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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交通論文精品(七篇)

時間:2022-10-27 21:09:47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人民交通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人民交通論文

篇(1)

背景:隨著科學的發展及社會的進步,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在日常生活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重。旅游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旅游業也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行業。旅游活動要順利進行,交通是影響旅游活動的眾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個,沒有交通的發展,旅游就無從談起。便捷迅速的交通署旅游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的充要條件。旅游過程一般以景點為節點,以交通路線為連接而形成閉合系統,其中包含了食、宿、行、游、夠、娛等各種活動。從旅游業的發展里程來看,交通始終起著支配作用,是旅游業發展和產生的先決條件,同時,世界旅游業的發展也促進了交通的發展。不管旅游活動是以什么為目的,達到什么樣的等級水平,若要完成這樣的閉合系統運轉,驕傲同是充分必要條件;換言之,就是既要有交通路線通達、交通工具運輸,又要有交通路線,交通活動將素有旅游內容串聯起來,設計出一個較優化的旅游計劃。可以說,沒有交通就沒有旅游。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發明、應用、和普及,可以看成是交通發展的標志,所以研究交通、交通工具與旅游業的關系的非常必要的。各種不同交通方式的出現,也帶來了旅游方式的轉變。

研究意義:旅*業雖然興起的時間不長,但是在這一課題的研究,國內國外都已經取得了很多成果。例如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旅游經濟學理論、旅游社會學、旅游中心地理論、旅游心理學等等眾多理論成果和學科。雖然這一課題的研究已經取得了眾多成果,但是我認為,對這一課題的繼續研究還是非常必要的。旅*業畢竟是一個興起不久的行業,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人民旅游需求的增加,旅游業也必定會快速的發展變化。各種各樣新的問題,新的情況都需要我們去繼續研究,繼續應對,所以社會日新月異的今天,這一課題仍舊沒有過時,仍舊有其研究意義。

旅游業作為第三產業中的朝陽產業,它與經濟發展有著密切的影響關系。從理論上講,旅游業并不直接增加和創造社會財富,它只是通過旅游者的旅游消費使社會財富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進行再分配。如何讓財富進行高效,合理的分配,交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合理高效的交通是合理高效分配的基礎。旅游業是人民經濟發展狀況的標志。旅游消費不屬于人們的基本生活消費,它是社會經濟實力、人們收入水平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可以說,一個地區旅游業的發展狀況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的的標志。同樣一個地區的交通發展狀況,也代表著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狀況。

大眾旅游時代的到來,使旅游日益成為現代人類社會主要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經濟活動。隨著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以及人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帶薪假期的增加,旅游業將持續高速度發展,成為世界最重要的經濟部門之一。據預測,未來10年間,我國旅游業將保持年均10.4%的增長速度,其中個人旅游消費將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長,企業、政府旅游消費增長速度將達到10.9%;到20xx年我國旅游總收入占GDP的比例達到8%;到20xx年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國和第四大客源輸出國。作為新興消費熱點行業之一的旅*業,在我國將迎來巨大的發展機遇,很多省區和重要城市都把旅游業作為支柱行業和重點行業來發展。如何處理發展機遇與其帶來的交通壓力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國內外相關研究狀況:旅游交通的理論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旅游交通的概念(保繼剛、楚義芳,1999;關宏志等,20xx;卞顯紅、王蘇潔,20xx;吳剛等,20xx),普遍認為旅游交通是指游客所使用的交通基礎設施、設備以及運輸服務。孫有望、李云清(1999),指出交通是旅游的重要組成部分比較深刻地揭示交通在旅游中的作用和地位。另外,在旅游交通規劃、旅游交通需求研究、旅游交通管理和政策效力分析研究等方面國內學者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國外旅游交通的研究狀況主要集中在交通與旅游目的地發展關系研究、旅游佳通安全性研究、旅游交通的能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研究等方面。

參考文獻

Byung-WookWie,DexterJ.L.Choy,Trafficimpactanalysisoftourismdevelopment.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93.

I.B.F.Kormoss.FuturedevelopmentinNorth-WestEuropeantourism:Impactoftransporttrends.TourismManagement,1989.

PaulPeeters,EckhardSzimba,MarcoDuijnisveld,MajorenvironmentalimpactsofEuropeantouristtransport.JournalofTransportGeography,20xx.

崔利。旅游交通管理。清華大學出版社,20xx.

杜學。旅游交通概論。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

來逢波。區域交通與旅游的關聯性探析[J].交通企業管理,20xx(11)。

李偉。旅游學通論。科學出版社,20xx.

孫有望,李云清,論旅游交通與交通旅游。上海鐵道大學學報,1999,(20)。

譚穎青。從羅定市旅游交通規劃看區域旅游交通網絡的規劃原則。社會科學家,20xx.

汪正元。論我國旅游交通的幾個特性及其發展方向。旅游學刊,1989(03)。

2.本課題研究的主要內容和擬采用的研究方案、研究方法或措施。

論文深入探討交通與旅游業的關系,分析交通工具的發展對旅游業發展的影響以及旅游業的發展對交通的反作用。通過對比、類比、以及數據分析,交通與旅游業的發展展開研究。根據以上思路,我的研究方法如下:

1)仔細研讀相關著作、作品,使自己對課題有一個透徹的認識。在閱讀的過程中隨時將個人心得記錄下來。

2)大量查閱國內外關于交通與旅游業發展的專業文獻,總結他人的觀點,并與自己的觀點相比較,從而得到新的看法,并改進自己的觀點。

3)借助互聯網了解中外專家學者、各界人士、對于對于交通與旅游業的觀點和看法,充實完善自己的觀點。

4)和論文指導老師保持密切聯系,尋求指導,為文章潤色,力爭出色。

3.預期成果形式。

4.本課題研究的重點及難點,前期已開展工作。

重點:交通的發展對旅游業帶來的積極意義,和應對消極影響應采取的策略難點:具體分析交通對旅游業都產生了那些影響,如何產生的。以開展工作:查閱相關資料,草列提綱。

5.完成本課題的工作方案及進度計劃(按周次填寫)。

第七學期第7周:確定選題,與指導老師見面。

第七學期第8-9周:完成開題報告。

第七學期第10周-第八學期第9周:撰寫畢業論文。

第七學期第14周:完成中期報告,參加中期檢查;

第18周:完成一稿。第八學期第4周完成二稿。

篇(2)

【關鍵詞】自治 村民自治

一、相關概念

自治包括兩方面含義:一是人民自己獨立自主管理自己事務;二是獨立自主進行管理的同時從屬于國家,具有一定的國家分權與集權。

村民自治內容包括通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四種方式,在基層事務中以期實現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有效處理農村的公共事務,實現國家對農村的有效管理。

二、相關理論

(一)階層理論。的階級理論將秩序來表示社會分層,由此提出了三個標準來劃分社會層次:財富一經濟標準;權力一政治標準;地位一社會標準。

依據權力資源占有的多少,村民分為三個權力階層:管理者、非管理精英、普通村民。而村民自治就是以上三個階層圍繞利益展開博弈。常見的階層博弈有:干部與群眾的博弈;普通村民與權力精英的博弈。而從階層博弈的結果來看,村莊結構分為三種:管理者控制型、權力精英主導型、群眾自治型。

(二)風險社會理論。風險社會理論指出我們將面臨嚴重的生態危機與深層的社會矛盾。

現階段農村人口占有絕對的比重,而農村的政治權力結構的優化,農民間利益的調整,農村社會矛盾的化解,農村社會資源的整合,這些社會風險都需要農村基層自治―農村自治來予以規避化解的。

(三)社會整合理論。帕森斯的社會整合指,社會體系內各體系達到和諧均衡狀態,以對抗外來壓力。

村民自治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合力構成了當代中國村民自治,充分體現了村民自治的社會整合功能。價值理性指內在的秩序需求與民主訴求的滿足,工具理性是指為了達到某種目的,通過外在的壓力整合,經過科學安排來達到最佳效果。

三、研究綜述

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農村興起了改革,吸引了國內外學者關注。村民直接選舉與村民自治的制度改革引起了學者們對農村經濟與政治改革的興趣。隨之而來是的各種調研報告、學術論文、學術專著的出版。

(一)國外關于村民自治的研究。當前對中國農村問題研究比較有影響力的國外學者有歐博文、羅倫絲、戴慕珍、史天健、李連江、鄭永年和何包鋼等。通過對學者資料研究來看,他們主要圍繞村委會選舉問題而展開探討。主要內容包括:

一是關于“村民選舉與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的研究。歐博文認為:“經濟發達村莊村民自治開展比較容易,村干部通過經濟業績獲得村民支持,村民從中獲益,干部通過選舉獲得權力增強了合法性。”羅倫絲認為:“是制度改革創新促進了政治發展,而不是經濟發展的作用。”

二是關于“村民選舉的政治效應”的研究。羅倫絲和戴慕珍認為當村民利益與選舉結果密切相關時,如種植業為主但外出務工人員少的村莊參選熱情會很高。而外出務工人員較多時,一個是他們利益從選舉結果獲得較少利益時,且選舉浪費他們時間精力金錢,參選熱情會較低。

三是關于“村民自治與公民權利意識”的研究。在對江西某縣的調查中,李連江發現選舉村民政治效能感得到了提高,農民的公民權利意識也得到了激活。

通過對外國文獻的收集分析,可以看出國外學者對我國農村問題研究有一定的分歧,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的學者所調研的地區不同,所代表的數據不能概括全國的農村狀況,難以得到學者之間的共識;另一方面是由于學者對我國農村分析的切入點不同,所運用的理論觀點不同導致了研究結論的不同。

(二)國內關于村民自治的研究。村民自治一直的國內學術界的熱點,對其的研究主要圍繞幾個方面:

第一,關于村民自治產生原因的研究。村民自治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體質解散后,國家無意也無力運作農村政治,農村公共權力的喪失,但同時農村生活領域不斷擴展,社會急劇分化,為了農村的發展需要村民自治也應運而生。

第二,關于村民自治的歷史考察。《村民自治通論》是由趙秀玲和白剛主編的,書中對文獻進行回顧整理,對村民自治發展歷程進行梳理概括,考察到村民自治發展的真實性、規律性、復雜性。

第三,關于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研究。于語和撰寫的《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研究》一書中分析了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體系,揭示了村民自治與村規民約等其他規則體系的辯證關系,對我國村民自治前景進行了展望。

第四,關于村民自治的變量分析。村民自治分為經濟、政治、社會三種變量。從經濟變量來說,經濟的發展模式與途徑直接影響農村管理的方式方法及效果。從政治變量來說,村民自治受到周圍政治環境影響,而不是完全獨立進行的。從社會變量來說,農民流動性、鄉村精英及家族宗族會對自治產生較大的影響。

第五,關于村民自治的運行效績分析。徐勇教授認為村民自治績效既有積極意義,但同時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對當前的村民自治,他認為示范效應會遠遠大于實質性意義。

四、本研究的不足之處

(一)概念界定不是很準確。比如說村民自治的概念不準確,在所查找的文獻中,只是從幾個主要的要素來界定村民自治,使得人文科學的研究不夠嚴謹。(二)關于村民自治的理論研究脫離了當前農村社會的實際,理論指導的可操作性不強,需做進一步的研究。(三)研究方法局限于文獻法,經驗研究法等,缺少定量研究等實踐性的研究方法,使得文章顯得沒有足夠的說服力。

五、結論

為了村民自治的健康有序發展,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發展離不開村委會服務功能的強化,所以強化村委會服務功能以保障村民自治的完善發展;增強村莊的經濟實力,為新農村建設與村民自治發展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加強黨的領導,規劃村民自治的運作;提高村干部與農民素質,促進服務與自治水平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陳浙閩.村民自治的理論與實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2]李元書. 論社會自治[J].學習與探索,1994(5)

[3]吳玉英.村民自治的主要問題及對策[J].前沿,2005(3)

篇(3)

一、量能課稅原則的理論基礎

量能課稅原則產生于西方功利主義學者穆勒在經濟學提出的“能力負稅原則”,經過多個流派的爭論、探討,現已成為西方稅法基本原則。筆者對量能課稅原則的理論基礎分析如下:

(一)自然法基礎

稅法理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對國家征稅權正當性來源的考察,即稅收作為對公民私有財產的侵犯何以能正當化的理由。而稅收的正當性在法律上則主要體現為稅收公平。量能納稅的核心在于依納稅人在一定時期內的支付能力衡量負稅是否公平,以此確保人的自由、平等、生存以及法的和平。

歷史上,圍繞實現稅收公平的探討主要為量能課稅原則與利益賦稅原則這兩大學派的爭論。

1.利益賦稅原則

利益賦稅原則的提出早于量能課稅原則,以瑞典學派的奠基人維克塞爾為代表,其從經濟學中的自由交易理論和相對價格理論出發,主張國家與公民之間存在一種利益上的交換關系,通過利益享有的多少來衡量主體的稅負。其和國家租稅理論的發展密切相關。啟蒙時期哲學家霍布斯認為,國家成立的目的在于實現單個的個人所沒有辦法實現的社會任務,保護人民的生命及財產安全,而公民則將其在國家保護下所獲得的利益以上繳稅收的方式給付對價,故又稱“利益說”,“交換說”。利益賦稅原則通過確立納稅人與國家之間的對待給付關系,基于對價給付的特點,民眾可以對國家財政制度進行監督,限制政府的權力,并為差別稅率提供了理論基礎,在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但利益賦稅原則也有致命的弱點,即缺乏實踐論價值。公民在國家保護之下所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在標準上又無法進行規范,這種可行性的缺失必將導致執法恣意,從而損害稅法權威,削弱公民守法積極性。龐德說,“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實施。”因此利益賦稅原則逐漸被量能課稅原則所取代。

2.量能課稅原則

隨著歷史發展,人們對于課稅公平的理解也產生了變化。不同于亞當斯密的“利益說”,瓦格納在其《財政學》中提出社會政策的財政理論,主張按納稅能力的大小采用累進稅率課稅。近代學者馬斯格雷夫認為,稅收公平應是凡具有相等經濟能力的人,應負擔相等的稅收;不同經濟能力的人則負擔不同的稅收。稅收公平的觀念就由最早的絕對公平演變成“受益說”,進而發展為“負擔能力說”。

量能課稅原則的誕生主要是為了修正稅收“利益說”或“交換說”在稅收負擔的衡量上所存在的缺陷。稅收之目的在于滿足國家一般的公共財政需要,不可能在國家給付與稅收負擔之間建立直接的對價關系,而且國家必須對每個國民承擔起平等照顧義務,因此,稅收負擔的歸屬以及輕重原則,必須以納稅人負擔能力為標準,不得以國家對其提供的保障或服務的成本或效益為限度。這其實是在國家征稅權與公民財產權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另一方面,量能課稅原則亦是國民之間公平分配的原則,即稅負必須依照國民承擔稅收的能力來進行公平的分配。這是憲法平等原則在租稅法律關系方面的具體體現和要求。

(二)倫理學基礎

量能課稅原則上的屬人性決定其倫理基礎,“人正因為倫理學意義上的人,本身具有一種價值,即每一個人都有權要求其他人尊重他的人格,不侵犯他的生存(生命、身體和健康)和私人領域。”量能課稅原則在倫理學上的具體化主要是在道德選擇或價值判斷上,即對公民生存權的保障。

生存權保障是人性尊嚴的基本體現,是一項基本人權,為各國憲法所保護。如日本憲法“謀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國民權利”的規定。而根據量能課稅原則,公民的最低生活費缺乏稅負能力,不應列為課稅對象。這正是倫理學價值判斷的體現。

同時,量能課稅原則在個人所得稅上對于“人”性倫理色彩還體現在其他方面。首先,個人所得稅對課稅對象的要求必須是已經實現的凈所得。成本、費用、損失和稅金是為了獲得收入的必要開支,不具有稅收負擔能力。同時,尚未實現的所得,或者因市場規律而帶來的虛假所得亦不屬此類范疇。第二,個人所得稅的課征,不僅要體現納稅人在量方面的負擔能力,更要體現其在質方面的負擔能力。例如對不同性質的同額所得(勞動所得與資產所得)要區別對待,對回歸性所得與非回歸性所得(稿費、退職所得、暫時所得)亦宜做出質的區分。這些都是量能課稅原則在倫理學上的價值取舍。

(三)實踐論基礎

量能課稅原則相較于利益賦稅原則的一大優勢就在于它的可行性,即實踐論上的價值。衡量納稅人的稅收負擔能力需要有一定的標準和原則,需要一個既能夠全面衡量不同納稅人的不同納稅能力又能夠用以在稅收征收活動中具體操作并能夠證得納稅人廣泛認同的標尺。為了引入實踐,學術界關于量“能”的評定標準進行了許多探討,大致可分為“主觀說”和“客觀說”。

一為主觀說。這一學說最初由穆勒提出,又稱“犧牲說”,即“課稅公平作為一條政治公理意味著犧牲的相等”。每個人在向國家納稅時造成的損失是一種效用損失,只要這種效用損失在主觀評價上對所有的納稅人都是一樣的,即犧牲均等,稅收公平就實現了。之后在此基礎上又發展了相應的“比例犧牲說”、“邊際均等犧牲說”。但這些學說都是建立在主觀基礎上,效用、犧牲等心理因素都缺乏客觀性和現實操作性,無法衡量或精算。

