存在的原因分析

1、生育及相關成本

女性(這里指未婚女性)工作不久后就會面臨結婚,生育和哺育等問題。用人單位為此需付出直接和間接成本,我國《勞動法》規定,女性在享受產假期間,工資照發。用人單位必須支付女性在產假期間的工資獎金,且承擔空缺崗位的填補成本。這是直接的成本。當女性返回工作崗位時,由于環境和市場的變化,女性工作者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來適應和調整,且企業可能還需要對其進行培訓,這又造成了企業的間接成本。比較之下,很多企業都傾向于“擇男舍女”,以獲得自身利益最大化。

2、傳統觀念的認識

傳統觀念認為,女性在很多方面都不如男性,尤其在職場上,女性通常會遭遇玻璃天花板。所以雇主預期女性的生產率不會高于男性,甚至比男性更低。

3、轉崗的成本較大和就業相對擁擠

一般情況下,女性傾向于與圖片文字語言等有關的形象化類工作,所以女性就業面相對于男性來說相對狹窄,但男女勞動者人數相當,所以就造成女性勞動者的就業擁擠,造成了企業買方市場。所以企業有歧視的機會。另外,正因為女性就業擁擠,所以轉崗的成本較高,相比之下低工資所帶來的損失較小。所以女性勞動者寧愿接受歧視的事實而不愿花費更高的成本去找新的工作。這也是歧視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4、提前退休

在我國,絕大多數企業都對退休員工發放退休工資和福利。女性要比男性少為企業工作五年,提前五年獲取企業的退休工資和福利。并且,女性的壽命普遍比男性長。雇用女性員工意味著額外福利的成本的增加,所以這也致使雇主偏向雇用男性員工。當然,歧視性雇主能實行歧視行為,與我國的勞動力市場的環境有很大關系。一是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供需不平衡,供給大于需求,造成買方市場。二是我國保護女性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法律還不完善,許多企業因此可以鉆空子。為了維護女性勞動者的權益,提高女性勞動者的就業率和工資水平,社會應做好相關方面的工作。 轉貼于

三、相關對策

1、生育成本社會化

為了避免雇主因為規避女性自然附加成本而拒絕雇傭女性,社會應建立專門的基金,用于給與雇傭女性勞動者的雇主一定的經濟補助,以減輕用人單位的附加成本。

2、轉變社會觀念,正確對待女性

男女性在工作中各有優缺點。政府可以通過樹立正確對待女性勞動者,合理雇傭女性勞動者的模范企業的形式倡導社會關注女性勞動者,使公眾樹立消除歧視的意識,迫使雇主將女性勞動者與男性勞動者公平對待。

3、完善法律法規

應完善法律法規保護女性的合法權益。另外,社會應加大對女性教育的投資,提高女性自身的素質,提高女性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率,擴大女性的就業面,緩解女性就業擁擠。使女性勞動者也能給用人單位帶來的可觀的收益回報。

4、規范市場

大力發展經濟,擴大內需,帶動消費,從產品市場上來帶動要素市場上的勞動力需求。

【參考文獻】

[1] 余春艷:完善我國女性就業保障制度[J].三峽大學學報,2007(12).

篇(4)

“第四次單身浪潮已經來了。”在廣東省婦聯日前舉辦的“華人社會和諧家庭論壇暨第九屆全國家庭問題學術研討會”上,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陳亞亞在提交的大會論文《都市單身女性的生存狀態考察》中提出,主動選擇單身的“單女”明顯增多,而且還帶動了“單身經濟”,據調查,30.35%的單女在“攢錢買房”,比例超過了“買衣服和美容”。

文/記者黃蓉芳 實習生楊勵潮

何謂第四次單身潮

中國內地曾經出現過幾次單身潮,第一次是在20世紀50年代,受首部《婚姻法》影響所致;20世紀70年代末,知青為了返城紛紛離婚,引發了第二次單身潮的出現;20世紀9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引發傳統家庭觀念的轉變,第三次單身浪潮來臨;到了20世紀末,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女性自主意識的提升,第四次單身浪潮逐漸顯現,如今,這種浪潮更明顯了。

“主動”奔單女比男多

“如果說以往的單身潮多是迫于客觀形勢,只是短暫行為,那么這次單身潮的特征就是主動者明顯增多了。”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陳亞亞說,有不少調查都顯示,都市的單身女性(下簡稱單女)更愿意選擇單身。例如早在1996年,零點公司的調查就顯示,向往獨身的城市未婚青年中多為女性;2005年,北京30~50歲的單身者中女性超過6成,上海女性中認同獨身的更高達82%;2007年,上海的抽樣調查顯示,單身女性增幅比男性略高,在某些地區數量上超過了男性,且離城區越近,單身的可能性就越大。

