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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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法學基礎理論教育 法律認知科學 實驗 教學步驟
法學基礎理論教育是法學教育的基石,由于其所涉及的理論問題眾多,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交叉較多;長期以來,深受哲學、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影響;最近一二十年又受到了經濟學的重大影響,因此,傳統法學教育以講授、探討為主,后來受到社會科學的影響,加入了社會調查和經濟分析演算的模式。但是,法學教育與自然科學存在一定交叉,也能進行一些實驗課程,典型就是犯罪學、偵查學方面的實驗研究。在法律心理學方面,不僅能夠進行法律心理學的社會研究,還能夠進行生理、心理學方面的實驗研究,典型的就是從事“法律與認知科學”交叉問題的實驗研究。本文以“法律認知科學”(法律認知心理)實驗為例,對法律實驗問題進行探討。
法律屬于社會科學,作為法律基本理論的法哲學問題則既屬于社會科學問題,又屬于哲學問題。所以,法哲學屬于人文社會科學。法律認知科學是指運用認知科學的一些理論和方法對法哲學的基本問題進行研究;法律認知科學是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人文社科的法哲學問題,其屬于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銜接。
與傳統的法哲學講授、討論的方法不同,法律認知科學也可以采用實驗的教學研究方法。但是,法律認知科學實驗與自然科學(醫學和生物學)實驗有本質區別。一般的醫學和生物學實驗是研究生命體的生理狀況和病變的醫治問題,而法律認知科學的實驗則是運用醫學或生物學的手段,研究法律決策中生理心理過程,研究人文社科問題的生理基礎。
法律認知科學實驗的教學步驟如下。
一、實驗之前的課程講授
1.相關法哲學理論的講授。法哲學理論的講授,主要是介紹現有的一些法哲學流派和主要的法哲學觀點爭議,這為日后提出問題奠定了基礎。法律認知科學的實驗設計主要是運用生理實驗解決法哲學問題或者部門法的主要問題,所以人文社科問題是實驗的目的之所在。很多法律認知科學的生理實驗流程大同小異,運用的設備相差無幾,但是其所解決的法哲學問題卻大相徑庭,所以,相關的法哲學理論的基礎必須夯實,否則實驗就是無的放矢。
為了進行“法律認知科學”的實驗,就必須讓學生選修“法哲學”、“西方法律思想史”和各個部分法的法哲學課程(如“民法哲學”、“刑法哲學”、“訴訟法基礎理論”等課程)。為此,我們開設了“西方法理學”和“法哲學”等課程。通過相關法哲學課程的講授,并組織學生對部分重點問題、爭議問題進行詳細分析,提煉出核心爭議之所在,由此設想日后可以進行實驗的粗略方案。這一點也是體現“認知研究”與“治療研究”之間的區別,體現我們研究的人文社科的目的指向(而非一般的自然科學或醫學意義)。此外,我們還為法學碩士生開設了“神經元法學”和“法律認知科學”等課程,對此類問題的探討更為專業、細致。
2.聯系醫院的醫生前來講課。由于課程具有跨學科性質,這種課程需要其他學科的知識。而本學科的教師雖然具有一定的跨學科知識背景,但畢竟其主導學科還是法學或法理學,在其他學科方面的學識顯然不如這個領域的專家。所以,邀請其他學科的教師或研究人員前來授課就顯得很有必要。而對于法律心理實驗課程而言,這方面主要是請醫院的醫生前來上課。這里包含了以下三類,一類是神經科專業的醫生,其為我們講解腦神經系統的相關知識。部分高學歷的醫生由于擁有系統的碩士、博士乃至博士后的教育和科研知識,甚至還可能從事過“認知”領域的生理研究,就能夠從“生理心理學”的“認知”角度為我們講解實驗設計的方案、流程等對實驗特別有意義的問題。
3.帶領學生前往實驗室參觀。由于法學專業學生對工科和醫科的實驗室一般都比較陌生,如果他們對醫療設備或者醫學實驗室沒有相關的認識,就不可能設計出好的實驗方案,因此,非常有必要讓他們參觀實驗室或者醫療設備。在參觀的過程中,由醫務和實驗人員進行相關知識的講解,其中包括儀器、操作流程和儀器軟件的介紹。老師和學生甚至可以進一步接觸機器,如進入密封的磁共振室,躺入磁共振儀器內模擬作為實驗的受試者。這樣,他們能夠親身體會到躺在儀器內接受檢查或實驗者的境況,設計出更加切實可行的實驗方案。
從事“法律認知科學”實驗的儀器設備與“醫學治療和檢查”的實驗設備雖然相同,但是依舊存在一些差別。如磁共振機器,一般醫學治療目的進行的檢查往往只需要運用“1.5T”級別的機器;雖然這種級別的機器也能運用于“法律認知科學”實驗,但是相關實驗對儀器的要求往往更高,通常要求是“3.0T”級,此級別儀器在普通醫學檢查中的運用就比較少;認知科學實驗的磁共振儀器甚至使用到高達“12T”級別。
二、帶領學生進行實驗工作
1.通讀實驗報告。法律認知科學相關的實驗論文很多,必須進行大范圍的選題篩選。粗略篩選之后的論文,由任課教師組織學生進行研讀。研讀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看看研究現狀,知道他人的研究進程、重點、熱點和難點。通過這些研讀,我們就能夠根據現有的研究進度,選擇尚未研究(發表的)而又可能比較重要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就是日后實驗選題的大致范圍。
二是參考他們的研究手段、流程,對他們的研究方法進行借鑒。現在發表的論文,一般都會大致介紹實驗的流程。然而,學術論文畢竟不是實驗報告,其更多側重于問題的提出、解決和分析,流程的介紹往往比較粗糙。當然,部分學術論文也有比較詳細的實驗流程,對此類論文的仔細研習,就能對實驗設計產生比較大的影響。①
2.對主題進行社會科學的探討。在進行文獻研讀的基礎上,我們能夠得出大致的可能的研究“主題”,這時返回法律社會科學領域,以法哲學的視角重新進行審閱,才能更好地獲得“生理心理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自然銜接。在生理自然科學領域可能可以從事實驗研究的“主題”,還必須獲得“法哲學”、“法社會科學”上的意義。因為,有的問題雖然在自然科學上具有很大的研究價值,然而從人文社會科學的角度看,其意義可能就會大打折扣(或者意義就不那么直接)。此類論文的價值更多是在“治療性”而非“認知性”。很多人文社會科學(法哲學)的問題雖然意義重大,但從自然科學(生理心理學)的角度看,在現階段卻還缺乏研究該問題的“方法”和“設備”。所以,必須獲得二者的協調和平衡。
主題的選定是法律認知科學實驗的第一個難點。這個難點意指“我們要解決什么主題”,其既涉及“什么主題十分重要”,又指“對該主題的研究到什么程度”,還指“現在已經具備研究該主題的手段或方法”。
3.組織實驗設計。從法律認知科學實驗的角度看,組織實驗設計的第一步是設計實驗方案,這是最重要的一步。設計何種方案、設計何種場景、設計何種問題,以及何種音像、問卷材料,都關系到實驗結果的真實與否。這也是法律認知科學實驗的第二個難點。我們要設計出一些“場景”或者“問題”,讓受試者在這種環境下能更真實地思考或者表達情緒,從而得出比較真實的實驗結果。
西方國家在以往的研究中,存在比較巧妙的實驗設計,例如對于道德中不公正問題的容忍情況,研究者在最后通牒實驗中,部分受試者拒絕接受不公平的分配方案,這是其情緒化的表現。該實驗設計如下②:19名(方案接受者,“responder”)接受磁共振掃描,共進行了30輪游戲,對手(方案的提出者,“offer”)部分是人,部分是計算機。每次都涉及10美元的瓜分。對手所提出的方案中,一半是公平的(對半開),剩下的為2次“9比1”,2次“8比2”,1次“7比3”;在這些方案中,方案提出者的分配比例較大,而接受者的比例較小。結果是,對于公平的方案,方案接受者都接受了;越不公平的方案,則參與者的接受率越低,“7比3方案”至“對半開方案”的所有方案(即“5∶ 5”,“6∶ 4”,“7∶ 3”)都被接受了。在“9比1”和“8比2”兩種方案中,如果“方案提出者是人”,則其方案的接受率低于“方案的提出者是計算機”。這就意味著方案接受者對于不公平方案存有情感性反應。這種不公平引發的腦區為:兩側前腦島(bilateral anterior insula)、背外側前額葉皮層(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前扣帶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這證明了兩側前腦島(bilateral anterior insula)厭惡不公平,作為負面情感的腦區,其反映出了對于不公平方案的厭惡。諸如此類實驗設計非常巧妙,就能夠為我們進行相關實驗提供設計上的參考或模仿。
4.進行預實驗。在實驗設計之后,有必要進行預實驗,檢驗實驗的可實施程度。這種預實驗,可以提升實驗者的信心,也可以作為申請相關課題的依據。更為重要的是,預實驗還可以檢測實驗的可行性,對可能出現的問題或缺陷進行適當的修正。
在預實驗之后,還必須進行志愿者的招募和篩選。
三、實驗操作
實驗操作是實驗的核心狀態。法律認知科學的實驗流程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與醫學實驗相比通常更簡單。其運用的儀器設備有核磁共振(FMRI)、眼動儀和腦電圖等,其中核磁共振最為典型。該儀器不僅運用于醫學治療和研究,現在還廣泛運用于認知科學的各類研究。核磁共振運用于法律認知科學的研究,主要優點在于其定位非常準確(雖然時間上稍有遲滯)。
由于實驗的磁共振儀器操作是高度專業化工作(而且機器極為昂貴),只能由專業的實驗技術人員進行操作,因此法學教師和學生不能從事,在此不做詳細介紹。
四、實驗之后的分析總結
實驗之后的分析總結屬于實驗的后期工作,主要是數據、圖像分析,以及人文社會科學分析總結。
