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學方法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1．啟發示教學

好的教學方法應該是注重教師的啟發與學生的參與。課堂上，教師根據經濟社會熱點提出問題，引起學生的思考與討論，師生間形成良性互動。但提出的問題本身既要有一定深度，同時又要緊密結合教學內容，學生通過積極思考，既培養了創造性思考問題的能力，又深化了對知識的理解。例如:在講授“價格歧視”理論時，可以讓學生討論在國內很多公園中，針對國內游客和國外游客為什么收取不同的票價?在什么樣的條件下施行這種差別價格政策才能有效呢?可以啟發學生運用三級價格歧視的概念與理論模型進行討論。由于國內外游客的需求價格彈性不同，采用差別價格政策能使公園獲得更多的利潤。但這樣種策略的實行是有條件的。首先這種產品必須是一個完全壟斷的市場，黃鶴樓公園全國僅此一家，即使收取高一點價格，外國人也不會放棄到此一游。第二，必須能把不同市場或市場的各個部分有效地分割開來。公園可根據國籍、膚色、語言的不同來區分中國人和外國人，對他們實行差別價格。第三，各個市場必須有不同的需求彈性，中國人和外國人的需求彈性不同。外國人的需求彈性比中國人小得多，因而定高一點價格的門票并不會影響他們游覽黃鶴樓。接著還可以引導學生觀察現實中還有哪些情況下實行了這種差別價格策略。為了調動學生對啟發性問題進行回答的積極性，教師可以采取一些激勵措施。如凡是自愿回答啟發性提問的同學，如果回答能自圓其說，期末平時成績可以酌情加分。

2．案例教學法

例如在學習《宏觀經濟學》中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混合使用時，可以將我國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兩種政策的實際操作過程向學生進行介紹。首先將此段時間的政策操作分為六個階段，分別介紹每個階段實行相應操作的經濟背景，實行松緊搭配的原因，取得的效果，最后再對政策的混合使用進行評價。這樣就結合了IS－LM模型與財政、貨幣政策運用的原理，解釋了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實踐。第一階段是1988．9－1990．9，此階段實行的是“緊財政緊貨幣”的雙緊政策。第二階段(1990．9－1991．12)，實行“緊財政松貨幣”的搭配。第三階段(1992．1－1993．6)，實行“松財政松貨幣”的雙松政策;第四階段(1993．7－1996年底)，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第五階段(1997－2002)實行適度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第六階段(2004年—2007年)“雙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還可以聯系2008年金融危機后歐美各國經濟的不景氣，分析各國政府在應對危機時采取了哪些宏觀調控的政策以及原因。這樣既加深了學生對理論的理解，又聯系了實際經濟問題，培養學生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和分析能力。為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可將學生進行分組，每組確定一個感興趣的知識點并聯系一個實際問題進行案例分析，該組同學自己制作課件，然后到講臺上為大家陳述，最后由老師就這個知識點應注意的問題進行點評。這種方式可使學生增強主動學習的興趣，為了在有限的時間里進行精彩陳述，學生必須對理論熟悉于心并靈活運用，從而提高了學習效果。通過討論，幫助學生加深了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和理解，同時也鍛煉了口頭表達能力。所以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應盡量在學到相關知識時尋找現實生活中比較貼切的問題進行討論，這樣可以調動學生們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收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二、專題討論+課后小論文形式

在完成理論講授、材料分析后，就要結合社會現實并針對學生求知欲強、思維活躍的特點，緊扣所學的理論內容，擬出相關思考題，進行實踐性教學，激發學生學習的主體意識，引發討論和辯論，把對理論知識的學習引向更深層次。

1．專題討論

教師可以在某個理論系統講授之后提出一個專題，讓學生分析討論，教師在其中可以適當進行啟發式提問，最后由教師進行總結。例如在學習分配理論這一章時，其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是一個沒有統一答案的問題。所以上課時首先提出問題———公平與效率誰為先，讓學生們根據所學的理論和現實情況各抒己見。有的同學從政治學的角度，有的同學從經濟學的角度，還有的從富人、窮人的角度分析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闡述了到底以公平為主還是以效率為主。最后，教師結合大家的討論結果，得出大多數同學認可的觀點，即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分配，比平均分配更有經濟效率。但是按市場原則分配也有不公平的地方，政府應該對社會收入進行適當的再分配，以兼顧公平。通過這樣結合實際的分析，使學生們不僅開闊了視野，而且感受到經濟學和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從而大大提高了教學效果。

2．組織專題辯論

這主要是選擇一些綜合性案例，將學生分為正反兩組，以辯論會的形式進行案例教學。如“人民幣應該升值嗎”、“我國現階段應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還是擴張的貨幣政策”、“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等專題都值得進行深入研究和辯論。在辯論完后還可以要求學生就這些問題寫出小論文，談談自己的理解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也可啟發學生就身邊的一些熱點問題用學過的理論提出自己的見解，這樣可以調動學生充分運用所學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知識，鍛煉經濟思維能力，還可以促使學生去查閱大量資料，拓展知識面，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結語

篇(2)

論文摘要：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實證化和專門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證偽主義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發展的邊緣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現實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補充、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等趨勢強化，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以及政府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聯系得到共同重視。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官僚主義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 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1］ 〔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篇(3)

內容摘要:弗里德曼與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方法論爭論在經濟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對以后形成完備的經濟學方法論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回顧了二者關于經濟學的科學特征與理論假設的現實檢驗問題的爭論,并進行了分析與評價。

關鍵詞:經濟學方法論 科學特征 預測 現實檢驗

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在歷史上共經歷了三次重大爭論,其中以弗里德曼與薩繆爾森的爭論最為持久,引起的影響也最為廣泛。引起這場爭論的導火索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 1953 年發表的論文《實證經濟學方法論》。在此文中,弗里德曼提出了經濟原理的科學標準是能否預測未來、經濟學假設不需現實檢驗等觀點;薩繆爾森并沒有發表專門論述經濟學方法論的論文,他的觀點散落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他認為科學只提供描述,最多是在描述的基礎上進行解釋,而不能提供任何預精確的預測等反對觀點。

爭論的主要內容

(一)經濟學的科學特征是預測未來還是解釋現象

弗里德曼強調經濟學的預測功能。他認為經濟學是實證科學。具體說來:實證經濟分析方法的任務和終極目標是,提供和發展一種能夠對尚未觀察到的現象做出合理的、有意義的預測。他認為只要理論與未來的預測相符就不必在意其假定前提是否現實,方法論上是典型的工具主義觀點。在工具主義者看來,理論最好被視為只是一種工具,工具主義者僅僅關注得自理論結論的有效性。依據這一看法,理論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工具非真非假),而只是產生證明為真的(或成功的)預測或結論方便而有用的工具。工具只涉及它對特定任務是否適合的問題,理論的正確與有效性應由其預測力來加以評判。