一為客觀說。由于“主觀說”并不具備現實操作性和制度價值,美國經濟學家塞利格曼提出了“客觀說”標準,從客觀方面對納稅能力進行衡量。從經濟學角度看,表征稅收負擔能力的基礎有所得、財產和消費三種。首先,如果把消費作為稅收負擔能力的標準不甚妥當。這是由于,對于社會不同階層來說,消費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同。貧困階層消費所占的比重大于富裕階層。若只對奢侈品征稅,則遠不能滿足財政需要,若對日常生活消費征稅,則容易產生逆進性。因此以消費來衡量納稅人的稅收負擔能力,作用十分有限。其次,財產標準情況下,由于相同價值的財產在不同收入階層的納稅人中有不同的效用,對財政產征稅不符合公平原則;另外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財產的形態日以多樣化,動產乃至無形財產的比重也越來越大,對征稅造成的很大困難;而且財產課稅很難做到對低收入階層的稅前扣除,對富裕階層征稅過重也會影響其投資和生產的積極性。

因此,選擇所得作為衡量稅收負擔能力的標準最為合適。一方面所得是一種可以用貨幣計量的收入,穩定規范;另一方面,所得能夠真實反映各類納稅人的收入狀態和納稅能力,且可以根據最低生活費標準予以扣除,并且根據收入來源和性質的不同適用不同的征稅辦法。因此,所得標準能夠相對保證稅收平等,實現稅收公平。

二、從量能課稅原則看我國個人所得稅

2006年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法將起征點由800元上調到了1600元,試通過下表分析個人所得稅法改革前后的效果:

通過上述表格,我們可以看出,起征點從800元上調到1600元并沒有促成多少實質性的改變,因為各收入群體間的工資凈所得的差距并未縮小多少。因此,僅僅提高工資收入的起征點,對于拉近貧富差距的作用極其微弱。根據量能課稅原則,對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建議如下:

(一)實行綜合所得稅

我國個人所得稅法目前實行的是分項扣除、分享定率、分項征收的分類所得稅,分類所得稅是與綜合所得稅相對應的一種所得稅模式,即把所得依來源分為若干類別,并對不同類別的所得依不同的稅率和征收方法分別計稅。我國目前規定了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等11項所得。下面以某月取得工資收入5000元的納稅人甲和某月取得工資收入4000、稿酬1000元的納稅人乙為例對橫向公平問題進行比較說明。

由于分別適用不同的減除費用和稅率,甲、乙二人縱然經濟負擔能力相同,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卻不同,不能體現稅收橫向公平的要求。另外,在分類所得稅模式下,也會出現越來越多所得來源多、綜合收入高的納稅人少交稅,而所得來源少、綜合說入低的納稅人多交稅的現象。

由此可見,分類所得稅模式難以完全把握納稅人的綜合負擔能力,不利于實現稅收公平。另外,分類所得稅模式也無法反應對納稅人的家庭負擔狀況的照顧,這對重視家庭經濟和社會職能、社會保障機制尚不發達的中國來說,尤為不公。再加上臺灣和大陸有著相通的社會文化傳統,因此學習臺灣的綜合所得稅模式是一項有益的嘗試。

(二)合理設定所得范圍

首先,降低對工資薪金所得的稅負。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法主要建立在工資薪金所得的基礎上。然而隨著經濟發展,個人收入渠道增多,資本所得和財產所得將在個人收入結構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另外對工資薪金的超額累進稅率也不符合量能課稅原則對“質”的要求。因此,對工資薪金所得應當給予更多優惠與照顧,對資本所得和財產所得應課以稍重的稅負。

其次,設立設算所得課稅制度。“有些所得一起客觀和理智清醒本應實現,惟可能因個人之偏好、過失或其他法律所不認同之安排而使之未能實現,此時,租稅法本諸租稅公平原則的考量,將此一類型之所得視同已實現。并對之課征所得稅。”這便是臺灣的設算所得課稅制度,是對凈所得課稅原則的例外規定,為了防止納稅人規避稅收。

最后,設立福利所得課稅制度。對用人單位在正式薪金之外對職工給付的各種額外福利課稅。除了因計算困難或征收成本太高可免稅外,如誤餐補貼、交通補貼、宿舍、人身保險、假期旅游等,其余各種福利所得都應當列入課稅范圍。

(三)完善所得凈額制度

首先,照顧納稅人家庭扶養開支。從我國社會文化傳統上來看,家庭是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家庭觀念濃厚,親屬之間有很強的道德倫理牽引。另外我國社會保障水平較低,家庭是主要的保障途徑。因此在稅收上照顧家庭基本開支,是凈所得課稅原則和量能課稅原則的具體體現,是保障公民生存權的需要,也是符合我國當前國情的重要改革。

其次,改革所得扣除制度。設定捐贈、保險費、災害損失和醫療及生育費等項目。扣除個人必需的生活成本、費用和損失,鼓勵以公益或人道目的的捐贈(客觀上降低了稅負能力),照顧弱勢群體,維護法的和平,都是量能課稅原則的應有之義。

最后,建立物價指數連動課稅機制。物價上漲實際上會帶來“隱形增稅”,這種“隱形增稅”不僅違反了稅收法定主義原則,還加重了低收入者階層的負擔,違反量能課稅原則。因此有必要設立這么一個彈性課稅機制。臺灣地區的個人所得稅法規定,當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年度上漲累計達3%以上時,免稅額隨之調整;達到10%以上時,個人所得稅課稅級距的金額隨之調整;個人所得稅的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以及殘障特別扣除額的基準,要根據所得稅準及基本生活變動情形,每三年評估一次,以保證稅收的相對穩定。

三、小結

量能課稅原則作為一項重要的原則,與稅收正當性密切相關,并同稅法學界的基本理念相通。如何在稅法立法和實踐中的貫徹落實稅法的基本理念,則是值得一生研究的命題。

參考文獻:

[1]參考自《量能課稅原則法哲學研究》,楊萬輝,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5月。[2][德]卡爾·拉倫茲:《德國民法通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頁。

[3]參考自《個人所得稅負擔的公平構想》,陳拂聞,財會研究2009年第20期。

[4]圖表摘自《量能課稅原則研究》,梅曉蓓,《人文社會科學集刊》2006年。

[5]參考自《量能負擔與課稅公平----臺灣個人所得稅的啟示與借鑒》,熊偉、羅昕,中國財稅法網省略/show.asp?a_id=1530。

[6]參考自《個人所得稅收入能力研究》,董旸,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009年3月。

篇(4)

中圖分類號:J202文獻標識碼:A

在漢代畫像石的工藝設計程序中,彩繪即敷色是整個制作過程中的最后一道工序。“無論是畫像磚或是畫像石,最后一道工序應是上色和彩繪。細節和局部,正依賴于這一工序。一些磚石上色彩的殘留說明了這個事實”①。由于現出土的漢代畫像石有不少是墓室被盜后發現的或從民間征集收藏的,加上在石頭表面上加彩不像帛畫、壁畫那樣較容易黏附,長期在墓室中受水和微生物的侵蝕等,因此,其上的色彩只在為數不多的出土畫像石上零星殘存,這對深入研究漢代畫像石及其彩繪是有一定影響的。但從這些零星殘存的色相和參考同時期的墓室壁畫、陶俑、彩繪銅鏡等上的彩繪情況,仍然能窺探出漢代畫像石的彩繪色相和色彩的原料配置等情況。本文就目前出土的漢代畫像石上殘存的色彩,并參考同時期的墓室壁畫、陶俑、彩繪銅鏡等顏料的配置等,論述其彩繪的特點與思想。

一、漢代畫像石彩繪的出土情況

目前,就作者掌握的考古發掘材料看,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的幾十年間,有關文物考古部門先后在河南、陜西、山東、山西、江蘇、重慶等不少地區發掘了多座或多或少地殘存彩繪痕跡的漢代畫像石墓。其中,河南、陜西兩省的南陽和陜北地區最多。

南陽是河南省發現彩繪漢代畫像石墓最多的地區,主要有:1962年春發現的南陽楊官寺漢代畫像石墓墓門等處“涂紅色”②;1972年發掘的南陽石橋漢畫像石墓南門楣正面畫像石上,有朱紅色、黑色、黃色、紫紅色③;1973年南陽唐河縣電廠出土的漢畫像石墓門楣、門扉上有彩繪痕跡④;1976年原南陽縣趙寨磚瓦廠漢畫像石墓“門扉和門柱上畫像皆有彩繪痕跡”⑤;1978年出土于唐河漢郁平大伊馮君孺人畫象(像)石墓出土的三十五幅畫像石,“大都經過朱彩描繪” ⑥;1983年唐河縣針織廠二號漢畫像石墓中“逐疫升仙圖”,“畫面皆朱涂”⑦;1984年3月發現的禹縣東十里村東漢畫像石墓,“僅在墓門的門楣和門額上裝飾兩塊畫像石”,“用朱色在畫像主題――動物身上勾勒數道⑧;1988年秋天發現的、1989年4月清理的南陽縣辛店鄉熊營漢代畫像石墓,“共出土40幅畫像”,“多幅畫面都發現有朱紅色,畫像石也有彩繪痕跡”⑨;2001年12月河南南陽市宛城區陳棚村發掘出一座漢代畫像石墓,墓室內裝飾有各種彩色畫像36幅,分別位于門楣、門檻、前室梁柱、后室門柱正面,門扉正、背面,前室門柱和過梁的正、側面。畫像的畫面均保存完好,十分珍貴。

陜西省的綏德、神木大保當等是該省發現彩繪畫像石墓最多的地區。主要有:1958年至1975年在陜西省子洲縣淮寧灣鄉后村發現的漢代畫像石墓,“在樓閣的臺基上曾涂粉白底色,用墨線畫有柵欄桿”⑩;1972年發現、1975年發掘清理的綏德縣延家岔東漢畫像石墓,畫像石圖像中有“紅綠色斑點”、“墨線勾繪”、“朱紅色”、“壁涂綠彩,上加若干點白彩谷紋,聯帶染紅色。陰地陽紋,紅綠相映”等色彩痕跡B11;(圖1)1982年春發現的陜西神木柳巷村漢畫像石墓,前室畫像“圓面涂染朱色,鳥形空出只點朱色眼”B12;1997年7月發現的綏德縣四十里鋪畫像石墓,畫像剛出土時“朱雀羽、龍、虎、虎口、人物衣服留朱紅”B13;1983年綏德黃家塔出土的6號墓、8號墓、9號墓和11號墓墓門等處殘留有“朱紅、粉白、墨繪”等色彩,“出土時朱色斑斕鮮艷”B14!

尤其是1996年發掘的陜西神木大保當第11號、第23號漢代畫像石墓中殘留色彩最多,在所有出土彩繪漢代畫像石中也是最精彩的。此詳述之,以便下文論述。(圖2)11號墓墓門右門柱“上半部鑿刻一雙層樓閣。紅褐色線條勾勒出長方形基臺,上設三個立柱,前兩立柱間是兩扇粉紅色的門扉,門微啟,門扉上分別以墨線繪朱雀”。“門楣、門框、門限以墨線勾繪。門右側墻上墨色勾繪井字圖案,似為窗牖”。屋檐下右側仙子“似人似神,臉涂紅彩,”,“全身輪廓以墨線勾勒。屋頂呈覆斗狀,墨繪斜紋象征瓦縫,左右相對各立一鳳,喙及腿涂紅彩,身以墨線勾勒”。第二層頂“以墨線繪瓦縫、瓦當。檐左右各有一鳳,相對而立,全身以墨彩涂繪”,樓板四周的欄桿“均涂褐彩。楹柱之后橫楣上掛紅彩帷幔”。“樓內對坐兩人,其中一人頭戴紅色圓帽,身著紅色長袍,五官用墨線勾勒,唇涂紅彩”。另外一人“身著紅領綠色長袍,腳穿紅鞋”。中下部人物頭上“羽毛墨色”,“冠紅色”,“方臉,面涂粉彩,五官以墨線勾繪,紅唇”,“身著紅色寬袖衣”,“胸前以墨彩勾繪日輪,中間涂紅彩,紅彩中央用墨繪三足烏。下身著鳥羽裙,其中有紅、墨彩繪成的橢圓形羽毛”。其左有升龍,“龍身以紅、墨彩相間繪鱗甲”。組下端一走龍,“身涂墨彩,唇、翼涂紅色,身上以紅彩繪鱗甲。畫面右邊框涂紅彩”。左門柱上殘存的神人“五官以墨線勾繪,紅唇,粉面”,“上身著袖衣,內有右衽白色內衣”。“胸前墨繪月輪,中以白彩繪蟾蜍”。“其后繪一立虎,紅唇,白色,以墨線繪斑紋”。“畫面右框涂紅彩”。

23號墓的墓門門楣上雕刻的狩獵圖像中,“馬身均涂褐紅色,絡頭,韁、銜等以墨線勾繪”。騎馬者“著紅色戎裝。前兩騎手幘為黑色,后一騎手幘為紅色”。馬前的奔鹿“以墨線勾繪,身上有黑色斑紋,鹿身以紅彩表示流血”。第一騎右上獵鷹“羽毛以墨線勾繪”。第三騎之后的老虎“虎口涂紅色,身軀及長尾以墨線勾斑紋,虎肩胛處有豎條紅彩”。“左端刻月輪,中以黑彩繪玉兔搗藥圖,玉兔身上有白彩點”。“右端刻日輪,邊緣以墨彩勾繪,中涂褐紅彩,日輪中以墨彩繪面右而飛的金烏”。下欄為車馬出行圖,“馬涂褐紅色,外輪廓及飾具以墨線勾繪,四蹄涂黑彩,鞍為石原色”。騎手“著黑襦衣”。軺車“車身及輻以黑色涂繪”。Z車車窗“內掛粉色窗簾。車廂及輻涂黑色”。左門柱左為卷草紋,“邊緣、筋骨均用墨線勾勒,葉面涂紅彩”。左門柱為說唱圖,右側一人“著黑色長袍”。舞蹈圖中右側一人“著長袖淺色衣,下穿紅彩長裙”。其后一人“身著紅衣和淺色長裙”。下圖為長袖舞蹈圖,右側一人“身著寬袖紅衣,下穿淺色長裙”。舞蹈圖下雕刻有車,“馬直立,身涂褐紅色,馬具、韁繩等以墨線勾繪。車前坐馭者,手持鞭,鞭以墨線描繪。車棚拱形,筋骨描黑色。箱、輪、輻等亦以黑色描繪”。左門扉雕刻朱雀,“身涂紅彩,以黑彩描羽毛,翅上以紅、黑彩描細部。其四周環繞五只或飛或站立的鳳鳥,鳳身均涂紅彩,以黑彩涂描羽毛”。鋪首“眉及鼻用墨線勾繪,耳及角上繪紅彩三角形圈,圈心點黑彩,眼珠點墨”,“須涂黑彩”。“鹿眼眶涂黑,身上有黑彩描繪的斑紋”。獬豸“全身涂黑色”B15!