1.數據、圖像分析。數據分析具有客觀性,需要專業的實驗工作人員進行數據和圖像的分析。法律認知科學實驗主要運用核磁共振儀器,對于腦區圖像的要求比較高,還需要比較好的核磁共振配套分析軟件,對此進行精細的分析。此類軟件一般只有磁共振專業技術人員才會使用,由他們進行相關數據圖像分析比較科學。如果涉及大量的數據分析和必須建立數據模型,則還需要數學專業人士進行相關的工作。
此外,除了實驗工作人員和數學人才外,還需要神經科專業醫師或者認知神經學專家對此類數據和圖像進行“認知神經心理”方面的分析。這種分析就是我們后期進行人文社會分析和理論化的基礎。
2.進行相關的人文社會科學分析總結。與前一步工作的科學性和客觀性相比,對實驗結果進行人文社會科學的分析總結則具有一定的主觀性質。我們需要從已有的數據和圖像,根據我們需要解決的人文社科(法哲學)主題進行解讀。這種解讀是人文社科的解讀,是運用實驗數據和圖像得出人文社科的結論。所以,一定的主觀性是原有的實驗設計思路和人文社科理論基礎的延續。現有實驗的理論分析,如道德的情感性實驗,就需要根據道德哲學理論進行分析;“先天犯罪人”問題的實驗,這就需要根據刑法哲學理論進行相關探討。
五、注意事項
1.“主題的選定”、“實驗設計”和“理論性總結”這三點是整個流程的重中之重。這三點工作如果沒有做好,整個實驗就是失敗的實驗。這三點如果做好了,實驗獲得成功的概率就非常大。
2.法律認知科學的實驗需要人文社會科學(法律基礎理論)和醫學兩個大領域(兩大領域內還有各個小專業)的工作者進行跨學科的合作,尤其需要強烈的團隊合作精神。因為隨著知識分工越來越精細,知識總量的迅速膨脹,此類合作需要跨越多個傳統學科。一方面,我們跨越的知識領域非常大,另一方面,在各種細微領域卻依舊要求保持原有的嚴謹性(否則就違背科學的客觀性)。所以,很難有一個人在多個領域內同時保有各個領域的專業技術水平。因此,為了在多個學科領域內的合作能夠維系原有各個學科的嚴密性,我們只能求助于多學科專業人士之間的合作。這是完成此類工作的最佳模式,所以我們必須組建緊密團結的團隊。
注釋:
①在認知科學領域,例如以下論文:M.R.DELGADO,H.M.LOCKE,V.A.STENGER,J.A.FIEZ.Dorsal striatum responses to reward and punishment:Effects of valence and magnitude manipulations.Cognitive,Affective& Behavioral Neuroscience,2003,3(1):27-38.
②Fiery Cushman,Liane Young,Marc Hauser.The Role of Conscious Reasoning and Intuition in Moral Judgment.PSYCHOLOGICAL SCIENCE,2006,(17):1082-1089.
赫欽斯曾說過:“任何社會都應有進行高等教育的機構,其目的是對社會的最令人困擾的問題進行盡可能深刻的思考,甚至思考那些無法想象的問題”。經過基礎的義務教育和提升的高中教育后,學生們都會形成自我的哲學觀念,并不經意地在日常學習生活中體現出來。因此,在高等教育期間,需完善學生們的科技哲學體系,才能更積極地投入科研活動中去。
一、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基礎的內涵
在《高等教育哲學》中,布魯貝克表明了問題本身比答案更重要的觀點,因此,對于哲學而言,探討問題的共同基點比探討答案的共同基點更為關鍵。若想尋求高等教育的哲學真諦,就要著手于高等教育的哲學問題。而在布魯貝克的觀點里,高等教育的共同基點便是高深學問。
布魯貝克在匯總了其他學者高等教育哲學的觀點,歸納出兩種最肯定高等教育的存在并可能促進其發展的哲學,即“認識論”和“政治論”。前者更注重教育和知識的本身,認為高等教育所追求的正是高深的學問,也可稱之為“學術派”;后者更注重教育和知識的目的,認為高等教育是為國家和社會所服務的,它只是一種手段和途徑,因此不能把學術作為重中之重。與此同時,布魯貝克也表明了自己的觀點:“認識論”和“政治論”都存在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并不能單一地判定孰優孰劣。布魯貝克認為,最佳的方法是將“認識論”和“哲學論”合二為一,取長補短,并根據高等教育的發展現狀,各自摘取適合實際的閃光點并有機融合,才能達成真正利于高等教育發展的目的。
二、科技哲學視域下高等教育哲學基礎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的科技哲學基礎是高等教育學與科技哲學兩門學科共同建構的邏輯起點。兩者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相互推進,科技哲學作為具備一定高度的理論基礎,就如“旗幟”和“標語”一般引導和指示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的前進方向,并以“理論”矯正“實踐”;同時,在高等教育培養人才的過程和科學研究的活動中,可以總結實踐經驗,并反饋于科技哲學,改正理論錯誤,修補理論漏洞,完善理論發展。二者都可以以對方為模板,摸索并創造出己方的新發展道路。
那么科技哲學為何能成為高等教育的哲學基礎?下面則分別從學理和事理的角度回答并論證這個問題。
(一)學理上的論證
1.高等教育的“親”“疏”有別
對于高等教育來說,科技哲學較之于一般哲學具有更為親密的連接關系。就如“張力作用”,高等教育與科技哲學存在相互滲透的聯系。以整個大環境為背景,高等教育是一個全面的人文社會體系,基本涵蓋了所有的學科。而科技哲學是一門以“科技”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科,其中的“科技”較之其他學科對于高等教育能夠更為直接、客觀地引導。科技哲學對于高等教育的引導作用和指示意義最為客觀和直接,使得它在諸多哲學基礎上脫穎而出。
2.“高深學問的客觀性”問題本身就是科學
在《高等教育哲學》中,布魯貝克說道:“構成高深學問的專門知識是高等教育的邏輯起點”。其中追究“高深學問”與科學哲學中的“知識論”不謀而合,回答了“高深學問的客觀性”也就回答了“科學知識的客觀性”。
布魯貝克認為,“在二十世紀,大學確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徑有兩種,即存在著兩種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學,一種哲學主要是以認識論為基礎,另一種哲學則以政治論為基礎”。而這兩大基礎的實踐根源則是高等教育的兩大職能:即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顯而易見,布魯貝克在他的論點中直接以科學哲學的目光探討高等教育基礎。不難得出,布魯貝克早已站在“科技哲學”的位置來研究“高等教育的兩大基礎”。
(二)事理上的論證
1.科技哲學對于大學專業課程教學的指導作用
科學和哲學密不可分,哲學為科學提供了理論基礎,并以科學成果為基礎完善哲學體系,而科學也在哲學的指導下完成了具有邏輯性的實踐。大學作為培養高素質人才的地方,更需要深化科技哲學對于課堂教學的理論指導,引導學生完善自我的科技哲學體系,并體現在日常的課堂學習和科學研究中,同時還能在學習結束后進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總結經驗以迎接下一輪的學習和科研活動。
2.科技哲學對于大學科研成果績效評價的指導作用
不僅是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課堂過程,科技哲學對于教師的科研成果績效的評價同樣具有指導作用。教師績效考核是高校人力資源管理體系的基礎和核心,績效考核的結果是人事決策和決定教師職業規劃的客觀依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為止,我國現行的對大學教師的科研成果績效的考核制度缺少科技哲學的指導,存在著明顯的漏洞。考核的一般程序為課題、論文、成果,再通過相關指標評判最終的績效。但人文教學等無法量化、同一考核標準無法對不同科研方向的教師考核進行評判等原因的存在,使得績效考核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無法保證質量的缺陷,最終造成學術腐敗、科研落后的局面。
由此可見,科技哲學對于大學高素質科技人才的培養和高質量科研活動的進行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若忽略了科技哲學的正確指導,將會導致人才流失和科研落后的結果。
三、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基礎的局限與突破
約翰?布魯貝克在《高等教育哲學》中對于高等教育問題的看法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并不完全適合情況更為復雜的中國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層次、種類、特質都具有多樣性的特點,而哲學也不是能夠一概而論的學科,兩者的結合更是包羅萬象,這就要求高等教育的哲學研究進行多元化的發展。因此,我國的高等教育哲學研究需以客觀的現實條件為基礎,結合實踐經驗和教訓,批判地看待外來先進哲學理念并將之超越,構建并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科技哲學體系。
(一)《高等教育哲學》的背景
