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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委托理論的思考 淺談委托下的會計控制 委托\薪酬制度與盈余管理 委托-理論的分析應用 軍隊采購的委托分析 論企業中的委托關系 內部治理審計的委托分析 基于博弈的委托關系分析 土地拍賣中的委托分析 政府預算的委托―分析 植入“公平博弈”的委托―模型 農地整理的委托關系研究 淺析證券投資基金的委托 高校托管的委托機制研究 委托視角下的國企管理問題 委托視角下企業業績評價方法演進分析 淺析委托―關系 超越委托 博弈論視角中的企業委托―研究 從信任視角談委托問題的治理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2015-12-35/2016-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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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委托理論風險投資啟示
一、委托理論的發展和主要觀點
(一)國外的研究狀況
美國等由于發展風險投資歷史較長,效果顯著,即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又對風險投資中的委托進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形成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凱伯和謝恩(CableandShane,1997)曾提出了一個風險企業與風險投資企業關系的合作博弈模型,但在模型中未考慮到風險企業與風險投資企業之間的分工屬性問題。L.吉本斯在《博弈論基礎》中對以知識和創新能力為基礎的風險企業與風險投資企業之間的合作博弈模型從信號博弈方面進行了模型構建和分析[13]。Gompers(1993)在其博士論文《理論、結構和風險投資模式》中認為:一方面,風險企業經營團隊的能力和努力對風險企業的成功至關重要,設計合理的機制可以使風險企業經營團隊的回報主要取決于風險企業上市或被兼并收購時的股票價值,從而將風險企業經營團隊(風險企業)的利益與風險投資企業的利益緊緊地“綁”在一起;另一方面,風險企業經營團隊在運營企業過程中可能會為了獲得更多的個人好處而采取機會主義行為,這將嚴重損害風險投資企業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在合同中將一部分控制權配置給風險投資企業(且與所有權配置無關)以提高投資效率,即通過設計合適的金融工具作為篩選和激勵的有效手段。[14]另外,薩爾曼(Sahlman,W.A,1990)、勒納(lerner,1994)、J.lerner和RodneyClark等也對風險投資中的委托關系進行了實證性研究。
(二)國內研究狀況
國內學者已開始吸收委托理論的成果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姚佐文(2001)在《風險資本家與風險企業家之間的控制權分配和轉移》中指出,風險投資中的控制權分配直接影響企業的價值以及風險投資企業與風險企業經營團隊的個人利益,并通過模型分析了風險投資合同中控制權的分配和轉移,認為控制權尤其是剩余控制權是一種“狀態依存權”,并且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是可分離的,且不必完全對應。[15]黃美龍(2001)在《美國風險投資治理機制及借鑒-基于委托理論的分析》中,詳細地分析了風險投資中的有限合伙制和風險企業的治理機制,并比較分析了股份公司、有限合伙制和風險企業治理機制的異同。認為政府作為我國風險投資主體,極容易導致逆向選擇問題和道德風險問題,要促進我國風險投資健康發展,必須改變我國風險投資主體為民間機構或個人,并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16]張幃和姜彥福(2003)在《風險企業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配置研究》中指出,“所有權必須與控制權相匹配”的原則并不能很好地解釋風險企業中的實際現象。基于風險投資的特點和風險企業經營團隊人力資本特性,利用Tirole(2001)模型分析了風險企業常常難以獲得風險投資的原因,并引入連續控制權變量,對此模型進行拓展,導出風險企業為了獲得風險投資所必須放棄的控制權的均衡解,在此基礎上分析了風險企業融資時經營團隊所擁有的非人力資產數量、運營企業時的個人非貨幣收益大小、經營團隊聲譽好壞等重要因素對風險企業中控制權配置的影響,認為:從靜態來看,風險企業經營團隊控制權隨所擁有的非人力資產的增加而遞增、隨運營企業的個人非貨幣收益增加而遞減;從動態角度分析,隨著風險企業經營團隊人力資本逐步轉化為企業的實際資產,其必須放棄的控制權將相應減少。同時,進一步分析了風險企業中所有權與控制權配置特征及其原因,提出風險投資中采取的治理機制應當是特殊的相機治理機制,即根據風險企業的實際發展績效和運營狀況以及風險企業經營團隊的能力是否適應企業的發展要求而配置控制權。[17][18]田增瑞(2001)在《創業資本在不對稱信息下博弈的委托分析》中提出,在投資者和風險投資企業之間,風險投資企業應承擔無限責任,并應建立信譽機制,風險投資企業和企業之間應簽訂可轉換優先股的契約,以轉移風險。[19]南立新和倪正東(2002)在《中國風險投資企業與創業者之間的委托問題及解決方案》中,通過對大量的實際考察,認為委托的主要問題表現為:簽約前隱藏信息和約后隱藏行動,提出的具體解決辦法是:進行盡職調查;投資協議制約;分階段投資等。[20]另外,俞以平和張東生等人對風險的控制和激勵也進行了研究。
二、一些啟示
根據委托理論的發展,結合國內外風險投資的委托關系研究現狀,本文認為對風險投資的研究如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則更好地分析風險投資委托關系的特點:
(一)從風險和分擔的角度來研究風險投資的委托關系
國內外研究主要是借鑒委托理論關于在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下的委托關系,從人的風險控制及激勵機制等方面進行研究,內容集中于風險投資企業與風險企業之間的委托關系,局限于所有權和控制權的配置、人(風險企業)的激勵約束機制和如何通過投資前的盡職調查來消除和減少信息不對稱問題等方面,卻忽視了風險投資高風險特性下的委托關系形成和維系機理,缺乏對風險投資整體運作模式的系統分析,特別是對風險投資的整個委托關系中的風險問題這根主線的作用,這樣,對風險投資中委托關系的研究不能區別于一般產業投資過程中的委托關系,對實踐缺乏相應的指導作用,因此,從風險投資的風險和分擔角度出發,有助于將風險投資委托關系形成的前提即對高風險的逐級和分擔,與利益主體在關系過程中風險控制與激勵相結合,較為完整和系統的解釋風險投資的委托關系特點對風險投資運行效率的作用,抓住了風險投資委托關系的實質,明確了各利益主體的角色定位問題。
(二)研究的范圍和對象
從風險和分擔角度研究風險投資的委托關系問題,應看到風險的逐級轉移和釋放是一個完整的鏈式結構,因而,研究的范圍應將投資者到風險企業的風險過程納入研究,側重于A級和B級各自的關系特點,以及與整個關系鏈條的關系的研究,以闡述風險投資委托關系的特點。從研究對象上而言,為適應風險、分擔及提高投資效率的需要,各利益主體所采取的不同組織結構形式及相互作用關系來適應風險的轉移和分擔的過程,說明了對風險效率的改善和提高具有不同的作用機理。所以,研究的范圍和對象應是投資者、風險投資企業到風險企業的完整關系鏈,個體對象是投資者、風險投資企業和風險企業,這樣,為風險投資的委托關系提供了明晰的研究載體。
(三)研究方法
