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儒家思想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論文摘要：禮被先秦儒家奉為道德屬性的最高范疇。先秦儒家將禮視為人禽之別的主要標志，視為決定人的價值和意義的主要標準，是只發現了群體的人而忽視了個體的人；將禮視為人的行為為思想的準則，忽視了決定人的行為和思想的價值及意義的其他重要標準，忽視了人的行為的價值為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的意義；將禮視為治國之本，而仁則是禮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禮的核心，是對周禮加以損益的結果。

儒家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重要的影響，而儒家最重視的就是禮，所以在幾千年的中國傳統社會中，禮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禮不僅對中國傳統社會各階層的成員從生到死，從衣食住行到穿衣戴帽有著嚴格的規定，而且對形成民族的心理、性格、思想和社會風俗等諸多方面也產生過一定的影響。要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對儒家所謂禮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春秋戰國是人們常說的理性時代，當時的杰出思想家不僅對構成人類生活環境的宇宙的本質產生了一種理性認識，而且能站在理性的高度，把現實的人作為獨立的認識對象加以認識。在尋找人類自我的本質、人的價值和意義時，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把人還給了社會，認為人所具有的道德屬性就是人的本質屬性，這種道德屬性的最高范疇就是禮。在他們看來，禮是人區別于禽獸及世間任何其他動物的標志。

孔子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亦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這里所說的“敬”就是禮的主要內容之一。“孝”、“悌”作為禮的重要內容，是通過血緣從縱橫兩方面把氏族關系和等級制度聯系起來的，也被孔子視為人的本質：“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論語·學而》)君臣父子、等級尊卑是禮所規定的，不守禮，無君無父，則和禽獸無異。如孟子所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飽食爛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妻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如果不懂得或不遵守禮所規定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諸種關系，人便是禽獸或近于禽獸。茍子也認為人禽之別就在于人是血緣人倫關系中的一員，能遵守禮所規定的尊卑等級，遠近親疏。“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禮。”(《茍子·非相》)和動物相比，人具有禮的規定性，這確實是人高貴的一面，但禮強調等級尊卑，所以對人又具有強制性和束縛力，而先秦儒家把這種具有較大強制性和束縛力的禮看成是人的本質，是人禽之別的標志，說明他們對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有著清醒的理性認識，也暴露出他們對個體的人的認識上的弊端。

先秦儒家所強調的人，是社會人群中的一員，個人完全被限制在血緣人倫關系的網絡中，個人的價值和意義也只存在于這種禮所規定的血緣人倫關系中。所以，在先秦儒家文化中獨立的個人是不存在的，每一個人都只不過是在人倫關系網絡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而已。人只能向社會人群認同和皈依，脫離社會人群便沒有意義和價值。但是，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向我們表明，人的全面發展是人的社會化和個體化，即必須認識到作為個體的人，既不能與人類人群分離，又是一個與任何其他個體不相重復的完整而獨立的世界，他有著獨特的思想感情和創造性的才能。能夠把人我區別開來，才是人的個體意識自覺的標志。

先秦儒家把人所具有的道德屬性看成人的本質屬性，使每個人無時無刻不是處在禮所規定的人倫關系網絡中，處在一個固定的等級位置上；使人們從言談舉止、思想感情、衣著服飾各方面都必須以禮的規定為標志，嚴格恪守禮的規定，這無疑具有一定的消極因素。如孔子所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思不出其位”(《論語·憲問》)等等。

在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看來，人對富貴的追求，人的進退出處，都必須符合禮的規定，以禮為標準。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篤信善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這里的“道”就是禮所規定的一種和諧的上下尊卑、貴賤等級秩序，人不能突破這種秩序率性而為。君子就職與離職也必須看國君是否以禮相待而定。孟子說：“丈夫生而愿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鉆穴隙之類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說，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須待禮而后動。非禮勿動，動則非。此言雖有局限之處，亦足體現出禮在先秦儒家心目中是高于一切的。

先秦儒家認為人的言行違背了禮，就沒有意義和價值，就是不正當的。所以孔子說：“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人的言行應該“約之以禮”。(《論語·雍也》)孟子說：“非禮，無行也。”(《孟子·離婁下》)茍子說：“禮者，人也所履也，失所履，必顛厥陷溺。”(《茍子·大略》)所以禮是人們行為的尺度，是人的立身之本，人若不依禮而行，就元以在社會上立身成名。孔子在《論語》中的好幾處都強調禮與“立”的關系說：“不知禮，無以立。”(《論語·堯日》)“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茍子也說：“人無禮不生。”(《茍子·大略》)

在孔孟的思想中，即便是“仁”、“愛”之類的思想行為也必須符合禮的規定。他們所謂仁愛都有等級性的。他們反對那種沒有等差的，不符合禮的規定和仁愛。很明顯，這是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所以孟子認為墨子不顧親疏等級，一律兼而愛之的行為同于禽獸；孔子則認為違背等級的愛是一種不正當的“侵”的行為，①(《韓非子·外儲說上》這種行為不僅無助而且有罪。

先秦儒家只允許人們在禮所規定的范圍里思想和活動。他們希望通過禮對人的束縛來求得家庭關系的和諧，進而求得社會群體的穩定。但是這種和諧并不是平等的，而是恪守等級秩序的。所以孔子強調“克已復禮”，即盡量約束自己的思想行為，使之符合禮的規定。因為先秦儒家認為不對人的原始欲望加以約束和控制，天下就會紛爭不已。如茍子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窮。”(《茍子·禮論》)要消除社會人群的紛爭，改變春秋戰國的混亂局面，使社會保持一種和諧穩定的秩序，就必須用強制性的禮來約束每個人的言行舉止和思想感情，使其符合禮的規定。在先秦儒家看來，不合禮的思想言行是沒有意義和價值的。

按照當代的哲學觀點來看，人的行為不僅包括道德價值，而且也包括求知、審美、創造、奉獻等多種價值。人作為社會中的個體，他的活動遍及政治、經濟、文化、家庭等各個層次和領域，而且人最基本的活動就是人對外部自然世界的改造，亦即生產活動。而先秦儒家過分強調人的行為應符合禮的規定，應符合道德，而忽視了決定人的行為和思想的價值和意義的其他重要標準。先秦儒家只強調人的行為價值作為社會群體關系調節手段的意義，而忽視了人的本質就體現在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馬克思語)忽視了人的行為的價值作為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的意義。秦秋戰國之際是我國古代政治思想最發達、最輝煌的時期。這一時期，天下大亂，各家思想卻蓬蓬勃勃，如雨后春筍，但各家思想的主旨都是為了尋找治國安民之道。道家思想主張無為而治，法家思想主張以法治國，儒家雖然不完全反對法治，但認為禮治比法治更理想，主張以禮治為主，以法治為輔，將禮視為治國安民的根本大綱。

在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出現以前的西周社會是以“周禮”來治理國家的，而“周禮”又是周代統治者損益夏商的禮發展而來的，周朝統治者通過“周禮”那種宗教性的約束力，將其社會群體組織起來，按一定的社會秩序和規范生產和生活，以維持整個社會的生存和活動。儒家的創始人孔子以承繼和恢復周禮為已任，極力維護西周以來的倫理道德和等級制度。他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在孔子看來，要改變當時天下“禮崩樂壞”的局面，就必須恢復周禮的權威，使上下都按周禮行動，使具有不同等級名分的人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對于一個以倫理等級為基礎維系著的封建國家來說，規定君臣上下的等級尊卑，分別家族、親戚的親疏遠近是必要的，喪失了這些區別，破壞了等級和尊卑秩序，就會出現各種犯上作亂的僭越行為，國家便會大亂而不治。所以孔子主張“為國以禮”，“禮讓為國”，(《論語·先進》)“齊之以禮”。(《論語·里仁》)孔子對不以禮治國是非常不滿的，認為這是國將亡的征兆。

