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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59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944(2012)12-0224-04
1引言
“旅游發展,規劃先行”是旅游開發的基本共識,鄉村旅游的健康發展必須依賴于優質的旅游規劃。從全國范圍看,鄉村旅游規劃存在著體系不完善、規劃市場不成熟、規劃經驗不足、規劃模式單一等問題。這些問題影響了鄉村旅游規劃的水平。
作為鄉村旅游的發源地,成都一直是我國鄉村旅游發展的排頭兵。和全國一樣,成都鄉村旅游規劃也存在不少問題。因此,成都市正在對鄉村旅游進行提檔升級。本文對成都市鄉村旅游規劃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在成都建設世界生態田園城市的新形勢下,尋求“反規劃”理論與成都鄉村旅游規劃的契合點,嘗試建立成都鄉村旅游“反規劃”模式。
2成都市鄉村旅游規劃存在的主要問題
2.1成都鄉村旅游發展現狀
成都的鄉村旅游可以追溯到1987年,當時郫縣農科村的農民,利用自己的庭院、堰塘、果園、花圃吸引城鎮居民前來度假休閑,附近農民紛紛仿效,“農家樂”從此遐邇聞名。2003年成都錦江區三圣花鄉成功開發的“五朵金花”成為成都鄉村旅游的知名品牌和名片。之后又出現了諸如“龍泉國際桃花節”、“蒲江櫻桃節”等鄉村旅游品牌。此后,成都很多地方紛紛效仿農科村和三圣花鄉,鄉村旅游迅猛發展,但很多都是簡單模仿,沒有因地制宜,使得成都鄉村旅游出現了資源雷同、季節性過強、特色不突出等問題,難以形成具有疊加效應的鄉村旅游品牌。
目前,成都市正在對鄉村旅游進行提檔升級,圍繞成都城鄉建設一體化、全面現代化、充分國際化的世界生態田園城市目標定位,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農民持續增收為目標,按照“模式決定產品,產品決定政策”的發展思路,堅持品牌化、標準化、特色化的發展路徑,突出“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總體定位,不斷豐富產品類型,逐步轉變發展方式,持續推進品牌建設,整體提升鄉村旅游的產業競爭力和市場影響力,實現“以旅促農、農旅一體”的發展新格局[1]。
2.2成都市鄉村旅游規劃存在的問題
目前,在鄉村旅游規劃實務中,存在著諸多誤區,如:規劃動機不正確,規劃單位良莠不齊,規劃過程不嚴謹,規劃可行性分析不夠,規劃缺乏特點和亮點,規劃評審小組行政官員多或內行失聲現象嚴重等[2]。部分成都市鄉村旅游規劃也存在以上問題。此外,成都市鄉村旅游規劃還存在以下問題。
2.2.1同質化嚴重,缺乏自身特色
成都鄉村旅游多以農家樂為主體擴散發展,部分有農家樂的地方,規劃人員依葫蘆畫瓢,摘抄其他的規劃文本,對鄉村旅游規劃的前期準備工作如資料的搜集、項目所在地周邊環境分析以及項目自身獨特性的分析等做得不詳細、不系統,缺乏對項目所在地旅游資源的深度挖掘,致使規劃寫出來的文本大同小異,旅游項目和旅游產品同質嚴重,特色不鮮明。
2.2.2規劃中城市化、商業化、人工化痕跡明顯
部分規劃人員對鄉村旅游規劃研究不深入,過于浮躁,片面地將城市建筑大量無選擇性地移植到鄉村旅游中,一規劃就得要有現代化建筑、現代化娛樂設施以及大廣場等,而忽視了鄉村旅游的精髓:鄉村的土色土香、原汁原味、返璞歸真,使得鄉村旅游規劃顯得過于城市化、商業化,大量的人造景觀取代了鄉土自然景觀,使旅游體驗質量大打折扣。
2.2.3規劃區內部與外部環境差異巨大
目前很多鄉村旅游規劃區對周邊環境的建設不夠重視,景區內標識牌明顯、道路干凈暢通、環境質量高,規劃紅線范圍外就出現道路破爛不堪、標識系統缺乏、環境破壞嚴重等現象,規劃過于強調規劃區內的打造而忽視了周邊環境的延續性、協調性。