實證分析方法的檢驗方法是將某一假說的預測與實際情況作對比。惟有實際證據才能表明該理論是被作為合理因素暫時被“接受”,還是遭到“拒絕”。“如果該假說的預測與實踐相抵觸,那么該假說則遭到了否定;如果該假說的預測沒有與事件相抵觸,那么它則為人們所認可;如果該假說業已多次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現的抵觸現象,那么它則具有極大的可信賴程度”。

薩繆爾森認為,科學只提供描述,最多是在描述的基礎上進行解釋,而不能提供任何預測:“我認為‘理論’作為(戰略性地簡化了的)對可觀察和可反駁的經驗規律的描述,用來描述很大范圍的可觀察的現實的描述(方程式或其他形式)畢竟是我們在此能夠得到的(或需要要求的)全部‘解釋’,一個解釋,就像在科學中正當的運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是某些最終超越的東西。”經濟學的理論知識只是對經濟現實進行的解釋,嚴格檢驗那些依照這個理論的邏輯推演產生的推論是否與所要解釋的經驗事實相一致也就十分重要。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證偽,這個理論暫時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一致,這個理論就必須受到修正和擯棄。

(二)對理論假設前提的現實檢驗是否必要

弗里德曼在《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中提出著名的“假設條件不相關”命題(The irrelevance of assumptions thesis)。含義是理論的作用在于解釋現象和預測現象。他認為:“作為一種實證假說體系,理論應該通過其對它意在加以‘解釋’的那一類現象的預測能力來檢驗。惟有實際證據才能表明該理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弗里德曼認為對理論假設前提的現實檢驗不必要,甚至認為假設前提的虛假不僅不是一個缺點,而且是實證經濟學的一個優點。弗里德曼的這一觀點有兩層意思:一是假定的抽象性。任何假定都不可能考慮到所有有關的變量,總有一些變量被設想掉,因此,它不可能完全符合現實,從而必然帶有某些虛假性。二是一種理論的假設乃是一種更廣泛的理論的運用,而后者是可以加以檢驗的。因此,這類假設在某一特定領域是虛假的,但在另一更廣泛的場合則不是虛假的,而是可以加以驗證的。

薩繆爾森認為理論假設要以經驗事實為依據。他將操作主義的方法論從物理學領域引入到經濟學領域,提出有意義的原理是在理想條件下做出的關于經驗資料的假說,并且這個假說可以遭到反駁,以推導出經濟學中“有操作意義的定理”。后來,薩繆爾森在對弗里德曼工具主義的批判中又從操作主義轉向了主張描述主義,描述主義方法論的特點是強調理論對現實的描述和解釋,因而強調并堅持理論假設以及按照這一假設邏輯推演出的推論與所要解釋的經驗事實相一致,即一切要以現實的經驗為基礎。他將弗里德曼的“經濟學假設與現實性的非相關性”命題概括為“F 歪曲”(它的含義就是假說可以不具有現實性或假設條件不相關性)。薩繆爾森指出:雖然不現實的抽象假定經常是有用的,但“如果抽象的模型包含有經驗上的虛假,我們就必須拋棄這樣的模型,而不是對他們的不恰當的地方進行掩飾”,“沒有完全準確性的事實不應該是放松經濟學命題是否經驗有效的審查標準的借口”。

爭論的實質及評價

在強調證偽主義對檢驗經濟學理論是否正確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上,薩繆爾森與弗里德曼的主張相同,且均與波普爾的觀點十分相近。“科學之所以是科學,關鍵在于科學從邏輯上可以被證偽、反駁或。一個命題只要它是可檢驗的,或可證偽的,它就是科學的;反之不可檢驗,不能證偽,就屬于非科學的、形而上學的。一句話,區別科學和非科學的分界標準也在于其能否被證偽的程度”。

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爭論的焦點實則是關于經濟學的科學特征這個問題。弗里德曼認為是其預測功能,因為它主要關注預測未知事件發生的概率,因而理論假設的正確與否不需要現實檢驗,只要理論可以很好的對未來進行預測即可。而薩繆爾森則強調是其描述功能,認為科學只提供描述,科學最多是在描述的基礎上進行解釋,而不能提供任何預測。那么從邏輯上分析,解釋和預測二者之間的主要差別在于:解釋產生于事件發生之后,預測產生于事件發生之前;解釋是從一個需要解釋的事件開始,找到一條一般規律以及邏輯上隱含著對該事件說明的一系列初始條件假說開始,再援引一個具體原因對一個事件進行說明 ,解釋的過程也就是把該事物統攝在這一普遍規律之下的過程;預測的過程則是從一條一般規律及一組初始條件假說開始去演繹對一個關于未知事件的說明,是用來檢驗一般規律假說是否得到確認的辦法。解釋的前提假說必須強調其現實性,預測則不必。因此,從邏輯上說明了二者在理論假設現實檢驗這個問題上產生分歧的原因。

關于經濟學的科學特征是預測還是解釋,張五常在《經濟學方法論》一文中給出了很好的論證觀點,他認為:經濟學主要不是學怎么辦,而是要學為什么,就是要用經濟學去解釋人的行為或現象并可推斷行為發生,不是預測行為發生,給出了重點區別。推測一定要有條件,在什么情形之下,在某種理論根據或某種條件下,會有怎么樣的現象發生。一定是要有條件的,沒有條件是不能夠解釋的。而經濟學之所以不能像物理學等那樣精確推測,是由于看不到那個條件的存在。

毫無疑問,弗里德曼與薩繆爾森的這場論戰一方面大大促進了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使這一時期的經濟學方法論綜合兼收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兩派的優點,形成了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使得現代經濟學的方法論獲得了較為完備的形式。另一方面,它也促進了經濟理論本身的發展,這兩個學派的許多經濟學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雖然不能斷言這是由于他們使用了其所倡導的經濟學方法論原則,但是至少有較強的相關性,這是不言而喻的。

參考文獻:

1.(美)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

2.Samuelson ,P.Theory and Realism:A repl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ep.) 1964,Vol.54

3.Samuelson ,P.Professor Samuelson on Theory and Realism: Repl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 1965,Vol.55

篇(4)