根據楊伯峻統計，《論語》一書中記載孔子講“仁”的次數比講“禮”的次數還多，所以學術家一直存在孔子恩想是以禮為中心還是以仁為中心的爭論。孟子主張仁政，對仁的強調與孔子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先秦儒家所強調的仁是先秦儒家極力推崇的禮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禮的核心。它是先秦儒家在新形勢下對周禮的繼承和發展，是通過總結當時社會的經驗和教訓，而對周禮加以“損益”的結果。

孟子要求統治者行“仁政”，其實是先秦儒家以禮治國主張的一種具體作法。他認為“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孟子·粱惠王上》)要使國家治而不亂，實行仁政是必要的，所以他提出了一整套具體措施。如“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粱惠王上》)勸家蠶桑，薄其稅斂，施教于民，任用賢者等等。如果統治者不行仁政，違背禮的規定，不愛其民，肆意殘暴百姓，那么百姓也將背禮而不忠不敬，犯上作亂，使社會秩序混亂，國家不能治理。

為使民不僭越禮的規定，各安其位，各守其分，保持社會秩序的安定與和諧，使國家能夠長治久安，必須以禮治國，必須行仁政。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因為經界既正，從上而下，從尊到卑都在禮所規定的范圍內生活，各愛其所愛，互不侵越，社會秩序自然穩定和諧，國家自然治而不亂。

茍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內容都是圍繞禮展開的，他對禮治的強調比孔孟更甚。他認為君臣上下不好禮，國家就會衰弱，以至于危亡；以禮治國則“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強，居則有名，動輒有功”，“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亍：輕重也，猶繩墨之于曲直也，猶規矩之于方圓也。”(《茍子·王霸》)又說：“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者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之所以損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孟子·議兵》)認為任何堅利的武器，高深的城池，任何嚴刑酷法都不如禮更有利于治理國家。在當時科學技術還不發達的情況下，任何堅利的武器也沒有今天的武器如此巨大的功能和殺傷力，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否和諧以及人的多寡便成為決定國家穩定、強盛與否的關鍵。超級秘書網

篇(2)

關鍵詞：儒家文化；數字廣告；傳播途徑

楊善群在《孫子評傳》中提及孔子與朝鮮、日本乃至西方國家的關系；李啟謙、姜林祥主編的《孔子思想與當代社會》中論述了孔子思想對國內外的影響；姜林祥的《儒學在國外的傳播與影響》分析了孔子文化在世界范圍內傳播的歷程與所產生的影響，資料較翔實，分析到位；崔英辰的《韓國儒學思想研究》被稱為“系統研究韓國儒學思想發展的扛鼎之作”，不僅對孔子儒學的思想本質有所分析，而且重點對孔子文化在韓國的發展進行詳細論述；韓國儒學者柳承國在《韓國儒學與現代精神》中探究韓國儒學思想形成的淵源、韓國儒學的特性與社會功能及韓國思想的現展等。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便于人們了解儒學的海外傳播狀況；另一方面為當前研究孔子文化怎樣走向世界提供了歷史依據。儒家文化引起了許多專家學者的關注，其對東亞諸國文化的影響有目共睹。四川師范大學政教學院的蔡方鹿教授通過考察儒家文化在中、日、韓交流與發展的歷史指出，儒家文化作為東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主導了起源國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對韓國、日本等東亞國家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法國孔子文化研究在歐洲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國著名漢學家沙畹翻譯了《史記》，并對《禮記》《周禮》等頗有研究。他曾來華周游齊魯故地，瞻仰了孔孟廟堂，憑吊了太史公陵墓。德國一些學者也對孔子文化研究興趣濃厚，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德國幾位著名的漢學家衛禮賢、佛爾克、福蘭閣等所研究的中國哲學史都包含孔子思想。1964年，德國出版了施唐格翻譯的《論語》。此外，德國大學選讀課中有《孟子》。英國學者和學術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比較活躍，牛津大學偏重于中國古典文獻的研究，公共課科目為《左傳》《孟子》中的篇章，選修課為《孝經》和唐宋傳奇等，詩詞主要講《詩經》和唐詩。此外，英國還有講授中國文化史等方面的專著，這些著作也涉及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內容。在美國，除了傳教士熱心于翻譯和傳播孔子文化以外，政府和很多學者也對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發展與傳播中的地位達成了共識，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對世界文化發展的貢獻和儒學的現代價值。以孔子學說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各領域的傳播，是當今國內研究者需要站在一定高度審視和思考的重要研究課題，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

一、儒家文化的傳承

儒家“天人合一”世界觀的傳承。中國人一直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世界觀，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敬畏和保護自然。“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儒家思想提倡由家庭之愛推及社會之愛、天下之愛直至對世間萬物之愛。貫穿仁的精神的儒家思想具有生生不息的生機活力，貫穿于人的整個生命過程，使人具有積極向上的精神狀態。“禮”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該思想在當今中國對外策略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儒家文化在數字廣告中的傳承意義深遠。其一，通過系統研究數字廣告語言、傳播渠道和傳播策略的創新方式，以儒家文化為源泉，根據歷史變遷打造當前社會所需的廣告風格和特點。其二，以儒家文化為創作背景，為中國創意產業經濟發展模式提供參考，進一步拓展和深化廣告領域的理論建設，積累創意產業的發展經驗，為我國數字廣告產業可持續發展提供優秀范本，這對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二、儒家文化思想價值導向

在傳播學、廣告學、社會學等學科理論的指導下，以儒家思想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社會成員養成遵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的內在品質和行為習慣，積極繼承儒家思想重德行、重社會規范的理念和思想，與時代接軌。通過數字廣告的有力傳播，使民眾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一心。儒家文化在數字廣告中的應用價值體現在以下方面。其一，開展儒家文化與數字廣告產業的研究，既符合黨和國家對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精神的要求，又增強了廣告傳播的藝術性和文化性。其二，儒家文化通過數字廣告的廣泛傳播，拓展了中國文化的傳播途徑，培養了人們的人文情懷。其三，中國文化對世界具有重要的意義，有利于提升我國的文化影響力。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創造中華文化新的輝煌，應該堅守我國的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中華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便是儒家文化的思想價值導向。

三、數字廣告的傳播途徑

數字媒介促使廣告界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現象。其一，廣告傳播信息的方式發生了改變。如，網絡廣告使用電腦制作，通過互聯網在線傳播的方式各類廣告，向全球范圍輸送圖像和文本。網絡廣告把文字、動畫、視頻等結合在一起，表現形式多樣化，并且功能完備，受眾可以在網絡上發表評論、進行互動等，極易被具有趣味性的廣告吸引。其二，數字技術促成的互動廣告，可以使目標客戶與生產商實時互動，產生一對一的營銷效果。目前，基于數字技術的手機電影、手機電視、手機動漫、手機音樂等藝術形式十分常見。數字廣告在網絡媒體發展背景下形成了手機廣告、游戲植入式廣告、富媒體廣告、網絡廣告等形式。其中，網絡數字廣告還包含關鍵詞搜索廣告、橫幅廣告、分類廣告、富媒體廣告、贊助式廣告和電子郵件廣告等形式。數字廣告通過應用多媒體制作技術，對文字、圖片進行編排、嵌入，最終形成數字廣告傳播文件，使儒家文化的傳播途徑越來越多。