2.2.4重經濟效益,輕生態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
鄉村旅游中生態環境是吸引游客的核心和靈魂[3]。部分鄉村旅游項目在開發過程中,對鄉村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給當地居民傳統的生活習慣、民俗文化帶來了負面影響,降低了原有清新自然的帶泥土氣息的空氣品質,河流溪水被污染,農田景觀喪失,鄉村傳統的民俗文化和生活方式被城市文化同化。這是對鄉村旅游的顛覆,使鄉村旅游失去了原本的核心吸引力以及對客源市場的核心競爭力。
3解讀“反規劃”理論
3.1“反規劃”理論的產生背景
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擴張,城市規劃者并不能很準確地預測城市的發展速度和規模,傳統城市規劃僅僅依賴“規模—性質”為依據的城市規劃體系,這種規劃模式已經不能適應城市發展。于是國內眾多學者紛紛尋求解決之道,俞孔堅、李迪華等人研究了不同觀點后,結合自己的城市規劃的經驗,提出了“反規劃”理論。該理論被提出以后得到了較為廣泛的關注,分別有城鄉規劃、風景旅游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等領域的學者對該理論進行了研究,并嘗試將其適當引入到本領域的現有規劃體系中[4] 。
“反規劃”理論為城市規劃的發展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對傳統的基于發展計劃的規劃在方法論上指出了根本性的改革出路。傳統城市規劃強調建設規劃論,即規劃建設區域,而環境生態規劃只是作為專項規劃,是為建設服務。“反規劃”則是強調不建設規劃論,旨在優先考慮生態基礎設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EI)的建設,走向主動為富有生命的土地和城市整體的安全和健康而進行的規劃[5]。
3.2圖解“反規劃”理論
傳統規劃思路[6]和“反規劃”思路[7]分別見圖1和圖2。
通過圖1和圖2的比較可以得出:“反規劃”是一個與自然過程、生物過程和遺產保護、游憩過程緊密相關的,預設的、具有永久價值的網絡;是大地生命肌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反規劃”理論可以從下面3個角度來認識。
(1)反思現城市發展過快的現狀:城市化進程過快城市發展過速帶來的系列問題已經越來越突出。
(2)反思傳統城市規劃方法:原有的城市規劃方法如不進行完善和深化,勢必影響城市化進程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3)推崇反向的規劃流程:和傳統的規劃流程相反,先修建生態基礎設施,保持大地的健康,保證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待城市化進程。
3.3“反規劃”理論的應用
“反規劃”理論最初主要應用于城市規劃,此外在區域旅游規劃、新農村建設方面也有觸及。通過以俞孔堅教授為首的一批專家學者的努力,“反規劃”理論在城市規劃中已經有了不少實踐作品,比較成功的有浙江臺州城市規劃案例,此案例中為實現城市空間發展目標,體現城市環境要求,將城市規劃區劃分為禁建區、限建區、適建區和已建區,并制定相應的空間管制規定,將生態功能進行規劃,主要分為生態保護區、生態廊道、生態緩沖區、生態協調區和城鎮建設區[8]。這一案例獲得了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頒發的規劃榮譽獎。近年來,部分旅游學者開始思考“反規劃”理論如何應用于旅游規劃。梁振然等人借鑒“反規劃”理論框架,采用逆向的規劃方法,提出負的規劃成果——景區不可建設區域即生態基礎設施[9]。葉舒娟等人引入“反規劃”思想,針對傳統規劃方法給鄉村旅游帶來的不利影響,強調“反規劃”在鄉村旅游規劃中應用的必要性與可行性,探析了“反規劃”思想在鄉村旅游規劃中的運用[10]。