國內外學者們對風險投資的委托關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國外的發展環境與我國有較大的差異,國內發展風險投資事業也遠晚于國外發達國家,涉及風險投資的相關資料數據較難以獲得,因而,國外純理論的研究不一定完全適應我國的具體制度環境,實踐的經驗通過運作比較的方式給予我們啟發,所以,在系統對風險投資的委托關系研究中,可考慮在借鑒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通過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定性與定量想結合的方式,采用一定的調查、統計等方法,并結合作者自身的風險投資實踐,在研究風險投資委托關系的共性下,運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來說明我國風險投資中的委托關系特征及關系的行為過程。
(四)研究內容的擴展
1、在考慮風險條件下,將投資者、風險投資企業和風險企業這三個“黑箱”打開,對風險的效率傳遞機制問題及各種委托關系路徑下的激勵約束機制等問題進行深入而系統的研究。
2、研究風險投資效率與委托的風險效率相關性。委托理論在風險投資中的運用和研究,是企業內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條件的拓展,應層級委托關系的效率對風險投資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以及不同委托關系路徑下效率問題。
3、對委托人和多人進行探索性研究。我國風險投資市場的政府主導型風險投資企業也可能出現“委托人缺位”、“激勵機制缺位”等問題,對風險分擔的影響將決定風險效率的傳遞機制問題。多人可能是在一定區域內的關聯產業內企業,或是具有產業鏈關系企業,或是企業內部治理過程中團隊成員的分別選擇問題,其相互作用機理,關系效率及相互監督成本等系列問題,及可能存在的“人缺位”問題等,有著積極的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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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張幃和姜彥福《風險企業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配置研究》清華大學中國創業研究中心2003、3
[18]張幃《基于創業企業家人力資本特性的創業投資制度安排研究》2001博士學位論文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關鍵詞:委托-;不對稱信息;所得稅逃避;所得稅籌劃;博弈分析
中圖分類號:F812.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3)05-0086-07
Game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Tax Evasion and Tax
Planning of the Corporate Income by Asymmetric Information
MA Jia-xia,LUO Jian-lib
(a.School of Oujiang;b.School of Business,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Abstract:when multiply taxable income for taxpayer existed,th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at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s a core element,the dual-action of tax evasion and tax planning being considered centralized,through the levying-paying action description betweenthe tax collection authority and the taxpayer,one multi-stage game model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is established.The equilibrium game solutions are obtained,analyzed by followed under the principal-agent state and without principal-agent state.Further,by using two state comparisons between principal-agent state and without principal-agent state,the loss of efficiency caused by principal-agent is pointed out.The economic effects with series of variables concerning tax-collecting isanalyzed.Although the expected return for the business owners and managers will be reduced significantly by the improvement of tax rate,tax evasion penalty rates,audit rates,the fluctuation risk will be enlarged because the enterprise want to reduce its tax burden by using the way of tax evasion.And the income tax evasion,which isn’t suitable for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tax-collecting environment,is pointed out.Under the principal - agent environment,by designing related contract and taking more supervisory measures with business owners,as a result,on the one hand,managers will be encouraged to avoid tax evasion behavior and to encourage tax planning behavior instead;on the other hand,the expectations of earnings can enhanced for the business owners and management.
Key words:principal-agent;asymmetric information;tax evasion of corporate income;tax Planning of corporate income;game analysis
1 引言
企業所得稅逃避(Tax Evasion)是企業通過采取一系列的手段,逃脫已成立的納稅義務,從而減輕或免除所得稅稅負的各類行為的總稱。所得稅逃避因其顯著降低納稅人的稅負,不僅在微觀層面上擾亂企業間正常的公平市場競爭,而且在宏觀上導致稅款流失,有效降低政府財政收入水平、進而影響國民經濟持續、快速與健康發展。對此,國內外學者對所得稅逃避現象進行了廣泛研究,且出現了如Richardson[1],Slemrod[2],Schneider[3]等在稅收逃避治理研究領域中做出重要貢獻的大師級人物。因此,企業所得稅逃避問題的研究成為稅收征管領域研究的焦點。
企業所得稅逃避問題的理論研究著重圍繞“企業所得稅逃避治理”這一核心問題,目前主要圍繞兩條主線展開:第一,著重對“影響因素、所得稅逃避及其經濟效應”之間的關系開展理論研究,并進行實證檢驗;目的在于弄清企業所得稅逃避產生的內在動因及后果,進而提出治理措施[4~6]。第二,以經典A-S模型(由Allingham與Sandmo兩人提出,目的在于描述納稅人稅收逃避行為)研究為邏輯起點,著重對第一條主線中理論與實證研究所提出的論點,運用數學模型進行量化分析進而進行數理論證[7~8]。