單女:要過自主的生活

“隨著自主能力的提升,單女們也開始反思傳統婚姻中的女性角色。”陳亞亞指出,對傳統性別角色作重新審視后的女子更能勇敢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比如,“結婚后的日子我基本可以想象,白天上班掙錢養家,晚上做家務帶孩子,難得有個休息天說不定也要去孝敬公婆,萬一運氣不好還要遇到老公出軌離婚”;比如,“我問過已婚的閨蜜,婚前快樂還是婚后快樂?她們的反應都是沉默……然后我就想,人生苦短,要好好地、明明白白地活”;“自由很好,沒有身為妻子、母親的家庭壓力”。

陳亞亞說,很多研究者認為,單女的出現,反映了女性獨立于家庭之外的獨立主體性的產生,通過自身的努力,她們過著一種自主的生活,進入婚姻是一件可以等待和選擇的事情,而不是一件被迫去完成的事情。

她認為,那些對傳統女性角色進行摒棄或者對傳統婚姻模式重新審視的單女,更容易認可自己的單身狀態。“她們通過自己的反思和生存實踐,正在挑戰主流的婚戀制度,證明拒絕傳統的女性角色,比如妻子或母親后,人生也許會更加自由和精彩。”

“單女必須依靠自己來應對各種生活壓力,利用自身不多的優勢來拓展其生存空間,進而通過展現自身對社會的貢獻來贏得公眾的認可。”陳亞亞認為,單女的生存空間是相對狹窄的。

上海過半單女

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

“由于沒有家庭拖累,單女可以更多地將精力用于事業。”陳亞亞分析,“事業為重”正成為單女們的共識。

然而,盡管事業能給人帶來成就感,但面對激烈的職場競爭,單女的生存壓力是巨大的。她指出,《男人裝》雜志曾聯手新浪網進行調查,發現上海的單女大多工作繁忙,57.37%的人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

為求安全感

三成單女在“攢錢買房”

“隨著單身者的增多,還出現了單身經濟這個新名詞。”陳亞亞分析,不少單女是獨自居住的,一般都有工作,其中多數人的經濟狀況尚可,消費能力較強,對市場做出了不小的貢獻,即使偶有不理性,也不過是購物,不會選擇酗酒、賭博之類的危險行為。

調查還顯示,30.35%的單女在“攢錢買房”,比例超過了“買衣服和美容”。她說,從單女們的網上討論來看,單女多有買房計劃,因為它“真的能給女人帶來安全感,那種安全感不同于對男朋友或老公的依賴”,只是往往因房價高、小房型少而難以實現。

她認為,其實不僅房子,很多日常用品、消費場所也都不是為單身者量身定做的。不過隨著單女人數的增長,商家應該會更加關注這一群體的需求,單女的喜好在未來有可能引領市場。

生育問題

成單女一大困擾

陳亞亞說,在中國內地,由于傳統婚戀模式的主流地位導致婚前性行為仍受到貶損,人們往往默認單女沒有性生活,“表現之一是很多單位體檢不給單女進行婦科檢查”。各種社會壓力使得單女大多不敢坦言自己的性需求和性關系,而是對此一味回避。

同時,如何生孩子,也是單女們的困擾之一。一般而言,女性只能在家庭中獲取權利,其中就包括生育權。“在內地,單身生育不但不能享受生育保險,而且報戶口時還得交一筆不菲的社會撫養費。”她說,“例如按照上海市的規定,2010年已達到婚齡的單身女性,如果生孩子,必須交納15919元,這對于只能獨自撫養孩子的單女而言,無異于雪上加霜。”

她說,據稱在臺灣省,單女生育可享受已婚女性的同等待遇,所幸大陸的政策也有松動趨勢。

近4%的女性

因“性取向”而單身

“隨著媒體的介入和社會日益開放,女性之間的同性戀傾向正逐漸得到大眾認可。”陳亞亞分析,根據《男人裝》的調查,有近4%的女性因“性取向”而單身,上海單女的這一傾向更是高達4.75%,居全國之冠。“盡管越來越多的女性不再違心地選擇異性戀婚姻,能順利找到同的人卻不多。”

美國去年適婚人群過半是單身

篇(5)

