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宋代文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 朱熹 《詩集傳》 前后稿嬗變

關于朱熹《詩經》學的著述，自南宋末年就已出現，其多為引用、解釋《詩集傳》，如宋代輔廣的《詩童子問》，元代許謙的《詩集傳名物鈔》，劉瑾的《詩傳通釋》，朱公遷的《詩經疏義會通》，胡一桂的《詩集傳附錄纂疏》；明代朱善的《詩解頤》，胡廣的《詩經大全》，王鴻緒的《詩經傳說匯纂》，方苞的《朱子詩義補正》等著作。清代學者則更是撰寫了一些與此相關的單篇論文，如馮景的《朱子駁詩古序辯》和《駁閻百詩毛朱詩說》，蕭穆的《重刊朱子詩義補正序》，馮登府的《書宋本詩經集傳后》和傅維森的《讀朱子詩集傳》，等等。

自近代以來，隨著科學研究方法的運用，對于朱熹《詩經》學的研究有了更大的進步，不但出現了百余篇學術論文，而且出現了許多專門論著，研究不斷深入，角度越來越新，研究領域也大大拓寬，一些以前很少有人關注的問題也逐漸引起了學者們的重視，朱熹《詩集傳》前后稿差異和朱熹《詩》學思想轉變的原因研究就是這樣一個新問題。從我所掌握的資料來看，目前學界關于朱熹《詩集傳》前后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兩個方面。

一、關于《詩集傳》前后稿嬗變過程的研究

宋代《詩經》學是《詩經》研究史上的重要轉折點，也是《詩經》宋學的開端，其總體上呈現懷疑、創新的學術特色，朱熹《詩集傳》更是代表了宋代《詩》學的最高成就。

自北宋時期起，歐陽修、劉敞等人就已不再遵循漢唐《詩》學的舊有模式，并且初步對《毛序》、《鄭箋》提出了懷疑和批駁，開始注重以己意說詩，將《詩經》研究同政治、文學、個人感悟等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體現出一種兼容并包的趨勢，從而奠定了宋代《詩》學的基本模式。至南宋前期，《詩經》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并在這一時期誕生了宋代《詩經》研究的代表作——朱熹《詩集傳》。是書上承歐陽修《毛詩本義》，蘇轍《詩集傳》，鄭樵《詩傳辨妄》余緒，黜《毛序》而自創新說，成為《詩經》學史上一劃時代的學術論著。

朱熹前后期《詩》學思想差別極大：前期主《毛序》作《詩集解》，依《序》說詩；后期隨著自身《詩》學思想的發展成熟，以及廢《序》派學說和其他多種因素的影響，朱熹最終廢《序》解詩，棄前稿《詩集解》而更為后稿《詩集傳》。由于前人對前后稿的嬗變過程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因而一度出現了一些誤說，束景南先生針對這些誤說，在《朱熹佚文輯考》一書中的《朱熹作〈詩集解〉與〈詩集傳〉考》一章里進行了詳盡的考證和分析，認為朱熹解《詩》的歷程基本上可分成主《毛序》作《詩集解》與黜《毛序》作《詩集傳》兩大階段。

由于朱熹廢《序》言詩及其《詩》學思想的最終確立，后稿《詩集傳》成為宋代《詩》學的集大成之作，而其先前所作的《詩集解》卻最終失傳。束景南先生的《朱熹佚文輯稿》據呂祖謙的《呂氏家塾讀詩記》輯出了朱熹《詩集解》佚文的概貌，基本上為研究《詩集解》提供了一個比較完善的輯本。

二、朱熹《詩》學思想轉變原因的研究

朱熹《詩集傳》前后稿的嬗變，實際上是由于朱熹本人前后期《詩》學思想的不同而造成的。因此，研究朱熹自身《詩》學思想轉變的原因，才是考察和研究此前后稿嬗變過程已經原因的根本途徑。

郝桂敏先生《宋代〈詩經〉文獻研究》一書的第五章《朱熹的〈詩經〉研究》，談到朱熹《詩》學思想轉變的原因時提出：由于從理學角度看詩，朱熹對其先前所作的《詩集解》進行了改造。

朱熹著手廢《詩序》作《詩集傳》的時期，正是其理學思想剛剛確立的時期。朱熹理學思想的核心內容是為封建統治秩序的永恒性和合理性作論證。朱熹認為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之外，還有一個統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常理，人類社會的常理便是“三綱五?！薄Ｔ谥祆涞摹对娂瘋鳌分懈酋r明的凸顯這一理念，尤其在解《二南》詩時更是如此。

檀作文先生在《朱熹詩經學研究》一書中也提到了朱熹的理學思想與其《詩》學思想的關系。在該書第四章《理學思想與朱熹詩經學之關系》中，他認為：朱熹作為理學大師，其為學的根本即在“義理”之中。其為學方法是“格物致知”、“尊德性”與“道問學”并重，以后者為手段，前者為旨歸。所以他的理學思想多假注解儒家的基本經典，其注解既能夠尊重文本求其本義，又能夠從義理上加以闡發，朱熹《詩》學就充分體現出了這一特點。

朱熹自身深厚的文學素養對其治《詩》的影響是使其《詩集傳》解詩之所以呈現出鮮明文學性的重要原因。莫礪鋒先生的《朱熹文學研究》，郝桂敏先生的《宋代〈詩經〉文獻研究》，以及檀作文先生的《朱熹詩經學研究》都對朱熹從文學角度解詩進行了專門論述，尤其是檀作文的《朱熹詩經學研究》及其單篇論文《朱熹對〈詩經〉文學性的深刻體認》對此更是論述頗詳。

篇(2)

[關鍵詞]宋代；婚服；禮俗

一個時代的服飾，是那個時代文化的表征。宋遼夏金時期，我國各民族交流頻繁，融合進一步加劇。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各民族服飾在交融過程中相互影響、取長補短，中原宋王朝傳統服飾吸收了許多少數民族元素，而北方草原民族服飾也逐步漢化。服飾是禮儀文化的重要載體，傳統禮儀、風俗文化在多民族政權并立的歷史大幕下，通過服飾文化的交流，由中原王朝向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傳播、發展。中原王朝內部，禮儀經歷了統治階層的不斷調整、強化，最終形成了不同于漢唐的、獨樹一幟的風格、體系。服飾作為禮儀文化重要表現形式，其分等級、定尊卑的作用也進一步加強。為了人生最重要的儀式——婚禮而準備的婚服，是傳統禮儀文化的重要象征。無論是婚禮用的服裝、化妝、配飾、都是當時社會審美取向的體現。華美、精致的婚禮服飾，是服飾文化的精華所在，也是禮儀規范的集中體現。研究婚服，能夠更直接的了解這一時期各個區域的服飾審美取向和其中蘊含的禮儀文化內涵。近二十年來，雖然婚姻禮俗和服飾研究這兩個方向研究成果卓著，但將它們相結合，研究婚禮服飾與婚俗、禮儀關系以及婚服的禮制內涵的文章卻不多，可以說研究還是比較薄弱的。

一、研究服飾、禮儀的古籍、專著

有關婚禮服飾的內容在眾多史書中曾被提及，如在《宋史》[1]、《遼史》[2]、《金史》[3]、《西夏史》[4]中都對皇帝、后妃、命婦、官員等貴族的禮服形質有詳盡的記載，并做了具體的規定。鄭樵所著的《通志》[5]中對天子、太子、后妃、官員的章服和婚禮儀制也有明確記載。這類史書雖然記載了統治階級的章服制度，但并沒有專門對婚姻服飾進行記錄。盡管如此，透過這些記載，我們還是可以一窺那個時代華美禮服的形質，婚服做為其中的精品，也必然包含了這些禮服的特點。

官方史書只關注了統治階級，對于廣大民眾的婚禮服飾沒有給與很多的筆墨。朱熹的《朱子家禮》[6]以及司馬光的《書儀》[7]則對士大夫階層的婚禮流程及禮儀規范進行了細致的描述。這倆部書側重對禮儀習俗、規范的闡述，給我們認識和了解這個時代中下層人民的婚姻形態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但是對婚服給與的描述只有寥寥幾筆，一帶而過。

到了現當代，研究服飾通史的著作頗多，最著名的要數沈從文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8]，這部著作通過研究考古資料如壁畫、畫卷、刻印等，對中國歷代傳統服飾作了詳盡的介紹，并對其中的文化內涵做了細致的刨析。其中第一百零二到一百三十一章是研究遼宋夏金的服飾，沈從文先生更多的從平民服飾入手研究，展現了這個時期社會各個階層的衣著習俗。孫機著的《中國古輿服論叢》[9]對封建貴族階級的輿服制度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描述了解那時婚禮服飾的基本特征。此外，陳茂同的《中國歷代衣冠服飾志》[10]、朱和平著的《中國服飾史稿》[11]、周錫保的《中國古代服飾史》[12]、陳高華與徐吉軍編著的《中國服飾通史》[13]、周汛及高春明編著的《中國古代服飾風俗》[14]、黃能馥編著的《中國服飾通史》[15]、王民澤編寫的《中國古代服飾》[16]、臧迎春著錄的《中國傳統服飾》[17]、張書光《中國歷代服裝資料》[18]等都是研究我國古代服飾的著作，這些專著側重點不同，敘述方式不同，可以說從不同的角度相互佐證，使我們更清晰的認識我國古代服飾的整體面貌。此外，王瑜所著的《中國古代北方民族與蒙古族服飾》[19]對北方少數民族服飾進行了系統的介紹。王青煜所著的《遼代服飾》[20]、趙評春和遲本毅著《金代服飾》[21]為研究遼代、金代的服飾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黃強著的《中國內衣史》[22]是一部專門對歷代內衣形質進行收錄、介紹的著作。周汛及高春明編著的《中國歷代婦女妝飾》[23]、孟輝撰寫的《中國歷代女子服飾史稿》[24]是專門研究女子服飾的著作。周汛和高春明編著的《中國衣冠服飾大辭典》[25]是研究我國服飾文化的重要工具書。閱讀這些專著，可以讓我們從各個角度，全面的認識宋遼夏金時期衣著服飾的狀態，領略傳統服飾的魅力。在認識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進一步挖掘隱藏在這些靚麗衣飾下的禮儀內涵。在這些書籍中，并沒有專門研究婚服的篇章，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此外，相關的服飾美學著作也是做論文的重要資料，近年來研究服飾美學的文章不少，主要有：葉立誠的《服飾美學》[26]、蔡子諤所著的《中國服飾美學史》[27]、高春明編著的《中國歷代服飾藝術》[28]、蘭宇與祁嘉華的《中國服飾美學思想研究》[29]。

除了研究服飾的專著外，關于禮儀、民俗研究的著作也是我要了解的重要部分。臺灣學者彭利云所著的《宋代婚俗研究》[30]，是一部全面介紹和分析宋代婚俗禮儀的專著。美籍學者尹沛霞著，胡志宏譯的《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31]，從外國人的視角審視宋遼夏金時期的女性和婚姻，有許多獨特、新穎的觀點。王文寶著的《中國民俗研究史》[32]對我國傳統民俗做了系統、深刻的分析研究。朱瑞希等所著的《遼宋金社會生活史》[33]對遼、宋、夏、金的社會生活面貌做了全面的展示。陳戍國著的《中國禮制史·宋遼夏金卷》[34]對這一時期幾個政權的各種禮儀制度做了論述。此外，陳顧遠《中國婚姻史》[35]、吳存浩《中國婚俗》[36]、彭林著的《中國古代禮儀文明》[37]、王煒民編著的《中國禮儀文化》[38]、鐘敬文《中國禮儀全書》[39]都是研究婚姻禮俗的重要資料。

二、相關的論文

研究宋遼夏金時期婚服、婚俗的論文并不是很多，主要研究服飾的有：賈璽增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首服研究》[40]、殷冰瑤的碩士論文《探究中國歷代婚服上的民族元素》[41]、鄧雅的碩士論文《探究我國漢族女性婚禮服的演變和創新》[42]、王雪莉的碩士論文《宋代服飾制度研究》[43]。相關的有杉本正年著、樊一譯的《中國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44]、許星《中國古代民間婚禮儀俗中的著裝風俗初探》[45]、喬婷《宋代服飾特點的研究與探析》[46]，陳熠鑫、韓麗東、郝云華的《淺談宋代服飾的民俗風格》[47]、謝檣《宋代女性詞中的妝飾民俗》[48]，這幾篇論文多從民俗的角度分析宋代服飾的特點，對婚禮服飾提得不多，也沒有談到其禮制內涵。

