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農學專業導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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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委在全國8個專業14所院校中首先選定農學院進行作物專業主要課程教學基本要求的研究和制訂工作。可見，大學農學院農學專業的辦學在國內有影響與有地位，具有優良傳統與鮮明特色。以來，結合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以繼承辦學傳統、堅持辦學特色、體現現代性與先進性為指導方針，大學農學院針對農學專業建設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具體如下：一是在加強農學專業建設的同時，以農學專業為母體，2002年在國內率先增設了農業信息技術專業方向招生辦學，實現了農學專業辦學規模的穩中有增，并體現專業辦學的現代性與先進性。二是在明確以生產技術型為主的專業人才培養方向的同時，兼顧到多規格人才的培養，創辦了農學高層次人才基地班，實現了人才培養的分流，滿足社會對不同層次人才的需求。三是在課程設置上，核心課程地位與學分不減，強化專業實踐課程，增開《WorldAgriculture》、《CropScience》2門全英文授課課程以及《植物生物技術導論》、《應用文寫作》、《園藝通論》、《農業產業化經營》等4門專業拓展選修課，以拓寬學生知識面、體現國際化等特點。四是在學時安排上，增加實踐教學學時（實驗實踐課程共45.5學分，占畢業最低學分160學分的28.5%），壓縮課堂講授學時，強調精講重要知識點。五是將科學研究納入教學計劃，如開設農科英語閱讀與寫作、專業實踐、作物學實驗等課程。六是確立了“專業實踐主題教育——專業勞動——專業實踐～4學——作物學實驗——科研實習——畢業實習”四年一貫、六階段實踐教學體系，將實踐教學貫穿于農學專業人才培養全過程。

經過上述改革舉措的推行，大學農學專業建設取得了多方面顯著成效。現該專業為國家級特色專業建設點、省品牌專業、省“十二五”高等學校重點專業與大學研究性教學改革專業。

二、農學專業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1農學專業生源質量不高盡管農學專業具有悠久的辦學歷史、厚實的辦學基礎、強大的辦學實力與卓越的社會貢獻，但目前志愿報考本科農學專業的高分考生比例仍不高，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農學專業生源的質量。

2青年教師實踐經驗欠缺由于社會服務不列入單位編制范疇，加之缺少對教師為生產服務方面的考核與政策激勵，導致近年新進的教師缺少在產學研基地的一線鍛煉。與老一代相比，青年教師在承擔專業課授課任務時教學內容偏理論，實踐經驗有所欠缺，影響了教學效果的提升。且由于全社會對科技創新的要求提高，加之農業院校普遍采取了內容多元化的教師績效量化考核制，使得專業教師走向生產一線、“論文寫在大地上”的時間配置得到約束，部分沖擊了產學研結合辦學模式的強化推進，形成了比論文、比項目、比成果、比排名的趨同化競爭格局。

3教學內容落后由于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一些新技術、新產品不斷涌現，例如全球定位系統、遙感、地理信息系統、精量播種機、智能插秧機、無人機、精準施肥機、精準植保機等。如何在課程教學中反映最新的農業可用的新技術、新產品已成為現實問題。為此，亟需加快教材與課程教學內容的及時更新以及學生實踐實習設備與條件的改善。

4畢業生就業面窄受社會就業環境改變的影響，農學專業已從早期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就業為主，轉向了如今的市場化、多元化的就業體系。國家、省公務員等一些高端崗位競爭激烈，招收農學類的崗位少，就業競爭空前激烈，對本科畢業生的綜合素質要求相當高，已由動手實踐走天下，轉變為筆試、面試定乾坤；此外，本科生中愿意下基層、進農業企業的比例也有所下降。

三、、農學專業進一步發展的對策建議

1政策上給予傾斜和支持農業是國家的戰略產業，涉及到農產品供給的數量安全與質量安全。農學專業是培養農業生產高層次人才、助推農業現代化建設的搖籃基地。為此，建議國家和地方政府應對農學專業給予更多傾斜支持與保護，以提升農學專業的社會吸引力。

2提高青年教師的實踐水平針對實踐性要求高的專業，應研討出臺教師生產一線鍛煉政策，重點提高青年教師參與生產實踐、解決農業生產問題的能力水平，以使“理論聯系實際”的辦學傳統能得到更好繼承與發揚。

3課程設置上緊跟科技前沿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提出的新要求，在農學專業人才培養方案中，在保障專業核心課的基礎上，提升《農業信息技術》、《農業機械化》、《農業產業化經營》、《WorldAgriculture》、《CropScience》等課程的地位，以展現專業辦學的現代性與先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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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食品化學；教學改革；實踐

