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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論文摘要：本文根據1994—2005年我國股市融資和產業結構有關經濟數據，利用協整理論，從股融資規模效應視角，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發現股市融資不但沒能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反而阻礙了產業結構優化，而出現這種理論和實踐差異的核心原因在于漸進式改革下國家主導型制度變遷對股票市場的定位和制度設計。

一引言

從1993年開始，上市資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條塊切塊下達上市指標和額度，并對申請公開發行股票企業的產業政策進行了規定，如中國證監會《關于1993年申請公開發行股票企業產業政策問題的通知》明確規定，鼓勵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產業企業，暫不受理金融企業，控制房地產企業，商業企業則各省不能超過一家；1994年l0月了《上市公司辦理配股申請和信息披露的暫行規定》，文件除對配股時限、數量等加以限定外，還強調配股募集資金的用途必須符合國家的產業政策；國家計委2002年1月《“十五”期間加快發展服務業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提出鼓勵符合條件的服務業企業進人資本市場融資；國家經貿委、財政部、科技部和國家稅務局2002年7月聯合《國家產業技術政策》，支持高新技術企業在證券市場融資；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土資源部、商務部、環保總局和銀監會2003年12月關于制止鋼鐵、水泥、電解鋁行業盲目投資的若干意見，《意見》特別指出證監會不能核準含有此類項目公司的首次公開發行和再融資的申請；2004年1月國務院簽發《國務院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認為資本市場發展有利于國民經濟的經濟結構調整和戰略性重組。中國股市中這種特有的上市機制以及各項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使股市的資本配置朝著既定的地區和產業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場的發展過程往往就是其產業結構高度化的演進過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間，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的股票市場處于發展初期階段，其金融資產證券率僅為12％，國民生產總值證券率僅為8％，與此相適應，其產業結構則表現為農業國向工業國過渡時期的特征——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高達50％以上，第二產業產值比重僅占25％以上，第三產業極不發達；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上述國家的股票市場已經高度發達，這些國家的金融資產證券率已經高達50％以上，國民生產總值證券率也達到了較高水平，比如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證券率高達l13％，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的產業結構也達到了后工業化的水平——無論從就業比重還是從產值比重來看，第一產業迅速下降，第二產業略有上升，第三產業后來居上躍居首位。

綜上所述，無論是我國特有的上市機制，還是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都表明，股市融資具有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但是通過對我國股市目前的發展狀況和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分析，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疑問：我國股市融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這促進作用是否實際存在?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本文根據我國股市融資和產業結構有關經濟數據，利用資金流量法和協整理論，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最后對理論上應該而實際上沒有起到促進作用的原因進行了深入探討。

二文獻綜述

關于股票市場發展與產業增長關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為代表的新金融發展理論，但是它只是將資本市場納入研究體系，對于經濟增長的研究則始終停留在宏觀數據層面，尚沒有導人產業和企業層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礎上，將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圍深入到金融與行業增長率的層面，并通過41個國家、36個行業數據，從一個國家內不同行業對外源融資的依賴程度考察了金融與行業成長率的關系，研究發現金融市場的發揮降低了外源融資的成本，從而把企業從內源融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礎上，首先運用跨行業、跨國家的面板數據檢驗金融結構與產業增長的相關性，針對銀行主導和資本市場主導兩種金融體系，檢驗嚴重依賴外部融資的產業在哪種體系中增長更快，主要評價金融機構是否促進資本流向了外部融資依賴性強的產業。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業增長機會概念，并認為導致金融發展效應差異的因素與其說是行業外部融資依賴度，不如說是行業增長機會。他們的實證過程表明，在單獨引入金融發展與增長機會的乘積項或單獨引入金融發展與外部融資依賴度的乘積項時，其系數都是顯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個新方法：以資本形成對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彈性)來衡量資本配置效率，并運用包括28個制造業部門、跨時33年的面板數據，對65個國家進行了實證分析和比較研究。

與國外利用多個國家宏觀數據研究不同，國內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論研究和以國內中觀數據為主的實證研究，研究結論充滿爭議。歸納起來，關于股票市場與產業升級的關系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股市融資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如朱建民和馮登艷(2000)、王軍和王忠(2002)、王蘭軍(2003)、楊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弱相關或不相關。殷醒民(1997)通過對1996年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業結構分析發現上市公司通過資本市場發行股票來募集資金的實際效果是加劇了制造業資金的分散化，并且認為股票市場與國家的產業政策基本上沒有聯系，蔡紅艷和閻慶民(2004)度量了行業成長性，研究發現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中各行業成長性的此消彼長并未在資本市場中得到體現。

上述研究多以理論研究為主，實證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兩種方法。一種是以徐炳勝(2006)為代表的多元統計方法，他主要通過我國資本市場于產業結構有關的經濟數據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回歸分析。另一種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資本配置效率模型，這個模型的出發點是以市場作為配置主體，而且該模型因為缺乏理論依據、關鍵變量的內涵無法做嚴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們的質疑。基于此，本文將根據1994—2005年我國股市融資和產業結構有關經濟數據，利用資金流量法和協整理論，從股市融資規模效應視角，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三股市融資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實證分析

(一)評價指標體系選取與數據說明

股市融資指標：為了克服異方差和誤差項序列相關，本文采用股票市場各年度籌資額分別與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進行衡量。即：股票融資率SR=股票融資額／GDP。產業結構升級指標：衡量一國產業結構升級的程度，可以通過計算和比較不同年代第二產業增加值／GDP、第三產業增加值／GDP、(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GDP等指標來衡量。本文選取當年第二、三產業增加值的和與當年國民生產總值之比進行衡量。即：產業結構優化率IR=(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GDP。

產業績效指標：產業結構理論中的“黑箱理論”即“投入——產業結構——產出”，產業結構在這里實質是承擔一種產業轉換器作用，而關于產業結構升級問題研究的核心，同樣是如何促進高效率(績效好)行業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績效差)行業比重的下降，從而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產業整體績效的提高。而產業績效定義是基于企業集合體的角度，因此，本文選擇產業利潤率來評價，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數為各地區的骨干企業或者高新技術企業，因此在稅收政策方面往往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顯的優惠優勢，所以以稅前凈資產利潤率IP來評價，即：產業績效指標IP=(稅前利潤總額／凈資產X100)。考慮到數據的完整性，樣本期間選取1991—2005年。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歷年統計年鑒和CCER數據分析系統。論文下載