對于婚禮進行專門研究的論文有：呂友人、王立軍所撰《宋代婚禮概述》[49]、于佐君《談婚姻禮服文化的變遷》[50]、《中國傳統婚禮習俗》[51]、甄進忠《中國古代婚禮淺論》[52]、彥斌《中國婚禮儀式史略》[53]、包福存《婚禮儀式研究綜述》[54]、李金玉《略論中國古代的婚禮》[55]、大勇《中國傳統婚慶禮俗與當代婚禮》[56]、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異》[57]、王啟發《禮義新探》[58]等等。

對于婚俗研究的主要有：王歌雅《中國古代聘娶婚姻形式略論》[59]、黃修明《中國古代“服禁”論》[60]、《中國各地婚俗》[61]、鮑宗豪《中國婚俗的文化意蘊》（1992年第5期）[62]、韓芳《中西傳統婚俗之比較》[63]、《中國特色婚俗》[64]、魯婷，陳娟娟《淺析中國“彩禮”婚俗存在原因》[65]。

對于少數民族服飾、禮儀進行研究的有：島田正郎、何天明《遼代契丹人的婚姻》[66]、黃莉《遼代婚姻綜述》[67]、楊富學與孟凡云《契丹媵婚制考略》[68]、夏宇旭及趙瑋彬《遼金契丹女真婚制婚俗之比較》[69]等論文，為我們研究遼國婚姻禮俗提供了資料。謝靜的《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服飾研究》[70]、孫昌盛所撰的《西夏服飾研究》[71]、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飾淺談——以ДX.02822為中心》[72]、陳霞的《西夏服飾審美特征管窺》[73]等幾篇文章都在西夏服飾方面做了比較細致的研究。牛達生《從考古發現看唐宋文化對西夏的影響》[74]、艾紅玲《西夏禮儀制度考論》[75]等文章對西夏婚禮制度作了介紹。關于西夏服飾、禮儀方面的論文相對而言很缺乏，這方面的研究也很不足。研究金代服飾、禮儀的文章同樣比較缺乏，只見到俞超偉所寫的《填補金代服飾制度的空白》[76]這篇文章通過考古發現充實了金代服飾史料。此外還有王春蕾《試述金代女真族服飾及演變》[77]以及顧韻芬、高巖、李丹《金代女真族服飾文化的整合性發展》[78]等。這些文章雖然為我們在服飾、禮儀這一領域進行探索、挖掘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讓我們用以學習和借鑒，但是它們都沒有對婚禮服飾及其與禮儀、風俗之間的關系進行系統的研究，鑒于這方面的內容對于我們清晰地認識宋代的服飾文化、禮儀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我認為有必要進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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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劉辰翁 詩歌評點 小說評點 散文評點

劉辰翁（1232-1297），字會孟，號須溪，南宋廬陵人。作為一位評點家，劉辰翁不僅評點過的著作、作家非常多，而且他評點的范圍甚廣，涉及詩、文、小說等領域。就目前研究狀況來看，學術界對劉辰翁評點的整理和研究還不夠充分，與其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極不相稱。一方面，對劉辰翁評點著作的整理還只是零星地出現。另一方面，針對劉辰翁的評點進行的研究評論也還不夠充分。為將劉辰翁文學評點研究引向深入，有必要對近二十年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進行梳理。本文將從詩歌評點、小說評點、散文評點、評點目的與地位四個方面探討近二十年學界對劉辰翁評點研究。

一.詩歌評點研究

在詩歌評點方面，劉辰翁除了對李白、杜甫、王維、王安石、蘇軾、陸游等唐宋名家進行評點外，《唐詩品匯》中還保存有他對二三流作家，甚至無名氏詩人、詩作進行的評點。而學界對劉辰翁的評點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其詩歌評點的整體研究、杜詩的評點研究以及對王維、孟浩然、李賀、王安石等人的評點研究上。

從宏觀角度研究劉辰翁詩歌評點有周興陸的《劉辰翁詩歌評點的理論和實踐》[1]，周興陸論文以西方文論話語來關照劉辰翁的文學評點，立意與角度較為新穎。

劉辰翁是杜詩研究史上的一個大家，焦印亭指出其貢獻在于繼宋代整理杜詩、集注杜詩、編年杜詩、分類杜詩之后，又興起評點“杜詩”一派。[2]邱旭《試論劉辰翁杜詩評點的特點》[3]、趙星《劉辰翁的杜詩評點初探》[4]在他們的論文中論及其評點特點。張靜的《劉辰翁杜詩批點本的三種形態》[5]、焦印亭的《劉辰翁評點杜詩著作敘錄》[6]，這兩篇論文都是梳理劉辰翁評點杜詩的版本情況，對于研究杜甫詩歌及劉辰翁都有較大意義。

趙愛榮、焦印亭梳理了劉辰翁評點孟浩然詩的版本情況。宗瑞冰則指出劉辰翁全面評述了孟詩的藝術風格、語言修辭技巧、篇章結構特點等。[7]

焦印亭指出劉辰翁是第一個對李賀詩歌做全面評點的詩評家，極具代表性與時代意義，并論述了劉辰翁評點李賀詩歌的顯著特點及其成因。[8]劉辰翁評批李賀詩歌偏重于文學的內部研究，鮮及作者的生平、創作背景、典故來源、句意的疏解等外部問題。

焦印亭《劉辰翁評點王維詩著作敘錄》[9]通過實地考察與目錄記載，梳理了劉辰翁評點王維詩的版本情況，對進一步研究劉辰翁評點與王維詩有重要意義。

湯江浩教授在《論劉辰翁評點荊公詩之理論意蘊》[10]不僅指出劉辰翁評點荊公詩的特點，而且對劉辰翁評點荊公詩的成敗得失做了全面的總結，對其理論產生的淵源背景進行了縱橫兩方面的比較與探討，頗有思想深度和理論意義。

二.劉辰翁小說評點研究

劉辰翁對《世說新語》的評點，開了小說評點的先鋒。他的小說評點中所表現的美學思想、修辭觀念對后世產生較大的影響，有著開創的意義。

劉辰翁評點《世說新語》開了小說評點的先河，“為我國小說評點的創始人”[11]。他“不僅注目于人物、語言、情節，開始探索小說與歷史的區別，還認識到小說與現實生活有聯系”[12]。曾垂超和李軍均認為劉辰翁的小說評點，擺脫了史傳規范和儒家倫理價值相結合的標準，是以小說作為一種獨立于史學的門類來進行評點，具備濃厚的文學性。[13]陳金泉在《劉辰翁小說評點的美學思想》中肯定了“劉辰翁不僅是小說評點史上的先行者，也是中國小說美學史上真正的開山者”[14]。曹新華在《論劉辰翁的小說評點修辭思想――以評點為例》一文中指出：“劉氏小說評點在修辭學史上的開創意義不容忽視”[15]。

張璇《評劉辰翁》是對劉辰翁的小說評點進行的專題研究。這篇文章從訓釋疏通、指出歸類不當、指漏糾謬、質疑欠妥四個方面對劉辰翁評點特點、成就及不足作了詳盡的論述，對劉辰翁小說評點做出了一個較為公允的評價。[16]

三.散文評點研究

劉辰翁對散文的評點主要見諸《班馬異同評》，以及他對《老子》、《莊子》、《列子》、《荀子》等的評點。學界對劉辰翁散文評點研究主要集中于《莊子》評點研究，近年來有學者關注了《班馬異同評》，目前暫時還沒有學者對劉辰翁評點的《列子》、《荀子》進行研究?？傮w來說研究并不是很全面、系統，有待進一步發掘和拓展。

潘貞清在《劉辰翁評點的幾個概念》一文深入剖析了劉辰翁評《莊子》散文的真、奇、畫外意等特色。[17]萬欣《劉辰翁開評點之先》、李波《劉辰翁散文評點略論》、楊秀達《劉辰翁芻論》這幾篇文章都與潘貞清的論文觀點一致，幾乎沒有提出新的見解。此外，還有萬欣的學位論文《劉辰翁老莊評點研究》，從思想闡釋和文學評點兩個方面研究劉辰翁的老莊評點。這篇論文創新的地方在于指出劉辰翁通過以儒解老莊、以佛解老莊、老莊互釋等方式，試圖還原老莊的思想本質。值得注意的是，楊春旭的學位論文――《劉辰翁文學評點研究》沒有對散文分章探討，而是將《莊子》等散文放入小說這一章節中討論。

可永雪認為，劉辰翁從賞鑒角度比較全面、比較系統地總結了《史記》塑造人物的一些經驗和“決竅”，如傳記文學寫人不僅要寫“功狀”，還要寫出展示人物精神面貌的細節；寫人必須繪聲繪色，婉曲盡情，寫出人的“意態”；寫人還要突入人的靈魂，洞見人的肺腑， 出人的“心事”[18]，等等，這對于后世作家和文學理論家都產生過相當的影響。王曉鵑《研究三題》[19]注重考證方面，考證了《班馬異同》的作者、版本，總結了一些劉辰翁評點的特色，總體看具有一定的價值，為以后的學者研究《班馬異同評》作了一些基礎性的工作。國建松的碩士論文《與對比研究》[20]，從整體和具體兩個方面入手進行比較研究兩者的異同。

四.評點的目的與地位

與同時代的評點家相比，劉辰翁評點文學作品的目的有獨特性：他逐漸擺脫了科舉的功利性。他評點范圍的廣泛性與評點的深刻性使他在評點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評點這一文體的產生與科舉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宋代出現的一些評點著作，如呂祖謙的《古文關鍵》、樓P的《崇古文訣》、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王霆震編的《新刻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謝枋得的《文章軌范》等，都與科舉考試論文聯系密切。張靜、焦彤在《論劉辰翁的評點目的》一文中認為：首先，劉辰翁的評點已漸漸脫離了科舉的功利性。其次，劉辰翁是身處亂世而批書的，他的才華不能用于治國安邦，只能轉而求諸文學，借評點以抒發心中的憤懣。再次，他在濂溪書院講學，所作評點也是傳授兒子門生。[21]張、焦二人較為全面地歸納了劉辰翁評點文學作品的目的。

孫琴安說：“在劉辰翁之前，還沒有一個人能象他這樣對詩歌、散文、和小說進行過如此廣泛而深入的評點?！盵22]他指出劉辰翁評點詩歌經常能提出一些創見性的意見，除抒發己見以外，他還喜歡提出一些與前人或時人意見相左的看法，帶有辯駁的傾向。劉辰翁對歷史散文如《班馬異同》等的評論大都是從文學的角度加以評論，極少從撰文體例、史學思想等方面進行批評。劉辰翁評點小說能從小說創作的角度來進行評價，雖未及小說本義，也未成體系，卻自有其獨到之見。孫琴安在《中國評點文學史》中肯定劉辰翁對于文學家和文學作品能進行系統而全面的評點，并且能提出自己獨立的見解。“劉辰翁不僅是宋代詩文評點家中的集大成者，而且是我國評點文學的奠基者?！盵23]焦印亭的《文學評點的奠基人――劉辰翁》[24]、吳承學的《評點之興――文學評點的形成和南宋的詩文評點》[25]都肯定了劉辰翁在評點史上的地位。

近年對劉辰翁評點研究的論文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有所突破，但是目前學術界對于劉辰翁評點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杜詩評點研究、《世說新語》評點研究、《莊子》評點研究、《老子》評點研究。對于《班馬異同評》、《史漢方駕》等評點未能進行深入的研究。目前還沒有學者研究劉辰翁評點的《越絕書》，《荀子》，《陰符經》，陶淵明、韋應物、孟浩然、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的詩歌。此外，有關其詩文評點的論述，大同小異附和雷同的多；對他的詩文理論仍要做進一步的挖掘，他的文學創作與其評點之間有何關系？他的文學評點對后世的影響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從元明兩代前人的序跋和評論中可以看出，劉辰翁在元明兩代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但何以在清代受到冷落？其大量的詩文詞賦都散佚了，而其評點卻保留下來很多，這其中的原因都需要做進一步深入的探索。

注 釋

[1]周興陸：《劉辰翁詩歌評點的理論和實踐》[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2期，第110-113頁。

[2]焦印亭：《劉辰翁批點杜詩論略》[J]，杜甫研究學刊，2008年第1期，第65-69頁。

[3]邱旭：《試論劉辰翁杜詩評點的特點》[J]，河西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第36-40頁。

[4]趙星：《劉辰翁的杜詩評點初探》[J]，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第78-81頁。

[5]張靜：《劉辰翁杜詩批點本的三種形態》[J]，杜甫研究學刊，2004年第1期，第47-51頁。

[6]焦印亭：《劉辰翁評點杜詩著作敘錄》[J]，杜甫研究學刊，2009年第3期，第48-52頁。

[7]宗瑞冰：《評點視野下的孟浩然詩歌藝術――以劉辰翁評點孟浩然詩為例》[J]，殷都學刊，2005年第4期，第83-85頁。

[8]焦印亭：《⒊轎唐瑯李賀詩探析》[J]，南昌高專學報，2008年第1期，第46-49頁。

[9]焦印亭：《劉辰翁評點王維詩著作敘錄》[J]，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0年第2期，第59-61頁。

