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增長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現有文獻中，關于政府債務與經濟增長之間具體關系的研究較多，而專門研究政府債務對經濟增長影響傳導機制的文獻則相對較少，并且大都是在研究政府債務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時附帶涉及。在政府債務影響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中，諸多研究強調投資在該機制中的重要作用。Krugman（1988）認為，當經濟處于債務積壓狀態時，國內經濟活動中投資回報的一部分將被外國債權人以稅收的形式征走，因此國內外投資者的投資將會受到抑制，進而降低經濟增長率。債務積壓也會通過增加不確定性抑制投資，進而阻礙經濟增長。OksandWijnbergen（1995）認為，高債務會對投資的期限結構產生影響，任何投資者都傾向于去投資那些期限短回報快，而不是長期、高風險、不可逆的項目。迅速的債務積累也會伴隨著資本流失，因為私人部門會擔心貨幣貶值或者是稅收的增加用于償還債務。MossandChiang（2003）認為，具有高債務水平的國家通常具有更高的違約率，使得經濟環境不夠穩定，影響投資信心，抑制投資；已經存有的投資者也會審慎評估經濟環境慎重投資，總之會抑制投資。

Balassoneetal.（2011）等也認為，在高債務水平下，主要是通過減少投資來降低經濟增長。還有一些文獻強調利率在政府債務影響經濟增長傳導機制中的作用。Cohen（1993）認為，政府債務影響經濟增長的一條主要途徑是長期利率。政府預算赤字的持續上升，會導致更高水平的長期利率，并且會對私人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因此會降低潛在產出的水平。ElmendorfandMankiw（1999）認為，如果政府債務融資水平持續上升，會推高國債利率，對居民和企業而言，會導致私人部門凈現金流出增加流入到公用部門。這有可能使得非公共部門投資利率上升，并且消費下降。BallandMankiw（1995）和Orszagetal.（2004）等認為，不斷上升的債務水平可能令投資者懷疑政府的到期償付能力，最終會導致必須要向投資人支付更高的利率才能彌補赤字。利率水平的提升會引發金融市場的無序，影響經濟增長率。

部分文獻認為全要素生產率和人力資本在政府債務影響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中有重要作用。Pattilloetal.（2002）以61個發展中國家1969～1998年的數據對該問題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債務水平翻倍會降低每資本GDP增速和TFP增速1%，并且政策環境也會影響政府債務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Pattilloetal.（2004）認為，在債務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面，高債務水平對人力資本積累和TFP有顯著的負面效應，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其中2/3是通過TFP，1/3是通過人力資本積累。ElmeskovandSutherland（2012）認為，政府債務會以非線性的方式推高長期利率，增大違約風險，擠出私人投資，進而降低研發支出，損害經濟增長。對政府部門而言，一方面，政府更傾向于投資期限短，見效快的項目；而不是投資期限長，投資金額大，產出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高新技術項目。而且，也降低了政府提供教育的資金投入，進而降低了人力資本積累的增長速度。

還有一部分文獻認為，政府債務會造成資本流出，進而影響經濟增長。AlesinaandTabellini（1989）和TornellandVelasco（1992）認為，一國通常會過度借貸，為償還貸款會提高稅率，引發資本流出，從而降低經濟增長率。MossandChiang（2003）認為，具有高債務歷史的國家通常具有更高的違約率，而債務違約將會對一國的國際信用及信用記錄帶來不良的影響，國際聲望下降。投資者會懷疑一國的經濟實力，引發資本流出。總結現有文獻，雖然也有文獻提及利率在政府債務影響經濟增長傳導機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大都僅作為一種理論觀點提出，而且經驗研究結果也相對較少。本文將運用面板VAR方法對利率在政府債務影響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進行深入的分析，以期對理解政府債務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有所幫助。

二、研究設計

從利率—投資視角來分析，政府債務影響經濟增長的具體機制是，首先，政府的發債行為會引發利率的上升。因為發行政府債務，會對貨幣市場資金造成占用，形成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對資金產生競爭，企業整體的融資成本和長期利率均會提高。其次，利率上升會對私人部門的投資有擠出效應，導致投資下降。最后，由于投資構成總需求，投資的下降必然引起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基于以上分析，為了得到政府債務沖擊下利率、投資和產出的具體反應，本文使用當前宏觀經濟領域較為新穎的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PanelVectorAutoregression，簡稱“面板VAR”或“PVAR”）來分析該傳導機制的宏觀經濟效應。

（一）模型的設定選用經濟增長率、政府債務、利率和投資組成一個PVAR系統。具體的模型設定形式如下。

（二）數據的選擇數據選擇方面，鑒于1980年以前個別國家數據缺失較多，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及數據的完整性，本文以69個國家1980～2012年間33年的數據為樣本，分析政府債務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系（見表1）。這69個國家分別為：澳大利亞、布隆迪、比利時、孟加拉國、巴哈馬、玻利維亞、巴巴多斯、不丹、博茨瓦納、加拿大、瑞士、智利、喀麥隆、哥斯達黎加、塞浦路斯、德國、多米尼加、丹麥、厄瓜多爾、西班牙、埃塞俄比亞、芬蘭、法國、加蓬、赤道幾內亞、希臘、格林納達、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印度、愛爾蘭、冰島、以色列、意大利、牙買加、日本、肯尼亞、圣基茨和尼維斯、科威特、圣盧西亞、斯里蘭卡、萊索托、摩洛哥、馬里、馬耳他、毛里塔尼亞、毛里求斯、馬拉維、尼日利亞、荷蘭、挪威、尼泊爾、阿曼、葡萄牙、盧旺達、新加坡、塞拉利昂、瑞典、斯威士蘭、敘利亞、乍得、多哥、泰國、烏干達、烏拉圭、美國、南非、贊比亞、津巴布韋。

（三）單位根檢驗及滯后階數的選擇面板VAR格蘭杰因果檢驗要求時間序列變量必須平穩或者協整。如果一個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那么每一個時間序列的數據集都只是一個期間的行為，其結果無法推廣到其他區間，并且該統計量的漸進分布將不再是F分布。因此在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之前，必須要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Levin-Lin-Chu方法對相關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經檢驗，政府債務的數據為非平穩序列，但經一階差分后平穩；利率和經濟增長率的數據本身即為平穩序列，無需調整。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在對各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之后，對模型的滯后階數進行估計。根據滯后長度信息標準顯示，PVAR的最佳滯后階數見表3。