(二)序列平穩性檢驗

在實際經濟活動中，多數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這些序列的矩隨時間而變化，然而某些非平穩的經濟時間序列的某種線性組合卻可能不隨時間變化，表現出平穩性。20世紀80年代初Engle與Granger提出的協整理論就是解決非平穩時間序列之間協整關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協整理論并不是對所有非平穩數據都能處理，它所解決的是某些單整序列的關系問題。根據E—G兩步發，為防止偽回歸產生，在進行協整分析前，必須檢驗序列平穩性，即序列單整性檢驗。單整性是指，如果一個序列經過n階差分后才能平穩，則稱此序列為n階單整，記為I(n)。同階單整序列的某種線性組合如果是平穩的，稱之為協整。常用的檢驗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計量軟件進行實證分析。

首先，作變量SR、GR、IP時序圖，初步判斷序列平穩性，識別變量截距、趨勢特征。從可以看出，各變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項.

然后，采用ADF方法對各變量進行單整檢驗，得到的結果見。從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檢驗統計值大于臨界值，說明它們是非平穩序列。而它們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過檢驗，AIP以90％的置信度通過檢驗，說明AGR、ASR、AIP為平穩序列。顯然，可以判定GR、SR、IP各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即I(1)序列。

(三)資本市場融資規模與產業結構優化關系的協整檢驗根據上述單整檢驗結果，SR、GR和IP這些時間序列雖然自身非平穩，但其某種線形組合卻可能平穩。如果存在平穩的線形組合，這個線形組合則反映了變量之間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即協整關系。以產業結構優化率GR、產業績效指標IP為被解釋變量，資本市場融資率sR為解釋變量，建立計量模型：，其中1、為隨機擾動項，表示GR、IP中sR無法解釋的其他因素，對GR和sR、IP和sR分別進行回歸，得到模型(1)和模型(2)：

從回歸結果看，模型1的截距項和系數顯著，R=0．560618，調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項顯著，而系數不顯著，其R=0．246154，調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為了檢驗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協整，必須進一步對模型的殘差平穩性進行檢驗。提取模型1殘差，記為e，對其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3。殘差e以95％的置信度通過檢驗，是平穩的。說明GR和SR是協整的，股票市場融資率和產業結構優化率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股票市場融資率每增長1個百分點，產業結構優化率降低5．523358個百分點，可見我國股票市場融資對產業結構升級不但沒有起到推動作用，反而阻礙了產業結構的優化。

為了進一步確定股票市場融資率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長期均衡和短期影響的關系，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誤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該模型能解釋因變量的短期波動是如何被決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變量短期波動的影響，另一方面取決于誤差修正項(ecm)，即回歸模型1的殘差序列e。將ecm滯后一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述修正誤差模型中ecm(一1)系數為負，說明在短期內或因為政策因素影響，或其他隨機干擾影響，導致股票市場融資率與產業結構優化可能偏離均衡值，但這種偏離是暫時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偏離將因誤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狀態。

四結論

篇(2)

關鍵詞：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金融支持

近年來，隨著我國農業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也不斷深入推進，對資金的需求日益旺盛，但由于國家有限的財政資金投入、較高的農業貸款風險及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的影響，現有的金融支持力度遠不能滿足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金融支持不足日益成為制約我國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瓶頸。因此，如何創造一個良好的融資環境、使用好各方資金、創新信貸產品及構建配套的信用擔保體系等來支持農業產業結構升級是一道難題。

一、我國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金融支持存在的問題

(一)資金使用分散，規范的管理機制尚未形成。目前，財政用于農業方面的資金，包括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農業科技支出、支持農業生產支出、農業綜合開發資金等分散于發改委、科技、財政和農口各部門，由于財政支農資金分屬多個部門管理，各部門對政策的理解、執行和資金使用要求各不相同，基本上是各自為政，資金使用分散和投入交叉重復現象比較嚴重，缺乏一個有效的協調機制形成合力，加上運行環節多、過程長、管理成本高，規范的管理監督機制難以有效形成，導致資金到位率低，真正用于農業、農民和農村的資金大幅減少，財政支農效率較低。

(二)金融機構信貸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在現行信貸政策條件下，擔保抵押資產是否充足是決定銀行貸款的一個重要條件。由于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的經營場所、產品和經營周期有其特殊性，致使涉農融資中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往往不能提供符合信貸政策要求的有效的抵押擔保品，因而制約了信貸的獲取。另外，由于處在改革過程中的國有商業銀行本身存在許多制度缺陷，如貸款權限的上收、激勵與約束機制不健全及對國有企業、大城市、大企業、大項目等為主體的貸款偏好，主觀上造成農村金融市場的萎縮。

(三)農信社受自身實力限制，難以滿足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對資金的需求。從現行經營管理看，農信社市場定位于服務“三農”，主要以小額農戶貸款、農村個體工商戶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為主，從期限、額度和方式上很難滿足農業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而且，盡管農信社在農村地區網點多，但不論是硬件還是軟件上都難以與實力強大的國有商業銀行和只存不貸的郵政儲蓄相比，使其在吸儲能力上明顯處于弱勢。再加上農信社歷史包袱尚未解決，資金實力較弱，人員編制偏少，支付結算系統不完善，農信社支持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顯得力不從心。

(四)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龍頭企業和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內的特點限制了信貸投入。農業生產周期長，受自然條件影響大，這使農業產出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而農產品供求彈性小又使農業面臨相當大的市場風險，加大了農業收益的不確定性。因此，農業生產的高風險、周期長、低收益等主要特點決定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鏈條的脆弱性。金融部門在充分考慮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的原則下，必然對產業初始階段龍頭企業謹小慎微，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農業產業化發展的信貸投入。有的企業和組織根本無法提供抵押，如養殖場的家畜家禽不可能作為抵押品。

(五)缺乏行之有效的信用評價體系和完善的信用擔保體系。從目前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對龍頭企業金融支持的現狀來看，目前缺乏行之有效的針對龍頭企業的信用評價體系。相對工業企業而言，目前農業企業大多為中小型企業，處于創業成長期。由于信用擔保體系的不健全，獲得貸款的門檻較高，而已有的政策性貸款在實踐中也很難落實，直接制約龍頭企業的發展壯大。