    隨著1974年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于1991年的逝世，“奧地利經濟學派”基本上已成了的一個歷史名稱，然而，奧地利學派經濟思想家的理論貢獻，卻永遠留在人類的存量知識之中了。正如哈耶克（hayek, 1967，見中譯本，第215頁）本人所言：“自立門戶的奧地利學派雖已不存在，但我相信仍然存在著一種獨特的奧地利傳統，我們可以期待這一傳統有朝一日會為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做出許多貢獻，它所開啟的道路的豐富內涵，仍然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對于某些任務，仍然可以利用它來取得一些貢獻。”從哈耶克的這一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出，盡管奧地利經濟學目前已成了經濟思想史上的一個歷史術語，但這并不意味著其思想方法和理論洞識已失去了當代意義。

    在經濟學說史上，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出現應該說始于門格爾（carl menger）《經濟學原理》一書于1871年的出版。接著，龐巴維克（eugen von böhm-bawerk——門格爾德學生）和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er）與門格爾一起，創立了第一代奧地利經濟學。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奧地利學派的第二代傳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龐巴維克的學生）、邁耶（hans meyer——維塞爾的學生）與哈耶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馬克盧普（fritz machlup）、莫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以及羅森斯坦－羅丹（paul n. rosentein-rodan）等一大批學者一起，出版和發表了大量著作，從而把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推向了鼎盛期。二次戰后，尤其是20世紀60－70年代之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一些理論觀點逐漸被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所吸納和融合起來了，隨之奧地利學派的理論主張也逐漸模糊起來，于是就有了哈耶克的“自立門戶的奧地利學派雖已不復存在”說。盡管如此，在20世紀60－70年代后，仍有israel kirzner（米塞斯的關門弟子），e. streissller, ludwig lachmann, murray n. rothbard, l. b. yeager, gerald p. o’driscoll, mario j. rizzo, roger w. garrison等一批當代學者在堅持弘揚并重新解釋奧地利學派的傳統思想和理論主張，尤其是自20世紀90年代后，在國際上出現了奧地利經濟學的新一波的復興運動。按照柯茨納（kirzner, 1991）和馬克盧普（machlup ，1982）的總結和歸納，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觀點和經濟主張大致有以下8點：（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主張對經濟現象的解釋應該回溯到對個人的行為中去解釋；（2），認識上的主觀主義，承認只有通過有關個人的知識、信息、感覺和期望，才能理解和解釋人們的行為；（3），經濟分析中的邊際主義，強調決策者所面臨的數量預期變化的重要性；（4），在市場運行上，堅持認為效用尤其是邊際效用遞減對需求和進而對市場價格有著決定性的影響；（5），機會成本理論，承認影響決策的成本是指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產要素所放棄的最為重要的選擇機會，而不是指已被放棄去選擇其他目的的機會；（6），強調消費和生產的時間結構，堅持認為人們有時間偏好，并注意生產的“迂回性”；（7），相信市場和競爭是一個學習和發現過程；（8），堅持認為個人決策是在不確定環境中的一種選擇行為，并認定有關選擇的機會也是決策的一部分。

    上述8個主要觀點，部分由奧地利學派第一代傳人門格爾、龐巴維克、維塞爾所初步提出，并經由其第二代傳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學者的深入解釋而變成了奧地利學派思想家們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和理論意識。奧地利學派的這8個主要理論觀點，絕大部分目前已被當代經濟學家們所接收，從而已幾乎全部被吸納和融合到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和學術發展中去了。由此可以認為，奧地利學派的3代經濟學家們，已對當代主流經濟分析和人類的經濟思想，做出了巨大的理論貢獻。這已是一個為世人所公認的事實。盡管奧地利學派已對人類知識存量的積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其思想方法及其理論主張卻不是沒有問題的。深入探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問題，對未來經濟學的成長和發展，將會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尤其是對經濟學制度分析的未來理論建設來說，可能有著根本性的理論含蘊。

（二）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知道，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兩點，即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和分析進路上的主觀主義。熟悉當代主流經濟學的學者會馬上意識到，奧地利經濟學派方法論的這兩個基本點，恰恰也構成了當代微觀經濟學理論分析的潛隱基礎，并且實際上也是以科斯（ronald coase）、諾思（douglass north）、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張五常為代表的當代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t）經濟學理論架構的暗含前提。因此可以說，盡管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和新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明言——甚至他們其中的一些學者還并沒有自我意識到——，源自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這一思想方法論，實際上已構成了當代經濟學理論大廈的最底層的一塊基石。

    要理解這一思想方法論的意義及其潛在的問題，看來還要從經濟學的選擇理論上入手。在這方面，當代一位著名政治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生前已做了許多深入的思考和討論，曾發表過“紐康柏問題（newcomb’s problem）與選擇的兩條原理”（1969）、“對紐康柏問題的反思”（1973）、“論奧地利學派的方法”（1976），“經驗、理論與語言”（1986）（這幾篇論文已收入nozick, 1997）等重要論文，并在《個人選擇的規范分析》（nozick, 1990）和《理性的本質》等著作中進一步討論了相關問題。沿著諾齊克的輪辯理路，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從兩個方面初步討論一下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的理論意義及潛在問題。

    首先，讓我們來討論和審視一下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這里首先應該指出的是，經濟學界所說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一方面非同于政治學即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個人主義主張，另一方面也與文化研究中的個人主義有著實質性的差別（參韋森，2003a，第六章）。政治學和文化研究中所見的個人主義，均強調“個性解放”、“個人自由”、“個人自主”和“自我獨立”，并且均公開支持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個人對自身利益的張揚追求；而奧地利經濟學中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其基本主張是堅持要把對經濟現象的理論分析還原到對經濟當事人的個人行為的解釋中去。正如諾齊克（nozick, 1997, p.111）所見，“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聲言，社會科學中所有合乎事實的理論均可以還原為（reducible to）個人行動的理論，外加一些人在其中行動的約束條件。”

    如果把人類社會的所有事實和存在均還原為當事者（agents）個人的行為及其結果，那么，進一步的問題是，是什么決定了并支配著人們行動和選擇？在這個問題上，奧地利學派的第二代傳人——尤其是哈耶克——進一步推進了門格爾及其他奧地利學派第一代傳人的思想，并在分析進路上進一步走向了主觀主義。哈耶克堅持認為，只有通過對有關個人的知識、信息、感覺和期望的了解，才能理解和解釋人們的行為，從而，哈耶克以信息的獲取以及知識在社會中運用作為出發點，構建了他的宏大社會理論的基本框架，也從而極大地推動了人類對自身參與其中的經濟社會現象的理解。應該說，就當代社會經濟理論發展的整體進展和目前格局來看，從門格爾－米塞斯－哈耶克所一脈承傳下來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理論思想，要比其他經濟社會理論（包括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學說）具有更強的現實解釋力，并且他們也提供了一個完全自恰的理論體系。對于這一點，我已經在《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第2章中專門做了介紹（見韋森，2001）。