四、儒家文化在數字廣告中應用的具體策略

我國中央電視臺通過公益廣告宣傳以誠實守信、尊老愛幼、遵紀守法、愛崗敬業等核心思想為主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使廣告傳播取得了可視性、科學性、有效性的效果。商業數字廣告緊跟時代需求，傳播效果不錯。如，五糧液的數字廣告在中央電視臺播映后，給人們留下了唯美的深刻印象。該廣告選擇了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紙扇、竹筏、水車等，再現了釀造五糧液的工藝，傳達了如夢似幻、充滿詩情的廣告畫面。廣告中突出了青山碧水、翠竹林海、青衣飄飄、唯美柔和的古典之美，熒幕上的片片竹葉仿佛透出醇厚的酒香，突出了五糧液的回味悠長，更蘊藏著中華數千年的酒文化。這則數字廣告以人、情、景三者交融的方式體現出儒家文化中的禮讓、和諧精神，更凸顯了釀酒的精湛工藝。日本近年來重視旅游經濟的發展，所拍攝制作的旅游宣傳片中包含了濃郁的日本文化，如相撲、富士山、佛寺、北海道等，拍攝取景極具傳統特色，配以輕快的音樂節奏和編舞，展現日本的旅游資源，以此提升日本的形象，吸引游客前來觀光。日本旅游宣傳片中體現出了日本文化深受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如中國的碑刻、建筑、園林、民間藝術等都是儒家文化的物質載體。很多國家利用各種渠道宣傳極具代表性的旅游資源，如通過數字化影像傳播，提升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如，一些東南亞國家以本國文化為數字廣告的創作根基，進行數字化廣告創作與傳播。我國文化復興之路任重而道遠。我國數字廣告傳播者需要仔細分析中西方文化差異表現，從價值觀念、藝術審美、、風俗習慣、語言符號和法律制度六個方面，深刻而透徹地闡釋文化因素對數字廣告傳播的影響，立足于儒家文化特征，對本土性和國際化進行考量，總結出獨特的中國數字廣告傳播策略，不斷創作出含有儒家文化的數字廣告，并促進其在全世界的傳播，以提升我國的綜合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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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文學批評的發展，表現在以下兩方面。首先，一大批文學批評專著涌現，其中的翹楚有曹丕的《典論 論文》、劉勰的《文心雕龍》、鐘嶸的《詩品》、陸機的《文賦》等。很多專著不但從文學的內容形式進行了分析歸類，也從文學欣賞等方面都進行了全面的探討。另外，這一時期的文論觀點呈現多樣化的特點。如曹丕提出的“文體四科——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這為當時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尋找一個初步的客觀的標準提供了依據。另外，陸機提出了“緣情”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指出了各種不同體栽的作品所具有的不同風格。而劉勰的《文心雕龍》則更是一部完整系統的文學批評論著，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座豐碑。

那么，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批評呈現繁榮局面的成因為何？

筆者從以下幾方面進行了淺析：

（一）特殊時代背景推動了文學批評的變革。這一時期文學評論是在先秦兩漢文藝思想的基礎上產生并發展的。先秦雖未出現文學評論專著，但文學批評觀點早已散見于諸子散文作品中。孟子的“文氣”說，主張學詩要知人論世，以意逆志；孔子提出的詩的“興、觀、群、怨”的作用，被看作是“詩言志”理論的基礎。這些觀點都是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精辟論述。兩漢時期，王充在《論衡》中提出文人之筆要“勸善懲惡”、“文實相副”，反對華而不實。漢代文化的繁榮加速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及文學批評的發展。當時的文學創作逐漸獨立于經史之外，以魏晉賦及散文為其代表，這就要求文人找到適應時代需求的文學創作的標準和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完整地系統地對文學作品的創作、欣賞及社會作用進行探討研究也就具備了應有的歷史條件。

（二）險惡的政治現實和活躍的時代思潮在互相矛盾又互相推動的特殊背景下促進了文學批評的發展。社會動蕩不安，政治環境的險惡迫使文人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分化：楊修、孔融的被殺，使文人“噤若寒蟬”；稽康雖然小心謹慎，也未逃脫被殺的下場；阮籍一生看似灑脫，實則只是明哲保身。南朝道學、佛學的廣泛傳播和晉代玄學的盛行，都是當時文人思想變化的社會表現形式。知識分子不敢妄言政治，只能致力于探討玄學、道學、佛學和文學，品評文學作品，而品評的繁榮則推動了文學批評的發展。活躍跳脫的學術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沖破了漢代獨尊儒術的束縛。

（三）曹氏父子的推動作用。這一時期產生的最重要的文學評論專著，首推曹丕的《典論 論文》。曹丕旗幟鮮明地提出“文本同而末異”、“文以氣為主”等前無古人的文學主張，號召文人之間要“審已以度人”，并對建安七子每人的長處和短處進行了評定，比如“王粲長于辭賦，徐干時有齊氣”等，不僅指出了作品的優劣，而且開了評價作家作品之先河。而以建安七子為代表的大批文人都在曹氏屬下追求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他們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觀肯定會受曹氏父子的影響。而這種影響也恰好契合了當時文學品評的思想潮流，從而對整個社會的文學觀念，創作風氣都起到了重要的帶動作用。

在充分肯定魏晉時期文學批評發展進步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這一時期還是具有其時代的局限性，文學批評的指導思想沒有超出儒家思想范疇。

第一、從文學批評本身來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批評理論更多地是從儒家思想體系中繼承而來。在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中國文人，其觀念必然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孔子十分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提出了“興觀群怨”之說，這一觀點直接影響了曹丕，他把文章看成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另外，陸機和劉勰都把文學看作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對社會生活有重大影響，而不單單是一種消遣娛樂。雖然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道學盛行，那只是政治高壓下文人思想的變型罷了。無論是在官位上進行文學創作的山水詩人謝靈運，還是在曹氏家族的統領下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的建安七子，都表現了文人強烈的入世思想，這也正是儒家所倡導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治天下”思想的具體體現。

篇(4)

關鍵詞：劉勰 執正以馭奇 奇正觀

劉勰的《文心雕龍》并沒有專章論述“奇正”觀，但這一組概念的應用卻貫穿全書，是劉勰文學理論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從作為“文之樞紐”的《正緯》《辯騷》篇，到文體論的《明詩》《史記》《章表》等篇，再到創作論的《體性》篇、《定勢》篇、《練字》篇等，直至批評論的《知音》《序志》篇等，每一部分都貫穿著劉勰的“奇正”觀。在各篇章中，“奇正”具有豐富的內涵，但其最終結論和意旨是“執正以馭奇”，反對“逐奇而失正”。

許多學者稱，劉勰的奇正觀借用了兵家的思想，又受到了儒家詩學原則的影響。“執正以馭奇”的主張更是儒家中庸平和思想的體現。誠然，劉勰曾在《序志》篇中寫道：“齒在逾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因此，可以說劉勰是孔子與儒學的追隨者和傳承者。他的《文心雕龍》體現的儒家思想比較突出，其“原道”“宗經”“征圣”的思想，無疑體現出對儒家學說的尊崇。但劉勰本人對于儒家思想的態度并不保守、狹隘，也從未將其看做文學創作與批評的唯一標準。即使他提出的“執正馭奇”的文學觀與儒家的中庸之道不謀而合，也絕不是刻意將儒家思想強立為文學創作與批評的規范與標桿，實乃“勢自不可異也”。這在《文心雕龍》的“奇正”觀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古代文論思想是歷史性，總是處在發展變化之中。劉勰將原屬于先秦哲學概念與兵家思想的“奇正”觀引入文學理論并不是先例，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一、劉勰何以提出“執正以馭奇”