在這兩條研究主線中,有一類企業所得稅逃避的影響因素至為重要——即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的委托-關系。原因在于,盡管企業所得稅逃避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如宏觀環境因素(如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技術等)、產業環境因素(如產業競爭、產業結構等)與納稅人自身因素(如性別、年齡、個人的財富水平、職業、稅務籌劃的知識、對政府信任以及對稅制結構公平性的內在認可等)的影響,但“稅收征管機關-納稅人”之間征納行為的互動無疑是影響所得稅遵從與否的最直接因素;而企業所有者與經理人員之間的委托-關系是研究納稅人行為機制的核心內容之一。
盡管如此,在分析納稅人行為過程中,已有研究多將納稅人作為一個獨立的“黑匣子”,就法人治理結構中委托-關系對企業所得稅逃避的影響缺乏整體、系統與深入的研究。
在研究文獻方面,首先,基于委托-理論的相關研究。委托-關系是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核心關系之一;委托模型分析的核心在于解決人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而這一問題產生的根源在于委托人和人之間信息的不對稱。激勵機制的設計原理是,委托人通過一種分配制度來獎勵人提供更多的信息,以縮小委托人和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激勵機制的實質是對于不完全合同的有益補充,誘使人決策目標和委托人利益目標趨同[9]。這方面的研究,如汪賢裕基于委托-模型,提出了狀態觀測模型,并對信息不對稱問題作了貝葉斯分析,討論了不同觀測力度對人努力水平、風險成本和成本等的作用[10]。呂淘以委托理論為基礎,建立了銷售人員激勵的委托模型,分析了相關因素:如企業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企業銷售管理水平和品牌影響力、銷售人員的經驗、能力和風險規避程度等,對銷售人員報酬激勵機制設計的影響[11]。
其次,基于委托-理論,研究稅收逃避問題。這方面的研究文獻相對較少,比較典型的成果有兩位:其一,是Chen等在由一個風險中性的企業主與一個風險厭惡的管理人員所形成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基于委托-模型,考察了管理與控制缺失所導致的效率損失問題;分析過程中,沒有考慮政府政策,如加大稅收逃避懲罰力度會對企業主與管理人員的影響[12];其二,Crocker等在委托-關系條件下,分析了成本對于企業所得稅逃避的問題,著重考察了政府逃稅懲罰力度對于企業主與管理人員的影響[13]。
基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以下幾點不足:第一,稅收逃避與稅務籌劃盡管都可以降低企業的整體稅負,但由于“稅收法定主義”,兩者不可同論,已有關于稅收逃避的研究在建立數理模型分析時,將兩種行為進行割裂并沒有整體考慮,更沒有談及兩者的取舍問題。第二,已有研究在建模時僅考慮了單一所得的稅收逃避問題,沒有考慮到企業存在多種所得稅來源問題。第三,針對所得稅逃避會給企業收益帶來波動的特點,如何在委托-關系下,企業主設計相關契約以及采取何種措施,盡量規避人的稅收逃避行為,鼓勵其稅務籌劃行為。
基于上述分析,通過對“稅收征管機關-納稅人”之間的征納行為進行刻畫,將委托-關系作為核心要素引入研究過程,將稅收逃避與稅務籌劃雙重行為集中考慮,在納稅人存在多種應納稅所得的前提下,構建了不完全信息多階段博弈模型。進一步地,對無委托-與委托-兩種狀態分別進行分析,隨后進行比較,分析了委托-存在時的效率損失問題;同時分析了一系列稅收征管變量,如稅率、逃稅懲罰率、審計率等對于均衡變量的影響問題;最后,針對所得稅逃避會給企業收益帶來波動的問題,在委托-關系下,分析并得出了企業主通過設計相關契約及采取監督等措施,可以有效規避人的稅收逃避行為,鼓勵其稅務籌劃行為的結論。
2 模型
2.1 符號說明與模型假設
為簡化分析,進行如下符號說明與模型假設:
命題6表明,無委托-時,企業稅收籌劃的績效僅與稅率正相關,與稅收籌劃的邊際成本系數負相關,而與其他參數無關;在委托-時,企業稅收籌劃的績效不僅與稅率正相關,與進行稅收籌劃的邊際成本系數負相關,同時還與經理人員的絕對風險規避系數、逃稅懲罰率負相關,同時,與企業主對經理人員稅收逃避監督力度正相關。
需要說明的是兩點:①隨著企業主對經理人員稅收逃避監督力度的加強,由于企業主與經理人之間關于稅收逃避的信息不對稱開始下降,企業主越來越清晰地觀察到經理人員在稅收籌劃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同時經理人員所擁有的信息優勢變小,從而稅收逃避的機會變小。另一方面,由于監督力度加強,促使經理人員在高壓下工作,從而促使經理人員要求稅務管理分享份額β的提升,這進一步會促使經理人員開始謀劃合法的稅收籌劃方式。由此,隨著企業主對經理人員稅收逃避行為監督力度的加強,會促使經理人員開始謀劃合法的稅收籌劃方式來節稅。
②無論委托-,還是非委托-的情形,企業稅負的增加都會促使企業加強稅收籌劃以達到節稅的目的;但是政府在加大逃稅懲罰力度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打擊企業進行稅收籌劃的績效。
如表4所示,隨著χ1的不斷增大,E(m(χ1)]及n(χ1)逐步縮小,表明隨著企業主對經理人員的稅收逃避行為進行監督,可以有效降低經理人員稅收逃避的水平(命題4得證)。同時,隨著χ1的不斷增大,及12不斷增大,表明隨著企業主對經理人員的稅收逃避行為進行監督,會促使企業主與經理人員之間收益分成系數上升(命題5得證),同時也促使了企業稅收籌劃績效的提升(命題6得證)。隨著χ1的不斷增大,J及K不斷增大,同時12也在不斷增大,表明隨著企業主對經理人員的稅收逃避行為進行監督力度的加強,經理人員的成本及激勵成本都會顯著下降(命題8得證)。進一步地,隨著χ1的不斷增大,(11)與E(12)在不斷增大,Var(11)與Var(12)在不斷減小,表明隨著企業主對經理人員的稅收逃避行為進行監督力度的加強,管理人員的期望收益都會有顯著的提升,波動會有顯著的減小;在不考慮監督成本時,企業主的期望收益會有顯著提升,但無論如何期望收益的波動會顯著減小(命題9與命題10得證)。
[STHZ]6 結論[STBZ]
所得稅逃避會顯著降低納稅人稅負,不僅在微觀層面上擾亂企業間正常的公平市場競爭,而且在宏觀上導致稅款流失,有效降低政府財政收入水平、進而影響國民經濟持續、快速與健康發展。為此,各國都在進一步加強征管、完善稅收征管系統以圖弱化企業的所得稅逃避行為。正如論文數理分析所論證的:一系列稅收征管變量的經濟效應分析表明,稅率提升、逃稅懲罰率、審計率提升等確實會顯著地降低企業主與管理人員的期望收益,但卻會加大企業收益的波動幅度。可能的解釋是,政府加大稅收征管力度的同時,雖然整體上對于減少稅收逃避有顯著成效;但由于微觀主體的整體稅負加大,加之稅收征管措施在實施力度與范圍方面在不同地域有可能不太均衡,會進一步促使企業進行稅收逃避以減少稅負;從而引起收益的整體不均衡性。
論文通過數理分析進一步表明,無論企業主還是管理人員,對稅收逃避的認同程度越大,其給企業收益帶來的波動風險也越大。同時指出,在稅務征管力度日益加強,委托-關系日益普遍的情形下,為有效規避稅收逃避給企業收益可能帶來的波動風險,比較明智的做法是加大合法的所得稅稅收籌劃,規避非法的所得稅逃避行為。
論文在納稅人存在多種所得的前提下,構建了不完全信息多階段博弈模型,數理研究表明,企業主通過設計相關契約及采取監督等措施,一方面,可以有效規避經理人的稅收逃避行為,鼓勵其稅務籌劃行為;另一方面,可以提升企業主與管理人員的期望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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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要任務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質。認清了事物的本質,才能把握其運動的。因此,審計本質的研究在整個審計的研究中具有導向的作用,決定著整個審計理論的發展方向。
