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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過程不合理教學過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教學內容時代性不足。目前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內容包括自然觀、科學技術觀、科學技術方法論、科學技術社會論、中國科學技術觀與創新型國家等5個方面。教學過程中,教師大都偏重于經典理論的闡釋,對于科學與倫理關系的探討、思維方式演進規律的探尋等時代焦點性問題至多只能點到為止,無法深入分析。二是課堂規模超大。由于碩士研究生招生規模逐漸擴大,從1980年的每年不足萬人增加到2013年的53.9萬左右,而師資人員并沒有相應增加,這造成現在高校碩士研究生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班級一般都在150人以上,甚至200人以上。其直接造成兩個問題:一是教師工作量大,疲于奔命,根本沒有時間學習提高,追蹤現代科技發展前沿;二是學生大都來自不同的院系,無法做到因材施教。
2.教學效果不理想教學效果不理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學生普遍興趣不高,到課率低。不少研究生認為學習本課程是為了獲得學位而不得不完成的任務。專業碩士研究生在這方面的問題就更為突出,由于其在培養目標上側重于應用性,這導致部分專業碩士研究生錯誤地認為作為公共基礎課的自然辯證法課程并不重要,專業課程才是學習的重點和核心;由于研究生政治理論公共課教學班級規模普遍較大,任課教師教學管理一旦處于“放松”狀態,研究生到課率不高也就不足為奇了。二是即使有部分課堂學生到課率較高,但吸引學生的主要是教師上課時所展現出的幽默感或講述的有趣故事,教師表演的色彩遠大于教育的實際效果,并沒有從根本上提高學生的科學思維水平和創新能力。
二、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效果不理想原因分析
1.自然辯證法課程學科屬性不明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中存在種種問題的首要原因應是該課程學科屬性不明。“自然辯證法”的學科名稱源于1925年在蘇聯首次公開出版的恩格斯著作《自然辯證法》。1956年我國在制定全國十二年(1956—1967)科學發展遠景規劃時,首次確認恩格斯所創立的“自然辯證法”是處在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一門獨立科學,暫定名為“自然辯證法”。自其誕生以來,關于其學科歸屬一直爭議不斷。主要是三種意見:一是認為應歸屬于哲學范疇,其基本依據為馬克思恩格斯創建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是由自然辯證法、歷史辯證法與思維辯證法三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有機整體。二是等同于哲學學科門類中“哲學”的“科學技術哲學”,其基本依據是當代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的內容和觀點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所開創的“自然辯證法”,是“自然辯證法”在中國的當代形態。三是認為“自然辯證法”在中國并不是作為一個學科而是作為一個“學科群”在發展,其基本依據是這門課程具有“馬列、哲學與政治”三門課程的屬性。而根據《意見》制訂的教學大綱則認為:“自然辯證法”是自然辯證法,是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目前的學科分類中理論一級學科下面并沒有“自然辯證法”二級學科。
2.學科組織體系不順,師資隊伍水平偏低由于學科屬性不明直接導致學科組織體系不順,表現為自然辯證法課程在《意見》中明確規定為理論公共課,其課程應歸屬于承擔高校公共政治理論課的獨立教學實體二級單位,一般為學院或思想政治理論教研部。但許多重點大學一般都有專業的哲學院系,甚至設有科技哲學專業,這些院校自然辯證法課程一般由這些哲學專業院系教師承擔教學任務,其教學內容主要圍繞科技哲學相關內容展開,大大削弱了該課程的意識形態教育功能。由于“自然辯證法”學科有明顯的“大口袋”特色,即該學科具有開放性、動態適應性、交叉性、跨學科性等特點,這實際上對任課教師有較高的要求,而目前自然辯證法教師大都是文科背景出身,自然知識匱乏,更談不上緊跟最新科技前沿成果。
3.課時數較短和教學內容豐富性之間的矛盾自2012年秋季學期開始,全國“自然辯證法”教學已按照《意見》和新的教學大綱全面展開。《意見》規定將碩士研究生“自然辯證法概論”從必修課(3學分,54學時)調整為選修課(1學分,18學時)。經過2012年、2013年兩個教學周期的教學實踐,筆者明顯感覺到與自然辯證法課程豐富的教學內容相比,18個課時過于短少,根本無法完成教學任務。而在2013年對教學大綱進行修訂的過程中又增加了十精神的相關內容。主要是在科學發展觀、生態文明和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三個方面,將十的新觀點、新提法體現在大綱的各個章節中。[1]65這使得兩者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
三、提高專業碩士研究生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有效性路徑分析
1.加強自然辯證法課程學科建設是基礎當前“自然辯證法”學科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學科定位。學科定位的基本依據在于準確理解學科的研究對象。2012年版教學大綱將“自然辯證法”定義為“是關于自然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學技術與人類社會相互作用的理論體系;是對以科學技術為中介和手段的人與自然、社會的相互關系的概括、總結。”雖然在表述上同1979年版、1991年版以及2004年版全國統編講義或教材略有不同,但其基本觀點都是一致的,即“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界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及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的方法。這種觀點顯然是對理論板塊化理解的產物,即將簡單的分為哲學(世界觀與方法論)、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規律)、科學社會主義(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以及自然辯證法(對自然界的認識規律)。實際上,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著作中所闡釋的“自然”其內涵絕不僅限于自然界,是包含“社會和思維”意義上的自然,是全部現實世界。這也就是為什么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全書內容的安排上,既講“各門科學的辯證內容”,也講了“自然界和社會”的原因。如這樣理解自然辯證法,是不是同唯物辯證法相混淆了呢?顯然不是,前者強調的是對全部現實世界規律的認識和把握,后者則強調的是在掌握前者的基礎上,對全部現實世界能動的改造,即社會實踐。這同科技哲學的研究對象———人們對自然、自然科學及其技術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是根本不同的。所以,為了自然辯證法和科技哲學的共同發展,在“理論”一級學科下再設一個“自然辯證法理論”二級學科,哲學門中保持現有“科學技術哲學”二級學科,是個不錯的選擇。
2.理順學科組織體系,提高師資水平是保障學科定位準確為理順學科組織體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將“自然辯證法”定位在理論二級學科之后,從事自然辯證法教學與研究的教師自然應歸屬學院。鑒于在國內重點大學目前大多數從事自然辯證法教學的教師大都屬于哲學院系,可以讓教師自己選擇是到學院從事自然辯證法的教學和研究,還是繼續在哲學院系從事科技哲學的教學和研究。這樣有利于自然辯證法和科技哲學兩個學科的共同發展。對于在學院從事自然辯證法教學的教師,應加強相關學科內容的培訓,盡快提高其教學科研水平。因“自然辯證法”學科具有“大口袋”特色,所以,應根據任課教師學科背景的不同,分別進行培訓。就目前全國自然辯證法教師隊伍現狀而言,人文學科背景的教師占大多數,所以要加強任課教師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等相關教學內容的學習。在教學班級的組成上,鑒于專業碩士研究生規模逐漸擴大,可以把教學班級分為兩大類:專業碩士類和學術碩士類。任課教師也可分為相應的兩類。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自然辯證法;案例教學;案例分析