中圖分類號 TS201.2-4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3）11-0343-02

食品化學是高校食品科學與工程專業和食品質量與安全專業的重要專業基礎課和主干課程[1]，國內高校多數食品院系均將其作為校級和省級以上的精品課程來進行重點建設。為了適應當前高校教學改革的新形勢和滿足培養高素質食品專業人才的需要，近年來不斷改革和優化食品化學的課程建設，在借鑒省內外同行教學經驗[2]的基礎上，結合自身多年的教學實踐和筆者所在學院學生實際情況，以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對食品化學課程進行探索性改革和實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 優化教學內容，突出教學重點

食品化學既是食品專業的基礎課程，同時又是建立在無機化學、有機化學等公共課程的基礎之上，因而需要處理好教學內容之間的相互交叉問題，確保教學重點和方向，使課程更加符合學科發展要求。如同屬專業課的《食品營養學》《食品酶學導論》《食品添加劑》《食品生物化學》等課程均同時安排在同一學年授課，為協調沖突的教學內容，規避內容重復，學院自2009年開始多次組織學科方向類似的授課教師進行了專題討論和研究，確定了交叉內容在各自課程建設中的重點和方向，達到內容互相補充、互相支撐，使學生更加系統全面地理解和掌握專業課程，運行下來效果顯著。對于公共必修課無機化學、有機化學等與食品化學交叉內容的調整問題，食品化學課程則把教學重點放在食品加工、保藏過程中發生并影響食品品質變化的內容等方面，從而做到有的放矢，使教學結構變得更加合理。

2 改革教學方法，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基于食品化學課程較抽象、偏重理論的特點，低年級學生通常會感覺學習內容較為凌亂、缺乏系統性，不好把握重點，為了避免初學者產生畏難心理和情緒，繼而影響學習熱情，因此有必要采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將其穿插教學全過程，達到調動并維持學生對課程學習的濃厚興趣。

2.1 聯系生產生活實際，豐富課程內容針對性

為了增強所授理論知識的趣味性和實效性，一般常結合生產實踐中的一些成功事例和生活中的相關現象，結合教學理論中某個知識點，通過聯系分析生產生活案例、點面結合、融會貫通的方式傳授給學生。如通過提問為什么蘋果、土豆削完皮后會變色等問題；還結合學院教師的研究成果如筆者所在學院教師承擔的魔芋多糖成果單獨作為糖類專題講座等。將這些與日常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內容融入食品化學的教學之中，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也激發了學生參加課外科研的積極性。通過課堂教學與生產實踐應用的有機結合，促使學生更好地掌握食品化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為學生將來在食品行業和相關行業的快速入門或者進入研究生階段課題研究以及新產品開發打下基礎。

2.2 創造主動參與空間，變被動學習為主動參與

優化教學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營造主動參與氛圍，引導學生主動參與教學過程。適當采用啟發式、討論式教學方式，將講授法、討論法、自學指導法、實例教學法等優化組合，充分借助各類教學資源，達到調動學生積極性、啟迪學生思維和培養學生思維能力的目的[3]。如曾以分組的方式對學生進行討論合作式教學，把某一教學熱點交給學生自己查找資料，要求每個學生以幻燈片形式交由教師審查合格后，在課堂進行互動交流，教師則進行課堂討論的引導和糾正。此方法對調動學生參與教學、深入學習知識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不僅鍛煉了學生如何進行文獻檢索、論文寫作、自我學習和與人探討等能力，也激發了廣大學生參與的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了教學內容的傳授與掌握。

2.3 將課程論文納入教學體系，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和學習主動性

在食品化學教學中要充分發揮課程論文寫作的引導作用，使其能在考查學生對食品化學綜合知識的理解、掌握情況，有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欲望等方面起到必要的推動，讓學生主動去探尋論題領域的研究概況，使自學內容超越課堂和教材，達到延伸食品化學的理論教學效果。課程論文的內容設置重點考核對相關領域研究結果的高度概括性，一般結合教學內容的某一章節開展，形式上則根據低年級專業知識掌握特點和班級人數以總結歸納相關領域研究現狀和進展的綜述論文為主，或由授課教師根據當前食品領域的研究熱點，提供參考論題。教學實踐證明，將課程論文寫作納入食品化學的教學過程，有助于營造濃厚的學習氛圍，不僅能增加學生自學時間和拓寬學生的知識空間，在調動自學積極性的同時也能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能力，對創新人才培養具有重要意義。