二、促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金融支持的對策

(一)轉變思路，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和傾斜。整合各種支農財政資金，形成穩定的財政支農增長機制。對目前用于農業結構調整、農業產業化、農產品加工、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等方面的資金進行適當整合，可以考慮由各地方農業主管部門統一管理，主要用于充實政策性擔保公司風險補償基金，并將擔保代償損失補償資金列入財政預算。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應保證從每年的財政總收入中按固定的比例或增長率劃出一部分投入到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擴大工業反哺農業的力度。同時，為保證資金的使用效率，還應建立有效的審計監督制度，防止財政支農資金被挪用或被截留。

(二)加大針對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信貸創新力度。一是開辦特色農業、觀光旅游農業、“農家樂”、生態農業等多樣化的貸款品種，要根據農業資金需求多樣化的特點，科學細分市場，適時加大貸款新品種開發力度，制訂農戶大額貸款管理辦法，改進支農再貸款管理。二是創新信貸方式，拓寬農村產業結構升級的融資渠道。金融機構可以選擇有市場、有效益、有信用的農村中小企業試點信用貸款方式。擴大抵押和質押貸款范圍，允許農村中小企業以適銷對路的庫存產品和可靠應收款作為保證向銀行申請貸款。有條件的可考慮借鑒目前在中小工業企業融資中的一種新方式“供應鏈金融”的模式，將訂單擔保貸款、公司為農戶擔保貸款、倉單質押貸款以及農業動產抵押貸款捆綁在一起，以此來推動“銀行+擔保公司+基地+農戶”的農業產業結構升級。

(三)合理引導和利用好非正規金融渠道的資金。在正規農村金融功能有限和信貸供給嚴重不足的現實條件下，民間金融的存在和發展，可以有效緩解農村資金供求矛盾，拓寬融資渠道。因此采用“疏導”、“規范”的辦法引導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發展十分必要。積極鼓勵正常的民間借貸，有條件地允許民間金融的合法化，降低金融市場的準入門檻，有區別、有條件地培育出具有一定規模并且管理制度完善的非正規金融組織，可以為發展農民自主參與的各種農村合作金融提供良好的基礎和環境條件。同時，要在利率逐步市場化基礎上合理整合農村民間金融組織，將現存的農村非正規金融機構納入政府的正規制度安排中，為農村民間金融發展創造更加寬松的生存空間。允許創建農村民間銀行，允許民間資本、外資參股，實行民營銀行試點，促使農村民間借貸向規范化方向發展。

(四)以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為突破口，加快推進農信社的改革。農信社定位“三農”，應該成為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積極參與者。因此，各級政府應加快農信社改革步伐，完善省聯社法人治理結構的建設，多渠道擴充其資金實力。可以考慮建立省域內農信社聯行支付結算系統，并實現與人民銀行大額支付系統和小額支付系統的聯網，適應企業支付結算的需求，也有利于增強吸儲能力。

(五)積極發展農村保險業。農業保險是一種對政策因素依賴較強的特殊險種，農業保險經營模式不應以單一模式為主，農業保險體系應是包括政策性農業保險機構、商業性保險機構、合作社在內的以政策性保險為導向、多層次、各種模式相互補充的復合體系。可以因地制宜成立合作保險組織，以股份合作的形式籌集農業風險基金。有條件的地方可對參加種養保險的農戶給予一定的保費補貼，對經辦農業政策性保險的保險機構適當減免所得稅，對農業政策性保險實施再保險。如，安徽省在經過多方調研和論證的基礎上，從2008年4月開始開展了政策性農業保險試點工作，這對安徽這樣一個農業大省來說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安徽的具體做法是：運用財政補貼等手段，發揮政府組織推動作用，引導和鼓勵農戶、種養大戶、龍頭企業以及市縣政府、保險機構等有關各方自主自愿參與農業保險試點，促進農業保險業務的開展。在符合國家有關規定的基礎上，各地可因地制宜制定相關支持政策。保險的范圍主要涉及種植業和養殖業，種植業保險選擇種植面廣、對促進“三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大宗農作物，包括：水稻、小麥、玉米、油菜、棉花；養殖業保險選擇飼養量大、對保障人民生活和增加農民收入具有重要意義的養殖品種，包括：能繁母豬、奶牛。在保險費的支付上，種植業保險保費中央財政補貼35％，省財政補貼25％，市縣財政補貼20％，種植場(戶)承擔20％。養殖業保險保費根據不同品種，實行差異化補貼，其中，能繁母豬保險保費中央財政補貼50％，省財政補貼2l％，市縣財政補貼9％，養殖場(戶)承擔20％；奶牛保險保費中央財政補貼30％，省財政補貼21％，市縣財政補貼9％，養殖場(戶)承擔40％。在保險模式的選擇上種植業保險采用“保險公司與地方政府聯辦”模式，經營風險由地方政府和保險經辦機構共擔。養殖業保險采用“保險公司自營”模式，保險經辦機構在政府保費補貼政策框架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篇(3)

所謂低碳經濟，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這種模式的前提應是可持續發展，手段應是多種多樣的，可以為制度創新、技術創新、新能源開發、產業轉型等。在盡量減少高碳能源消耗、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基礎上，同時達到既可發展經濟又可保護環境的目的。低碳經濟的最基本表現就是低耗能、低排放和低污染。它是一個非常宏觀的概念,若要具體到產業上,則要求是降低碳排放,減少碳含量。山東省內產業中的生產環節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要降低該領域每單位GDP增長所帶來的CO2的排放,就要對產業結構進行進一步的調整和優化。山東省目前正處在產業轉型的關鍵時期,但其中一些高碳產業卻仍在經濟發展中占有主要地位；且由于自身的資源稟賦條件,山東省的能源結構一直以來以煤為主,低碳能源資源的選擇有限，因此更需要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另一方面，產業結構本身是一個比較中觀的概念,既可在宏觀層面關系到經濟的增長模式與方法；又可在微觀層面關系到具體產業的發展情況，推動產業的健康發展，進而影響居民收入的增長和就業的情況。產業結構的調整可使經濟體由粗放向集約轉型,推進工業化的進程,加強服務業的發展比重,降低碳排放，這均給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總之，低碳化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實施低碳化是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是低碳化的動力,它們兩個相互影響、相輔相成。