[中圖分類號]G64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712(2014)07-PPPP-CC[基金項目]本文系電子科技大學2012年非全日制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教研教改基金資助項目“結合非全日制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特點探索‘自然辯證法概論’案例教學法”。
[作者簡介]吳曉云(1974―),女,江西鄱陽人,博士,電子科技大學副教授,研究方向:現當代西方哲學,西方理論。
“自然辯證法”課程是工程碩士需要學習的一門政治公共基礎課,主要講授自然界及科技、工程的一般規律和一般方法。自然辯證法是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對科學技術學、科學知識社會學等新興學科的不斷借鑒和吸收,自然辯證法在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上有了巨大突破,日漸發展為一門“以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促進科學技術(工程)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為主要目的的具有交叉、綜合性質的學科”[1]。與其他政治公共課相比,“自然辯證法”課程不僅承擔著培養工程碩士研究生理論修養的基本任務,而且承擔著培養他們哲學素質和科學思維,切實提高他們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實際運用能力等重要職責。為了更好地實現“自然辯證法”課程的教學目標,廣大一線教師積極地探索以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為導向的案例教學法。
一、案例教學的必要性
案例教學是一種開放式、互動式的新型教學方式。“自然辯證法”課程案例教學通常由教師事先選擇一些科學、技術、工程發展史中具有典型性案例,讓學生自行組織研討,使他們通過主動查閱教材和教參,拓寬理論視野,實現對新知識、新理論的學習和掌握,并應用所學的新內容有針對性地分析和解答案例問題。
案例教學方法的運用符合素質教育的根本目的。傳統教學以單向信息傳遞為主。雖然在教學過程中,為了證明某個自然辯證法基本原理的正確性,教師也會采取列舉事例的方式來加深學生對該原理的理解;但是這種舉例子的方式仍舊是以教師為主的觀點論證,學生只是被動地接受教材的知識和教師的講授,缺乏獨立思考過程和綜合判斷能力的運用。案例教學則不同,它是利用案例作為教學媒介,讓學生自主分析、論證和表達,以達到高層次認知學習目標的一種新型教學方法。它的最大優點在于以學生為中心,以教師為輔助,由學生自主學習和掌握所學課程的核心內容,并運用所學知識處理實際問題,從而實現學以致用、素質培養的教學目的。
案例教學方法的運用符合自然辯證法學科的本質要求。采用案例教學方法,通過介紹科學技術工程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闡明自然辯證法基本原理,有利于研究生們理論聯系實際,在具體的案例分析中活學活用基本立場、觀點和辯證法。
案例教學方法的運用符合工程碩士研究生的實際情況。工程碩士研究生大多是工礦企業、工程建設部門的工程技術和工程管理人員,與一般的全日制碩士研究生相比,他們不僅具備一定的專業技術特長,而且擁有豐富的生活閱歷和實踐工作經驗。如果針對工程碩士生的“自然辯證法”教學,仍然沿用傳統的教學方法,很難調動他們學習政治理論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教室在教學中應該有意識地結合工程碩士生的專業特點,多討論科學技術工程的具體案例,使他們在實際案例中自覺授受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科技觀、工程觀和方法論。這既符合國家對于碩士生政治理論教育方面的一般要求,又與工程碩士生成長和發展的實際需要相一致。
二、案例教學的實施
案例教學是教師和學生共同參與的,教學過程中既發揮了教師的理論指導作用,又充分調動了學生主動學習的積極性;同時,學生積極思考的成果進一步引發了教師新的理論思考,從而實現了教與學的雙向交流。實施案例教學應該通過以下三個步驟:
(一)教師精選案例
這是有效實現案例教學活動的首要前提。對于教學案例的選擇,教師首先要在熟悉課程內容、明確教學目的的基礎上,盡量選擇在科技工程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人物或事件作為案例。其次是充分考慮工程碩士研究生的知識結構和工作背景,“在討論一般科學技術問題基礎上,突出關于工程問題的討論”[2]。最后,選擇的案例專業性不能太強,應該注重科學技術的普及性和自然辯證法基本原理的普及性。譬如,針對“辯證的自然觀”這一教學主題,可以選擇三峽工程作為案例,討論人對自然的超越性和依賴性,同時討論選擇可持續發展道路的重要性。
(二)學生自主討論
學生自主討論是成功實施案例教學的關鍵所在。為了提高案例教學的質量,教師應當引導同學們結合自身的專業背景和工作經驗,通過自己動手查閱教材、教參及其他相關資料,找出自然辯證法的基本原理來分析案例、得出結論。譬如,可以在課堂教學中專門安排時間,讓學生就某一主題案例分組討論。在組內討論充分、基本形成共識的基礎上,由各組成員自行推選代表發言闡述本組討論的結果,并積極應答其他各組同學的提問和不同意見,最后由教師作總結點評。教師還可以提供建設性思路鼓勵學生課后繼續討論。
(三)學生撰寫分析報告
撰寫報告對案例教學成果的鞏固和提升。案例分析報告是學生案例分析過程的書面呈現,它以文字的形式說明和再現了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和論文寫作的基本哲學素質。因此,教師必須十分重視對案例分析報告寫作的指導,鼓勵學生采用規范的格式、創新的思維完整地書寫案例分析的目的、相關知識點、案例簡介、分析論證各大要點及最后的結論。為了有效提高學生案例分析報告撰寫的質量,教師還應當依據學生撰文水平的不同分等級打分,分數以一定比例計入學生的課程總成績。
三、案例教學面臨的困難
近年來,案例教學已經在“自然辯證法”課堂教學中得到較多的應用,并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但是目前這一教學方法仍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校方對案例教學方法的探索缺乏重視。盡管案例教學已經被論證是實現素質教育的有效途徑之一,但是在學實踐中還沒有得到普遍應用,部分原因在于學校對這一教學方法的認識不足、支持不夠。一些學校認為,在案例教學的課堂設置上,以學生討論為主、教師指導為輔的模式不符合常規的教學秩序,有違一般的教學考核制度。因此,他們并不十分支持這一教學方法的探索,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然辯證法教師對案例教學方法的推廣和應用。
其次,任課教師對案例教學的不適應。第一,案例教學的課堂要求教師的角色變主講為聽者,這極大地挑戰了教師的傳統教學權威,尤其是對于那些資深的老教師來說,課堂主講角色的讓渡是難以接受的。第二,案例教學在案例的選擇上,要求教師有較高的理論素質和較強的實際問題的敏感性,這一點也讓部分教師難以適從。第三,案例教學要求教師課前精選案例、課中組織和管理學生討論、課后批改案例分析報告,這無形中增加了教師的工作量和工作強度,也讓他們很難適應。
最后,教學條件對案例教學的客觀限制。我國高校在“自然辯證法”課程的教學課堂上,“師生比例懸殊,教師少、學生多,合班上課居多”[3]。一般一個教學班有120人左右,這給案例討論帶來很大困難。許多學生在課堂上不能充分地表達自己對案例的見解,而課下與教師交流學習體會的渠道又十分有限。因此使用案例教學方法可能導致有些學生所學習到的知識面和所掌握的理論深度還不如傳統的教學方法,因此,一些學生對案例教學法的探索不太配合,這極大地影響了案例教學的效果。
總之,在“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中運用案例教學法,在教學理念、教學內容、教學方式上都實現了的突破和創新,但是這一方法的實施過程中也暴露了一些問題,有待于我們繼續深入研究,尋找對策來提高案例教學的效果。
參考文獻:
[1]張明國.從“科學技術哲學”到“科學技術學”――實現自然辯證法學科建設的第二次調整[J].技術與辯證法,2003(1):11.
[2]徐治立.自然辯證法教學與研究的新思路[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8(1):107.