3 課堂教學與課外指導緊密結合，培養學生創新實踐能力

3.1 借助科技創新活動，培養學生創新能力

根據以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為導向，以理論緊貼實踐為切入點的教學實踐要求[4]，充分結合畢業論文課題的設計和學校學院開展的“挑戰杯”創業計劃大賽、創新創業計劃項目等各類大賽，通過一系列創新活動的開展，培養了學生科學的思維能力，培養學生建立合理的知識體系，鍛煉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和團隊協作能力。

3.2 參與教師科研項目，培養學生科研能力

學生適當參與教師科研項目有助于培養學生的科研能力及綜合素質。科研課題研究中有很多實驗設計是帶有探索性的、嘗試性的，部分內容緊貼食品化學的基礎理論，具有很強的指導性。近年來，部分學生以畢業課題的形式積極參與到教師的科研工作之中，使其科研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3.3 開放實驗室，調整實驗內容，提高動手實踐能力

近年來，將實驗室進行彈性管理，建設了面向本科學生開放的實驗室，給予其開展食品化學實驗充足的實驗時間。學生以實驗小組為單位申請進入實驗室既可以開展如美拉德反應、蛋白質的功能性質等相關大型綜合性設計實驗[5-6]工作，也可以對集中開展的基礎教學實驗進行重復驗證。學院近幾年通過實驗室的開放建設工作，學生結合學校挑戰杯和學院創新基金開展涉及食品化學方面的小項目、小研究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日益提高，所體現的實驗技能和研究水平也逐年提高，也促進了學生的自我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教師及實驗人員也能因材施教，更好地起到指導作用，對提高業務水平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

此外在第3學期單獨開設了綜合性設計實驗課程，從實驗場所、實驗經費和時間上給予保障，達到加強基礎、淡化專業、拓寬知識面和重視應用[7-8]的效果。對于學生而言，借助食品化學綜合性設計實驗，主動性、積極性能得到充分調動并變得富有挑戰性和創新性，從查閱資料、制訂實驗實施方案、后期數據處理分析、總結和撰寫研究報告等方面得到鍛煉，極大地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熱情，為創新人才培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9]。

4 參考文獻

[1] 闞建全.食品化學[M].北京：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2008.

[2] 楊華，戚向陽.地方本科高校食品化學課程合作討論式教學探討[J].浙江萬里學院學報，2008，21（5）：115-116.

[3] 張汆，賈小麗，孫艷輝.高校食品化學實驗課程內容設置的分析與探討[J].中國高教探討雜志，2010，22（4）：49-50.

[4] 趙國華.食品化學實驗原理與技術[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9.

[5] 王志兵，邱芳萍，彭悅.對食品化學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考[J].長春工業大學學報：高教研究版，2010，31（2）：84-85.

[6] 付莉，楊愛麗，顧英.《食品化學》與創新型實踐教學[J].遼寧醫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8（2）：78-79.

[7] 侯方麗，徐金瑞，胡勇.關于食品化學實驗教學改革的思考[J].大眾科技，2010（9）：182-183.

篇(3)

立足教材對學生進行環保教育是一個有效的途徑，環境科學概論課程的教材種類比較多，不同版本的教材在內容上各有千秋，有必要對環境科學概論課程的內容加以調整和充實[1]。何強主編的《環境學導論》圍繞人類活動與環境質量的關系，以及環境保護措施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系展開論述，同時比較全面地介紹了環境科學的基本概念和理論，并引用了大量實證數據和常規參量，其特點是取材豐富、涉及面寬，適合經濟、管理、法律等文科專業[2]。左玉輝主編的《環境學》系統地提出了環境學的基本規律和理論，編寫上增加了許多不少資料和圖解說明，有助于擴大學生的知識面，但人居環境和景觀環境的引入，使環境科學的范疇過于寬泛[3]。程發良，常慧主編的《環境保護基礎》比較全面地闡述了有關環境保護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識；系統論述了環境問題的產生和發展以及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意義。對人類活動引起的各環境要素的污染過程、危害及污染控制原理和方法進行了比較詳盡的介紹[4]。林肇信等主編的《環境保護概論》比較全面地介紹了生態學、資源保護、環境污染、環境質量評價、環境管理、環境經濟、環境法、環境標準的基本知識、概念、原理和方法，是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專業等專業進行環境基礎知識教育的經典教材[5]，學生通過對課程的學習，不僅可以增強環境意識，提高對環境保護、治理環境的認識，還能初步掌握治理三廢的基本技能。綜合對比各版本教材，長江大學資源與環境專業近三年來以程發良，常慧主編的《環境保護基礎》作為主教材，吸收《環境保護概論》精華內容，同時注意實時更新學科最前沿信息。但課程教材只是幫助學生建立環境知識的框架，更多的環境科學知識的獲得則是來自對日常發生的環境問題的分析整理的過程。