[10]湯江浩：《論劉辰翁評點荊公詩之理論意蘊》[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第98-102頁。

[11]黃霖、韓同文選注：《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8―79頁。

[12]楊星映：《劉辰翁在中國古代小說批評史上的地位》[J]，重慶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4期，第28-33頁。

[13]曾垂超、李軍均：《小說評點文體的獨立：從子史之評到文學之評――劉辰翁評點的源流及意義論析》[J]，蒲松齡研究，2011年第1期，第141-152頁。

[14]陳金泉：《劉辰翁小說評點的美學思想》[J]，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第88-93頁。

[15]曹新華：《論劉辰翁的小說評點修辭思想――以評點為例》[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

[16]張璇：《評劉辰翁》[J]，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第29-32頁。

[17]潘貞清：《劉辰翁評點的幾個概念》[J]，大眾文藝，2010年第12期，第173-174頁。

[18]可永雪：《與人物形象問題》[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92年第3期，第35-39頁。

[19]王曉鵑：《研究三題》[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第66-75頁。

[20]國建松：《與對比研究》[D]，石家莊：河北師范大學，2012年

[21]張靜、焦彤：《論劉辰翁的評點目的》[J]，中州學刊，2006年第5期，第246-248頁。

[22]孫琴安：《劉辰翁的文學評點及其地位》[J]，天府新論，1997年第6期，第70-74頁。

[23]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第70頁。

[24]焦印亭：《文學評點的奠基人――劉辰翁》[J]，古典文學知識，2008年第2期，第58-62頁。

篇(4)

關鍵詞：科舉學；科舉文學；科舉

中圖分類號：D6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8-0460（2012）06-0025-08

收稿日期：2012-10-18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重點課題“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研究”（AFA110008）

作者簡介：劉海峰，男，福建泉州人，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學博士。

科舉學是近年來日趨活躍的一門專學，科舉文學是逐漸受到重視的一個研究專題，兩者關系密切。筆者曾發表《科舉文學與“科舉學”》一文，闡釋了科舉文學的概念，分析了科舉文學的主要內容以及從科舉文學走向科舉學等問題。本文將在前文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述科舉的文學考試性質，梳理唐宋科場中經術與文學之爭的脈絡，探討科舉評價與科舉文學史的重寫、科舉文學研究與科舉學的互動關系等問題。

一、科舉的文學考試性質

從考試內容和文體來看，科舉具有文學考試性質。文學科舉產生了科舉文學，科場中產生的試帖詩與律賦、策論、八股文本身便有一定的文學性，而且以文取士與唐詩的興盛、唐宋古文運動、元代戲曲、古代文論等都有密切的關系。由于科舉滲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清兩代大部分小說或多或少與科舉相關，或者至少找得到科舉的痕跡。

取士應該以經學為重還是以文學為主，曾經有過曲折反復和激烈爭論。在實行科舉制的1300年中，從唐代至元代科場中存在錯綜復雜的經術與文學之爭。經術指中國傳統的經學儒術，即統治者一向用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經典學說；文學指注重形象思維的文章辭賦，即講究賦、比、興，祖述風、雅、頌的詩歌文采，以及追求詞藻華麗的寫作章法等。文學才能向來是科舉取士的一個主要衡量標準。

初唐史臣對文學的功用已有精煉的概括。魏征等在《隋書》卷七六《文學傳序》中說：“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達情志于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范，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螂x讒放逐之臣，涂窮后門之士，道軛軻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潭，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風聲于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币λ剂凇读簳の膶W傳序》中也說：“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p>

唐代是一個崇尚文學的時代，大唐帝國是一個詩的國度。相對其他朝代而言，唐代的科舉取士特別是進士科較重文學詩賦。自調露二年（680）劉思立建議進士加試雜文以后，“文擅清奇，則登甲科，藻思小減，則為不第?！碧菩谠谖坏氖⑻茣r期是最重視以文學取士的時期之一，進士科被稱之為“詞科”，進士出身者在唐代政治中的影響也迅速增大。隨著詩賦在進士科考試中成為主要內容和錄取標準，甚至以詩“贖帖”取代經學考試內容，進士科的文學考試性質日益明顯?！皣掖煜乱晕拿?，獎多士以文章”；“國家以文德應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選士，以文學取士：二百余載，煥乎文章”；“今則仕由文學，著官至清顯”；“當今由文學求用”。這類說法在唐人文集中經?？梢钥吹?。

“晉人尚曠好醉，唐人尚文好狎。”崇尚文學、以能文為貴的社會風氣在唐代頗為濃厚。唐代文學繁榮昌盛，詩歌尤為普及、優美，因而唐代被后人稱為文學的時代。中唐時獨孤及說：“唐興百三十余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由于朝廷尚文并以文取士，因此朝野上下皆貴重文學，以不能文為恥。隨著進士科的文學性質愈來愈明顯，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的距離也愈來愈大。因此，在許多中唐士大夫看來，進士科乃離經叛道，于是出現了激烈的經術與文學之爭。這種爭論在唐后期到北宋中葉之間延續，并往往與科舉取士中的子弟寒士之爭、區域公平之爭等交織在一起。

宋代的經術與詩賦之爭愈演愈烈，進入了針鋒相對的沖突階段，許多著名人士都卷了進去。在北宋中葉的兩派爭論中，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等屬于經術派，歐陽修、蘇軾等屬于文學派。他們在主持科舉考試時，或側重文學辭賦，或側重儒家經典。到后來，為平息長期以來的經術與文學之爭，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三省奏立經義、詞賦兩科。此為倡導進士分立經義與詩賦兩科取士的開端，然而，以北方人士為主的洛黨力主以經義取士，反對恢復詩賦，而以南方人士為主的蜀黨則要求恢復詩賦。到元祐四年（1089），才最后確定分經義進士和詩賦進士兩科取士。

唐宋之間重視用詩賦為考試內容，除了由于朝野重文風尚以外，還因為詩賦具有較客觀的評判標準。宋仁宗慶歷八年（1048），禮部貢院言：“蓋詩賦以聲病雜犯，易為去留，若專取策論，必難升黜。蓋詩賦雖名小巧，且須指題命事，若記問該當，則辭理自精。策論雖有問題，其間敷對，多挾它說?！痹灿腥苏J為，詩賦取士格律精當，有利于評卷至公無私，因此得人最多，被前人視為“將相科”或“龍虎將相之目”。而若只用經義、明經等科，“將見公道掃地，關節大行，上下成風，相率諛偽，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笨梢?，專以經義取士也有很大的弊端，最好是詞理文采兼備。

詩賦不僅能考察形象思維能力，而且也能反映一個人的文化素養和文學水平。由于帖經和墨義測試的是較低層次的技能，故逐漸為人所輕，至宋代以后慢慢退出科場。后來詩賦又逐漸演變成宋元時文，到明代則主要考八股文。八股文以經學為里，文學為表，以義理為風骨，內容雖是經學，形式卻是文學，是一種糅合散文的章法、駢文的排偶和近體詩的格律而構成的一種文體。試帖詩和八股文有一共同點，即都有格律規范，要求很嚴，這兩種考試文體都易于出題，易于判別水平高下，一眼就可看出輕重優劣。在極端嚴格的形式之下，要能出奇制勝，寫出意義不俗、文字優美的文章來，確要有很高的文字水平和思維能力。而且，古人認為文如其人，八股文關乎人的品性。清人便說：“制藝一道，實與造化相通，因風會為轉移也?！薄敖袢罩扑?，即漢宋策問。寸晷之中，而其人品誼覘焉，學問見焉，性情出焉?！?/p>

雖然科舉考試的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和文章辭章，從今天看來，科舉是一種經學考試，但同時也是一種文學考試，一個人的文學水平往往決定其是否能被錄取。1903年，有位西方人士在《中國的三年大比》一文開頭便說：“文學才能在中國享有最高的聲譽，政府官員都選拔自受過教育的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是讀書人信奉的信條，在許多方面可以把它看成是柏拉圖理想的哲學原則的注釋?！笨婆e制的真正目的并非選拔文學家而是選拔從政人才，以詩賦文章作試題并不是為了考察應試者的特殊文學天才，而是為了測試其智力水平和文化素養。詩賦可以言志，家事國事天下事、個人抱負和習性好尚皆可以從詩賦中曲折表達和宣泄出來。只有才情并茂、文理優長的人才寫得出好的詩賦。而八股文、策、論等文體，考察的標準也不外乎“文”與“理”兩個方面，文采始終是科舉考試注重的一個主要因素。因此，總體而言，科舉始終兼具經學與文學考試性質。

二、科舉對文學發展的促進

關于科舉對中國古代文學是否具有促進作用，學術界有不少爭論，或者認為科場中很少產生杰出的文學作品，科舉對文學不僅沒有促進作用，而且往往有消極的影響。我以為，轉換了認定科舉很壞的思維定勢，便可看出科舉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影響主要方面是積極的。

應試的壓力、制式的規范，確實限制了文學的自由發揮和想象的空間，“科文”中流芳千古的作品確實也很少，但以文取士發揮了考試以考促學的強大功能，誘導士人習文，有了大量熟悉詩文的讀書人，才有產生大量文學作品的群眾基礎?？茍鲈囄呐c當時文體興衰及文風變易密切相關。蘇軾曾指出：“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于世，而詩賦幾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清代詩學的普及是與乾隆以后科場考試內容將表判等改為試帖詩直接相關的。清人戴衢亨說：“試帖之道，始盛于唐，然唐人當日所作試帖，稱全璧者殊不多，觀我朝人文蔚起，詩學昌明，鄉會試俱尚八韻，學使按臨，亦復博采風雅，士生其時，莫不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标惒ＵJ為，唐試帖詩選讀與研討構成了清盛期詩壇上的一種特殊景觀。通過唐試帖詩的多種選本與廣泛選讀，向廣大社會人士（主要是文士）普及了試帖詩的作品及其相關知識，為人們了解和掌握這一詩歌樣式，繼承這一快要中斷的詩歌傳統提供了幫助。修習試帖詩之風對于推動整個文學界關注律體與詩法的學習、討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由于科舉考試以文取人，導致1300年間官員文人化，文人官員化。社會上廣泛流傳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等格言，文學的影響也無所不在。在一定意義上說，科舉時代的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讀書至上的詩書社會，是一個朝野尚文、大多數讀書人皆能吟詩作文的文學社會。

命題作文與平日的文學創作并不相同，科場中所考的試帖詩有嚴格的規范性，必須按照其題意和格律聲韻要求來作，這是競爭性考試保證客觀評卷的公正性的基本要求。個別平時具有非凡詩歌天才的人不一定就能做好試帖詩。在考場上規定的時間內根據特定題目作詩，李白也無法隨意發揮“白發三千丈”的奇思異想。而且李白、杜甫未能考中進士，還與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詞人材碩者眾，然將相屢非其人”的特殊朝代背景有關。唐代多數文學家為進士出身，如陳子昂、王維、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李商隱、杜牧等都考中過進士。從隋唐至明清流傳下來的多數詩文集也是科第中人所為。

“文學、政事，本是異科，求備一人，百中無一?！笨婆e取士的本意不是為了選拔文學家，而是為了拔取政治人才。但因為以文取士，結果實際上選拔和造就了大量的文學家。古代文學家中科舉出身者占多數。我曾根據《辭海》文學分冊所錄中國歷代作家進行過統計，隋唐五代至清末近代作家共有602名，其中進士和舉人等出身者共341名，占總數的56.6％，而且這還不包括諸生（秀才）一級的科舉中式者。若再考慮到女作家、僧人文學家、宦官文學家從不應舉等因素，剔除這部分的基數，加上《辭?！匪涀骷矣行┦锹暂d其科第經歷，科舉出身者在文學家中的比例還會更高。據有的學者統計，《四庫全書》集部著錄和存目收有唐至清別集2504部，其中進士著述1367部，占54.59％，若包括舉人的話，比例還會更高。與此類似，筆者根據韓國《增補文獻備考》卷247-250“藝文考·文集類”所錄文集統計，韓國歷史上1050部詩文集中，有755部可以查明作者為“文科”、“登科”、“司馬”等科第中人，占總數的72％之多。越南歷史上模仿中國長期實行科舉制度，科第中人的產出在文學作品總數中的比例不亞于韓國。