劉勰在《序志》中篇說：“而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Q，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于要。于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又在《定勢》篇中說：“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為乏，辭反正為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可見，劉勰是由于當時文風不正，對于當時文人片面追求文辭艷麗而形成的奇詭文風，深感不滿，因而企圖寫作《文心雕龍》一書來闡明寫作正道，革除時弊。劉勰創作《文心雕龍》之本意應該是“反奇”，樹立儒家傳統的“雅正”觀，所謂“勤而不怨”“憂而不困”“樂而不”“怨而不言”。而劉勰若想讓自己的觀點振聾發聵、擲地有聲，將“逐奇失正”的文風驅除文壇，那么在創作過程中就很難避免文辭之激烈、觀點之激進及對待時弊“嫉惡如仇”的態度。就像時期，為徹底驅除舊文化，避免其死灰復燃，文學家們就不得不采取激進的做法，將其全盤否定。但是在寫作過程中，劉勰最終卻沒有把儒家經典奉為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唯一標準，沒有將儒家的“雅正”觀固定化、狹隘化，并未將“奇”全盤否定，最終提出“執正以馭奇”。何以如此？劉勰創作《文心雕龍》一書的目的本來是為了糾正當時“逐奇而失正”的不良文風，主張“正末歸本”。作為一個儒家思想的追隨者和守護者，在方法上提出了“宗經”和“征圣”，那么在文章的思想內容上就該遵循儒家的雅正觀，在語言修辭上的要求就是“辭達而已”。但劉勰為什么會認同了像緯書、《離騷》那樣的文學作品，接受文學作品中藝術形式和語言風格上的“奇”呢？

我們可以找到兩個原因。一是劉勰雖痛心于當時文壇上徒尚矯飾、逐奇失正、文風日漓的狀況，但仍能夠清醒地分析文學的新變，看到當下文學的可取之處。劉勰清楚地看到了“蔚映十代，辭采九變”的文學發展過程中，“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律運周，日新其業”的文學發展規律。楚漢之后的文學發展中，“奇”已經成為文壇的主流，尚奇促進了文學的發展和繁榮。劉勰在《練字》篇云“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在《辯騷》中云“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他意識到尚奇已成為文學發展的趨勢。劉勰的“奇正”觀中，“正”的全部內涵是褒義的，而“奇”則在不同的篇章中包含了褒義和貶義兩種內涵。正因如此，劉勰才未將時人追逐的“奇”一棒打死，如此才有了《正緯》《辯騷》，提出了“執正以馭奇”的文學觀。

另一方面，“執正以馭奇”是一種理性、公正的文學觀，除了受到儒家、佛家思想的影響，還受到當時歷史語境的影響。劉勰提出“執正以馭奇”的文學觀是要介入當時的話語體系，是一種為實現話語影響而實施的文學策略。如上文所言，“尚奇”已經成為當時文學發展的一個趨勢，詩文從質樸走向華美，是文學發展的一個規律。而齊梁時期的文人已經逐奇成風。在那樣的歷史語境下，要想介入當時的話語體系、打破已經建立的話語體系，從而重新樹立起儒家正統思想的雅正文學觀是一件極其艱難的事。因此，劉勰也不得不吸收當下文壇的思想，懂得與時俱進，這樣才能介入當時的話語體系，才有可能更容易讓時人接受自己的文學思想，從而實施話語影響。

二、劉勰《文心雕龍》中“奇正”的內涵

“奇正”觀是劉勰《文心雕龍》一書的重要文學思想，它貫穿全書，有豐富的文學內涵。

從字面意思看，“正”者，常也，指正常、一般、正宗、正確、正面。在《文心雕龍》中，“正”字大多數情況下表現出褒義的特征，劉勰對“正”的堅守有著傳道般的虔誠。他在《征圣》篇中說：“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見也。”正言體要可以看成是劉勰守正文學觀的一個基本綱領，以此為標尺，《文心雕龍》第四篇就名為“正緯”。通觀全書，劉勰的守正思想貫穿《文心雕龍》的每一個章節，比如《辯騷》篇云：“是以楚艷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樂府》云：“故知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哀吊》篇云：“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剖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所謂“正”，應該包含這樣一些意思：

1.文章思想內容純正，符合正統的儒家正統思想。《宗經》篇說，儒家經典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主張“文必宗經”。《章表》篇云“表體多包，情偽累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這里的“雅”也是指文章的思想內容典雅純正。

2.用“事”翔實可靠，也就是說文章敘述中運用的史實、傳說、神話、典故等應該“信而不誕”。如在《史傳》中，劉勰說：“遷固通矣，而歷詆后世。若任情失正，其文殆哉！”這里的“正”就是指翔實可信的歷史事件。

3.語言平直、樸實。劉勰認為不同的文體的語言應該根據其作用、性質有所區別。議對要“標以顯義，約以正辭”，章表則“言畢貞明”，頌贊“辭必清鑠”。

4.文章風格的典雅端莊。“凡以儒家經典為模式，以儒家思想為圭臬的，就形成典雅的風格（典雅者，熔鑄經誥，方軌儒門者也。”

以上四點寇效信先生已經在《釋“奇正”――札記之一》中做過非常詳細的闡述和說明。另外，劉勰雖然從儒家正統的觀點出發，主張文學作品應該符合儒家“雅正”的思想要求，但是并不以儒家經典為全部規矩，束縛文學的發展和創新。在劉勰看來，圣賢的經書中寫的是“信而不誕”之事，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而緯書記載的則是“詭誕”之事，“乖道謬典”之理，顯然不符合儒家正統的觀點。然而在《正緯》篇中，劉勰卻說：“若乃羲農軒啤之源，山讀鐘律之要，白魚赤烏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膚，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劉勰雖然宗經，卻并不將儒家思想神圣化，對于緯書也只是站在古文經學的立場上證明緯書非圣人所作，并沒有指斥它講天明神道的虛妄，而是以包容的態度看到了它對于文學創作的益處，認為它“事豐奇偉”，文辭華美，有益于文學寫作。

此外，劉勰又將《辯騷》放在文之樞紐的位置，對《離騷》進行分析，指出《離騷》有四點是符合經典的，如“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實際上，這四點都是從文學作品的內容、主旨和表現手法上符合“風雅”“經義”的標準，它所抒發的思想感情是純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離騷》是對《詩經》的繼承，是對儒家經典文化的傳承。然而劉勰又說《離騷》有四點是不合經典的：想象夸張，是“詭異之辭”；用事奇詭，是“譎怪之談”；學習彭咸、子胥是“狷狹之志”；男女雜坐、日夜飲酒，是“荒之意”。因此，劉勰說《離騷》是“雅頌之博徒”。雖是“博徒”，比不上《詩經》的純正，但劉勰終究是將其歸為“雅頌”。這說明，實際上劉勰還是將《離騷》歸到了合乎儒家經典的“正”的范圍。