〔論文摘要〕 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面臨的就業歧視,有其客觀性。從勞動力參與的生命周期看,女性勞動參與率呈m型;家庭中男性戶主就業,對妻子就業有很大的影響;男女勞動效率也存在差異。而男女性別差異、女性所承擔的生養責任、我國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等現實,使中國女性在經濟轉軌中面對市場的沖擊更大。促進女性的公平就業,可以通過法律保證市場公平競爭,使女性有公平的就業機會;健全女性社會保障,提高女性的生活水平;鼓勵各種就業方式,使女性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加強企業及社會公眾平等就業教育。

女性是社會中的特殊群體,她們承擔著生兒育女的主要責任,為整個社會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在勞動力市場上,她們卻面臨著種種困擾。當未婚女性踏入職場時,往往面臨著就業歧視;當就業女性選擇生育時,往往面臨著“生了孩子,丟了位子”的難題;當女性55歲時,又面臨著比男性提前退休的憂慮。而在市場經濟中,企業從成本—效益出發,從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發,在選擇女員工時猶猶豫豫,這樣做又無可厚非。女性勞動力就業具有什么樣的特征呢?在中國目前的狀況如何?在市場經濟中,怎樣協調女性公平就業和企業追求利潤的矛盾呢?本文嘗試著從經濟學的角度對這些問題給予分析。

一、女性勞動力就業特征

與男性勞動力就業相比較,女性勞動力的就業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女性勞動力的就業呈“m形”。因為女性需要在家庭內承擔生育和撫養孩子的職責,所以女性勞動力的就業比較特殊。從勞動力參與的生命周期看,女性勞動力就業呈“m形”。在女性的生命周期中,15~20歲年齡階段,勞動力就業上升,形成第一個峰頂;20歲以后,由于結婚生育退出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就業下降,形成一個峰谷;大約在35歲左右,勞動力就業形成第二個峰頂;50歲以后,勞動力就業下降。女性勞動力在生命周期內的勞動供給曲線,在年輕和中年以后分別出現兩個峰值,這種現象被稱為女性“m形”就業或者“雙頭”就業。

(二)女性婚后的勞動就業取決于家庭整體效用最大化。在現代社會中,家庭既是消費單位,又是生產單位。這樣,女性婚后作為家庭中的一個重要成員,其勞動就業決策既受其他家庭成員的制約,又影響著其他家庭成員的工作決策行為。假定家庭中男性(主要指丈夫)已經就業,家庭中的女性(主要指妻子)是否就業,是以能否得到家庭整體效用最大化為決策原則的。如果妻子因就業帶來的效用小于閑暇的效用,妻子會選擇不就業,因為妻子選擇就業獲得的收入,還不能補償因失去相應的閑暇而降低的效用,于是家庭的整體效用損失,所以妻子會選擇不就業;如果妻子因就業帶來的效用大于閑暇的效用,妻子就會選擇就業,因為妻子選擇就業獲得收入,由此增加的家庭效用大于因就業而相應減少閑暇而減少的效用,家庭的整體效用增加,所以妻子會選擇就業。由于社會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及其他制度因素的影響,誰去就業、誰去承擔家務,由就業后預期能得到的工資率和家務勞動的效率決定。從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的角度看,一般地,女性勞動力供給的替代效應強于收入效應,所以婚后女性相對偏重于家庭。近年來,隨著科技的進步、家用電器的普及、女性獨立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女性勞動力供給的替代效應逐漸減弱,收入效應逐漸增加。

(三)女性就業帶來的雙重角色沖突。客觀上講,由于男女性別之間存在著差異,這種差異可以從生理和社會兩個方面來看。男女生理結構方面的差異,是與生俱來、不可更改的;社會方面的差異指社會對兩性及兩性關系的期待、要求和評價,是在社會制度及個人社會化過程中建立、傳遞和鞏固的,是可以改變的。

現代社會的女性因婦女解放而走出家庭去就業,在單位和家庭中扮演著雙重角色,承擔著家庭和單位的雙重責任。女性在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獨立的同時,也飽受了雙重角色沖突之苦,尤其是已婚職業婦女在精力、時間、情感、體力等方面不堪重負,很多職業女性在面臨事業和家庭矛盾時,往往難以抉擇。“上海市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結果顯示,在家庭和事業難以兼顧時,56%的女性不知如何選擇,26.7%的女性選擇犧牲事業,13.8%的女性選擇犧牲家庭,62.5%的女性希望能兼顧事業與家庭。這意味著女性將為此而付出更大的代價及由此而可能存在著勞動效率的波動。事實上,一般情況下,未婚女性員工入職后,過不了多久就會戀愛,戀愛了不久結婚,結婚了不久懷孕,懷孕了又要休產假,產假完了上班又會擔心家里的孩子等等,一直要等孩子上了幼兒園,女員工的心才能稍安定一些,這個過程幾乎需要三五年時間。看起來男性與女性的勞動生產率不同似乎確實存在。