當然，科舉考試的本意是要選拔文官而非選拔文學家，而政治才能與文學水平畢竟不完全相同。以詩賦文章來選拔文化水平較高的人來從政是為了保證官員的文化素養，其目的在臨政治民而非發展文學。文學家是人才，政治家也是人才。不能只是從文學的角度來判斷科舉人物是否成功。從治國安邦的角度來看，一些政治家對社會歷史發展所起的作用并不一定亞于文學家所起的作用。擅長作詩的人不一定就善于處理行政事務，原先擅長詩賦文章的人從政后也不一定有時間發揮其文學才能，因為其主業并非文學創作而是千頭萬緒的日常行政事務。這就像當代許多考上大學中文系的人后來從事學術研究，其文學創作特別是長篇小說創作往往無法與沒有上大學的專業作家相比。在精英學術與大眾文化兩方面，進士群體更多是從事精英學術。在中國古代士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科第中人多數忙于“立功”，也就是臨政治民的事功和學術研究的事業，忙于“治國、平天下”，相對較少時間來從事“立言”方面的寫作了。如果是從整個中國文化史或中華文明史的視野來看，那些編纂《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的進士們，那些科舉出身從事學術研究的乾嘉學派大師，對中華民族文化傳承和文明發展作出的貢獻，不見得就不如那些落第后專門寫小說的作家。曹雪芹如果考中進士成為官員，就不可能有那么多時間來寫《紅樓夢》這部巨著，吳敬梓、蒲松齡如果中舉及第或許就不會去寫《儒林外史》、《聊齋志異》這類諷刺小說。從政與寫作在時間上往往會有矛盾，一個官員成天構思寫章回小說大概就很難做出多少政績。當然，歷史上也有不少名臣在政事上有功績，在學術上也有重大建樹，那是因為他們在及第從政后善于仕學相兼，政事之余勤于筆耕?？偟目磥恚婆e與詩文創作關系較密切，而與長篇小說關系較弱，中國文學史上幾大古典名著基本上是屬于落第文人創作的。

此外，因為有了科舉，促使人們努力讀書，增加了許多文人，減少了大量文盲，對中國的文化積累和文明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科舉評價與古代文學史的重寫

科舉與中國古代文學息息相關，當今科舉研究也與古代文學研究密切相關，兩者是關聯互動的。一方面，可以由科舉學進入文學；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文學進入科舉學。從科舉學進入文學，主要是為科舉制的大環境，為重新認識科舉文學的價值提供了輿論與理論支撐。重評科舉制度之后，可以用新的眼光來審視科舉文學，可以看到一個全新的文學視野，重寫中國古代文學史，并開拓出一個重要的學術增長點。

“科文”文獻，或者說專門的科舉文學文獻，因為牽涉到士人應舉和前途出身，在科舉時代廣為人們所重視，也有其文學價值。闈墨是場屋之文，在科舉廢后相當長的時間，都被視為文字垃圾，棄如敝履。其實，轉換了觀念和視角，往往可以化腐朽為神奇。今天我們如果耐心去翻閱科舉文獻，就會發現其中許多中式文字以及大量的備考文獻也有一定的文學研究價值。如清人彭蘊章便說：“制義之作，迄今五百年矣，始不過闡明朱子注釋，后乃運以機局，著以議論，吐其光芒，騰其藻麗，與時變通，惟其所宜。其以古文為時文者，在明有黃陶菴，在我朝有方望溪，矯然拔俗，不逐時趨，然皆能榮世而傳世。”可見善以古文為時文者，往往受到人們的稱頌。既然有以古文為時文的風尚，了解和研究時文是全面研究桐城派古文的一個方面。

中國古代文學是文學界研究得十分深入的一個學科，主要資料幾乎被搜羅殆盡。但科舉文獻中還有不少從未被使用過的資料，如《光緒丁酉正科四川鄉試闈墨》首篇擬作八股文的批注中便有談及桐城派大家的內容。紅學是被研究得爛熟的領域，因為很難發現新資料，其中已很少“可耕地”，但科舉文獻中便可以找到一些高鄂的資料，比如高鄂的朱卷等。徐繼畬《退密齋時文》彭蘊章序中也提到：“年十七，先君出為施南郡丞，俾受業于高蘭墅先生。先生令專讀啟禎文，以蘇祖蔭《甲癸集》、俞長城《百二十名家文》畀之，令博覽以知派別。又令專攻方文鞴文，以曲折其心思筆仗?！睆母叨鯇伴T弟子學習制藝的指導內容，也可以看出時文觀。

許多八股文和試帖詩的選本中，包含有文論的內容。例如，清末流傳甚廣的《青云集》序言便說：“詩之有律，猶文之有法。文貴清真、雅正，試律尤貴典顯清靈。若徒事堆砌雕琢，而于題理題神毫不關切，無當也。”評點八股文和試帖詩的文字，往往彰顯出高超的文學造詣，用語精練。無論是闈墨還是朱卷，房官的批語也是字字珠璣、言簡意賅。到光緒年間，時人編有《星軺便覽》一書，其中“文批”部分，錄有大量八字或四字的批語典范，供考官入簾時參考借鑒。

近年來，關于科舉與文化、文學關系的研究逐漸深入，明代科舉制度及其相關問題已成為明史研究的熱點話題。學者發現：“明代文學研究有兩個學術增長點：一是適當加強對某些文體類型，如策論、八股文的研究，二是重視對科舉時代作家的創作生態的整體還原?！薄耙晕幕瘜W、社會學、科舉學與文學交叉研究的廣闊視野，把科舉學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學研究，將科舉學與文學研究結合起來，綜合考察文學創作生態，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必將獲得又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p>

又有學者認為，“科舉”運用其溢出于“科舉小說”之外的影響力，使自己的勢力也可以滲入與“科舉考試”無關的小說情節甚至小說類型中。審視魯迅所說的“求偶必經考試”這一小說現象，如果立足于科舉的負面影響，其只能算是科舉思想對小說作者的羈絆。但一旦擺脫對科舉制度先入為主的印象，深入到小說內部，包括情節、結構以及文體等各個方面，便會發現，僅僅是“求偶必經考試”，也會蘊藏著設置別樣情節、搭建有序結構之意，甚至導致出文體變異的強大力量。就這一意義而言，倘或不是從持果索因的角度出發，只注重于這些科舉制度影響下產生的小說共同的集體面貌，只充分關注體現為步驟與過程的科舉對小說的滲透與交融，則對于小說來說，“科舉”絕不是牢籠，而是歷史提供給小說作者的一個契機。

對經典小說的研究，從科舉學的視角進行觀察，往往可以闡述新的觀點。如有學者指出：“《紅樓夢》中的科舉描寫是其整體內容與構架中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對小說的情節發展與結構設置、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作用。《紅樓夢》敘事藝術的主線是寶黛愛情以及賈府的盛衰史，另有一條非常明顯的副線就是科舉?！薄翱婆e在全書中的功能，表現為科舉成功人士賈雨村的脈線和反襯作用，科舉在賈政和寶玉父子關系中的紐帶作用，科舉在人際關系中的價值評判作用?！蓖瑯樱娣治觥度辶滞馐贰?，可以看出該書并沒有完全否定整個科舉制度，并不是以批判科舉制為全書的宗旨。吳敬梓雖然科場不順，但他對八股文的看法是多元的?！度辶滞馐贰芬粫_實是諷刺批判了許多科舉時代的應試現象，然而，如果不是以先入為主的眼光來讀此書，可以看出其實該書對科舉的態度是復雜多面的，既有批判的一面，也有肯定的一面。

從科舉學的視角審視科舉文學，會有許多新的收獲。文學視野中的八股文與教育學視野中的八股文，往往呈現出不同的樣貌。從政治學視角與從文學視角去考察策論的價值，往往也會得出不同的評價?？婆e文學是一方有待開發的文化寶藏，掙脫了清末以來徹底否定科舉的思想羈絆，轉換了研究的視角，我們便會認識到，有必要重寫中國古代文學史，筆者也期待將來有人能寫出一部《中國科舉文學史》。

四、科舉文學研究促進科舉學繁盛

由科舉學進入文學主要是新科舉觀帶來視角的變化，帶來新氣象、產生新成果，而由文學進入科舉學，則是從文學領域為科舉學開拓一個廣闊的學術空間，使科舉學更為繁榮。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的：“以科舉的視角研究文學有利于突破較為局限的文學觀念，更加貼近古代文學的歷史實際；以文學的眼光審視科舉，有利于深入認識科舉制度的重要影響，豐富‘科舉學’的內容，這兩方面的結合使科舉與文學都獲得了比以往更為豐富、立體的呈現，也使科舉與文學的研究獲得了在更多層面上展開的可能性。”科舉文學研究是科舉學的一個分支，一個發展迅速的分支。

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文學界為八股文，是整個為科舉制學術思潮的推動力量之一，同時構成為科舉制的一個側面。“如果說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制度體現的是人心所向的話，那么21世紀前后，一些學者著力于科舉研究并提出‘科舉學’的概念，則實為一種大勢所趨。它既是學界自覺進行學術反思的結果，也回應了制度建設的現實需要，其意義是重大的。科舉學所涵涉的學科領域諸如政治、社會、教育、文學、文化等，不僅廣泛而且相互交疊，非具宏闊之眼光與精微之識力者莫辦?！笨婆e學研究需要多學科學者的共同努力，古典文學界是科舉學的一個重要方面軍，是僅次于史學界的主要研究力量。

文學方面的科舉研究是科舉學的三大支柱學科之一，科舉文學在科舉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從文學角度研究科舉學的成果日益豐碩。每個斷代的科舉文學研究都有不少論著，以專著為例，除20世紀后30年出版的羅龍治《進士科與唐代的文學社會》、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王凱符《八股文概說》、鄧云鄉《清代八股文》、啟功《說八股》等以外，進入新世紀以來，研究科舉文學的著作大量增加，涉及科舉文學的方方面面。

在宏觀科舉文學研究方面，李子廣《科舉與古代文學》（內蒙古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和《狀元詩人考論》（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是總論科舉文學的著作。宋代科舉與文學的著作有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大象出版社，2006）和《宋代科舉與文學》（中華書局，2008）、高津孝《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林巖《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姚紅與劉婷婷《兩宋科舉與文學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明代是近年來科舉與文學研究成果比較突出的一個斷代，主要有陳文新等《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和《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以及《明代科舉與文學編年》（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郭皓政《明代狀元與文學》（齊魯書社，2010）、鄭禮炬《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間的翰林院與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等。目前尚無全面論述清代科舉與文學的專著，相信不久之后也會出現。

在試帖詩研究方面，有鄭曉霞《唐代科舉詩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薛亞軍《唐代試律研究》（中國戲劇出版社，2010）、王兆鵬《唐代科舉考試詩賦用韻研究》（齊魯書社，2004）、周興祿《宋代科舉詩詞研究》（齊魯書社，2011）、楊春俏《詩賦取士背景下的詩國風貌》（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等7部。律賦研究近年來引起許多學者的興趣，如尹占華《律賦論稿》（巴蜀書社，2001）、詹杭倫《清代律賦新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詹杭倫等《歷代律賦校注》（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游逋宏《試賦與識賦——從考試的賦到賦的教學》（秀威資訊公司，2009）、彭6-17《唐代律賦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王良友《中唐五大家律賦研究》（文津出版社，2008）等。策論研究目前出版的著作還較少，僅有陳飛《唐代試策考述》（中華書局，2002）、羅積勇等《唐代試律試策校注》（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吳建輝《宋代試論與文學》（岳麓書社，2009）三部。

八股文研究是科舉文學研究最熱門的一個領域，俞為民編有《八股文觀止》（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龔篤清出版了《明代八股文史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八股文鑒賞》（岳麓書社，2006）、《八股文百題：揭示八股文隱蔽的歷史面目》（岳麓書社，2010）、《雅趣藏書——（西廂記）曲語題八股文》（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四部著作。黃強出版了《八股文與明清文學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游藝塾文規）正續編》（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游戲八股文集成》（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三部著作。此外，孔慶茂《八股文史》（鳳凰出版社，2008）、張思齊《八股文總論八種》（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吳偉凡《明清制藝今說：八股文的現代闡釋》（學苑出版社，2009）、高明揚《文體學視野下的科舉八股文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也都各具特色。

科舉小說研究方面，有俞剛《唐代文言小說與科舉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葉楚炎《明代科舉與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說研究》（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9）兩部，著作相對較少。此外，汪小洋、孔慶茂《科舉文體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則是一部全面論述各類科舉文體的專著。

由于文史不分家的傳統，還有不少文學界的學者出版了科舉制度方面的專著。例如新世紀科舉學六大工程之一、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陳文新主編《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包括趙伯陶《七史選舉志校注》等多種。典型者還有如《登科記考補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曾棗莊《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貢舉考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等，都屬于與文學有關的一般科舉研究著作。此外，還有許多科舉人物詩文選的著作出現，限于篇幅，不再列舉。