二、山東省產業結構低碳化轉型的現狀

1.現狀。山東省近幾年一直重視建設生態環境，積極植樹、種草；防治水土流失、荒漠化；建設生態產業。將發展低碳作為轉方式、調結構的主要任務，將產業轉型與節能減排相結合，積極完善政策體系，創新機制，加大投入，各市的單位能耗呈現逐年下降趨勢。一方面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各項比例日趨協調。服務業及新興產業等低碳產業發展迅速，2012年，服務業增加值占比提高了2個百分點，首次突破40%，完成了預定目標；高新技術產業（主要指新材料技術產業、生物技術產業以及信息技術產業）產值占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提高了3個百分點，達到29.1%。另一方面能源結構不斷優化。清潔能源如：水電、風電等從無到有、由小到大，在山東省能源消費格局中占有的分量越來越重。山東省新能源發電裝機占總裝機的8.1%，達到了591萬KW；余能發電裝機占總裝機的2.1%，達到154萬KW；外電入魯占全社會用電量的12.9%，達到488億KW。再者低碳化進度加快。全省萬元能耗超額完成目標，化學需氧量排放量比2011年分別下降了3.1%，SO2排放量比2011年分別下降了4.3%。淘汰落后產能生鐵、焦炭、粗鋼分別為150萬噸、60萬噸、40萬噸，關停小火電機組45.7萬KW。四是生態環境的破壞得以控制。森林覆被率恢復到23.5%，大氣主要污染物SO2、NO2、IP平均濃度同比分別下降10.8%、10.9%和4.4%,濕地面積增加到178.5萬HM2，省控59條重點污染河流按照既定目標已全部恢復魚類生長。第一產業發展現狀。第一產業可為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提供其發展所必須的原材料、能源、食物等，因此是國民經濟中最根本、最基礎的產業，它的發展狀況會直接促進或制約著一個地區的發展。山東省的第一產業，近年來呈現出由傳統向現代，由粗放向集約轉變的特點，結構與布局越來越合理。以2012年山東省農業發展為例：2012年山東省農業內部農業、林業、牧業、漁業及農林牧漁服務業產值分別為3960.6、107.0、2285.9、1267.1、325.1。與過去的幾年比較（圖1，2003-2012年山東省農業內部產值構成），以種植業為主的傳統的產業結構正逐漸改變，漁業、牧業等其他類資源的優勢已經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發揮，第一產業內部結構正呈多樣化發展的態勢，但根據數據農業在第一產業總產值中的比重過大，達到49.85%，山東省第一產業內部的產業結構仍有待進一步調整。第二產業發展現狀。各個經濟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第二產業的發展情況會直接決定該地區經濟發展的水平及產業結構調整的程度。2012年，山東省第二產業生產總值達到25735.73億元，占總產值的51.46%,比全國的比例偏高，在我國東部沿海的其他相當的省份中處中游水平。從輕工業的產值與重工業的產值比看，2012年的比重為8:17，與沿海其它發展水平差不多的省份相比處于中間位置。羅斯托經濟成長階段論告訴我們，產業結構的主導產業由農業向工業的調整到以工業為主再到第二產業比重的下降是經濟發展的準備起飛階段、起飛階段、走向成熟階段；且其中輕工業的產值與重工業的產值比的變化體現了第二產業內部結構優化的程度。根據這個理論，山東省的工業化程度仍未達到成熟階段。第三產業發展現狀。生產力的提高和社會的進步必然要求第三產業越來越快速的發展。第三產業的迅猛發展是現代化經濟的一個重要特點。第三產業的繁榮對于第一產業、第二產業都帶來了強有力的保障，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2007-2012年山東省第三產業產值在總產值中的比例分別為：33.44%，33.48%，34.71%，36.61%，38.29%，39.98%。此數據顯示，山東省第三產業在GDP中占的比重越來越大，發展速度較快，呈遞增態勢。在其內部結構中，結構比例日趨合理，但層次仍然偏低，發展空間較大。生產業發展速度較快在第三產業中占的比值也連續增加，但對其投資的規模仍有待擴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虛擬經濟如房地產業、金融業、收藏業等雖然也有增加但會帶來一些負面效應。

2.存在的問題與障礙。產業結構高度化水平較低。產業結構高度化也可以稱為產業結構高級化，其具體表現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產業結構中占比重較大的產業逐漸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繼而向第三產業逐次轉移的過程，它標志著該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和發展階段、方向。根據《2013年山東省統計年鑒》中的資料，2012年由能源消耗大、附加值低第二產業創造的產值占山東省工業增加值的58.8%，而其它知識密集、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業如IT、金融等產業的增加值所占比重較低。由此可看出山東省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率”為特征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還未得到改變。低碳技術相對來說較為落后。低碳技術涉及到三次產業內部的冶金、電力、石化、化工、建筑、交通等高能耗部門，具體內容包括在煤的清潔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的開發、CO2的捕獲與埋存、油氣及煤層氣資源的勘探開發等領域開發的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新技術。在低碳技術的角度看，發達國家的一次能源投入經濟體的轉換效率即其綜合能效可以達到45%，而我們只有35%。但整體仍較為落后，且發展不平衡。要在低碳的視角下完成產業結構的升級優化只能依靠先進的低碳技術。近幾年來，山東省的創新能力指數一直徘徊于7-9位，處于第二梯隊。總體成績中等偏上，但相對于處第一梯隊的京、滬、粵、蘇來說，能夠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循環經濟于發展的技術還相對落后。詳細來看，某些重要領域的一些關鍵技術、產品還沒有實現自己的生產，如高濃度有機廢水治理、大型燃煤電廠煙氣脫硫等；缺乏對省內資源綜合利用效率關鍵技術的一些信息的了解渠道。在具體實施節能減排時難度較大。一方面，低碳化整體水平較低，控制、治理污染的力度還不夠；另一方面，廢物資源化的程度較低。原因一是作為企業來說，大多數為了追求自身經濟利益，主要能源以化石燃料等高碳能源為主，很少主動研究、采用低碳能源；二是作為政府來說，有時不注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片面看重GDP的增長，而忽視了資源、環境的問題，對企業的監管不健全。成本回收存在困難。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的投資主體一般有政府金融機構或私人企業。山東省產業結構優化的投資主體一般是政府，并且其中對于環境的投入相對來說較少。其次，隨著生產工藝的成熟、現代生產體系的形成，原材料的開采、加工的成本越來越低，使得廢棄物的再循環、利用的成本比購買新的原材料的成本更高；再者，山東省排污企業承擔的排污費與修復實際造成的污染損害所需的費用相差甚遠，導致成本回收存在困難。制度方面的障礙。法律法規體系中缺少形成產業生態化發展的內容。雖然我國已經制定了一些相關的法律法規，比如《環境保護法》《節約能源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但配套的法規仍然不完善，一些法規較籠統、可操作性不強，相互還存在不協調的現象等，因此很難從制度上約束不利于環境優化、產業優化的經濟行為。配套措施不完善，執法缺乏力度。相關法律法規制定生效后有關的實施條例或實施細則的制定與落實是非常必要的。否則會導致已有的法律法規出現指導性不夠，缺乏法律效力，監管和執法力度弱等問題。從而出現某些企業環保思想松懈，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與環境的保護。激勵機制的有效性有待進一步提高。產業發展中的環境“外部性”屬于“市場失靈”的問題，可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與環境經濟刺激制度改善。但是山東省尚未建立完善的經濟激勵、合理費用的機制，從而影響了產業生態化的發展。