1.增加實踐教學環節的目的。本著教育與自我教育相結合、理論教育與親身實踐相結合、掌握理論知識與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的原則,并考慮到醫學七年制學生基本是理科專業背景,哲學背景知識相對比較缺乏的現實,尤其是針對自然辯證法理論學時過多而實踐教學缺失的問題,我們教研室經過多次集體探討,并以我們多年在醫學高等院校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的教學經驗為基礎,制定了自然辯證法教學改革的方案。教學改革的重點是增加了實踐教學的環節。增加實踐教學的初衷就是要實現從傳統的以教師、教材、課堂“三中心”為特征的教學模式向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的開放式教學模式轉變;同時也是提高課程教學效果的必要途徑和加強課程自身建設的必然要求;更是培養學生理論聯系實際能力和全面發展創新型人才的重要手段。總之,通過強化實踐,走課堂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相結合的道路,學生在課堂中學到的理論知識通過社會實踐才能得以加深理解,自然辯證法的教學也才能真正實現提高學生科學抽象能力、整體思維能力以及創新意識等綜合素質的目的。
2.實踐教學的指導思想。進行實踐教學,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原則的根本要求,是提高教學效果的根本保證。我們的指導思想是:把總學時分割為教師課堂講授和學生實踐活動兩個部分,專門留出了一部分學時以充分保證學生實踐活動的落實。具體來講,首先從課程內容和現實問題的實際出發,設計出實踐教學的具體課題,以充分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其次,從學生本身的實際出發,區別對待,提出不同的實踐要求,以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第三,從現有能夠進行實踐活動的實際條件出發,設計出具體的實踐活動范圍,努力做到物盡其用;最后,從教學經費緊缺的實際出發,堅持經濟實踐原則,力求少花錢多辦事,甚至不花錢也辦事,就地取材,以達到實踐教學的目的。根據上述思想,我們開展了多種實踐教學活動,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3.具體實施措施。在總學時中留出6-時的時間,要求學生結合所學理論知識和社會實際,選取有理論價值和實際意義的題目展開調查研究,最終獲得有建設性意見的結果,并以調研報告和論文等形式提交成果或對調研內容以講課的方式進行匯報,最后由老師統一點評。整個實施環節以小組為單位,這種方式既是對個體綜合能力進行鍛煉的有效途徑和手段,也培養了學生的合作意識和團隊精神。在實施過程中,實踐活動不僅僅限于社會調研一種方式,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也積極地探索了其他一些方式。
4.實踐活動的效果簡析。七年制自然辯證法的教學改革已經持續了三年時間,根據上述指導思想,每年具體的設計思路都不盡相同,下面對這三年來的教學實踐進行簡單總結。
(1)讓學生結合所學理論進行社會調研。根據實際情況,提出了統一的調查研究方向,讓學生圍繞這個方向進行調查研究。比如根據目前我國建設和諧社會的歷史重任和人與自然關系矛盾突出的現實,提出了“結合教材有關原理和本地區實際談談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個具有相當現實意義的實踐活動主題,并且按照班級學生不同的生源地,將小組分為西北組、東北組、華南組、西南組、華東組、中南組、華北組等實踐活動小組,由于有些班級重慶和四川的學生較多,所以又專門成立了重慶組和四川組,或將他們進行了分流。在分組的時候,打破了原有班級的建制,進行了實質性的有機組合,從而增強了不同班級學生之間的交流和了解,并且培養他們之間的協作精神。根據筆者的抽樣調查,每一實踐活動小組的學生都認真進行了分工協作:有些同學專門搜集素材;有些同學整理材料;有些同學制作PPT;最后再確定人選進行匯報。最后匯報時學生的表現完全超出了預想的結果,學生表現出了極高的熱情,在兩周的時間里搜集了大量的材料,閱讀了大量的文獻,并且進行了一定的社會調查。由于條件限制,真正進行調查的地域一般選擇在學校、大學城周圍、本市或附近郊縣,雖然地域范圍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但也反映出學生對自己最熟悉的生存環境表現出了高度的關注。學生將調查研究結果制成的PPT內容詳實、邏輯嚴密、結構統一;不僅如此,絕大多數PPT的制作相當精美,甚至達到了專業藝術院校的水平。更難能可貴的是,許多調查小組不僅發現了問題,而且從細微處入手,提出了解決問題的一些可行方案。具體匯報的同學思路清晰、邏輯嚴密、語言表達流暢、儀態大方,表現出了很高的素養。有些班級還以小品、高端訪談等多種方式進行了匯報,充分體現了當代大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和活力。在看完學生的匯報以后非常感慨,我們認為即使和一些綜合大學文科專業的學生相比我們一些學生也毫不遜色。但是,調研活動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是實踐的質量有待提高。由于受到經費和時間等諸多因素的制約,許多班級真正意義上的調查活動還沒有完全展開,調研活動的基礎還是以閱讀文獻和自己以往的直觀生活感受為基礎,已經進行的社會調查也基本圍繞目前生活的區域展開,所研究的問題不具有代表性。二是不同班級之間存在差異。經過對比,發現同樣的調研活動不同班級的表現彼此不同,整體感受是諸如臨床醫學等專業,不管是平時的課堂表現還是最后的實踐活動,表現都相當突出,綜合素質很高;而有些專業平時表現非常好,但實踐活動相對有所欠缺;還有一些專業平時上課表現一般,但是實踐活動表現不錯。這些現象一方面反映出有些班級學生的人文素養還有待提高;有些班級的實踐能力還應加強等實際問題;另一方面,對教師因材施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引導學生讀原著———創設領會相關知識體系的平臺。根據教材相關內容,我們讓學生閱讀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原著以及波普、庫恩、拉卡托斯等人的一些重要科技哲學著作,以使學生盡可能地體驗這些著作出現的歷史背景、社會原因,在此基礎上再深刻地理解這些經典著作的內涵,讀書活動結束后學生要以書面作業的形式匯報心得體會,以讓教師充分了解學生閱讀原著后所達到的理解程度以及存在的問題。聯系學生思想中困惑的問題,結合教學內容有意識地讓學生閱讀一些經典著作,創造有利于學生把握相關知識體系的原發式場境和氛圍,從而可以搭建起學生感受相關知識體系的體驗式平臺,在此基礎上學生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深化對相關知識體系的理解。由于許多原著學生不易馬上理解,一方面讓學生堅持反復多次地閱讀原著,另一方面經常與學生保持溝通、交流,把教師的引導作用充分顯現出來。為了達到此目的,在課堂上拿出少量學時,圍繞學生在閱讀中存在的問題專門和學生進行談話式的交流,在這種輕松的氛圍中,可以幫助學生解決一些問題。根據實際情況,我們還積極地采用了多維度的交往方式,交往不止于課堂和課間,在課后還通過電子郵件、網絡教學平臺甚至博客等多種方式進行溝通,多維度交往方式優化了交往關系,從而提高了交往的效率與質量。通過多種形式的交流,激活了他們的學習激情,深化了對相關知識體系精髓和內涵的理解,從而使一些學生以往對自然辯證法的消極看法也得到了改變。教師引導學生閱讀原著的實踐活動也存在一些問題:部分學生對閱讀原著并不感興趣,只是以應付差事的態度去草草閱讀,并沒有實質性的收獲。這一方面反映出功利主義思想對一些學生還是有相當的影響,部分學生只是從實用主義的角度確對待學習;另外一方面反映出教師在如何引導學生,如何將原著的主要內容脈絡化,淺顯易懂地講出基本內容,然后再找到相應的切入點等方面還需要加以改進。
(3)結合教材知識點和學生所學專業進行相應的實踐。自然辯證法課程一般在研究生層面開設,而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研究生在經過嚴格的科學研究訓練后要開展一定的科學研究工作,對七年制的學生而言,進行這種訓練尤為有必要。因此,有意識地讓一些基礎知識扎實、綜合素質較高的班級在實踐課內進行科研選題等方面的訓練。當然,科研選題需要長時間的知識和經驗積累,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實踐訓練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熟悉科研選題的程序原則,并不意味著短時間內學生就能達到科研選題的要求,而且即使是訓練,學生在實踐課時外也需要做相當長時間的準備工作。但是,部分學生還是在科研選題的訓練中脫穎而出,有些同學圍繞器官移植、安樂死、輔助生殖技術等生命科學技術的社會影響進行了哲學方面的思考,提出了要研究的問題。有些學生甚至能從多個方面對自己的專業進行深刻的、綜合性的認識,如影像專業的學生就用哲學思維探討了醫療影像技術、CT掃描等對人類健康、社會發展的綜合影響,并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研究課題,顯示出一些大學生已經有了比較宏闊的視閾,能從多個角度認識和深入的分析具體問題。但是,科研選題等訓練也存在一些問題,許多學生提出的問題如果從創新性、前沿性的角度來看還存在相當距離,大多只是在重復以往已經出現的問題。這表明一些研究生無論在專業知識的積累還是思維的創新等方面都需要進一步提高。而且一些研究生還把研究生學習階段僅僅當成了一個普通的再學習過程,根本沒有主動從事科研的意識和學習態度,學習方法還基本沒有超越本科階段,這些問題引起我們的注意并加以積極的應對。