1.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的創作背景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美國高等教育的困難時期,同時種族和人權運動、侵越戰爭、經濟衰退及校園學生運動都加重了高等教育的危機。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正是基于此種背景完成的。他的創作目的重在論文高等教育的本質以及意義,從而引起美國當局對高等教育的重視,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因而,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盡管具有重大貢獻,也無法否認其片面性和局限性。
2.我國高等教育哲學研究的誤區
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的發展特色,關于高等教育的哲學思想也隨之發生改變。但對于我國來說,完全照搬這一立足于當時美國各界對高等教育功能的多方面認識下完成的高等教育哲學體系是不可取的。同時,在我國最初的高等教育哲學研究的發展中,存在著將布魯貝克的理論認為是高等教育哲學體系的建構性著作的誤區。這都阻礙了我國高等教育哲學研究的發展。
(二)科技哲學是布式高等教學哲學的基礎
在認清了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的創作初衷,再應解讀其核心所在。如上文所說,科技哲學是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中的基礎,他的“認識論”、“政治論”都是在科技哲學的基礎上提出的。另外,布魯貝克在著作中追究的“高深學問”與科學哲學中的“知識論”不謀而合。綜上所述,科技哲學就是布式高等教學哲學的基礎。
(三)超越布魯貝克經典和確立科技哲學基礎
1.超越布魯貝克經典和確立科技哲學基礎
對待任何經典,一旦被局限于其中,都會桎梏自己的前進腳步。盡管布魯貝克在著作中并沒有確切地提出科技哲學的重要性和基礎性,但我們完全可以意會其內涵并結合我國的高等教育哲學研究現狀提出自己的科技哲學基礎。除此以外,歷史殘留的問題導致我國的科技發展一直處于落后水平,科研活動的缺乏、科技人才的不足都阻滯了科技的發展。因此,作為輸出高素質科技人才的高等教育必須認識到科技和科技哲學的重要性。這是一條艱辛的道路,但一旦打破原有的落后局面,確立科技科學基礎,定能開創中國高等教育哲學的新天地。
2.多樣性的高等教育科技哲學基礎
無論是高等教育還是哲學,都存在多樣性。那么其多樣性是否會影響科技哲學的基礎地位?這個問題無須擔心。科技哲學作為高等教育哲學的基礎存在著必然性,它與高等教育的緊密關系不再贅述。一旦缺少了科技哲學的指導,高等教育中的科研活動等實踐都難以真正落實。
3.確立高等教育的科技哲學基礎來超越布魯貝克經典
科技哲學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只要結合中國高等教育哲學研究的現實狀況,確立科技哲學基礎,就能清醒地認識到布魯貝克理論中的局限性,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從而構建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哲學體系并實現超越布魯貝克經典的目標。
論文摘要:哲學課作為“兩課‘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整個課程體系的理論墓勸,其地位至美重要。本文就如何提高哲學教學的實效性這一主題,從認識和實踐兩個方面對哲學教學的定位問題、哲學教師的地位與作為的關系問題,哲學教學的內容、方法的改革問題進行了思考。
“兩課。教學如何走出困境,真正發揮“兩課”的作用,使它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為,無疑是每個從事“兩課,教學的教師乃至高校黨委領導必須高度重視且認真對待的間題。本文試對哲學課教學改革進行一些思考。
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哲學是整個課程體系的理論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增強哲學教學的實效性對于整個理論教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學教學的有效性從根本上說是個認識和實踐的問題。就認識而言。主要有兩方面:首先是哲學教學的定位問題。哲學學科的性質是教學定位的內在根據。從哲學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以人類思維的最高形式來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古希臘一些哲人就把哲學定義為“智慧之學’。是使人聰明的學問。中國的先哲說,作為“愛智,的哲學就是“究天下之際,通古今之變”。因此哲學不同于一般的知識陳述,而是要啟發人的思維。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哲學思維代表民族發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個沒有辯證思維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對于個人而言,哲學水平體現著人的素質,境界和思維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科學家,無不具有很高的哲學思維水平。愛因斯坦曾對人說:“與其說我是物理學家,側不如說我是哲學家’。既然哲學是一種智慧,能夠塑造人的整體思維素質。因此哲學教育應當成為大學生綜合素質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起著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從哲學的功能看。主要表現為教育和應用。以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引導人是哲學教育功能最本質的特征。只有在正確的哲學理念指導下,人們才有可能從本質而不是現象上形成對自然、社會、人生等諸多復雜問題的正確認識,進而樹立起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理想,并內化為信念。當它最終凝聚成民族的靈魂和精神時,哲學教育也就達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實踐是哲學應用功能的顯著特征。真正的哲學既不是教條式的理論說教,也不提供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而是一種教給人們如何面對現實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創新的方法。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結論,而只要栓臉疑團。如果我們的哲學教學能在這樣的層面上展開與學生的對話、交流,讓他們經受哲學思維的訓練,無疑既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又能增長其悟性和創新意識。
在哲學教學定位的問題上還有一個必須解決的重要的認識問題就是哲學與政治的關系。二者作為不同的學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質和功能。哲學在人的整體思維素質的訓練中,注重人的創新精神的培養,而創新正是拼證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體現。新世紀社會需要的首先是一種具有很強創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擁有持續創新能力的大t高素質人力資源的國家才有強大的競爭力,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有26次提到創新,教育部在《21世紀教育行動目標》中明確地把提高人的素質、培養創新精神和創造力作為教育行動目標。就此而言,哲學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哲學的目標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維護階級利益、階級關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組織形式,顯然二者分屬于不同的層次。因此簡單地把哲學與政治、哲學課與政怡課等同起來,必然會影響哲學教學的效果,甚至在某種特殊的社會背景下會嚴重破壞哲學的聲譽。當然消除把哲學課與政課簡單等同起來的認識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認二者的有機聯系。事實上在哲學為政治理論思想形成和實施政治行為提供指導作用的同時,政治也會以自身的方式影響著哲學。