人們對審計本質的認識,據其深刻程度,大約可劃分為三大階段,即從“查賬論”到“過程論”再到“監督論”。也可以說,在審計本質認識上已發生兩次大的飛躍:
第一次是從“查賬論”到“方法過程論”的飛躍。
第二次是從“查賬論”和“方法過程論”向“經濟監督論”的飛躍,但這種變化并非質變。
筆者堅定地認為,審計在本質上是一種確保受托經濟責任全面有效履行的特殊的經濟控制。換言之,審計活動實際上是一種控制活動;審計行為實際是一種控制行為。而以審計在整個經濟系統中的作用來看,它實際是一種特殊的控制機制。筆者將這種審計本質認識論稱為“經濟控制論”或“經濟控制觀”。
之所以說審計的本質是控制,是因為審計本身就是作為控制手段而產生的,它與控制之間有著天然聯系和親密無間的血緣關系。“經濟控制論”的提出與確立具有重大意義。
第一,它更深刻、更準確地揭示了審計的本質。
第二,可以此為基礎構建全新的審計理論結構,促進審計理論的發展。
第三,有利于將控制論、信息論和系統論等科學新成就有機地運用到審計理論的研究之中,創造出更豐滿的審計理論;第四,更有利于審計職能作用的發揮,使其更好地為社會經濟服務。
審計理論結構基點及其要素
審計理論結構的構建基點可有三種選擇,即審計假設、審計目標和審計本質。筆者認為在需要大力發展審計理論的現階段,選擇審計本質作為整個審計理論結構的構建基點更為恰當。主要理由是:
(1)只有準確地揭示了審計的本質,才能把握住審計理論的發展方向。
(2)只有在審計本質認識上有所創新與突破,才能帶動整個審計理論研究的發展有質的飛躍。
審計的本質乃特殊的經濟控制。以此為出發點,筆者構建審計理論結構的基本思路是:
第一,需要研究審計這種特殊的經濟控制存在的基本前提,這在理論上即屬于審計假設的范疇。
第二,控制與目標緊密關聯,審計這種經濟控制必須有其特定的目標,因此,審計理論結構中應有審計目標這一要素。
第三,控制目標的實現必須依賴特定的控制手段與控制方式,因此,在以“經濟控制論”為基點構建的審計理論結構中必然有審計控制手段與方式這一要素。
第四,控制系統的運作和控制手段與方式之作用的發揮又必須通過符合特定質量要求的信息流動來實現,而且還須有約束與引導審計行為的控制規范(或標準),因此,審計信息與審計規范也自然構成審計理論結構之要素。
基于這種思路,筆者提出的審計理論結構由(1)“審計本質”、(2)“審計假設”、(3)“審計目標”、(4)“審計信息”、(5)“審計規范”和(6)“審計控制手段與方式”這樣六個要素構成。相應形成六大審計理論板塊,即“審計本質論”、“審計假設論”、“審計目標論”、“審計信息論”、“審計規范論”和“審計控制論”。該審計理論結構各要素之內在聯系是嚴謹的和符合邏輯的。“審計本質”要素處于該結構的最高層次,起著統馭整個審計理論結構的導向的作用:“審計假設”要素介于“本質”要素與“目標”要素之間,作為前提條件,支撐起審計理論結構大廈,具有基石作用,同時,又指導審計目標的確立。“審計目標”要素直接決定和制約著“審計規范”、“審計信息”與“審計控制手段與方式”這三個要素的選擇與確定,反言之,這三者都是直接服務于如何保證審計目標之有效實現的。當然,它們本身還得反映“審計本質”和“審計假設”的要求。
由此可見,該審計理論結構的建立是合理的,它是一套完全渾然一體、首尾相應的命題體系。
審計目標
“Accountability”一詞在我國20世紀8O年代有多種譯稱,如責任、受托責任、經管責任、經濟責任和責任性、責任制等。筆者在1989-1990年撰寫博士論文期間,綜合各種譯稱之優點并結合審計、會計之特點,將其譯稱“受托經濟責任”,并運用到博士論文之中,得到我的導師李寶震教授和閆金鍔、閆達五、楊紀琬、楊時展和郭道揚等多位會計、審計大師的贊同和充分肯定。隨后,“受托經濟責任”這一概念在我國審計與會計界得到廣泛。
受托經濟責任關系的存在是審計產生、發展之首要前提。審計的本質目標就是確保受托經濟責任(Accountability)的全面有效履行。不確立這一目標,審計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受托經濟責任的基本涵義是指按照特定要求或原則經管受托經濟資源和報告其經管狀況的義務。由此,我們可將受托經濟責任劃分為行為責任與報告責任兩大方面。從這一定義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受托經濟責任的實質就是按照特定要求(或原則)行事,其就是一系列的特定要求。從這些特定要求的來源看,它們來自委托人群體對受托人理想行為的期望與要求。由于委托人群體中的成員來自社會的方方面面,因而其期望與要求實際代表或反映了某種社會需要。從角度看,由于委托人的這種期望與要求是從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到復雜不斷發展變化的,因而受托經濟責任的內容也是由單一到多樣不斷擴展著的。
從行為責任方面,受托經濟責任的主要內容是按照保全性、合法(規)性、經濟性、效率性、效果性、社會性以及控制性和環境性等要求經管受托經濟資源,它們分別構成受托經濟責任的某個方面,即保全責任、遵紀守法責任、節約責任、效率責任、效果責任、社會責任以及控制責任和環境責任等;從報告責任方面來說,受托經濟責任的主要內容是按照真實性、公允性或可信性的要求編報財務會計報告或年度報告以全面反映行為責任的履行情況。
審計正是作為保證受托經濟責任之全面有效履行而存在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控制手段或機制。審計師通過其獨立、客觀、公正的檢查,對受托經濟責任的履行狀況予以確認,看其是否符合“全面有效”之目標要求,一旦發現偏離此目標要求之情形,即通過審計反饋進行直接或間接的糾偏,以促使受托經濟責任得到全面有效的履行。
審計假設
審計作為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現象,它的產生與發展必有其基本前提與約束條件。揭示這些基本前提與約束條件既是審計科學的首要任務,也是發展審計理論的必然要求,這也屬于審計假設研究的范疇。筆者認為,審計的基本假設可有五項,即:
①責任關系假設。
②正當懷疑假設。
③可確認假設。
④獨立性假設。
⑤有效性假設。
這五項假設代表了決定審計事物產生與發展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前提與條件,反映了審計最本質的東西。
(1)關于“責任關系假設”
該項假設認定各種受托經濟責任的確立與解除必須由獨立的第三者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定,充任這種第三者的人叫審計人,他所實施的行為活動就是審計。因此,受托經濟責任關系的存在是審計產生的基本前提或首要前提。
(2)關于“正當懷疑假設”
該項假設的基本涵義是,由于沒有充分的理由完全信任受托人的責任履行過程是全面有效的,沒有充分的理由完全信任受托人提供的說明其責任履行狀況的經濟信息都是真實、公允和可信的,因而,必須對受托經濟責任履行狀況及其表達信息之可信性進行審計。因此,“正當懷疑假設”的關鍵意義是明確了審計的直接原因,為實施審計明確了目標、提供了依據。同時,從“正當懷疑假設”中還可合乎邏輯地推導出審計上的一些重要概念或觀念,如應有審慎態度或應有審計關注,在權責劃分基礎上建立內部控制等。
(3)關于“可確認假設”
該項假設的基本涵義是,假定受托經濟責任的履行狀況可以通過收集、評價相關證據、驗證相關信息而得到確認。這包括三層意思:
第一,受托經濟責任的履行狀況是可以確認的。
第二,這種確認是通過收集與評價相關證據以驗證表征責任履行狀況的信息來實現的。
第三,為實現此種確認,必須要求確立審計標準,并實施恰當的審計程序。
這一假設非常重要。正因為受托經濟責任履行狀況是可以確認的,審計標準的制定,審計證據的收集與評價以及審計程序的實施才具有實際意義,否則,也就失去了實施各種審計手段之依據。因此,“可確認假設”是審計準則理論、審計程序理論與審計證據理論之基礎,也是審計中運用概率理論之前提和確立審計師責任界限的依據。
(4)關于“獨立性假設”
審計的獨立性是審計機構和人員排除干擾及個人利害關系,秉公實施檢查并提出客觀、公正的審計意見的一種特性。獨立性是審計之最根本的特征,是審計的靈魂。失去獨立性之審計也就不可能成其為審計。
“獨立性假設”的基本涵義就是假設審計機構和人員始終能保持其地位、精神、操作以及倫理上的獨立,并有能力排除各種干擾與約束,進行獨立審計。該項假設的重要意義在于確立了審計的本質特征,使之區別于其他檢查活動,成為一種自成體系的檢查活動,成為一門獨立的。該項假設是公認審計準則和審計職業道德中有關獨立性要求及道德行為概念的基本依據。