三、山東省產業結構升級、低碳轉型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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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類教育是我國當前各種教育類型中同社會經濟聯系最為密切的一種，這就要求高職類教育應當充分發揮好其社會培訓功能，這也成為實現自身內涵建設的重點內容，也能夠充分體現出高職類教育在我國教育中的引領作用。然而，遺憾的是大部分的高職類院校并沒有很好地實現履行這一職責，完成對社會培訓的任務，主要表現在在社會各行業的企業中的培訓服務力度不夠，難以對豐富的教學資源進行利用與共享，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

2針對于產業結構調整高職教育的創新路徑

（1）校企合作，培育市場需求的職業人才

校企合作辦學模式一方面能夠實現高職院校學生的順利高效就業，緩解當前社會上的就業壓力，同時還促使高職院校在教學上實現突破，以企業的需求為教學目標與導向，為企業輸送大批量的專業技能型人才，滿足用人單位的需求，充分發揮高職院校的社會培訓功能。這就要求高職院校在加強實訓基地建設的同時引進先進教學設備、優秀師資團隊等，從而能夠為實現高效率職業教學提供保障，同時，高職院校還要進一步深化同企業之間的關系，明確企業在雙方合作中的主體性地位，積極獲取企業對高職教育的支持，實現人才質量上的新突破。

（2）發揮高職教育社會培訓功能，促進社會全面提升

我國廣大高職類院校理應積極構建同相關政府部門以及社會用人單位等密切相聯的開放式的教育培訓機制，保證院校能夠充分保證學校各種教學資源的高效利用，為師生教學開設開放靈活的職業類服務培訓網絡。高職院校的職業類培育要以市場需求為目標導向，將用人單位對于人才的需求條件作為培訓的標準與重心，充分借助高職類院校豐富的教學資源優勢，為廣大社會用人單位培育更多的具有較高專業技能的創新型人才。同時，高職類院校還應當注重對于培訓人員綜合素養方面的培育如企業理念、團隊合作理念以及社交禮儀等，通過專業化的社會職業培訓，從而為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強大的知識技術以及人力資源的支持，真正實現教育資源的共享，促進高職院校社會培訓功能的實現。

（3）注重學生綜合素養提升，培育其創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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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前面構建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標、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標和衡量城市化水平的城鎮人口比重作為指標，構建計量模型，模擬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以及城市化之間動態影響路徑，揭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城市化提升的具體作用機理和相互影響關系。

1.模型建立與數據來源文章使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作為基本的分析方法。這一方法平等對待系統中每一個變量及其滯后值，以便找出變量之間互相作用的機制、路徑以及相互關系和對沖擊的反應。而脈沖響應是建立在VAR基礎上，可以把握來自每個變量的沖擊對其他變量的影響。若變量是同階單整的，則協整分析是必要的，通過協整分析可以揭示價格變量之間長期的均衡關系。根據前述分析，文章選擇的變量共有3個，分別是產業結構高級化、產業結構合理化和城市化。產業結構高級化，是指產業結構從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的轉化過程。文章采用非農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來衡量產業結構高度化，記為INSU。產業結構合理化是在現有技術基礎上所實現的產業之間的協調，可以度量要素投入結構與產出結構的耦合程度，常用產業結構偏離度來衡量產業結構合理化。文章借鑒干春暉等(2011)的研究。

2.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城市化互動關系檢驗（1）變量平穩性檢驗文章采用ADF檢驗方法，單位根滯后期選取依據SC(SchwarzInfoCriterion)最小值原則。檢驗結果顯示，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絕序列LNURBAN、LNINSU、LNINSO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但可以拒絕這三個序列的一階差分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即這三個變量均是一階單整序列。經過平穩性檢驗說明三個變量均是一階單整的，故它們之間很可能存在協整關系，文章使用Johansen方法對其進行協整檢驗。進行協整檢驗之前，需要確定合理的滯后階數，通過AIC和SC準則。根據數據的波動趨勢以及模型本身的性質，文章選擇檢驗類型是存在截距沒有趨勢項的類型，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均顯示存在1個協整關系。（2）因果關系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可以用來確定經濟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及變量之間影響的方向，其檢驗思想為若自變量本身的變動或通過誤差調整項領先當期因變量的變動，則說明自變量為因變量的Granger原因。文章依據Johansen變量協整方程的結果決定誤差修正模型的設定，并根據模型的估計結果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產業結構高級化是城市化水平提升的Granger原因，城市化是產業結構合理化提升的Granger原因；但城市化不是產業結構高級化的Granger原因；產業結構合理化也不是城市化提升的Granger原因。即產業結構高級化直接推動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產業結構優化并不一定帶來城市化水平的變動，同時，城市化有助于產業結構合理化，但并不一定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