4“反規劃”視角下的成都鄉村旅游規劃
4.1成都鄉村旅游規劃需更加注重生態本底建設
隨著世界生態田園城市戰略目標的提出和實施,成都市鄉村旅游發展的生態要求越來越高。據成都市城鄉建設委員會的規劃,成都建設世界生態田園城市理想的城市形態是“青山綠水抱林盤,大城小城嵌田園”[11]。成都作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經過了9年多的努力,城鄉統籌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鄉村所扮演的角色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原來為城里人提供農副產品和旅游休閑的場所,變為城市形態發展的本底。順應成都建設世界生態田園城市的大趨勢,成都鄉村旅游規劃應融入“青山綠水抱林盤,大城小城嵌田園”的城市形態,更加注重和強調規劃中生態本底的建設和延續。
4.2“反規劃”理論與成都市世界生態田園城市建設
的要求相契合“反規劃”理論強調生態基礎設施的建設,旨在先為城市鋪上生態本地,然后再在上面作出城市持續健康發展的宏偉藍圖。成都建設世界生態田園城市要求的自然生態本底是“山、水、田、林”。山是龍門山和龍泉山;水是岷江水系和沱江水系;田是都江堰自流灌溉區、優質農田;林則是川西林盤[12]。成都建設世界生態田園城市理念中也提出將生態本底與文化魅力相融合,以自然山水田園休閑為導向需求,以田園城市為啟動,保留鑲嵌在都市邊緣的鄉村別具特色的田園景觀,提升景觀吸引力,突出“鄉土、生態、情趣”三元素,打造新田園城市,從而達到鄉村景區化。這些生態本底是成都鄉村旅游能如火如荼發展的資本,也是成都鄉村旅游賴以持久發展的根基。所以保護好生態本底才是成都鄉村旅游發展的必經之道,也是建設生態田園城市的基本要求。
4.3“反規劃”理論在成都鄉村旅游規劃成功案例中
的應用三圣花鄉是成都鄉村旅游規劃中較為成功的案例。三圣花鄉位于成都市錦江區三圣街道辦事處,距成都市區二環路約5km,是一個以觀光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為主題,集休閑度假、觀光旅游、餐飲娛樂、商務會議等于一體的城市近郊生態休閑度假勝地。“三圣花鄉”以“花文化”為媒,打造了春有“花鄉農居”百花爭艷、夏有“荷塘月色”綽約風韻、秋有“東籬菊園”含蕊迎霜、冬有“幸福梅林”傲雪吐芳的四季主題景區,以及以農耕文化為主題的“江家菜地”景區。2006年4月被國家旅游總局評為“國家AAAA級旅游區”。三圣花鄉的成功可以歸結為規劃者的長遠目光和對鄉村旅游本質的把握。三圣花鄉規劃之初,紅砂村放棄了修建五星級酒店,而是將當地民居統一改造成白墻、青瓦的川西民居,因恢復創新獨具格調的川西民居建筑群,春花爛漫時節,在鮮花的簇擁下,座座川西民居風格院落盡顯古樸和清麗,政府就造出了“花鄉農居”;在鄉村旅游吸引物的打造上因地制宜,梅林村以前就有種梅花的習慣,政府打造出了“幸福梅林”;江家堰村以種菜為主,政府便打造出了“江家菜地”;駙馬村的“東籬菊園”,政府先是讓本村大田全部種上,然后再改造當地民居為帶點西式的建筑,以陪襯的洋派氣質;萬福村有在大田種藕的習慣,政府就打造出了“荷塘月色”。 五朵金花的依次綻放,并沒有只是曇花一現,而是朵朵爭艷,達到了疊加的效果。從“反規劃”理論分析三圣花鄉的旅游規劃,規劃的起步是先為規劃區域鋪好了生態本底,再在上面畫出了這五朵金花。在規劃中,不是注重當地有多少新建的或現代的旅游吸引物,而是注重有多少特色的、純真質樸的和原汁原味的鄉村旅游吸引物。因此,吸取正反經驗,借鑒“反規劃”理論的精髓,審視成都鄉村旅游規劃的現狀,展望以后的發展方向,有必要思考以下問題。