哲學的本質和功能表明,在哲學教學中我們需要讓學生掌握的,應該是作為智憊的哲學,而不是一些抽象的關于哲學的名詞和術語的堆砌;需要培養學生的,應該是哲學的思維能力,一種批判的、富有創造力的創新精神,而不是僅僅作為政治的淦釋或教條化的說教。這就是對哲學教學的定位,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探索哲學教學的手段、方法和途徑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學課教師對自身的地位與作為的正確認識。哲學課教師擔負著與其他教師同等重要甚至更艱巨的教育任務,理應得到社會的承認和重視。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事實上存在著對‘兩課’的不重視和‘兩課’教師地位不高的狀況。究其原因既有客觀的又有主觀的。從客觀上說,一是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使得人們更加關注直接的經濟效益,偏重實務應用而輕視作為“形而上。的哲學。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其地位與哲學形成的鮮明反差;二是傳統的哲學理論本身的問題,由于它與現實社會發展的某些不相適應,因而有時還不能為實踐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響,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圍上成為政治讓釋的工具。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哲學的聲譽,也必然影響到哲學教學的地位。從主觀上說,一是教學本身缺乏針對性,由于理論失去現實的支撐變成空洞乏力的說教。事實上只有不斷的追蹤社會發展的軌跡,才能使教學內容具有時代的氣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環境的影響使越來越多的教師“轉軌。,選擇更有“前途。的職業以改變自己的地位。師資隊伍的不穩定對哲學教學無疑是雪上加霜。
筆者認為“地位’與“作為。是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關鍵在內因,在于教師主體性的覺醒,在于對自己所選擇事業的追求與執著。如果沒有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哲學教師就無法擺脫‘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有所作為才能東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們需要在兩塊陣地上充分發揮作用:一是教學陣地,調整教學內容和改進教學方法,努力體現哲學的本質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點,從而增強哲學課的吸引力;二是學術陣地,通過學術研究將成果引人教學之中,這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也是最需要重視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們對自己從事的事業充滿自信心,堅持改革與探索,堅持對現實社會諸熱點、難點問題的研究思考,通過自己的作為改變哲學教學的現狀,我們的努力首先會得到學生的承認,進而得到社會的承認,這時也就獲得了自己應有的地位。由此可見,對于哲學教師本身而言,·作為’是“地位’的前提條件,“地位’是“作為’的必然結果。當然,從外部環境看,‘兩課’教師同樣需要得到學術乃至全社會、學術界的支持和關心,這種關心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口頭、形式上,而應名實相符。
提高哲學課的有效性更是一個實踐問題。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如何使哲學教學植根于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與建設的現實之中,如何引導學生用辯證的思維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訓練學生的哲學思辨能力和創新精神,這是一個重大實踐性課題,需要在哲學教學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對教學內容進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學教材的改革和教師知識結構的更新。從現狀看,哲學教材相對滯后。改革開放2f?多年來,哲學界的研究成果是豐碩的,但這些成果主要是以專著和論文的形式存在,而將它們引人哲學教科書和哲學教學的程度和層次則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師個體之間的學術水準和教學能力差異,又有所不同。這些情況必然制約哲學教學。重視哲學教科書及教學內容的更新,重視教師知識結構調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學教學的重要基礎。二是注重理論與實際的聯系。理論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實踐,來源于實踐。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縱觀哲學發展史,任何哲學理論的發展都得益于社會實踐的變革,哲學也同樣如此。因此我們教給學生的不應該僅僅是一些原理,而應該是方法;還要回到現實社會,用唯物辯證方法對現實社會問翅進行分析,用理性來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質,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認識。這樣。理論就不會是抽象的教條,而具有實際的內容;對實際間翅的認識也不是就攀論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學中實現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可以采取專尼化亦即‘問理化翔的形式教學,這些間翅包括學生的思想實際和杜會主義建設中的現實間翅。這種教學可以改變傳統的按章。節、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學方法。克服教學中普遭存在的“脫節’現象。增強現實感和針對性。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內容是很多的:,如聯系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城市職工分流下崗的間瓜以及社會貧富差距問胭等;聯系精神文明建設,妙及經濟倫理道裕、精神生產力可持續發展間翅等;聯系政治體韶改革,涉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經臉教訓,還有中國當前。突出的社會矛盾—法制不健全帶來的各種“設租’。‘尋租”現象,不受制約的權力導致腐敗,特權導致的兩極分化等:聯系哲學的發展,涉及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哲學和現代西方哲學思潮,如何進一步實現哲學本土化、中國化等。對上述學生感興趣的熱點間翅分析得透徹,且有理有據,必然會產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學的總學時。對哲學授課學時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學理論的科學性和嚴密的邏輯性。又要體現其與現實結合的時代性。我們嘗試著用總學時的70%作為哲學墓本原理的理論教學,30%的學時用于專皿化教學。在進行理論教學時。既要避免與中學政治課教學的重復性,又要適應大學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學考試的搖要,對現行的教材進行恰當處理。在進行專瓜化教學時,注憊從歷史和現實的視角。讓學生認識在中國發展的歷史軌跡;讓學生將哲學智慧運用于生活的各個領域,以理性認識人生的目的和憊義,以理性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讓學生認識全球化的世界。中國改革與發雇的本質以及自身的地位與貴任等。
其次是對考核方式進行改革和探索。考核是整個教學過程的重要環節。規的考核方式主要是筆試,其中包括大的死記硬背的成份。這種長期以來形成的考核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學生的思維能動性、創造性,是使教學過程始終處于被動狀態的重要因素。因此對考核方式進行積極的改革探索,既是教學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歡質教育的應有之義。在實踐中我們采取了小組論文和小組答辯相結合的方式。對學生的學習效果進行評價。具體過程為:教師設計論翅。學生以4--5人為一組選擇論題;小組成員槍索資料;通過小組集體討論擬出論文提綱;教師逐一聽取每個小組的代表對論文所作的思考并進行交流;形成近5000字的論文,并注明所引用的參考資料、文獻‘小組論文答辯;綜合小組成員的課堂表現、論文寫作態度、論文的質里和答辨的情況給出成績;選擇優秀論文由學生自行排版設計成冊。
論文摘要:言語行為理論是語言哲學領域的一個重大進步與突破。本文介紹了該理論產生的淵源及內容,并重,點探討言語行為理論對邏輯學發展的重大意義。
20世紀50年代以來,語言哲學家對語言的認識既區分了語言和言語,又將語言作為人類的一種行為來對待,于是提出了言語行為理論。
一、言語行為理論產生的淵源
奧斯汀是言語行為理論的創始人,其學生塞爾修正并發展了這一理論,使之進一步系統化、嚴密化。在他們之前,弗雷格、馬林諾夫斯基、維特根斯坦等先驅已對該理論提出了一些思想片斷。