理論教學的改革
實踐環節的增加要求必須要重構原有的教學體系。總的來講,我們以國家統編教材為基礎再結合實踐教學的需要重構了教學體系。因為凸顯實踐教學并不意味著理論教學不重要,相反,實踐教學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讓學生通過實踐活動深化對理論知識的理解,從而體現了課程的內在要求。因此,我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理論教學方式的探索。首先,由于實踐內容的增加,課時發生變化,因而原有的教學內容以模塊形式進行講述,這樣既保證了整個內容的統一性,又保證了前后內容的連貫性。其次,理論講述改變了原來完全靠老師講述的方式,適當增加了一些師生互動的環節。因為講好一門課,真正能打動學生的是心與心的交流,心與心的共融是講好課的根本[1]。通過師生真正的心靈溝通與對話,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才會顯現出來;教師也可不斷積累經驗,提升自身素質[2]。最后,根據現有的教學條件,充分利用多媒體技術,提高多媒體的制作質量以增強學生對理論教學的興趣。而且在教學過程中將一些抽象的內容通過一些直觀易懂的方式講授出來,如通過一些藝術作品來說明思維方式對實踐活動的重要影響,可先讓學生欣賞一些傳統的中國名畫和西方名畫,然后講述滲透在這些藝術作品背后的不同哲學思維,在學生產生興趣后,再將學生注意力轉引到不同哲學思維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發展的影響上來。從改革的實際效果來看,理論教學改革后學生課堂行為發生了明顯變化,由于課堂教學改革著眼于學生科學思維能力和人文素質的綜合培養,教師有意識地開發利用了各種教學資源,采取了多種模式的教學方式,注重啟發式教學和課堂互動,絕大多數學生對授課內容表現出更大的興趣,并且積極參與了互動,課堂氣氛相對以往更為活躍。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問題,突出的一個問題是許多授課班級學生數量比較多,詳細了解每個學生的特征以做到因材施教以及科學、準確地評估教學效果都具有一定的難度。針對這些問題,還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一步加大理論教學模式的改革力度,當然,學校教學管理等有關部門也應積極地為教師創造有利于教學改革的條件,教學改革的成效才能最大程度地顯示出來。
考試方式的改革
現代教育技術化發展傾向的反思劉同舫(2)
學術:在規范與自由之間劉梅(5)
大學排行亟待檢討劉明(4)
提出問題與學術創新郭金彬陳玲(6)
Abstract(110)
《自然辯證法通訊》2006年稿約(F0004)
論科學審美的功能李醒民(8)
從心理學文化轉向到心理學文化品性探尋孟維杰(16)
P.A.希倫和詮釋學的科學哲學范岱年(22)
認知的具身觀李恒威肖家燕(29)
行動性、因果與意圖費定舟(35)
貝塔朗菲與維也納學派崔凡(42)
科學社會學與科學修辭學李小博朱麗君(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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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印度數學家婆什迦羅及其《莉拉沃蒂》周暢徐澤林(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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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靈臺儀象志·垂線球儀》力學問題之辨析陳悅(80)
中國的“核司令”程開甲劉戟鋒熊杏林曾華鋒(87)
虛擬空間地理學論綱張之滄(97)
埃德爾曼等人關于意識的“驚人假說”趙澤林高新民(103)
全國科學技術學暨科學學理論與學科建設2006年聯合年會第一輪通知(109)
第五屆全國科學方法論學術討論會延期通知及繼續征稿啟事(109)
中國學術和教育:存在問題與救治之方(二)“知識分子之死”反思李宏偉(1)
論中國學術研究之弊端及解決的途徑毛建儒(2)
清除“應試教育”必須從升學考試制度革新入手韓彩英(4)
打造知識創新的內功與外功崔寧(6)
在學術上做一個自由的思想者龐曉光(7)
論科學人文主義孟建偉(9)
人類學思維范式下的自然權利楊明李建珊(16)
科學的非統一性孟強(20)
缸中之腦知道“我不是缸中之腦”嗎?——懷疑主義的普特南式解答議評曹劍波(25)
模態解釋:量子力學的新圖景賀天平郭貴春(32)
“現代性科學”與“后現代科學”之概念勘元炎冰(38)
關于工程師的幾個問題——“工程共同體”研究之二李伯聰(45)
諾貝爾獎獲得者與中國科學家群體比較研究徐飛卜曉勇(52)
發展有效的全面創新管理:理論框架與案例分析劉景江(60)
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與中國科學史研究——科學編史學意義上的理論可能性章梅芳劉兵(65)
中國近代的科學名詞審查活動:1928—1949溫昌斌(71)
中國漢代的日月食計算及其對星占觀的影響石云里邢鋼(79)
朱載堉新法密率的人文理解研究自然辨證法通訊 吳鴻雅(86)
我國原子能事業的一座豐碑——論錢三強在我國“兩彈”研制中的功績黃松平朱亞宗(92)
層子模型前后——關于聲稱以哲學指導物理學研究的一個案例分析關洪(97)
科學技術文化研究綜述——第二屆全國科技文化與社會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側記夏勁(104)
多視角、多維度的人機語義研究——2005“心靈與機器”杭州會議綜述肖家燕李恒威(106)
《中國科學哲學論叢》重新出版(109)
OnHumanismofScience(p.9)(110)
《自然辨證法通訊》2006年稿約(F0004)
中國學術和教育:存在問題與救治之方(三)——一流大學的核心標志與建設之道丁峻(1)
中國學術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王汝發(2)
創新教育的推進與教學方法的改革:來自一線教師的教學思考和實驗刁生富(4)
確立學術評價尺度明了學者工作意義——關于促進學術原創的一種思路李春泰(5)
大學畢業論文危機及其相關制度調適唐輝(6)
論科學的人文根源郝苑(9)
數學與詩歌:歷史尋蹤汪曉勤(16)
愛因斯坦與康德戴建平(22)
數學哲學:一個充滿迷惑的領域柳延延(28)
自然主義認識論的不同形式何靜叢杭青(34)
作為世界假設的語境論魏屹東(39)
企業演化觀的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錢輝項保華(46)
虛擬團隊在企業技術創新中的應用徐炎章(51)
關于科學院院士增選制度的剖析張利華王義超(57)
《科學理性的沉思》出版(56)
Abstract(110)
《自然辨證法通訊》2006年稿約(F0004)
人類對于隨機性認識的四個階段王麗霞楊靜(62)
從洋務事業看洋務派“知識”意識的覺醒陳學云黃政新(67)
論科學史的教育價值袁維新(72)
民國時期上海高等院校中的科學教育概況袁媛(78)
薩哈羅夫:充滿社會責任感的科學家——記蘇聯氫彈之父、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薩哈羅夫院士宋兆杰劉則淵(86)
大學的理念與使命——卡爾·雅斯貝爾斯《高校革新提綱》與馬丁·海德格爾《校長就職演講》比較夢海(93)
科學邊緣的他者——從《永動機與歌德巴赫猜想》說起費多益(99)
信息空間中“惡”概念的基本內涵及其倫理問題——兼論海嘯等自然災難的信息倫理意義孫和平盛曉明(103)
“第十一屆全國技術哲學年會”通知(109)
中國學術和教育:存在問題與救治之方(四)問題之源探幽王伯魯(1)
教育的“功利之魅”與知識分子的“良知之致”宋紹柱(3)
他律中的自律王榮江(4)
學術的真正繁榮亟需改變單一的學術評價方式李世聞(5)
還學術以神圣性——從導師署名說起郭輝(6)
不哲的哲學怎樣哲起來郭和平(8)
學習的自由與自覺:基礎教育給予未來學術創新以多大可能?陳秋仙(9)
開啟智慧:創新型教育的核心張德昭張麗(11)
中西兩種科學文化背景下的鄭和下西洋和地理大發現之比較夏勁陳茜(13)
醫學信號/信息及語詞的符號學闡釋李定鈞(19)
西方女性主義視野的心理治療汪新建徐樹芬(25)
協作的自然主義王華平盛曉明(31)
科學合理性與宗教合理性之間的紐帶王善博(37)
隱喻性科學理論的構成模式胡浩(43)HtTp://
從哲學的角度分析社會實在——評塞爾關于社會實在的思想邱惠麗(48)
MPG科研管理模式對創新我國基礎研究機構的啟示林豆豆田大山(53)
“”期間的相對論批判胡化凱(61)
科技時代的社會風險和政府管理——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及其對政府危機管理的啟示徐瑞萍(71)
自然辨證法通訊 免疫學編史學研究述評謝蜀生(76)
《物理學年刊》與物理學革命劉紅胡新和(81)
鮑瀚之與“算經十書”的刊刻流布郭金彬劉秋華(86)
《見微知著——中國學界學風透視》出版并敬告作者(80)
高等教育出版社新書介紹(104)
Abstract(110)
高等教育出版社新書介紹(F0004)
亨利·奧古斯特·羅蘭——美國物理學的繼往開來者王大明(93)
決不讓《自然辯證法通訊》淪為學術腐敗的溫床李醒民(102)
關于廢除陰歷的新設想張功耀(105)
中國科學技術哲學之路:在歷史與未來之間反思——“21世紀科學與技術哲學研討會”綜述曾歡(109)