二、更新教學內容

在課程講授過程中，教學內容以所選用教材為綱，在保留經典知識的同時兼顧環境保護的前沿技術與發展動向，不斷對相應內容進行更新和深化，每年授課內容至少有25%的更新，以拓寬學生的視野，更新學生的知識體系。作為資環專業的專業基礎課及農學植保專業的選修課，“環境科學概論”理論教學一般安排32學時，主要講授內容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講授總論，主要有緒論，包括環境和環境問題，環境科學研究的對象、任務、內容和分科、發生和發展以及和相鄰學科之間的關系、生態學基礎等；第二部分講環境污染與防治分論，主要有大氣環境污染與防治、水體環境污染與防治、土壤環境污染防治與土壤生態保護（簡）、物理性污染與環境保護、固體廢物與環境等內容；第三部分講授環境管理的有關內容，主要有環境質量評價、環境管理、環境法規等內容；第四部分講授全球環境問題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等內容。為了提高使用教材的教學效果，各章節開始講解之前，均會將本章節重難點提前告知學生，要求學生適當預習，課堂上提問以前所學相關知識，及時了解學生掌握情況；各章節結束后，針對當前熱門環境問題布置相關作業，指導學生如何將所學理論應用于實踐，并利用課間時間與學生展開討論。加強課前預習及課后作業，鞏固了教學成果，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為了促進學生自主性學習，課程提供了大量的擴充性資料。為學生們提供了可以從圖書館獲得的輔助書籍和期刊及網絡資源地址，調動學生的主動性，結合課程的重點難點，進行專題討論等互動性教學，使學生不僅學會知識，更學會解決問題的方法。

三、改進教學方法

在教學中，注重將“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思想貫穿于教學改革的實踐中，讓學生們參與到教與學的過程中，調動學生學習的主觀能動性，注重啟發式、引導式教學方法的應用和探索。利用多媒體等現代教育技術手段是達到教學目的的重要手段。把課程的講授內容做成形象直觀、教學容量大的教學課件，學生易于在共鳴中接受知識點，有助于學生對講授內容的理解和掌握，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科學地利用多媒體手段，并與傳統板書結合，通過適時板書、巧設提問，在課堂上注重教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師生與環境之間的多相互動，以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為出發點，鼓勵學生主動參與、反應和創造為主要目標，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的習慣。除了讓學生對環境科學有較全面的認識，掌握環境學基本知識和理論外，注重激發學生對環境專業課的學習興趣，在教學過程中采用案例教學方法，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積極主動參與到教學過程中，對案例提供的客觀事實問題，用所學的相關理論知識進行分析研究，教給他們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進而加深他們對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理解，與“填鴨式”學習相比，學生學習興趣大大增加。

篇(4)

環境科學是包含社會科學、技術科學及自然科學的交叉學科，是一個由多學科到跨學科的龐大科學體系，它的核心是環境學，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環境”。從社會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出發，長江大學把《環境科學概論》既作為環境保護類專業學生的入門課程，同時又是其他專業環境素質教育的必(選)修課程。通過該課程的學習，學生可以掌握有關環境保護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識，了解我國環境現狀，認識環境問題及其危害、人類活動影響下主要環境要素(包括水、大氣、土壤等方面)的污染及其在環境中的遷移轉化規律。在學習環境學基本知識和理論、增加環境保護知識儲備的同時，培養對后續環境科學課程的學習興趣，提升學生環境保護的人文精神和素養，培養學生評估環境質量和處理環境問題的能力。長江大學農業資源與環境專業所開設的“環境科學概論”，糅合了環境概論基礎理論與環境監測的實驗教學內容，其中不僅存在較多新的概念和思想，還存在豐富的實踐知識，具有內容廣泛、綜合性強的特點，它要求任課教師不僅具有非常廣博的基礎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對于之前從未接觸過環境科學相關專業知識的學生而言，在理解和掌握上也存在較大的難度。因此，加強該課程教學的探討對于更好地開展該課程的教學工作具有重要而積極的意義。結合“環境科學概論”教學特點，筆者在近幾年的教學實踐過程中就如何提高教學質量進行了探索和實踐。