2012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李子廣《科舉文學論》一書，是一部全面論述科舉文學的著作，也是第一部以“科舉文學”作書名的專著。該書內容簡介說：“本書立足于科舉文化大背景，以時代先后為序，選取科舉與文人及其文學創作密切關聯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較為專門的探研。對諸種文學現象、文人活動和文體的關注、聚焦、闡論，旨在揭示其頗為糾結的科舉文化因緣，透視其間的復雜關系，力圖作出一些富有一定新意的詮解，并借此嘗試拓展古代文學研究的別樣思路與學術空間?！笨梢灶A計，將來還會有更多的專門研究科舉文學的著作出現，科舉文學會成為科舉學中的主要領域之一。

篇(5)

論文摘要：北宋文人集會盛行，集會詩數量巨大。北宋集會詩歌以人文題材為主，詩中充滿人文意象，體現了深厚的人文旨趣。這是由宋代文人的生活環境、活動方式、審美趣味決定的。集會創作受逞才爭勝意識影響，往往“以學問為詩”，著力于立意、用韻、用事，是典型的文人之詩。集會詩不但反映宋詩的典型特征，而且是對北宋盛世文化成果的生動記載，呈現了北宋雅文化的特質。

趙宋王朝承繼、完善唐代的科舉制度，又實行崇儒尚文的國策，使得北宋文人群體進一步擴大。群體意識的增強，以及人口密度增加，為城市發展提供了現實條件，文人群體彼此聯系變得更加緊密。其突出表現：北宋文人集會活動的規模和頻率大大超過了前代，不但盛行于京城宮廷，而且蔓延到地方；集會主體包括從公卿大臣到舉子書生的文人群體的各個層面，雅集幾乎成為宋代文人的一種生活方式，作為社會的精英分子，北宋文人既有身為精英的身份意識，又實實在在過著精英式生活，他們基于崇雅觀念追求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把琴棋書畫、茶酒詩賦、風花雪月的生活環境和活動方式定型為一種雅化生活范式，而文人群體的詩酒文會正是這種生活范式的復數集合。具有社交娛樂性質的集會對于宋人尤其是北宋文人群體來說，更主要是文藝創作鑒賞之會、友人談謔相樂之會，文質彬彬，格調高雅，不但漢、唐遜色，元、明、清也望塵莫及。顯示了宋代士大夫作為一個社會集體，在群體人格、價值取向、審美觀念、生活方式方面的獨特風貌。

作詩本是文人聚會的題中應有之義，尤其到了北宋，一次宴游動輒作詩達幾十首，集會詩的數量十分驚人。如果從功利主義的觀念出發，或以純藝術的標準衡量，雅集詩歌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應酬游戲之筆，并無太大價值。但任何一種藝術樣式，都作為社會文化構成的方式和層面而存在。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宋詩的美學意義和文化價值絕非僅僅限于純粹詩學的范圍內，而應該從更深廣的文化意義和人格心態的角度來觀照。通過集會詩，我們可對宋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窺見一斑。詩中所描繪的文人生活，所反映的文人心態，又使我們對宋代文人的了解更豐富更立體。從文學本身來說，正如群體傾向總比個體活動更能代表和說明時代風氣，北宋文人集會詩歌呈現的特質和變化往往主導并且推動時代詩歌創作與觀念的趨向，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詩某些典型特征的形成和演進過程。因此關注集會詩歌，關注創作主體的狀態、文學生成的環境、探求它們對詩歌內容、形式、風格的影響，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和切實地了解、認識宋代的詩人和詩歌。

一

在北宋文人集會的文雅特質影響下，集會詩歌也呈現出相應特征。翻檢北宋文人集會詩歌，可知人文題材是集會詩表現的主體，它主要反映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舉凡文人雅士們聚會時潑墨揮毫、評書題畫，聽琴對弈、煮茗吟詩、談禪論道、玩賞金石碑帖等等精神文化活動，都是詩歌吟詠的對象。茲舉數例：如賞鑒書法：《蒙晁美叔秘監召觀書帖繼示長句次韻》：“開緘龍蛇踴，偃蹇風濤寬。熟視已收卷，愛惜還重觀。”聽琴：《次韻蘇公西湖觀月聽琴》：“清湖納明月，遠覽無流云。人生亦何須，有酒與桐君?！庇^畫：《同鄰幾觀中道家書畫》：“宋公好古天下聞，法書奇畫多求真?！b微賞異極毫發，四座若獲千金珍。往往發狂或大叫，詠詩落筆爭紛綸。……”談禪論道：《和農師四和前韻仍有推獎鄙薄之句再次韻》：“……儒林盛會沾恩飫，云閣新圖預客題。自注：是日農師出搨寫美成殿將相橫卷，令坐客題跋。更聽高談造名理，人間無物不均齊。自注：坐中農師多談莊語?！蓖尜p金石碑帖：《和永叔小飲懷同州江十學士》：“翰林文章伯，好古名一世。家無金璧儲，所寶書與器。北堂冬日明，有朋聯騎至。新樽布幾案，二鼎屹先置。大鼎葛所銘，小鼎澤而粹?！嘿t刻金石，墨本來四裔。紛穣罷卷軸，指擿辨分隸。其中石贊藏，家法非一二。精莊與飄逸，兩自有余意。……”茶會：《和陳子思馬上口占令益師攜茶紙赴會之作二首》：“豫約今朝狂醉后，須煩同泛一甌花。早攜數幅過山隅，明日詩情各有余。案上羅文如已少，金花銀葉也堪書?！贝送庵T如《依韻和邵不疑以雨止烹茶觀畫聽琴之會》、《觀邵不疑學士所藏名書名畫》、《和原甫同江鄰幾過凈土院觀古殿吳道子畫楊惠之塑像及顯僧傳當世貴人形骨仁僧鼓琴作》、《圍棋歌戲江瞻道兼呈蔡秘?！贰ⅰ堆討c寺會景純正仲希道介夫明叟納涼同觀建鄴宮中畫像翰林墨跡延慶寺者劉裕故宅中有壽丘山》、《九月十日雨中孚先見過圍棋嘗茶》、《李委吹笛并引》之類的詩題在集會詩中隨處可見。北宋文學藝術發展繁榮，精英文人往往既精于創作又深通賞鑒，是詩人也是畫家，又妙通書法和音樂，堪稱文藝全才。他們不但積累了深厚的文藝修養、又有詩人敏感的審美心靈，品味高雅，文質彬彬，因此聚會時雖無歌舞，實有清歡，在人文的世界怡悅情性、流連忘返，所謂“真賞非俗嗜，雅游知勝緣”，集會詩反映了文人集會的真實場景。

其次，集會詩中多有筆、墨、紙、硯、琴、棋、扇、杖等人文意象。不同于前朝詠物詩多以風花雪月、草木蟲魚等自然之物為題，北宋文人分題詠物則多以琴棋書畫、筆墨紙硯、金石古玩等人文物品為對象。一方面這些人文物品在宋代文人生活環境中比較密集常見，而格外受到注意也是因宋人賞玩趣味變化所致。如歐陽修于聚星堂燕集賦詩：“分韻，公得松字，申公得雪字，劉原父得風字，魏廣得春字，焦千之得石字，王回得酒字，徐無逸得寒字。又賦室中物，公得鸚鵡螺杯，申公得癭壺，劉原父得張越琴，魏廣得澄心堂紙，焦千之得金星研，王回得方竹杖，徐無逸得月硯屏風。又賦席間果，公得橄欖，申公得紅蕉子，劉原父得溫柑，魏廣得鳳棲，焦千之得金橘，王回得荔枝，徐無逸得楊梅。又賦壁間畫像，公得杜甫，申公得李文饒，劉原父得韓退之，魏廣得謝安石，焦千之得諸葛孔明，王回得李白，徐無逸得魏鄭公。詩編成一集，流行于世。當時四方能文之士及館閣諸公，皆以不與此會為恨?！睆募瘯纤x之物來看，大半是琴、紙、研、杖、硯、畫、藥、酒等人文物品，畫上人物乃歷史名臣或文豪。與花鳥蟲魚等一般自然物不同，筆墨紙硯、琴棋書畫、金石古玩是人類智力活動的文明產物，凝結了深刻的文化內涵，與作為文化傳承者的文人及其生活方式本有天然聯系。宋代文教大昌，受風氣熏染——正如我們從《休日同宋遐叔詣法云遇李公擇黃魯直公擇烹賜茗出高麗盤龍墨魯直出近作數詩皆奇絕坐中懷無咎有作呈魯直遐叔》這類詩題及其內容：“休日不造請，出游賢友同。城南上人者，宴坐花雨中?！袝?，凈社繼雷宗。黃子發錦囊，句有造物工。握中一寸煤，海外千年松。誰降午睡魔，賜茗屠團龍?！彼姷降?，詩、墨、茗、禪等等構成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環境，也成為其生活方式，自然而然，他們的賞玩審美趣味多向負載著文化及智力活動的物象傾斜，偏重人文情趣。

第三，北宋文人登臨游觀，吟詠自然時，往往賦自然物以人文精神，如梅、竹、茶、月等自然意象都被賦予人文內涵，成為一種人文符號。這是不同于前人的。前人對自然物的把握，重外在感官經驗，詩歌則極物寫貌。宋人除了感受，還通過文化典籍和思致對自然物進一步探究、詮釋，詩歌注重闡發自然物象內在的精神意蘊。如詠茶云：“茶品眾所知，茶德予能剖。烹須清泠泉，性若不容垢。味回始有甘，苦言終驗久?！薄爸泻退拼塑?，受水不易節。”又“玉泉吟鼎月隳輪，姑射風標兩絶塵。”詠月云：“千里玉繩斷，萬頃金波開。為我清皮骨，憐我兀塵?！?。詠梅“游蜂野蝶休相顧，本性從來不染埃?！比缭伨铡半m慚老圃秋榮淡，且看寒花晚節香”；詠瓊花“不從眾格繁，自守幽姿粹?！痹伻傲秩惠^為生厚，名節猶希到死香”；詠竹“丹心自覺同高節，青眼相看似故人。不染囂塵終冷淡，飽經霜雪高精神”等等，詩歌賦予自然物一種德性，將高潔、脫俗等人文精神貫注其中。詩例甚多，不擬贅舉。

綜上所述：宋代集會詩以人文題材為主，詩中充滿繁富的人文意象，體現宋代文人深厚的人文旨趣。這是由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環境與活動方式，以及養成的審美趣味決定的。在崇文風氣下，宋人普遍好讀書，不僅書香門第“萬卷藏書宜子弟”，即使村野間也是“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因為以讀書為基本生活方式，通過典籍來建立與古今、萬物的認知和聯系，北宋士大夫對人文世界的喜愛漸漸超過了大自然。如歐陽修晚年以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號為六一居士，“華陽楊褒，好故博物，家雖貧，尤好書畫奇玩充實中橐。家姬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絕妙”。他們精心營造一種文化和藝術的氛圍，將日常生活審美化、詩意化了。正如趙希鵠《洞天清錄集》所描述：“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嘗見前輩諸先生多蓄法書、名畫、古琴、舊硯，良以是也。明窗凈幾，羅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文妙跡以觀鳥篆蝸書、奇峰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商周瑞研巖泉，焦桐鳴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佳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閬苑瑤池未必是過?！?/p>

在筆、墨、紙、硯、琴、棋、扇、杖等人文物品之間，從事著書畫、音樂、詩歌等文學和藝術的創作或欣賞，北宋士大夫文人群體的生活環境和行為方式飽含著人文氣息，與普通人判然有別；而北宋詩人又把創作的視角轉向自身所屬群體的生活，將審美對象擴大到日常人文物品，將人文精神投射于自然物，雖然是“文人歌其學，雅士歌其藝”，真實反映自身生存狀態，但正如賈晉華先生分析《漢上題襟集》中“諸書簡對文房四寶的珍重，以及對詞章學問的夸示”，認為其中隱含著一種“斯文獨在我輩”的特殊文化心理，北宋文人生活環境與行為方式的審美化、詩意化，以及詩歌對人文題材的關注，說明“斯文獨在我輩”的文化心理已經為北宋文人士大夫群體所自覺，并將其發展到極至。勿庸置疑的是，那些任意揮灑、各逞風流的文人集會和表現文人群體的文化生活、審美情趣、人文精神的集會詩歌即是這種特殊文化心理最為集中典型的反映。

二

嚴羽在《滄浪詩話·詩辨》指出：“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彪m有疵病之意，但“以學問為詩”的確是宋詩最顯著的特質。北宋文人認為：“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而集會上正是力求爭勝之所，集會詩也多是爭勝之作，因此“學問為詩”的特點尤其突出，它主要體現在詩歌的用意、用事、用韻三個方面。

如前所述，集會上作詩，參與者不可避免的存在一種競技炫才心理，故力圖立意新穎，議論精辟，以新人耳目。尤其是同題共作，或彼唱我和的情況下，若對原唱之意不能有所闡發，或是另出新見，而淪為人云亦云、異口同聲，就不免失敗了。如關于王昭君事跡的唱和，王安石曰“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歐陽修曰“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關于崇徽公主手痕的唱和，劉敞云：“君念平城三百萬，謀臣奇計已堪休”，歐陽修云“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曾與國謀”，之所以高出眾作，皆因議論抑揚曲折，顯示出更深刻的識見。而這些杰出的見解、器識勿庸置疑是有深厚文史學養為基礎的。