除河南、陜西兩省外,山東地區主要有:沂南漢畫像石墓的后墓藻井施彩繪;淄博市張莊漢畫像石墓的墓門門楣正面的人物、動物等“涂朱彩”;金鄉魚山漢畫像石墓M2在圖案、人物服飾等上有加施“朱砂痕跡”和“彩繪為白色”等B16;2006年山東鄒平開發區發現的東漢晚期的彩繪畫像石墓中,亦殘留彩繪痕跡等B17!I轎魘【襯謚饕有1992年12月至1993年4月在山西省離石發現的東漢畫像石墓44號墓中的第5石“畫面中點綴朱色圈點”等B18;1997年4月發現的山西離石石盤漢代畫像石墓,“圖像細部用墨線描繪,局部施紅彩”。2號石圖像中西王母“身穿紅色寬袖長袍”。3號石“下層上一門吏,頭戴黑色介幘”、“左手持紅色盾牌”。4號石,左門扉“圖案被紅色邊框分成內外兩部分”。18號石,前室東壁門道隔柱“四周邊框及部分紋飾涂紅彩”等B19!F淥如江蘇徐州青山白集漢代畫像石墓,重慶合川沙坪漢代畫像石墓等,都有朱紅等色彩殘留在畫像石上。

附表:(該表列舉的彩繪漢代畫像石的出土情況,是以目前作者掌握的現有資料為依據的,尚有這些地區和在安徽、四川、天津等地出土的彩繪漢代畫像石發掘報告與資料,有待搜集)

二、漢代畫像石彩繪的造型特點與思想內涵

從西漢晚期畫像石產生至今已歷二千多年,“那堪事勢盡,千古但蒼涼”([清]王世禎詩)。由于漢代畫像石長期深埋于地下,受地下水侵蝕,水中所含各種鹽份隨溫度變化反復在彩繪顏料層內溶解,各種微生物對顏料與膠質粘合劑的分解和出土時環境變化,空氣氧化,以及人為的破壞等,都使十分脆弱的大面積的色彩顏料層脫落和遭到嚴重破壞,今天要想全面看到漢代畫像石的具體彩繪面貌是很難的,因此,只能從現出土的殘留在石頭上的點滴色彩來窺探其彩繪特點與思想。

從上述各地區關于彩繪漢代畫像石墓的考古發掘報告可知,在當時雕刻完成的石頭素胎上進行彩繪即敷色,可能是漢代畫像石工藝制作的普遍現象,而且應該是很精彩的。如陜北漢代畫像石“在浮雕的物象上施加墨線、陰刻、敷彩,是雕刻與繪畫結合并用的一種獨特殊美的創作形式”。“在個別畫像石上的朱雀、鋪首、邊框、綬帶、王母衣衫華勝等涂有朱、綠、赭、白等色。四十鋪、延家岔、樓溝以及黃家塔出土的畫像石有的整套墓門有的整塊墓壁都用各種色彩涂染點畫,出土時仍然鮮艷、潔凈,隨著風吹日曬而淡化消失,可放在窯洞或干燥的屋室內的畫像敷色,經過二十余年朱色墨線依然如故”B20!4硬駛婧捍畫像石發掘報告顯示的時間上看,即“從河南南陽出土的楊官寺墓門畫像可知,彩繪畫像石至遲出現于西漢晚期,盛行于東漢中期。雖然我國漢代畫像石產生時代較早,但施彩并非與石刻同步,此大抵與早期流行的棺槨銘旌制度有關”B21!4幽殼安駛婊像石的發掘報告內容看,有些墓室中的畫像石可能全部施彩,而有些可能是有選擇性地進行彩繪。前者如從南陽唐河漢郁平大伊馮君孺人畫象(像)石墓出土的三十五幅畫像石,“大都經過朱彩描繪”和陜西神木大保當第11號、第23號漢代畫像石墓中殘留較多色彩等,可以推測出。后者的情況較明顯。如從彩繪畫像石在墓室中的裝飾部位看,彩繪的畫像石主要設計在墓門的門楣、中柱、門扉、側柱和門檻等處。再如南陽濱河路出土的彩繪漢代畫像石墓共出土了39塊漢代畫像石,畫像83幅,其中有彩繪的35幅B22!S硐囟十里村東漢畫像石墓中只有兩塊畫像石,施彩并鑲嵌在墓門的門楣和門額上。密縣后士郭漢代畫像石1、2號墓出土的畫像石,只在1號墓中的第5石、第6石、第7石、第10石、第13石、第16石和2號墓中的第5石上出現彩繪痕跡。山西離石石盤漢代畫像石墓中的彩繪痕跡也是在2號石、3號石、4號石、18號石上出現等。有選擇性地進行彩繪可能有造價較高,或是服從整體墓室建筑的需要,或僅在墓室的顯要部位裝飾彩繪畫像石有辟邪、升仙功能等等原因。當然,這只是就現出土漢代畫像石彩繪現象的一種推測,也是值得研究的一個有趣的話題。從彩繪漢代畫像石圖像上殘存的色彩痕跡看,畫面中人物、動物、植物、舟車、屋宇、橋梁、山川和邊框等各種裝飾紋樣上都有彩繪的現象,當時可能是“滿石皆彩”。因此,能夠看出彩繪漢代畫像石的顏色有:紅色、朱紅色、粉紅色、褐紅色、黑色、白色、黃色、土黃色、綠色、粉綠色、紫紅色、藍色、赭色等,是非常豐富的。

在漢代畫像石上進行彩繪有著裝飾、美化墓室B235壬ピ嶁越ㄖ和辟邪、溝通神靈、象征吉祥、喜慶等功能。有學者認為“漢代畫像石刻藝術產生的因素是多元的,而在石刻表面設色的成因,則是比較單一的,只能說它是繪畫藝術發展的自身規律所致。大約在西漢中后期,漢代墓葬建筑日趨第宅化,在推崇孝道、事死如生的思想支配下,陰宅仿陽宅的建筑要求越來越高,既要求考慮到堅固、寬敞,又要美觀、富麗堂皇,要想達到上述多功能的奢望,較為理想的設計莫過于畫像石墓葬了”B24!4幼笆我帳醯慕嵌壤此,在漢代畫像石上進行彩繪用來裝飾、美化墓室等喪葬性建筑,即在漢代那個迷信鬼神、希望死后成神、升仙、“事死如生”的社會話語中,盡量模仿現世世界的建筑形制、彩繪樣式來裝飾墓室建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僅如此,包括彩繪在內的整個漢代畫像石的制作工藝(包括制作程序、圖像建構等)都是為墓室、祠堂等喪葬性建筑構成和裝飾、美化其環境服務的。當然,它的彩繪現象也可以說是早期中國傳統繪畫藝術,尤其是中國畫的色彩發展到漢代的表征,但“只能說它是繪畫藝術發展的自身規律所致”,未免過于偏頗。因為,漢代畫像石既具有早期中國繪畫藝術的特點,也有早期中國雕刻藝術的特征,同時它又是墓室、祠堂等喪葬性建筑的構建材料。從其制作材料、工具、工藝程序、生產者和喪葬性質、在民間的生產制作與流行等方面看,它又是一種民間喪葬工藝。所以,漢代畫像石的彩繪現象不完全是繪畫藝術發展的自身規律所致。

漢代畫像石的彩繪除具有裝飾作用外,也表現出它的辟邪、溝通神靈、象征吉祥、喜慶等功能。用色彩作為辟邪、溝通神靈、象征吉祥、喜慶的符號,從原始社會至漢代,乃至當代的民俗活動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如據考古發掘表明:遼寧海城小孤山遺址出土的貝質穿孔片飾上染有紅色。北京周口店山頂洞遺址發現的石珠表面也以赤鐵礦染成紅色。“原始人對裝飾品進行打磨染色,使其引人注目、更加美觀。這可能包含著取悅異性的目的,可以認為是審美意識的萌芽。也許籍此寄托原始宗教的萬物有靈的信仰,將裝飾品染上血般的紅色,從而注入超凡的生命,并以此來溝通神靈”。“他們佩戴這些裝飾品,或為了驅祟辟邪,或為了炫示威猛,或為了取悅異性,或為了托佑神靈,都是為了滿足精神上的需要,求得精神上的充實”B25!=入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人們也都把各種色彩與神靈、辟邪和吉祥、喜慶等思想、觀念、民俗意識結合在一起。中國人源初的色彩觀崇尚五色(青、赤、黃、白、黑),并把其與五行(金、木、水、火、土)、五方(東、南、地(中)、西、北)、五帝(蒼精之帝(太)、赤精之帝(炎帝)、白精之帝(少)、黑精之帝(顓頊))和統治階級溝通神靈、辟邪、求得吉祥、喜慶的祭祀等聯系起來。如“在殷墟甲骨卜辭中就記錄著殷人對祭祀所用牲的顏色所進行的嚴格的選擇性,這就是在祭方的時候用什么樣的顏色殷人都要專門占卜”B26!4呵鍤逼詡漓氳難丈與祭方之間有了較固定的聯系,殺牛祭祀要“社稷用黝,牛色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于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唇也”等B27!U焦秦漢時期對上述五色即色彩與五行、五方、五帝與祭祀等關系的文化藝術思想都是有繼承與發展的。尤其是漢代對春秋戰國等時期的哲學思想、文化藝術等的繼承是不言而喻的。如《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記載:“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該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等,其中收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等。并言明“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于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等等B28!6“漢代的思想骨架是陰陽五行。東方色配青,五行為木;南方色配赤,五行為火”B295取T諏膠菏逼,把五色即色彩與五行、五方、五帝與祭祀相聯系,教化于民,維護統治,早在西漢統治階級那里就已有了清楚的認識。如漢武帝問策于董仲舒,仲舒對曰:“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B30!:撼傻奐次懷蹌,丞相衡奏言:“甘泉泰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群神之壇。以尚書六宗、望山川、遍群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H駒、寓龍馬”。“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具備”B31!L乇鶚嵌漢以后,在讖緯迷信等思想濃厚的社會氛圍中,不同的色彩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藝術載體中的運用賦予了其更多的辟邪、溝通神靈、追求吉祥、喜慶等神秘的意義。這在漢代畫像石的圖像中各個視覺形象的造型上都有明示。

漢代畫像石的彩繪具有一定的辟邪、溝通神靈、象征吉祥、喜慶等功能,雖然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但從《周禮•冬官•考工記》論述繪畫藝術作品中色彩即五色與五行、方位的關系和對比現出土漢代畫像石上殘存的色彩運用等可見一斑。如《周禮•冬官•考工記》中記載:“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有白謂之章,白有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彩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伙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后素功”。該段論述的是畫繢五色,大致有三層意思:第一段論述的是五色之次序,提出了五色概念,即青、赤、白、黑、黃,并與分出東、西、南、北、中方位。顯然這與戰國(或秦漢)時期的“五行”觀念有關。第二段論述的是五色之交合,即在方位上正是東西、南北、天地相對的關系。第三段從“土以黃”到最后論述的是五色之工藝,即凡畫天象,隨時節變化而施不同的色彩,畫山畫水要與龍、虎等相聯系,以及四時皆有色彩等B32!U飪梢鄖宄地看出,那時(戰國或秦漢)在藝術作品中把色彩即五色與、五行、五方等聯結在一起的事實。該段文字既可以看成是春秋戰國及其以前中國繪畫藝術的理論總結,也可以看成是對秦漢繪畫等造型藝術的理論指導與影射。如殘留在現出土漢代畫像石墓的門扉、橫梁、立柱等上的色彩,即能體現出青、赤、白、黑、黃五色的運用。殘留在圖像的邊框紋飾和動、植物等視覺形象上的不同色彩痕跡也清楚地體現出“四時皆有色彩”的面貌等。

特別是上文列舉的關于漢代畫像石的彩繪現象的發掘報告顯示,不少彩繪畫像石被鑲嵌在墓門、門扉、門柱等處,并在這些地方和在圖像中建筑物的廊柱、欄桿、車馬等上敷以較多的紅色(朱砂成分較多)等,也可以看出在漢代畫像石上進行彩繪有著辟邪、吉祥、喜慶等寓意。“中國畫色彩在漢及其以前以五行色為主(黑紅色為主色調)”B33!:焐與黑色這兩種主色調在婚喪嫁娶等民俗活動中的運用也是較多的。尤其是紅色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自古及今都有象征吉祥、喜慶等民俗觀念、寓意。如今天為中國舉辦的第29屆奧運會而設計的祥云火炬,也是以紅色為主色調,象征著吉祥、如意。紅色“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場合,紅色的象征意義往往處在流變之中,或標示尊貴,或渲染吉慶,或用于辟邪,甚至與某一王朝的‘天命’休戚相關。這一切使紅色與中國人的民族情感連為一體”B34!V劣諶宋锏拿娌俊⒎飾、鳥獸的羽毛等描繪紅色、黑色或白色,或“鹿身以紅彩表示流血等,應該是民間畫師們以目中所見,把主客觀色彩結合起來運用,“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所以,從現出土的漢代畫像石上殘留的色彩痕跡,可以窺探出它的彩繪并非是單一的裝飾,而是有著復雜的敷色思想與寓意。

圖3 洛陽漢墓室壁畫漢代畫像石上殘存的這些彩繪色相(包括思想、寓意)與同時期的墓室壁畫、彩繪陶俑、彩繪銅鏡等上的色彩、顏料的成分構成等是非常相似的。如1987年4月在西安交通大學內發掘的一座西漢壁畫墓中,“在墓葬主室內的四壁和頂部繪滿了色彩斑斕的壁畫”。“用色豐富,有石青、石綠、朱紅、赭石、青蓮、白、黑等多種”B35!2003年3月在河南省洛陽市宜陽縣豐李鎮尹屯村發掘的新莽晚期的壁畫墓中,“所存壁畫的繪法,是在磚壁上粉刷上有層白灰為底,再用紅、黑、黃諸彩作畫。紅彩多為條形的仿木梁結構,黑色則用以勾勒各種畫面,如祥云花草、日月星辰、人物禽獸及仿木斗拱等等,而且諸多勾勒畫面之上又涂紅、藍、黃、綠多種色彩”B36!2003年4月發現的陜西定邊縣郝灘東漢壁畫墓中,“壁畫是用黑、白、紅、藍四種顏料繪成,顏色非常艷麗”B37!2000年在陜西省旬邑縣原底鄉百子村磚廠發掘的東漢晚期的壁畫墓中,壁畫使用的主要有黑、白、黃、紅、紫等色彩。有關學者還就這些主要顏料和土樣通過掃描電鏡/X-射線能譜分析,X-射線衍射分析等,進行了成分分析。分析結果是:該墓壁畫中的黑色顏料主要由碳黑組成;通過XRD分析發現白色樣品中含88%的方解石,純度很高;黃色樣品中的顯色物相是針鐵礦;紅色顏料有顏色較暗,呈棕紅色和顏色較亮,為桔紅色的兩種不同的色相;紫色用量較少等。該墓壁畫使用顏料種類不僅較為齊全,而且當時的畫師們使用了“沒骨法”這種繪畫工藝,即先用黃色在白色底層上畫出圖案的底色,再在黃色底色上畫出其他顏色的圖案,以此類推。顏料樣塊剖面從內到外依次最多找到了白、黃、紅、黑四種顏色層的疊加B38!I細鍪蘭90年代在漢陽陵墓中發現了眾多西漢彩繪陶俑,“俑體表面皆敷彩,彩有三色,即朱紅色、橙紅色和赭黑色”。經過X-射線衍射分析表明,“朱紅色顏料為純度很高的朱砂(HgS),雜質很少”,“橙紅色顏料中含有大量粘土成分,主要物相為石英、云母、高嶺土”,赭黑色“顏料的主要物相為石英(a-SiO2)、云母”B39!1992年陜西省博物館征集到的一面漢代彩繪銅鏡,鏡子背面彩繪紅、藍、白、綠四種顏色及岌少量的黑色。顏料分析結果顯示,紅色顏料的主要成分為朱砂,藍色顏料的主要成分為藍銅礦,白色顏料的主要成分為羥磷石,綠色顏料的主要成分為藍銅礦和孔雀石。“該彩繪銅鏡的繪制是先在外區通天有層紅色,再在其上繪制有藍色、白色、綠色的紋飾圖案,而中區先通涂有層藍色,然后在其上繪制紅色、白色的紋飾圖案,內區保留的僅為一層紅色。繪制圖案主要采用平涂的方法,在色彩相近、容易模糊的地方,輔以淡線。該彩繪銅鏡的顏料均為天然礦物顏料B405鵲取

從色相上看,漢代畫像石的彩繪與墓室壁畫、陶俑、銅鏡等彩繪使用的顏料基本上是相同的,即它們使用的顏色都沒有超出紅色、黑色、白色、黃色、綠色、紫色、藍色等這幾種色彩,并且不同的民間畫師、工匠都能用這幾種色彩調和出朱紅、粉紅、褐紅、粉綠、紫紅等綜合色彩進行繪制。這充分反映出了漢代已有相當高超的顏料制作工藝技術。從各種顏料的化學成分上看,雖然未見到有關對漢代畫像石的彩繪顏料成分進行X-射線衍射等技術分析(以作者目前掌握的資料為依據),但從上述有關學者對同時期的墓室壁畫、陶俑、銅鏡彩繪顏料的實驗、分析結果,可以推測出漢代畫像石的彩繪所用各種顏料的成分,也不外乎是朱砂、碳黑、針鐵礦、羥磷石、藍銅礦、孔雀石等天然的或人工的礦物質原料。尤其是從繪制手法上看前后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如漢代畫像石圖像中各個視覺形象的彩繪現象是:墓門門柱、門楣、門框、門限、井字圖案,窗牖、瓦縫、瓦當、樓板四周的欄桿、帷幔”、車廂、輻、人物、動物、植物、日輪、月輪等等,基本上都是先用黑色或朱色、藍色等勾勒輪廓或勾邊,然后平涂或描繪各種色彩,或有的用白、紅、藍等作底色等。細小部位無法雕刻出的細節等也基本上都是采用墨線描繪。如上述陜西神木大保當第11號、第23號畫像石墓中的人物,“五官以墨線勾繪,紅唇,粉面”。“著長袖淺色衣,下穿紅彩長裙”。“馬身均涂褐紅色”,騎馬者“著紅色戎裝。前兩騎手幘為黑色,后一騎手幘為紅色”。朱雀,“身涂紅彩,以黑彩描羽毛,翅上以紅、黑彩描細部。其四周環繞五只或飛或站立的鳳鳥,鳳身均涂紅彩等等。而彩繪墓室壁畫、彩繪陶俑、彩繪銅鏡的畫面設色也基本如此。如有的畫面用墨線勾畫舟車屋宇的瓦楞、欄桿的邊,有的用藍色、紅色勾畫馬匹的輪廓,有的用黑色畫樹干,用綠色畫樹葉,有的用紅色、黃色、黑色、白色等畫人物的衣服、嘴巴和動物的皮毛等等。