劉勰對《離騷》符合經典的部分進行了肯定，對不符合的部分也給予了評價，將其劃歸“雅頌”之列，又說它是“詞賦之英杰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F經意，亦自鑄偉辭”。可見，在劉勰看來，《離騷》繼承了詩經純正的思想感情，又創造了大量艷麗奇特的文學語言，開創了文學發展的新局面，它是對詩經的創新，是辭賦的鼻祖。劉勰并沒有把儒家經典神圣化、固定化，當做文學創作中神圣不可侵犯、不能逾越的規矩，而是肯定了文學發展的新變。凡是在繼承傳統的文化思想，在吸收先賢們精華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新變，仍然是偉大而值得肯定和學習的。《離騷》是在《詩經》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奇”，卻又成為辭賦的“正”。對于后世的文學創作而言，它亦可歸于經典，稱為“不刊之鴻教”吧？那么在這個意義上說，劉勰所謂的“正”，應該也包含從儒家經典上發展而來的、未失其正的文學新變。

與“正”相對，“奇”者，不同尋常也，有新奇、奇異、奇特的意思。而劉勰的“奇”，也包含著多方面的內容，如思想內容上異乎經典、用“事”奇怪荒誕、辭采奇崛詭麗以及文章風格的不拘格套。這些內涵大致可以分為兩種感彩，一種是褒義的，一種是貶義的。因而劉勰對“奇”的態度也可分為兩種。劉勰在《練字》篇云“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在《辯騷》中云“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他意識到尚奇已成為文學發展的趨勢。對于文學藝術形式和文辭華美上的“奇”，劉勰是肯定、贊賞的。他稱緯書“事豐奇偉，辭富膏膚，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又說楚辭“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艷艷，難與并能矣”。可見劉勰對于文學創作中豐富的藝術想象和優美華麗的語言是肯定、褒揚的態度。但同時，“齊梁時代的文學已呈現傾倒于“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隋書?李諤傳》），“文貴形似”，“逐奇而失正”，“麗而煩濫”的不良傾向。”劉勰也明確意識到，正是尚奇導致了文風的墮落，所以他對文壇的好奇之風又持激烈的批評態度。劉勰在《序志》篇云：“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Q，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又在《定勢》篇說“文反正為乏，辭反正為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色新耳”。這種破壞語言習慣、違背邏輯、一味追求語言形式的新奇的不良文風，劉勰是堅決反對的。《文心雕龍》中還有許多表達，諸如“詭異”“譎怪”“夸誕”“巧而失信”“好奇反經”等，都是奇的同義語，為劉勰所貶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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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唐君毅的思想深受黑格爾影響，因而對中國人文思想發掘得似乎不夠通透，表現出比較明顯的唯心論色彩。他認為，一方面，現實環境是精神實現價值的場所，現實環境能夠規定心靈創發活動的形態，甚至可以成為人文活動的桎梏或束縛；另一方面，心靈自我能夠超越自我以外的現實環境。他說：“至于所謂吾人之文化活動，隨吾人所在之現實環境而異，唯是吾人之精神受現實環境之規定，而表現為不同之文化活動。……吾人之主張是：一切謂現實環境決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動者，皆實只是規定而非決定。而決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動者，唯是吾人之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之自身。此依佛教之名詞說，即凡精神自我超越自我以外者，對精神與文化活動之自身，皆為一外緣，而非真因。”[3]7無論是心靈的自我超越還是現實環境的外緣作用，心靈與現實環境的二元關系終歸難以調和，立足于心靈的文化活動，難以逃脫唯心論的指責。同時，以環境與心靈的二元結構闡述心靈自我也遮蔽了中國人文思想的特點。張祥浩批評唐君毅的唯心論傾向說：“因為主觀唯心論直截了當地把物質身體或客觀現實存在，看成是心的作用或心的派生物，而他則把客觀的現實環境看成是人類文化活動的外緣或第二因，把身體看成是托顯精神的消極存在，這是有區別的。但在事實上并沒有本質的不同。”[2]178-179這依然是西方哲學的視角，只不過是西方唯物主義對唯心主義的批判。這種視角同樣遮蔽了中國人文思想中“心”之作用。心物關系如加以分割對立，立足于一方就會遮蔽另一方。唐君毅的人文思想是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富有哲理性的現代轉型，儒家思想在富有哲學素養的唐君毅手里煥發出了新的生命力。重視人、重視人文之化感通變是儒家思想最具現代意義的內容，唐君毅以此為契機論述人文關系，無疑找對了論述人文關系的“中心觀念”。唐君毅總結人文關系說：“一切學問亦皆人之為人之學之一章。此之謂一切學問之攝末歸本。”[5]87將學問各科理解為“為人”之學，并以成就人作為學問之“本”，唐君毅攝末歸本的人文思路有力地沖擊了科技理性的西方思維，為人文學的研討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人文序列：經由西方進入中國的群科排序

人文序列是人文學者對人文群科的排序與定位。唐君毅非常重視人文群科之間的序列問題，一方面，他從人的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群科之次第，另一方面，他論述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分際，這兩方面的排序思路深受西方思想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在于“順”著西方講，而在于以傳統思想為資源“逆”著西方講，體現出唐君毅既接受西學又試圖超越西學的中西學會通特點。唐君毅從人之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學術的序列。唐君毅認為人文學術即是為人之學術，他說：“一切學術思想，都是人的思想，一切文化，都是人創造的。因而一切文化之精神，都是人文精神。討論任何種之學術思想，都是討論一種人文中之思想。”[6]1從人的角度論述人文學術，學術既是“人為”的學術，也是“為人”的學術，學術是人在世界中的緣構，也是人實現自我價值的平臺，如果人缺乏道德精神，學術建構亦不可能。唐君毅說：“故人之道德精神，如果建立不起，緣之而使當然理想、客觀價值意識、歷史精神，皆不能向上提挈，而向下降落崩壞，則無一人生之活動或社會文化之建設，能真實成就。”[5]70唐君毅批評了西方重視抽象概念的學術傳統，他認為西方學術觀念“是以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學問，愈在學問世界中，居更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邏輯、數學、幾何學或第一原理的哲學，被認為一切學問之本。”[5]71西方學術重學（真理）重術（技術）而忽視了學術與人之間的親緣關系，唐君毅反其道而行之，強調學術與人存在在世的緊密聯系，并以此為依據重訂了各種人文學術之高下次序：“一、為人之學，二、歷史，三、文學藝術之學，四、哲學，五、社會科學，六、自然科學，七、形數之學與邏輯”[5]72。唐君毅認為，人成為人是人成就一切事之本，一切人皆須為人，一切學問皆是成人之學問，因此，為人之學居人文學術之首位。人為本，學為末，為人之學攝末歸本；人為道，學為器，為人之學道器合一；人為體，學為用，為人之學體用不二。唐君毅的人文序列凸顯了學問世界與人的親緣關系，批判了西方人文序列將人抽象化、概念化的傾向，從而將人文學術重新奠基在“人”的大地上。