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原則下,企業會全面衡量使用某種勞動力的“性價比”。由于生理和婚姻因素,以及生育保險費用和女工勞動保護費用等,使得女性勞動力的“性價比”低于男性勞動力,從而成為限制女性就業的一個瓶頸。女性因其生理機能而決定了一生中必然會經歷經期、孕期、產期、哺乳期、更年期等特殊時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作為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企業,當企業主面對女性懷孕生產、哺乳撫養后代等義務可能對企業造成利益損失時,往往考慮自身利益,這是理性的、正常的選擇。總的來說,因兩性差異而造成的就業不公平競爭是影響女性就業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業公平與經濟利益之間存在著矛盾。

二、女性勞動力就業存在的問題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尤其是統包統配平均分配的勞動制度的松動,使女性勞動力就業開始接受市場的考驗,面臨著以下一些現實問題:

(一)職業女性勞動時間(包括職業勞動時間和家務勞動時間)長。據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組織實施的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抽樣調查顯示,長期的“低工資、廣就業”政策使女性早已成為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而職業女性除職業勞動外,還承擔了大部分家務勞動,女性實際勞動時間高于男性,閑暇時間少于男性,由女性為主承擔家務勞動的格局仍未改變。調查樣本中有85%以上的家庭,做飯、洗碗、洗衣、打掃衛生等日常家務勞動主要由妻子承擔。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務勞動的時間達4.01小時,比男性多2.7小時,兩性家務勞動時間的差距僅比1990年縮短了6分鐘。城鎮在業女性每天的家務勞動時間平均為2.9小時,仍比男性多1.6小時。

由妻子承擔全部或大部分家務勞動是我國大多數城市家庭的分工結構,這直接影響了婦女的職業表現,使婦女并不實際享有平等的就業權利。傳統的家庭角色直接影響婦女的就業動機,使得以家庭生活為定向的職業婦女對職業的參與客觀上受到限制,而主觀上又消極無奈,因而無法與男性在職場上一爭高低,相提并論。

(二)就業和再就業歧視的存在。受傳統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男主女從觀念和女性生養后代的重任的影響,女性就業在現實社會中仍處于劣勢,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就業的障礙往往多于男性,性別歧視現象廣泛存在,甚至有著較高文化程度的女性也難以幸免。一些用人單位,隨意提高女性就業標準,或只招男不招女等,對女性身高、相貌要求挑剔,甚至要求女工在錄用期保證不生育等。西南政法大學外國家庭法及婦女理論研究中心主任陳葦教授組織的一次調研結果顯示,女大學生就業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性別歧視。數據顯示,女生在求職過程中對性別歧視的感受比男生強烈很多,有67%的女生認為在求職過程中普遍存在男女不平等的情況,60%的男生則認為是局部存在。各種類型的單位都存在性別歧視,但性別歧視最為嚴重的是“國”字號單位,四成以上的被調查者認為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存在性別歧視,其中,政府機關居于首位,其次是事業單位,第三是國有企業。就實際就業情況來看,女生到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供職的占36%;而男生的此項比例達71%。調查發現,女生在校的成績普遍好于男生,參與社會活動擔任社會職務的比率也不低于男生,但是女性的薪酬預期值卻低于男性。女生的就業簽約率比男生低5個百分點,女生就業形勢遠比男生嚴峻。

再就業方面,產業結構的調整勢必引起就業結構的調整,調整中女性往往首當其沖,而下崗女性再就業壓力也遠遠大于男性。一項調查顯示,男性失業者平均求職1.6次就能找到工作,而女性失業者則高達3.6次,這說明婦女再就業的難度比男性大得多。2000年12月1日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抽樣調查中的國企職工專項調查數據表明,國企下崗女工普遍感到再就業困難,她們中有49.7%的人認為自己再就業時受到年齡和性別歧視,比下崗男工高18.9個百分點,表明女性再就業難與市場忽視女性利益有一定關系。