3.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城市化之間互動關系的作用路徑的實證檢驗上述的協整分析，只是說明了變量之間存在著這種長期的均衡關系。而這種長期關系和變量之間的短期傳遞路徑會存在著很大的不同。為了進一步研究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城市化相互作用路徑，需要建立VAR模型。如此可發掘三者之間具體的傳導關系與時滯，然后在此基礎上，通過建立脈沖響應函數，刻畫具體的沖擊響應路徑。完成這兩步計量后，可以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城市化的互動作用機理與路徑，將會有更為清楚的認識。（1）基于VAR模型的分析（2）基于脈沖響應函數的解釋利用前文LNURBAN、LNINSO和LNINSU建立的無約束VAR(4)模型，基于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方法，可以分別得到LNURBAN和LNINSU對來自三者沖擊的動態響應路徑。分別選擇CholeskyOrdering：LNURBAN、LNINSU、LNINSO，可以得到其combined脈沖響。城市化對來自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沖擊產生逐漸增加的正向影響，而對產業結構合理化開始是逐漸增強的負向影響，隨著時間累積又會產生逐漸增強的正向影響；產業結構高級化對來自城市化的沖擊對來自城市化的沖擊產生先增加后減小的正向影響，而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產生逐漸下降的正向影響。

4.小結實證結果表明：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與城市化水平之間存在長期顯著的均衡關系；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提升，對于城市化水平的提升都產生了正向效應；產業結構高級化對城市化的促進效應比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促進效應更顯著，從脈沖響應圖中也能看出，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城市化形成了較好的互相促進的作用路徑，產業結構高級化對城市化的影響比城市化對產業高級化的影響更大；而產業結構合理化和城市化還沒形成良性互動關系，產業結構合理化的沖擊引起城市化先負向再正向的變動。

二、推進我國城市化進程的產業結構

優化升級政策選擇由于中國的城市化是在嚴重滯后于工業化的大背景下推進的，產業結構調整與城市化進程的互動關系，與較同步完成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發達國家相比，會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為此，政府在制定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加速城市化進程的相關政策時，要充分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在扎實推進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基礎上，更要注重合理有序地提升產業結構高級化，以更好地發揮產業結構調整對城市化的推進作用。為此，文章提出以下幾點對策建議：

1.夯實農業發展基礎，調整農業內部結構，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鞏固城市化發展的基礎農業的發展為城市化提供了物質基礎，農業的發展制約著城市發展水平。因此，首先政府要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引導農民積極調整農業內部結構，在繼續發展農業優勢產業的同時，積極探索農村產業化經營模式，延伸農業產業鏈，實現產供銷、貿工農一體化經營，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并為農業產業化發展提供配套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更好的鞏固城市化發展的基礎。

2.合理布局第二產業中勞動密集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比重，擴大城市化發展的規模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就業人口從農業部門向城市非農部門的順利流動，需要城市產業部門為其提供合適的就業崗位，而產業是就業的載體，因此要加速城市化水平，必須合理布局第二產業中勞動密集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比重。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工業結構會相繼出現輕紡工業結構、重化工業結構、高加工度結構、高技術化結構等階段。在此過程中會出現，勞動密集型產業相對萎縮，并不斷地被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所替代的現象。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發展階段，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所占比重不斷攀升，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對勞動的替代提高，抑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不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就業彈性較高，能有效促進農業勞動力的非農就業。因此，政府要加快完善生產要素市場形成機制，降低政府干預，矯正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價格的扭曲，抑制企業過多地用資本替代勞動。在制定相關產業政策時，一方面要推進高新技術的開發、創新、引進、推廣，提高國家產業競爭力；另一方面還要注重勞動密集型行業對就業的吸納作用，制定支持勞動密集型行業發展的扶植政策和區域產業轉移政策，促進中西部地區積極承接東部沿海地區轉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大城市化發展的規模。

篇(6)

1．1偏離－份額分析方法的數學模型假設區域i在經歷了時間［0，t］之后，經濟總量和結構均已發生變化。設初期區域i的經濟總規模為bi，0，末期經濟總規模為bi，t。把區域經濟劃分為n個產業部門，bij，0、bij，t(j=1，2，…，n)表示區域i第j個產業部門在初期與末期的規模。并以B0，Bt表示區域所在大區或全國在相應時期初期與末期經濟總規模，以Bj，0，Bj，t表示區域所在大區或全國初期與末期第j個產業部門的規模。

1．2數據來源偏離－份額分析法的計算基期一般取5年或10年，文章選取1999－2003年、2004－2008年、2009－2013年3個時段，以青海省為參照區域，將西寧市三次產業產值與青海省對比，對西寧市產業結構演變進行分析，結果如表2、表3所示。1999—2013年數據來自各年《西寧市統計年鑒》和《青海省統計年鑒》。

2、結果分析

2．1西寧市三次產業結構特征

近幾年，西寧市地區生產總值以每年15%左右的增幅平穩增長。2013年西寧市地區生產總值978．53億元，人均生產總值43346元。三次產業結構由2000年的8．8:43．8:47．4轉變為2013年的3．7:52．6:43．7。如圖1所示。三次產業結構有較大的變化。通過對西寧市產業結構的逐個分析與計算，可看出產業結構具有如下特征。(1)第一產業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其產值所占比重逐年下降。由2000年的9．66%降至2013年的4．63%。(2)第二產業表現出穩步增長的態勢，2011年其產值和所占比重在三次產業中居第一位，工業化率仍然很低，僅有43．8%，低于進入工業化初始階段工業化率50%的水平，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正在逐步形成以硅材料和光伏產業、有色金屬精深加工、生物醫藥、蔵毯絨紡為主的特色產業發展格局。(3)第三產業產值逐年提高，2004—2008年提高幅度較大，。2009—2013年其在三次產業中所占比例變化不大。第三產業比重是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主要標志。西寧市全力推進以旅游業為龍頭的第三產業，不斷增強服務全省的能力。高原特色旅游業、商貿流通、交通運輸等重點行業發展加快，成為帶動第三產業增長的主要力量。

2．2西寧市產業結構的偏離－份額分析

2．2．1產業份額分量。西寧市三次產業的份額分量(Nj)均為正值，說明西寧市三次產業按全省GDP增長率增長所實現的增長水平高于全省GDP實際增長水平，對青海省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大。從表1可知，西寧市三次產業的份額分量順序由前兩個時段的三、二、一，變化為第三個時段的二、三、一。說明近五年來，第二產業對區域經濟增長貢獻最大。