20世紀初,哲學產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語言轉向”,語言取代認識論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課題。弗雷格首先發起此次轉向,羅素繼承并發展,維特根斯坦完成了這一轉折和過度。“語言轉向”的產生標志著英美分析哲學時代的到來,從內涵上看分析哲學指“把哲學問題置于語言領域并在分析語言手段和語言表述的基礎上解決哲學問題”。從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學又分為邏輯分析學派和日常分析學派。前者主張應發明一種其語法形式在邏輯上是完善的語言,后者則側重分析自然語言或日常語言。這些事實都充分說明了把交際中使用的語言作為一種行為來研究的思想并非只是從奧斯汀開始的而是由來已久的。
二、言語行為理論的內容
在《如何用語詞做事》中,奧斯汀首先指出,“言”就是“行”。他認為,言語是人在特定場合對特定語言的具體運用,包括運用語言的說話行為和所說的話。因此,說話本身就是一種行為。奧斯汀區分了兩類不同的話語:施事話語和記述話語,并用“適當與否”、“真假與否”兩個評價標準來區分這兩類話語。
之后,他又嘗試提出言語行為理論來處理“說話就是做事”的問題。奧斯汀把作為整體的言語行為分為三個層次,即認為在說些什么時,可能以三種基本的方式在做些什么。他把這三層意義的做些什么分別稱為以言表意行為、以言行事行為、以言取效行為。
以言表意行為指說話這一行為本身,發出一段聲音,組詞成句,音義結合;以言行事行為指在完成“說什么”這一行為的同時,所表達的說話者說出這個話語的“用意”,產生的某種語力,如某人說:“出去!”這句話的同時,就實施了一個“命令”的以言行事行為:以言取效行行為指說話者通過以言表意行為表達自己的用意之后,在聽話者身上(也可能是說話者自己)產生的一定的影響,出現的一定效果。
塞爾在自然語言的基礎上修正、完善、發展了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并利用自己設計的一套人工語言符號來來表述分析他的言語行為理論,將言語行為分為話語行為、命題行為、以言行事行為和以言取效行為。即:說出一串語詞(語素、語句)就是實施話語行為;進行指稱和謂述就是實施命題行為。做出陳述、提出問題、發出命令、做出承諾等,就是實施以言行事行為,而這種以言行事行為對聽話者在行動上、思想上、信念上所產生的效果就是語效行為。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影響很大,被人們譽為語言哲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向。 三、言語行為理論對邏輯發展的意義
在對語言做邏輯分析時,應當考慮語言的使用者、語境及整個背景知識因素,言語行為理論也是以其語用學內容與自然語言邏輯研究相聯結,并以其理論的系統性為不完善的自然語言邏輯研究提供借鑒。
首先,言語行為理論改變了傳統邏輯、經典邏輯的研究方向。傳統邏輯、經典邏輯只研究陳述句,并只從真假角度來研究。言語行為理論用一種新的意義理論來取代長期以來一直占統治地位的真值語義論,對邏輯學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其次,言語行為理論擴展了邏輯學語詞研究的范圍。邏輯的特殊性在于它所研究的語詞及由之構成的語句的特殊性。這樣,從邏輯的觀點看,對語詞的研究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奧斯汀發現某些句子的說包含有行為動詞,如愿意、許諾等,并把這些行為動詞進行了分類。塞爾在奧斯汀分類的基礎上做出了更合理更細致地劃分。最重要的是,塞爾對語用行為句的邏輯分析研究為后來的語用邏輯研究開拓了思路。
最后,言語行為理論擴展了傳統邏輯的研究范圍。言語行為理論是一個綜合和分析、歸納和演繹的統一運用,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語用邏輯,為用邏輯的方法解釋生動的言語交際,提供了理論支持。語用推理是語用邏輯的核心概念,它對具體語境的解釋力是傳統的演繹推理、歸納推理及類比推理等無法比擬的。
論文摘要:實踐概念在
章輝在其《實踐范疇與當代
哲學 上的本體論是一門研究存在的本原和存在的方式的學問。那么,對于哲學學科下的美學的本體論研究 自然 就應該是一門關于美的存在的本原和存在方式的學問。判斷一個概念具不具有本體論的意義就是要看它能不能回答美學存在的本原和存在方式的問題,看由這個概念能不能追索到美的存在的本原和存在方式。當然,這里的“美”并不指古代自然本體論意義上的美的對象,也不指近代認識論意義上的主觀的審美,而是人類學本體論意義上的處于一定的審美關系之中的美和審美,同時也包括美的最為典型的形態: 藝術 。由以上對于話語實踐的定義和概念解說可以看到,話語實踐的確能夠回答美、審美和藝術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的問題。首先,從存在本原來看,傳統上人們習慣于把人的存在認作是除了物質的存在就是精神的存在,不存在其他,而 現代 語言學家則告訴我們語言也是人的存在的一個方面,語言不僅僅是人們表達思想情感的工具,語言更制約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認知方式:“語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爾),“語言是人類認識的邊界”(維特根斯坦),“能夠認識的存在就是語言”(伽達默爾)由此,現代哲學和美學就發生了語言學轉向。在語言學轉向的時代大語境下,張玉能重新閱讀的經典著作,發現其中早有對于語言與存在的關系的論述。馬克思說“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并僅僅因此也為我們自己存在的現實的意識”,恩格斯也說:“語言是從勞動中并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意識,用于與別人交流,同時也用于人們認識自己、和自己交流。語言和勞動、實踐有同樣長久的 歷史 ,語言在有人類的時候就存在了,它伴隨著人類社會從一個階段到下一個階段,伴隨著社會中的人們的一切的物質生產活動和精神活動,當然也伴隨著人們的審美活動。
用現代語言學的語言觀來看,這種伴隨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實是一種規約,它規約著人們的認知和思維,也就規約著人們的審美活動。什么東西是美的,什么東西是不美的,都受到這種規約的影響。也就是說,從廣義上來講,一個時代的人們同時認為某一對象是美的,那必然是受到了那個時代公用的語言系統的規約。從狹義上來講,一個單個的人認為某一對象是美的,那也必然是受到了他所生活的語言環境和他自己意識中的語言存在的規約。在這個意義上,語言或話語實踐就可以說成是美和審美以及藝術的存在本原,只是張玉能把語言進一步拓展到藝術符號,從而使得話語實踐有了更大的概括性。另外,審美關系下的美、審美和藝術的存在狀態或者存在方式也可以“以話語實踐的形式表現出來”審美對象身上的形式或符號因素,審美主體的語言意識,都可以對美和審美的存在方式給出解答。而藝術的存在方式更是可以用話語實踐來解釋,藝術在根本上就是一系列的形式和符號,不同藝術門類的不同形式和符號表征著不同的意義。這樣,話語實踐就具有了本體論的意義,從而得出了話語實踐“作為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中介過程,是以一定的符號(話語)生成美和審美以及藝術的”。
新實踐美學的實踐概念的三個內容是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和話語實踐,其中,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都是已被學術界公認的兩個概念,而話語實踐則是張玉能在汲取現代語言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經過自己嚴密地思考后的結果,可以說是一個獨創,是他本人對于實踐的內涵的獨特理解和 發展 。也許正因為如此它才受到了更多的質疑和批評。對于新生事物的質疑和批評是必要的,不過批評首先要建立在了解甚至是熟悉的基礎上,否則所謂的質疑和批評就是不堪一擊的。
論文摘要:本文從湖北某高校2010屆266名英專本科畢業生的畢業論文選題情況的調查發現,25%的論文選題是語言學和關于語言學方向。該結果又一次證實了近些年對“英語語言學”教學效果不佳現狀的描述。本文從學科定位、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三方面討論了如何通過撰寫語言學方面畢業論文的角度討論了改善該課程教學的具體措施。
1 引言
根據教育部普通高校專業目錄(1998版)和(2003版),“英語語言學”屬外國語言文學類下英專本科高年級主要課程之一。但自1980年高校英專陸續開設該課程至今已有30余年,卻仍存在教與學效果不甚理想等問題。如潘之欣(2002)選取部分南開大學和上海交大在讀英專碩士研究生,采用問卷形式,對該課程開設情況的調查表明:該課程依然停留在以英語語言為主的語言理論知識的傳授,忽視實際運用理論知識能力的培養,因此教學效果不佳;且學生普遍體會不到學習該課程所帶來的樂趣,主要原因有理論性太強、內容枯燥、教學方法不當等。吳格奇(2005)反思該課程時也提到,“教師不滿意教學效果學生學習目的很茫然”是主要問題。本文則從英專學生本科畢業論文的選題角度出發,試圖探討該課程較為有效的教學方法,從而緩解“教師不愿教,學生不愿學”的尷尬狀況。
2 調查研究