(三)女性就業層次下降。女性就業較多地集中在收入偏低的職業,在相同職業中女性的職務級別又比男性偏低,所以,女性就業層次下降直接表現在男女兩性的收入差距上。根據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抽樣調查顯示,1999年城鎮在業女性包括各種收入在內的年均收入為7409.7元,是男性收入的69.3%,男女兩性的收入差距比1990年兩性收入的差距擴大了8.2個百分點;以農林牧漁業為主的女性1999年的年均收入為2368.7元,僅是男性收入的59.6%,差距比1990年擴大了21.8個百分點。從收入分布看,城鎮在業女性年收入低于5000元的占47.4%,低收入的女性比男性高19.3個百分點,而年收入高于1.5萬元的女性為6.1%,中等以上收入的女性比男性低6.6個百分點。10年來,男女兩性工資比例所發生的變化可以說明女性就業層次的下降。另外,女性工齡短、壽命長,孤獨老人多,因而更相對貧困。

(四)婦女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婦女就業劣勢使得女性的勞動權益難以得到保障。在市場競爭的沖擊下,企業為了追求經濟效益、減少成本,往往以女工的健康和安全為代價換取最大的經濟效益,在“三資”、個體、私營企業中以及租賃承包的國有大集體中,有些企業將女工勞動保護和婦女保健等開支一減再減壓到最低,甚至缺乏起碼的衛生保健條件和設施,業主對國家制定的女工勞動保護、女工禁忌勞動范圍等缺少了解或根本就無視其存在。在現實中,突出問題為:1.女職工產期、哺乳期、休長假時工作崗位無保障;2.任意延長工作時間,女性沒有準確的上下班時間,加班不加薪;3.低報酬招聘,男女同工不同酬;4.違規作業,在有毒有害環境工作而不告知;5.隨時解雇,不簽訂勞動合同,試用期滿即換新人;6.懲罰性克扣工資,借故減少女員工的收入;7.拖欠工資或工資不兌現等。

三、促進女性勞動力公平就業的措施

承擔生兒育女、繁衍社會責任的女性是市場經濟中的弱勢群體。解決她們面臨的以上問題,促進女性公平就業,是建設和諧社會的一部分。當前,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將女性就業工作納入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貫徹落實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推動兩性協調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不可少的重要內容,各級黨委政府和婦聯組織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把促進男女平等和婦女發展納入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實現婦女發展與經濟發展同步、與社會發展同步、與男性發展同步,在全社會真正建立起男女平等的和諧關系。財政、工商、稅務、城建等政府部門,婦聯、工會、共青團等群團組織,要共同促進女性勞動力的就業和再就業。

(二)從法律上保證市場公平競爭,使女性有公平的就業機會。在法律上,我們國家已形成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基礎,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為主體,包括國家各種單行法律法規、地方性法規和政府各部門行政規章在內的一整套保護婦女權益和促進性別平等的法律體系;2007年6月29日和8月30日,我國又分別通過《勞動合同法》和《就業促進法》,將于2008年1月1日正式施行,這標志著我國在建設以《勞動法》為基礎,以《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為骨干,以相關法律法規相配套的勞動保障法律體系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在立法的同時,要加大執法監察力度,規范用人單位招聘用工行為,促使用人單位認真落實《勞動法》、《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等,使公平競爭貫穿于招聘、錄用、培訓、考核、工資、福利、晉升、辭退、退休等全過程,反對性別歧視。還要規范非正規就業市場和非正規就業部門的管理,包括:規范勞動合同、勞動保險社會化、完善勞動仲裁等等。由于在非正規部門就業的勞動者中女性比例較高,因此非正規部門實現正規化管理,更有利于女性的公平就業。在這方面我們已經邁出了堅實的一步。據北京市勞動部門介紹,2008年1月1日開始,北京市用人單位在招用人員、職業中介機構從事職業中介活動中,都不得實施就業歧視,用人單位在招聘條款中除國家規定的不適合女性的工種或崗位外,不得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婦女或者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準。用人單位錄用女職工,也不得在勞動合同中規定限制女職工結婚、生育的內容。若遭遇性別歧視,勞動者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訴。

(三)健全女性社會保障,減輕女性勞動力就業給企業帶來的負擔。政府需要健全完善女性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包括完善女職工社會保障制度和完善普通女性的社會保障。其內容包括:1.將企業生育保險轉變為社會生育保險,以保證女性公平就業;2.恢復和完善職工家屬生育保險和醫療保險,以保證不在業女性的福利;3.在有條件的時候將職工生育保險轉變為全民生育保險,以保證不在業女性的福利;4.實行女工勞動保護費用社會統籌,以保證女性公平就業,;5.建立退休職工養老金與在職職工工資之間的掛鉤機制,以使退休較早的女性能分享經濟發展成果;6.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避免女性絕對貧困化。此外,還要通過降低企業雇傭女性勞動力的成本來提高女性就業的競爭力。例如,如果生育保險與女工勞動保護費用由用人單位負責,多招女工的單位就會增加雇傭成本,因而對招女工望而生畏。國家應當將生育保險與女工勞動保護費用實行社會統籌,無論企業是否招用女工,全國范圍內的全部用人單位都要共同承擔此項費用,都要交生育保險費。如果一個企業有較多的女職工生育,生產肯定會受到影響,那么生育保險就能減輕企業的成本。還應通過社會保險,將女職工生育保險責任由單位承擔改為社會承擔,以減輕企業成本,從而增強企業錄用女性員工的積極性,更好地消除生理差異因素給女性就業帶來的負面影響,創造男女公平競爭環境,增加女性就業機會。