(1)反思成都鄉村旅游出現的問題:鄉村旅游在基礎設施的建設完善上遠不及成熟景區,在給游客提供的旅游服務上也遠不能滿足游客越來越高的需求,也就是目前成都市鄉村旅游面臨的提檔升級的問題。
(2)反對成都鄉村旅游規劃重經濟效益忽視生態效益:無論是適應成都建設世界生態田園城市的要求,還是從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原則出發,成都鄉村旅游規劃都應先做好生態基礎設施的建設,在規劃設施過程重視生態效益。
(3)逆向規劃流程:先單獨規劃建設生態基礎設施,推行四線(紅線、綠線、藍線和紫線)管制,保護不可再生資源,然后才規劃建設區域。
(4)生態基礎設施的建設:“反規劃”理論的規劃成果是建立起生態基礎設施作為本底,讓成都鄉村旅游始終在這個本底上規劃發展。
5初步建立成都鄉村旅游“反規劃”模式
5.1成都鄉村旅游“反規劃”模式
根據以上分析,把“反規劃”理論引入成都鄉村旅游規劃中,本文試圖建立成都鄉村旅游“反規劃”模式(圖3)。該模式是對傳統鄉村旅游規劃流程的逆向分析,優先考慮景觀安全格局,先進行非建設區域(綠地、湖泊、林地、農田等)的規劃,再進行建設區域的規劃,建設區域的規劃必須以非建設性區域的規劃為前提,從而營造出良好的生態本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5.2成都鄉村旅游生態基礎設施的建設
“反規劃”理論中,生態基礎設施的建設包括:維護和強化整體山水格局的連續性;保護和建立多樣化的鄉土生態系統;維護和恢復河道的自然形態;保護和恢復濕地系統;將城郊防護林體系與城市綠地系統相結合;建立綠色文化遺產廊道;開放專用綠地,完善城市綠地系統;溶解公園,使其成為城市的綠色基質;建立鄉土植物苗圃;溶解城市,保護和利用高產農田作為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10]。成都鄉村旅游生態基礎設施的建設,應該強調成都自然生態本底“山、水、田、林”的相互融合;成都鄉村旅游資源繁多,各地應該因地制宜,根據當地的環境氣候以及鄉土文化開展具有自身特色的鄉村旅游,打造出品牌效應,避免品牌雷同;在規劃建設中,應保護和利用好高產農田,保持鄉土氣息;在景觀打造時,盡量采用本土植物,可以減少投資成本,保持本土性,避免生物學中外來物種入侵給當地植被造成生態災害;在規劃建筑時,應與本土景觀相融合,避免格格不入,過于突兀,成都的川西林盤足以體現成都鄉村的原汁原味,鄉村旅游開發時應盡量保護和開發林盤旅游。
6結語
一個新理論的融入需要不斷地實踐和改進才能真正成為具有可行性和指導性的理論。“反規劃”理論是在城市規劃基礎上提出的,起初就是為城市規劃服務,將它運用到鄉村旅游規劃乃至具體到成都鄉村旅游規劃,尚只處于理論借鑒階段,要想“反規劃”理論真正能融入到鄉村旅游規劃中還任重而道遠。
成都鄉村旅游規劃必須順應成都市建設世界生態田園城市的要求。“反規劃”理論旨在將區域的自然、人文和生物過程作為優先考慮的對象,這與成都市自然生態本底是“山、水、田、林”相吻合,使得“反規劃”理論在成都鄉村旅游規劃中的應用具有高度可行性。成都鄉村旅游“反規劃”模式需要在實際中不斷總結和深化。