266位2010屆英專本科畢業論文是從湖北某高校外院教學科的電子數據庫中拷貝的。該調查屬于二手資料研究。筆者根據論文題目、摘要、提綱、主要內容按語言學方向、文學方向和翻譯方向進行歸類,其中運用語言學理論分析文學作品,如“The Feminist Power of Discourse in The Scarlet Letter”,分析文學文體語言特色,如“Textual Features of English Advertisements”、“An Analysis of Vagueness in EnglishAdvertisement”等都被歸納為語言學方向。結論是:58%的論文屬于英語文學方向,25%為語言學方向,17%為翻譯方向。
究其因,首先是作為基礎學科的“英語語言學”未能引起學生太多的關注和興趣;其次,語言學研究方法和內容未能引起師生足夠地注意;再次,教師在課程內容處理和安排中未能很好地將課程學習與畢業論文聯系起來。總之這個數據也從另一方面驗證了該課程教學效果不佳的描述。這與教學、引導不無關系。
3 對策分析
根據《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2000):“畢業論文是考查學生綜合能力,評估學業成績的一個重要方式。”學生通過撰寫畢業論文,對所學知識進行歸納、整理、分析,試圖在前人創造的知識的基礎上有自己新的認識與發現,并將這種認識與發現以一種可易時易地的方式與人進行交流。因而撰寫論文是學用結合的大好時機,從英專學生畢業論文的選題來看課程教學具有一定說服力。
3.1課程定位
語言學是一門新興學科。短短二三十年時間,其研究分類越來越細、分工越來越明確,正如王宗炎(1988:151形象地比喻:過去的語言學只是一家小商店,如今已發展成為一家百貨公司。對于林林總總的學科分類和研究流派,結合教學大綱和英專學生本科階段知識體系的形成,對該課程定位是必要的。
白郁(2007)認為語言學目標是寬泛的而非具體的,即培養學生的理論修養和對語言的熱愛。而本文則認為既應有寬泛目標,也應有具體目標。“語言學是一門研究人類語言及其相關對象的人文科學。它的研究領域分為共時的和歷時的,理論的和應用的,微觀的和宏觀的3個對立方面,其任務是描述語言事實,尋找并解釋語言發展的規律,發掘語言學理論,總結語言研究方法,并將其研究成果應用于語言研究和其他領域(楊自儉,2002)。”因此寬泛目標是培養理性思維,即對理論的理解、背景、歷史貢獻與發展不足及實踐運用。具體目標是提高學生對語言學理論的應用能力,掌握研究方法,并能提升語言技能。楊教授定義也明確了語言學研究方法和內容。學習理論知識時,學習和應用研究方法也是很重要的。語言學基礎理論,尤其是微觀方面的理論成果,對英專學生語言技能的提高有檢驗作用;在跨學科或橫向方面,將語言學相關理論用到英美文學和英漢翻譯中,提高文學作品鑒賞能力,提升英漢對譯技巧,形成論文即為具體目標。誠然,理論與實踐結合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撰寫論文乃一種嘗試。故在介紹理論時,必要補充對理論的應用與研究,適當拋磚引玉,可有效激發學生探索興趣。故,具體目標使學生看到學習成效,寬泛目標鍛煉了學生理性思維,既調動心靈又提高素質,教學效果也就不同了。
3.2教學內容
傳統課本基本上以微觀語言學為主,按結構語言學思路編排內容,從語音學、音系學、形式學、句法、語義學,一直到語用學和語篇分析。教學內容的改革是大多數學者的主張,如白郁(2007)認為應以語言哲學意義、語言與大腦及認知關系、語言學發展簡史、宏觀把握語言學真正意義等四方面為重。還有學者認為增加課外閱讀材料以改進教學內容,如王揚(2004)和吳格奇(2005)主張選用有助于學生理解基本理論、概念的材料、輔之以拓寬視野的補充材料。還有以宏觀還是微觀語言學內容作為教學重點的爭論:“微觀”派認為語言內部分支是語言學的基礎內容,課時分配比重要大;“宏觀”派認為基礎部分簡單,學生可自學,重點應是宏觀介紹;“中間”派是既注重基礎又考慮涉獵面。
但筆者認為,各高校層次不一,地理位置不同,統一規定教學內容不足取。近5年教學實踐告知以微觀語言學為主,即語言學內部分支的理論、研究、及應用。如在處理詞形學時,適當介紹詞的研究現狀,對象我校這種以師范專業為主的二本院校的英專學生而言,無論是提高職業技能還是英語水平都相當重要。我校地處西部少數民族地區,適當添加西部少數民族語言的相關研究,如方言特點、語言遷移現象、少數民族文化研究。也應在緒論部分增加語言學史和語言哲學等內容,讓學生了解語言學理論和研究的發展趨勢及語言與哲學的密切關系。此外適當介紹結構、認知和功能語言學這三大學派的相關內容也有必要。總之,就像百貨商場的陳列員,教師將所有商品分門別類、有條有理地展示,學生自然會依據具體情況取舍。教師侍機提供論文命題,使學生的探索與發現隨著課堂內容的進行而深化。著名學者趙鑫珊(2004)在其新作《我是北大留級生》就曾列出了20個作為語言哲學研究對象的話題,且認為是“震撼靈魂”,不可能不為之心動的命題。 轉貼于
3.3教學方法
該課程多采用以教師為中心的填鴨式教學。有關研究一致認為必須改進該教學模式。運用多種教學方法激發學習興趣,最大限度地讓學生參與教學全過程,變被動為主動,從而建構語言及語言學知識。如潘之欣(2002)用大量生動典型例子,結合歸納法和演繹法講解理論要點和難點;王揚(2004)主張采用傳授型和討論型相結合的方法;鞠玉梅(2007)主張研究型教學模式,“設境”以激發學生興趣和強烈求知欲。
總之,避免教學方法的單一,努力激發學習動力。啟發式和發現式方法講解基礎知識和理論要難點;研究型或探究型方法,布置任務(個人任務和小組任務);大課堂講解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與步驟;小課堂任務分配型方法,使教學達到“魚”、“漁”兼授效果。如語言學緒論之后,成立“Study&Research Group”,提供6個topics:11LanguageChanges;2)Social Dialects;3)Communication Competence;4)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5)Error Analysis;6)PragmaticFailure,2周時間準備15分鐘ppt陳述,5分鐘小組同學共同回答相關問題,并建立QQ群,隨時聯系。教師僅為任務的布置者、監督者、幫助者和評定者,并鼓勵學生撰寫論文,或推薦給學術期刊,或為畢業論文的一部分。如一組學生在講“語用失誤”時,列舉了電影、小說、校園、網絡等許多有趣的例子,如分析不夠透徹,教師可適時適當加以補充、提示和參加討論,既融洽了氣氛和師生關系,又學到了知識掌握了方法。
讓學生隨時記錄和關注身邊的語言現象和語言事情,并聯系到語言學理論,如,“山寨”、“x客”、“剩女”、“宅男”等新詞新語收集,以討論詞的構詞理據。雖在探索中有難度,可介紹期刊網、萬方數據庫等資源;也可大膽與相關領域的教授或專家電郵尋找答案。為形成質量較高的論文打下了基礎。這些都說明:語言學課程的終極目的不是講授具體的理論知識,而是讓學生能意識到語言現象的存在,能對之產生興趣,并發表自己一定的見解,使自己作為一名普通人,也能融入到語言研究的大環境中去。
4 結束語
從學科定位、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三方面,適當有效地聯系到學士畢業論文的選題,既能改善單一知識傳授型教學模式,又能真正做到研究型或探究型學習,也達到了教學大綱能力培養的要求。畢業論文的撰寫就是提供一次培養創新意識、實踐“做學問”的機會。將課程教學與論文寫作聯系起來,使學生在課程學習中就找到了畢業論文的素材,這也是學習思辨、提高語言運用能力的具體實踐,相對于借助他人的文章獲得二手資料而完成的畢業論文來講,學生的獲益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更能體現學生真正的理論與實踐水平。另外,這種踏踏實實做學問的態度更會為學生走向社會,誠信做人打下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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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問題;理論研究;未來走向
中圖分類號:C0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16)06-0133-06
當人們對科學實踐中的問題進行哲學思考時,就產生了科學哲學中的“問題”。研究科學問題的形成和解決是科學哲學的核心任務之一。科學問題的哲學研究和科學理論的哲學研究應該是同等重要的課題,但以往的科學哲學家們更多地重視科學理論的研究,忽視對科學問題的研究。直到20世紀,有關“問題”的研究才逐漸引起哲學家們的關注與思考。近年來,對“問題”的研究也逐漸成為科學哲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問題與科學本質關系、問題的合理性評判等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
一、杜威:思維五步法
20世紀初,美國著名的實用主義學派哲學家、教育學家杜威首先對“問題”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和機制作出較深入和系統的思考,他從思維的角度,把認識過程分為五步,也就是著名的思維五步法:(1)感受到困難、難題;(2)問題的定位和定義;(3)想到可能的答案或解決辦法,即“提出假說”;(4)對已經提出的解題方案所蘊涵的結果進行“合理的加工”或推演;(5)對假說(或解決方案)所預期的結果進行檢驗[1]60-64。
在對認識過程的探討中,杜威敏銳地察覺到問題對認識的作用,認為問題是認識的出發點。他指出:“思維必須由問題來激發,沒有需要解決的問題或沒有需要克服的困難,思維過程就是隨心任意。”[1]10他還認為,認識的終點是解決問題,“思維困惑時爭取找到解決辦法,這就是整個思維過程中的持續不斷和起導向作用的因素”[1]11。杜威的認識五步法表明,整個認識過程(或思維過程)是以問題為開端,以解題為目標的問題求解過程。