(四)加強女性的終身教育和職業再培訓。女性勞動者的生育義務和繁重的家務負擔,導致她們的學習和接受教育培訓的機會比男性勞動者少得多。而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要求勞動者應該成為復合技能型、技術技能型和知識技能型人才。因此,政府及女性自身要重視培訓尤其是職業技術培訓。職業技術培訓可以提高女性的就業能力,以避免失業或促進失業女性盡快就業。職業技術培訓可分為三種類型:1.對尚未工作過的女性的培訓;2.對在職女性職工的培訓;3.對失業女性的培訓。除加強培訓之外,還應開展職業介紹服務,開展大量的就業信息咨詢工作,促進女性勞動力的就業和再就業。

(五)鼓勵各種就業方式,使女性有更多的就業機會。轉變就業觀念,揚長避短。現在社會上部分女性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認為女性就應該找一份正式、穩定、輕松的工作,把家庭照顧好就可以了,到外面打拼創業是丈夫的事。她們普遍對家人有較強的依賴心理,這種依賴心理和缺乏競爭的意識使她們缺乏獨立的創業精神。但從現在的就業形勢來看,由正式單位提供崗位的機率是很小的,大部分都是臨時性的、沒有確定的勞動關系,如在社區干活、當保潔員、鐘點工和自由職業者等。部分女性認為在這些非正式的崗位就業,雖然獲取報酬,但不是正式單位、缺少保障。主流就業方式是全日制、月工資、固定工等,非正規就業方式與之不同。非正規就業方式具有非全日制、彈性工時(季節工、小時工、臨時工等)、非固定作息時間、彈性工資、非固定收入、非固定工作場所等特點。政府應鼓勵各種非正規就業方式,使就業渠道更多樣化,女性自身也要摒棄傳統就業觀念,這將更有利于女性的就業和再就業。

(六)家務勞動社會化。家務勞動占去女性勞動力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是影響女性進一步發展的一大障礙,也是影響女性就業質與量的一個重要原因。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是促進家務勞動社會化。即設立托兒所、幼兒園、食堂、餐館、洗衣店等,為家庭提供洗染、縫紉、修理、保姆等服務,這可以有效地降低女性就業的機會成本,消除女性勞動力就業的后顧之憂。

(七)加強企業及社會公眾平等就業教育。性別平等和婦女發展是國家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衡量社會進步的基本尺度。文化主管部門、非政府組織要加強對媒體特別是電子網站等現代媒體性別導向的監督和正確引導。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要積極宣傳文明進步的女性觀,抵制和消除對女性的歧視和偏見,形成有利于女性發展的社會文化環境。電視、電臺及報刊上要推介男女平等的信息并宣傳和普及相關法律,通過這些活動讓企業認識到給予女性平等就業是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使大家認識到充分保障女性就業權,是我們全社會共同的責任;讓女性自己認識到自己的公平就業理應受到法律的保護,一旦受到侵犯,要用法律武器捍衛自己的權益。

參考文獻:

〔1〕〔日〕島日晴雄.勞動經濟學〔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2〕楊河清.勞動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篇(6)

關鍵詞:社會保險;一體化;生育保險

一、我國城鄉生育保險制度運行現狀分析

長期以來,由于戶籍制度的原因,造成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呈現二元化發展趨勢。目前在大多數農村還沒有形成系統的社會保障體系,因生育所產生的費用絕大部分都由家庭承擔,國家所提供的生育補助微乎其微,而且在生育保險制度執行方面仍然處于碎片化管理階段。農村生育保險制度是在農村經濟繁榮發展的背景下,為限制農村人口快速增長所提出的一種農村婦女保障政策。從目前農村生育保險發展現狀來看,農村生育保險制度對農村生育婦女的保障水平還比較低,并沒有專門針對農村婦女生育保障的生育基金,雖然根據相關規定,國家能對部分生育費用給予報銷或者補償,但僅限于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農村婦女,其他農村婦女因生育所產生的醫療費用仍然以自費為主。