圖4 徐州漢彩繪陶俑漢代畫像石的彩繪與同時期的墓室壁畫、陶俑、銅鏡等敷色的相似性是必然的。因為同時代的各個藝術門類之間必然是相互影響、相互聯系的。特別是墓室壁畫、陶俑、銅鏡等的彩繪早在漢代畫像石產生之前就已產生。由此也可以推測,漢代畫像石的彩繪在很大可能上是在前者彩繪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漢代畫像石彩繪的特點與思想對其以后的魏晉、隋、唐、宋、元、明、清,乃至當代的宮廷壁畫、墓室壁畫、佛教壁畫和青綠山水畫,以及從古至今自身自滅的民間美術的色彩都有影響。尤其是民間美術的色彩受其影響很大。漢代畫像石的雕刻者、敷彩者本身就是民間藝人,他們在前代的基礎上發展與創造的這些色彩母體,雖然很精彩,工藝技術很高,但在后代中國畫藝術的發展中并沒有得到很好的重視。特別是宋代以后文人畫藝術的興起,漢代畫像石上體現的大紅大綠的色彩為文人士大夫藝術家所不齒而被貶低,它們只能在民間美術中成為“暗流”,任其流淌。直至今日,在眾多的民間美術作品中,其色彩的運用仍然能夠找到漢代畫像石彩繪的特點與思想的痕跡。(責任編輯:郭妍琳)

① 顧森《中國漢畫圖典》(序),浙江攝影出版社,1997年版。

②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南陽楊官寺漢畫像石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3年第1期。

③ 南陽市博物館《河南南陽石橋漢畫像石墓》,《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1期。

④ 《南陽漢畫像石》編委會《唐河縣電廠漢畫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⑤ 南陽市博物館《南陽縣趙寨磚瓦廠漢畫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⑥ 南陽地區文物隊、南陽博物館《唐河漢郁平大伊馮君孺人畫象石墓》,《考古學報》,1980年第2期。

⑦ 南陽地區文物工作隊、唐河縣文化館《唐河縣針織廠二號漢畫像石墓》,《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⑧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禹縣東十里村東漢畫像石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⑨ 南陽市文物研究所《河南省南陽縣辛店鄉熊營畫像石墓》,《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⑩ 李林、康蘭英、趙力光《陜北漢代畫像石》(圖版說明),陜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頁。

B11 戴應新、李仲煊《陜西綏德縣延家岔東漢畫像石墓》,《考古》,1983年第3期。

B12 吳蘭、幫福、康蘭英《陜西神木柳巷村漢畫像石墓》,《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B13 榆林地區文管會、綏德縣博物館《陜西綏德縣四十里鋪畫像石墓調查簡報》,《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3期。

B14 李林、康蘭英、趙力光《陜北漢代畫像石》“圖版說明”,陜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121、123、124、126、131頁。

B15 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陜西神木大保當第11號、第13號漢畫像石墓發掘簡報》,《文物》,1997年,第9期。王建中《漢代畫像石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474、475頁。

B16 王建中《漢代畫像石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473頁。

B17 《齊魯晚報》,2006年11月。

B1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呂梁地區文物管理處、離石縣文物管理所《山西離石再次發現東漢畫像石墓》,《文物》,1996年第4期。

B19 王金元《山西離石石盤漢代畫像石墓》,《文物》,2005年第2期。

B20 李林、康蘭英、趙力光《陜北漢代畫像石》(前言),陜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B21 王建中《漢代畫像石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476頁。

B22 閃彬《淺論漢畫像石的彩繪現象》,顧森、邵澤水(主編)《大漢雄風――中國漢畫學會第十一屆年會論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B23 在目前,根據上述漢代畫像石的發掘報告,有彩繪現象的漢代畫像石都是出土于地下墓室中,地面上的祠堂、墓闕等喪葬性建筑上的畫像石尚未有發現。但可以推測,既然在墓室中的畫像石上進行彩繪,那么,當時的祠堂、石闕等上的畫像石也可能會有彩繪現象。

B24 閃彬《淺論漢畫像石的彩繪現象》,顧森、邵澤水(主編)《大漢雄風――中國漢畫學會第十一屆年會論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B25 張朋川《史前裝飾藝術的作用與意義》,張朋川《黃土上下:美術考古文萃》,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頁。

B26 王文娟《墨韻色章:中國畫色彩的美學探淵》,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頁。

B27 《毛詩正義》(下),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三),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3-1364頁。

B28 [漢]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24-351頁。

B29 顧森《秦漢美術思想輯要》,《中國漢畫學會第九屆年會論文集》,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頁。

B30 [漢]班固《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二十六》,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565頁。

B31 [漢]班固《漢書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五下》,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93頁。

B32 戴吾三《考工記圖說》,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頁。

B33 王文娟《墨韻色章:中國畫色彩的美學探淵》,中央編譯出版社,第2006年版,第1頁。

B34 諸葛鎧《中國的紅色象征》,諸葛鎧《裂變中的傳承》,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頁。

B35 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4期。

B36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尹屯新莽壁畫墓》,《考古學報》,2005年第1期。

B37 陜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陜西定邊縣郝灘發現東漢壁畫墓》,《考古與文物》,2004年,第5期。

B38 惠任、劉成、尹申平《陜西旬邑東漢壁畫墓顏料研究》,《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3期。

B39 鄭利平、王麗琴、李庫、黨《漢陽陵彩繪陶俑顏料成分分析及其病因探討》,《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3期。

B40 羅黎《漢代彩繪銅鏡的繪制工藝及顏料研究》,《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4期。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Color Painting on the Han-Dynasty Portrayal Stone

ZHENG LI-jun

(School of Fine Art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2)

篇(5)

關鍵詞:貿易保護主義 區域一體化 修正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 新區域主義理論

一,序言

經濟學是一門教導人們如何利用自己手中有限的資源達到福利和效用的最大化的學科。國際貿易學的研究出發點也是出于此,其目的是為了使在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交換行為達到消除貿易壁壘,消除隔閡,能夠最大程度的發揮各種生產要素最為合理的配置以達到整個全球福利,效用的最大化,在此層面上說,全球一體化無疑是最佳的方式和最佳目的。

既然全球經濟一體化如此光明和美好,那么他的進程一定會順利和通暢,可是事實卻是恰恰相反,經濟全球化進程無比艱辛,我想用“艱辛”這個詞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吧。回首關貿總協定的成立到WTO的成立以及有關旨在消除所有壁壘的GATT多次談判,多哈回合的挫折,西雅圖回合的挫折,人們不盡要問為什么?為什么那么“美好”的進程卻在現實過程中屢屢受挫?仔細的審視當今世界的經濟格局,大力推行經濟一體化的往往是那些所謂的經濟強國,我們將其稱為核心國家;這些國家一方面在不時的為全球經濟的發展“諫言諫策”,但實際上他們才是全球經濟一體化最大的阻力,他們阻礙著一體化的進程。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不僅在向世界推銷他們的商品,而且還在向全世界輸出他們的規則,這些規則表現出來就是當前的世界經濟秩序,這些規則潛移默化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使之認為這就是全球化,這就是全球化“盛筵”來臨之前所要支付的一點點“小費”。他們一邊大肆宣揚自由化的好處,要求發展中國家打開市場,推進自由貿易;同時卻在另一方面十足的阻礙一體化的進程,例如在歐美日等發呆國家在農產品方面,在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方面處處設限,實施歧視性的措施和報復政策,這些無論從哪個層面來講都不是經濟全球一體化的表現。

正當全球一體化遲遲沒有進展的情況下,區域一體化趨勢卻如同雨后春筍一般發展興起了。正如之前我們所學的,區域一體化到目前為止共經歷了兩次,一次是在在二戰之后,另一次是在冷戰結束以后,我們在這里所要提及的是指第二個。當1957年歐洲聯盟的前身“歐洲共同體”成立時,美國絕對沒有想到其能發展到當前這個基本包括除俄羅斯之外整個歐洲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歐盟成功的示范效應更是使得其他國家紛紛效仿,交通論文當前隨著歐盟的發展壯大,美國這個經濟霸主也感覺到了競爭的壓力,其在1994年正式成立由加拿大,墨西哥與其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其實都能看出美國的這次區域一體化進程其實是出于對抗日益強大的歐盟和日本。在日本經濟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萎靡不振后,美日經濟同盟很大程度上已無法抵擋歐盟的競爭,這時成立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其更大意義上是出于經濟上制衡歐盟的經濟力量。一個是歐盟——世界上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組織,一個是北美自由貿易區——世界上經濟規模最大的區域一體化組織,針對彼此,相互之間的競爭意味尤為強烈。

在發達國家區域一體化組織的競爭中,我們可以看出整個亞太地區的地理上的重要之處,從世界地圖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亞太地區位于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的中心具有特殊的地理特點。隨著20世紀六七十年代東亞經濟的快速騰飛,先是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之后更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整個世界都將其注意力放到了東亞地區,在存在之前的競爭的情況下,整個東亞都成為世界經濟博弈的焦點。該結論最有力的論據就是——APEC,APEC的成立其實并不是一個區域一體化組織,更大程度上說是美國挾東亞諸國僅以制衡歐盟的一個工具而已,其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松散的毫無實質作用的論壇。對應而言,亞歐峰會也是出于此目的。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所走過的每一步都是那么不易,才有了今天為世人所看到的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我國的特殊性(大國,經濟實力,政府的有效性等),今后我們極有可能不得不會面臨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強有力的競爭。對此,面對像美國和歐盟這樣的態勢,以及未來勢必出現的全球范圍內的區域一體化組織的競爭,我們勢必要做出應對——毋庸置疑,積極地加入區域一體化組織是我們所必須要做的,但是選擇我們的伙伴一定要從多方面來考慮,經過我們的從傳統區域一體化理論,新經濟地理學和新區域主義理論的角度分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勢在必行。

二,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的內在動因

我們知道,傳統的區域一體化理論是建立在瓦格爾(1950)提出的關稅理論和羅賓遜(Robson.P1984)提出的自由貿易區理論上,進而分析貿易創造效應,貿易轉移效應得出規模經濟,認為同盟越大,關稅同盟越有條件改善他們的貿易條件,同盟后,盟內國家福利將會得到改善;后來又加入小島清的協議分工理論進行補充,最后得出了區域一體化的5種形式:優惠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經濟同盟,完全的經濟政治一體化。可是當時間的車輪走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人們發現傳統理論已無法解釋當前的貿易經濟一體化,例如無法解釋歐共體成立后相似產品的貿易量大幅增加,這就使得人們逐漸開始追求新的思路,著眼于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化的相互作用(Krugman 1979,Dixit&Norman1980)以及用不完全競爭及激勵積極地市場細分來解釋這類現象(Brander&Krugman 1983)而修正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則出現在這時,主要有新經濟地理學(Dixit&Stiglitze 1977)和新區域主義理論。下面就分別從中國與東盟國家兩方運用修正的區域一體化理論對形成自由貿易區的內在機理進行分析

1,從中國的角度來看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首先是基于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的需要的,在加入WTO之后,雖然我國的貿易條件較之以前已獲得了較大的改善,但是我國人需要一個穩定的市場作為后盾,由于之前關稅的存在,使得我國的優勢產品的出口一直在這里受到很大的限制,也使得我國和東盟的貿易量一直上不來。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ASEAN)簽訂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到2010年成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而按照預計,屆時,按貿易量計算,中國——東盟自由區將會成為僅次于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世界第三大市場,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覆蓋約17億人,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約2萬億美元。這不僅是1967年東盟成立以來,亞洲國家在區域合作方面最重大的突破,也是中國近年來最為重要的國際經濟合作活動之一。

為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立的原因,相比已經較為熟悉的傳統貿易理論,我們更加側重于從非傳統貿易理論的角度來看待。首先,按照新區域主義理論,我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區成立對于外界來說是一個“信號”,這種“信號”表明我國主動愿意打破貿易壁壘,開放市場,進而面向全世界,這種“信號”,對于消除所謂的“中國”句用極大的說服力,向外界表明我國鎖定國內改革的決心。其次,還可以帶來更多的國家與我國進行區域經濟合作——出現經濟一體化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該效應是指,一種區域一體化的出現會促使下一種區域一體化的發生。這是由于貿易集團越大,他就給與屬于其外圍國家帶來的成本就越高,而且當多邊進程缺少動力的時候,多米諾式區域化就提供了進一步的動力。再次,這次一體化可以增強我國對外尤其是與歐洲和美國的談判實力,由于本區域內實行統一的關稅與統一的對外經濟政策,使得其他國家必須要承擔更多的不合作風險,從而實現了本地區整個的福利利益,獲得主導權。

2,從東盟的角度來看

從傳統貿易理論的角度出發,由于中國與東盟都屬于發展中國家,雙方的產業結構具有相似性,消除關稅與壁壘之后的貿易創造效應明顯,隨著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的對東盟諸國的開放,這種由于市場擴大帶來的規模效應給東盟國家具有優勢的產業帶來了巨大的發展動力,經濟管理畢業論文進而促進貿易量的增強。按照小島清的協議分工理論,在競爭的基礎上達到產業的重組和規模經濟,進而為多元化需求提供差異化商品;此外還存在較大的投資創造效應,在生產要素方面的全面配置(諸如勞動力,資本),減少了不必要的成本,這一點還為進一步吸引FDI打下了更為堅實的基礎。(我們不否認FDI在當今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從非傳統角度來看,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為東盟的角度出發,有了中國這個地區性的大國,會給自身帶來更大的保險效應,這種保險效應有其在爆發貿易戰的時候表現最為明顯。按照Walley(1998))采用的一個CGE模型進而提出的結論,對于貿易戰所能帶來的福利損失,大的經濟體損失會較小,甚至會獲益,而其他國家則會遭受嚴重損失。加入貿易集團是解決這一問題的一種根本解決方式,而且與在貿易戰危險增加的時候,加入貿易集團的動力也就越強。

那么為什么是中國呢?我認為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首先,與韓國,日本相比,中國具有更大的經濟發展潛力,眾所周知,中國這個經濟逐漸起步,人均GDP剛過1500美元的,所具有的1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是誰也不能忽視的,其無比巨大的消費實力使得當今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想從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分一杯羹,與日韓相比,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更具有生命力,而且按照生命周期理論來說,我國與東盟基本處于相同的發展階段,其交易成本勢必要比日本與韓國地許多。其次從文化,地里的角度,中國與東盟天然接壤,中華文化與東南亞國家的文化也是一脈相承,華人更是在整個東盟發展歷程中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這樣相比日韓就更具有親和力,尤其在加上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表現,更加使東盟諸國感到中國比日韓更加可靠。再次,按照新區域主義理論,區域一體化當中的區域跨度應該越小越好,而且最好是居于兩種不同地理特點的國家間的,這樣產業的互補性也就越強,而大陸中國和正好與海洋東盟是這種關系,在此情況下,與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也就成為東盟自身的必然選擇。為了追逐廣闊的中國市場,為了不落在別人的后面。

三,結論

總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是大勢趨。面對當前世界經濟發展趨勢日趨復雜,我們既不能懼怕競爭,也不能拒絕合作,中國一定要主動加入到區域一體化地浪潮中來,更好的維護我國的經濟利益。

參考文獻

[1]區域一體化的經濟分析理論綜述 李欣紅 經濟研究 2007年3月

[2]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與亞元 周和平2002年

[3]新型工業化之路——我國加工貿易的基礎,模式與利益分配研究 王懷民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7年3月

[4]中國——東盟自由區研究 霍偉東 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5年5月

篇(6)

關鍵詞:漢語國際傳播;語言傳播;策略

中圖分類號:H1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1101(2016)03-0093-05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which is one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content,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dissemination, and also the media of dissemination. This paper firstly explores the basic features and motivators of language dissemin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paper then explores the forms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from such perspectives as the awareness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 subject and media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tform of Confucius school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dissemination; tactics

漢語在海外傳播歷史悠久。在漢代漢語已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遠播中亞;到元明之時隨著海外貿易興起,眾多來華傳教士將自己在中國的經歷和見聞介紹到西方,西方漢學逐漸發展起來,漢語在海外得以進一步傳播。近代以來,華人漂洋過海下南洋謀生計、到美洲做勞工,漢語也隨之遠渡重洋。歷史上,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商貿往來,人文交流等推動了漢語在海外的傳播。

近年來,海外“漢語熱”持續升溫,海外孔子學院建設獲得長足發展,漢語教學主體已經由國內轉向國外,國際漢語教學的廣泛開展促進了漢語在海外的進一步傳播。同時,漢語國際傳播作為展現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途徑,已成為漢語國際教學學界和傳播學界研究的新領域。但是眾多研究多從語言學角度或孔子學院建設方面探討漢語的海外傳播,較少圍繞傳播的基本特征從國家文化戰略角度討論漢語國際傳播。面對漢語在世界上傳播帶來的一系列挑戰,我們不僅要從教學層面解決漢語教學中的出現的各種微觀問題,也要從傳播學角度考慮漢語傳播策略、傳播體系等方面的宏觀問題,因而,本文分析漢語國際傳播的特征和語言傳播的動因,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背景之下地探尋漢語國際傳播的途徑和方法。