唐君毅還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術的序列做了新的闡發。唐君毅論述三大學科群的出發點依然以人為中心，他認為三大學科群的分際是人看事物的不同觀點和態度。在這三種態度與觀點中，人文學術能夠自覺回顧和反省自己的反應、感通、行為，并能攝入人所面對的自然社會之事物，因此，人文學術是人之心靈與精神的學術，是人對自己行為之表現的學術，她與人之關系最為密切，應當居于人文序列之首位。反之，自然科學將對象作為離開或外在于人之主觀行為與精神來認識，是一抽象的普遍者，因此，自然科學只是人看事物的一種態度或觀點，并不能取代社會科學和人文學術而獨居首位。三大學科群中，自然科學的地位還在社會科學之下。通過對三大學科群的重新定位，唐君毅提出在人文學術中重建人的主體意識的構想。唐君毅認為，此時代的學術思想過分崇拜抽象普遍者，忽略了人生之具體存在。以人之存在為中心的人文學術恢復了人在學科群中地位，重新提出了學術對人心人情的感通要求，彰顯了學術活動所蘊含的人之價值。以人之存在為中心的人文序列具有融通性和開放性，這體現在唐君毅對非人文、超人文、次人文和反人文思想的認識上。唐君毅認為：“人文思想之發展，一方由人對于人文本身，逐漸加深加廣的思想，同時亦即由人文思想與非人文、超人文、反人文等思想，互相發生關系，而相依相涵或相反相成以發展。在此發展歷程中，我們可以看見非人文的思想之擴大人文思想的領域，超人文的思想之提升人文的思想，次人文的思想之融會于人文的思想，即人文的思想之不斷以新形態出現，以反反人文之思想。此相續不斷的人文思想發展歷程中，便顯出一種人類之精神的向往。此種精神，我們稱之為人文精神。”[6]3可見，唐君毅認為人文精神是通過反反人文思想而不斷前進，這是黑格爾式的進化論。我們認為，人文只是人類精神活動的成果之一，人文能夠澄澈、凈化非人文思想，但不能取代非人文、反人文思想，人文與反人文思想之關系走在相互涵攝的路上，而不一定是進化論式的“前進”。欒棟曾對人文學科、自然學科與社會科學三大學科群的關系做了論述：“從本質上來講，人文只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動力之一，而不是唯一動力，人文有賴于自然力、科技力量的協調作用才能演奏出美妙的樂章。反之亦然，自然力和科學力量也只有在人文力量的導引下才不至于走入歧途。與之相對應，強調人文學科的重要性不等于忽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學科。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三大學科群的通力合作和相互涵攝是文教與科學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7]33以涵攝化感論人文學科，突出了學科群之間的根脈勾連，強化了學科群之間的內在互化，有利于促進三大學科群之間的良性循環。唐君毅對人文群科的重新排序凸顯了中國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也為儒家思想的現代開發提供了新的思路。儒家思想與西方哲學原屬平行發展的文化系統，在西學東漸的語境下，儒家傳統思想受到了西學的沖擊，曾經被視為應該打倒的對象。唐君毅以西學反觀中學，力圖從中學中挖掘出西方傳統曾經關注過的“問題”，并立足中學彰顯出中國文化迥異于西方文化的“視域”，這種經由西方進入中國的工作思路開發出了儒家思想的現代特征。

二、人文平視：會通中西學的方略

以道德理性開發儒家思想和以儒家“立人極”重新排序人文群科體現了唐君毅人文平視的中西學會通方略。唐君毅認為，當前世界各種文化正處于沖突融合之中，人類文化發展到了現在，應當是把整個人類文化當作一體看的時候了。平視是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模式的反撥。平視的前提是中西文化各有特色，而其最終目的是促進中西文化的融合，從而為世界文化的未來發展勾畫理想藍圖。人文平視是唐君毅針對中西文化的差異與融通而提出來的文化交流舉措。當今世界文化之間的交流錯綜復雜，人類文化正在走向“由分到合”的之路。據此，唐君毅深入剖析了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并對中西文化之間的融合提出了“平視”的設想。唐君毅認為，西方文化之特殊精神有四目：一為向上而向外之超越精神；二為充量客觀化吾人之求知的理性活動之精神；三為尊重個體自由意志之精神；四為學術文化上之分途的多端發展之精神。[5]71此四目特殊精神重在文化之超越性，其“光輝乃為向外照耀、向外探求”，因此西方文化精神貴在學問的超越性與抽象性。唐君毅說：“照由西方傳來而流行于現代中國之一學問觀念，是以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學問，愈在學問世界中，居更高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邏輯、數學、幾何學或第一原理的哲學，被認為一切學問之本。”[5]71這種文化傳統貫注于西方文化的發展歷程，臻于近代而成型，唐君毅在分析形成西方文化精神的外緣條件后，對近代西方文化作了總結評述：“近代西方文化，由無數民族之戰爭與商業關系而生之文化接觸以形成，故亦特富一向上向外之超越精神，與尊重個體性之自由意志之精神，重概念之分解之理性活動之精神也。”[6]6這些精神內涵正是中國文化所缺失的。中國文化是以農業為主導的反本復始型文化，反本復始與向上向前向外“不能不謂之兩種精神”。至此，唐君毅概括了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與根本性差異，這兩種文化類型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從而為文化之間的平視奠定了基礎。

平視即平等互觀，承認異“我”之他種文化存在的價值及其對“我”之反觀意義。唐君毅認為，在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存在著兩種不健康的心態，一為自上視下，二為自下視上，此兩種心態皆有所蔽。他說：“在過去的中國，直到清末，曾以自上而下的卑視的眼光，看近鄰夷狄，與近代洋夷之文化。在中古時期，回教與蒙古民族之鐵蹄，皆曾橫掃歐亞。而近代的西方人，則又憑藉其武力經濟力，科學技術，以征服世界為殖民地。現代不少西方學者，以西方文化系統以外之文化，皆屬于落后之一階段。而近百年來的中國人，亦在吃了軍事上經濟上的敗仗之后，乃改而以自下而上的高攀的態度，去接受西方文化。并自視為落后地區，落后文化。但是我們必須承認：自上視下者不見，自下視上者不明”[8]369。平視是對這兩種心態的反撥，平視的前提是對待異類文化的平等平和心態。文化是族群社會化生活的人化成果，承認異族文化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就是承認一個族群生存的權利。平視在尊重他人生存的基礎上學會欣賞異族文化，學會吸納異族文化。人類文化發展到了全球化時代，必須從過去“滅絕他”的野蠻愚昧走向“吸納他”的開明豁達。唐君毅的人文平視方略盡管不容易實現，但是能夠糾偏返正，不啻為地球上的一縷祥和的清香。平視也蘊含著人文的融通，人文平視的歸宿是為世界文化的未來發展勾畫理想藍圖。唐君毅對未來世界的人文圖景有清楚的勾畫。他認為，西方人文精神注重超人文、非人文的宗教和科學精神，忽視了人文的道德理性，因此，西方人文精神需要中國道德理性的補益。中國人文精神過于反本復始，偏于回歸母位，忽視了人文的超越，需要吸納西方的科學、宗教等超越性的精神。中西文化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文化之間的融通即是吸長補短，多種文化共同營造出人類文化的美好未來。在文化融合的世界圖景中，唐君毅偏重道德理性色彩濃厚的中國文化。唐君毅一貫主張，道德理性是人類文化活動的根本，中國文化是道德理性的人文文化，因此世界文化的主流在中國而不在西方，中西文化融合應該是：“斯則吾人之藉西方之國家精神，以充實吾人之文化精神，而可轉以吾人之文化精神，裁抑西方國家精神，以充達吾人之仁心仁性于天下，而所想望于人類世界之社會文化組織者也。”[9]29中國文化注重人倫、人情、人性，是以人之存在為本位的人本文化，中國文化盡管在近現代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但如能吸取西方文化科學、宗教的超越性精神，中國文化必能在新時代獲得新生。唐君毅對中國文化的推崇，反映出新儒家在傳統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對中國文化的自信與厚愛，也反映了傳統文化在世界文化融合進程中吸納他者的開新與變通。