（四）PVAR估計結果本文利用stata12.0軟件對4個變量的面板數據進行了PVAR分析，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其中L1、L2、L3分別代表滯后1期、滯后2期和滯后3期。首先來看政府債務對利率的影響過程。估計結果顯示，政府債務的滯后1期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對利率會產生影響。其次來看利率對投資的影響過程，利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會對投資產生影響。再來看投資對于經濟增長率的影響過程。投資的滯后1期對于經濟增長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PVAR綜合估計結果顯示，政府債務—利率—投資—經濟增長率的傳導機制顯著且有效。

（五）脈沖響應分析圖1即為使用Bootstrap方法進行200次蒙特卡洛模擬反復抽樣得到的95%的置信區間，首先來看利率對于政府債務沖擊的動態響應過程。在政府債務1%正的增長率沖擊下，利率的增加第1期期末達到正的最大值，隨后在第1期后會向下穿越橫軸，并在第2期達到負的最大值。之后經歷震蕩衰減過程，并在第10期左右回歸到初始穩態水平。由此可見，債務水平的提高在短期內會提升利率水平，但也存在利率超調的震蕩調整過程，帶來一定程度上的利率波動。其次來看投資對利率沖擊的動態響應過程。在利率1%正的增長率沖擊下，投資成正“U”型調整，并在第5期達到最大，最后在經歷約10期后逐漸收斂至穩態水平。由此可見，利率的提升在短期內對投資具有明顯的抑制效應。再次，來看經濟增長率對投資的脈沖響應過程。在投資1%正的增長率沖擊下，實際產出呈“駝峰”形態調整，并在第1期期末達到峰值。然后，實際產出經歷約10期的回調后，逐漸收斂至初始穩態水平。最后，來看經濟增長率對于利率的脈沖響應過程。在利率1%正的增長率沖擊下，實際產出會立刻出現下降，并在第2期期末達到峰值，然后逐漸回歸到初始穩態水平。綜上所述，脈沖響應圖結果也顯示，政府債務的提升會造成利率水平的提高，而利率水平的提高將直接引發投資的下降，最終導致經濟增長率的下降。脈沖響應函數圖直觀地反映和證明了政府債務影響經濟增長利率傳導機制的有效性。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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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經濟增長;探討

一財政與財政政策要研究財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財政。但是,目前學術論文界對于財政的定義還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較多關注的包括再分配論、政府收支論和公共財政論。再分配論認為財政是社會再生產分配環節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財政處于社會再生產的分配環節,而且和同處于分配環節的信貸分配、工資分配、價格分配和企業財務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會產品分配,它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需要,憑借政治權力及財產權力,參與一部分社會產品或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動,包括組織收支活動、調節控制活動和監督管理活動等(劉邦馳,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論認為財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來滿足公共需要,進行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動,并通過收支活動調節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以達到優化配置、公平分配、經濟穩定與發展的目標。

公共財政論認為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通過政府的收支活動,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于履行政府職能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蘇明,2001)。應該說,前兩種關于財政的定義各有所側重,前者突出了財政的社會分配和政府職能,后者強調了政府的活動。而公共財政論則簡單明了地指出現代財政的公共性,為建立公共財政奠定了理論基礎。明確了財政概念,就可以對財政政策加以研究。財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財政理論為依據,運用各種財政工具,為達到一定財政目標而采取的財政措施的總和。簡言之,財政政策是體系化了的財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實現財政職能。同時,它也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的指導財政分配活動和處理各種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準則,是客觀存在的財政分配關系在國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也是國家實施財政宏觀調控的過程。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又是國家干預經濟、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的主要手段。財政政策是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不斷發展的。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由于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制約,國家不可能大規模組織社會經濟生活,奴隸主和地主階級的財政政策主要是為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政治職能服務。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國家,一般都實行簡政輕稅、預算平衡的財政政策,以利于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財政政策不僅為實現國家政治職能服務,而且成為政府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工具。

財政政策按其構成體系可以分為國家預算政策、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國債政策、投資政策、補貼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數據和技術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種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

二三種主要財政政策工具對經濟增長促進效應的分析(一)國家預算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國家預算政策包括財政赤字政策、財政盈余政策和預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種形式,筆者主要討論財政赤字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它對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財政赤字影響貨幣供給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和赤字規模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取決于赤字的彌補方式,即向銀行透支或借款來彌補財政赤字。出現財政赤字意味著財政收進的貨幣滿足不了必需的開支,其中有一種彌補辦法就是向銀行借款。可見,財政向銀行借款會增加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從而增加基礎貨幣,但財政借款是否會引起貨幣供給過度,則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財政有赤字,銀行發票子”這句話來形容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關系,而事實上,赤字與貨幣發行并不一定存在這樣的因果關系,財政赤字對貨幣供給的影響雖可能與赤字規模的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取決于赤字的彌補形式。

2、財政赤字擴大總需求的效應凱恩斯主義所奉行的財政政策是運用政府支出和稅收來調節經濟。在經濟蕭條期,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經濟中存在失業,政府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以實現充分就業。增加政府支出、減少政府稅收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必然出現財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為財政政策中擴大需求的一項手段。財政有赤字,必然擴大總需求,但其擴大總需求的效應有兩種,如前分析,一是財政赤字可以作為新的需求疊加在原總需求水平之上,使總需求擴張;二是通過不同的彌補方式,財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門需求而構成總需求的一部分。它僅僅改變總需求結構,并不直接增加總需求規模。完全以國債收入彌補的“軟赤字”,只要不超出適度債務規模,其擴張效應一般可被控制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經濟周期的安排,在經濟蕭條階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動,一般不致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對我國的經濟是有現實意義的;第三,財政赤字與發行國債。發行國債是世界各國彌補財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認為是一種最可靠的彌補途徑。但是,債務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來源,會隨著財政赤字的增長而增長。另一方面,債務是要還本付息的,債務的增加也會反過來加大財政赤字。

3、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一般是指財政赤字對私人消費和投資所產生的排擠影響。當政府因支出龐大產生預算赤字時,一般需發行公債向公眾借款。發行公債是國家信用的一種形式。在貨幣市場上,如果私人儲蓄量不變,則政府債券與企業債券等有價證券將共同競爭市場上有限的資金。當公眾出于對國家債券的高度信任而爭購公債,政府在總儲蓄的占有上便處于優勢。政府發債占總儲蓄的比重越大,就會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籌不到資金被擠出貨幣市場,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會排擠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資,從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擴張性作用。但這種結果并不是絕對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擠效應會被政府擴大投資支出所產生的“乘數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擠效應”如果與政府有意進行的經濟結構合理化調整結合起來,則可以改善資源配置,對國民經濟產生有益的影響。