中國哲學界有人對杜威的“思維五步法”給予某種肯定,認為“這種試驗、探索的方法不無合理之處,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學發現的邏輯”[2]。給出一個簡單的圖式,就是:困惑-問題-假說-推演-檢驗。我們認為,其突出貢獻在于區別困惑和問題。困惑是在感覺的層面,而問題則上升到理性的層面。這就是說,杜威發現,問題的提出經過從感性到理性的一個過渡。也有學者對杜威的理論提出批評,“不幸的是,在杜威的思維理論里,他對問題概念的分析缺乏系統性,也不具有普遍性”[3]。確實,杜威只是把問題置于認識過程中考察,把問題看成認識過程的起始,并沒有給“問題”一個確切的解釋或定義。但杜威把問題看作認識活動的原初動力,把問題的形成看作一個過程,把認識的目的看作對問題的求解等觀點,對波普爾和勞丹的問題觀有著重要的影響,也為問題逐漸成為科學認識方法的核心范疇奠定了基礎。
二、波普爾:科學是問題的不斷深化
對問題的一般哲學討論也逐漸引起了科學哲學家的關注。與杜威僅僅把問題看成認識過程的一個階段不同,科學哲學家波普爾通過對科學發展的考察發現,問題是一個不斷生成的過程,貫穿科學發展的始終。他指出:科學始于問題,科學的進步是從問題到問題的不斷進步――從問題到愈來愈深刻的問題[4]317。
波普爾對其觀點進行了以下論證:(1)科學是從問題開始的,而不是從觀察或理論開始的。波普爾認為,“正是問題才激勵人們去探索、去實驗、去觀察”[4]318。觀察如果沒有引起問題,也不會有科學的發現。在科學認識過程中,理論也不能作為認識的起點,因為“理論只不過是解決問題的一種嘗試”[4]317。所以,科學只能從問題開始。(2)科學的進步是從問題到問題的進步與深化。波普爾把知識的增長模式描述為:P1TTEEP2。首先由問題P1(problem 1)引出試探性理論TT(tentative theory),再嘗試排除試探性理論的錯誤,即EE(error elimination),由此產生新的問題P2(problem 2)。
如果說杜威提出的是思維五步法,那么波普爾就提出了科學發展的四段圖式。這個圖式是一個不斷循環和上升的過程。該圖式的突出特點是從“舊問題”到“新問題”,中間經過一個提出理論和排除理論的階段。發現科學的進步是問題的不斷深化是波普爾的重要貢獻,但他的知識增長模式過于強調證偽,認為唯有理論遭受證偽才會引出新問題并導致知識增長,這種觀點是有缺陷的。科學史表明,理論在檢驗過程中獲得確證同樣也會產生新問題。
在波普爾的四段圖式里,科學始于問題,終于更新的問題,但新問題不同于舊問題。“新問題的深度根本不同于舊問題”[5]。也就是說,P1和P2之間的深刻性是不同的,但問題之間的深刻性如何比較,波普爾沒有做出說明,這也為“問題”理論提出了一個值得探究的主題。
三、勞丹:科學是一種解題活動
波普爾在科學發展的動態模式中考察科學問題的生成,但沒有真正對問題本身進行分析,而科學哲學家勞丹則試圖彌補這一缺陷。勞丹認為,科學的本質是解題,應當把科學看作是一種解決問題和以問題為定向的活動,正是問題的解決促進科學的進步,科學的進步在于獲得高度解題效力的理論。
為了更好地說明他的主張,勞丹把科學問題分為經驗問題和概念問題。自然界中使我們感到驚奇或需要說明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構成一個經驗問題。概念問題是這種或那種理論所顯示出來的問題,它們是理論所特有的,不能獨立于理論而存在的問題。
勞丹對他的主張進行了具體說明:(1)未解決的經驗問題不屬于真正的問題。勞丹認為,問題解決之前,有可能無法斷定要研究的現象或經驗事實是否為真,即使某種現象被確定了,但它屬于哪個科學領域,該用什么理論解決也不一定清楚,這些問題只有被解決之后,才能確定它是哪個領域的問題。所以,未解決的問題在被某個領域的理論解決之前,它們一般只是“潛在的”問題,而不是真正的問題,只有在獲得了解決之后才成為真正的問題。由此,把未解決問題轉化為已解決問題便是理論取得經驗性進步的一種方式。(2)概念的進步和方法論的發展是通過概念問題的解決而產生的。概念問題是這種或那種理論所顯示出來的問題,包括理論內部不一致,或是基本范疇含混不清以及由不同領域的理論之間的沖突引起或是理論與方法論、世界觀之間的沖突而引起的問題。概念的明晰性是通過對其意義的深入說明和澄清(也就是概念問題的解決)而獲得不斷提高,這是科學進步的最重要方式之一。許多重大的科學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對一個領域的理論在概念上的含混性問題的解決[6]。方法論的發展則常常是由解決理論與屬于它的研究傳統之間的沖突而產生的。
勞丹對“問題”理論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并在國際上形成較大影響,但他的“解題”理論存在的缺陷也引起學者們的關注和批評。國外學者克里普斯[7]指出,勞丹認為科學的目標是獲得高度解題效力的理論,但是他卻不能解釋為什么一個理論不能作出解釋或預測――因而對科學的目標是無用的。卡勒頓[8]則認為,勞丹從解題角度看概念進步是有問題的,比如盡管哥白尼理論在概念上是進步的,但實際上它在解決問題的有效性上不能提出任何改進。國內學者林定夷教授指出,勞丹沒有對什么是問題提出清晰的界定,且勞丹認為“未解決的問題”不是真正的問題,那就顯然會把未解決的問題逐出科學的視野之外[9]。
勞丹的問題觀相比波普爾的問題觀,最大的差異點在于科學的本質活動是提出更深刻的問題還是在于解決問題。勞丹和波普爾關于“問題”的理論都與杜威關于“問題”的理論有著密切的關系,波普爾從杜威那里繼承了“問題”激活認識過程的動力學作用的思想,因而十分強調“問題”推動科學進步的觀念。勞丹似乎從杜威那里繼承了把“解題”視作認識目標的思想的觀念,認為只有“解題”才意味著科學的進步。勞丹與波普爾之間關于問題與科學進步的觀點盡管有很大的差異,但都承認問題是科學認識活動的核心。
四、夏佩爾:理論的進步是“域”的擴展
夏佩爾的問題觀具有整體性。他看到了問題的產生、問題的擴展與深化以及問題的解決與相關的背景知識之間的關系。夏佩爾認為,問題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圍繞它有一個相關的信息群。這個信息群便是以問題為核心(并期望用理論加以說明)[10],包括問題產生和解決的相關知識背景以及運用的方法技巧等。夏佩爾把這樣的信息群稱為“域”。
夏佩爾認為以問題為核心的“域”的擴展推動科學的進步。他指出,對域中的問題的解決而形成的理論又可能構成包括新問題的更大的域,在科學的某個階段,對某個域的問題作出解答的理論本身,在以后某個階段可能成為需要研究和說明的域(比較常見的是作為域的一部分)。例如麥克斯韋的理論由于成功地統一了電、磁、光,因而本身就變成了一個更大的域的一部分。而且,“某個域被設定后,隨著理論知識、實驗水平以及技術水平等的提高,這個域也會不斷變化。此時,與此相關聯的這些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也就隨著其域的深刻變化而變化 [11]。正是域的不斷擴展,推動著理論的發展。
夏佩爾把問題置于一個更大的認識系統中,是問題觀的一種獨創,是一種整體論的問題觀。波普爾和勞丹問題觀的優點在于聚焦問題本身,而夏佩爾問題觀的優點則在于把問題置于背景或系統中。夏佩爾的“域”理論,既包括問題的深化,也包括解題及一系列背景知識。夏佩爾的整體論問題觀,推動了問題理論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對于合理地解釋科學發展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趨勢等也具有重大的理論啟示意義。
五、庫恩:問題具有主體性
庫恩從主體性的視角,對問題的選擇與解答以及評價進行研究,形成自己獨特的問題觀。
庫恩指出,“范式”決定著問題的選擇和解決。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序言”中對范式概念作這樣的描述:“我認為的范式是指那些被公認的科學成就,它們能在一段時間里為實踐共同體提供典型的問題和問題的解答。”[12]4科學家們從事科學研究,存在著事實的選擇,當研究者接受某種范式,他的研究注意力往往會被引向與范式有關的內容上去。而且,范式作為公認的科學成就(包括定律、理論、應用和儀器),為未來的科學實踐提供了特殊模擬方式,比如研究范圍、研究方式、研究路徑等等。所以范式與理論、定律一樣,它們會限制科學研究所涉足的現象領域。庫恩認為這種限制對科學發展是有利的,而且是科學發展所必不可少的,范式會迫使科學家把注意力集中于小范圍的相對深奧的那些問題上,從而對自然界某個部分的某方向研究得更細致更深入。總而言之,研究者選擇什么樣的研究領域,提出什么樣的研究問題,以及問題的解決方式,都受研究者所接受的范式理論的影響。
問題的提出受研究者個人接受的范式影響,科學共同體在問題選擇和評價上更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當然,科學共同體也是根據范式來決定的。庫恩說:“一種范式是,也僅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東西。反過來說,也正是由于他們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組成了這個科學共同體。” [13]在問題選擇上,一個研究者選擇的研究問題必須得到科學共同體的承認,范式則為科學共同體提供了一個問題評價的標準。庫恩指出:“科學共同體獲得一個范式就是有了一個選擇問題的標準,當范式被視為理所當然時,這些選擇的問題被認為都是有解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這些問題,科學共同體才承認是科學的問題,才會鼓勵它的成員去研究它們。” [12]34依此觀點,如果問:一匹馬是否能進化成三腳攀登的動物?這樣的問題甚至是不能在進化論的范式里被提出,在“承諾”和擁護進化論范式的科學共同體里,這樣的問題當然不是科學的問題,團體成員也不可能去研究這些問題。但是,一些社會所重視的問題(如癌癥治愈問題),因太成問題,不能劃歸為謎(有解)的形式也會被庫恩拒斥在科學問題之外。庫恩認為,科學共同體對問題評價享有獨特的地位。他認為,“科學生活中最堅定的原則之一……就是在科學問題上禁止訴諸政界首腦和社會大眾”,“承認一個具有獨一無二的能力的專業共同體的存在,并接受它作為專業成就的惟一仲裁者”[12]151。庫恩排斥其他學術共同體(如哲學共同體)和社會大眾在科學問題的評價中的作用是片面的,不符合科學理論評價的實際情況。因為科學成就最終要實踐來檢驗,而實踐中的科學的背景協調力