一、語言傳播及傳播動因

(一)語言傳播及模式

由于研究者關注的角度不同,語言傳播的概念也有差異。庫柏(Cooper)將語言傳播定義為“采用某種語言或語言變體所實現特定交際功能的交際網絡比例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不斷擴張的過程。”[1]該定義強調語言變體和語言變體的交際功能。李宇明從語言學習和使用的過程則將之定義為“民族(包括部族)的語言被B民族(包括部族)學習使用,從而使A民族(語言領屬者)的語言傳播到B民族(語言接納者)。”[2]賀陽則從語言傳播結果的角度 定義語言傳播“語言傳播是指掌握和使用某種語言的人數增加和該語言使用范圍的擴大。” [3]24總之,語言傳播是語言及語言變體在更大的人群和更廣的范圍內交際功能的實現,語言向外傳播并非是一種語言代替另一種語言,有時會出現語言的變體,甚至在語言的接觸過程中,也會導致傳播語言內部結構的變化,出現語言的借用、雙語現象、融合以及混合等現象。語言傳播應該由“以我為主”向“主體間性”傳播原則轉化[4],在對等交流和接觸中,營造語言傳播的良好氛圍。

以上定義是從語言使用和學習的角度探討語言傳播,從宏觀層面可以將語言傳播歸納為三大類,即人口模式、帝國模式和經濟文化模式。人口模式是指語言傳播歸因于人口大規模的|移,語言隨著人口的流動實現傳播。英語和西班牙語即是通過這種方式傳播到美洲和南美洲等地,充當移民者的母語。帝國模式是將語言傳播歸因于殖民帝國的政治統治,語言作為做官方語言被強制接受而傳播,同時語言的使用被視為身份的象征進而促進民眾接受該語言。英語和法語在亞洲、非洲等地的傳播即是這種模式。經濟文化模式強調了跨國經貿往來對語言傳播的作用。二十世紀美、加、澳等國的崛起、以英語為載體的科技和文化事業快速發展,加速了現代英語的傳播速度,促使英語成為世界上通用語言[5]。

按照語言從以其為母語的人群向其他人群擴散的特征,語言傳播還可分為對內傳播和對外傳播兩類。語言的對外傳播也可以稱為語言國際傳播,它是指一種語言超出了以其為母語的民族國家的疆域范圍而逐漸被非該國公民學習和使用的過程, 該過程強調語言發展的自然性和自身主體性,是一種有意識、有目的地傳播語言,不同于語言推廣。

(二)語言傳播動因機制

目前,有關語言傳播動因的研究多是基于英語,但是探尋英語的傳播路徑也會對漢語傳播有所啟發。根據語言傳播的能動性標準,可將語言傳播動因研究分為三大陣營:自然主義觀、帝國主義觀和文化政治語境觀。“自然主義觀認為語言全球傳播的能動性完全歸結于各國政府及其學習者的個人決定;帝國主義觀主張語言推廣的能動性完全掌控在西方霸權手中,各國及民眾是不具有能動性的被動接受者。文化政治語境觀則強調受到外力制約的現實語境。”[6]實際上,無論是基于實用主義的基礎上的自然主義觀,還是文化政治語境觀始終未能系統揭示外部語境如何影響語言選擇的具體過程。依靠武力和強權進行的語言剛性傳播是語言傳播中重要的動因,但是顯然已不合時宜,過分強調語言背后的文化功能也會導致“語言主義”[7]。

一種語言在國際間能夠持久廣泛地跨文化傳播是該語言的輸出力和影響力共同作用的結果。政治強權、民族遷徙、技術強制侵入等因素在短期內是語言傳播的決定性因素,但是語言輸出方的國際地位、經濟拉動、科技帶動、文化誘導等因素將長期影響著語言接受方的開放程度和跟進程度,直接影響著語言選擇。語言選擇的動因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單一因素的研究無法真正揭示語言傳播的真正原因,只有多維度才能更助于闡釋語言選擇。

語言的傳播最終必須實現為語言接納者選擇學習和使用某一語言,語言國際傳播成功與否的關鍵取決于行為主體的語言選擇。當行為主體認識到該語言的有用性和以此解決交際目標的需要時,他們才會有意識學習和使用語言。整體而言,語言選擇的動因機制包括語言需要、語言價值和語言態度三大要素。吳應輝在探討語言國際傳播的動力源泉時強調語言的需求決定論,他認為“只有具有傳播價值的語言才能傳播,只有具有國際傳播價值的語言才能在國際傳播”[8]。 按照馬斯洛的需求理論,語言需要也可以分為不同的層次,有作為基本交際工具滿足生存的需要,也有更高層次精神需要,如獲得尊重和歸屬感,基于興趣愛好的自我實現等。語言價值可以理解為基于語言需要上的判斷,李宇明指出“這一價值不僅取決于語言領有者的社會及歷史地位,而且同時還要看它對語言接納者有無價值,以及語言接納者是否認識到其價值”[9]。語言的經濟價值對于語言國際傳播而言至關重要,可以說是語言國際傳播的首要條件,但它并非影響語言國際傳播的唯一因素。行為主體對于某種語言及其使用等一切相關事物的觀念和認識也影響著語言的選擇,語言行為主體的語言態度除受語言的現實或潛在用途大小、應用領域寬窄的影響外,還受情感好惡因素的影響。綜上所述,語言選擇的動因歸根結底是語言價值、行為主體的語言需要和語言態度之間形成相互作用的結果。

二、漢語國際傳播的內涵

漢語國際傳播、國際漢語教學、漢語國際推廣是在對外漢語教學的基礎上提出的新概念,體現了漢語走向世界的時代特征。由于受傳統的對外漢語教學觀念的影響,人們習慣將國際漢語教學等同于漢語國際傳播和漢語國際推廣,實際上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漢語國際推廣具有主動性、強制性和目的性的一面,而漢語國際傳播呈現出自然性、溫和性和學理性的特點。漢語國際傳播涵蓋了人類傳播和非人類傳播,體現了語言傳達和交流的一切,而漢語國際推廣只能歸入人類傳播的行為,因而漢語國際傳播的內涵要大于漢語國際推廣。從語言的感彩和作用來講,漢語國際推廣顯得積極、強勢和功利化;漢語國際傳播則重視接受者的態度,講究傳播藝術和策略,遵循語言規律,因而顯得客觀、規范。漢語國際傳播過程中的語言使用采用柔性的文化方略和全球視野,注重推廣效果,不會因我方強力推進漢語而掉入他國所設的傳播“陷阱”之中,為他人留下口實和把柄。因而,漢語國際傳播作為一個較為學術中性色彩的學術術語,已廣泛應用到國際漢語教學研究領域。

國際漢語教學是從知識體系角度進行的學科范疇界定,漢語國際傳播則是國際漢語教學基礎上泛化的概念,已不是簡單的學科概念,已成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項國家文化事業,服務于國家的整體外交戰略和國際經貿戰略,體現著國家的文化軟實力。

漢語國際傳播作為一種傳播行為,“必須關心各類信息對人的影響和影響方式,關心這些信息賴以發出與接收的機制,必須研究傳播在社會中的地位、作用,必須研究傳播者、受傳者、媒介和信息,社會功能和社會效果。”[10]6漢語國際傳播要解決的不僅是教學問題,“還需要采取恰當的策略和措施設法吸引更多的人關注漢語,擴大漢語學習者的群體, 不斷拓展漢語在國際交往中的應用領域”[3]24。漢語國際傳播應包含漢語符號信息傳播和漢語能力培養及應用兩個層次。語言符號在經濟文化交流中作為一種元素或背景,依賴于文化的魅力和媒介的引導,被作為符號信息輸出,帶有無意識性,具有隱性傳播特點;在漢語培養和應用過程中,需要通過教授和媒體的宣傳引導,使得語言接受者獲得應用語言的能力并在社會生活中加以應用。傳播者和接受者均帶有很強的主觀能動性,這時漢語向外傳播則具有顯性傳播的特征。

國際漢語傳播的功能不只是停留于語言知識和技能形成的基礎上的信息溝通,也是中國價值觀念、文化傳統傳播和創新的過程。國際漢語傳播形式多種多樣,并非國際漢語教學一種,“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網絡傳播”[10]41-55也應是漢語國際傳播的方式。從傳播學的角度上看,漢語國際傳播需要圍繞漢語這一傳播內容,挖掘漢語傳播的動因,兼顧受眾的情感因素,從傳播過程、傳播行為和傳播媒介等方面探尋漢語在海外的傳播。

三、漢語國際傳播的方式與策略

(一)提高漢語符號的信息功能,增強漢語隱性傳播

語言是信息的載體,同時語言符號本身也是一種信息,傳遞者特定的意義,影響著受眾對語言的感知。一個人若想學習一門語言首先是獲悉這種語言的存在,然后再去評估它的價值,最后決定是否學習和使用。因此,中國在提升整體影響力同時,需注重語言作為信息載體的功能,加大漢語符號傳播力度和廣度,提高世界各國人民對漢語的認識。首先,應該營造接受漢語的文化氛圍,提升文化的誘導作用。比如,以經貿活動促進中國的表層文化和行為文化的輸出,通過直觀的文化要素和文化景觀釋放文化誘導的能量。其次,注重個人形象和企業品牌,形成文化輸出自覺。語言符號描述著社會生活,也體現著科技文明發展程度。當前,中國企業在拓展國際市場的同時也應注重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形成影響世界的中國產品品牌,企業品牌。在此基礎上,以漢語為載體的品牌標志將會擴大漢語的影響。再次,以創新引領時代潮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并非只是強調民族的獨特性。在文化交流的開端,“民族的”會讓人耳目一新,但這并不意味著縛足不前。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活躍的當下,傳統元素與新技術結合的產品才會彰顯民族的獨特魅力。所以,充分調動文化創意產業的優勢,挖掘傳統文化元素,揉入人文關懷和時尚元素,開發文化創意產品,豐富中國物質產品的文化內涵,將會悄無聲息地影響消費者對中國語言文化的感知和理解。

(二)重視漢語的需求驅動,培育親近漢語的態度

用該語言的選擇來實現的。海外漢語傳播面向不同國家和地區。由于文化、社會環境的不同,受眾對語言的需求也有差別,所以在進行語言傳播時應當考慮受眾的國家語言政策和文化特點,然后考慮受眾的不同層次需求和不同國家、民族對漢語持有的立場,以便形成具有針對性的精細化漢語傳播模式。

需求是語言學習和使用的驅動力。總體上語言需求具有多樣化和個性化的特點,但一般可以分為滿足工作需要的工具性動機和自我實現和自我滿足的內部性動機。前者屬于生存驅動,因而創造工作機會,使用本土化人才,體現漢語在傳播地域的應用價值,則會提高漢語的需求;而自我實現和自我滿足則可以理解為事業驅動和興趣驅動。語言在實現交流的同時也提升語言使用者的身份和社會地位。提高漢語在國際交往中的使用頻度和使用層次,充分利用我國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提升所帶來的有利契機,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逐步為漢語爭取更大的使用空間,比如,把漢語作為國際會議工作語言、學術交流語言,提升大眾傳媒的漢語使用比重,增加漢語節目的覆蓋率,擴大中文圖書的海外發行和經典翻譯。這些都將帶動漢語產業的發展,從而形成不同的漢語應用和研究領域。在此基礎上,人們對漢語的興趣會更加持久,甚至會由興趣驅動產生大批海外漢學專家。

語言傳播的過程也是語言信息編碼和解碼的過程,信息傳遞過程中的“編碼”是否合理直接影響信息的“解碼”。無論是在語言信息的主動傳輸還是語言符號的客觀呈現過程中,注重語言的呈現形式和語言接受者的反應,不僅有利于探索語言的柔性傳播途徑,也有利于語言接受者對語言的解讀和選擇。對不同國家的漢語傳播,媒介需要改進語言組織模式和表達方式,進行換位思考和心理移情,提高受眾對語言的接受程度。另外,受眾對語言的理解是一個能動的過程,不可避免帶有文化背景的影響。為了讓受眾順利、準確地解讀語言信息,必須注意跨文化因素的影響。

如上所述,語言態度影響語言的選擇和傳播。由于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區域民眾的漢語態度存在差異。例如,拉美地區民眾對漢語的需求和對語言的態度與漢語在北美和歐洲一些地區的傳播大不相同,即使是在北美一國之內,不同地區對漢語所持有的態度也有差異。拉美文化既有歐洲遺風,又具本土特點,奔放熱情的性格已根植與拉美民眾的心里深處,他們在語言、宗教、社會結構、人際關系、生活習慣等方面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他們對漢語帶有急切的渴望,這與拉美文化特點不無關系。這說明漢語在走出國門時需要“知己知彼”,適時調整傳播策略,避免由當地語言政策和文化環境等因素導致的傳播障礙。

(三)擴大漢語傳播主體,多方面傳播漢語

“傳播主體即傳播者”[11],在此不妨將語言傳播主體理解為完成語言活動的個人或者組織,它既包括微觀層面的個人,也包括宏觀層面的機構團體、大眾傳媒等,它是多種傳播主體共在結構。

語言教師作為語言技能的傳授者在語言傳播中起到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人際交往、社會組織活動和傳播媒介也在輸出語言和語言的影響力,并影響著人們對語言的選擇和使用。語言的接受者在感受到語言的價值和意義之后主動地學習和使用漢語,在直接影響其他語言接收者的行為方面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華裔人群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守,加之近年來出國游人數和雙方貿易量的增加,漢語作為工具性的內外需求增加,使得漢語得以迅速傳播。其他一些國家的一些人群為工作需要,學習和主動使用漢語,這些均是以語言的人際傳播體現著語言自傳播。

“凡有海水處皆有華人”,遍布世界各國海外華人是漢語人際傳播過程中最具有活力的因素。分布各國的新老華僑雖已成為僑居國的公民,但是他們一般仍保持中國的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他們參與各自社團組織,構成了當代各國的華人社會。漢語在維系華人的故土情懷和人際關系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加強與僑民組織聯系,支持僑團建設,將會有助于推動漢語在華人群體和居住國人群中的傳播。

資訊平臺和活躍在世界各國的人文交流組織既是對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機構,也是語言人際傳播的平臺。例如,文化代表團、藝術演出團、對外展覽公司、圖書貿易公司、文化旅游公司等也在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向外輸出漢語形式和漢語影響力。

當前網絡、通訊技術日益發達,由各種媒介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新媒介形態對傳統的信息內容和傳播方式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也改變了負載信息的語言。在全媒體時代,傳播語言可以綜合運用文字、圖片、聲音、畫面、網絡等形式全方位地展現信息,增強漢語傳播的效果。例如,央視中文國際頻道、西班牙、法語、俄語頻道的開播,“新華網”“人民網”海外網絡版本的開設,《今日中國》七種語言版本都是投射漢語的新途徑。其中,中國影視在海外頗受歡迎,也是語言走出去的重要載體。因此,推動、引導中國電視劇、電影和中國紀錄片的創作和海外傳播,通過影視的立體化展示,并借助影視的娛樂性對語言文化傳播起到“潤物細無聲”的作用。此外,微信、微博等自媒體平臺使溝通變得更加迅速和便捷,漢語傳播也可以嘗試利用微傳播達到漢語裂變式的傳播目的。

(四)拓展孔子學院的平臺功能,提升漢語傳播層次

作為向世界各國傳播漢語和中國文化為主要任務的機構,孔子學院成為海外中國漢語熱持續發展的堅實基礎。目前,孔子學院數量已有500家,1000所孔子學院課堂,孔子學院未來的發展應由數量擴展向質量提高轉化。在尊重各國國情和遵循一般漢語教學規律的情況下,拓展服務功能、健全運營機制、明確發展目標、提高辦學質量。

在漢語教學中,“教材”“教法”“教師”是常談的話題。教師作為教學工作的實施者,在教學過程中的主導作用不容忽視。近年來,孔子學院總部向海外派遣漢語教師和志愿者人數逐年增加,但是與海外漢語教師的需求尚存在一定的距離。為解決教師緊缺的問題一方面需要制定海外教師及志愿者培訓細則和規范;另一方面加大教師選聘工作。比如,從國內派遣專任漢語教師和漢語志愿者,聘用國外合作院校漢語教師,選聘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實現教師本土化;進而形成良性的執教機制,保證每所孔子學院都擁有數名具備跨文化交際能力和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保障海外孔子學院的辦學質量和管理水平不斷提高。在此基礎上,充分調動教師的積極性,促進教師從語言教學的技術層面更新教材內容素材,探索教學方法,形成具有國別化的漢語教學新方法,解決漢語難學的負面認識,使漢語學習成為一件具有成就感的愉悅事情。

海外孔子學院從事的漢語教學多屬于非學歷教育。眾多海外孔子學院工作的重點在于營造語言文化氛圍,展示中國文化,培養海外民眾對漢語的興趣和親近漢語的感情,實際上孔子學院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語言學校。為實現海外漢語的穩定傳播,孔子學院需要在辦學模式進行創新,拓展教學服務。比如,采用總部授權孔子學院與國內高校達成合作辦學模式,推進“孔子新漢學計劃”順利實施,通過來華攻讀博士等高端項目促進孔子學院所在國家重視漢語基礎教育,推動漢語被納入當地的國民教育體系之中。為此,孔子學院需要加強本土化漢語師資建設和教學標準制定,以輸出語言標準和教學規范來降低外界對漢語傳播的心理抵觸情緒。

漢語教學法創新和教材本土化均是漢語傳播技術層面的問題,是漢語傳播中的“術”而非“道”。漢語國際傳播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一部分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涉及不同國家,需要政府部門、公司、學校、各類機構的參與合作,更需要從宏觀層面整合各方面資源,協調各部門,引導和利用媒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漢語,在世界范圍內提升漢語傳播速度。單純漢語教學和漢語向外自由擴散難以承擔漢語國際傳播之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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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建軍.實現中國語言文化傳播的六大轉變[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34(6):43.