(二)財政支出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為解決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國主要采取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的財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結構和支出規模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變量。筆者也將主要從政府支出結構來看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采用以財政支出項目為自變量的柯其分別表示財政支出結構中某一項目支出增加1%時所引起的產出增加百分數,這樣我們就用產出彈性來描述財政支出的結構效應以及其對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調節作用。我們以《中國統計年鑒》(2006)我國1989—2005年財政支出職能結構分類統計數據為樣本區間。相比較高,而在1996年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最為不利的,稅收負擔相應較輕,實際該年稅收負擔為10.3479%,與其他年份相比較低。經過去除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呈現出更加緊密的關系,并且高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低,低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高,有一定的負相關關系。現在我們轉入,采用排除非稅因素影響后修正的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所得到的回歸效果比較好,調整的R2為0.317,F檢驗值為6.115,各回歸變量的T檢驗值均能通過95%的檢驗,從系數項來看,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3.866,即表明稅收負擔上漲1%,經濟增長率下降3.866%,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0.6,即稅制結構變化1%,經濟增長率變化0.6%,影響系數較小。這樣的結果與理論上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基本相符,我國現行稅制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

從以上數據分析看,在我國現行稅制下,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修正后的稅收負擔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大,這一點與國外的實證研究結果基本相同。從數據看,1994年的稅制改革應該說是1983年稅制改革的延續,1983年是稅制結構和稅收負擔變化的一個轉折點,通過設立所得稅,稅收負擔從1982年的11.25%,猛漲到1983年的18.55%,在隨后近10年時間內,稅收負擔不斷降低,最低時為10.167%,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稅收負擔才得以不斷的提升,到2004年達到18.839%。也就是說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提高了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緩解了稅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從稅制結構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業以利潤形式上繳國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直接類稅收,直接稅占間接稅收入比重僅在10%左右,通過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稅體系,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隨后持續減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稅體系的建立,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來的最低點23.953%,隨后幾年逐漸升高,2004年達到39.0463%。從求解出的結果看,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1994年起越來越有利,非稅環境越來越有利,各項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效逐步體現,反過來說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在不斷減弱,這種情況在1983年稅制改革前也出現過,所以面臨新的經濟環境,稅收作用不斷減弱的情況下,稅制必須進行改革。

三總結

本文在對財政與財政政策進行概念闡述的基礎上,研究分析了財政政策的三種工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其中,在對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進行研究時,分別運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模型、稅收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分析模型來進行定量分析。從分析可以看到,三種工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各有所側重,且影響程度和范圍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和互補性。因此,必須合理運用好各種政策工具,加快財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進一步促進經濟的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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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制定政策讓內外統一，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都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國際的存在是可以將這些變成無限的，所有的人文經濟形成高度的統一，在配置的優化上也下足了功夫，中國經濟如果是僅僅靠自己的能力的話就算是一百年也發展不到現在的這種體系，我國開展的一系列政策都是有根據的，是在大發展下研究出來的細枝末節，用技術代替自然，把握好國際經濟貿易的橄欖枝，順著各個要點前進，從需求中獲取利益。這些政治經濟為一體的組織不斷增多，經濟一體化也突破了局限，市場上的交易逐漸完善，這全都源于人們的客觀需求，我國雖然地大物博，但是架不住不斷的開發生產以及人員的需求，所以面臨的問題也是嚴峻的，在這種情況下，多元化發展無疑對我國的經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往的閉關鎖國在一定程度上將自己保護了起來，但也使中國落后了很多年，要花更多的時間來迎頭趕上，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出與國際的交流有多么重要，目前我國也積極發展國際交際，其實國與國之間才是最大的出口，只是要在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這個環境中進行，讓資本的流動更加迅速，給了中國經濟上的保障。我國的經濟發展還不是很成熟，與國際接軌有利于我國的對外貿易投資，使跨國經營模式逐漸成熟，這樣我國的經濟文化等才能廣泛的流入各處，這也是一種手段，有力的手段，這樣的吸引力無疑讓整個國際經濟貿易對我們拭目以待。

二、順應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體系，有效抑制人口增長

在時代飛速發展的如今，中國也是人口大國，在經濟的大發展下，中國雖然逐漸富裕起來但是始終擺脫不了貧窮的影子，這個問題也一直困惑著我們，首要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控制中國人口的增長，這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不能讓我國的人口再繼續膨脹下去，這對我們來說百害而無一利，對國家未來的發展影響也是巨大的，對國際經濟貿易的影響也是有的，所以為了改善這點，我國順應國際和本國經濟需求在國內推行了計劃生育，在相對應的政策的開展下，有效的抑制了人口膨脹的結果，以往一個家庭能生四五個孩子甚至更多到現在的只能生產一個，這種數量上的變化也大大減輕了對家庭的負擔，給國家的負擔也減輕了不少，這是一種優良傳統的開始。人一多，自然對物資的消耗也就更多更快，國外的人住的房子很多都是兩層樓的獨立房，而中國居住的則大多都是高樓大廈，這對人均的經濟水平有很大的影響，在國際經濟發展下，各個國家自然就互相體現出來彼此的優缺點，相比較之下，中國人民的個人空間活動范圍就顯得很小了，在公路上也經常造成交通擁堵的情況，一些生態公園景觀地點滿地的垃圾等，這些由人口帶來的危害都逐漸凸顯出來，最主要的危害就是對經濟的拖累，要知曉其帶來的后果，大量的人口帶來的就是整體經濟水平的低下，造成的是整個經濟體系的不平衡，這就是人口的弊端。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在一定程度上從源頭限制了人數，這種方式也是對國家的巨大貢獻，同樣是對世界的貢獻，人們對自然的破壞，對各種物資的消耗，總體水平同時下降，拉開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牽制著國家的發展，但是目前對人口減少的策略還沒有應用的很徹底，人口只是被控制了發展，還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建設，讓國際經濟發展的作用力完全的體現。