回到個人的行動與人類社會的“生活形式”（我是在西方社會人們的實際使用中包括習慣、習俗、慣例、制度等在內的“social institutions”概念的寬泛涵義上來“等價”使用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中的這個術語的）的相互關系上，有了其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從門格爾開始，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就自然而然地把人類社會的種種習俗、慣例和制度視作為只是具有不完備信息和分立知識因而只具備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個人參與社會博弈的適應性演化的“非企劃的結果”（unintended result）（參menger, 1883, book 3, appdenices i-iii）。哈耶克（hayek, 1960，pp.58-60）后來進一步發展了門格爾的這一思想，并在《自由的構成》中提出了如下名言：“在各種人際關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確目的制度的生成，是極其復雜但卻又條理井然的。然而，這即不是什么設計的結果，也不是發明的結果，而是產生于諸多未明確意識到其所作所為會有此結果的人的各自行動”。為什么種種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會得以如此自發生成和擴展？照哈耶克看來，這仍然需要從個人的行動原則及其社會后果的角度來進行解釋。譬如，在1945年在都柏林大學所做的“個人主義：真與偽”的著名講演中，哈耶克（hayek，1947，p. 8 ）就明確指出：“我們在人類事務中所發現的絕大部分秩序都是個人活動的不可預見的結果，這種觀點與把所有可發現的秩序都歸結為刻意設計的觀點的區別，可以從18世紀的英國思想家的真正個人主義和笛卡爾學派的所謂的‘個人主義’的鮮明對比中看出來。”從哈耶克的這些評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理解了自門格爾以來的奧地利學派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傳統，方能對哈耶克的自發社會秩序理論有一個真正到位并脈絡清晰的理解。

    概言之，奧地利學派的重大理論貢獻之一是較清晰和“客觀”地展示了人類的種種社會生活形式的生成與演化機制，而這一重要理論貢獻一方面與其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與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對其社會理論解釋對象的把握和理解有關。具體說來，基于其個人主義的方法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一般把包括人們的習慣、習俗、慣例和制度在內的社會生活形式（institutions）看成是人們“行動表征”（act tokens——諾齊克語）的總和（sums），而哈耶克本人則進一步精確地把其中的社會秩序（social orders）視作為人們社會活動與交往中的常規性（regularities）的整合（configuration）。由于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一般都把人們的社會生活形式視作為人們社會博弈的非個人設計并往往是意想不到的自發生成結果，這就為未來博弈論制度分析預留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并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在國際上才開始出現的演化博弈論（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制度分析在研究方向上預標了分析路徑（參韋森，2003b）。從這個視角來展望，在世界未來的經濟學發展中，奧地利學派的思想方法和理論洞識，還將會為學術界進一步挖掘，并將會得到進一步張揚和重新進行理論詮釋。

(三)

    盡管從某種程度上說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已為現代微觀經濟分析奠定了思想基礎，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的理論洞識也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人們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認識和理解，然而，從經濟學——尤其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角度來審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方法論不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看來，其問題之一是，如果把種種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都還原為個人行動的結果，那么，進一步的問題是什么決定了人們的社會選擇和人們個人行動的原則？是否能像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現代博弈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那樣僅僅把市場參與者一律視作為一臺臺追求著個人利益（或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超級”計算機？

    對于這類問題，應該說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只是以含糊其辭（盡管哈耶克從信息的獲取與知識的利用論及了這一問題并與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主張鮮明地區別開來了）而處之，或者至少可以說他們沒有試圖給予明確的回答。當然，對于以建立精美數學模型為導向的主流經濟學來說，現在似乎還沒有必要回答和深究這兩個問題，但是，對于以認識和理解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種種秩序和制度的生成機制為主要理論任務的奧地利學派自身來說，這類問題就無論如何也是躲不過去的了。現在看來，要對這類深層問題有一些真正到位的認識，僅僅依靠經濟學的理論推理以及直觀觀察和判斷顯然是無濟于事的。由于這些問題與倫理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和認知）心理學甚至演化生物學密切關聯著，只有經過一些基于經濟學理論分析但又超越純經濟學理論推理的跨學科思考和研究，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只是把種種社會生活形式視作為個人行動的結果，而不去進一步深究是什么決定了人們的社會選擇和行動的原則，這自然會給奧地利學派思想家們的理論話語詮釋帶來許多尚待解釋的空間和問題。現在看來，僅從個人行動和的選擇決策與人類社會的生活形式的關系來看，問題也似乎絕非如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尤其是哈耶克——的做法那樣假定存在一種先驗的人類行動模式（priori pattern of human action），而人類的社會生活形式只是這種先驗個人行動模式的無企劃的結果。如果是這樣的話，奧地利學派與新制度經濟學以及與經濟學一樣，最終都會走向歷史決定論。事實上，在社會生活博弈中，個人的行動和選擇一方面會導致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的自發生成和演化變遷，另一方面，既存的社會秩序和制度安排也會反過來影響人們的行動選擇，——甚至如諾齊克（nozick, 1997, pp. 115-118）所見的那樣會型塑（shape）人們的效用函數（或言選擇中的“偏好”）。如果是這樣的話，個人行動與社會生活形式之間的關系，顯然就不盡如奧地利學派所見的那樣只是一種單方向的因果作用關系鏈條，而可能存在一種動態的、復雜的相互作用和關聯機制。由于一方面任何社會生活形式（包括種種習慣、習俗、慣例和制度安排）都是人們行動的結果，而另一方面在任何社會的任何歷史時點上人們的行動原則與選擇表征（choice token）又為人們的社會生活形式所型塑和影響——嚴格說來是制度地、社會地、文化地、生物地和歷史地決定了的，那么，這種復雜的雙向作用一方面與與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密切關聯，另一方面又生發和產生著社會變遷到的巨大張力（strains）。并且，如果把個人的社會行動和博弈選擇視作為是生物地、文化地、制度地、社會地以及歷史地決定著的，而不是像奧地利經濟學派和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們所假定的那樣存有一種先驗的人類個人行動模式，我們也就自然不會僅僅相信人類社會只有一種演化路徑、且只存在一種惟一的最優制度安排了。