 

一、選擇合適教材

 

立足教材對學生進行環保教育是一個有效的途徑，環境科學概論課程的教材種類比較多，不同版本的教材在內容上各有千秋，有必要對環境科學概論課程的內容加以調整和充實[1]。何強主編的《環境學導論》圍繞人類活動與環境質量的關系，以及環境保護措施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系展開論述，同時比較全面地介紹了環境科學的基本概念和理論，并引用了大量實證數據和常規參量，其特點是取材豐富、涉及面寬，適合經濟、管理、法律等文科專業[2]。左玉輝主編的《環境學》系統地提出了環境學的基本規律和理論，編寫上增加了許多不少資料和圖解說明，有助于擴大學生的知識面，但人居環境和景觀環境的引入，使環境科學的范疇過于寬泛[3]。程發良，常慧主編的《環境保護基礎》比較全面地闡述了有關環境保護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識;系統論述了環境問題的產生和發展以及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意義。對人類活動引起的各環境要素的污染過程、危害及污染控制原理和方法進行了比較詳盡的介紹[4]。林肇信等主編的《環境保護概論》比較全面地介紹了生態學、資源保護、環境污染、環境質量評價、環境管理、環境經濟、環境法、環境標準的基本知識、概念、原理和方法，是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專業等專業進行環境基礎知識教育的經典教材[5]，學生通過對課程的學習，不僅可以增強環境意識，提高對環境保護、治理環境的認識，還能初步掌握治理三廢的基本技能。綜合對比各版本教材，長江大學資源與環境專業近三年來以程發良，常慧主編的《環境保護基礎》作為主教材，吸收《環境保護概論》精華內容，同時注意實時更新學科最前沿信息。但課程教材只是幫助學生建立環境知識的框架，更多的環境科學知識的獲得則是來自對日常發生的環境問題的分析整理的過程。

二、更新教學內容

 

在課程講授過程中，教學內容以所選用教材為綱，在保留經典知識的同時兼顧環境保護的前沿技術與發展動向，不斷對相應內容進行更新和深化，每年授課內容至少有25%的更新，以拓寬學生的視野，更新學生的知識體系。作為資環專業的專業基礎課及農學植保專業的選修課，“環境科學概論”理論教學一般安排32學時，主要講授內容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講授總論，主要有緒論，包括環境和環境問題，環境科學研究的對象、任務、內容和分科、發生和發展以及和相鄰學科之間的關系、生態學基礎等;第二部分講環境污染與防治分論，主要有大氣環境污染與防治、水體環境污染與防治、土壤環境污染防治與土壤生態保護(簡)、物理性污染與環境保護、固體廢物與環境等內容;第三部分講授環境管理的有關內容，主要有環境質量評價、環境管理、環境法規等內容;第四部分講授全球環境問題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等內容。為了提高使用教材的教學效果，各章節開始講解之前，均會將本章節重難點提前告知學生，要求學生適當預習，課堂上提問以前所學相關知識，及時了解學生掌握情況;各章節結束后，針對當前熱門環境問題布置相關作業，指導學生如何將所學理論應用于實踐，并利用課間時間與學生展開討論。加強課前預習及課后作業，鞏固了教學成果，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為了促進學生自主性學習，課程提供了大量的擴充性資料。為學生們提供了可以從圖書館獲得的輔助書籍和期刊及網絡資源地址，調動學生的主動性，結合課程的重點難點，進行專題討論等互動性教學，使學生不僅學會知識，更學會解決問題的方法。

 

三、改進教學方法

 

在教學中，注重將“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思想貫穿于教學改革的實踐中，讓學生們參與到教與學的過程中，調動學生學習的主觀能動性，注重啟發式、引導式教學方法的應用和探索。利用多媒體等現代教育技術手段是達到教學目的的重要手段。把課程的講授內容做成形象直觀、教學容量大的教學課件，學生易于在共鳴中接受知識點，有助于學生對講授內容的理解和掌握，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科學地利用多媒體手段，并與傳統板書結合，通過適時板書、巧設提問，在課堂上注重教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師生與環境之間的多相互動，以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為出發點，鼓勵學生主動參與、反應和創造為主要目標，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的習慣。除了讓學生對環境科學有較全面的認識，掌握環境學基本知識和理論外，注重激發學生對環境專業課的學習興趣，在教學過程中采用案例教學方法，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積極主動參與到教學過程中，對案例提供的客觀事實問題，用所學的相關理論知識進行分析研究，教給他們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進而加深他們對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理解，與“填鴨式”學習相比，學生學習興趣大大增加。