三、學習國際經濟貿易發展，從內部入手改善經濟問題

眼看著抑制人口與促進本國經濟已經開展了很多年，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制約國家建設的因素，從七十年代開始，各政府就不斷努力到如今取得了成功，這是非常可喜可賀的，這項舉措也是長遠目光下的產物，開始的越早收到的成效也就越大，這也可以說是國家的思想覺悟。但是在一些地區還是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老舊思想，對本國的經濟沒有支持的思想，這是政策的落實沒有下達到根本，很多人都還不懂得經濟發展的作用和影響，這種思想沒有在年輕一輩的人心里形成，所以要將改革的春風送到基層，加強抑制人口工作的開展，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這種工作探討需要領導的調查與研究，要分析好各層次人物的心理，做好相對的應對工作，保證好計劃上的全面，目前中國在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下也受到很大的影響，不斷培養屬于自己的一股經濟能力，而這種也大多體現在對學生以及青年的教育中，或是借助學校輔助進行一些加強教育，這也是對我國經濟的促進。有句話說得好，想要學的好，就要從小教，我國響應國際的號召，學習先進的事物對國內的進行不同層次的年齡段教育，而在發展的異常開放的時代，這些學生往往比我們理解的還多得多，所以從小就要糾正他們的思想，這才是正確的途徑，這種途徑可以說是最直接的，能很直觀的反映在未來經濟的工作上。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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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增長風險規避保險需求

1經濟增長促進保險業發展的原因分析

1.1風險因素

“無風險，無保險”，風險是保險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和客觀依據。風險具有客觀性和發展性，隨著經濟的發展，風險也在發展，人們在使某些風險損失減少的同時又創造了新的風險。

現代生產力的發展使產業結構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出現了電子計算機技術、航天等一系列新型工業，創造出了數倍于歷史上任何時代的物質財富。但與此同時，它也帶來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多、更集中、破壞性更大的風險。在現代社會風險日益增加的情況下，人們對保險的需求也日益強烈，從而使得作為風險管理重要內容之一的保險業得到了空前的大發展。

風險和風險的管理方式是共同發展的。經濟的增長促進了風險的發展，新的風險的發現及解決反過來又促進了經濟的增長。所以，經濟增長帶動的人類實踐向縱深的發展的同時，也會不斷的促進保險業的發展。

1.2財富因素

一國的收入水平一直是影響保險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保險需求隨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斷提高，其原因在于：第一，保險的儲蓄性決定的。短期內，由于平均消費傾向遞減，作為互補的平均儲蓄傾向會隨著財富的增加而遞增。按照Kuznets的實證研究，長期內，平均消費傾向是恒定的，但隨著人們財富的增加，儲蓄總量也在增加。保險具有儲蓄的性質，決定了保險的需求會隨著人們的財富的增加而增加。第二，保險的保障性質決定的。對于不確定情況下的決策，可以運用效用理論。面對不確定情況下的決策問題，可以將期望值看作一個經濟項目的價值，這就是期望值原則。無論面對怎樣的隨機損失X，付出數額E(X)就不會感到有差異。但多數決策者并不按照這一原則，初始財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決策。保險需求的財富彈性是指，個人財富的變動率所引起的保險需求的變動率。“如果我們假定所有國家都沿著一條共同的發展道路前進，就可以從研究中得出一條合理的結論，即保費的收入彈性大于1。”說明國民收入的一定增長會產生保費收入的更大規模的增長。

1.3人口結構的變化

經濟的發展也會使社會中人口結構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壽險產品的需求。經濟的增長使人們的觀念和生活方式發生變化，也使人們的期望壽命增長，對壽險作為儲蓄工具的需求也就越強烈。另外，長壽意味著壽險價格降低（Outreville,1996）。不同年齡的人的分布情況，以及與此對應的財富的分布狀況，是影響保險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尤其與人壽保險的關系更為密切。

此外，由于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的人口平均壽命有穩步增長的趨勢。養老保險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防止人們超長存活而無經濟來源。因此，平均壽命的增長也促進了對養老保險的需求。我國較高的少年兒童贍養率，對壽險構成了顯著的正面影響，同時我國正在增加的老年贍養率，也將使我國壽險業受益。

1.4意識水平的變化

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工的細化和人口遷移的頻繁，傳統的思想在不斷的變化。特別是對外開放以后，經濟發達國家一些進步、文明觀念的引入，促進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改變了人們對一些問題的思考方式和看法。保險，與許多新生事物一樣將越來越為大眾所認識、所接受。隨著經濟的發展，受教育的人口越來越多，相應的教育投資也越來越大，這其中包括對保險的需求。教育是使科學轉化為更廣泛的技術和生產力的重要環節，這樣又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進而形成了良性的循環。

1.5社會經濟體制的變化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諸如儲蓄率高、受教育程度高、技術創新活躍等因素，是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發展的表征，而不是發展的原因。從根本上看，除非現行經濟組織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發展就不會出現。每個人必須受到激勵，才會去從事合乎社會需要的活動。為此，需要設計某些機制，使社會收益率與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為了使經濟持續發展，必須不斷地對現行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

這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會對保險產生相當的影響。當政府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時，會擴大總需求，從而加大保險需求，反之，減少保險需求。如果政府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使貨幣需要大于貨幣供給，可能因而減少保險的購買；反之，則增加保險的購買。

2我國經濟增長促進保險業發展的實證分析

我們知道，經濟增長的內容是方方面面的，我們僅從經濟產出的總量上來分析對保險消費的影響，用國民生產總值這一變量來代表經濟增長。這里運用簡化形式模型，需要指出的是，簡化形式模型的分析是為了研究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但相關關系并不必然包含因果關系，因為某一變量的變動與另一個變量密切相關并不一定說明一個是因，另一個是果，如果變量的變化受到共同因素的影響，那么這種分析的效果必然會減弱。結構模型根據變量之間聯系方式，找出他們之間的傳導機制進行研究，可以避免上述問題。我們這里之所以選擇簡化式模型，需要做出以下說明：第一，如果經濟的增長是均衡的，在假定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和稅收制度等不變的條件下，國民收入的增加會同等地增加居民的消費和儲蓄，并且這種作用是直接的。這樣包含國民生產總值和保險消費變量的簡化式的模型的分析是合理的。第二，如果國民收入的增加是受貨幣因素影響的非均衡的增長，則為了使經濟回到均衡點，政府會運用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即通過提高利率來抑制消費增加儲蓄。一方面實際的傳導機制或者還具有其他的形式，另一方面上述的傳導機制在實際的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作用會受到限制，使結構模型的分析具有操作上的不利性。鑒于以上的兩點分析，我們這里選擇簡化式的模型（見附圖）。