(5)關于“有效性假設”
該項假設的基本涵義在于假設審計師與管理部門之間不存在必然的利害沖突,即使有時存在,也可以避免或不至于妨礙審計行為的有效實施。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審計師與管理部門之間存在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利害沖突,那么,審計的獨立性就沒有保證,即使實施了審計,也失去了審計的本來意義。因此,“有效性假設”的確立為實施有效審計奠定了強有力的基礎,也進一步鞏固了“獨立性假設”的地位。
以上五項假設相互聯系,結為一體,共同構成了整個審計與實務的基本前提與條件。“責任關系假設”確立了審計存在的基本前提:“正當懷疑假設”解釋了審計直接原因:“可確認假設”提供了實施各種審計手段的基本依據:“獨立性假設”確立了審計的本質特征;而“有效性假設”則是實施有效審計的堅強后盾。
效益審計
審計在實現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即“兩個根本轉變”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幫助實現兩個根本轉變的最重要的手段或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沒有健全有效的審計手段,兩個根本轉變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兩個根本轉變的共同核心是效益問題,由此決定了經濟效益審計在促進兩個根本轉變中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應當發揮決定性作用。為了更好地適應兩個根本轉變的需要,更好地發揮效益審計在其中的作用,應當對效益審計的和重點作出必要的擴充和調整,即應當建立并實施“利潤目標導向審計”和“投資報酬率導向審計”相結合的新型效益審計,并促進審計重點由財務向效益的轉變。在財務審計中應當把企業經營成果(利潤)和投資報酬率同時予以披露,并對企業資產保值增值情況重點予以關注。
國家審計對國有企業的審計權
國家審計對國有企業的審計權本不應該是一個問題,但隨著國有企業審計環境的變化,它又似乎成了一個問題。筆者認為,國有企業的審計環境主要由經濟因素、民主因素、因素、文化因素和審計職業因素等構成。
國家審計對國有企業應該擁有審計權,其基本依據在于:
①國際審計慣例的要求。
②保證和促進公共受托經濟責任履行的需要。
③國家審計與審計固有差異所決定。
④充分的法律支持。
國家審計如何實現對國有企業的審計權,筆者提出了五個方面的選擇思路,即:
①國家審計應把國有企業審計作為重點來關注。
②通過進一步調整和完善法律制度,明確界定國家審計和社會審計在國有企業審計上的職責權限,使兩種審計協調配合,共同強化對國有企業的審計權。
③按照國有企業分類改革戰略,劃分國家審計和社會審計對國有企業審計權的實施范圍。
④國家審計對國有企業審計的重點逐漸由財務合法性和合規性轉向效益性,建立并實施“利潤目標導向審計”和“投資報酬率導向審計”相結合的新型效益審計。
⑤積極穩妥地推進國家審計對國有企業廠長經理的經濟責任審計制度。
企業制度與現代審計的關系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既定方向。現代審計與現代企業制度之間存在深刻的內在聯系。主要表現為建立基礎的一致性——財產(資源)的委托受托經營。以法人財產制度和有限責任制度為主要內容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建立在財產(資源)委托受托經營關系基礎上的。在此種關系中,委托人是財產的終極或原本利益所有者,而受托人是作為企業法定代表的經營者、管理者和決策者;委托人作為出資者對企業財產擁有終極所有權,而受托人作為經管者則對出資者投入的資本(財產)擁有法人產權,即獨立運作的經營權。
現代與現代審計也是建立在財產(資源)委托受托經營關系上的。此種關系即會計、審計理論上所謂的受托經濟責任關系(Accountability Relationship),即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系。在此種關系中,委托人將其財產(資源)托付給受托人并賦予其相應的行為指令(示)、報酬和權力;受托人接受委托并對其承擔特定的經濟責任(如管好用好受托財產)。對現代企業而言,此種受托經濟責任關系實際上是現代企業制度中法人財產制度與有限責任制度基本要求的邏輯延伸。
在受托經濟責任關系中,委托人希望受托人能夠誠實地、令人滿意地履行受托經濟責任,不僅要求實現其受托財產(資本)保值,而且要實現其財產(資本)的增值;而受托人也具有向委托人交待或表明其在誠實地、認真地履行受托經濟責任,以便繼續獲得委托(投資)的內在需要與動機。基于受托人的需要與動機產生了會計的需要,即借助于會計來反映受托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具體表現為:
(1)通過會計確認、計量與記錄,反映和控制受托經濟責任的具體履行過程,即經管受托財產的過程。
(2)通過會計報告總括地反映受托經濟責任的履行狀況。在實踐中,后者對于委托人來說更為重要,它是委托人了解受托人責任履行狀況的最基本的依據。
基于委托人的愿望和保證受托人會計反映的真實公允性(Truth and Fairness)或可信性(Credibility),產生了對審計的需要,即委托人借助于審計來控制受托人受托經濟責任的履行過程和狀況,以及受托人提供的會計報告的質量(即真實公允性或可信性)。在現實生活中,由于與受托人,特別是經營管理活動存在著法律上、空間上和時間上的分離性,以及專業知識障礙和時間、成本方面的若干限制,委托人往往不能直接控制受托人的責任履行過程和會計報告之質量,必須借助于一個獨立的第三者來實現這種控制,這即審計產生的重要原因。而受托人為了表明其責任履行情況并取信于委托人,也愿意接受此種控制。按審計動因理論中的“人理論觀”(Agency theory)受托人通過審計可獲得至少四方面好處:
(1)解除(脫)受托經濟責任。
(2)提高企業的社會聲譽。
(3)擴大企業對市場的力,增強盈利能力。
【摘 要】會計目標是一定社會經濟環境下的產物,它是溝通會計系統與會計環境的橋梁,它對于會計理論和會計實踐起著重要的導向作用。會計專業畢業論文本文通過對會計目標的兩種主要觀點“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的研究以及新舊準則對于會計目標的對比分析,提出了我國在新準則和新的經濟發展狀況下的會計目標定位。
【關鍵詞】受托責任觀;決策有用觀;新準則;會計目標
一、會計目標概述目標是指從事某種活動預期所要達到的結果,所謂會計目標,是指在一定會計環境之中,人們期望通過會計活動達到的境地或結果,屬于會計理論的最高層次,它是溝通會計系統與會計環境的橋梁,連接會計理論與會計實踐的紐帶,它對于會計理論和會計實踐起著重要的導向作用。在很多情況下我們所論述的會計目標特指企業財務會計的目標,或者說財務會計報告目標。人們對會計本質的認識不同,對會計目標的理解也就不同。會計目標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會計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特別是隨著會計主體的目標的變化而變化,由于現代企業的目標呈現出逐漸擴展與多元化的趨勢,企業會計所涉及的范圍也日益擴大,會計目標也有相應的發展。因此,正確的定位會計目標就顯得十分的重要,它決定著財務報告應當向誰提供有用的會計信息,應當保護誰的經濟利益,決定著會計要素的確認和計量原則,是財務會計系統的核心。
二、影響會計目標定位的因素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和教育等會計環境都對會計目標產生著不同層次和不同程度的影響。政治,法律和文化是影響會計目標存在以及能否發揮實質性作用的環境因素,其中,政治環境的影響最大,其次是法律環境,文化環境只是間接影響。經濟和教育是影響會計目標的定位環境因素。其中經濟環境的影響是決定性的,教育環境對會計目標定位的影響是次要的,間接的。其本質原因是各國的資本市場發展程度不一,由于西方發達國家企業融資方式的不同,決定了各信息使用者群體的力量對比和地位差異,也決定了會計目標定位取向的不同,形成了兩個代表性的觀點。即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