 

四、優化考核評價體系

 

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提高了學生獲得知識的便利性，但知識比較零散、系統性很差，而且良莠不齊;另外這種便利性也可能導致學生懶得“死記硬背”，學習惰性更加嚴重。環境學概論中基本概念、專業術語較多，課程的成績評定應注重學生平時對具體環境問題的思考和參與，教師可通過學生出勤率、平時小測、小組作業成績、課堂討論、課程論文及綜合考試等環節更全面地評價學生的學習，讓學生在輕松又緊張、競爭又和諧的環境中培養起對生存環境的欣賞和熱愛。

 

《環境科學概論》是一門重要的環境教育基礎課，對學生環境意識的提高及后續環境系列課程的學習有重要的影響。授課教師應結合生活實踐合理安排教學內容，改革教學方法，更新教學手段，科學地考核學生的學習效果，切實提高教學質量，培養學生綜合運用課程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篇(5)

關鍵詞：生態史學 思想框架 研究思路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生態史（或稱環境史）[1]研究如新筍破土、蓬勃向上，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中國史學的一個嶄新分支——生態史學正在逐步建立之中。然而，應當如何建立和建立怎樣的中國生態史學？生態史學應當具有什么樣的思想框架？如何在史學體系中給予它以合理的學科定位？它與中國史學的其它分支、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地位的社會史研究是什么關系？對于這些問題，學者時或言之，專門系統的論述則未嘗見，故筆者草成本文，陳述幾點初步想法，期以拋磚引玉。

一、中國生態史學的本土淵源

從世界范圍來說，生態環境史研究大約興起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學者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專門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開始出現在題目上標注“生態環境”一詞的史學論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別是最近幾年來逐漸成為熱門課題，一些學者相繼呼吁建立中國環境史學，筆者甚為贊同，但更愿意稱之為“中國生態史學”。

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國外環境史學的影響，這一點毋須諱言。近三十余年來，歐美國家的環境史研究不斷發展，新論迭出，漸成熱門之學，并且有的外國學者還致力于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環境問題[2]，令國內學者聞風聳動。不過，根據筆者的觀察，直至今日，除臺灣學者之外，國內對西方環境史學的了解仍然很少，有關方面的理論方法尚處于初步引進的階段[3]。也就是說，迄今為止，國內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論和技術方法上并未受到歐美環境史學的顯著影響，而主要是依憑本國的學術基礎。換言之，由于“歐風美雨”的刺激，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較短時間里快速興起，以致最近若干年來標榜“環境史”或“生態史”的研究課題日益增多，但無論就問題意識還是就理論方法來說，它都具有不可否認的“本土性”[4]，可從上個世紀中國史學自身發展的脈絡中找出它的學術淵源和軌跡。只不過早先的相關研究是在不同學科中分頭進行的，顯得非常零散，也沒有明確打出“生態史”或者“環境史”的旗號。筆者以為：構建中國生態史學，固須積極引進和學習國外相關理論和方法，對國內學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績進行一番認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國生態史學方能建立在更加堅實的學術基礎之上，更好地結合本國實際開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鄲學步”之譏。為此，筆者先對大陸學者以往的相關研究作一個簡要的評述。

1.考古學和古生物學者的相關研究

在中國學術界，最早關注歷史生態環境的是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向以歷史早期的物質文化遺存為主要研究對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遺存時，除了關心人體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業場所等）之外，也注意動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殼等。出土動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殼，指示著遠古時代各地動植物種類的構成乃至整個生態系統的構造。上個世紀前期，當考古學家在殷墟遺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遺骨和古文字學家從甲骨文中發現“獲象”、“來象”之類的記載時，學者逐漸認識到這種動物曾在華北地區棲息，也很自然地想象當地古今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其它多種喜溫動植物遺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遺骸、水蕨孢子等）亦在華北各地不斷出土，學者做出了遠古中國氣候和動植物構成與現代迥然不同的判斷[5]。

上世紀末期以來，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受到社會的普遍關切，考古學者也深受震撼，在國外考古學的影響下，大陸和臺灣都有一批學者積極著手建立中國的環境（生態）考古學，試圖對遠古人類聚落的生態環境進行某種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區域的生態環境因素對遠古社會組織、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影響。與此同時，古生物學家也不再孤立地認識某些野生動植物，而是逐漸采用生態變遷的大視野，根據動物和植物考古資料，考察某個區域動植物區系和物種構成和特定動植物種類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及其原因。應該說，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所開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至少為我們長時段地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提供了豐富的和古今對比強烈的歷史信息。