我國的保費收入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大致呈現一致性，說明國民收入是影響保險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我國的保險業的發展遠遠超過了同期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這其中有許多的因素。例如，保險產品替代品的價格、體制的因素等等。

本文將運用如下的模型進行分析，

InY=?琢1+?琢21nX+?著

Y:保費收入；X：國民生產總值；?琢1，?琢2：回歸系數；?著：隨機干擾因素。

可以得到如下的結果：

1nY=-12.690+1.7651nX

t=(-24.340)(34.064)

p=(0.0000)(0.0000)

F=1160.374

R2為0.983，調整的R2為0.982

可見，該模型能夠很好的通過各種檢驗，反映了國民生產總值和保費收入之間的關系。這里的常數值并沒有實際的意義。

對上式求導，dY/Y=1.765dx/X，即國民生產總值每增加1%，實際的保費收入預期會增加1.765%。這里的收入彈性是總體的彈性，包括壽險與非壽險之和。與壽險業相比較，我國的非壽險業務相對發展穩定。

如果隨著財富的增加，人們趨向于更加的風險規避，即前文中我們的效用函數的選擇是合理的，那么我國壽險業與國民收入的關系就是比較合理的。因此，同樣我們可以得到關于非壽險業務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回歸模型：

1nY=-10.120+1.4681nX

Y：非壽險業務收入；X：國民生產總值。

該模型也能夠很好地通過各種檢驗。我國的非壽險業務的收入彈性大致為1.468。Grace和Skipper（1991）的研究結果表明，可能不存在國際范圍內的非壽險收入彈性，他們發現，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非壽險收入彈性分別為1.14和1.75。我國的非壽險業務的收入彈性介于二者之間，大致有兩種原因：第一，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增長速度，使風險因素和風險事故增加，促進了對保險這種風險分擔機制的依賴。第二，本文中的模型可能高估了我國的非壽險的收入彈性。實際上，在非壽險業務的內部，各種不同的產品對收入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樣的。

影響壽險業發展因素多于非壽險業的，所以使壽險業的發展具有較大的不穩定性。我國的壽險業的保費收入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回歸模型為：

1nY=-25.690+2.891nX

Y：壽險業務收入；X：國民生產總值。

這個模型的統計檢驗不如上述模型的好，但也能夠較好的反映二者的關系。我國壽險業具有較高的收入彈性2.89，對于這種現象的解釋為，第一，人們隨著財富的增加風險態度趨于更加的風險厭惡；第二，市場利率風險使人們選擇了相對穩定的保險這種儲蓄方式；第三，市場機制的不完善（主要指市場中介問題）以及保險人對政府政策的不敏感性；第四，由于樣本數據較少，存在高估壽險業收入彈性的可能。

可見，無論壽險業還是非壽險業，都與國民生產總值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我國保險業高速增長的基礎，這為實際業務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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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宗蔚.保險學———危險與保險[M].北京：三民書局印行，1984

篇(5)

我國FPI、FDI和外債流入的數量顯然具有非線性。FDI已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和催化劑。我國FPI的波動則大得多，從起初的量小，到中期的波動大，直至2003年后快速上升。我國FPI的波動與我國股市的波動有相似性，隨著我國股票證券市場的逐步開放，FPI的規模迅速擴大。由于中國漸進式改革及對證券資本流入的謹慎態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國對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的吸納能力。然而近幾年受全球國際資本流動自由化浪潮的影響，我國也逐漸對證券資本流動有所放開，尤其是2003年QFII制度的施行，意味著對證券資本內流的進一步開放，極大地鼓舞了國外投資者，但根據QFII制度實施的滯后效應，可以預見我國證券資本流入在將來不久即會恢復增長態勢。我國外債的規模一直不大，但近年來迅速上升，尤其是2002年以來，人民幣升值預期日益高漲，特別是在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后，人民幣對美元持續升值，導致海外套利資金通過外債形式大規模涌入。除FDI較為穩定外，FPI和外債的變動幅度大且非線性強，以外債為例：1985年的外債余額約為160億美元；1995年外債余額達到1066億美元，是10年前的10倍；2008年12月，我國外債余額達到4000億左右，是1985年的24倍；2012年6月我國外債余額達到7852億美元，增長迅速。FDI、FPI和外債與經濟增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FDI、FPI和外債三者在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過程充滿著正負反饋回路，甚至FDI、FPI和外債之間的聯系也是多而繁雜，是一種典型的非線性結構。具體表現在FDI、FPI、外債與經濟增長存在正反饋機制，自我增長，自我擴大；另一方面，FDI、FPI、外債與經濟增長系統之間可能存在互助機制，GDP增長吸引更多的FDI、FPI、外債，FDI、FPI、外債的進入規模也有助于GDP增長，兩者之間形成良性的關系。此外，FDI、FPI、外債與GDP的耦合效應，也可能抑制FDI、FPI、外債與GDP增長。為此，筆者決定以VAR模型進行四者之間非線性關系的辨析。

2我國國際資本流入變動與經濟風險關系的VAR模型構建

國外直接投資、國外證券投資和外債與我國經濟增長的關系是復雜的、非線性的，這四個要素之間不僅存在著因果關系，而且要素自身通過反饋影響其自身，使其整個作用過程極為復雜。VAR模型是以數據統計性質為基礎，把某一經濟系統中的每一變量作為所有變量的滯后變量的函數來構造模型的。它是一種處理具有相關關系的多變量的分析和預測、隨機擾動對系統的動態沖擊的最方便的方法。為了描述GDP、FDI、FPI和外債四變量中的互相聯系和自我反饋，筆者根據經濟增長的索羅模型構建四變量的VAR模型。

2.1變量選取

（1）FDI累積量（FDIS）

FDI從投資到產生經濟效益至少需要一年時間，而經濟效益的全面展現根據行業的不同則需要4～10年。因此，當期的FDI流入并不對當年GDP的增長產生影響，當年的GDP應該是之前FDI等要素積累的結果。

（2）FPI累積量（FPIS）

在FPI的經濟增長的分析中，FPI自從進入市場到產生效益的時間雖然要短（略去了FDI審批環節），但FPI產生經濟效益的時間同樣存在延遲，因此采用FPI累積量。

（3）外債當年值（DI）

國家有目的的增加外債，其經濟效益見效更快一些，但是累積效應同樣不可忽視。另外，由于外債分長期外債和短期外債，短期外債變化快，使用外債當年累計值已是最優選擇。（4）GDP增量（GDPZ）：GDP增量是指GDP比上一年度的增加值，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合理的度量標準，同時為了拋除經濟增長的慣性，GDP增量的選擇要更加合理。