    當然，我們這里必須認識到——且也必須承認，任何放松經濟學現有理論中個人選擇和行動原則上的一些先驗假定的做法，都會給未來的經濟分析和理論建模帶來巨大的困難和問題。但是，要對人類社會經濟現象——尤其是想要對人類種種社會生活形式的的生成和演化路徑——有一些進一步切近現實的理解，我們還不得不把研究的“集中意識”（focus awareness）聚焦到人類個人行動的原則和社會選擇的決定因素及其形成機制這一根本性問題上來。經濟學理論200余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數十年——的積累性發展，已把這個問題重新提到了走向21世紀的經濟學家們面前。現在，是要回復經濟學的亞當·斯密傳統——即從多維視角思考人的選擇和行動的原則——的時候了。

    參考文獻：

hayek, f. a., 1949,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中本譯，哈耶克，

  《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賈湛等譯，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hayek, f. a.,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本譯， 哈耶克，《自

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 ，北京：三聯出版社1997年版。

hayek, f. a., 1967,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中譯本：哈耶克，《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論文講演集》，馮克利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kirzner, i. m., 1991,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1,

london: macmillan.

machlup, f., 1982, “austrian economics”, in douglas, greenwald (e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hill.

menger, c., 1883,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3).

nozick, r., 1990，the normative theory of individual choice，new york: garland

nozick, r., 1993, 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ozick, r., 1997, socratic puzz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韋森，2001，《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篇(5)

[論文摘要]實證研究方法是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主流方法，這既源于西方經濟學實證研究傳統的復歸，也源于我國農村經濟改革發展的艱巨性和復雜性。理論工作者應很好地堅持這一方法，但也應在此基礎上強化規范研究。

研究方法論規定著研究的出發點、路徑及結論，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論進行考察，對于廓清當前農村經濟研究指導思想、技術路線、成效并思考今后農村經濟研究的方法論方向等，具有重要意義。

一、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考察

綜觀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不難發現實證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謂實證研究是指從大量的經驗事實中通過科學歸納，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或規律，然后通過科學的邏輯演繹方法推導出某些結論或規律，再將這些結論或規律拿回到現實中進行檢驗的方法論思想。體現這種方法論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經濟問題“是什么”，側重于廓清經濟活動的過程和后果以及經濟運行的發展方向和趨勢，而不使用任何價值標準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實證研究是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中，理論工作者主要運用實證方法進行研究，研究領域主要涉及現狀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關系或原因分析、制度變遷分析、行為分析、績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是我國農村經濟理論工作者的一貫傳統，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調查分析、調研報告占有相當比重。同時，近些年來，在原來模式分析的基礎上，借用其它學科較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農村經濟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雖然這方面的研究還不是很多，但卻昭示了實證研究傾向進一步強化的趨勢。

其次，農村經濟研究中的規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實證研究基礎上。我國農村經濟研究除了實證研究這一主流方法外，也運用了規范研究方法。規范研究是探討經濟運行“應該是什么”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主要依據一定的價值判斷，給出達到這種價值判斷的步驟。由于我國農村經濟正處在體制和結構轉軌時期，對今后的體制、制度及經濟運行與結構“應該是什么樣”的設計自然納入了理論工作者的研究范圍。但絕大多數規范研究是以實證研究為基礎的，幾乎所有的規范研究都是對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趨勢實證研究成果的進一步理論提煉，從而使規范研究本身帶有濃厚的實證研究方法論色彩。

二、實證研究方法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論原因：西方經濟學實證研究方法傳統的復歸

以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為標志誕生的西方經濟學古典理論，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明顯的實證研究方法論傳統。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們，以現實世界中大量的經驗事實為根據，采用經驗描述的方法，探尋事實的本質及各種事實之間的聯系，并進而得出也同樣屬于經驗性的結論和規律。盡管古典經濟學家們在研究中也運用抽象演繹的研究方法，試圖探尋錯綜復雜的經濟世界各種事實與現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義的共性本質，但這種研究方法不僅不能增強經濟學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反而成了經濟學家們建立各自理論體系的根據，最終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馬歇爾等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繼承了舊古典經濟學實證研究的方法論傳統。然而，新古典經濟學之后并一度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綜合理論，并沒有繼承古典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傳統，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數學方法，使西方經濟學呈現出明顯的數量化特征，但同時也使經濟學與現實經濟世界相去甚遠。隨著實踐的發展以及因新古典綜合理論與現實的脫節而導致的理論“貧乏”，諸多所謂非主流經濟學，如比較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供給學派等，紛紛涌現出來。這些經濟學分支或學派，雖然理論內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論都建立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對以前經濟理論脫離現實的理論假設、研究范式進行了修正，使經濟學研究又回到現實世界中來，復歸了實證研究的傳統。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也越來越受到西方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影響，其實證研究方法傳統及其復歸，對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并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方法論基礎。

（二）現實原因：我國農村經濟改革發展的艱巨性和復雜性

改革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及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現出很大的不徹底性，許多方面的改革還有待深化。與此同時，農村經濟發展也因改革的滯后及原有制約因素遲遲得不到化解而進展緩慢。從總體上看，我國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正處在向縱深推進階段，并具有很大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主要體現在：（1）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仍很艱巨。土地制度改革還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場流轉機制和制度還有待于探索和建立；農業經營組織制度還有待于創新和完善；農業行政管理體制、投資體制、科技體制等還有待于進一步改革；農村市場經濟體制還有待于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隨著改革的向縱深推進，各種問題和矛盾交織在一起，強化了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2）“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鼓勵并允許對多種改革方式和途徑進行探索，從而在改革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這一方面激發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會因對這些新生事物進行不斷甄別而增加了改革的復雜性。（3）在改革發展的縱深推進階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負面影響，又要把改革化作發展動力，在改革中謀發展，“魚和熊掌兼得“，這本身就是極其艱巨的。（4）隨著改革發展向縱深推進，所浮現出來的諸如地區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競爭等問題日益嚴重。這些問題的出現及其解決也增加了改革發展的艱巨性與復雜性。我國廣大農村經濟理論和實踐工作者，對這種艱巨性、復雜性有著深刻的認識，因而把探尋改革發展中的“經驗事實”的本質及其內在的規律作為研究重點，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現出向實證研究方法的傾斜。

三、幾點思考

第一，實證研究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主流方法以及規范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實證研究的特點，不是由理論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偏好決定的，而是有其客觀的理論和現實原因。

篇(6)