2.歷史地理學和氣候史學者的相關研究

歷史地理學以自然和社會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為主要研究內容，致力于探討人地關系演變的過程和規律，與生態環境史研究有著天然的密切聯系。由于特殊的專業優勢，歷史地理學者具有令人贊嘆的廣闊思維空間，他們不僅注意到了歷史上的森林破壞、河湖變遷、沙漠擴張和一些珍稀野生動植物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也注意到了歷史上聚落、城市及經濟產業的分布與生態環境的關系。雖然他們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歷史地理學的，但前輩學者如史念海、譚其驤、侯仁之、文煥然、何業恒等人的不少論著實堪稱生態史研究的經典。

氣候史方面，早在民國時期，竺可楨就已注意到中國歷史上氣候的冷暖變遷問題。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礎上，發表了題為《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論文，對中國東部氣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動進行了系統論述，成為學者引用頻率最高的史學論文。繼他之后，有一批學者先后在這方面開展了系統的研究，出版了數量可觀的論著[5]。

從最近10多年的成果來看，歷史地理學者顯然不再滿足于考察和描繪某些自然和社會文化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而是日益關注自然現象與社會文化現象之間的彼此聯系，在人口與環境、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與環境、社會變動與氣候變遷、疾疫和災害與環境、民俗與環境等諸多方面，都進行了卓有成績的探討；一些研究其實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課題了[6]。假如它們仍然必須被稱為歷史地理學的話，那么只能說生態史學和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本來即有很大的重疊，兩者間的界線事實上非常模糊，幾乎無法斷然劃清。直到目前，我們所進行的許多生態史課題，往往是由歷史地理學者提出并率先開展研究的。如果說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主要是從歷史地理學中生長出來的，也不算言過其實。我們要想特別標立一種與歷史地理學相區別的生態史學，必須從學理上進行認真辨別，對兩者的理論方法和學術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農牧林業史學者的研究

農業、牧業和林業的本質，是充分利用各種自然條件如水、土、光、熱和物種資源，干預動植物的生命過程，促進那些經濟動物和經濟植物的再生產，獲得以衣食原料為主的各種產品。任何一個類型的農牧林業生產都不可能離開特定的生態環境，它們的歷史發展，與生態環境變遷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因此農牧林業史家比較早地關注到歷史生態環境問題，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我國農牧林業史家關注生態環境，大約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8]。在此之前，個別學者已發表過若干相關論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發表《古今華北的氣候與農事》[9]，根據古書記載概述華北氣候的變遷及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但并未形成一種群體性的學術傾向。20世紀80年代前后，東西方農業科學界都在反思“石油農業”和過量使用化肥、農藥對農業生態系統的危害，提倡所謂“有機農業”（后來又提出“生態農業”，再往后則是“可持續農業”；日本則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謂“自然農法”），不少中外農學家稱贊中國傳統農業技術方法的合理性和優越性，使中國農史學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開始論說傳統農作方式對維持生態平衡的積極作用，比如重視水土保持和積肥施肥、實行作物輪作間作套種、種植與飼養相結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對促進有機物質循環和保持農業生態平衡的作用和意義，試圖闡發傳統農學的現代價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桑基魚塘”、“蔗基魚塘”生態農業模式被賦予了典范意義。農田水利作為農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向來受到重視，有大量的論著發表，學者很早就關注農田水利建設對水資源調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對農業生態環境正反兩方面的影響。與考古學家和歷史地理學家相比，農牧林業史家對歷史生態問題的論說顯得更加專業，這一方面由于他們具備良好的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物學基礎，另一方面則由于他們一開始就注重對生態學（特別是農業生態學）理論方法的運用。