中國學術和教育:存在問題與救治之方(五)——論交叉科學思維方式的培養徐炎章(1)
中國化的學術理念場域——“求是”與“致用”之間的“視域融合”程本學(3)
體之不存,魂將焉附——對我國高校“重研輕教”現象的反思楊天一邢廣橋(4)
學術價值尺度的嚴重扭曲——由“基金項目優先發表”想到的王焱(6)
學術研究活動不能商品化——從學術期刊轉制為企業說起馬恒通(7)
隨“風”轉向,還是挺“風”獨立——從學“風”和版“風”論及編“風”王秉翰(9)
哲學學術的發展與當代中國的命運張艷濤(10)
從魁北克大橋垮塌的文化成因看工程文化的價值肖峰(12)
宗教對科學思想的促動——關于徐光啟倡議演繹推理的分析尚智叢(18)
試論日本科學精神的內涵特征——以仁科室傳統為例唐永亮孫慕天(22)
解決迪昂—奎因問題的兩種貝葉斯方案之比較趙曉芬(29)
析皮克林的新舊高能物理學不可通約論王延鋒劉兵(36)
設計的哲學基礎與意義——自然主義式的認知潘恩榮(43)
西方“工程”概念的歷史演變張鈴陳凡(48)
再論科學的規范結構李正風(53)
歐盟15國科學合作的地域傾向和語言傾向梁立明張琳韓強(60)
網絡時代知識產權若干法律問題之反思楊正平李志雄(68)
奧雷斯姆關于質的強度的圖示法初探張卜天(72)
大革命期間的法國科學院與埃及研究院李艷平(77)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刊載的科學知識述評胡浩宇(84)
中醫緣何廢而不止——近代“廢止中醫案”破產根源之分析郝先中(88)
施陶丁格:高分子化學的奠基人張清建(94)
再談中國數學史研究的兩次運動曲安京(100)
人類基因專利:為什么而辯護?朱偉(105)
《八閩數學思想史稿》正式出版陳玲(109)
歡迎訂閱2007年《自然辯證法通訊》(F0004)
Abstract(110)
中國學術和教育:存在問題與救治之方(六)——中國科學:亟需從規范走向創新李建軍(1)
面向培養理工科研究生綜合素質的STS教育張明國(2)
弘揚科學精神,杜絕“注水豬肉”張功耀(4)
教育要選拔也要導向自然辨證法通訊 李艷平(5)
當代學術:回到“性命之學”周保欣(7)
理想與現實的偏離——中國教育制度的選擇困境趙海星田浩(8)
學科評估中的誤區與矯正張純成(10)
第十三屆全國科學哲學學術會議征文通知(80)
《自然辯證法通訊》2006年(1—6期)總目錄(107)
Abstract(111)
歡迎訂閱2007年《自然辯證法通訊》(F0004)
希波克拉底精神與西方人文醫學理念杜麗燕(12)
自然語言:齊曼反映科學形象的鏡像董華劉敏(17)
追尋自然的精神價值——解讀生存論視角下的愛默生自然思想及其現實意義劉寬紅(22)
瑪麗·海西的科學隱喻思想安軍郭貴春(26)
伽利略-牛頓風格與生成語法研究吳剛(32)
“我們沒有生活在虛擬實在中”蘇德超(39)
自然科學如何是詮釋學的?李章印(45)
國外技術管理教育的發展趨勢及其啟示范虹高鵬湯超穎(51)
轉基因食品恐懼原因分析及其對策張玲王潔張寄南(57)
知識集聚與區域創新能力:一個社會認知的視角張鋼徐乾(62)
中國科學院章程制訂的歷史考察張久春(70)
惠更斯與概率論的奠基徐傳勝曲安京(76)
自然辨證法通訊 一行大地測量史實新探陳玲(81)
量子統計學的先驅——玻色林禎祺張逢胡化凱(86)
關于世界4的悖論——一個本體論的視角梁啟華劉克蘇(93)
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學院召開“首屆海峽兩岸科普論壇”李大光(99)
為了一個健康和公正的社會——記第八屆世界生命倫理學大會白晶(102)
【論文摘要】1937年美籍奧地利生物學家貝塔朗菲提出了一般系統論原理。系統中每個要素都處于一定的位置,起著特定的作用。個體發育中,基因按一定的時、空次序有選擇地表達。基因是組成染色體的遺傳單位,并證明基因在染色體上作直線排列。一定的基因在一定的條件下,控制著一定的代謝過程,從而體現在一定的遺傳特性和特征的表現上[1]。基因還可通過突變而改變。隨著人類基因譜的逐步闡明、遺傳工程技術的充分發展,基因治療很可能在臨床疾病治療中產生革命性變化,這就需要研究人員在實踐中,用自然辯證法系統論理論,來指導思想,拓展研究思路,從而解決這一重大難題。
【Abstract】in 1937 the American nationality Austria biologist bright Philippines proposed the general system theory principle. In the system each essential factor all is in the certain position,is playing the specific role. In ontogenesis,gene according to certain when,the spatial order have the choice expression. The gene is composes the chromosome the hereditary unit,and the proof gene makes the line spread in the chromosome. The certain gene under the certain condition,is controlling the certain metabolism process,thus manifests in the certain heredity characteristic and in the characteristic performance The gene also passable sudden change has changed. Along with the human gene spectrum gradually expounded,the genetic engineering technology full development,the gene treatment very possibly treats at the clinical disease has the revolutionary change,this needs the researcher in the practice,with natural diagnostic method system theory theory,guiding ideology,development research mentality,thus solves this single layer big difficult problem.
【Key word】system theory;Gene and heredity;Gene treatment
系統論是21世紀以來科學技術、文化和社會發展的自然亦必然的思維趨向,是比知識更有力量的一種客觀存在,它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是當代人認識對象的工具和手段。西沃爾-賴特在1929年寫到:一個群體中“單個基因的選擇系數(即基因的適合度),一定受到這個群體整個基因頻率系統的影響[2]”。本文從系統論觀點來分析基因與遺傳之間的因果聯系以及基因在臨床上的應用。
1 系統論相關論點
1937年貝塔朗菲提出了一般系統論原理,使人類的思維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以往研究問題人們總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簡單的因素來,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質去說明復雜事物。這種方法的著眼點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單項因果決定論,它不能如實地說明事物的整體性,不能反映事物之間的聯系和相互作用,它只適應認識較為簡單的事物,在人類面臨許多規模巨大、關系復雜、參數眾多的復雜問題時,就顯得無能為力了。系統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著,每個要素在系統中都處于一定的位置上,起著特定的作用[3]。系統科學方法是認識、調控、改造復雜系統的有效途徑,為人們提供了制定系統最佳方案以實行優化組合和優化管理的手段,為人們提供了新的思維模式,倡導從整體上進行思維。
2 基因與遺傳
20世紀20年代,摩爾根學派在孟德爾的豌豆雜交試驗的基礎上,開展了遺傳規律的研究,建立了以基因學說為基礎理論的細胞遺傳學,肯定了基因是遺傳的基本單位,存在于細胞的染色體上。到30年代,知道染色體結構和數目的變化會影響到遺傳,知道一個基因可以突變成若干等位基因。到了40年代,遺傳學有了兩個重要的進展或突破:一是初步發現去氧核糖核酸簡稱DNA,是遺傳物質;一是提出了一個基因一種酶的原理。直到50年代,建立了分子遺傳學,解決了有關遺傳的若干重大問題。DNA和另一類核酸即核糖核酸(RNA)都是由核苷酸所組成的多聚體,是大分子。核苷酸的主要特點存在于所含的有機堿,即兩種嘌呤和兩種嘧啶。
1953年,形成雙螺旋的分子結構。根據DNA中堿基互補的原理,一個DNA分子可以成為內容一致的兩個DNA分子。蛋白質是由氨基酸所組成的多聚體,是大分子。組成蛋白質的可以是一條多肽鏈或幾條多肽鏈。多肽鏈就是由若干氨基酸前后連接而成的分子。蛋白質的合成就是遺傳信息從遺傳物質流入蛋白質的過程。這包括兩個步驟:一是轉錄,一是翻譯。由于組成DNA 和RNA的零件都是核苷酸,所以遺傳信息從DNA流入RNA 叫做轉錄。由于蛋白質是由另一種另件(氨基酸)組成的,所以遺傳信息從RNA流入蛋白質叫做翻譯。這里的RNA叫做信使RNA,意思是說,它是基因遺傳信息的使者。在分析蛋白質分子的合成中也查明了各氨基酸的遺傳密碼,于是建立了遺傳密碼理論。遺傳信息都是由遺傳密碼組成。每一個遺傳密碼都由三個堿基組成,氨基酸不同,其遺傳密碼就不同。