除競技心態的影響之外，宋人對天下事理——舉凡宇宙萬物之物理、社會人生之哲理、做人處世之倫理，頗有“每事思窮究”的興趣（原因姑不展開說明），因此詩中言理成分增加，立意相對較為高深。以集會分題詠物為例，《竹莊詩話》云：“南窗紀談云呂申公為穎州通判，歐陽公為守。歐陽公素不以文靖公為然，及與其子為僚，見其學識已改觀矣。時劉厚甫、王沈甫皆寓居郡下，四人日相從講學為事，情好款密，一日分題賦詩，申公得癭木壺，其辭云云，歐陽公見之宜加稱賞，以為有宰相器。”詩曰：“天地產眾材，任材謂之智。棟桷與楹杙，大小無有棄。方者以矩度，圓者中規制。嗟爾木之癭，何異肉有贅。生成臃腫姿，賦象難取類。隱括所不施，鉤繩為爾廢。大匠睨而往，惻然乃有意。孰非造化功，而終朽不器。刳剔虛其中，朱漆為之偽?！O之于楹階，十目肯注視?！酥诓判?，夫豈遠于是。性雖有不善，在教之揉勵。才無不可用，由上所措置。……”蘇軾《送鄭戶曹賦席上果得榧子》云：“彼美玉山果，粲為金盤實”，“祝君如此果，德膏以自澤”、“愿君如此木，凜凜傲霜雪。”又釋智圓《擬洛下分題》序云：有客示吾西臺集仙公李建中靜居分題者，集仙得松石琴薦，河南法掾鮑當得茯苓人，青城僧惟鳳得遞詩筒，巨鹿魏野得文石酒杯。率皆彩筆奇絕，理旨峭拔。……可見宋人詠物之作并非止于追求刻畫形似，而往往要以小見大，有所引申。在交代事物的來歷、事理的原委之外，進一步闡發其中的理旨與精神內涵。窮究物理的思維方式和文化興趣升華為一種通達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追求，詠物詩的立意、境界即有所升華。

用事在宋代文人的集會詩中表現更為突出。宋初西昆詩人于館閣修書之際，“歷覽余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而更迭唱和，詩中典故密集，如《淚》詩，全詩八句，用典多達七個，“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語僻難曉”，對此“學者之弊”，歐陽修認為“其雄文博學，筆力有余，故無施不可?！钡奖彼沃衅谕醢彩⑻K軾、黃庭堅的時代，作詩用字講究出處和用典，崇學尚典的詩歌審美意識更普遍、明確與強烈了。蘇軾“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畢究”，故其詩能“如長江大河，閎肆，變化萬狀”；黃庭堅、陳師道之詩“用事深密，雜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說，雋永鴻寶之書，牢籠漁獵，取諸左右”，“一字一句有歷古人六七作者，蓋其學蓋通乎儒釋老莊之奧，下至于醫卜百家之說，莫不盡摘其英華，以發之于詩。”用典的范圍幾乎擴大到宋人能看到的所有書籍。如蘇軾《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十載飄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去，醉后狂歌自不知。刺舌君公猶未戒，炙眉吾亦更何辭？相從痛飲無余事，正是春容最好時?！秉S庭堅《和答錢穆父詠猩猩毛筆》：“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疏。平生幾兩屐，身后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勛勞在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為謝楊朱?！痹姼杈渚溆玫洌趾苜N切表達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相反，孟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那內法酒手，而無材料”，秦觀詞“惜無故實”，好似貧家美女，終乏富貴態，因之分別為蘇軾和李清照批評。

在這種詩歌審美意識和競技心理的影響下，集會創作的用事也就變本加厲了。如李復有《上巳成季召會于西溪會上賦詩須多韻仍用故事或舊詩十事已上未終席而成違者浮以三大白罰者四人予與成季免焉》詩，從詩題可知，文人們已把故事、舊詩作為寫詩的素材庫，甚至變成詩歌的主要內容，“資書”成了作詩的重要途徑。

用韻與用事同樣是在雅集唱和中表現才學的重要方式，二者結合緊密，幾乎不可分割。舉鄒浩在一次茶會上的三首次韻詩為例：《次韻仲孺見督烹小團》：世事多好還，往躅端可視。崟巖輝奇功，頗愧文王肆。他年焚舟來，幾作涂炭墜。駟馬豈及追，我今亦如是?？裱跃幓㈨殻脠笥馄?。平生儲春芽，美惡初一意。濁氛騰墨云，君舌故歷試。小龍落幾前，畢竟不知異。方欲事烹煎，姜鹽以為使。賴君呼回頭，絲桐識秋思。會當掃南軒，石銚沃清泚。從此師金人，三緘誠有味?！对俪曛偃濉罚糊垐F方啟封，數子已驚視。端如肖璧人，騎羊入城肆。又如金谷姿，不合樓前墜。囊衣本酸寒，茶具無一是。紛紛詰鄰家，浪欲學擁鼻。秋空輒云雷，秘昔乃天意。未敢還巾車，且集諸生試。豈非今年芽，歲月與君異。直須如印刓，詩驛趼來使。念君才患多，落筆有余思。盈編故可期，河流幾時泚。君應嘲馬肝，不食亦知味。《仲儒督烹小團既而非真物也悵然次韻以謝不敏》：情偽初難分，飽聞不如視。君看求馬詩，安得走唐肆。此茶亦先聲，入手恐失墜。泠然風御還，共飲乃非是。坐令竹邊心，追悔如刻鼻。故人豈欺予，姑以將遠意。由來毀譽間，夫子猶必試。八床志多金，龍斷何足異。胡為不三思，取信鞧軒使。超超莆陽公，銓量妙清思。仰止一喟然，背浹欲流泚。尚賴君詩存，高吟忘肉味。三首古體長篇，立意各有側重，不但逐句次韻，且句有出典，這無疑需要淵博的學養來支持。以蘇軾、黃庭堅之廣泛涉獵，無書不讀，故呂本中謂：“近世次韻之妙，無出蘇、黃，雖失古人唱酬之本意，然用韻之工，使事之精，有不可及者?！倍幢闳绱?，亦不免在逞才使氣的次韻唱和中為韻所拘，“因韻求事，至于搜求小說佛書殆盡”，可以說，宋人集會唱和所需要的學問儲備幾乎是沒有止境的。而不管是詩歌的立意、用韻還是用事，任何一方面要有上佳表現都以學問的深厚積累為先決條件，故黃庭堅用“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來比喻作詩好壞與學問程度深淺的關系。劉克莊《跋何謙詩》云：“余嘗謂以情性禮義為本，以鳥獸草木為料，風人之詩也。以書為本，以事為料，文人之詩也。”清人沈善寶曰：“風人之詩長于言情，故得弦外之音；學人之詩晦于用意，轉少天然之韻。”他們分別指出的學人（文人）之詩與風人之詩的區別，正好對應于本文所討論的話題，集會詩偏重人文題材，以書為本，晦于用意，著力于用韻、用事，是典型的文人之詩。

當然，以人文題材為主的集會詩也會有內容瑣屑、筆墨游戲之作；以學問為詩的手法在往復唱酬中也會造成詩歌用意深折、晦澀難解，堆垛故實、因韻害意等負面影響，但從文化的視角來看，我們能夠意識文人集會詩歌的價值并不在于創造了或發展了幾種表現手法，取得了多大的藝術成就；作為一種類型詩歌，它最全面的展示了北宋文人群體高雅文明的日常生活畫面，集中反映了北宋文人游心翰墨的精神世界和人文旨趣。鄧廣銘先生說：“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庇捎谖闹螄吆桶倌瓿衅剑詴疄檩d體的人文精神產品的高度積累已經超越了其他時代，文化活動的多方面展開和創新在北宋中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集會詩是士大夫群體筆下對北宋盛世的文化成果的生動記載，通過它有助于我們今天認識了解北宋雅文化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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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宋代士大夫佛學與文學

張培鋒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佛教以其濃厚的文化屬性贏得了中國人的認同,但是古代與近代的中國佛教史研究并不昌盛,佛教學術發展的狀況也不能令人滿意,這誠如陳寅恪在《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所說,“中國史學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獨由于意執之偏蔽,亦其知見之狹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學識更不逮宋,故嚴格言之,中國乙部之中,幾無完善之宗教史?！倍覛v來的佛教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本身,特別是集中在作為實體的僧團活動和作為思想的宗教與哲學上,而對佛教文化及其影響的研究則著力較少。不過,近年來,人們已能從正面較為公允地評價佛教及其文化了,相關的學術專著也越來越多,佛教文化逐漸成為學界熱點,研究的廣泛性與深入性已超越了前代。張培鋒先生撰寫的《宋代士大夫佛學與文學》對各類資料進行了歸納與闡釋,以涉及佛教的宋代士大夫的文集、筆記為研究對象,對宋代士大夫與佛教的關系及其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作出了一些新穎見解。

一、宋代佛學在文化意義上的方興未艾

宋代在佛教史上具有獨特地位,但一般流行觀點認為宋代是佛教發展的衰落期,其理由是,此時對佛典的翻譯和闡釋基本結束,佛教在自身理論上已無實質性建樹,特別就佛教僧團發展而言,也在走下坡路,沒有產生像鳩摩羅什、慧遠、慧能這樣的高僧,故遠不如六朝、隋唐時期興盛。然而,這一觀點卻忽視了宋代世俗佛教的大發展。宋代佛教的世俗化主要分為兩個層次,即民間信仰與文人佛學。前者主體是各階層民眾, 其信仰主要體現佛教中那些神秘的、超自然的內容;后者主體是知識精英,他們關注的則主要是學理與思想的內容。宋以前,僧人中的大德較多,“能言能述者”屢見不鮮,他們承擔著佛經翻譯、傳播的重要任務,他們的影響力為佛教的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到了宋代,由于文人地位的提高,許多智慧不凡者紛紛加入文人陣營。宋代文人普遍喜愛研讀佛典,一些人從治學角度來研究佛教,這些導致了文化意義上佛學的方興未艾。

盡管有學者認為宋朝有將佛教置于國家行政控制之下的施政意圖,而這又應與中央政府鑒于五代十國的格局而加強集權有一定的關系。同時,以佛教的立場來看,這亦是佛教日益融入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生活,中國化程度加深的表現。作者認為,這些情況不應簡單視為宋代佛教已喪失自身存在價值的根據。事實上,盡管朝廷對于建寺、度僧控制得很嚴,宋代僧民數量占人口的比例卻大大超過被認為是“佛教興盛”的唐代。經研究統計,唐代僧尼占全國人口比例約為1∶322,宋代則超過唐代,真宗時期的僧尼人數多達45萬余人,達到了唐代至元代的最高峰。

宋代佛教在宗派義理研究方面雖不如隋唐時期繁榮,但作為一種已經被中國人普遍接受了的宗教文化,它在世俗社會產生影響和滲透方面,無論是在廣度還是深度上,卻超過了前代。例如,就宋代佛教與世俗文化的廣泛融合而言,一些寺院已經逐漸脫離了其單純的宗教功能,成為各類社會活動的場所,典型的如東京相國寺,甚至成為當時最大的市場。另外,中國歷史上的漢文藏經之刊刻始于宋代,且刻印之次數也以宋代居多(共有6次),且有蜀版、閩版、浙版之分。在宋代,僧團佛教轉向士大夫佛學,由重在以信仰為特征的宗教性的佛學研究轉向側重以理性為特征的學術性佛學研究,以學者的態度去研究佛教并有所創造和發揮,這是此前中國佛教少有的現象,也是宋代佛教的特色和貢獻。

二、宋代士大夫的排佛與護法

宋代士大夫紛紛揚揚的排佛與護法是充滿有機聯系的。北宋中葉,特別是熙寧(1068―1077)以后,在“席卷朝野”的禪悅之風中,不少士大夫上書激烈排佛,參禪與排佛之風幾乎同時達到。歷來學者對排佛論的論述多引述歐陽修、張載、二程等人之說,而作者則精心選擇別人論述不多、但論點更具有代表性的如岑象求等人的論述來說明宋代排佛論之特點。岑象求的排佛論最為系統,他在《上哲宗論佛老》中指出,佛教教理雖然浩繁,但一言以蔽之,就是“空寂不動”而已。寺為伽藍,伽藍是漢語“靜住”之意;出家人稱僧伽,僧伽是乞士之意。那么,“稱其居為靜住,目其人為乞士,則佛所以責其徒者,何如哉?今不能精進戒律,篤修行業,而乃多求厚藏,享美饌,衣鮮衣,獵吾民之財以奉其身,而嚴飾其居處,是大違戾其師之說也?！彼€借用《金剛經》經文,指出:“凡有所動作,涉于形相,皆有為之法,而一切有為之法,佛譬之夢幻泡影,蓋言其非真實也,言其易散滅也,言其不可依據也。由是論之,佛之教人,豈在于營造供事之間哉! ”可見,他并非否定佛、道本身,而是認為耗費財力,大興寺觀的行為是不符合佛老教義的。張培鋒認為這種排佛論調可稱之為“排僧而不排佛”。