論文關鍵詞：企業知識管理 文獻研究 OEM企業知識管理

1導言

20世紀9O年代開始，受到知識經濟有關研究的影響和推動，企業知識管理逐漸成為我國學術界和企業界關注的焦點。

從企業知識管理理論的發展來看，當前的研究重點正由第一代知識管理向第二代知識管理轉變，與第一代知識管理只強調知識集成不同，第二代知識管理包括知識生成和知識集成，同時強調兩者的平衡。從國內外企業知識管理實踐的進展看，英國石油公司、施樂公司、IBM公司和中國惠普公司、TCL公司等的知識管理實踐是其中的代表。進一步的研究發現，我國的學術界和企業界更多地是把企業知識管理作為一種企業戰略來對待。分析國內外知識管理戰略理論與應用研究的現狀可以發現知識管理戰略的理論基礎主要來自戰略管理中的資源觀和市場觀；知識管理戰略劃分為基于資源觀的、基于市場觀的以及基于流程導向的3個流派；知識管理戰略的應用研究主要在企業中進行。在操作層面，可以在總結企業知識管理戰略的類型、選擇依據及評價要素的基礎上，運用適當的分析工具探討企業知識管理的構架o

通過以上基本梳理，我們可以對企業知識管理研究有一個大致了解。為了進一步推動企業知識管理理論及實務研究，作者將在本文中對重要及新近的有關書籍、博士論文等重點文獻進行綜述，以期為后續研究打下可靠基礎，同時為類似研究提供借鑒。

2　12本重要著作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哈佛商業評論精粹譯叢”之知識管理》一書，是國際上知識管理乃至企業知識管理領域最重要的經典讀物之一。該書包括了8個方面的研究內容，主題依次為知識型企業、知識創新型企業、學習型組織的建立、個人的學習能力、組織整體的學習能力、學習型歷史文獻、再造公司的研究活動和專業智能的管理，作者對之的系統化概括見圖1

概言之，知識型企業需要不斷創新、不斷學習，從而更好地存活與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員工與整體的學習能力、知識管理工具、組織結構設計以及激勵系統是四個重要的元素。簡言之，學習能力、管理工具、組織設計、激勵系統是企業知識管理的四個重要維度，它們的互動，影響并不斷改造著企業自身的結構，從而為其適應外部環境、贏得競爭力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由此作者提出知識管理的四要素模型(圖2)。

繼續來看4本國外學者的研究著作。《智慧型組織：績效、能力、知識一體化管理對領導層如何創建并發展一個適應未來的理想型組織做出了深入剖析。全書分為組織化學習、績效管理、能力管理、知識管理和智慧型組織五個部分強調真正了解學習過程的重要性；指出績效管理最重要的手段是圍繞計劃與發展展開的各項討論；強調清晰認識組織能力管理基本概念的重要性；認為知識管理是一個創造獲取、積累、分享和應用知識的過程；提供了一系列可操作的步驟和結構，以便通過評估組織現狀來提高組織成員能力，達到造就智慧型組織的目標。而《知識管理：有效實施的藍圖》沒有糾纏于學術理論重點關注了知識在提高組織績效上的作用。本書對知識管理涉及的領域進行了廣泛調查，從理論和戰略到技術、工具和變革的環境，提供了建立和管理知識管理試點項目的方法，尤其要指出的是本書還建立了一個理論框架來指導如何利用知識管理的方法和技術，改進組織能力、實現戰略目標。《個人平衡記分卡》提出的個人平衡計分卡方法是作者所提出的全面績效計分卡的一部分，包含了對自我認知、自我發現和自我控制的探討。個人平衡計分卡提供了企業人員管理及改善企業戰略、文化和效率的系統方法，能夠改變員工行為，提高員工的自我意識、個人責任感和積極性，其本質就是“自我認識+自我學習+思考+行動+挑戰+幸福感+個人抱負與個人道德行為及公共抱負匹配=個人和組織持續發展”。《大雁的力量：信任創造績效》認為高信任是組織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書將信任的概念引入現實的工作，其指引主要集中在四個原則上，即有能力、公開、可靠和公平，對應的實踐包括八項，即選擇合適的人果斷地領導、告訴他們數字分值、行為正直、使他們負責、給予反饋、了解他們關心什么和不斷學習。本書包含了很多案例研究和操作性指引，對企業組織的相關實踐具有直接的借鑒價值。

再來看7本國內學者的研究著作。

(1)實務派。《知識管理：理論、技術與運營》一書的寫作要旨在于：揭示知識管理的生命力所在；通過知識轉化的規律來研究知識的運作機制；從管理科學角度，構建知識管理的理論體系；從管理實踐角度，研究知識管理技術的基礎理論；從知識管理到應用價值的實現角度，研究知識運營的相關理論；提供研究知識管理的知識資源。作者認為該書的框架有新意(圖3)，

內容雖較為龐雜，但在散亂處仍有思想的火花。《知識管理：正確概念與企業實務》作者陳柏村是臺灣AmazonKnowledge On-demand Inc．的執行長，全書以知識管理項目實施過程中存在的迷惑為出發點，從知識管理發展脈絡、知識管理原理與應用剖析、知識策略規劃以及知識管理導人流程與實務四個方面，系統論述了知識管理的理論與實踐問題。該書內容涉及知識成長與學習發展動態模型、知識管理四大原理及若干智慧資本發展的實踐經驗與操作流程，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指導性和操作性，對企業具有直接的借鑒作用。《知識管理理論與實務全面總結了重要的知識管理理論，將知識管理的觀點分為基本概念、策略、流程、科技、組織管理和實施六個方面，并對相關理論進行了系統介紹，通過入作者在知識管理領域的研究成果和豐富案例，說明了知識管理理論如何應用于企業管理實踐。

(2)學院派。《：企業知識管理》的緒論很精彩，有“提綱挈領”之功用。雖然該書建立的研究框架 ‘的水平有失水準(圖4)，

但也構成一家之言。《企業知識管理方法論研究：利益協調軟系統方法論的應用的突出特點在于，將利益協調軟系統方法論納入系統方法論，再結合企業知識管理本身的方法論，提出了企業知識管理的系統方法論。全書首先介紹了知識管理及其方法論、系統方法論新進展、行動研究范式等企業知識管理方法論的理論基礎，然后對現有的企業知識管理理論進行整合，其中“多視角知識演化具有獨創性。進一步該書提出了知識管理問題情景下的企業系統隱喻，并以一個實際企業為對象進行了檢驗。全書的主要貢獻是提出了基于行動研究的企業知識管理方法論的邏輯步驟與框架并對之進行檢驗。《企業知識資本管理及其績效評價主要研究了企業知識資本管理的機理和績效評價的方法論，具體內容包括¨從知識生產及消費的角度，分析知識商品化的條件及過程，進而得到知識轉化為資本的一般路徑；探討了知識資本的生成、積累、擴張機理基本模式；分析了企業知識流動及顯隱性知識轉化的過程；建立企業知識資本的價值鏈，以之為基礎分析企業知識資本績效，并提出了基于實物期權的知識資本投資決策方法；從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和關系資本的角度分析其與建立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聯，給出了運營對策。教材《企業知識管理n的框架體系的邏輯性較好，但在具體章節內容的銜接及安排上不夠緊密，其中“企業知識管理風險的預警～節很有新意，可對企業知識管理形成指導。