從70年代開始,分子遺傳學的進一步發展,誕生了基因重組技術,即生物基因工程,它開創了改造生物和創造生物的新時期。
3 用系統論的觀點來看待基因與遺傳的因果聯系
系統科學可以把一個原子看作系統,它也可以把器官、生物機體、家庭、社區、國家、經濟以至生態看作系統。生物體是由細胞構成的多層次的復雜系統。盡管在細胞和分子水平對發育的分析已取得長期的進展,但個體發育仍不能從分子水平和細胞水平的分析得到全部解釋。個體發育中,基因按一定的時、空次序有選擇地表達。這首先表現在細胞表面形態調節分子的變化,從而導致胚層分離、形態速成運動和組織發育等細胞的集體行為。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考慮環境對基因的自上而下的約束與引導作用。其一,我們知道環境的改變會迫使生物個體和種群盡可能調節自身以適應環境的變化。顯然生物體為適應環境變化而做的調節又必定會引起生物體內生物化學、生物磁電等的變化。在生物史上地球環境的巨變是造成大量新物種產生的直接原因。我們可以設想,基因有向緩解環境對生物壓力的方向突變的趨勢,如果這一假說成立的話,顯然就會使來自上層變化的信息產生對下層生物體基因變異的自上而下的約束與引導作用。其二,我們知道基因的復雜結構具有巨大的信息存儲能力。生物體的基因中記錄了該生命體全部歷史的重要信息。
4 基因治療的前景
隨著對基因治療研究的深入,我們不能忽視子系統的系統性和整體性,不能用局限的、部分的、單一的觀點來以偏概全。事實上,人體的復雜性程度,各個系統的相關性、相互作用及相互制約程度,遠不是我們所能完全解釋得了的,只有在系統環境中解決這些難題,才會有實用價值和臨床價值。這就需要研究人員在實踐中,用自然辯證法系統論理論,來指導思想,拓展研究思路,從而解決這一重大難題。
參考文獻
[1] 范怊.系統論整體觀在醫學科學中的地位[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0,(11)1:10
文獻標識碼: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13
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對STS概念的理解不盡相同。臺灣地區學者偏向于STS交叉定義,即STS是一門研究科學、技術與社會相互關系的交叉學科。臺灣地區自20世紀90年代初引進STS學科,至今已有20多年的歷史。臺灣STS學科在其發展的歷程中,形成了自身的一些鮮明的特色。而這些特色對于中國大陸STS學科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一、臺灣地區STS學科的發展歷程
臺灣地區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引進STS學科,其后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一)開創與初步發展時期
確切地說,臺灣地區的STS學科萌芽于科學教育,發端于STS教育,而開創于20世紀90年代初。對于臺灣地區STS學科的開創,有一個里程碑的事件不得不提,即1990年5月美國著名STS學者亞格爾(Yager)受邀到臺灣講學,并在島內主持STS的研討會,推廣STS教育理念。在這個時期,臺灣師范大學對STS教育理念的推廣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1]。由于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臺灣地區各師范學校陸續升格為大學后加大對STS教育的研究力度,產出了較多的與STS教育有關的研究論文[2]。因此,臺灣地區的STS研究在這一時期有了初步的發展。而來自一些高校,尤其是師范院校的科學教育中心,以及一些高校的科學教育的研究所,是這一時期STS研究的主要機構。可以說,這一時期臺灣STS學科的發展主要傾向于STS教育方面,如研究STS課程設計理念,STS科學學習、教學與師資培訓等等。從總體看,這個時期對科學技術與社會互動的其他方面的研究比較欠缺。
(二)轉向與全面發展時期
從20世紀中后期開始,一大批原屬于科學哲學、科學史、社會學以及其他領域的學者開始涉足STS研究。學者們研究議題的多元化也使臺灣地區STS研究的重心從原先偏重于STS教育研究轉向于涵蓋人類社會與科技互動所產生的社會性問題的研究,以期實現科學、技術和社會的有效互動。總而言之,除了原先STS教育研究之外,這一時期臺灣地區的STS研究可謂四處開花,全面發展。一些高校的STS研究富有特色且表現突出,如清華大學(新竹)和陽明大學的醫療、性別與身體領域的研究,陽明大學的技術與社會研究,臺灣大學的醫療社會學、科技與民主、科學教育的公民參與研究,成功大學的科技、醫療與社會的研究等。
從這一時期開始STS學者還大力謀求STS學科的建制化,如臺灣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組”的設立(2000)、《科技、醫療與社會》的創刊(2001)、成功大學“社會、科技與醫學研究中心(STM)”的成立(2007)。并且這一努力也得到官方的有力回應,如在官方的扶持下,由臺灣著名的STS學者傅大為倡導的臺灣“STS虛擬社群”(2002)的創建就是最好的例子。“STS虛擬社群”的誕生是臺灣STS研究學術陣營初步形成的標志。臺灣地區是“東亞STS研究網絡”的重要成員,多次參加并于2003年承辦 “東亞科技與社會國際會議(East Asian STS Conference)”等。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地區STS學者在臺灣“國科會”資助下,聯合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學者在2007年共同創辦了《東亞STS研究國際期刊》(EASTS)。《科技、醫療與社會》和《東亞STS研究國際期刊》是臺灣地區STS研究的專門刊物,發表大量臺灣學者STS的研究論文。除此之外,如《中國科學史通訊》、《科學史通訊》、《通識教育季刊》、《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科學發展月刊》、《科學人》等其他一些刊物,也時有登載臺灣地區STS學者的研究成果。
(三)整合與深入發展
從2008年至今,臺灣地區STS學科發展有個重要特點――整合。首先是表現在研究機構和學術共同體的整合。2008年是臺灣STS學科發展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就在這一年,臺灣陽明大學整合校內外STS研究資源,創建了臺灣地區第一個直接以STS命名的相關系所――陽明大學STS研究所。該所也是臺灣地區最早招收碩士生的單位。同年,在臺灣地區STS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臺灣STS學會”得以成立,標志著臺灣地區STS學術共同體的最終形成。隨后,臺灣的交通大學也建立了STS研究中心。2009年,在整合臺灣清華大學(新竹)、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三家STS的教研機構的基礎上,臺灣聯合大學系統成立了STS研究中心。它的出現,也說明臺灣地區各高校意在加快STS教育資源的整合,謀求STS教育的“本土化”,以加強臺灣高校在國際上的競爭力的決心。其次是表現在STS研究兩種取向的整合上。臺灣地區STS研究存在著兩種取向:一是科學教育取向;二是社會學取向。這種兩種取向的STS研究原本壁壘森嚴,各自為政。而從近年的發展態勢看,情況似乎有所好轉。如2010年在臺灣大學舉行的“STS研究團隊整合研討會”,其副標題――“大S面對小S:科學知識面對社會(Science vs. Society)”、“誰的STS?哪個STS?(Whose STS? Which STS?)”,旗幟鮮明地表明臺灣學者意圖整合上述兩種STS研究的決心[1]。在此次會議上,來自各個領域的學者進行了充分交流和探討,對今后臺灣不同研究旨趣的STS研究的整合具有重要的推動意義。整合既是這一時期臺灣STS學科發展的一種特點,也是臺灣STS學科深入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體現。此外,臺灣STS學科的深入發展還表現在其研究主題與內容的變化上,縱觀臺灣地區STS的研究主題,經歷了從對科學技術的跨學科研究,到科技、醫療和性別的社會建構,再到公眾理解和參與科技、醫療和社會政策決策的民主化等一系列社會運動的過程[3]。
二、臺灣地區STS學科的發展特色
在發展過程中,臺灣地區STS學科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色,值得一探。
(一)多元立體的建制構架
目前臺灣地區STS學科已經構建起一個形式多樣,內外互動,行之有效的立體化的建制體系。首先,臺灣地區地方政府較為重視STS學科的發展,設置專門的機構如臺灣“教育部顧問室”的“STS計劃辦公室”和“國科委”的“科技與社會(STS)”部,從事STS的教育與研究工作。其次,臺灣地區高校成立專門的STS研究機構,如臺灣清華大學的“科技與社會組”、陽明大學STS研究所、交通大學STS研究中心、臺灣聯合大學STS研究中心、臺灣高雄海洋科技大學STS研究中心。除此之外,一些高校如臺灣師范大學、臺灣彰化大學、臺灣大學、臺灣高雄師范大學等專門設置科學教育中心、科學教育發展中心以及科學教育研究所進行STS相關研究。第三,從社會團體看,臺灣“科學教育學會”、“臺灣 STS 虛擬社群” 以及“臺灣 STS 學會” 的成立對整合 STS 研究資源具有重大的意義和作用。此外,一些社會機構和場所,如臺灣科學教育館、臺灣“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海洋科技博物館、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的創建也為 STS 學科發展營造較好的社會氛圍。第四,除了在島內推進STS學科建制之外,臺灣學者還大力發展STS學科的對外交流,如與中國大陸、日本和韓國學者聯合創辦《東亞STS研究國際期刊》、積極參與“東亞STS研究網絡”和“亞太STS網絡組織”。最后,從學術刊物看,在臺發表STS研究的主要刊物有:《科技、醫療與社會》、《東亞STS研究國際期刊》、《中國科學史通訊》、《科學史通訊》、《臺灣社會學》、《科學教育學刊》、《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科學教育研究與發展》、《科學月刊》、《通識教育季刊》、《民主》等。此外,臺灣STS學者還出版了多部關于STS的著作和文集,其中以STS讀本――《科技渴望社會》、《科技渴望性別》和《科技渴望參與》最為著名。