2.2數據預處理

筆者考慮到1993年前我國兩次大幅調整匯率導致的數據波動，采用1993～2012年的數據進行分析驗證，采用的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筆者對數據進行了預處理：

（1）凡以人民幣為單位的數據全部按當年的平均匯率折算為美元；

（2）所有數據均按GDP平減指數進行平減，以消除價格波動因素影響并獲取實際值；

（3）由于數據的自然對數變換不改變原有的協整關系，并能使其趨勢線性化，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現象，所以對所有數據取其自然對數值，以增強數據線性化趨勢、消除異方差，同時便于考察各變量對GDP的敏感性。

3FDI、FPI和外債對GDP增量影響的重要性分析

筆者利用EVIEWS軟件對所構建的VAR模型進行了要素的關聯分析。中國經濟增長FDI存量的依賴巨大，中國經濟增長量的60%來源于FDI存量的帶動，重要性依然有上升趨勢，這與已有研究結果相吻合；FPI存量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在15%左右，近年來略有小幅降低；外債的影響力在5%左右，近年來也略有降低；GDP自己的資本慣性維持在20%左右，并有下降趨勢。FPI流入對我國資本形成及固定資產投資增加可以起到促進作用，已成為穩定的GDP增長的源泉之一，但遠沒有FDI的明顯。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是FDI，利用FPI和外債的規模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而且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但是重要性與FDI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

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比FPI大，外債對經濟的影響比FPI還小，說明當前利用FDI仍是我國主要的利用外資形式，這主要是由我國的經濟結構和比較優勢決定的，也與1979年我國自對外開放以后的政策有關。首先，在外匯管制、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條件下，我國引入國際資本最主要的方式是FDI，FPI和外債在國際資本流入中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故而未起到明顯作用；其次，由于FPI的特點決定了其流入雖然為我國增加了國內資本，但其渠道主要集中于證券二級市場，而非流向國內實體經濟，由于FPI的短期圖利性，且流動性強，故FPI的流入或流出都會導致我國證券市場價格的波動，這種經常性的波動并不利于經濟的增長。再次，隨著我國國內自有資本市場的不斷壯大，資金缺口在逐步縮減，再加之我國工業、農業等方面技術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尤其是國內流動資金的充沛，從而外債和FPI的范圍、投資額和投資空間都在逐步縮小，外債和FPI對我國經濟的促進作用呈現持續降低。

4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動與GDP增長的風險分析

系統的穩定性是系統的重要特征。如果一個系統具有動態穩定性，系統具有一定的抗干擾能力。在實際應用中，由于VAR模型是一種非理論性的模型，它無須對變量作任何先驗性約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時，往往不分析一個變量的變化對另一個變量的影響如何，而是分析當一個誤差項發生變化，或者說模型受到某種沖擊時對系統的動態影響，這種分析方法稱為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被筆者用來解釋國際資本三種方式與GDP之間的互相影響。

（1）我國FDI變動對FPI、外債和GDP的影響分析

FDI存量的變化不僅能引起FPI存量、外債和GDP增量的變化，而且能引起自身的變化，體現了FDI流入的資本慣性。由于我國FDI存量基數大，其影響力不容小視。FDI存量的變動對自身有著放大效應，這種表現為正反饋的放大效應在6到10年內達到峰值。FDI存量與FPI存量的變化呈現正相關性，FDI存量的增加變化會引起FPI存量的增長，FDI存量變化的吸引力在4年后經濟增長效應顯現后對FPI存量的吸引會達到最大值，后期平緩下降。FDI存量變化在一年內對外債幾乎無影響，從第二年到第三年會呈現負相關性，FDI存量的增加會導致外債的短期降低；但是隨著FDI經濟效應的顯現，從第4年開始呈現正相關性，這是由于國內資金缺口的擴大，依然需要外債的流入來彌補國內資金建設的不足。FDI存量的增加會對GDP增長產生正效應，這個正效應在4到8年期間的效應會達到頂峰，之后會平穩下降；反之，FDI減少對GDP的影響也是長遠且深刻的。

（2）我國FPI變動對FDI、外債和GDP的影響分析

我國FPI變動對FDI變動呈現正相關性，FPI存量的增加變化會在短期內引起FDI存量的增長，此反應極為靈敏；但是5年后開始下降，之后平緩下降使FDI存量趨于穩態。FPI存量對外債短期內具有負效應，由于FPI的投機性，在兩年后外債的需求同樣增加并快速升高，用以彌補FPI短期投資性帶來的資金缺口；長期來看，FPI的偶然變動對外債影響不大，但是波幅很大，帶來的金融擾動應注意警惕。FPI資本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并未像想象中的那樣明顯。FPI存量的突然增加對GDP增量有正效應，這種正效應顯現周期為4～6年，以我國數據來看，FPI的小幅變動對GDP影響不大。FPI存量的變化也會給FPI自身帶來一定的沖擊，這種沖擊表現為正相關性，類似與股市的跟風效應，但是衰減較快。

（3）我國外債變動對FDI、GDP和FPI的影響分析

我國外債的變動和FDI存量的變動具有正相關性，外債對FDI的吸引會在第2年達到頂峰。在第六年的時候會有第2個峰值的出現，之后穩態下降，趨于平緩。外債變動短期內與FPI存量顯示負相關性，外債流入緩解了短期資金不足，FPI需求量必然下降，但是隨著還款期的臨界，會引起FPI存量的增加，并在第3年左右達到峰值，之后穩態下降，趨于平緩。外債的變動與GDP增量呈現正相關性，這種經濟增長效應在2年后開始顯現，在4到6年內達到峰值，這也是外債的作用發揮時間，之后趨于平緩，穩態下降。外債的自身沖擊表現的較為復雜，外債變化和外債存量短期內有負相關性，但是在第三個周期又開始有正相關，之后再次回升后回落，歸于平穩。