3 　5篇博士論文

在作者研究過程中，通過查找中國期刊網，發現了5篇和“企業知識管理”直接相關的博士學位論文。考慮到博士論文研究的理論性和系統性，故在此按照一定的主題順序，對這5篇文獻中的有關內容進行綜述。

(1)知識管理的歷史發展

作為一個哲學或認識論上的概念，蘇格拉底、柏拉圖、茍子等對“什么是知識”進行過論述。作為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影響因素，則是從熊彼特、奈特、哈耶克等開始，歷經德魯克、馬爾薩克、馬克盧普、魯賓、庫帕、羅賓遜、泰勒、謝曼特、羅默等人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考察，揭示了知識在其中的作用，從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同時，現代經濟學關于企業本質的探討和研究，逐步發展出以資源為基礎的理論。它把企業視為各種有形、無形資源的集合，企業的競爭優勢來自企業所獨有的寶貴資源。在它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以知識為基礎的企業理論，將知識作為企業發展特有的資源。企業的資源觀與經濟學中對于知識作用研究的融合催生了知識經濟理論的到來。

(2)知識管理及其主要學派

知識管理是通過獲取、創造、選擇、分享、應用和更新等活動來管理企業的知識，并實現將合適的知識在適當的時機用適當的表達方式傳送到合適的人手中，以提升組織績效和價值創造。EarlMichael基于他在案例研究、與20位知識首席執行官訪談、公司知識管理研討會和專業雜志上發表的文章等四方面的資料，對知識管理的工作進行了系統的歸納和整理，將知識管理工作劃分為系統、圖解式、工程、商務、組織、空間、戰略七個學派，其中前三個又劃為“技術方法的，第四個為“經濟學的”，后面三個稱為“行為學的”。

(3)個人知識、組織知識及其相互轉換和作用

關于個人知識和組織知識相互作用的研究，最著名的是Nonaka提出的SECI模型。這一工作基于Polanyl對知識的劃分，即知識可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Nonaka基于對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及其相互作用和促進的深入認識，尤其是顯性知識、隱性知識在知識的轉化、運用和創新中的相互聯系，提出了SECI過程模型。將SECI動態過程與對應的創新活動的場所相聯系，Nonaka又提出了創新活動相互作用的共享空間“吧”。

(4)企業知識管理理論

企業知識管理理論建立在經濟學、管理學和社會學基礎之上，以企業知識理論、知識資本理論和組織行為理論為核心。企業知識理論是一科新的管理思想，它是基于分析知識的基本特性如隱含性、實體性和共享性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對知識經濟社會中企業的基本特征和行為提出了全新的解釋。知識資源是企業獲取持續競爭優勢的基礎，進行企業管理必須重視信息管理和知識管理。知識資本理論是知識經濟社會中企業獲得持續競爭優勢的指導理論，是現代經濟增長方式條件下企業經營戰略、企業能力及經營優勢分析的新方法與新思想。知識資本理論為現代企業尤其是知識型企業的知識共享、交流、應用、創新和保護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框架。根據企業知識管理的實踐，可以將知識資本劃分為人力資本、市場資本、結構資本和知識產權四部分。組織行為理論是建立在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和政冶學等等多門行為科學基礎上的一種管理思想的結晶，它研究企業等組織中人的行為、態度、角色、取向以及組織動力、組織文化、組織設計和組織創新等等，為企業組織有效地實施知識管理指明了方向。

(5)企業知識管理的構架與流程

概要地說，企業知識管理的構架包括人力資本管理、組織結構管理、信息技術管理、企業文化營造和合作網絡管理，而企業知識管理的流程則包括知識的采集與編碼、知識的積累與存儲、知識的共享與交流以及知識的創新與增值。

(6)企業知識流管理

在研究過程中，作者還發現了l篇重要的期刊論文《企業知識管理的內容框架研究》，針對企業知識流管理，文章提出了企業“知識流小車”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因此在此進行轉述。在企業知識流小車模型中，小車的最上部，企業和企業外部實體：之間形成一個知識流環；在小車的中間，員工個人知識和企業的公共知識庫之間形成了第二個知識流環；在小車的底部，是三個“輪子”，分別是知識創新、知識共享和知識應用，正是這三個輪子持續不停地運轉，才保證了企業知識流系統正常的新陳代謝，推動了整個企業知識流的良性流動。

4結語

篇(7)

[關鍵詞]方法論 經濟學 教學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3）10-0027-02

在日常的本科經濟學教學中，許多學生學了基本的經濟學知識后常常感到困惑和不解，或是因為將假定條件下的經濟理論與現實經濟現象一一對應，或是因為對同一問題存在不同的經濟理論解釋及政策建議，或是因為現有理論很難完全解釋中國由計劃向市場大規模轉型過程中的現象。當前的經濟學教學中常常更注重理論觀點的歸納、知識的講解，而忽視邏輯的演繹推導，分析方法和分析能力的培養訓練。教學的重要目的是培養學生的思維方法、實際分析應用及創新能力。經濟學教學中注重方法論，注重邏輯的演繹推理，更能夠培養學生對經濟問題的辨別能力、分析能力、推理能力及創新能力。在教學中應在分析框架、數學工具、實證分析、價值引導等方面加強經濟學方法論的應用。

一、理解并在教學中應用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

田國強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中提出規范經濟理論的分析由界定經濟環境、設定行為假設、給出制度安排、選擇均衡結果、進行評估比較等五個部分構成。錢穎一在《理解現代經濟學》一文指出，現代主流經濟學一般從視角 （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 和圖表、數學模型等分析工具三方面構成。經濟學分析框架通常基于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的基本假設，主要探討經濟微觀主體（個人或廠商）在利益最大化的理念下如何在外部激勵作用下形成均衡狀態（equilibrium），并探討所形成的均衡是否有效率，即是否存在帕累托改進。

經濟學研究的一般途徑也是經濟學教學的分析框架。教師可以按假定經濟主體的行為，解析激勵機制，均衡結果的形成及均衡結果的評價等幾個步驟對理論進行分析。教學中要利用簡明圖像和數學模型等工具來分析紛繁錯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讓學生理解，不論是個人還是廠商，不論是消費者還是經營者在做經濟決策時，他的決策原則是在現有的約束條件下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教學中，還要利用阿羅―德布羅定理（Arrow-Debreu Theorem）等參照系，并向學生解釋澄清：一是這些定理描述的并非是現實世界，通常情況下是用來作進一步分析的參照系，不可到處套用；二是不能因為定理與現實的差距而認為毫無所用，定理是為解釋現實提供參照系。