(二)“官”“民”互推的動力模式
從臺灣地區的STS學科建制來看,它已逐漸走向成熟。這一方面得益于臺灣地區STS學者的努力,另一方面也離不開臺灣地區官方的扶持和幫助。可以說,正是這種“官”“民”互推的學科發展的動力模式,才造就了臺灣地區STS學科的蓬勃發展。
從STS教育學取向看,1990年5月臺灣“國科委”為了讓科學教育界能夠更深層地了解STS科學教育理念及應用,特別邀請美國著名學者亞格爾(Yager)到島內主持STS的研討會,推廣STS教育理念,并于1993年開辟資助STS教育相關課題研究的先河。這一時期,臺灣師范大學在引進和推廣STS教育,聯合其他院校進行STS研究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STS研究社會學取向來看,臺灣政府在1991年1月舉辦的“第四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首次將“社會人文”列為主題,目的在于融合“兩種文化”的分離[3]。而當時臺灣科學哲學和科學史領域內部也正在醞釀著一種“外部轉向”,部分學者逐漸轉向STS研究,并大規模地引進西方的STS理論。可見,在臺灣地區,無論何種取向STS研究的開創都可視為“官”“民”互推的結果。
在此后臺灣STS學科發展歷程中,這種“官”“民”互推形式更是屢見不鮮。譬如,為了創建學術陣營,以傅大為為首的科學史、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哲學等領域內對STS感興趣的學者,率先建立了“科技與社會”的電子郵件列表(email list)。學者之間的這種自發的行為最終得到官方的支持和幫助。2002年,在臺灣“教育部”的支持下,臺灣STS學者通過一個名為“STS社群建構”的整合型項目,建立了一個跨校、跨領域的臺灣STS社群,即臺灣STS虛擬社群。經由這些推動,2008年臺灣地區成立了“臺灣STS學會”,標志著這種STS學術陣營的最終形成。又如,在《東亞STS研究國際期刊》(EASTS)問題上,也反映出上述的互動和努力。《東亞STS研究國際期刊》之所以能在臺灣創刊,當然離不開臺灣STS學者的多方努力,但也離不開臺灣“國科會”資助。否則,EASTS能否在臺灣創刊還是個問題。而EASTS在臺灣創刊,無疑對提高臺灣STS研究的國際地位有著重要影響。
(三)個性鮮明的研究風格
臺灣STS學者許多人都具有歐美留學的經歷,如傅大為、林崇熙、吳嘉苓、雷祥麟、王秀云、王文基、陳恒安等人均有師承歐美的學術背景。因此,他們也大都采用歐美的理論進路來進行STS研究和教育。其中庫恩、默頓、史蒂文?夏平和西蒙?謝弗 、蕾切爾?卡遜、福柯等人的著作對其影響甚廣。臺灣學者認為STS的行動者可以在當代各種的科技爭端中扮演協商和代言的重要角色。因此,他們傾向于運用科學知識社會學及其對稱原則、科技的社會建構論、行動者網絡理論、科技系統論等理論進行STS研究。
臺灣STS學界奉行的是一種“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動(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的理念。雖然,在STS理論與方法上,臺灣學者大都秉承西方傳統,但他們關注的多是島內有爭議性的重大科技與環保議題,如核四存廢爭議、焚化爐爭議、“國家”公園設立與原住民權益等問題,并將視角轉向了日常工業生產和家庭生活,研究在科技社會化進程中人與科技之間相互塑造的關系[3]。所以,一些學者把臺灣STS研究的特點表述為“關注日常生活的科技社會學”,是不無道理的。這樣的研究路徑,使得臺灣STS研究具有相對確定的主題和范式,亦使得STS研究具有強烈的現實性與反思性。就整個東亞地區的STS研究狀況而言,臺灣STS學者的主要貢獻體現在以下兩點:一是后殖民時期科學技術社會史研究;二是科技與醫療、性別關系的研究。島內許多著名的STS研究機構都把它們作為自身的主要研究方向。
(四)研究與教育相得益彰
臺灣STS學者大都來自各個大學,在堅持研究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同時,他們還非常重視研究與教育教學的實踐相結合。當然,他們的這種努力也得到了官方的有力支持。如前文所述,臺灣地區“國科委”的科教處早從1993年起,就開始資助第一項有關STS教育的專項研究。而從2002年開始,“國科委”的人文社科處增設“科技與社會(STS)部”資助高校的STS課題研究。此外,臺灣“教育部”則在2003年專門成立“STS計劃辦公室”,大力扶持STS的教育和研究。學者們正是通過這些資助計劃和“校本化”課程,把STS研究和教育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如從2010-2011學年臺灣“教育部STS辦公室”的資助項目看,成功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的“醫療、科技與社會學程:整合及培育南臺灣醫學醫療科技跨領域教學資源”計劃、陽明大學臨床暨社區護理研究所的“護理、醫療科技與社會”計劃、長庚大學中醫系的“健康、醫療技術與社會”計劃、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的“科技與社會(STS)及工程倫理”跨領域教學計劃等都是極富校本特色的教學課題[4]。
三、臺灣地區STS學科發展之啟示
海峽兩岸幾乎都是同一時期引進STS學科的,但從總體上看,臺灣地區STS學科發展得較為成熟,其發展經驗對大陸地區STS學科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一)加大政府扶持STS學科的力度
從整體上看,大陸地區STS學科的發展極其不平衡。一些省份開展得較好,而許多省份卻幾乎沒有。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原因有多方面。它既需要STS學者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官方的有力支持。縱觀臺灣STS學科發展的歷程,官方的扶持無時不在。從STS學科的引進、STS教育的推廣、STS研究課題的資助、STS社團的成立、STS資源的整合等方面上看,都隱藏著官方重要的推手。可以說,沒有官方的扶持,臺灣STS學科的發展不可能有今日之成就。因此,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借鑒臺灣地區的做法,在團體孵化、課題資助、社會認同等方面加大對STS學科的扶持力度,加速其建制化進程。
(二)多管齊下打造STS的學術陣營
臺灣STS學科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就是在傅大為等人倡導下,并且在官方協助下成立了臺灣STS虛擬社群(2002)這一學術陣營,自從它誕生之后,臺灣地區STS學科發展的面貌為之一新,不同學科背景的紛紛加入這一陣營,擴大了STS學科的影響力。誠然,中國大陸地區已經有STS的全國性組織,一個是中國STS研究會籌備委員;另一個是全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STS專業委員會。這兩個組織對團結全國STS學者、推動STS學科發展都起到過重要的作用,但它們的號召力與影響力還是有限的。如中國STS研究會籌備委員會成立于1994年,但至今仍處于籌備狀態,以至于許多人忘記了它的存在。而全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STS專業委員會則是寄身于自然辯證法的“大口袋”,開展工作名不正言不順。此外,縱觀全國各地,STS學者也大都寄身于“自然辯證法”和“軟科學”的陣營之中,很少擁有自身獨立的陣營。因此,推動STS學術共同體的最終成立是件迫在眉睫的大事。首先,要整合兩個全國性的STS組織。就目前的狀況而言,有關部門可在全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STS專業委員會基礎上,打造出一個獨立的、具有更大包容性的STS的全國性組織。其次,要整合STS研究的人力資源。不僅是要整合“軟科學”和“自然辯證法”領域中的學者,而且要整合自然科學領域、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對STS有研究的學者,甚至于科技工作者、政府人員也應當被列入整合的對象,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一種擁有獨立學科地位性質的學術陣營[5]。打造STS學術陣營并非易事,不僅需要STS學者的努力,如一些知名學者的呼吁和推動以及STS學科規范的制定等,還需要政府相關部門的積極介入,大力的扶持。
(三)推動STS的教育和研究的合作