（4）我國GDP變動對FDI、FPI和外債的影響分析

我國經濟的增長極大地促進了FDI和FPI的流入。我國國經濟的波動直接影響到FDI和FPI資本在我國的存量，其中FPI的反應更為敏感。我國GDP的增速每擴大一個單位，其吸引來的FDI增加0.3個單位，所以經濟增速的快慢是吸引FDI資金進入的重要影響因素，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魅力是FDI資金無法拒絕的誘惑。同時可以看出，GDP增速的偶然變動在短時間內會促使FDI的快速增加，而且具有長期效益，雖然后期吸引來的FDI會逐步穩態下降。我國FPI存量對GDP增速也較為敏感，但是與FDI相比波動只是其一半左右。GDP增速突然擴大會在短期內吸引較多的FPI進入東道國，但是一個偶爾的增速并不能吸引FPI的長期投資，脈沖圖顯示在經濟增速回落的第二年起FPI就會逐步撤出；FPI的經濟增長效應顯現后，即4年到6年左右還會吸引FPI資金的到來，但是量要少得多。我國GDP增速對外債的影響最小，但是作用卻最為復雜，波動性極大，但恢復卻相當迅速。GDP增速突然擴大對外債需求量突然加大，并持續2～3年，但從第4年開始由于經濟增長效應的顯現使外債會減少，同時外債數量會圍繞原來的水平震蕩，最后脈沖效應消失。GDP增速突然擴大會對GDP本身產生一定的增長慣性，也就是說上一年的增長的好，下一年如果沒有突發問題也會增長的不錯，其增長慣性保持的時間較長。

（5）同單位FDI存量，FPI和外債對GDP增量的變動比較

各個變量沖擊變量的廣義脈沖圖譜如圖7所示。從響應時間來看，FDI、FPI和外債分別變動一個單位，引起GDP增量變動的時間不同，FDI最慢，FPI與外債較快，這與FPI的市場性和我國發行外債的規劃性很強有關系。從響應幅度來看，我國FDI對經濟的投資效率已明顯低于FPI和外債，FPI的波幅最大，而且影響深遠，其對GDP增量的效益值約為3～4倍；外債投資對GDP增量的效益值也是FDI的2倍左右。

5結論

從VAR模型結果看，FDI是我國GDP發展的主動力，其次GDP增量自身的資本慣性也是很重要的因素。FPI流入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輕微作用，在我國現有體制內起的作用是積極的，而外債流入較FPI對GDP增量影響效果明顯，但也不是特別顯著，值得注意其對自身的影響波動很大，是我國經濟發展尤其是金融市場的一個不穩定要素，脈沖響應圖也更加進一步的說明了這一點。GDP增長率的提升會在一年內帶來總資本流入變動的增長。GDP增量對FDI、FPI和外債的響應最為強烈，我國經濟狀況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流入我國的國際資本能否獲取預期收益，充分說明了系統的內因才是事物的主動力。FPI對FDI、外債和GDP增量的響應次之，由于FDI的長周期性和FPI投資的強流動性、強變現性等特點，故而FPI存量對我國經濟波動的反映程度更加猛烈。需要注意的是外債的波動雖然會在很短的時間穩定下來，這與我國強大的外匯儲備和經濟繁榮有關，舉債不難使其穩定性很高，但是外債的強流動性會給我國經濟和金融帶來巨大的沖擊，其波幅變動之大，變化之快，需要在國家層面予以重視。這和我國外債的構成有很大關系，短期外債超過長期外債占據我國外債份額的大部分。

篇(6)

與此相反，在中國的受實體經濟率先復蘇和預期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影響，國際資本爭相流入中國。因為中國的貨幣政策早于西方發達國家開始收緊，央行自2010年下半年開始已經4次提高基準利率。加息只能使國內外利差進一步加大，使得國際游資加速涌入國內進行套利，流動性加劇，通脹風險進一步提升。全球面臨流動性失控也導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國內企業生產成本上升。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發達國家的貨幣爭相流入商品金融市場，大宗商品包括貴金屬價格普遍上浮，鐵礦石、銅等金屬物品及大宗農副產品價格均大幅上漲，致使向全球輸出通脹。中國對于這些物品需求量巨大，引起企業生產成本上升，間接帶動了消費品價格上漲。其次，外部和內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國央行并不能完全控制其發行的基礎貨幣量。從2008年3月（最低點）到2013年8月，中國的基礎貨幣量（M1）從15.1萬億增加到31.4萬億，凈增長16.3萬億，翻了超過一番（見表1）。但是，中央銀行并不應該完全為基礎貨幣的高速增長負責，中國的基礎貨幣有明顯的受到外貿因素影響而被動增加的色彩。受世界范圍流動性過剩和出口導向的影響，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的凈出口2012年表現依然強勁，實現貿易順差2311億美元，增長了48.1%。由于央行負有要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的責任，凈出口增加導致我國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外匯占款數額急劇增長，而外匯占款增加的結果是央行增發基礎貨幣。其邏輯是，中國企業出口賺取外匯；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企業向商業銀行結匯；把維護匯率穩定作為政策目標之一的央行再從商業銀行手中購買外匯，轉化為日漸積聚的國家外匯儲備。2013年6月末央行外匯儲備已經達到了3.5萬億美元，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近三倍。央行購匯使得基礎貨幣不斷地流入商業銀行，擴大了后者的可貸資金規模。由于凈出口更多地受到整個世界經濟形勢和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政策的影響，中國的央行沒有能力加以左右。所以，央行對基礎貨幣的控制并不是隨意的，為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導致基礎貨幣量被動增長，客觀上增加了通貨膨脹風險。再次，從造成流動性過剩的內部原因看，央行不僅無法控制全球流動性泛濫所導致的熱錢流入、成本上漲和基礎貨幣被動增加，也沒有可能完全控制國內廣義貨幣的創造。廣義貨幣的失控和過剩是在刺激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背景下，貨幣通過商業信貸過程內生創造的結果。