[4] 朱風云.英語的霸主地位與語言生態[J].外語研究,2003,82(6):23-28.

[5] 李清清.英語和法語國際傳播對比研究[D].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論文,2014:17.

[6] 張西平.國際漢學教育: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2009,7(2):2.

[7] 吳應輝.漢語國際傳播研究理論與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23.

[8] 李宇明.什么力量在推動語言傳播[J].漢語國際傳播研究,2011(2):4.

篇(7)

第一節  選題意義 1

第二節  本文的研究結構 2

第三節  本文的研究方法 3

第四節  本文的創新點和不足點 3

第二章  文獻綜述 4

第一節  西方古典消費經濟理論 4

第二節  西方當代消費經濟理論發展 5

第三節  當代中國居民消費行為理論研究成果 6

第三章  浙江省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和消費水平狀況 7

第一節  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總體發展情況 7

第二節  用恩格爾定律分析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情況 9

第三節 用ELES模型分析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情況 10

一、擴展線性支出系統(ELES)模型的引入 10

二、ELES模型的運用及相關數據的處理 11

三、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分析 13

第四章  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行為特征的比較分析 15

第一節  影響城鄉居民消費行為的因素分析 15

一、影響居民消費行為的外部環境因素 15

二、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內在因素 16

第二節  浙江城鄉居民消費情況差異分析 17

一、浙江城鄉居民在不同歷史時期表現出不同的消費行為 17

二、浙江城鄉居民消費者所處的外部環境具有較大差異性 17

三、浙江城鄉居民消費者行為有顯著差異 18

第五章  研究結論及建議 19

第一節  研究結論 19

第二節  政策建議 21

一、加強宏觀調控,引導城鄉居民投資和消費行為 21

二、采取有效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抑制收入差距的無序擴大,提高整體消費傾向 21

三、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理順供需關系,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換代 22

四、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減小居民消費的不確定因素,釋放居民儲蓄,促進消費增長 22

五、分層次引導居民消費行為 23

【參考文獻】 25

 

 

第一章  引言

第一節  選題意義

居民消費行為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居民消費需求、消費能力、消費偏好的綜合體現。

眾所周知,居民消費是拉動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的源動力,而居民的消費行為是影響消費的內部因素。近幾年來,國內消費需求一直疲軟。據調查發現,我國居民消費傾向出現長期下降趨勢,居民消費需求呈現明顯不足消費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僅關系到城鎮的發展,也關系到農村,甚至全社會的發展。因此我國的當務之急,是如何通過刺激消費,拉動國內消費需求,促進社會擴大再生產良性循環,促進經濟良性增長。

與此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城鄉居民消費的差異變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經濟發展的持續性和穩定性。由于長期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我國城鄉之間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處于相對封閉狀態,城鎮較發達而農村比較落后,城鄉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別。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別是一項反映城鄉差別的重要指標,其集中體現為城鄉居民在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方面的差異。過大的城鄉居民消費差異不僅會對經濟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而且也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如何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努力縮小城鄉之間的差異不僅是建設小康社會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現實問題,而且也關系到全社會的長治久安和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對于從貧窮逐漸走向富裕的國家和地區,消費水平的提高,是生活條件改善與生活質量提高的首要標志。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經濟一直保持持續穩定快速增長的良好勢頭,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但是與此同時,消費的增長特別是邊際消費逐年遞減;“十一五”期間擴大消費需求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點而消費需求不足、消費率低下的問題將是當前一個時期必須直面的嚴峻問題。因此如何擴大居民消費、增強消費對整個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是目前各方面普迫關注的問題。

由以上幾方面原因可以得出,研究消費以及城鄉居民消費差異確實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但是,目前國內此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很多研究只是單方面的分析城鎮居民或者農民的消費狀況,并沒有把二者進行比較研究,把城鄉消費差異問題作為研究重點的并不多見,對浙江省的城鄉消費情況的比較研究就更是幾乎沒有。因此,本文希望在這方面進行一些小小的探索。

第二節  本文的研究結構

本文以微觀層面的居民消費者為分析對象,運用Excel等軟件,收集1978-2006浙江省的實際數據(數據來源《浙江統計年鑒2007》等),通過對恩格爾系數、居民消費支出和收入的初步統計分析,來分析浙江省城鄉居民的消費行為特征、消費環境,再針對城鎮和鄉村居民的消費與收入的關系,分別建立回歸模型,簡單分析城鄉居民消費行為的差異。最后,對分析數據得出的結論進行總結并提出相關建議與意見。

文章的主要內容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組成:

第三節  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是基于一般理論基礎上的實證性分析。因此,總的研究方法為基礎理論文獻研究和實證分析相結合。具體的來說,將采用以下的方法:

1、 文獻分析法:主要通過查閱大量文獻資料來支持論文的研究,包括學校圖書館和浙江圖書館的藏書和期刊、電子期刊的全文檢索、英特網的搜索引擎、各大專業網站等等;

2、 數據處理法:運用統計學原理進行系統調查,確定統計對象,進行數據采集,數據處理分析,本文主要采取了比較恩格爾系數和建立ELES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的方法對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3、 列表法與圖示法:將整理好的數據列入表格,或作出相關圖示,有助于直觀、明了地進行分析處理;

4、 數理分析法:將整理好的數據與理論結合起來分析,以期得出結論;

5、 綜合實證分析法:將數據理論結合得出的結論與實際情況比較分析。

第四節  本文的創新點和不足點

正如本文的選題意義中所述,研究消費以及城鄉居民消費差異確實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但是,目前國內此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很多研究只是單方面的分析城鎮居民或者農村居民單邊的消費狀況,并沒有把二者進行比較研究,把城鄉消費差異問題作為研究重點的并不多見,對浙江省的城鄉消費情況的比較研究就更是幾乎沒有。因此,本文希望在這方面進行一些小小的探索。

   而本文最大的不足就是題目攝取范圍偏大,以我本科四年學習的理論學習和研究水平較難在有限的篇幅內用精練的文字表述全部的研究結果。這也是我論文前期準備工作沒有做足而留下的遺憾。因此只得選取重點,即從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差異方面下手,根據建立模型計算得出的結果做出結論分析和提出建議。

 

第二章  文獻綜述

第一節 西方古典消費經濟理論

威廉•配第(1623-1687)的消費經濟思想的核心是主張節制和不必要的 消費,以保證資本和財富的積累。他把消費區分為必要消費和不必要消費,他認為最不利于生產的是用于大吃大喝的消費,其次是用于購買衣料的消費。同時,他提出通過稅收調節消費,主張通過征稅的辦法來控制資金的支出及用途,

亞當•斯密(1723-1790)也主張把資本積累放在首位,節制消費。他認為勤勞和節儉是國民財富增長的必要條件,并區分了目前消費與未來消費、生產性消費與非生產性消費,以及它們不同的經濟效果,主張以增加消費來促進國民財富增長,還首次提出了生產的唯一目的是為了消費,繼承了配第節制消費,保證財富積累的思想。

大衛•李嘉圖(1772-1823)主張的消費經濟理論仍舊是強調資本及財富的積累,節制非生產性的消費。比斯密的消費思想更為深刻的是,他始終把工人及消費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在生產與消費、政府稅收與人民消費水平等關系上,更多地強調限制政府的非生產性,以維護人民的利益。他分析了消費欲望、消費需求和消費水平的問題,認為一個人只要有沒有得到滿足的欲望,他就需要更多的商品;只要他有任何新的價值可以提供出來交換這些商品,那對社會是一種有效需求。

魁奈(1694-1774)是重農主義思想體系的創建者。他的消費經濟思想表現在:第一,特別重視消費對財富增長的影響作用。他認為消費是再生產的不可缺少的條件。第二,抨擊了法國重商主義的消費政策,提出了重農主義的消費政策。他認為有必要讓農民富裕起來,以便讓他們消費更多的產品,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繁榮。第三,提出了“純產品”學說,主張必需品的供應要得到保證。

西斯蒙第(1773-1842)的消費觀點主要有:第一,第一個明確提出了消費決定積累、消費決定生產的基本觀點。第二,提出了消費不足的經濟危機理論。第三,強調政府對人們的消費行為、消費習慣的指導。他認為,政府應當指導人們消費,并采取措施發展消費品生產和便利消費品的銷售,制定合理、公平的消費稅制度,切實關心消費者的利益。

第二節 西方當代消費經濟理論發展

凱恩斯(1883-1946)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認為,消費支出與實際收入之間保持著穩定的函數關系,每個消費者都是根據其現期絕對收入個人可支配收入來決定其消費支出和儲蓄所占的比例。隨著收入的增長,人們的消費支出固然也會增長,但消費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卻在不斷減少。他的絕對收入理論是假定消費者的消費支出只受當期絕對收入影響,不受其過去收入和其他人消費行為的影響。

杜森貝里(1918- )在《收入、儲蓄和消費者行為》中提出的相對收入從動態角度分析消費函數,是對凱恩斯絕對收入假說的一種修訂和補充。他認為消費者的消費支出不僅受其自身收入的影響,而且也受周圍人的消費行為及收入與消費之間相互關系的影響。杜森貝里從消費的示范效應和棘輪效應兩方面解釋了長期消費函數與短期消費函數的矛盾。他認為,在短期內消費函數受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而使消費與收入偏離長期固定比例,但在長期過程中,人們的消費要受示范性和棘輪效應的影響,使收入與消費保持一個穩定關系。

弗里德曼(1912- )消費函數在假定消費者行為的目的是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認為在比較長的時間盡管收入在人的一生中是不穩定的,但消費卻是平穩的并從持久收入、持久消費、暫時收入、暫時消費的角度重新解釋了收入消費的長期均衡和短期波動的關系。

莫迪里安尼(1918-2003)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說認為,個人消費或儲蓄行為并不僅與現期收入有關,他總是試圖把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費和投資(即當前消費和計劃消費)之間做最佳分配,從而獲得最大效用。

羅伯特•E•霍爾(1978)在持久收入假說的基礎上引入了理性預期,提出了隨機游走假說。該假說認為,如果財富或永久性收入的估計和今后的消費都以理性預期為基礎,那么,由消費或收入過去的變化反映出來的過時信息對現期的消費變化不應有任何影響。

戴維森等人(1978)提出的誤差修正機制模型(ECM)。其最顯著的特點是區分了收入與消費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和短期動態調整過程。它首先假定消費C與收入Y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即C=KY,消費者將依據前期消費與收入的關系對均衡比例K的偏離程度不斷調整消費。因此, ECM 描述的是消費者利用控制變量C逼近或維持均衡比例K的過程。該模型的優點在于把解釋消費變量的長期與短期作用分離出來,并特別把長期作用的動態均衡機制顯示出來

利蘭德(1968)在《儲蓄和不確定性》一文中,首次分析了產生預防性儲蓄達到必要條件。預防性儲蓄是指風險厭惡的消費者為預防未來不確定性導致的消費水平的急劇下降而進行的儲蓄。利蘭德認為在引入不確定性之后,消費者不再只是將財富平均分配于整個生命周期,還有另一個防范不確定性事件發生的重要作用,其邊際效用函數不再為線性函數。由于存在不確定性因素,使得消費者選擇當期少消費而多儲蓄。

第三節 當代中國居民消費行為理論研究成果

袁志剛和朱國林(2002)指出必須在消費理論框架內研究收入分配和總消費的關系,并總結了不同消費理論對收入分配與消費行為的看法,認為收入分配確實會影響總消費,但該文并未用這些理論解釋中國經濟。

范建勇、朱國林和嚴燕(2002)在前者研究的基礎上根據我國經濟特征,把我國消費者按照不同收入水平分類,研究了他們不同的消費傾向,證明了我國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儲蓄傾向偏高,中間收入水平的消費者是消費需求的主力軍,他們的研究完善了我國經濟轉型期收入分配與總消費的理論框架。

王玉華和孫鳳(2001)利用1991-1998年的時間序列資料分析了我國城市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得出不確定性對即期消費有負影響的結論,我國居民儲蓄行為中存在預防性儲蓄動機。

施建淮、朱海婷(2004)利用1999-2003年35個大中城市居民儲蓄樣本數據進行分析,他們認為居民的儲蓄行為中的確存在預防性動機,然而并沒有預期的那么強烈,并且指出我國儲蓄占有結構不平衡問題才是儲蓄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葉海云(2000)從理論上證明伴隨著消費變化而產生的流動性約束使我國居民不得不確立短期儲蓄目標,其現期消費水平不是由現期流動性資產和收入水平而是由短期收入流和短期儲蓄目標決定,因而現期消費低于最優水平,但是他并沒有為此結論提供實證證明。

劉建 民、歐陽俊、秦宛順(2003)通過相關性檢驗得出我國居民總體消費增長與流動性變量的一階滯后項顯著正相關的結論,因此我國居民總體消費不存在流動性約束他們對不同收入組的城鄉居民消費特征數據與借貸數據的分析也表明城鄉居民家庭的消費特征與面臨有效流動性約束的消費行為特征不符合,從而得出我國居民消費決策并未面臨有效流動性約束的結論。

第三章 浙江省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和消費水平狀況

第一節 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總體發展情況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浙江作為沿海開放省市中的佼佼者,無論城鎮還是農村居民的生活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伴隨著收入水平的不斷升高,居民消費支出也不斷躍上新臺階,從表3-1可以清楚地看到1978年以來浙江省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發展情況(除恩格爾系數外,單位均為元)。

表3-1 歷年浙江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總表(1978-2006年)

年份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純收入 人均消費性/

生活消費支出 食品支出 恩格爾系數

 城鎮 農村 城鎮 農村 城鎮 農村 城鎮 農村

1978 332 165 301 157 — 93 — 59.1

1979 — 195 — 175 — 100 — 57.1

1980 488 219 428 192 — 109 — 56.8

1981 523 286 476 267 264 147 55.6 55.2

1982 530 346 471 302 270 170 57.3 56.3

1983 551 359 484 326 288 183 59.5 56.2

1984 669 446 795 369 407 202 51.3 54.6

1985 904 549 795 474 407 247 51.3 52.1

1986 1104 609 969 561 492 282 50.8 50.3

1987 1228 725 1100 659 570 320 51.8 48.6

1988 1589 902 1453 839 741 389 51.0 46.4

1989 1797 1011 1556 927 851 445 54.7 48.0

1990 1932 1099 1604 946 885 436 55.1 46.1

1991 2143 1211 1806 1027 992 518 55.0 50.5

1992 2619 1359 2154 1112 1111 548 51.6 49.2

1993 3626 1746 2856 1263 1417 633 49.4 50.2

1994 5066 2225 4079 1680 1945 800 47.4 47.6

1995 6221 2966 5263 2378 2489 1198 47.0 50.4

1996 6956 3463 5764 2702 2714 1367 46.9 50.6

1997 7359 3684 6170 2839 2723 1378 43.9 48.5

1998 7837 3815 6218 2891 2644 1362 42.5 47.1

1999 8428 3948 6522 2806 2629 1293 40.3 46.1

2000 9279 4254 7020 3231 2752 1406 39.2 43.5

2001 10465 4582 7952 3479 2888 1449 36.3 41.6

2002 11716 4940 8713 3693 3474 1508 37.9 40.8

2003 13180 5431 9713 4287 3558 1637 36.6 38.2

2004 14546 6096 10636 4659 3851 1839 36.2 39.5

2005 16294 6660 12254 5215 4140 2011 33.8 38.6

2006 18625 7335 13349 5762 4393 2141 32.9 37.2

本表格數據來源:《浙江統計年鑒2007》  

表3-1中幾項專有名詞解釋如下:

城鎮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是指被調查城鎮居民家庭在支付個人所得稅之后,所余下的實際收入。

農村居民家庭純收入是指農村常住居民家庭總收入中,扣除從事生產和非生產經營費用支出,繳納稅款和上繳承包集體任務金額以后所剩余的,可直接用于進行生產性、非生產性建設投資、生活消費和積蓄的那一部分收入。