如前文所述,臺灣地區STS學科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教育和研究相得益彰”,無形中形成一股合力,不斷地推動STS學科的發展。反觀大陸地區,雖然引進STS學科已有多年,也成立了一些STS教育和研究的專門機構,但STS教育與STS研究大都還處于相分離、相脫節的狀況,如一些高校STS機構的老師,只希望在科研上有所作為,而不愿意承擔基礎的教學;又如一些高校老師,對STS研究雖有造詣,但學校沒有專門的STS教研機構,或者學校根本就不重視STS教育,那也妄談教育與研究的相結合。鑒于這種狀況,臺灣地區的發展經驗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首先,已有STS教研機構的高校,要出臺相應的規定,要求機構中教師必須從事STS教學,把自己研究的成果融入課堂中,在教學實踐上形成合力以提高STS教育的實際效果;在一些條件成熟的高校,要抓緊成立STS教研機構,使一些對STS研究有所造詣的教師有其用武之地;在一些暫時還不能成立STS教研機構的高校,要鼓勵對STS研究有興趣的老師開設有關STS的素質拓展課程,這對于提高STS學科的認同感和學生綜合素質大有裨益。其次,各高校要依托特色資源,開發設計出具有本校特色的 STS 課程體系。這樣方能有的放矢,提高 STS 教育的實際效果。而且,要轉變原有單調的課堂講授的教學模式。在 STS 教學上應該采取多元化的模式,如可采取討論、座談等形式的教學加強師生間的互動[1]。此外,STS教育與研究的有機結合不能局限于高校層面,其他類型的學校也應該注重這樣的結合。當然,STS教育與研究的有機結合也不僅僅局限于學校層面,而是要充分整合STS研究與教育的資源,把這種結合延伸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唯有如此,才能提升STS的學科地位,推動它的發展。
(四)兼收并蓄提升STS的研究水平
STS學科是舶來品,即由國外引進的。因此,要提升STS的研究水平,固然需要批判性地吸收國外STS理論和方法,跟蹤借鑒國外先進的STS研究經驗,以拓展自身的研究視野。然而,僅僅如此是遠遠不夠的。從臺灣地區STS學科發展的經驗來看,扎根本土化問題研究才是其蓬勃生機的活水之源。作為一個具有幾千年文明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所面臨的STS問題確有自身的特點,如我們是發展中國家,因此STS研究的一個重要旨趣就是為實施“科教興國”、“可持續發展”、“創新驅動發展”等戰略服務;又如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STS研究必須遵循共同富裕的價值導向,因此如何以STS 的新視角推動科技促進共同富裕的理論與政策研究是一個重大的課題;再如我們是有幾千年傳統文化的文明古國,如何利用STS觀念,批判吸收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以推動科技與經濟的發展,也是STS研究的一個重要使命。[6]如果離開了這些現實的問題,STS研究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更談不上提升STS的研究水平了。因此,我們只有兼收并蓄,既立足本國問題,又擷取國外STS研究之長,才能開辟出一條中國特色的STS研究之路,也才能讓我國STS的研究水平有著實質性的提升。
注釋:
①見臺灣學者黃俊儒、楊文金、靳知勤和陳恒安等人的論文《誰的STS?――“科學教育”與“科學研究”的“同”與“不同”》,科學教育學刊(臺灣),2008(6):586587。
白寧寧,(1987.9-),遼寧沈陽人,沈陽師范大學學院2011級科學技術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摘 要:隨著全世界資源耗竭與環境污染問題的日益嚴重,人類愈發覺得實發展綠色經濟、施綠色技術創新是解決資源與環境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以“綠色理念”指導創新的全面創新,是以維持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為出發點來研究技術創新的。綠色技術創新是對傳統技術創新的繼承與發展,綠色技術創新強調技術創新不能以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這具有顯著的進步意義。
關鍵詞:生態化;技術;創新
一、生態化技術創新的基本內涵
生態化技術創新一方面由于人們不能解決傳統技術創新帶來的負面效應,當然這也是研究技術創新視角的局限性所帶來的;另一方面,由于經濟、科技、社會、自然和人等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它們之間相互促進、相互聯系又相互制約。所以單純依靠一種手段或方式來解決傳統技術創新的問題是不可能的,我們可以使用綜合的辦法。技術創新的過程,既是運用自然技術的過程,也是組織和調控社會技術的過程,更加是發揮人的智力的過程,總體來講,生態化技術創新是是融合這三者同意的的綜合的運用過程。
這里所說的“生態化”不但借鑒了生態學范疇的生態含義,并超越這個含義本身是指事物之間的平衡協調、相互促進、相依共存、和諧同處、共同發展的狀態和過程。它包括四個相互影響、緊密相聯、不可分割的子系統,即社會生態化、自然生態化、經濟生態化、和人的生態化。其中自然生態化是指通過生態化技術創新協調資源利用、節約、保護與開發;提高資源利用率,降低資源消耗;消除人與自然的對立,維護自然生態平衡;使人與自然共存共榮、和諧相處,來達到天人合一的狀態。經濟生態化是指通過生態化技術創新促進經濟系統中各要素和諧、協調、全面、可持續發展。①
二、對技術創新過程中的“技術”辨析
“技術創新”不僅是一個專有名詞還是一個經濟學的概念,它與“技術的創新”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技術創新”是一種過程,指的是一個或多個技術組合如何應用到價值實現中。“技術的創新”是一種知識形態,它僅僅是指技術本身的發展和進步。技術創新的根本目的就是求“新”,“新”即是因為某種新技術的使用或一些技術的新組合運用于社會生產而首次實現新價值,而技術創新的實現和價值的獲得歸根到底離不開“技術”這一中介和橋梁。因此,要全面、準確地理解技術創新的內涵,就必須對技術有一個全面的理解。②
人們常常把技術理解為一種技能,這種技能是用來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技巧。例如:1979年版的《辭海》把技術定義為“技術是泛指根據生產實踐經驗和自然科學原理而發展成的各種工藝操作方法與技能”。實際上這是對技術的一種狹義的理解,技術并不只是應用于人與自然的關系過程中,它也存在于人的自我調節過程和人與人的關系的過程中。亞里士多德認為:“技藝(技術)一部分是完成自然所不能完成的東西,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交易技術在于獲得金錢,醫療技術在于使人健康,軍事技術在于取得勝利”,“管理技術、運用夫權的技術、運用父權的技術”。從這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所說的的“技藝”至少有三層含義:首先是應用在生產的領域的能力與技巧,自然力的本身不能達到這種程度,如釀酒、冶鐵等,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自然技術;二是指辯論術、藝術修辭、文學等的方法與技巧,如邏輯思維等,即思維技術;三是社會領域技術,如軍事技術、管理技術,即社會技術。陳文化等認為與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相對應,技術也相應有自然技術、人文技術和社會技術,“自然技術是人對自然界的‘能動關系’或‘活動方式’,即如何做事的方式方法體系;人文技術是自我調節,如何做人的方式方法體系;社會技術是協調和善待人際關系,如何處世的方式方法體系”③
馬克思曾說過:“技術的本質是人的本質的外化,一方面體現著人與自然界之間的一種客觀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關系,另一方面也反映著技術形態中人與人及人與社會的關系。”他在《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中指出:由于技術的進步,“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的發展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范疇”。④這說明表現在“物質生活的生產過程”關系和“人對自然”中的技術也一定會表現在“社會關系”方面,以及由此產生的“精神觀念”的生產過程中。由此可知,馬克思也認為在自然技術應用過程中,必然產生社會技術和思維技術(屬于人文技術門類)。
可見,技術廣泛存在于人與自然、人與自我、及人與人的關系的過程中,而技術也正是有關于自然和社會的控制與人的自我調節的手段與方法體系,它是由社會技術、自然技術、和人文技術(包含思維技術)等組成的大系統。由此我們就可以知道,技術創新就應改是由通過與自然、社會和人文科學相對應的自然、社會和人文技術等綜合運用于社會生產而獲得綜合價值的活動和過程。
我們要減少甚至是消除傳統技術創新給我們帶來的負面影響,只有通過調整技術創新的價值和目標,將人文技術創新、自然技術創新和社會技術創新有機的結合起來,樹立科學、全面的技術創新觀,才能適應經濟、科技、環境、文化、社會的變化和滿足人的全面發展需要。(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學院)
注解及參考文獻:
① 胡元清.生態化技術創新的的復雜性研究[學位論文].2007.湖南大學
② 彭福揚.科學技術創新觀――生態化技術創新[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