宋代文人胡寅、葉適、林之奇等站在人本主義立場上對佛教教理進行大力抨擊,提出“學佛為禽獸說”,大意是說若男男女女皆出家,不出四五十年,人類盡滅。不殺生,則禽獸日繁而遍天下皆禽獸。張培鋒認為,士大夫持這種觀點的根本出發點是針對學佛必須出家、禁欲,其實這一觀點并非真正反對佛教,而是提倡居家學佛,這對于理解為何那么多士大夫是做“居士”而不是出家是有幫助的。三教并重是宋代朝廷的既定國策,不過不同皇帝當政,由于其個人信仰愛好的不同也各有偏重。如宋太宗是宋代皇帝中對佛教采取大力保護、扶持政策的帝王之一,在譯經、度僧、刻印大藏經等方面都大力支持。南宋孝宗皇帝則是宋朝最崇信佛教的帝王,以帝王之尊親自作有維護佛教的《原道論》等佛學著作。盡管帝王個人的愛好可能使三教地位稍稍有所改變,但三教鼎立的大格局一直存在,任何人都無力扭轉。

就宋代士大夫的排佛與護法而言,作者認為,在宋室南渡后,禪悅之風較北宋更為盛行,從達官宰執到一般朝野士人,皆對佛教持支持和信仰態度。與北宋士人相比,南渡士人的禮佛參禪在內容與形式上都有所變化。同是援佛入儒,北宋士人一般是“盡用其學而不自知”,一方面吸收佛學的精華,一方面又公開攘斥佛老;而南渡士人不僅援佛入儒,以佛學作為儒學的參照系,而且還身體力行,佛教對其浸染更為深厚。

大慧宗杲在南宋初年給學佛文人的開示中,就強調佛教“不離世間”的特征,認為某些士大夫(主要是道學家)批評佛教墮于空寂,是不理解佛教精神之故。甚至他也主張三教一致,認為佛教對于輔助儒家有重要作用。書中還特別提到,很多宋代士大夫肯定了佛教的因果報應說等對于治世之道的輔助作用,其中包括被一般人視為“純儒”的范仲淹。他博覽佛藏,曾獲《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異本,得知其不在佛藏之內,特為其作序,指出此頌“直指死生之源,深陳心性之法”,充分表現出對佛教因果理論的信向。范仲淹同時還說:“塵世中有無邊圣法,大藏之內有遺落寶文”,可見他對佛法是肯定的。但是當他從政治上確定佛教政策時則提出:“國家祈天永命之道,不在詔神佞佛;土木之妖,宜其悉置,以節內帑,為軍國急難之備。”〔1〕這種態度代表了宋代士大夫對待佛教的普遍傾向。

三、宋代道學與佛學的微妙聯系

在研究宋代道學〔2〕與佛學的關系時,作者認為朱熹雖高倡排佛論調,但佛教對他的影響是深入骨髓的,例如,朱熹曾說自己“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于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3〕。不信三世輪回的他看到當時佛教的興盛,無奈地說:“佛氏最有精微功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的人,無不陷焉?！薄?〕其實,程顥等道學家對禪家的禪定修養功夫是贊賞的,朱熹也教導學生,“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5〕

道學家為了顯示與佛教的不同,也竭力尋找自身的特點。比如同樣是靜坐,道學家認為佛教的靜坐流于虛幻空寂,指出應該以“實”為主,即不能完全無所事事地靜坐,好比一個空瓶子,很容易接納外來的東西,反而不“虛”;而一個裝滿水的瓶子,外來的水再多也不會浸入。作者認為,宋代道學對這一點的論述在理論上是有貢獻的,但是他們將其視為自己的發明并用來反對佛老,則并不足以服人。因為無論是佛教還是道教,都早已認識到了這一點。如《景德傳燈錄》卷五載慧能偈子:“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么長。”洪州宗的“平常心是道”、“行往坐臥,應物接物盡是道”,這些都與道學家的觀點一致。

另外,在修養理念上,宋代道學經歷了一個從“主靜”到“主敬”的過程,這也是道學有意區別于佛道的一個方面。例如,在朱熹看來,人生本是無法“靜”的,他說:“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擾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卻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里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后,敬又在這里。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卻是自擾亂,非所謂敬也?！薄?〕張培鋒先生認為,朱熹的“敬”可以應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靜”包容得廣,含義也更深,是一個融合了諸多道德理念的復合概念,這也是程朱竭力提倡以“敬”代“靜”的原因所在。但平心而論,這些看法雖然相當通達,但是否一定能與佛教區分開來,仍然值得研究。后來的儒者顏元看透了這一點,指出:“靜、敬二字,正假吾儒虛字面,做釋氏實功夫?！薄?〕

作者提出,宋代士大夫在比較儒釋優劣時,認為儒家比佛教更注重內在心性修養,而不太注重外在事相。這種內在的偏向雖然在現代化過程中顯露了不少不合時宜的弊端,但中國文化之所以能延續幾千年而不斷卻也是受這種內在韌力所賜。就宋代學術而言,道學比佛學更強調自律,更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某些方面比佛教走得更遠。但以佛教的觀點衡量,道學甚至也可以從屬于佛學范圍,但它屬于專為上上根人所說之法,對于中下根性的人則不適用,過分依賴道德自律,其結果很可能是道德失范而不是提升。

四、宋代士大夫佛學的現代意義

研究古代問題的終極目的是為當代現實服務,在探討宋代士大夫佛學的現代意義的過程中,作者提出,宗教寬容是中華文化中有極具價值的思想觀念,是中華文明得以長久延續的因素之一。歐洲直到18世紀啟蒙哲學興起后才突出強調宗教寬容的重要性,洛克、伏爾泰等都撰寫過《論寬容》,提出“凡信仰神的人絕不應該因為他的宗教見解的緣故而被治罪”等宗教寬容原則,成為啟蒙哲學的重要思想之一。而宋代士大夫佛學所呈現出的龐雜面目從一定程度上體現著宗教寬容的精神和信仰的個體化特征。

作者還提出,宋代士大夫佛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不再局限于那種空洞的甚至故弄玄虛的談空說有,棒喝參禪,或者煩瑣地探討彼岸、涅、般若等名相,而是與儒學緊緊結合在一起,非常切實地將佛教智慧融入人生修養方面。由于宋代處于中國社會的大轉折時期,當時的文人迫切需要找到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歸宿,士大夫佛學正是適應這種要求而興盛起來的,其主要傾向不是消極避世而是積極入世,并揚棄了佛教中一些虛靈不實的內容,發揮了特立獨行、追求個性自由的精神,使佛教的主題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轉換:由宗教性的追求來世幸福轉化為倫理性的指導現世人生實踐。

著作還結合現代社會宗教發展指出,士大夫佛學是將佛教與中華文化有機融合的成果,它的產生是佛教中國化的標志,是明清以后“居士佛教運動”和“人間佛教”思想的先驅。星云大師曾將“人間佛教”的特點歸納為“人間性、生活性、利他性、喜樂性、時代性、普濟性”。宋代士大夫佛學已具有了以上這些特征,宋代士大夫佛學并非一種單一的思潮,而是呈現出了復雜的多元化和個體化傾向,幾乎每個士大夫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和主張,并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正是中華民族“和而不同”精神的體現。

此部著作呈現了佛教在中國文化里的適宜方式,作者張培鋒先生的精心研究也使得這一領域內諸多有意義的問題得到展示。如上所述,一些已得到了較好解決,而正是它們的拋磚引玉,使得另一些具有爭議的內容〔8〕顯現出來,值得有識之士進一步耕耘與發現。評

注釋

〔1〕《范文正公集》卷上《上執政書》,四部叢刊本。

〔2〕在第三章對“道學”與“理學”的辨析中,作者通過考察大量文獻后發現后人習稱之“理學”在宋代并不流行,后世所稱的所謂“理學家”在宋代則多被稱為“道學家”,而他們亦自稱其學為“道學”。因此,作者指出,“盡管這兩個名詞(理學、道學)被許多現代學者視為一個完全等同的概念,但是縱觀北宋一朝,并無‘理學’的稱呼,‘理學’詞是到南宋后期才開始出現、元代以后才普遍使用的個概念。” 據作者統計,在朱熹《晦庵集》中就沒有出現“理學”之詞,而“道學”的概念則用了74次。在《朱子語類》中,“理學”一詞出現2次,而“道學”一詞則出現22次。此論頗具見地。

〔3〕朱熹《晦庵集》卷五十《答程正思》。

〔4〕《朱子語類》卷二十四。

〔5〕《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六。

〔6〕《朱子語類》卷十二。

〔7〕《顏元集?朱子語類評》。

〔8〕例如,宋代帝王對待佛教與道教的復雜態度,佛教與宋朝文官制度的關系,禪宗的內核究竟是佛教還是老莊等問題。

作者單位:南京林業大學公共藝術系【新書長廊】上海:晚清時期中國近代城市的轉型標本晚清上海:一個城市的歷史記憶/梁元生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在近代各種變遷沖擊之下,在上海這個城市由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中,其“公共空間”也相應地出現了很大變化。本書以“衙門”(以上海道臺為中心的道署)、“會館 / 公所”、“局”、“堂”等作為考察的對象,分析新舊、中西、傳統與現代、本地及外來各種力量對這些“空間”帶來的變化,由此對晚清時期中國近代城市的轉型提出一個較為新鮮的看法。西歐國家戰后福利化的社會歷史性實踐福利國家:歐洲再現代化的經歷與經驗/王云龍、陳界、胡鵬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西歐國家在倡導福利國家的基礎上,實現了戰后重建與復興的再現代化。西歐國家戰后的再現代化,與戰前的現代化的質的區別,就在于這是一次國家福利化的社會歷史性實踐。本書詳細考察了歐洲國家福利制度的特點、架構與運作方式以及經驗和教訓,對于我國正在進行的和諧社會建設具有很重要的參考與借鑒價值。投稿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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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

[2]Elias的解釋其實體現了一種理解柏拉圖神話較為普遍的傾向:Logos并不比Muthos高,人的理性有根本局限,神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超越這一局限。

[3]Gilbert,Martin,The Holocaust:The Jewish Tragedy,London:Fontana Press,1987.

[4]Eliot,“The Education of Tastes”,Athenaeum,27 June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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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南宋文范簡編》　學術背景　精華本　階梯

[分類號]G256

《南宋文范簡編》是張相在清莊仲方《南宋文范》的基礎上，精選《南宋文范》中的優秀作品編輯而成的精縮本。全書共1函4冊4卷，1918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張之洞《書目答問》和《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都以《南宋文范》為必讀書，但《南宋文范》卷秩浩繁，不便閱讀，《南宋文范簡編》作為《南宋文范》的精縮本確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墒牵P者收集該書的有關資料，只看到郭預衡《南宋詩文的時代特點――校點本序言》一文，此文并未提到《南宋文范簡編》；其他介紹《南宋文范簡編》的人，目前也只是就編者、出版等方面作一些零星介紹，對此書的學術價值還沒有足夠的認識。為此，筆者決定撰文對此書的學術價值作一系統評介。

1.　《南宋文范簡編》的學術基礎

《南宋文范簡編》，既是“簡編”，自然不是鴻篇巨制的大部頭，但有很好的學術背景，這又為其良好的學術價值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1　參編者學術功底深厚

《南宋文范簡編》在選編之外，還有選評者張相所加的評論，整部簡編由姚漢章閱訂過。其選編、點評、閱訂者都有很好的學術功底。

原編者莊仲方(1780―1857)，字興寄，號芝階，浙江秀水(今嘉興)人。嘉慶十五年舉人。同年，授中書。曾居住在杭州，晚年回鄉，他淡于名利，筑映雪樓，藏書近5萬卷，閉戶著書，善為古文，是清代卓有成就的文章選家、著作家。他編選的詩文選本除此書外，尚有《金文雅》、《碧血錄》、《古文練要》等。可見其藏書之多，他對所藏圖書的整理也很有貢獻，《南宋文范》就是他整理圖書的一大杰作。