城鎮居民家庭消費性支出是指被調查城鎮居民家庭用于日常生活的全部支出,包括購買商品支出和文化生活等非商品支出,不包括罰沒、丟失款和繳納的各種稅款,也不包括個體勞動者生產經營過程中發生的各項費用。

農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費支出是指農村常住居民家庭用于日常生活的全部開支,是反映和研究農民家庭實際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標。

若將表3-1中的數據制成曲線圖,我們可以更明顯地看出,1978年以來浙江省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無論城鎮還是農村,一直穩步上升,特別是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增幅更是逐年變大。同時,城鎮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總是明顯高于農村,且增長曲線斜率明顯大于農村,說明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城鎮居民消費發展速度和程度大于農村。

 圖3-1 浙江省城鄉居民收入/支出曲線

第二節 用恩格爾定律分析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情況

消費結構是指各類消費支出在總消費中的比重,是實現了的消費需求。對消費結構的研究是當代西方經濟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消費結構的研究將宏觀經濟中的消費理論與消費實際聯系起來,為宏觀消費問題提供了實證研究的角度、方法以及應用。當代西方經濟學研究普遍認為,分析消費結構,對于了解消費者行為,研究產業結構及其變動方向,研究社會消費水平以及消費趨勢,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消費結構的研究成果中,最重要且有廣泛影響力的是恩格爾定律和恩格爾系數。

1857年,德國統計學家恩格爾在研究英、法、德等國家不同階層的家庭調查資料時發現了一個定律:一個家庭或個人收入越低,其食品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反之比重則越小。隨著家庭和個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消費支出比例將逐漸減小。對于國家而言,越窮的國家,每個國民平均支出中購買食品的比例越大。這一定律被稱為恩格爾定律(Engel's Law),反映這一定律的系數被稱為恩格爾系數。用公式表示為:

思格爾系數(%) = 食品支出總額 / 家庭或個人消費支出總額 * 100%

聯合國糧農組織在世紀年代根據恩格爾系數確定了劃分貧富的標準,恩格爾系數與居民生活、消費水平關系如下:

EC>60,居民生活消費水平處于絕對貧困狀態;

50<EC≤60,居民生活消費水平處于溫飽階段;

40<EC≤50,居民生活消費實現小康水平;

EC≤40,居民生活消費趨向富裕。

我們可以通過計算浙江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來分析我省城鄉居民生活、消費水平狀況及其變化情況。將表3-1中的1978年以來反映我省城鄉居民消費情況的恩格爾數據繪制成折線圖(見圖3-2)。

從圖3-2中我們可以看出,按照聯合國規定的標準,浙江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在1981-1992年處于50到60之間,說明這一時期浙江城鎮居民生活消費水平處于溫飽階段,1993年以后浙江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基本在40-50之間并逐年呈下降趨勢,城鎮居民生活消費達到小康水平,2003年以后浙江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開始小于40,城鎮居民生活消費趨向富裕;浙江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一直處于50-60之間,除了七十年代末期接近60,之后逐年下降并于1990年達到46.1,從這個數據說明八十年代末浙江農村居民比城鎮居民先進入小康,但九十年代初期三年,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重新回到50以上,直到1997年這個數值才回落并在以后繼續下降。

 圖3-2 浙江省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折線圖

總的看來,浙江省二十多年來恩格爾系數的總體趨勢是下降的,農村的恩格爾系數從1978年的59.1%,到2006年的37.2%,城 鎮的恩格爾系數從1981年的55.6%到2006年的32.9%,無論城鎮農村,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都日益提高.且進入九十年代后,浙江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平均一直比農村的要低,消費水平較農村居民高。

第三節 用ELES模型分析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情況

一、擴展線性支出系統(ELES)模型的引入

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ELES,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是在線性支出系統模型(ELS,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彌補了LES模型理論邏輯上的不足,是近年來研究居民消費的重要工具。ELES需求支出函數為:

piqi = piγi + βi ( I – pjγj )   i,j = 1,2,……,n       (1)

定義域:pi>0,  0≤βi<1,  Σβi≤1

在(1)式中,pi 為商品i的價格,為商品i的實際需求量,γi為維持生活的基本需求量,I為消費者總收入,βi 為消費者對于商品i的邊際消費傾向。其模型的解釋是:消費者對商品i的需求支出額為兩部分之和,第一部分為該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第二部分是總收入減去所有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后剩余部分中用于商品i的部分,其邊際消費傾向份額為βi 。

又有V = piqi,V為消費者進行各種消費的總支出,是由消費者購買行為內生地確定。可以將(1)式寫成計量模型形式:

Vi = piqi = (piγi – βi pjγj ) + βiI + ui = bi + βiI + ui      (2)

其中ui為隨即誤差項,利用常用的最小二乘法可求出(2)式中的參數bi和βi的估計值。然后利用bi和βi的估計值可以求得商品i的基本需求支出piγi;

pjγj = bi + βi bi /(1 -  βi)     (3)

同時可以求出商品i的需求收入彈性ηi為:

ηi = (ӘVi / ӘI)* (I / Vi) = βi (I / Vi)      (4)

二、ELES模型的運用及相關數據的處理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分類標準,居民消費性支出分為8大類:食品類、衣著類、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類、醫療保健類、交通和通訊類、娛樂教育文化類、居住類、雜項商品和服務類。以下部分的計算將運用ELES模型,利用時間序列和截面兩種不同類型的數據,對浙江省城鄉居民的消費進行分析。

1、按時間序列數據分析

不同年份的居民各類消費支出就可以構成時間序列數據。利用1996-2007年浙江統計年鑒資料,可以綜合整理得到時間序列數據,再利用EXCEL軟件的“數據分析”功能,得出ELES模型中(2)式的參數bi和βi的估計值(見表3-2)。參數估計值下面括號中的數據為該參數的T檢驗值,R2為判定系數(R2<1, T、R2值越大,表明該線性越顯著,通常T>2即可,表3-3同表3-2)。 

表3-2 ELFS參數估計表(時間序列數據)

支出項目 城鎮居民 農村居民

 bi βi R2 bi βi R2

食品 1380.566

(11.75) 0.166

(16.25) 0.964 529.253

(7.64) 0.214

(15.27) 0.959

衣著 79.460

(0.82) 0.065

(7.70) 0.856 -5.398

(-0.21) 0.046

(8.79) 0.885

家庭用品設備、服務 731.237

(8.43) -0.007

(-0.95) 0.082 37.648

(2.04) 0.031

(8.45) 0.877

醫療保健 -87.925

(-1.39) 0.058

(10.57) 0.918 -156.642

(-9.29) 0.083

(24.38) 0.983

交通和

通訊 -1017.920

(-7.24) 0.180

(14.78) 0.956 -355.451

(-8.81) 0.142

(17.33) 0.968

娛樂、教育文化 -304.778

(-3.96) 0.132

(19.71) 0.975 -246.865

(-6.81) 0.139

(18.89) 0.973

居住 -20.429

(-0.59) 0.068

(22.93) 0.981 12.892

(0.261) 0.132

(13.23) 0.946

雜項商品和服務 191.804

(3.94) 0.013

(2.99) 0.472 58.563

(3.23) 0.008

(2.27) 0.339

合計

消費支出 991.517

(5.41) 0.671

(39.14) 0.994 -125.951

(-1.14) 0.795

(35.48) 0.992

資料來源:根據《浙江統計年鑒》1996-2007年有關數據整理計算

從表3-2中可以看出,各支出項目參數估計值中,不考慮雜項商品和服務項目后,城鎮居民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項目對應參數βi的估計值T過低,不能通過檢驗,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衣著項目對應參數bi偏低,R2也相對其他項目的判定系數偏低,而其余各項對應參數βi的估計值都能通過檢驗,并且判定系數R2都很高,線性顯著。

2、按橫截面數據分析

在對居民消費商品和勞務的種類進行分類的同時,為研究居民消費能力的層次性,還可按家庭的年收入不同進行等級分組,由低到高依次分為最低收入戶、低收入戶、中等偏下戶、中等收入戶、中等偏上戶、高收入戶和最高收入戶。同一年份不同等級收入戶的消費各類支出就可以構成截面數據。

利用2007年浙江統計年鑒資料,綜合整理不同層次收入戶各項消費支出得到2006年城鄉居民消費的截面數據,同樣利用EXCEL軟件可以得到ELES模型中(2)式的參數bi和βi的估計值(見表3-3)。

表3-3 ELES參數估計表(橫截面數據)

支出項目 城鎮居民 農村居民

 bi βi R2 bi βi R2

食品 1046.579

(13.20) 0.149

(16.71) 0.989 2483.836

(8.91) 0.105

(8.19) 0.931

衣著 94.269

(5.77) 0.036

(19.83) 0.992 135.467

(1.62) 0.067

(18.44) 0.986

家庭用品設備、服務 45.068

(3.51) 0.031

(21.61) 0.994 -66.943

(-2.77) 0.038

(35.73) 0.996

醫療保健 218.547

(8.94) 0.032

(11.69) 0.979 343.019

(2.96) 0.027

(5.35) 0.851

交通和

通訊 32.798

(0.72) 0.082

(16.06) 0.989 -1312.030

(-3.04) 0.214

(11.34) 0.963

娛樂、教育文化 195.298

(4.09) 0.072

(13.36) 0.983 332.046

(7.23) 0.088

(44.06) 0.997

居住 -85.127

(-1.48) 0.109

(16.78) 0.989 238.624

(4.19) 0.055

(22.143) 0.990

雜項商品和服務 22.035

(1.28) 0.014

(7.19) 0.328 -85.207

(-5.68) 0.0288

(43.95) 0.997

合計

消費支出 2068.815

(18.35) 0.618

(125.42) 0.9997 1555.963

(30.45) 0.573

(99.67) 0.9997

資料來源:根據《浙江統計年鑒2007》有關數據整理計算

從表3-3中可以看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各支出項目參數估計值中,除去雜項商品和服務項目外的其他所有項目對應參數βi估計值都能通過檢驗,并且判定系數R2都很高。

三 、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分析

由表3-2和表3-3可知,2006 年浙江省城鎮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為61.8%,1995-2006年的邊際消費傾向為67.1%;2006年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為57.3%,1995-2006年邊際消費傾向為79.5%。2006年城鄉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比長期邊際消費傾向都有所下降,城鎮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下降了5個百分點,而農村居民則下降了超過20個百分點。這個數據一方面驗證了國外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的居民長期邊際消費傾向大于短期邊際消費傾向的結論,另一方面也說明浙江省城鄉居民由于受到醫療、養老、教育、住房等各項社會制度改革和收入預期的影響,他們通過減少消費支出、增加儲蓄來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

另一方面,對比城鄉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還可以看出,城鎮居民的長期邊際消費傾向顯著低于農村居民,但短期邊際消費傾向,特別是2006年這一年的邊際消費傾向卻比農村居民高。這種現象值得引起關注,說明近年來,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已經大幅上升,而相對于農村居民來說,城鎮居民對未來收入和支出的預期更不確定,不得不放棄更大比例的現期消費支出,以更高的儲蓄率來應對未來可能增加的支出。因此,穩定城鄉居民對未來收入和支出的預期,進一步提升邊際消費傾向對促進浙江省經濟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對比各類消費支出的邊際消費傾向可以看出:浙江省城鄉居民的消費重點主要集中在食品、交通和通訊、娛樂教育文化幾個方面,其邊際消費傾向都較高;而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浙江省城鄉居民食品支出邊際消費傾向很高,特別是在時間序列數據中農村居民食品支出的邊際消費傾向高達21.4%,雖然2006年城鄉居民食品邊際消費傾向有所減少,分別為 14.9%和 10.5%,但這還是表明目前浙江省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仍然處于相對較低的階段,食品支出還是消費支出最為重要的構成之一,且作為沿海經濟開放較為高度的浙江省,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并不如人們想象中的落后于城市,而是已經開始趕超城鎮居民。

城鄉居民交通和通訊、娛樂教育文化兩項支出具有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特別是2006年農村居民交通和通訊支出的邊際消費傾向占據了首位(21.4%),這說明經濟發展強化了農村居民的時間和信息觀念,特別是像發展民營、私營企業的鄉鎮中,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了巨大的變化;也說明教育制度改革對城鄉居民支出的影響不容忽視,它們反映了城鄉居民對生活質量的追求和對教育的重視,對消費結構的改善和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項目支出的邊際消費傾向不高,這說明城鄉居民對家庭高檔耐用消費品及家庭勞務、醫療保健服務等較高檔次的消費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

浙江省城鄉居民居住項目支出的邊際消費傾向有較大的差別:長期邊際消費傾向方面,城鎮居民較農村居民低,是因為上世紀九十年代住房體制改革前,城鎮居民可以享受分房和相關住房保障,雖然1998年我國進行住房體制改革,但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和限制,在一段時間內城鎮居民仍然不用為住房擔心,其邊際消費傾向并不高;而本世紀以來,由于不再享受單位分房等相關福利,買房成為城鎮居民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而日益飆升的房價也使城鎮居民身上的負擔加重,消費支出大幅增長。相比較而言,浙江省農村居民的住房消費支出增長很快,其住房需求卻比城鎮居民得到了更好的滿足。因此2006年數據表明,浙江省城鄉居民在居住項目上的短期消費邊際傾向為城鎮(10.9%)高于農村(5.5%)。因此進一步完善房地產市場,消除各種影響城鎮居民住房消費的因素日益重要。

第四章 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行為特征的比較分析

由于我國的特殊國情,在政治、經濟七存在著多重城鄉“二元結構”,這一局面至今尚未得到根本改變,城鄉差別是這種二元結構的產物。幾十年來,中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居民的生活也從貧窮經過溫飽逐漸走向小康和富裕,在這一變化過程中,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作為較抽象的“消費者”的不同具體形態主體,其消費行為的外部環境和內在設定具有相當多和相當大程度的共性。但是,城市和農村的差別依然存在,造成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所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有很大的差別,這一差別影響了我國城鄉居民消費行為。只有把城鎮居民和農村屠民的消費行為分開研究,才能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才能有針對性地對居民的消費行為進行研究。

第一節 影響城鄉居民消費行為的因素分析

消費行為的過程既是消費者的思維、心理過程,也是不斷采取行動、產生方案、解決問題的過程。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因素包括社會的、歷史的、經濟的等各個方面。但其中最主要的是經濟方面和制度方面的因素,新古典經濟理論將這些方面的因素分為外部環境因素和內在行為因素。

一、影響居民消費行為的外部環境因素

關于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內在因素主要體現為五方面:

1.消費選擇自由

消費選擇自由是指消費者在購買消費品和勞務時基本上不受限量、配額和短缺的約束。消費者在不同商品和勞務之間的選擇,主要取決于消費者對消費品和勞務的主觀偏好,以及其收入水平,即預算約束大小。

2.價格充分彈性

價格彈性是指當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者購買商品和勞務的數量或支出對價格變化的反應敏感程度。如果價格下降,消費者對其消費數量增加;相反,消費數量減小。這種增加和減小的幅度受商品和勞務價格彈性的影響,如果價格彈性較大,則購買數量的變化幅度就較大,相反幅度較小。

3.預算約束

預算約束是指消費者購買消費品受到其實際收入的限制。

4.沒有流動性約束

流動性約束可以一般地定義為某些個人沒有能力用未來收入作擔保而獲得貸款。流動性約束大小,反映消費者能夠用未來收入實現現時消費的可行程度大小,或者是其消費在不同時期的轉換能力大小。不能借入而又缺乏金融財富存量的家庭就是流動性受約束的家庭,因為他們所能做的最大消費就是當期所掙得的收入。如果居民消費的流動性約束程度越高,消費在不同時期的轉換能力就越差,反之則說明消費在各時期的轉化能力越大,即可以用未來收入實現現時消費可行性程度越高。

5.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是指消費者在消費的整個過程中,外部環境存在的一些風險性或不可預期性。包括收入不確定性和將來各種消費支出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很大,是消費者選擇消費與儲蓄 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不確定性的存在,要求并培植了消費者的風險意識,增強了消費者預期的困難,居民在消費安排上更加理性和謹慎,預防性儲蓄增加,邊際消費傾向下降加快。

二、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內在因素

關于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內在因素主要體現為四方面:

1、理性主體

即西方新古典經濟理論中認為的 “經濟人”,特點即其所追求的唯一目標是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如消費者所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自身滿足——效用最大化;生產者所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自身利潤——利潤最大化;生產要素所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自身報酬。同時,“經紀人”的經濟行為都是有意識的和理性的,不存在經驗的或隨機的決策,因此又被稱為理性人。

2、追求效用最大化

依據新古典理性“經濟人”假設,消費者行為最基本、最主要的假定為追求效用最大化,在消費過程中,理性主體——消費者是通過對消費品的合理組合來達到最大限度的滿足,實現效用最大化。

3、規避風險

消費者規避風險與外部環境設定的不確定性相關,由于存在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作為理性主體的消費者存在著規避風險行為,即消費者在購買消費品或進行勞務消費中力求風險最小。