2．2．2產業結構偏離分量。西寧市產業結構偏離分量(Pj)均為正值，說明三次產業部門結構均對青海省經濟增長做出了相應的貢獻。三次產業偏離分量順序從前兩個時段的三、二、一變化為第三個時段的二、三、一。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結構偏離份額相差不大，遠遠大于第一產業。反映出西寧市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對青海省經濟增長貢獻較大。

2．2．3競爭力偏離分量。西寧市三次產業的競爭力份額(Dj)逐漸下降。在2004－2008年這一時段為負值。說明在這一時段，西寧市三次產業競爭力都較弱。三次產業區域部門優勢順序從前兩個時段的三、二、一變化為第三個時段的二、三、一。第二產業最具競爭力。從表2可知，三個時期西寧市三次產業增長率(L)分別為:1．09757、1．00002、0．99999。說明西寧市經濟增長率與青海省基本保持一致，體現出西寧市的經濟核心地位。從1999年至2013年，西寧市三次產業結構效果系數逐漸增加，這反映出西寧市三次產業結構日益合理，結構增長率稍快于青海省結構增長率，產業結構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大。但是，西寧市區域競爭力系數逐漸減小，這反映出在柴達木循環經濟區快速發展的條件下，西寧市競爭力優勢逐漸減弱。綜上所述，西寧市總的經濟增長率較快、發展迅速、經濟結構日益完善，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為了更加清晰直觀的分析西寧市各產業部門的發展情況，根據分析表計算結構，繪制shift－share分析圖，明確各產業部門屬于何種類型。以三次產業偏離分量為橫軸，以份額為量為縱軸，可建立產業優勢分析圖，如圖2所示。從圖2可知，西寧市三個時段的三次產業均分布在第一扇面內，屬于朝陽產業。其中，每個時段的第二、三產業的位置都十分突出，離坐標原點較遠，說明西寧市第二、三產業，是基礎條件較好，結構增長優勢非常明顯的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以三次產業結構偏離分量為縱坐標，以競爭力分量為橫坐標，可繪制三次產業偏離份額圖，如圖3所示。從圖3中可以看出，2004－2008年、2009－2013年兩個時期，第一、二、三產業都位于第二扇面，都屬于結構增長優勢產業。其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據坐標原點較遠，但緊貼縱軸，其結構偏離分量大于競爭力分量，說明這兩個產業的結構優勢帶來的增長量大，而競爭力卻不強。

3、結論與討論

篇(7)

第一，集約化的生產帶來的是分布在上下游各個企業大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的效率。加速提高了從圖紙到產品的全過程。第二，圍繞著核心產品的各個過程和細節，高密度的相關人才和智慧的集中和碰撞，無疑地給一個新產品的研發及部分相關配套產品的革新創造了獨特的有利條件。第三，適時理論（Justintime）的運用，提高了上游產品生產和運輸的服務質量，加速了庫存的周轉，減少了生產庫房的成本壓力，并為各配套企業產品的生產客觀地提供了較強的計劃生產的靈活性。第四，這個生產經營模式為相關的各個企業間提供了技術、設備、管理、工藝、人事和服務的互相了解有利條件。第五，降低了上游產品供應的物流成本，涉及物流的包裝成本及由此產生的管理成本。從而最終降低了產品的成本。第六，近距離的產品生產和服務，有利于有效的勞動力培訓，勞動力使用和勞動力的儲備。第七，在這個產業鏈上各個產品生產企業和組裝廠之間，以及這個產業鏈上產品生產企業之間工作協調變得更加容易。使得其產品的生產更加配套有序。讓我們觀察一個對比的例子，來說明上述理論：二戰后，福田汽車公司在英國倫敦東部的泰晤士河灣半島建立了其在歐洲的第一個汽車生產廠。選址此地，可能當時過多的考慮其成品更接近市場的便利，因為作為政治、金融中心的倫敦對汽車有著極大需求以及當時倫敦相對健全的公路運輸可達英國各地。而泰晤士河道通海的水路可用船運通往歐洲大陸。由于泰晤士河灣過小的地域面積和逐年遞增的地價，不僅不能為福特生產廠的幾乎所有上游配套產業鏈上的產品生產企業提供生產場地，在后來的幾十年也徹底限制了福特生產的發展。幾乎是在同一時期二次創業的英國羅孚汽車公司在其舊有生產基地考文垂重新規劃了其組裝廠，周邊留有大面積的土地給了他的配套產品企業用于生產和中轉庫的建設，并借機進行了配套產品以及供應企業的重新組合。形成了當時較為優化的以羅孚組裝廠為核心的集團中央圓心化的生產經營模式。我們比較后發現并得出如下結論：第一，由于福特的工廠相對遠離他的上游產品生產企業，造成了有近74%配套產品較羅孚同類產品因運輸成本和由此產生的管理成本的增加，而最終不同程度地影響到了成品價格，使其在英國市場逐步失去了同檔次車型的價格競爭力。第二，由于福特的工廠相對遠離他的上游產品生產企業，迫使福特不得不建設大面積的庫房和用較大的現金支出來儲備配套產品以保證企業的生產。加之倫敦地區不斷上漲的地價，使得福特工廠的用地成本也大大地高于羅孚。第三，大面積配件庫房，多種的配套零部件產品在福特庫房的儲備造成了福特高額的零部件管理費用并伴隨著零部件產品更新換代造成的死庫存而帶來的浪費。第四，由于地理距離的原因，給組裝廠和配套產品生產商的交流和工作的協調帶來了障礙，較之羅孚大部分的主要配套生產商距離羅孚組裝廠只要十分鐘內車程的距離相比，給善于用開會來解決問題的英國人帶來了溝通與交流的不便；同時，由于地理距離的原因造成的各企業間人員在技術、管理、工藝交流的困難，使得福特新產品的開發和零部件的更新造成時間上的拖拉和延誤；同樣，也造成了勞動力成本和質量的差異。與福特工廠在一個區域的獨立相比，羅孚周邊的數萬工人在一個相關的產品系列結構中工作。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都可以得到相應的保證并隨著企業的發展而提高。勞動力的成本也在這個產品系列結構中保持相對的穩定性。綜上所述，中央圓心化的生產經營模式有著大多數單一生產企業所不能具備且不可替代的優勢和發展空間，在過去的一百年而被諸多的大型企業在全世界的范圍內成功實踐。