和農村生育保險體系相比,城鎮居民生育保險制度相對比較完善,但仍然處于試點階段。在生育保險的審核、定點醫療機構的結算方式等方面,城鎮居民生育保險和農村生育保險基本一致,二者主要的區別在于個人自付的比例不同,對于農村婦女來說,根據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相關規定,并沒有特定的生育基金承擔農村婦女生育的醫療費用或對其中一部分進行報銷,而城鎮居民生育保險則根據參保對象的性質劃定不同的個人自付比例,如對職工生育保險采取的是100%報銷,職工生育醫療費用是零自付,城鎮居民生育醫療費用自付比例則因就醫醫療機構級別不同而有所區別。綜合來說,農村生育保險的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生育保險事業的發展,農村居民生育保險制度的完善發展對保障農村婦女權益、推動城鄉社會保險均衡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基于社會保險一體化的城鄉生育保險整合對策

基于城鄉一體化發展背景下的社會保險一體化具體包括城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一系列社會保險的一體化過程以及城鄉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社會保障方面的整合,其目的在于通過城鄉之間社會保險和設備保障方面的協調發展推動地區經濟的均衡協調發展。從社會保險一體化角度對生育保險制度的覆蓋范圍進行整合具體涉及本地區和外地區城鎮戶籍、本地區和外地區農村戶籍,對所有納入生育保險體系的人員,不分地區進行平等對待,以縮小城鄉之間生育保險待遇的差距。具體而言,社會保險一體化背景下實施城鄉生育保險整合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優化生育保險制度目標,兼顧不同人群,體現公平原則

公平是整合城鄉生育保險制度的最根本原則,推行社會保險一體化應賦予不同戶籍、地址、性別的群體以相同的參保資格和享受保險待遇的權利,為此,應進一步優化和調整生育保險制度的目標,以公平作為生育保險制度的最高目標,兼顧不同的群體,建立統一的標準,同時開辟多種渠道方便城鄉居民參保。

2.擴大生育保險覆蓋范圍,整合生育保險的申領條件

傳統的生育保險制度往往以戶籍性質作為評判生育保險范圍的標準,社會保險一體化背景下對城鄉生育保險的整合必須將是否生育作為對象是否享受保險待遇的標準,進一步擴大生育保險的地區覆蓋范圍,為城鄉生育女性提供同等水平的生育保險待遇;另一方面,對于生育保險的申領條件,不考慮戶籍性質,應制定統一的申領資格劃分標準,以避免對農村戶籍群體政策的投機行為。

3.以提高全民素質為目標,重視非正式制度安排,推動城鄉社保制度均衡發展

生育保險制度是社會保險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強制社會保險的本質。在城鄉社會保險一體化進程中,生育保險非正式制度對減弱城鄉社會保險二元化趨勢,縮小城鄉社會保險制度發展差距具有重要作用,應結合社會具體需求,以提高全民素質為目標,充分重視生育保險非正式制度的安排,實現城鄉社保制度的均衡發展。

4.加大生育保險制度執行力度,完善生育保險制度風險控制和監督機制

完善統一的生育保險制度的貫徹實施需要不斷加大生育保險制度的執行力度,并在基礎上不斷完善保險制度體系的風險管控能力和對單位、雇主的監督機制。生育保險制度風險控制應用最普遍的方法就是取消各種形式的單位自保模式。制度監督機制主要包括對用人單位的監督和對靈活就業雇主的監督,目的在于保證生育保險制度能夠順利的實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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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黃顯官,王敏,彭博文.完善我國生育保險制度的研究[J].衛生經濟研究,2015(7):33-34.

篇(7)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婦女,性別研究基地是在浙江省社科院婦女和家庭研究中心基礎上成立的。在過去的10年中,在理論研究上,婦女和家庭研究中心共承擔全國社科基金課題、浙江省社科規劃重點課題以及福特基金會、加拿大CIDA等國際基金會資助課題十多項。在教學上,與浙江師范大學聯合招收社會學專業女性社會學方向碩士生,在浙江師范大學法政經濟學院為社會學專業碩士生教授女性社會學必修課,在由香港中文大學、中華女子學院和美國密西根大學聯合招生的婦女學研究生班上,負責設計“社會性別與中國社會”課程和組織師資,并教授“婦女越軌與對婦女的越軌”專題課程。同時,婦女和家庭研究中心還承擔了“婦女性健康熱線大學生志愿者培訓”、“浙江省地市工會女工部長社會性別意識培訓”等培訓項目以及福特基金會資助的“社會一心理一醫學新模式救助婦女”、“浙江省女性健康熱線”等行動項目。