4、時間偏好  

由于存有不確定性和風險,在消費的時間選擇上,即對現在消費和未來消費的選擇上,消費者較看重現在消費,這就是時間偏好設定的基本點。

第二節 浙江城鄉居民消費情況差異分析

    在考察不同的歷史時期居民消費行為所處的外部環境和內在設定差異的基礎上,分析城鄉居民消費行為的差異,結果表明:

一、浙江城鄉居民在不同歷史時期表現出不同的消費行為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我國居民消費行為所處的外部環境差異明顯,社會經濟制度的不同,導致居民消費行為不同。

改革開放以前,居民是在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在先生產后消費的觀念和政策中進行消費的。其消費行為是被束縛的,是近視的;其預算約束是一期的。所以決定居民消費支出的主要因素是現期收入,近似于凱恩斯的絕對收入理論假說。

改革開放后,浙江城鄉居民收入快速增長,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同時,城鄉消費市場逐漸放開,城鄉居民消費選擇性增強。幾十年的消費欲望被釋放后,居民消費熱情快速升溫,產生了炫耀和攀比思想,同時,預算約束和流動約束有所放松,為居民實現跨期消費提供了條件,因此,這一時期浙江城鄉居民的消費行為更近似于杜森貝利的相對收入理論假說。

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經濟體制改革對居民的消費行為沖擊很大。一方面,居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預算約束和流動約束大為減小另一方面,由于制度變遷所增加的各種預期消費支出大大提高,于是居民不得不為將來巨額的預期支出進行預防性儲蓄,跨期消費時間拉長,甚至是一生或隔代消費,其消費行為更符合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論假說。

二、浙江城鄉居民消費者所處的外部環境具有較大差異性

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作為較抽象的“消費者”的不同具體形態主體,其消費行為的外部環境和內在設定具有相當多和相當大程度的共性。但由于我國的特殊國情,在政治、經濟上存在著多重城鄉“二元結構”,造成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所處的外部環境有很大的差別,這一差別具體表現在:

1.消費品分配方式的差異性

城鎮居民享受低價供給,福利分配的消費品和各種補貼,農村居民自給性消費占有較大比重。

2.工農業產品比價不同

農村居民的實際收入受工農產品比價變動的影響,工農業產品比價的變化對農村居民消費影響顯著,改革后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逐漸縮小,這一變化促進了農村居民的消費。

3.消費者單位經濟功能上的差異

大多數城鎮居民家庭僅僅是消費活動的基本單位,而改革后,農村居民家庭一方面是消費活動的基本單位,另一方面又是生產活動的基本單位。農村居民消費者的雙重經濟功能使其消費行為和投資行為摻雜在一起,并使其消費者行為增加了一個特定的外部環境設定,即生產經營投入和收入風險的約束。

4.福利制度不同

城鎮居民享受包括保證就業和退休、福利性住房、各種補貼、公費醫療和勞保在內的各種福利制度,而農村居民手身份約束,不能享受這些待遇,福利制度的不同對城鄉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是明顯的。

5.消費環境和消費觀念的不同

城鄉分割的歷史形成農村居民在消費環境和消費觀念上遠遠落后于城鎮,拉開了城鄉居民消費的差距。

三、浙江城鄉居民消費者行為有顯著差異

由于城鄉居民所處的外部環境的不同變化,浙江城鄉居民消費者行為表現出不同的特征,研究表明,浙江城鄉居民消費行為特征差異具體表現為:

1.浙江城鄉居民收入和收入取得方式具有明顯差異

改革開放后,農民有了經營自主權,生產力得到了釋放,農民收入迅速提高。而城鎮經濟體制改革使城鎮居民工資增加,補貼增加,其收入也提高了。從城鄉對比來看,自計劃經濟時代延續下來的城鄉居民這間的收入差距不僅得以保留,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這一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同時,城鄉居民在收入的取得方式上有明顯差異,浙江城鎮居民收入以貨幣形式為主,而農村居民收入有一定的比例實物收入。

2.浙江城鄉居民資產存量形式和流動性約束存在一定差別

城鎮居民資產存量中,金融資產所占比重穩定上升,流動性增強相對而言,農村消費者實物資產比重較大,資產的流動性較差。城鎮居民跨期消費的路徑比農村居民要拉長和平坦些。

3.浙江城鄉居民消費支出構成差異明顯

這一差異首先表現在自給性和商品性消費支出構成的差異,城鎮居民實際收入的主要部分是以貨幣形式獲得的可支配收入,其消費支出的貨幣化程度相應較高。而農村居民由于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和產品特點,決定了農村居民的實物收入在其總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自給性消費在其消費支出中占有較大的比重。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使農村居民生活的貨幣性收入增加,農村居民生活的商品化、貨幣化消費程度提高,自給性消費在其消費支出中的比重將不斷下降,但由于受農村產品特點和消費習慣的影響,自給性消費在農村居民消費支出中仍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其次,浙江城鄉居民消費性支出和生產性支出構成有顯著差異。城鎮居民是單純的消費活動主體,其支出以消費性支出為主,而農村居民消費者具有生 產活動和消費活動為一體的雙重身份。由于農村經濟采取的形式,農村居民的收入——支出結構中生產性支出占有突出位置。農村居民的個人消費行為不僅取決于上期的純收入水平和商品市場的供給與價格,還取決于生產的需要。

第五章 研究結論及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綜上所述,由于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消費觀念與消費習慣的差別,表現在購買行為與消費結構等方面還存在不少的差異。

1、恩格爾系數

總的看來,浙江省二十多年來恩格爾系數的總體趨勢是下降的,農村的恩格爾系數從1978年的57.1%,到2006年的37.2%,城鎮的恩格爾系數從1981年的55.6%到2006年的32.9%,無論城鎮農村,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都日益提高.且進入九十年代后,浙江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平均一直比農村的要低,消費水平較農村居民高。更進一步分析:

(1)在外用餐因素。隨著經濟發展,城市居民生活節奏加快,同時洋快餐、中餐店遍布大街小巷,為了得到較多的休閑時間,上班族在外用餐比例提高,據一份調查顯示,自1995年以來城鎮居民在外用餐率每年平均以近20%的速度增長,而農村居民在外用餐率增長速度很慢。

(2)購買加工食品增加。加工食品(尤其是深加工食品)的價值是原料食品的兩倍至十幾倍,而且近幾年城市的超市快速發展也為居民購買食品(尤其是加工食品)提供了方便,所以城鎮居民購買加工食品成倍增長,這也是增加食品性支出的原因之一;而農村居民除農忙外,平時空余時間較多,因而通常更多的是購買低值的原料食品,自行加工食用,特別是在近幾年現金收入增長較快的情況下,食品性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例反而下降了。

2、購買行為

盡管城鄉居民存在許多消費熱點,但是其購買具體產品的熱點及其購買的時間都存在某些差異。

(1)出現的消費熱點不同。目前城鎮居民出現旅游熱,浙江農村居民卻表現得很冷清。據調查,浙江城鎮居民目前有外出旅游者的家庭達86.9%,未來五年計劃外出旅游的高達96%,計劃跨省旅游的為73%,計劃出國旅游的為33%,旅游消費逐漸升溫;而農村居民對“未來五年內最大的支出項目”用于旅游的只有1.47%。

(2)出現購買熱的時間不同。從市場產品普及率分析,浙江城鎮居民出現家電(四大件)購買熱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出現飽和期,而農村居民出現這些產品購買熱是90年代中期,飽和期則是90年代末,產生購買熱的時間差城鄉為十年,產生飽和期的時間差為五年。

3、影響因素

影響城鄉居民購買行為因素很多,但從影響其購買行為的因素差異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消費意識的超前性與滯后性。影響城鄉居民購買行為的差異,除了收入水平的差異因素之外,還與居民的消費意識有直接關系,城鎮居民由于溝通信息比較方便,所以容易受現代消費價值觀的影響,消費意識容易超前;農村居民則相反,容易受傳統價值觀念的影響,所以消費意識較滯后。因此,通常要以城市消費行為來影響與帶動農村的消費行為。

(2)品牌與價格的關注程度不同。由于收入水平和消費意識的差異,城鄉居民對品牌與價格的關注程度不同。城鎮與農村居民在購買動機方面,雖然都把產品“性能”放在首位,但是對品牌與價格的關注程度就不同了,前者對“品牌”關注度居第二位,而“價格”居第三位,后者則恰好相反,“價格”居第二位,“品牌”則居五個因素中的第四位。

(3)影響購買行為信息來源不同。據小天鵝集團一份調查表明,城鎮居民選擇與購買產品的信息來源首先是廣告(包括傳統媒體廣告與網絡媒體廣告),其次是親戚朋友介紹。調查顯示,農村居民購買家電的信息來源首先是“看外觀與性能”(占48.27%),其次是親戚朋友介紹與推薦(占36.67%),其三是廣告(占14.67%)。這也充分體現農村居民“眼見為實”的消費習慣。

另外,城鄉居民購買行為還受消費價值取向、消費環境、消費政策、銷售渠道等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有關企業在開拓城鄉消費市場方面都應認真地研究并制定相應的營銷策略。

第二節 政策建議

一、加強宏觀調控,引導城鄉居民投資和消費行為

當然其前提必須是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給居民消費提供寬松和健康的外部環境。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決定了居民消費狀況。改革開放引起了我國居民消費行為發生實質性變化。改革開放后,特別是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實施,人民生活總體上進入小康社會,居民消費水平、消費結構等消費行為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是國家富強,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給人民帶來的最直接的利益。

   除了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保證外,引導居民健康消費也很重要。隨著居民需求結構的轉換與升級,居民新的消費熱點己形成。居民消費行為在經歷了“填飽肚子”—“老三大件”—“新三大件”的消費后,隨著市場經濟制度改革的深入,發展到“住”和“行”高層次消費上。商品化住宅,高檔服裝和居室文化商品的消費日益多樣,同時,交通通訊,文化教育消費支出增加較快。中國未來的消費熱點會集中在住房、文化教育人力資本投資、家用電器的升級換代和家庭轎車等方面。為此,為了引導浙江居民消費行為,相關政府和機構應加強宏觀經濟調控中,為熱點消費品的生產開發和消費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和服務,滿足有經濟支付能力消費者高水平消費需求,拉動國民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

二、采取有效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抑制收入差距的無序擴大,提高整體消費傾向

在保證居民收入穩定增長的前提下,采取有效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抑制收入差距的無序擴大,提高整體消費傾向。收入是影響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浙江省城鄉居民收入還有較大的增長空間,政府要通過加大投資,擴大就業機會,解決目前較突出的下崗、失業問題,改善企業體制,放開國有企業工資,形成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企業家和企業員工的激勵機制等措施在較大范圍提高一般居民的收入水平。對于城鎮居民除了職工工資的穩定增長外,還要鼓勵各類人力資本的充分發揮和利用,允許人們取得各種合法收入,保護私有財產。

與此同時,還需采取措施改善目前的收入分配狀況,盡可能地縮小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 特別是保證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不再降低。從邊際傾向遞減的規律可見,高收入戶居民收入的提高帶來的消費要遠低于低收入戶,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成為制約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增長的障礙。因為,無論是消費結構的轉換還是消費梯度的形成,不能僅僅依靠少數富裕階層,要提高整體的消費傾向,使占人口大多數的中等以上收入水平的消費者具備相應的消費能力。可以通過增加對高收入階層的征稅,開征遺產稅、贈與稅等,同時加大扶貧力度,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措施縮小收入差距,啟動消費。

三、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理順供需關系,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換代

浙江省目前出現的消費需求不旺盛、消費結構層次相對處于較低階段,原因不僅僅是居民支付能力不夠,供需脫節、產業結構的調整不能適應消費需求的變化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研究表明,浙江省城鎮居民生活水平基本完成由溫飽型向小康型的過渡,并向富裕型邁進,消費結構也由生存型向享受型和發展型轉化,對消費品的需求己從“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提高型”轉變同時,城鎮還有少數貧困居民,農村大部分居民消費還處于“生存型”和“數量擴張型”階段。城鎮居民新的消費熱點將集中在住房、汽車、通訊旅游和文化娛樂等方面,而農村居民新的消費熱點主要在于耐用消費品和子女教育。因此,在調整產業結構方面,應穩定發展第一產業、重點調整第二產業、加快發展第三產業,滿足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另外,在產品結構調整中,既要大力開發高科技含量的“高、精、尖”產品,也不能忽視物美價廉、經濟實用產品的生產開發,多層次產品結構是適應不同居民消費層次的客觀要求。

四、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減小居民消費的不確定因素,釋放居民儲蓄,促進消費增長

研究發現,上世紀年代末期,浙江城鄉居民消費增長趨緩,有效需求不足表現突出,其重要原因是社會福利制度變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一方面造成居民工作不穩定,如下崗失業使人們降低未來收入的預期,另一方面住房、養老、醫療、就業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觸及到消費者的福利待遇,居民支出的不確定程度的提高。未來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居民的風險預期,居民消費變得謹慎,這就促使居民增加預防性儲蓄,降低消費傾向。因此要加快改革步伐,增加改革的透明度,減少居民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只有盡快使教育、醫療、養老、勞保等方面的改革措施明晰化,讓居民切實了解到未來的各項支出多大成分由自己負擔,多大成分由國家和集體負擔,才能增加居民對未來各項支出的理性預期,從而保證其在儲蓄與消費中理性地作出選擇。相反,如果各項改革措施遲遲不能到位,居民對未來支出的預期充滿了不確定性,那么,必然會導致居民增加儲蓄,減少現期消費,以應付未來風險,從而對解決當前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產生一系列不利的影響。針對社會保障覆蓋面狹窄,保障資金來源不足等缺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應建立多種形式、多種資金籌措渠道、法定報銷和自愿保險相結合的社會保障體系,應在醫療保險,人身保險,失業救濟等方面增加扶持力度,讓居民解除后顧之憂,對自己未來的消費支出有穩定的預期,從而提高居民的消費傾向,促進居民消費的穩定增長。

五、分層次引導居民消費行為

我國城鄉居民之間的消費狀況的差異,決定了要分收入層次促進消費,這將比針對總體的消費促進手段更為有效。

1、從城市居民看,應分三個層次促進消費:

(1)高層次消費——引導大額消費

對于這一層次的消費群體而言,因其消費的收入彈性和價格彈性都比較小,收入增加或者是市場價格下降對其消費都沒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因此要盡量促進他們在旅游、文化以及大件物品上的消費,關鍵是豐富其消費內容、提升消費品位、引導其消費方向。比如開發適合這一群體的文化和旅游消費項目,減少對汽車和住房等消費的行政性干預,同時積極改善這些商品和服務的供給質量,最終達到促進消費的目的。

(2)中等收入消費——促進即期消費

主要以穩定收入增加和改變其心理預期為主。其一是要給他們以收入將會持續穩定增長的信心。其二是要盡快出臺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改革的明確方案,讓老百姓對未來的支出狀況更加明朗,從而改善心理預期,從而增加當期消費。第三是改變居民對于我國價格走勢的不正確認識。雖然我國已經開始進入買方市場,但并不意味著價格水平一直下降。而且在加入WTO后也不是所有商品和服務都會大幅降價,像高級轎車和金融服務等有降價可能的商品是當前我國中等收入水平的消費者還消費不著的。國家應給與消費者正確的引導,讓居民充分認識到價格上升的可能性和變化趨勢并合理安排即期消費。

當前,一方面要防止居民對未來消費升級換代進行大量的儲蓄而不利于目前的消費啟動,同時也要防止未來升級換代過于集中。當前應當細分消費群體的消費層次,維持消費升級的漸進性,使消費升級成為一個分層次、有步驟的穩定過程。對于中等偏上收入者可以以消費信貸等方式引導一部分中高收入者首先購房買車,對于中等收入者可以增加其文化娛樂消費,對于中等偏下收入者可以增加其耐用消費品的消費與換代。

(3)低收入消費——刺激日常消費

增加低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將對促進整體消費帶來較大效用。政府可以考慮以稅收和補貼方式調整收入分配增加對低收入水平居民的補貼,如加強社會保障建設,增加對失業(下崗)工人的補貼,完善最低生活保障體系等等。

2、從農村居民看,主要從兩方面啟動消費:

(1)對于部分已經富裕起來的農村居民

他們的消費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并且正受到各種障礙的制約。這些農民并不缺錢,但是在消費上缺乏和城鎮居民一樣的平等待遇,比如進城買房受到限制,子女進城上學受到一定的歧視;再加上農村市場消費環境的惡劣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民的消費,使得很多富裕農民的消費水平與其收入狀況不相一致。對于這部分消費者,主要是對其消費進行科學的引導并且切實改善其消費環境。

(2)對于大部分農民

收入水平低是制約其消費的主要原因。所以要增加這部分農民的消費,增加收入是關鍵。在當前的情況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過其他產業吸收第一產業的 剩余勞動力,使農民在農副業之外的收入有比較大的增長。具體措施包括:加快戶籍制度改革,鼓勵和保障農民進城從事各種經濟活動;促進農村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重新振興鄉鎮企業,大量吸收農村勞動力;加快小城鎮建設等,通過這些措施來改善農民的收入狀況,從而使居民的各種需求轉變為現實的消費以帶動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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