2.中央圓心化的生產經營模式的缺點

中央圓心化的生產經營模式在具有上述不可替代的優勢的同時，也具有他與生俱來最致命的缺點---產業鏈上游的產品生產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對產業鏈終端的核心企業及產品的過度依賴。為了更透徹地解釋這一缺點，以及其造成的嚴重后果，讓我們用一個例子來做進一步的說明：在改革開放后的八十年代，人們迸發出的消費激情對家用電冰箱產生了史無前例的需求。于是，北京的一家大型家用冰箱企業為了加大生產量以滿足市場爆炸式的需求，改變原有幾乎從頭到尾的生產模式，利用其上級主管單位的行政協調，讓數十家中小企業放棄各自原有的產品，利用其各自所長，為冰箱廠配套生產冰箱所用的配件。這時，可以看到以原有家用冰箱企業為核心的中央圓心化的生產經營模式已經形成，并在建立的一開始就顯示出了這一生產經營模式的優勢—集約，分工明細，且配套。這樣，這個冰箱廠以極高的產量滿足了北京市場并以極快的速度迅速占領了周邊市場。幾年后，市場逐步進入了飽和。冰箱的銷售出現了滯銷，并且情況還在不斷的惡化。在這個家用冰箱企業為核心的中央圓心化的生產經營模式中，數十家產業鏈上游的產品生產企業與這個產業鏈的終端企業一同受到了傷害。他們隨著冰箱的銷售數量的減少而減產，直至最終停產。到此，中央圓心化的生產經營模式的致命缺點充分地暴露出來—即一個相關的產品系列結構中上游單一產品生產企業對下游終端產品企業的過度依賴性。這一特性形成的原因如下：第一，依賴性的特點表現為上游產品生產企業不直接對市場負責，而只對終端企業的訂單和質量負責。而作為中央圓心的終端產品生產企業的依賴性表現為對上游產品生產企業產品的質量和價格的依賴，大多不去做深入的市場對比。第二，由于上述的特點，大多上游產品生產企業無需具備產品自我研發能力。技術力量主要停留在下游終端成品對自己產品技術要求的理解。第三，這一特點還決定了下游終端成品企業對上游產品生產企業生產的產品的原材料提出了質量和價格的要求。限制或指定上游產品生產企業對原材料的采購。因此，大多上游產品生產企業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市場采購隊伍。第四，大多上游產品生產企業無需具備對市場的銷售能力。因為所有產品銷售的大部分去向或是唯一的去向是這個產業鏈的終端企業。這些上游產品生產企業大多或無需建立自己的銷售隊伍。因此，一旦這個產業鏈的終端企業或產品出現了問題，這些上游產品生產企業無力獨自面對市場。本文上面闡明了中央圓心化的生產經營模式的諸多優勢，并舉例說明了這是在生產、市場及涉及到企業管理諸多要素等方面所具有的一個不可替代的發展優勢，并也相信會有更多的生產企業將在進一步完善這一模式進程中利用其優勢而做大做強。那么，在中央圓心化的生產經營模式的各個企業，特別是處在這個生產經營模式中的上游產品企業如何規避這個生產經營模式致命缺點而能夠生存發展呢？

3.揚長避短，倚強做強

一般的說，作為中央圓心化的生產經營模式中的終端產品企業多為大而強的企業，其產品也具有相當的市場知名度。那么，作為在這個生產經營模式中的上游產品各企業如何規避這個生產經營模式致命缺點，消除短板而倚強做強呢？先讓我們還通過對比看一個同樣是大型家電企業的例子，他能幫助我們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1980年代中期，伊萊克斯集團在大舉進行的一系列與家電相關的企業收購和重組后，成為了歐洲最大的家電研發、生產、銷售一體的綜合集團。之后，伊萊克斯著手在意大利建立了以不久前收購的沈努西冰箱制造公司為核心的中央圓心化的生產模式。伊萊克斯管理團隊利用其積累了超過百年的生產銷售管理經驗，對所建立的沈努西冰箱制造公司為核心的中央圓心化的生產經營模式的產業鏈上的各個企業規定了如下改革政策：第一，要求作為產業鏈終端的沈努西冰箱制造公司采購的冰箱的零部件不少于40%要來自伊萊克斯集團之外的生產商。這一政策看似肥水流了外人田，但客觀上提高產業鏈終端企業的采購能力。用集團外的產品和本集團內產業鏈上游的企業的同類產品進行質量、價格和服務的比較，從而倒逼本集團內上游的企業了解市場，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并制定出更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價格和服務價格。與此同時，產品終端企業有了更加靈活的采購方式。用最合理的價格保證其終端產品的質量。第二，要求沈努西冰箱產業鏈上游的集團內各個企業，成為每一個獨立核算的單一企業，只對各自企業利潤負責而無需對產業鏈上包括終端企業在內的任何企業的產品供應保障負責。同時規定，各個企業的產品銷售給本集團產業鏈終端企業的上限為其自身生產能力的50%，不設下限。這一政策就是說：各個企業的生產要以自身利潤為中心，無需過多的承擔對終端企業的責任。這樣，上游企業為了各自企業利潤的最大化，企業能夠依托為沈努西加工產品的品牌優勢和成熟的技能優勢建立自己的市場和銷售隊伍及建立自己的市場知名度，同時爭取更多的客戶。在這一政策在沈努西冰箱產業鏈上游的各個集團內的生產企業實行幾年后的1990年代初，歐洲遭受了嚴重的經濟危機。沈努西冰箱和其他家電一樣遇到了滯銷。然而，在沈努西冰箱產業鏈上游的各個集團內的數十家生產企業的發展沒有隨著沈努西冰箱的滯銷而停止。而是他們經過了早幾年的市場歷練，把他們的產品拓展到了冰箱產業以外更寬的空間。他們中的冰箱轱轆生產企業，除了供給沈努西冰箱外，還為醫院，超市，航空等公司生產手推車的轱轆。這些生產企業成長得更加成熟和強大。這一切或許都應得益于伊萊克斯管理團隊當年制定的改革政策。這一政策繼承了中央圓心化的生產經營模式，但不是全盤的照搬。從而修正了這一生產模式自有的缺陷和劣勢。

4.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