三、國外會計目標定位的兩種主要觀點
(一) 受托責任觀在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和資本市場不發達的階段,存在直接的委托和受托關系。具有明顯的委托方和受托方,直接監督易于實施,所以定期向委托方報告經營責任履行情況,確保資本的保值增值,成為這一時期的會計目標即“受托責任觀”。法國,德國和日本等幾個主要發達國家的會計目標屬于“受托責任觀”,它側重如實反映管理者受托管理企業資源的責任。
(二) 決策有用觀委托方和受托方的關系不是直接建立起來的。而是通過資本市場建立的,這導致了二者關系的模糊。在資本市場介入的條件下,資源所有者對受托資源有效管理的關注程度會降低,轉而更為關注所投資的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的風險和報酬。此時,會計作為第三方,其職責是為投資者,債權人以及政府等提供用于投資決策的有用信息。“決策有用觀”的代表性國家有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即“會計準則精英俱樂部”( g4 + 1 集團) 的成員。這種觀點側重提供高質量信息供使用者決策,尤其是投資、信貸決策。這兩種觀點的區別在于二者的立足點不同。受托責任觀強調會計信息服務的對象主要是企業的所有者。會計信息的提供應當滿足企業的所有者對企業的管理者監督和考核等。而決策游泳館則強調會計信息對利益相關者的作用。股東、債權人、政府機關等都需要會計信息做出科學和合理的決策。受托責任觀的服務對象是單方的,而決策有用觀的服務對象是多方的。但在某些方面二者還是一致的。委托人通過財務報告評價受托人對資源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這也是為了便于委托人檢查、評論受托人對資源受托管理責任管理履行情況,并做出是否繼續維持和終止委托、受托關系的決策。因此“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統一于“都要為決策者提供信息以減少決策者決策的不確定性”。
四、新準則下的會計目標定位2006 年2 月15 日以第33 號財務部長令簽發的基本準則屬于部門規章。基本準則的總則第4 條首次明確提出會計目標,新基本準則與1992 年頒布的基本準則相比,會計目標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首次明確提出了會計目標舊準則只是在一般原則中體現了會計目標,在第二章第11 條和第21 條中分別指出:“會計信息應當符合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要求,滿足有關各方了解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需要,滿足企業加強內部經營管理的需要”,“財務報告應當全面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而新準則在總則第4 條中明確規定:“財務會計報告的目標是向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提供與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的會計信息,反映企業管理層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有助于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做出經濟決策。”
(二) 對會計信息用途的側重不同舊準則中把“符合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要求”單獨列出并放在首要位置,強調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只能,這與1992 年當時的市場主體是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國家或政府,作為資產的所有者不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而是委托給經營者進行管理是分不開的。新準則更注重會計信息的相關性,規定“財務報告使用者主要包括投資者、債權人、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和社會公眾等”。概括而言,我國企業財務報告的目標是向財務報告使用者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其中,滿足投資者決策的要求是會計準則的主要目標,這明顯區別于舊準則。
(三) 引入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以可靠計量為基礎舊準則將會計目標定位于受托責任觀,信息使用者對于會計信息質量的要求傾向于可靠性和客觀性,因此在第19 條規定:“各項財產物資應當按取得時的實際成本計價。物價變動時,除國家另有規定者外,不得調整其賬面價值: 。新準則中則引入了公允價值這一計量屬性。在第42 條列出可以使用的會計計量屬性有:歷史成本、重置成本、可變現凈值、凈值、現值和公允價值,即建立以歷史成本計量為核心,多種計量屬性并存的混合計量屬性模式。這一規定是與我國當前的市場經濟的發展現狀相符合的且十分有必要的。
【參考文獻】
[ 1 ]《會計理論》課堂課件。
[ 2 ]會計專業畢業論文《財會月刊》2008 年第8 期。
[ 3 ]葛家澍著:《財務會計理論研究》第1 版廈門大學出版社。
第一條為推動我市科技進步和經濟社會的加速發展,促進科學技術的普及和推廣,促進科技人才的成長和提高,市人民政府設立**市自然科學優秀論文獎,每兩年評選一次。
為保證評選工作的規范化、制度化,參照《浙江省自然科學優秀論文獎評選條例》,結合我市實際,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市自然科學優秀論文的評選,堅持學術水平和應用價值并重,以及公開、公平、擇優的原則。
第三條**市自然科學優秀論文獎以精神獎勵為主,物質獎勵為輔。
第二章組織
第四條**市自然科學優秀論文獎評審委員會是本獎評選工作的領導機構(下稱市評審委)。市評審委主任由市政府聯系科協的副市長擔任,成員由市有關部門的主要負責人組成。
第五條市評審委下設若干個專家評審組,由相關學科、專業領域中學術造詣高、公道正派的專家組成。專家評審組的成員不作固定,每次從專家庫中選定。每個專家評審組人數不少于5人,其中至少3人應具有高級職稱。專家評審組設組長、副組長各一名。
第六條市評審委下設辦公室(簡稱市評審辦),負責市自然科學優秀論文獎評審的日常工作。辦公室設在市科協,辦公室主任由市科協分管該項工作的領導擔任。
第三章申報
第七條凡在**市的科技工作者和自然科學學會會員的論文均可申報。與市外人員合作的論文,我市作者必須是第一作者。外市作者受我市有關單位委托,承擔我市有關項目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申報,但需提供委托方的證明。
第八條申報評選的論文必須是在市級以上公開出版刊物上發表的論文,或在省級以上學術會議上交流并被選入學會正式刊印論文集的論文。
第九條申報評選的論文要求論點明確、論據充分、論證可靠、結論準確、文字簡煉、邏輯嚴密。凡屬綜述文章、考察調研報告、工藝文件、翻譯文章及出版的書籍等均不列入申報。
第十條申報評選的時間應為該次評選年限范圍的第一年1月1日至次年的12月31日。
第十一條申報評選的論文必須由第一作者提出申請,填寫《**市自然科學優秀論文申報評審表》(一律用中文書寫),申報論文文種為中文(外文版的須翻譯成中文)。市級自然科學學會會員的論文由所在學會匯總后統一向市評審辦申報;縣區自然科學學會會員的論文經縣區科協匯總后統一向市評審辦申報;沒有參加自然科學學會的科技工作者論文可以送同一專業的自然科學學會或市級主管部門匯總后向市評審辦申報;高校、省市科研單位科技人員的論文經所在單位推薦后直接向市評審辦申報。