此論文為《鄉村旅游規劃技術創新推進統籌城鄉發展的研究與應用》(成都市科學技術研究成果,登記號為9562011R0028,獲成都市2011年科技進步獎三等獎)研究項目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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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藝術特征是多元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1屆大會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多樣性宣言》明確提出:“文化多樣性對人類來講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遺產”(中國文化報,2001-11-7)。當代審美的標準,從理性的審美原則轉向了對審美過程的感性表達,因地域、民族、生活水平的不同,審美過程的感性表達激發了各種不同形態的藝術觀念,美的意義就有了多元化的表述。
George Santayana將現代美學流派分為三種,感覺美學(Sensory Aesthetics)、形式美學(Formal Aesthetics)、象征美學(Symbolic Aesthetics)。感覺美學側重人的內省分析(李道增, 1999:163);形式美學建立在符號論的語構模式,即美是由產生美的形式的必然結果;象征美學來自對環境所表達的含義引起人們的愉快聯想,對環境符號的自我認同。美學標準的分流使古典藝術走下了神壇,不再奉行一種靜態的、優美的、符合經典構圖的形式。藝術作為客體的規范化,轉向對審美主體的主觀認知過程。美的標準不是一種教條,不只是對具體美好事物的描繪,人類對美感的逐步認識過程,成為現代藝術逐步剝離的審美源泉,成為追求美的每一個藝術片斷,引發了各種門類的藝術表現。就是說藝術從靜態的美學形式變成對美的動態認識過程的重視。就像黑格爾強調生命是一種變化過程,其實質就在這變化過程本身。園林藝術不能只是成為一種被“異化”的目標,不只是要擁有一片按“美的形式”設計的街道花園,一座噴泉。美的園林藝術意義在于營造自然的戶外生活本身,使人感受到美好的形式下蘊藏的自然與人的和諧之美。
2形式多變的綠地園林設計作品
城市園林景觀藝術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和文化形態,不可避免地帶有當代藝術多元化的特征,受到其他文化藝術形態的影響。對當代園林多元化的空間表現,基本上可從園林文化、社會秩序、自然生態三個主線出發,設計師憑著對社會現實的觀察,要么遵從,要么扭曲,要么折中,傳統園林的藝術風格與現代藝術全球化的浪潮不斷碰撞出火花。麥克哈格的生態分析理論、彼得·沃克的極簡主義構圖、施瓦茨的波普藝術手法,丹·凱利的規則式網格園林,巴拉干的色彩構成,哈格里夫斯表現非常態自然過程(暴雨、臺風)的張力,是符合20世紀60年代生物多樣性理論催生的文化多元化,導致90年代追求個性張揚的各自表述藝術潮流的。
園林美學意義的擴展,使評價園林藝術的美不只局限于園林空間的經典構圖。西方文藝復興確立的黃金分割與透視審美標準,到法國古典主義園林時達到了極點,一切都是經典審美規范產生的形式。一直到英國風景式園林的崛起,用自然美逐步取代了人工美。到了現代,自然風景式園林脫胎于風景繪畫的構圖美,又被現代園林藝術視為古典,審美標準被機械的人工美感所代替。園林設計師更是被現代主義的審美信條所激發,窮盡人工的形式,把園林當成一種生產線上下來的產品,有明確的線條、功能,充滿機械僵硬的形式、質感。到了80年代后現代主義風尚流行起來,園林還是表現著較多的人工造型,但是有了許多的不確定空間構圖,怪異的符號和線條扭曲錯織在一起,反映出園林設計師內心深處對人工形式與自然形式審美標準的錯位與掙扎。特別是線形公共開敞空間的園林,多處在廣告、建筑、汽車嘈雜的鬧市當中,很多情況下設計師的心態也會被這些人工物的表現形式所左右,被這些流于表面的審美標準所驅動,將自然當成一種人工形式窮盡變化,拆解組合。