按照協調論的觀點,科學的合理性在于理論具有一定的協調力,協調力指理論解題的有效性或效力,即理論解題的方式或力度,它是由一系列科學指標或科學合理性模型來表征的。科學進步不僅要從認知范圍去談論,還要從實踐的角度去理解,科學實踐必然涉及到科學背景問題,包括實驗、技術、思維、心理、行為等,而理論解決這些背景問題的能力就是“背景協調力”。詳見:馬雷著《沖突與協調――科學合理性新論》,商務印書館,2008:285-313。和善惡是由大眾通過直覺來判定的。
庫恩高度重視問題的主體性,他不僅注意到了問題的提出、解決以及評判與科學活動主體之間的不可分割的關系,還把對科學活動主體的討論由個體層次發展到科學共同體這樣的集體層次,具有主體的問題觀是庫恩相比其他科學哲學家的問題理論的獨特之處。
六、拉卡托斯:科學是進步的問題轉換
拉卡托斯在探索科學知識的增長方式的過程中,從新的視角提出“問題轉換”概念,并把問題的解決和理論評價有機結合,展示出問題與知識增長的關系。
拉卡托斯認為,科學評價的基本單位不是單個、孤立的理論,而是具有連續性的理論系列,正是“連續性”把系列理論結合成“研究綱領”。一個成功的研究綱領,總是蘊含著大量需要解決的疑難問題及回答的技術問題,也正是由于問題轉換賦予了研究綱領以某種驚人的韌性[14]。其邏輯為“問題轉換”就是解決問題,目的是維護和發展研究綱領。
評判一個研究綱領的進步與退化是和進步的問題轉換與退化的問題轉換相對應的。“進步的問題轉換”是人們可以解決一個比原來的問題更有價值的問題,也就是說明了比我們開始想要說明的東西更多的東西;“退化的問題轉換”指人們解決的是與原來的問題相比沒有太大價值的問題,比如一個說明性問題通過“約定論的”即減少內容的策略來解決。一個研究綱領(即一系列理論T1、T2、T3……)中,如果每一個新理論較其先行理論有著更多的經驗內容,或者是解決了更多更有價值的問題,那么,這個理論系列(研究綱領)就被看成是在理論上是進步的(或“構成了理論上進步的問題轉換”)。如果這一超余的經驗內容中有一些還得到了證認,那么這個理論上進步的理論系列就是是經驗上進步的(或“構成了經驗上進步的問題轉換”)。如果一個問題轉換在理論上和經驗上都是進步的,這個研究綱領(或理論系列)便被稱之為是進步的,否則就是退化的。問題轉換至少在理論上是進步的,這個理論系列才能成為“科學的”,否則,就應當作為“偽科學”加以拒斥。
拉卡托斯認為,只有進步的問題轉換才能引起科學的進步。但是如何才能確定一個研究綱領真正的退化,拉卡托斯并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點,他認為這只能訴諸歷史,人只能“事后聰明”。由此,庫恩認為拉卡托斯的標準是“空談一通”,費耶阿本德更是直接嘲笑拉卡托斯的標準不過就是一些辭藻裝潢[15]。庫恩和費耶阿本德的批評不是毫無道理,確實,拉卡托斯所謂“進步的問題轉換”和“退步的問題轉換”,總體看只是說明了理論進步的某種標準,而沒有明確說明理論進步標準就是理論所解答的問題進步的標準。實際上,對問題的解答與問題本身有很多的區別,而拉卡托斯沒有注意到這一區別。但應當肯定的是,拉卡托斯認為理論評價的基本單元不是單個理論,而是與之相關的理論系列,并以問題解決所獲取的理論系列引導發現新穎事實的程度來衡量進步。這些新穎的闡釋對于我們認識和理解科學問題的提出、解決的過程和特點以及科學理論的評價都具有啟發意義。
七、未來的問題學研究
綜上所述,西方學者對問題理論的研究各有側重,其研究進路也各有區別。從主體與問題的關系角度看,可以把問題學的研究對象劃分為問題的提出或形成、問題的解決和問題的評判三個部分。杜威從思維科學的角度研究了問題解決過程,波普爾從證偽邏輯出發著重研究了問題的形成條件,勞丹把解題看作科學活動的中心環節,而夏佩爾則著重探討在域中解決問題的條件。庫恩更看重歷史、社會和心理因素對問題的影響,著重構建人與問題的關系,把問題置于范式下進行評判,拉卡托斯對問題的評判則具有滯后性,只有等解決問題的結果出來之后才能區分“進步”和“退步”。可見,西方學者對問題的哲學分析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問題學研究的基礎文獻,但這個基礎并不是十分雄厚。美國科學哲學家尼克勒斯曾在他所主編的《科學發現:邏輯與理性》一書中發出感嘆并大聲疾呼:“盡管問題的形成和解決是科學研究的核心,但迄今為止,科學哲學家和科學方法論學者還很少去研究科學問題的實質、結構和關系。我們不難找到許多闡述理論和解釋結構和實質的論著,但關于問題者
卻很少……這一忽視在科學哲學中造成了‘面向理論’(theory oriented)的傾向,應當用‘面向問題’(problem oriented)方式對之進行矯正。”[16]1978年,相當一批學者在第八屆國際科學方法論、科學哲學和邏輯研討大會上,呼吁建立“問題學”(problemology)。隨著科學的發展,尼克勒斯的觀點已經引起科學哲學領域的科學方法論學界高度的關注,“問題學”的研究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視,但與科學理論的研究相比,對科學問題的研究尚處于科學哲學的邊緣地帶。希望中國學者能把問題學置于科學哲學研究的核心地位,在上述基礎上進行拓展性研究,取得更大的突破。
問題學可以看作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的分支學科,但也具有相對獨立性。目前的問題學的研究團隊主要來自科學哲學,這個隊伍可以逐步擴大到邏輯學、語言學、心理學和教育學等,從而使得問題學逐步從科學哲學的母腹中脫離出來,成為一門高度獨立的學科,具有自己獨立的概念體系或理論體系。本文試圖從傳統科學哲學中梳理問題學內容,但畢竟問題學本身在整個科學哲學體系中是時隱時現的,具有依附性特點。科學哲學談論的“科學問題”始終圍繞“科學理論”這個核心,真正的問題學則是以“問題”為核心。未來的問題學研究應當從不同學科方向齊頭并進,暫不追求大一統的概念體系或理論模型,等時機成熟以后再分門別類進行整合。近20年來,國內也活躍著一批問題學研究學者,從不同角度或方向對問題理論進行深入研究,已經形成重要成果。其中一些學者的成果尤為突出。林定夷先生依托國家課題,精心打造了一本問題學專著《問題與科學研究――問題學之探究》。在這本書中,林先生對問題的定義、科學問題的劃界以及科學問題的結構做了細致的語義和邏輯分析,其中關于科學問題分析的哲學研究已經走在國際前列。但正如林先生自己坦言的,還有三個問題學課題是他感到十分棘手的:科學問題的難度評價、科學問題的價值評價、問題序的結構與邏輯。他認為自己對科學問題的結構與問題邏輯的研究尚有缺陷和不足。他的這些“不滿意”目前正引導著國內一些青年學者奮力探索。馬雷在《沖突與協調――科學合理性新論》一書中把問題和對問題的解答看成同樣重要和密切相關的兩個維度,抽象出“問子”和“解子”兩個核心概念,并運用這兩個概念統一定義了科學進步的一系列經驗標準、概念標準和背景標準。張掌然在《問題的哲學研究》一書中,從心理學、邏輯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理論等多學科角度對問題的觀點以及問題的特征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考察和梳理,也對問題的定義、結構、功能、發現途徑、評價、解決等做了介紹和探討。張掌然對涉及“問題”的許多方面所作的宏觀勾勒,為后來者對“問題”理論的進一步深入細致研究起到方向引領作用。張華夏、傅小蘭、李征坤等從邏輯和語言的視角分別探討了科學問題的邏輯結構、問題表征方式、科學問題的內在和外在結構。張義生和唐慶民則從思維科學視角分別探討了問題求解的思維模式和提出問題的基本方法。劉冠軍從知識論視角提出科學問題演化的五種基本方式,即連鎖式、輻射式、階梯式、轉向式和躍遷式,他還提出科學問題哲學解的新范疇,凸顯了科學與哲學的深刻關聯,這些都是對科學問題相關規律性的高度概括和總結。陶迎春的博士論文《科學問題研究――從邏輯的觀點看》從邏輯學的角度對問題的邏輯要素、邏輯結構進行了細致分析。幸小勤在其博士論文《科學問題生成的哲學研究》里,從發生學的角度探究問題的生成與演進、問題的分析和解決及其問題的評價,揭示了問題的實質并動態地展示出“問題為什么成為問題”以及“問題如何成為問題”的過程。諸如此類的成果還有不少,恕不一一列舉。
總體上看,國內對問題學的研究已經在立足國外相關成果的基礎上,在不同方向上取得了很多突破,形成了中國問題學研究共同體。當然,這個共同體比較松散,表現為單兵突進,并未形成組織體系,沒有專門的刊物,甚至很多哲學雜志也沒有相關問題學專欄。從內容上看,大多是零散的專題分析,如果把這些分析聯結起來,并不能形成統一的問題學概念體系,也就是說,問題學理論的構建性較弱,對“問題”的基礎性概念和命題缺乏系統、科學、規范的論證,遠不能與成熟的科學哲學理論相提并論。這種情況在國際學術界同樣存在。不過,這也給中國問題學界提供了一個歷史性機遇,因為我們與世界處于同一起跑線上,只要高度重視問題學研究,進一步擴大現有成果,加強國際、國內問題學共同體之間的交流,就很有希望在這個領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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