第十二條數人合作的論文,申報作者最多不超過5人,署名次序應與時一致;以協作組、課題組名義申報的論文,必須署主要完成人名字,人數不超過5人。
第四章標準
第十三條**市自然科學優秀論文獎設一等獎、二等獎和三等獎,設獎數量比為1:2:3,原則上一等獎設10篇,二等獎設20篇,三等獎設30篇。實際評獎數量根據申報論文質量情況具體確定,可以少于上述獎項數,但不能超過。
第十四條評獎標準:
(一)凡在理論上、學術上處國內先進、省內領先地位,對經濟社會的發展能產生重大影響或產生重大經濟社會效益的論文;在科學實驗手段或技術上有重大革新或有發明創造的論文;對本學科發展有重大突破或在推動學科發展上有較大貢獻的論文為一等獎。
(二)凡在某一研究領域中有創新的觀點,其學術水平屬省內先進、市內領先地位;或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有較大影響的論文為二等獎。
(三)凡具有一定的學術理論觀點,其水平屬市內先進、行業領先地位;或有一定的推廣價值,對經濟社會的發展能產生一定影響的論文為三等獎。
第十五條在堅持評選標準的前提下,要兼顧工、農、醫、理、綜合交叉等學科的論文分布。對同一作者、同一研究領域的多篇論文,一般只可獲一項獎。第一作者為40周歲以下(含40周歲,指時的年齡)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同等條件下應優先入選。
第五章評選
第十六條評選工作按專家評審組初評和市評審委終評兩級進行。
第十七條專家評審組對論文進行評審,并對每篇論文進行評分(評分標準和辦法由市評審辦另行制定)。
第十八條市評審辦根據各專家評審組對論文的評分情況,從高分到低分排序后向市評審委提出評獎建議。
第十九條市評審辦向市評審委推薦一、二、三等獎建議論文時,應附下列材料:
(一)參評論文目錄清單;
(二)專家評審組人員名單;
(三)專家評審組評分匯總表及推薦為一、二、三等獎論文的名單。
一等獎論文原則上須附檢索報告。
第二十條市評審委對市評審辦提出的評獎建議進行審定。
第二十一條市自然科學優秀論文擬獎作品應當在市級主要媒體公示,公示期一般為10天。任何單位和個人對市自然科學優秀論文獎擬獎作品有異議的,可以在公示期內向市評審辦提出,由市評審辦組織進行調查,并提出處理建議,報市評審委作出處理決定。
評選結果報市人民政府批準,并發文公告。
第六章獎勵及經費
第二十二條評選工作經費和獎勵經費由市政府撥款。一、二、三等獎的獎金額度由市評審委確定。
第二十三條市評審辦向獲獎者所在單位書面通報獲獎結果,存入個人檔案,作為論文作者考核、晉升、評定專業技術職稱等的依據。
第七章紀律
第二十四條獲獎者如有弄虛作假、剽竊他人成果的,一經查實,市評審辦報請市評審委撤銷獲獎者有關獎勵,收回證書和獎金,并通知其所在單位給予批評教育或行政處分。
第二十五條獲獎者因著作權等引發的糾紛,按《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等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解決。
第二十六條參加評審工作的人員必須嚴格遵守評審紀律,認真執行評審標準,團結協作,秉公盡職,按時完成評審工作。
第二十七條評審人員如有等違反評審紀律的行為,一經發現立即給予其取消評審資格等處理。
第八章附則
論文關鍵詞: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負責人,業績評價
一、建立國有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評價制度的背景
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國有企業改革總體思路,并將其明確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目標。現代企業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相互分離。然而,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最終也導致了委托問題的產生。國有企業作為現代企業制度的組成部分,也同樣存在上述問題。那么,在如今的這種情況下,作為國有資產出資者代表即“大股東”定位的國資委應該如何正確的評價與考核國有企業的經營業績以實現出資人財富的最大化和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成了我們重點關注的問題。
對于經營性國有資產而言,沒有國企負責人經營業績的考核,也就無所謂國有資產的監督管理。作為國有資產出資者代表的國資委,必須通過考核國企負責人的經營業績來掌握國有資產的收益和保值增值狀況,實現對國有資產的監督管理,避免國有資產的流失。國資委對國有企業負責人進行的業績考核,是為了提高國有企業負責人的責任心和積極性,從而促進國有資產運營質量和效率。其目的是要把國有資產經營的責任落實到企業負責人,對國有出資企業實現的國有資產經營目標進行考核。
二、相關的理論依據
(一)委托理論
信息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把整個社會經濟關系歸結為委托—關系。即在執行契約的過程中人獲得某種私有信息企業管理論文,而委托人無法獲得這些信息,導致人的行為對委托人的利益造成損害。國有企業出資者并不直接支配資本的運用,而是委托專門的管理人員在滿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決定其資本營運。在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現象普遍存在的情況下,經營者的財務目標會偏離出資者的目標。為了充分調動經營者的積極性,實現股東財富的最大化,需要構建一套完整的經營者激勵機制,而激勵機制的基礎問題就是業績評價。
(二)超產權理論
泰騰郎(1996)、馬丁和帕克(1997)等學者,以競爭理論為基礎提出超產權論(BeyondProperty-Right Argument)。超產權理論認為企業效益主要與市場結構有關,即與市場競爭程度有關。在競爭比較充分的市場上,企業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益有顯著提高;在壟斷市場上,企業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益改善不明顯。國有企業是一種適應適應市場經濟制度的產權安排,效率的決定與產權形態、組織形式無關,只與信息的充分程度有關,而信息是否充分,不是由產權決定的,而是由競爭決定的。競爭可以讓企業經營者的努力與努力程度更加充分公開,從而做到更有效的監督經營者。
因此,根據超產權理論的觀點,只有對國有企業負責人進行公開、公平、公正的經營業績評價,將其置于一個相互競爭的環境之中,做到透明考核,明確國有企業負責人的責任,使國有企業負責人的努力成果和最終的考核結果相符,才能真正的將國有企業處于一個競爭的環境當中。如果沒有競爭,高效率企業的負責人和低效率企業的負責人都不會被淘汰,最終只會導致國有企業的停滯不前以及國有資產的流失,也無法實現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
(三)激勵理論
哈羅德·孔茨認為,激勵是指揮與領導工作的一項重要摘要把企業負責人的報酬和公司的經營目標聯系起來企業管理論文,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降低委托成本,最大可能的為股東創造財富。
三、我國國有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評價的現狀