二、教學中加強數學語言工具的應用

經濟研究是解釋經濟現象，提示因果關系的研究，應當說用文字也能較明晰地闡述和論證經濟觀點，但用數學語言和數學工具來論述和推導有其方便和嚴謹之處。數學化的優勢表現在：第一，數學工具和數學語言使經濟關系的表達變得簡潔嚴謹、清晰；第二，數學方法的使用促進了經驗分析，并保證理論檢驗的可靠性；第三，數學化令邏輯推理嚴密精確，可以防止漏洞和謬誤，通過數學推導，可不斷促使新的經濟理論產生；同時經濟學與數學之間存在的某種天然聯系，如供求、失業、通脹、利率、匯率產出等經濟研究范疇都是可數量化的研究對象。從一種經濟思想的提出到嚴謹地得到論證并能推廣應用，一般都需要數學證明。以斯密“看不見的手”原理為例，其基本經濟思想是在充分競爭和完全信息下，價格的信號作用會自發地調配資源，并實現效用的最大化。這一思想的證明是由德布魯運用拓撲論、集合論等現代數學工具完成的。再以經濟學的“邊際革命”為例，所謂“邊際革命”指的是研究方法的改變，是微積分等變量數學方法的引入帶來經濟學理論和研究的進步，并一舉奠定了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框架。

數學工具在經濟學中的大量應用，要求我們在經濟學教學中，從使用文字語言轉變為使用嚴謹的數學語言，并和學生說明數學工具的重要性。教師在利用數學或計量圖表模型等研究分析經濟問題時，應讓學生理解數學公式、計量模型、圖表曲線等所表達和對應的經濟含義。用圖表等的好處就是表達直觀易懂，但在教學中應當超越，要提升到經濟學語言的階段。要注意的是，當前經濟學教學研究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數學濫用”。比如在經濟學教學研究中，為了表達方便或推導容易，作出不符合實際的前提假設，或預先得出結論，再按傾向性結論來采集數據建立數學模型，或為追求數學技巧而不管客觀經濟實際。

三、教學過程中注重實證分析

在《人性論》中，休謨提出了著名的命題：人們不能從“是”中推論出“應該是”，被稱為“休謨的鍘刀”。意在表明事實領域和評價領域之間存在著一種合乎邏輯的嚴格區分。

相對通過嚴謹的、可重復的、可控制的實驗而獲得數據和結果的自然科學，經濟學研究的問題無法通過可重復的實驗（或實驗成本太大）來驗證，但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產出、價格、供求等現實中可觀察的經濟行為和現象，經濟學的任務是提供一種理論體系，用以解釋現實觀察到的經濟現象，并通過理論的預測與實際觀察到的現象相對照，來考察理論的可信性及解釋力。因此，根據現已觀察的經濟現象及能采集的經濟數據檢驗經濟學理論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大部分；同時在檢驗過程中也在不斷地完善和修正舊的理論并創立新的理論。因此，當前主流經濟學都非常重視實證分析和經驗研究，在國際及國內主流經濟學學術期刊上的論文也大多數使用經驗實證方法和計量研究模型。

在經濟學教學中，要向學生強調事實判斷的重要地位與作用，在認知世界時，應該以客觀的態度來分析。在教學中，還要向學生講清楚證偽與證實的關系及區別。理論是不可以被證實的，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并永遠都對的，理論只可以不被證偽，即某現象暫時可以用某種理論來解釋，當該理論無法繼續解釋觀察到的現象時就要尋求新的理論。舉個例子，人們通常認為天鵝都是白的，如果某天有人看到了黑色的天鵝，那天鵝是白的結論就不成立了，這就叫被證偽。經濟學研究中，通過使用某種方法和某些數據論證了某命題，得出了某結論，也只能說該結論暫時可以被所收集的數據和研究中所應用的方法支持，還沒有被證偽，如果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也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結論。

四、加強在經濟學教學過程中的價值觀引導

教學工作還涉及價值導向的問題，教學內容和方式與學生的思想變化之間存在關聯。當前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新聞媒體對經濟問題的報道也日益增加，大學生在校期間接受經濟學理論教育和基本的經濟問題分析能力的培養，但畢業后更多的經濟學知識的應用者和經濟生產生活的實踐者，在大學接受經濟學教育期間的價值判斷與價值觀引導是不可少的。

盡管當前主流西方經濟學更多地使用經驗分析和實證計量研究，但經濟學者對社會倫理、道德情操等問題的探究卻是經濟研究的傳統，至今也有倫理經濟學的研究分支。以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為例，他開始是研究道德哲學的教授，在出版《國富論》前，著重考察了人的行為、人際關系和行為道德規范的《道德情操論》就已使其成名。

就教學而言，本科學生正處于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形成的時期，初學經濟學，他們經濟學理論素養較薄，對經濟學的學術范式、研究方法、理論體系及理論發展了解不夠，在學習過程中易產生知識和價值觀念的混淆。比如，經濟學中“經濟人或自利性”假定，在經濟學教材及教學過程中，對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一般都假定其追求經濟利潤或財富最大化，如不加引導，學生往往把這種假設直接當作“人都為已”或“人性本惡”的價值判斷，這容易使學生對人際關系和人際活動產生認知上的利益化、交易化傾向，如接受這種觀點對學生成長不利。同時，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中，有時為了數據的易采集、或變量的可觀察獲取、或易衡量操作，通常把中間的變量作為最大化的目標，比如說人們追求的是一種幸福舒適的生活，但舒適幸福是不容易觀察和量化的，所以就用一個中間具體可量化的指標來衡量，比如財富。而且當前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已向社會學等其他學科領域擴展，經濟學家運用經濟學的分析范式，把犯罪、賄賂、尋租、交友、愛情、婚姻等都納入經濟分析的范圍。根據部分經濟學家的方法和分析，我們甚至可以將犯罪看作最大化的結果。對這些問題，在教學中要從經濟學方法論上給學生解釋清晰，引導學生形成正面積極的人生價值觀體系。

[ 參 考 文 獻 ]

[1] 鄧蘭蘭.經濟學教學中應用方法論的意義與方法[J].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7，（5）：91-93.

[2] 田國強.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J].經濟研究，2005，（2）：113-125.

[3] 錢穎一.理解現代經濟學[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2，（2）：1-12.

[4] 張真.關于經濟學應用數學問題的討論[J].東岳論叢，2005，（1）：187-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