篇(6)

繼三年前訪臺后，史景遷、金安平夫婦再度聯袂現身臺北書展，向讀者演繹兩人的新書，并且進行罕見的對談──變局中的儒家知識分子，讓外界得以窺見這雙愛智眷侶所激蕩出來的靈魂火花。

攜新書翩翩而來

史景遷的最新作品《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鎖定了明代散文家張岱的一生。張岱出生于父祖家人均以考取功名、經世濟民為首要之務的書香門第，卻始終未曾中舉。在他長達80余年的一生里，體驗了改朝換代的局勢下，知識分子內心的沖突、茫然以及思索。藉由這樣一位中國文人的私歷史，史景遷企圖勾勒出大時代的全貌，也探討儒家的傳統，如何因受到政治遞嬗影響而變化。

張岱不曾在明朝任官，以文學作品揚名，耗費后半生努力修纂明史。史景遷選擇鋪陳追索這樣一位與他自己生命向度、心性都有些類似的中國文人，不僅饒富趣味，也頗具自況的意思。張岱文采非凡，觀點卓而不群，寫史不入流俗，史景遷恰恰同屬此等人物，這使得書迷在讀《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時，十分過癮。最有趣的是，史景遷寫作時，仍保持他一貫的謙遜低調與活潑頑皮，并不點破或明說，也讓人有更多“張岱耶？史景遷耶？”的想象空間。

金安平新出爐的書則是《孔子：喧囂時代的孤獨哲人》。臺灣最古老也最興盛的孔廟位于臺南，在臺南安平出生、成長至12歲的金安平，是如何看待這位千古以來被奉有至高無上地位的偉人思想家呢？而龐大的、環繞著孔子所構筑起的儒家體系，在一位擁有臺灣經驗的華人女性歷史學者眼里，又是怎樣的一種哲學？

夫妻擂臺頭一遭

史景遷笑著透露，兩人在寫作研究時，經常是對方的第一個聽眾與讀者，但公開在許多人面前提出對彼此的質疑，卻是破天荒頭一遭。他對金安平理解的孔子感到好奇，想知道在她的觀察里，孔子是怎樣取得所謂的“天道”的？此外，史景遷也對孔子長達13年離鄉背井、充滿危險艱辛的困苦旅程感到不可思議：“投入這樣的旅行與磨難是必要的嗎？對孔子的思想有什么影響？”而在治學方面，史景遷也注意到金安平新書的文獻，多提及清朝乾隆嘉慶年間學者的數據：“為何特別看重這些考證考據，而不想引用以直接詮釋經典為基礎的宋明理學？”

對正史之外的文本，向來懷抱極高興趣的史景遷，也直接問金安平，除了《論語》等“官方”經典，孔子生存年代所遺留下來的竹簡，記錄了當時人們的思想生活，是否可以幫助她更加理解孔子其人與思想呢？主張寫史不可盡褒無評，臧否筆下歷史人物不遺余力的史景遷，更是對孔子的崇高地位提出挑戰性的麻辣問題：“從早宋至以來，孔子的言行化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以至于文人的仕進、功名利祿與儒家思想畫上等號。你覺得科舉造成的獨尊儒術，對于孔子的儒家哲學，究竟是幫助成就，還是貶低呢？”

擁有密西根大學數學學士學位的金安平透露，歷史與數學的共通點就是“思考”，她因此非常享受與史景遷辯證、腦力激蕩的過程。小時候從父親口中聽到許多孔孟老莊故事的金安平，長大后對先秦諸子的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所謂孔子的“天道”，她認為是一種為學與做人密不可分之道，就像是孔子的教學與生活從未分割一樣，“先秦甚至更早的哲學家，都深諳這個道理。”至于孔子周游列國的旅程，金安平認為對他的儒家思想體系影響至大，而且至關重要。“當世界處于混亂崩潰之際，孔子毫無選擇必須離開他的家邦，他必須帶著他的跟隨者，也就是他的學生們，包括子路、子貢、顏回，沿路學習、相處，并且從中參悟天道。”金安平指出：“智慧與苦難相伴而生，雖然是看起來很老套的思考邏輯，卻是顛撲不破的真理。這在別的文化里也適用。許多西方的圣賢或者哲人，同樣會只身前往深山或荒野獨處，以求思考透徹，體悟出人生之道。”

金安平說，宋明理學，多屬朱熹等各家批注孔子言行，清乾嘉學者不厭其詳、多元精細的考據，提供了不同的孔儒思維，不再只是“指南式”地理解孔子與儒家思想，而是幫助建構另一套，或者允許人們看見與宋明學者詮釋截然迥異的孔子儒家哲學，“開放對孔子與儒家哲學的想象空間。”

對孟子、荀子也有深刻鉆研的金安平甚至語出驚人地表示，她發現在公元前三世紀以前，儒家思想的分別其實并不明顯，許多政治或道德上的議題，先秦諸子百家都是殊途同歸：“到漢朝才出現分歧相左的學派。”金安平主張，融會貫通百家爭鳴的主張，取其精華，是現代歷史學者的艱巨責任也是挑戰。關于中國千百年來崇孔儒成科舉八股之術，金安平認為：“是兩面刃的做法。缺點是讓孔子儒家思想流于求官祿的形式與功利，優點是，至少養成了中國文人表面上都必須以孔儒經世濟民為本的治學觀與處世態度。情操雖有高低之別，但存乎每個讀書人的心里，書生自己可以取決要往上或者往下。”

處亂世，天道是他面對的最大重擔與危機，“那么張岱呢？”金安平問史景遷，像他筆下的張岱這樣一個文人，所面臨最大的危機是什么？最艱難的抉擇又是什么呢？

史景遷笑著回答:“其實，張岱所面臨的，并不比孔子簡單。”他指出，明朝滅亡時，張岱48歲。40歲以前，出身仕宦家庭的張岱衣食無憂，游山玩水，收藏古玩，諳園林布置、懂音樂、擅彈琴、制曲、品茗、賞戲，但在逐漸步入老年之際，張岱卻得去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讓張岱活得多姿多彩的輝煌明朝，被各種競逐的殘暴、野心、絕望、貪婪力量所撕裂而土崩瓦解，蒙羞以終，其藏書逸毀，親朋好友也四散，張岱的心里發出疑問:“文人對國家的忠貞是什么？效忠自己的國家民族，是不容抹滅的天性嗎？”史景遷指出，張岱身旁的好友與親人紛紛選擇自殺，成了張岱在心頭揮之不去的痛，以及永恒的拉鋸命題:“應該在異族的統治下繼續活下去？還是干脆了結性命殉國？”最后，張岱選擇不入清為官，但在野編纂明史《石匱書》，以自由的筆，與明代遺儒的知識分子姿態，描述書寫他所眷戀深愛的故朝家國，奪回并保住對于歷史的詮釋權。

史景遷過去專研康熙、雍正年間的清朝盛世歷史，但這位史學家坦承，張岱提供了漢族與“異族”交替、朝代更迭的歷史新著力點，讓史景遷對明儒發生興趣：“也幫助我去思索四百年前的生活與美學。”

“張岱嗜讀歷史，也著迷于寫史，但他對歷史始終抱持好奇懷疑的態度。”史景遷認為，張岱開始書寫那些讓他傳頌后世的小品文學，是因為讀史之余，他發現也意識到自己想解決歷史中的問題，這應該也是張岱日后投身歷史編纂與書寫的重要動力。