2004年1月1日,國資委頒布實施了《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國資委令第二號)國資委按照此《暫行辦法》以出資人的身份對中央企業負責人進行業績考核。這一業績考核制度體現了:明確了評價主體是國資委———它行使國有資產出資人角色;考核對象是企業負責人;確定了“年度考核與任期考核相結合、結果考核與過程評價相統一、考核結果與獎懲相掛鉤”的制度規范;考核內容為年度經營業績與任期業績相結合。其中,年度業績核心指標為利潤總額、凈資產收益率;任期業績核心指標包括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三年主營業務收入平均增長率等。中央企業經營業績考核制度的全面推行,結束了中央企業負責人“有任命沒有明確任期,有職務沒有嚴格考核,薪酬同業績不掛鉤”的歷史,使業績考核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走上了規范化和良性發展的道路。部分地方國資委也建立了相似的國有資產經營責任制度,從而擴大了國有資產經營責任制的發那位,促進了地方國有企業的發展。2007年1月1日正式實施新修訂的《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國資委第17號令)。該辦法中年度經營業績考核指標和任期經營業績考核指標中的基本指標都沒有變化,分類指標由國資委根據企業所處行業特點,綜合考慮反映企業經營管理水平、技術創新投入及風險控制能力等因素確定。值得注意的是:經濟增加值將被引入業績考核。新的《暫行辦法》更加突出發揮業績考核在國有資產監管中的導向功能,注重把考核導向的重點放到提高目標管理水平、推動戰略管理、引入價值創造理念、提升可持續發展等能力方面。2010年1月1日又頒布實施了新的《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國資委第22號令)。年度經營業績指標仍然包括基本指標和分類指標,但基本指標有所變化,包括利潤總額和經濟增加值,正式將經濟增加值作為一項業績考核的指標。分類指標由國資委根據企業所處行業特點,針對企業管理“短板”,綜合考慮企業經營管理水平、技術創新投入及風險控制能力等因素確定。
四、我國國有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評價存在的問題
(一)偏重財務指標,忽視非財務指標
一般情況下,財務指標無法涵蓋影響企業業績的所以因素,尤其不能涵蓋那些對企業業績具有重要影響卻又難以量化的因素。我國目前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尚不完善,企業財務報表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在企業會計信息發生嚴重異常的情況(如數據失真等)或受外部環境因素影響程度提高的情況下,如果只偏重財務指標,所得的結果必然有很大的片面性。此外,目前對國有企業負責人的考核多以盈利能力指標為主企業管理論文,這會刺激管理者操縱盈利指標,比如凈資產收益率指標,在利潤總額不變的情況下,管理者有動機操縱分母,通過發行更多的債券和回購股票等方式,大幅提高凈資產收益率。財務指標過分依賴會計數據,容易引起國有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的不實。而采用非財務指標進行評價,可以從外部環境和非財務角度對財務指標評價結果進行修正和補充。
(二)考核程序不夠完善
考核指標確定后,如何科學地確定目標值是考核能否達到效果的關鍵環節。實際工作中,考核目標確定主要依據企業歷史數據,進行環比,并沒有真正與企業戰略、年度預算相掛鉤,更不用說向行業標準、國際標準靠攏。為確保完成業績指標,企業存在“雪藏”部分業績的可能性很大。此外,還缺乏嚴格的動態監管機制,對企業經營的具體過程缺少關注。企業經營業績考核不是目的,而是出資人履行權利,落實資產經營責任的一個重要手段。所以,考核不僅是對考核期經營情況算總賬,更要加強日常的動態監控,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做好企業經營業績動態監控,對于促進企業完成和超額完成目標,具有重要作用。
(三)考核體系不夠科學化
各地國資委對其管轄地區的國有企業都采取了統一辦法,統一考核的方式,但由于企業所處行業不同,規模不一,發展階段千差萬別企業管理論文,所有企業共同運用一個考核辦法,按照統一的考核體系和標準進行業績評價,很難做到合理科學的考核。處于不同環境的國有企業業績其結果的差異可能來自于行業差異,而不是管理者的經營能力和努力程度差異。如果國資委不區別所轄企業在壟斷性領城與充分競爭性領城的巨大不同,而以‘一刀切’的考核指標來獎懲,科學公正的目標肯定會打折扣。現有考核指標容易出現“鞭打快牛”的問題,各個企業行業、規模、現實條件、市場環境和業務起點等都不一樣,但面臨的基本考核指標都是一樣的。實際考核的結果,往往出現效益好的企業因起點高而達到的績效得分不高、起點低的企業績效得分反而高的現象。
五、對國有企業負責人業績評價的改進建議
(一)對國有企業負責人業績評價改進的必要性
效用是指對消費者通過消費或者享受閑暇等使自己的需求、欲望等得到滿足的一個度量,可以解釋一種經濟行為是否帶來了好處。國資委所轄的各個國有企業有其自身性質、所處行業以及競爭狀態等的差異,同時目前對國有企業負責人的業績評價基本上都采用了統一的考評辦法,缺乏差異化的評價,很多國有企業的負責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往往會有一些就職的偏向,導致一些沒有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出現了人才缺乏的現象。因此,國資委只有對當前的業績評價體系做進一步的改進,才能夠讓在不同國有企業中任職的負責人獲得的效用在同一條無差異線上,使其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能獲得相同的效用,以遏制有的國有企業人才缺乏的現象,促進國有企業全面健康持續的發展。
(二)改進的建議
1、重視對非財務指標的運用
非財務指標可以彌補財務效績評價導致的短期行為,有利于實現企業長遠利益最大化。非財務指標的設定考慮了創新能力、競爭能力等與企業戰略密切相關的因素。同時,非財務指標受會計政策的干擾較少,也能夠更加順應現代經營環境的需要。非財務指標的外延比較寬,但大致可分為客戶、員工、市場、內部業務流程、創新、社會責任等方面。在對國有企業負責人進行業績評價時可以引入一些諸如市場占有率、客戶滿意度、員工滿意度、技術創新、社會生態環保等的指標,將其與財務指標相結合,才能對國有企業負責人的經營業績給出綜合全面、科學嚴謹的評價,克服國有企業短期行為。
2、完善對國有企業負責人的考核程序
國資委應對國有企業負責人報送的年度經營業績考核目標建議值嚴格把關,了解是否存在低報目標值的現象。國資委在核定年度經營業績考核目標值的過程中,應根據“相同行業、相同尺度”的原則企業管理論文,結合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企業所處的行業發展周期、企業實際經營狀況等,對其目標建議值進行嚴格審核。此外,應加強對考核具體過程的監督與控制,建立相應的動態監控機制,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以激勵被考核者超額完成目標。
3、促進考核體系的科學化
了解各個行業以及企業各個發展階段的情況是國資委對國有企業進行業績評價的前提,國資委在制定國有企業業績評價體系的過程中應引入差異化業績評價的策略。在制定具體的考核方式時應當考慮被考核企業的特點、發展階段、戰略目標等因素,并結合行業的差異,建立能夠滿足不同需求主體、體現行業差異的多重權重的評價體系。與此同時,應明確規定每種具體權重指標體系的適用范圍及適用情況,并要求評價者在公布企業績效評價結果時,充分披露所采用的權重體系。
4、構建基于EVA的企業業績評價體系
現代企業制度下,要求建立一種符合資本效率有效發揮的新型激勵機制。即要在保證所有者財富增加的前提下,將價值創造的部分獎勵于經營者。EVA是經濟增加值的英文縮寫。它是公司稅后凈營業利潤與全部投入資本成本之間的差額,是所有成本被扣除后的剩余收入。它可以全面地衡量企業的經營業績,反應管理價值的所有方面,是為股東創造財富的關鍵驅動因素。目前新出臺的《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已在年底考核的基本指標中引進了EVA指標,使對國有企業的業績評價進一步的客觀化、合理化。各地國資委也應根據當地的情況積極的引入EVA指標,在對其經營業績做客觀、公平評價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機制,以促進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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