在從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的這四年時間內，中國的廣義貨幣即M2由42.3萬億增加到106.1萬億，凈增長了63.8萬億，增長達1.5倍。2013年8月，廣義貨幣（M2）與基礎貨幣（M1）的增幅之差達到了“106.1萬億—31.4=74.7萬億”之巨，見表2。教科書上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喜歡用乘數效應解釋廣義貨幣的創造，但這種解釋是刻舟求劍，書齋里的學問，乘數論似乎解釋了一切但也掩蓋了一切。直面現象的經濟學研究必須解釋為什么在中國經濟體系的運行過程中會內生的多創造出來74.7萬億的廣義貨幣。從央行的數據分析，新增加的貨幣供給量絕大多數被以貸款形式流出的。從絕對量講，截止2012年末，全國金融機構累計發放本外幣貸款總量約67.3萬億元，大約是2012年GDP總量的1.3倍。從增量看，從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全國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規模從29.4萬億上升到74.1萬億，凈增了44.7萬億，占內生地多創造出來的74.7萬億的廣義貨幣的60%，見圖3。那么，這44.7萬億的銀行貸款又流向了什么領域呢？有研究顯示，這44.7萬億的貸款80%以上仍然流向了大型國有企業和各級政府所發動的投資項目。這符合在轉軌過程中長期形成的一個經驗判斷，每當宏觀經濟出現緊縮跡象時，在獲得國內貸款等方面受到限制的首先是民營部門，反之大型國有企業和政府的項目在信貸方面往往享有優先權。一個舉目可見的現象是，在4萬億財政投資計劃的刺激下，各地政府拼命擴大高鐵、地鐵、高速公路等基建項目投資，國有企業也趁機大舉借貸，乃至出現國企地王現象。通過上述數字的對比和對商業銀行貸款方向的考察可以認為，從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之內廣義貨幣增和基礎貨幣之間的74.7萬億增幅差額，從國內的因素看，主要應該是在政府寬松貨幣政策和財政刺激政策背景下，各商業銀行對大型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主導的大型項目工程的傾斜性信貸急劇膨脹的結果。

二、根治中國當前通貨膨脹問題的對策

綜上所述，當下中國的通貨膨脹遠不是央行多發了基礎貨幣那么簡單，廣義貨幣增加背后的邏輯是復雜的，反映了國內外雙重流動性過剩等因素綜合作用的影響。因此，治理通貨膨脹也必須多管齊下。

（一）加強對國際游資進入中國渠道的監管，防止炒作性游資進入國際游資進入中國無外乎是被套匯和套利機會所吸引。既然在短期內，中國外貿巨額順差造成國際市場巨額的人民幣需求，且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政治上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故而人民幣升值預期無法避免；為控制國內的流動性過剩，加息的政策也不可能廢止。那么，在長期弱化甚至于取消管制的基本方針下，短期可暫時對外匯資金強化兌換管理。可規定資本項目下的外匯資金，沒有經過非常充分嚴謹的論證不能兌換成人民幣，進而切斷人民幣與外幣在資本項目下的連接。政策實施時要區別對待，在拒絕國際游資的同時，不能傷害到正常外國投資者的利益。在反通貨膨脹的特殊時期，短期內來強化外匯的干預和管制，是一個值得考量的政策選項。

（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降低生產能耗，減輕對石油等資源性產品的依賴度根據國際能源署的報告，中國目前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并且正在逐步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費國。無怪乎在世界大宗商品市場上，現在中國需要何種商品，該商品的價格就會水漲船高。面對當前的國際能源形勢和全球氣候變化的挑戰，中國作為后發的大國必須探索出一條不同于發達國家發展歷史的、嶄新的發展道路，既要保證人民的生活得到持續的改善、國家實力不斷增強，又要相對減少對能源、資源的依賴。即使是從長期國家能源安全和短期抑制成本拉上型通脹的角度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降低生產對國外資源的依賴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擴大中國政府和企業在能源輸出國和大宗商品市場上國際影響，從而增強在國際市場中的定價權也是必須抓緊進行的工作。

（三）擴大內需，降低經濟增長對凈出口的依賴近年來，凈出口對于中國經濟已經成為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帶動了經濟增長，另一個方面它對通貨穩定始終是一個潛在的威脅。根本的解決方法是通過擴大內需降低經濟增長對于凈出口的依賴。擴大內需實際上已經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而在通脹背景下，消費能力受到影響最大的是中產階級和低收入群體。必須按照“十二五”規劃的要求，對收入分配進行合理調整，增加中產階級和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因為他們的消費傾向要遠高于高收入群體。在逐步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的同時，政府行政主管部門應盡快編制針對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費用價格指數，以便科學地建立健全動態價格補貼機制，當因供求變化等原因導致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出現持續較大幅度上漲時，政府應及時對低收入困難群體給予適當的臨時價格補貼。

篇(7)

人身保險主要是保障人類身體和壽命等，以此為標準進行一定的承保。當人們遭受不幸事故或因疾病、年老以致喪失勞動能力、傷殘、死亡或年老退休等情況出現時，保險公司根據保險合同進行賠償，以此來解決其因病、殘、老、死所造成的經濟困難。財產保險主要是根據投保人所存放固定或不固定的財產和物資進行風險保障。財產保險、責任保險、信用保險、保證保險等這些都屬于財產保險，它主要是以有形或無形財產與其相關利益作為保險標準中的一類實行補償性保險。保險是金融行業組成部分之一，對經濟增長有著較為明顯的經濟作用。保險行業風險轉移與補償可以使消費者規避不必要的風險，這樣一來不但可以促進保險業的消費又可以刺激到其他產業的消費。與此同時保險公司除了為人身和財產提供保險外，還承擔著重要的中介作用，保險公司售出保單在此之中吸收相應的保險費，然后進行集中的資金運作，同時為經濟機構和投資者提供長期資金鏈，使有效的資金或資源得到合理的使用與安排。這樣可以提高資金運作的相應能效提升質量。同時經濟增長是保險行業發展的前提，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高度時，得到了足夠數量的資金進行分配到人們手中，只有這樣人們才會想到購買保險為自己的未來進行一定保障，美國心理學家說過人類的需求劃分為五類，第一種是生存、第二種是自身安全、第三種是社會交往、第四種是社會尊重、第五種是實現自身價值。如果按照這種理論進行思考研究，那么就意味著只有人類滿足了最基本的生理生存需求后，才可以進行勞作獲得金錢。換句話說，只有當收入滿足人類基本生存且還有盈余時才會考慮買保險，而較高的收入就是要保持社會經濟的持續增長。保險行業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的增長是一種相輔相成的因果關系。

二、保險業發展提議

2014年我國國務院發表了《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見》，意見中明確指出，保險是現代經濟的重要產業和風險管理的基本手段，是社會總體文明水平、經濟發達程度、社會治安等方面的重要標志,為了促進社會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和保障人民群眾生活質量提高做出了重要貢獻。雖然從總體上來看，我國保險業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但是隨著社會不斷發展經濟情況越來越好的情況下，人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條件也在悄悄的發生著改變。人們的經濟狀況變好后就會越來越重視自身與家屬的健康與安全，很多保險公司就是看中了這種情況進行新項目的探討與研發新型的保險產品。民間融資機構的不斷增加發展，也使保險公司開始注重責任與信譽度的建立與維護。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