今后3年基地的工作思路主要是:繼續以研究為中心,以教學和行動為兩翼,三者合一、三者聯動;爭取得到單位領導、有關部門和學界主流進一步的支持;繼續提升相關能力,增長相關知識,包括學術研究、教學、行動、組織建設等方面;進一步開拓知識性的行動,積累和傳播行動性的知識;進一步推進浙江省婦女研究、婦女學教學和有關行動,擔當積極的協調人的角色;進一步在全國女性社會學建設和發展中發揮骨干作用;在推進全國婦女/性別學學科建設和發展的相關行動中,發揮積極的組織和協調作用。今后3年的計劃主要有:(1)在學術研究方面,繼續協調全國有關研究力量,組織出版婦女發展藍皮書系列;進一步開展有關反對拐賣婦女兒童、反對商業性易及預防婦女犯罪方面的研究,出版有關的專著;繼續發展海峽兩岸婦女學界的交流,編輯出版臺灣婦女學界的研究論文;廣泛深入地開展婦女學,尤其是女性社會學學科建設的研究,發表更高質量的論文和專著;進一步開展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工作,推動青年骨干的成長。(2)在教學(培訓)方面,繼續在浙江師范大學社會學碩士生中開設女性社會學必修課,并盡可能擴大女性社會學方向的碩士生招收人數;進一步指導學生撰寫具有高水平的研究論文,努力培養一批既掌握婦女理論,又具有較高女性社會學專業理論水平的專業人才;根據已有的力量,積極組織和參與有關婦女學方面的科研人員培訓、師資培訓I和學生培訓。(3)在學科建設方面,繼續在女性社會學學科建設中,在課程設置、學術研究和項目行動方面,發揮骨干作用和組織協調作用;進一步協調全省和全國力量,根據新的成果,出版女性社會學方面的教科書和教學參考書;發揮“婦女/社會性別學學科發展網絡”的力量,以一種新的活力,更廣泛和深入地推進婦女/性別學的學科發展;與中國婦女研究會、中國社會學學會等主流學術機構,以及中國社會性別與發展(GAD)網絡、全國反家暴網絡等婦女非政府組織建立更多的聯系,以進一步發揮該基地在全國學科建設中的地位。

二、陜西省委黨校婦女,性別研究基地

近年來,陜西省委黨校在婦女,性別研究及干部培訓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1)在培訓渠道上不斷拓展。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婦女理論和男女平等基本國策進主體班次,已成為市廳級領導干部進修班、縣委副書記縣長進修班、中青年干部培訓班、優秀科級干部培訓班的必上專題;發揮“三秦大講堂”平臺,邀請著名婦女發展研究專家宣講婦女研究新成果。二是利用黨校優勢資源舉辦不同主題的培訓班。(2)在培訓內容上不斷完善。在主體班次、領導干部研究生班開設的“當前領導干部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研究”中,設有“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婦女發展與社會和諧”、“領導藝術與女性參政”等專題。在面向碩士研究生、本科生開設的《憲法學》、《發展社會學》等課程中,都設有“婦女發展與社會發展”、“人口問題與計劃生育國策”等內容。培訓內容越來越全面、系統、深入。(3)在培訓能力上不斷提高。陜西省委黨校現有教授和專家學者100多人,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女專家學者。這些力量分布在不同的教研部門,從事哲學、經濟學、法學、黨史黨建、科社理論與實踐、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婦女理論與實踐等學科的教學與研究。(4)在學術研究上不斷創新。近5年來,基地有十余人次參加了各種層次女性問題理論研討,發表相關論文十余篇。

未來3年內,該基地爭取打好基礎,有所突破。一是科研有所突破,在3年內出版1-2本女性學方面的專著、1本論文集。二是培訓有所突破,在培訓的人數、內容和質量上更能滿足需要。三是結構有所突破,與高校、社科研究機構和婦聯建立更加廣泛深入的聯系,將研究建立在扎實的學科基礎之上。基地將從構建和諧社會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關注婦女和性別問題,不僅關心性別平等和婦女發展,更關心社會公平環境;不僅注重政策體系完善,更注重實踐推進進程;不僅重視基礎理論研究,更重視熱點問題探討;不僅支持女性學者投入研究,更要吸收男性學者參與,力求將為進一步推進婦女,性別研究事業的發展,特別是在西部地區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三、遼寧省委黨校婦女/性別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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