關于張岱筆下的歷史，史景遷說，原本是以350萬字洋洋灑灑記述盛明，后來不禁寫到明朝衰亡，張岱披頭散發，不做滿清人打扮，拖攜著厚重的手稿躲到山林之中，足見其護史之志切。

史景遷坦言，史家仿佛天文學家，歷史書寫也猶如月相盈缺:“縱使月有圓缺，仍不妨人們對歷史全貌的了解。”史景遷說，張岱非常清楚自己修史的動機，并且意識到知識就是一種詮釋的權力，知識如何呈現永遠是最大的難題。“但皎潔的明月終究會回來，史家不必刻意彌補史缺，就像歷史小說不是被承認的正史，但每個朝代，這樣的文學作品都能某種程度的填補歷史的空白。”史景遷說，身為一位史家，甚至必須主動創造歷史的空缺：“意識形態永遠都會讓歷史有空缺與待填補的空間。”

關于文人學者與帝王兩種不同的人物，史景遷如何描述他們的差異？他表示，這兩種紀傳，其實很容易區別，因為可供查考研究的歷史來源南轅北轍:“譬如康熙雍正這樣的皇帝，自然會有許多來自官方的資料。而婦人王氏，就必須參考許多當時的地方志、稅賦、震災、法制史與犯罪史。”史景遷說，但他試圖從帝王身上找到人性的部分，這是為何他偏愛康熙雍正或乾隆的原因:“他們固然是不可一世的帝王，但也都是很有天份的人。從他們創作的書法、藝術，甚至是以朱砂眉評批注的宮廷文件，都能觀察他們的性格與行事作風。”史景遷透露，他只能透過山東地區的相關記載，得知當時的婦女死亡，仵作不得親自驗尸，必須透過地方上年長且具有公信力的婦女對尸體的觀察轉述，才能夠判定死亡的原因。“對于王氏這樣一個終生沒有辦法書寫閱讀的人而言，我根本無從得知她真正的感受，對于她被親夫謀殺的原因也只能旁敲側擊的推測，想象空間很大。但是康熙雍正這些帝王，我不但能知道外界是如何看待、評價他們，還能從其閑暇逸趣之中，得知他們腦海里在想些什么。”

篇(7)

【論文摘要】所謂憂患意識，是指社會危機引發出來的人類主體世界焦心憂慮的一種思想意識。在社會發展時期，一些文人志士因為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認識社會的能力，容易發現社會現實中存在的不足而希望變革，并以詩文抨擊社會現實，表現出對人類社會的強烈憂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一生寫下的大量詩篇中就充滿了這種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不僅貫穿于他的詩歌創作中，而且貫穿于他的一生。究其根源，是因為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終身奉行不愈的儒家思想的影響，是他內心對自己國家和人民的深切關愛和責任所致。

憂患意識，是指社會危機引發出來的人類主體世界焦心憂慮的一種思想意識。在社會發展進程中，一些有識之士因為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認識社會的能力，容易發現社會現狀的不足而希望變革創新，并以詩文抨擊社會現實，對人類社會的憂患表現得更突出，這成為他們創作活動的動力。所謂“憤怒出詩人”就是這個道理。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

作為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的詩歌無論是敘事抒懷，還是寫景詠物，都是結合現實，其中充滿著濃厚的憂患意識。這種意識貫穿他的一生，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強烈、真摯。年輕的杜甫“歸醉每無愁”，是沒有多少憂慮的，所關注的就是個人的抱負和功名的追求。自從他為求仕途人長安再次應試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開始“十年困守”的艱難生活，使他更多地關注社會現實，思考國家的現狀。自此，他的憂患意識也由個人前途的憂慮逐漸轉為對國家民生的憂慮。詩歌中也由“家人憂幾杖，甲子混泥途”轉為“君不見漢家LLI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他對唐玄宗盲目發動開邊拓土的不義戰爭給農業生產帶來的危害深為擔憂；他對清濁不分、賢愚不辨的黑暗政治憂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災，就憂慮勞動人民的苦難：“吁嗟呼蒼生，稼穡不可救”，他“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面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黑暗現實，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成長為一位自覺的憂國憂民的詩人。

“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唐王朝陷入了戰爭的深淵，使人民墜人了沉重的苦海。詩人杜甫也被卷入戰爭的亂離漂泊之中，他親眼看到了安史叛軍的屠殺焚掠，親身經歷了與民同難的艱險流離，親自感受了國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貼近了勞動人民，憂患意識更加廣泛深刻了。詩人最憂慮的是安史叛軍還未平定，四方盜賊仍是很多：“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又擔憂官吏不顧百姓死活而橫征暴斂，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他希望有賢德的官吏實行仁德之治：“誅求多門戶，賢者貴為德”。直到臨死之前，詩人仍在憂慮：“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

二

杜甫詩歌的憂患意識，無論是憂時憂國，還是憂慮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淵源和社會根源。杜詩的憂時憂國，是從他“忠君”的儒家正統思想出發，與國家前途命運的盛衰起伏密切相關的一種憂患意識。這種意識在他的詩歌中表現得非常強烈。例如：“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弱”、“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在家常早起，憂國愿年豐”、“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襟”，等等。他的詩歌充滿著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注與憂心，具有強烈的愛國熱忱。針對玄宗的黷武戰爭，他指出：“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他諷刺楊氏兄妹的荒生活，并與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朝廷歡娛后，乾坤震蕩中”。面對“安史之亂”帶來的國難，他唱出：“國破I河在”的悲歌，鼓勵朋友們“濟時肯殺身”、“臨危莫愛身”，他堅信“胡命豈能久，皇綱未宜絕”，希望唐肅宗“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對那些搞分裂割據的叛將“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纓”的行為他切齒痛恨，真切地表達了盼望國家安定統一的強烈愿望；杜詩的憂慮民生，是杜甫對社會動亂中生靈涂炭的憂慮，是他內心儒家“仁愛”、“民貴君輕”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是他長期接近勞動人民的結果。在他的筆下，描寫了眾多的人民形象：農民、士兵、織婦、船夫、漁父、負薪的女子、無告的寡婦、被迫應征的老漢、提前服役的兒童，詩人不僅從多方面表現了他們的悲慘生活，而且還表達了他們的愿望要求：“誰能叩君門，下令減租賦!”“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安得務農息戰斗，普天無吏橫索錢!”杜詩中廣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難，表達了對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長安時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正是勞動人民創造的財富養活了這些剝削者。面對擴邊戰爭給人們到來的災難，他呼喊：“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在“三吏”、“三別”中，詩人一方面對勞動人民遭受“安史之亂”被迫服役的慘狀哀痛不已，另一方面為了國家的安危又鼓勵人們奔赴前線殺敵衛國：“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餓已卒”的情況下，仍然“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風雨摧毀時，他想到的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即使自己凍死也心甘情愿!這種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個人生死利益的對民生疾苦的關心和憂慮。這已經超越了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立身準則，在他極少“達”過的一生中，無論窮達，他始終都要兼濟天下，真可謂“于黎民，無刻不關其念”。黃徹說他：“其窮也未嘗無志于國與民，其達也未嘗不抗其易退之節”(《碧溪詩話》)卷十)，朱弁也說他：“窮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澤民”(《風月堂詩話》卷下)，都指出了他強烈的憂民責任感已超過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的家庭，始終自稱“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為”的積極進取精神影響他一生，“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是他人生態度的集中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