選評者張相(1877―1945)是中國語言文字學家。原名廷相，字獻之，杭州人。1914年任中華書局編輯，一生致力于詩、詞、曲的研究，其《詩詞曲語辭匯釋》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匯集了唐宋金元明人詩詞曲中習用的特殊詞語，或采用自證的方法，以詩證詩、詞證詞、曲證曲；或采用互證的方法，詩詞曲彼此互證，詳證博引，溯其流變，并注釋詞語的意義和用法。還著有《古今文綜》、《春聲集詩文稿》，張相對研究古典文學和近代語匯貢獻甚大。張相的學術造詣精深，對《南宋文范簡編》所選作品的點評精當妥貼，時常有錦上添花之妙，對我們深入理解作者為文的要旨很有價值。

閱訂者姚漢章是清末舉人，早在民國初年，他就在中華書局當編輯。他是民國時期著名文學史專家，與羅振玉、趙元任、姜亮夫等同為現代著名學者。編著有《古今尺牘大觀》、《歷代名人尺牘分類選粹》、《古今文綜》等。《南宋文范簡編》經他閱訂，學術上自然更為成熟。

1.2　《南宋文范簡編》立意高遠

《南宋文范簡編》是在《南宋文范》的基礎上編成的，而《南宋文范》的立意是高遠的。因為《南宋文范》乃是上繼呂祖謙《宋文鑒》的學術傳統編輯而成的。一方面，《宋文鑒》的編者呂祖謙承襲了宋初很好的學術傳統。據鄭永曉和孔妮妮的研究，南宋詩歌流變與南宋學術發展有很大關系，作為宋代呂氏家族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呂祖謙的家學淵源尤其是呂本中的文學思想和詩學觀念對他的學術思想和該書的編纂又有很大影響。呂本中是呂祖謙家學淵源的重要源頭。呂本中的思想兼有儒、釋、道三家成份，他在堅持正統儒家思想的基礎上，又廣泛吸收各家學說，在文藝思想和觀念方面也能積極吸取前人一切有價值的觀點，形成了遍參前人、注重活法、有為而作等特點，這對呂祖謙也有很大影響。同時，呂祖謙的學術和文學創作除有家學淵源外，還有各種學派和師友的交互影響。這兩點，使他主編的《宋文鑒》能夠遍選諸家作品。此外，也是尤其重要的一點，是呂本中的儒家思想，使呂祖謙有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他選編《宋文鑒》，不僅注重作品的藝術價值，而且也非常注重“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敢于批評時政闕失”的作品。這更增加了《宋文鑒》的社會意義。這種追求正是由呂本中所傳承的元學術精神的延續。這種精神也使《宋文鑒》更具哲學品質和社會意識?！赌纤挝姆丁返木幷咔f仲方能夠師法呂祖謙的《宋文鑒》，這也就十分自然地提升了《南宋文范》學術品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點也就理所當然地為《南宋文范簡編》提供了很好的學術基礎，決定了《南宋文范簡編》的學術價值。筆者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南宋文范》和《南宋文范簡編》是高于真德秀《文章正宗》和謝枋得《文章軌范》等其他文章選本的。

2.　《南宋文范簡編》的學術價值

《南宋文范簡編》雖是前人所編，但其中包含著大量的思想精華，對我們今天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其學術價值是多方面的。

2.1　《南宋文范簡編》是學習研究《南宋文范》等宋文選本的階梯

《南宋文范簡編》是《南宋文范》的精縮本，《南宋文范》則是為數不多、又有較大影響的南宋詩文總集之一，是一部很有價值的詩文總集。《南宋文范》是接承《宋文鑒》的力作，而《宋文鑒》的基礎則是《宋文?！贰摹端挝暮！返健端挝蔫b》，再到《南宋文范》，這幾部選書都十分浩繁?！端挝暮！酚?20卷，“右皇朝江畋編。輯本朝諸公所著賦、詩、表、啟、書、論、說、述、議、記、序、傳、文、贊、頌、銘、碑、制、詔、疏、詞、志、挽、祭、禱文，凡三十八門”?！端挝蔫b》則有150卷。卷數最少的《南宋文范》分類和編排大致上與《宋文鑒》相同，卷一與卷二收南宋(賦)40篇，卷三與卷四收(騷)、(樂章樂歌)、(四言詩)、(樂府歌行)共110余篇，卷五至卷九收(五、七言古體詩>440余篇，卷十至卷七十收各家文章1100余篇。外編收文40余篇。卷首還有《作者考》列出作者文天祥、陳東、辛棄疾、謝枋得、家鉉翁、鄧牧、謝翱、王炎午等300余人。整部書共有70卷。而且《南宋文范》引書260余種，取材面較廣?？梢姡词咕頂底钌俚摹赌纤挝姆丁芬矘O為浩繁，閱讀十分不便。《南宋文范簡編》的選編者正是考慮到這種情況，才苦心選編《南宋文范簡編》的。它一方面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精縮本；另一方面又可以為我們進一步閱讀研究《南宋文范》打下一定的基礎，所以是我們學習研究《南宋文范》及其他宋文選本的階梯。這就是《南宋文范簡編》獨具的學術價值。

2.2　《南宋文范簡編》是學習研究南宋文獻史學的重要參考文獻

《南宋文范簡編》雖“簡”，卻包含了其他一些史料所未載的內容。由于年代久遠，古代一些作家的文集已失傳，倒是在文選中保留了他們的若干作品，文選反

而成為唯一或重要的資料。所以細心的研究者很可能在文選中發現新資料、找到新課題。如《南宋文范簡編》“奏疏”類選有楊萬里《論選法疏》、《論國勢疏》。對楊萬里，我們一般只知其為詩人，不知道他還有這類奏疏。張瑞君《楊萬里評傳》雖然是一部全面研究其思想和文學創作的專著，但作者仍然強調“楊萬里是南宋著名詩人”，對楊氏奏疏類政論散文論述不夠詳細。事實上，楊萬里從他的第一部詩集《江湖集》開始，便寫下了一些關心國家安危的政論性散文，他還是一個散文家。他的政論文，如《讀罪己詔》對孝宗因抗金受挫而中途改變策略提出忠告，《道逢王元龜閣學》對奸黨得勢、忠良被逐表示憤慨，《故少師張魏公挽詞》對愛國名臣張浚抱恨以歿深表痛惜。這些都是很有意義的作品。特別是楊氏這兩篇《論選法疏》、《論國勢疏》，只有《楊萬里集》和《楊萬里集箋校》、《全宋文》等非常專業的書里面才有，《南宋文范》當然也收了這兩篇，但這些著作，一般人是不會去讀的，他的《論選法疏》就是法律界專業研究“選法”的學者也不一定能夠讀到。因為一般人尤其是我們這些學文學的人讀選本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們反而可能通過《南宋文范簡編》讀到楊氏的《論選法疏》，從而發現歷史上研究選舉問題的材料。

2.3　《南宋文范簡編》是學習研究南宋文學最重要的文學選本

由于南宋特殊的時代原因，南宋文學在宋文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作為宋文學的代表，可是，作為重要宋文選本的《宋文鑒》和《宋文海》，都是對宋代文學兼收并蓄，專收南宋作品的只有《南宋文范》。而且就是在這兩種選本中，南宋作品的比重也遠不如北宋。所以南宋作品有不少是依賴《南宋文范》才得以保存至今，對學習和研究南宋文學而言，作為《南宋文范》精選本的《南宋文范簡編》是有其獨特價值的。雖然《南宋文范簡編》在選文標準和體例上與其他文選有異同，但為文典雅、文質兼備則是共有的特點。閱讀這些篇章，不僅能增長文學的知識與見解，而且還是一種美的享受，可以提高人的審美情趣。如卷一收有張拭《謁陶唐帝廟詞》“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曾丘。木偃蹇兮枝相，皇何為兮于此留。藹冠佩兮充庭，潔芳馨兮載陳。純衣兮在御，東風吹兮物為春?；手寿馄涮欤臅r敘兮何言。出門兮四顧，渺宇宙兮茫然?！逼浣Y句“出門兮四顧，渺宇宙兮茫然”意境宏大、深遠，很有審美情趣。有了《南宋文范簡編》，這樣的作品就更易為一般大眾所欣賞。在這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南宋文范簡編》是研究南宋文學最重要的選本之一。

2.4　《南宋文范簡編》是研究吸取南宋道德與智慧精華的重要參考

宋朝在軍事上雖然較弱，但這是由唐以來特殊的社會動亂使宋統治者不得不削弱軍事統帥的兵權造成的負面影響。從另一角度，深入研究中國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也是當時世界上發明創造最多的國家，是中國為世界貢獻最大的時期。這一切最初的根源，則在于宋朝政治的開明。據史載，太祖立國之后，曾在太廟里刻下祖訓：“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太祖這幾大政策，可說是宋朝的大，也是同時代世界各國最開明的大。政治的開明，使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包拯在朝堂之上唾沫橫飛，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絹拭臉，而包拯卻視而不見，仍然在慷慨陳詞；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筆生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震動世界，萬古流芳。到南宋，特殊的時代，又使南宋文人的道德水平和政治智慧達到了更高的層次。同時，南宋最后亡于蒙元，這當中也有我們不得不記取的教訓。這一切在《南宋文范簡編》選錄的南宋作品中就有很好的體現。

首先，《南宋文范簡編》卷一收有袁說友《論養士大夫氣節疏》。據《中國人名大辭典?歷史人物卷》，“袁說友，南宋建州建安人，孝宗隆興元年進士。孝宗朝，累官知池州。寧宗嘉泰二年以吏部尚書進同知樞密院事，次年，拜參知政事，著有《東塘集》，編著有《成都文類》。又據《宋史翼》，我們知道，袁說友有才識，有膽略，忠于國事，他為官30年，奏疏多切中時弊，發揚正氣。淳熙五年曾上疏指出：自紹興末迄今，宿將多死亡，幸存的也都衰老，新進后生想獻身而無門路，朝廷應令內外將帥推舉，凡武藝高超、謀略深遠、熟悉兵法有志報國者，經考察后予以試用。如所舉不實，推舉人要重加黜責。寧宗即位，韓胄專權，群小阿附。朱熹、彭龜年等因劾韓胄而獲罪，袁說友不畏強橫，上書闡說：養正氣、勵風俗要自朝廷始，所以設臺諫給侍之官，就是要憑公議、糾官邪，杜絕奸佞，使天下人怕公議；公議則氣節立，氣節立則惰者勤、私者公、貪者廉、怯者勇。不久，寧宗御批罷去朱熹。袁說友又上疏指出：朱熹的論奏都是愛君憂國之言，一旦被罷，何以服眾?并申明：“臣等區區所論，實以國體有關，非止為一朱熹而已。”由此，我們知道袁說友確有一腔浩然正氣，其《論養士大夫氣節疏》在今天仍有其現實意義，但是他這篇《論養士大夫氣節疏》也只有在他的《東塘集》里面才有，一般人是不會去讀《東塘集》的，所以有了《南宋文范簡編》，我們才更有可能看到這樣的佳作。

此外，《南宋文范簡編》還飽含著南宋文人的政治智慧，其中有著大量治國、興邦、為政、撫民、理財、處事的理論。這些理論在今天仍值得借鑒。對這些理論批判性地繼承，古為今用，也是很有意義的工作。尤其在我們對西方文化引發的現代社會病越來越束手無策的情況下，發掘和光大古老的東方智慧尤為重要，或許它就是針對現代病的一劑良藥。如卷一第三十七頁又收有葉適的《論綱紀疏三》，文章開門見山就說：“天下之弱勢，歷數古人之為國，無甚于本朝者”，最后，又說“為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圖籍，略其四旁，規其中央，左顧右望，以盡天下之大形，堅外柔內，分畫委任，群臣合力，功罪有歸，以正天下之常勢，第因其所有，掩絕前后，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豈可得乎!”其文氣浩蕩之中，實有超絕尋常之智。此等文字，對于升華我們今天之“為天下者”的智慧，當然也是很有益處的。

3.　結語

綜上所述，《南宋文范簡編》雖然也有一些不足之處，但在總體上看，這的確是一部有良好學術背景，立意十分高遠，既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精縮本，又能為我們進一步閱讀研究《南宋文范》打下良好基礎的南宋文學的選編本。此書中華書局在1922年(民國11年)又出過鉛印本，此后就沒有再版過，因此，《南宋文范簡編》無疑也是十分珍貴的，甚至可以說她是南宋文選中的精品，她不僅是我們學習、研究《南宋文范》及其他宋文選本的階梯，而且還是我們研究南宋文學、南宋文獻史學和南宋道德智慧最重要的文章選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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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宋朝名著――《南宋文范》，[2010-11-23]，奧數>趣味樂園>名著導讀.http：//aoshu.省略/e/20090617/4b8bcb4U48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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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莊仲方原編，南宋文范簡編(卷一)，杭縣張相選評，姚漢章閱訂，上海：中華書局，民國十一年三月再版：2、37.

[16]陸游，避暑漫抄／／王云五主編，避暑漫抄及其他三種，初版，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