在這些天才設計師的妙手下,線形公共開敞空間園林有了許多新的面具,市民也就在這些形式多變的園林空間里尋找大自然在膨脹大都市里留下的歡樂、嘆息與希望,暫時拋棄各種時尚的念頭,感受著自然與人之間和諧的根本命題。
穆拉色(Robert Murase)擅以用各種石材塑造有意義的現代園林景觀,其代表作是波特蘭河濱公園日裔美籍人紀念廣場(見圖1)。在彎曲的園路邊和斜坡上散置一些巨石,象征日裔的移民世界,美國人權法案“總統與國會道歉咨文”與其他祈求和平的日文詩詞刻在其中12塊石頭上。“100株櫻花呈兩排列植于河岸草地上,春天美麗的花朵與粗糙沉重的石頭形成對比,代表今天的美好與歷史的沉重,警示后人不要讓(二戰)歷史重演”(王向榮,2002)。
哈格里夫斯對地形的塑造不同于那些風景如畫的起伏微地形,他把早年觀察到的龍卷風席卷地面的大自然的巨大張力隱喻在地形設計里,表現自然的動感、力量。在加州燭臺角文化公園里迎著主風向在“風障土丘的中間切開一道缺口(見圖2),順應著風的主導方向,一直伸到水中,形成一個開敞的迎風口……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用心靈去體味自然的場所”(王向榮,2002)。
當人們迎著風道走向海邊時,臨近風口會感到強勁的風拂面吹來,海面視野逐漸張開,海的感覺越來越明顯。回首望去,走過的狹道像是風的通道,大海是被強風帶過來的。風之門的設計意念要使用的人意會才行,不是形式的構圖,有“禪”境的頓悟(見圖3)。
將地形塑造與現代藝術思潮緊密結合的高手還有瑪莎·施瓦茨,她將女性特有的細膩和對時尚文化品位與園林設計藝術綜合在一起,通過她深厚的藝術背景,把地形設計變成了波譜到達達主義“時裝”的演出。聯邦法院大樓前廣場隆起的23組水滴形草丘象征著當地一種“drumlin”地形(王向榮,2002),上面種植小松樹。實際廣場底下是停車場,種植池只能高出地面,施瓦茨的設計巧妙地應用象征手法將高出地面的種植土與當地有特征的地形聯系起來,解決了種植功能問題,又達到藝術創作目的,放置在地上粗壯的原木也象征著當地木材工業(見圖4、圖5)。
美國景觀大師哈普林認為在都市環境中按自然體驗來設計,就要將自然抽象,而不是簡單的抄襲。哈普林在高速公路公園用巨大的塊狀混凝土堆成錯層平臺,利用疊水瀑布“創造了一個水流峽谷的印象,將車輛交通的噪聲淹沒在水聲中”(王向榮,2002)。哈普林構筑臺地的材質是人工的,形態卻是自然峽谷的抽象,奔流的疊水、瀑布仍是自然的趣味(見圖6)。
圖6西雅圖高速公路花園疊水設計
園林設計師佐佐木葉二在橫濱港灣地區海濱公園的地形設計時(見圖7),用平行弧形起伏的地形重現了海邊波浪層層疊嶂的形態,體現了他一貫堅持“把自然作為作品特色的主基調,……讓人們充分體驗到這個地區特有的自然景觀與文化內涵”(章俊華, 2002)。
在佛羅里達國家銀行廣場設計中,丹·剴利(Dan·Kiley)接受建筑師的建議,將整個外部場地用45米見方的鋪裝來鋪滿,模仿建筑立面的開窗模數,形成了場地整體的網格空間,網格是城市道路向場地西邊河流的延續。每四條鋪裝石板的交頭是透草的,草地仍然透過鋪裝,感覺上是隔而不絕(見圖8、圖9)。廣場的道路系統是城市道路網絡的延伸,四條貫穿廣場的道路和兩邊的樹形成更大的網格空間。廣場內的水池、花園椅等設施均布置在網格邊上,與植物、鋪裝、草坪塑造極富韻律網格空間,隨意散布的800棵桃金娘樹與不定時噴發的噴泉是廣場上活躍的因素,與網格空間的嚴謹形成對比。夏建統評論道:“佛羅里達國家銀行廣場景觀是最體現丹·剴利‘文脈—結構—韻律—神秘感’的設計過程”(夏建統, 2001)。
3現代園林景觀職能多元化推動設計市場的細分
現代城市綠地多元化功能形成了相適應的市場需求細分,改變了以往認為園林就是綠化的單一市場概念。目前城市綠地園林功能首先在城市人文尺度上體現了傳統與現代對話并存,如北京頤和園作為一個傳統風格的皇家園林,仍然起到北京西郊山水公園和旅游景區的功能,對北京的城市環境以及旅游市場有著積極的貢獻。二是城市舊城更新積極打造文化名片,往往是景觀設計先行,改變了街道風貌形象,激發了地段的活力,進一步推動了整個舊街區的城市化發展,如上海新天地項目。三是城市規劃論文綠地系統對在日益惡化的城市生態環境氣候的調節發揮更大的作用,如目前熱炒的海綿城市綠地設計理論,綠地的蓄水不僅補充城市日益降低的地下水位,也避免城市板結化后形成的內澇問題,進一步緩解了城市熱島現象。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面對城市建設給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孟兆禎院士認為現階段城市進入“生態環境建設階段”,園林設計師要“以人造自然彌補城市原真自然環境的不足。……為人類保護大自然的生態環境和以人造自然改善城市的生態環境和景觀”(孟兆禎,2003:77),這是當代中國園林設計師的天職,也是擺在園林市場面前的根本命題。
城市綠地園林景觀,有著自然的屬性,也有人工的屬性,體現自然的精神,也帶著人文的意旨。但園林的藝術形式不能脫離自然的屬性,人工自然是園林藝術的母體,不能離開自然的先決條件去談藝術。城市綠地園林設計,例如街旁綠地與帶狀公園關系著城市生態廊道、市民日常戶外生活環境的質量,雖然在公共綠地里分量很小,意義卻很重大。特別是這兩種綠地四周多是建筑,更可惜的是豐富的地形條件多被三通一平,給造景的條件最為苛刻,設計師更要以恢復改造自然生態環境為天職,在密集的空間里營造咫尺森林、悠然勝境的景觀效果。
中國現代城市綠地園林景觀脫胎于傳統園林空間布局、造型手法,帶有現代藝術主觀審美對城市公共開敞空間客體自然的重新塑造,不是自然景觀的簡單再現,更深入到人與自然之間和諧關系的探索,帶有民族園林審美的理想與范式,也帶有設計師的人格靈性,借園林景觀表現“自我”。面對嘈雜、浮躁、奢華的社會,現代城市綠地園林景觀更應表現出都市綠洲應有的寧靜、清新、素雅,讓人們勞頓的心靈有個輕松愜意的去處。緩坡、青石、草坪、流泉、綠樹、鮮花、小徑,傳統的構園要素經過創意的組合,同樣能體現新的園林形式,表達新時代藝術氣息的園林意趣。
空間造景的手法緊跟時代藝術思潮的發展,走向了市場多元化。當然,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基本命題沒有變。在這個前提下,城市綠地園林設計與城市規劃、建筑設計一道,相互借鑒,共同塑造著城市街道綠地和綠道園林景觀,營造著城市日常戶外生活的場所。現代城市園林景觀的藝術風格首先是表現自然美,同時帶有民族地域文化的審美理想,也要表達設計師對自然和城市根本尺度的把握,借園林形式表現自我,以景生情,以情動人,達到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具有風格與人格完美結合的多元化魅力。
4結論
城市綠地園林是中國城市化進入綠色增長時代的市場熱點,如何在大量急迫的生產任務中發展中國傳統園林藝術,吸收國外優秀的理論和范例的經驗,體現場所景觀文化特征和改善生態環境,需要從業人員有冷靜的心態,不要急于求成和急功近利,首先要有文化自信,勇于創新,因地制宜地設計與創作。中國城市綠地園林景觀將借助市場的推手,以傳統園林藝術為本,以園林景觀塑造城市文化風貌,體現時代精神,切合市場的多元需求,給現代中國城市新型城市化帶來綠色增長的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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