90年代以后，農牧林業史家的研究思路漸趨開闊，對于中國歷史上農牧林業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漸漸不再只是強調好的一面，而是開始反思傳統的農業資源開發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態惡果，例如關于黃土高原過度開墾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宋代以后長江中下游的圍湖造田和明清以來山區墾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等問題，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學者從農業史和經濟史入手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天人關系”，也取得了相當可喜的成績[10]。盡管農林牧業史學者的研究范圍大抵局限于對產業內部歷史問題的探討，但由于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國，直到上個世紀才開始走上工業化道路，此前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其實也主要表現在農牧林業生產方面，離開了這些方面的基礎研究，想要真正認清中國生態環境變遷的歷史，殆無可能。事實上，自譚其驤、史念海以來，歷史地理學家探討中國古代生態環境問題，亦主要從農、林、牧業入手。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與生態環境史有關的學術研究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前期，并且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為進一步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我們著手建立中國生態史學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學術資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構成中國生態史學。首先，以往相關探討大抵只是考古學、古生物學、歷史地理學和農牧林業史等學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統繪制中國歷史生態環境圖像為學術指歸。研究者對生態歷史問題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專業，并沒有凸現出全面認識中國歷史生態環境、最終對之進行某種程度的系統重建的意向，更沒有從開始生態環境出發對社會歷史運動進行系統解釋的努力，這就造成相關研究與主流史學之間存在相當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學著述所吸收；其次，盡管以往已經探討了許多重要論題，在研究思路和技術方法上也作了諸多有益的探索，為中國生態史學的建立準備了一些重要的構件。但是，這些論題、思路和技術方法顯得相當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間互不關聯，尚不足以構成學術界域分明、結構層次清晰并具有內在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生態史學框架；其三，由于“自然”與“社會”二元分立的思想觀念根深蒂固，以往對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著不容回避的嚴重偏差：人們普遍將它視為社會歷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傳統史學一向重人事、輕自然，對自然的歷史用力甚少，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幾乎是一片空白，生態環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補，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矯枉未免過正，早先的生態環境史研究明顯偏重對自然層面的考察，社會層面的問題則被嚴重忽視了，從而造成了新的偏頗，以致許多人以為生態環境史的研究目標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環境之變；其四、與以上幾個方面相聯系，盡管越來越多的學者逐漸認識到了開展環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實際介入這一領域者亦已不可謂少，但極少有人對這一新研究進行學理上的論說。迄今為止，國內的生態環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體問題的探研，附屬在不同的相關學科之下，如果上升到“專門之學”這個層次加以考量，則仍存在著嚴重的學科理論缺失。正因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態環境史研究只不過是探討一些邊邊角角的歷史問題，算不上什么專門的學問，至多只能充當歷史著述的“緣飾”和“花邊”，難登史學的大雅之堂。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1] “生態史”又稱“環境史”，中外學者都往往混用，但“環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個人認為：這一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應是生態學，因此更愿采用“生態史”一詞。另外，“環境史”仍有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人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中，兩者是一個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協同演變的整體，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應被視為地球生態大系統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亞著名中國經濟史和環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開始了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對洱海、巢湖、杭州灣、近代結核病與環境等問題的專門研究。伊氏曾與臺灣學者劉翠溶合作主編會議論文集——《積漸所止：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上、下冊），由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與中文版所收論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卻：中國環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為題，對中國環境史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系統論述。

[3] 近年來，一些研究外國史的學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國榮等做了不少這方面的譯介工作，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學術信息，令人欽佩。

[4] 筆者這里使用“本土性”一詞意在說明：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導源于近30年來在國外興起的環境史學，而是基于本國學者在相關領域的前期研究。請切勿作過分寬泛的理解。

[5] 例如關于遠古動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發表了題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的長文[1]（pp.51~71)，根據殷墟出土甲骨卜辭中“獲象”、“來象”之文，參以其它文獻記載和出土實物，對商代河南產象及象之南遷事實進行了論述。其后，德日進、楊鐘健、劉東生等人又先后，對殷墟出土哺乳動物群進行了系統研究[2][3]。這些均可視為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先聲。

[6] 例如青年歷史地理學者王建革關于華北平原和內蒙古草原生態、經濟與社會史研究的系列論文，其實更多地采用了生態學而非歷史地理學的理論方法，與傳統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大異其趣，可為顯著的例證。

[7] 關于環境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的關系，同行學者時有議論，但對兩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見。個人認為：環境史（生態史）的理論基礎是生態學，它的主要著眼點是“生命系統”，重在考察生物（特別是人類）與環境、生物與生物之間的歷史關系；歷史地理學雖然一向強調人地關系，但其理論基礎是地理學，主要著眼點是“空間構造”和“空間運動”。因此，歷史地理學并不能包辦環境史學的研究工作。

[8]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農史》、《農史研究》和《農業考古》等幾家農業史刊物，均陸續刊載有題目上出現“生態”一詞的論文。在同一時期的農業史著作中，更時常見有“生態農業”、“生態平衡”、“生態破壞”等詞句，有關論述也不斷增多。

[9] 該文收入氏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10]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農業史研究中，“風土”和天、地、人“三才”觀一直是學者關注的重要課題，先后有不少論著發表。1999年12月，中國農業歷史學會、中國經濟史學會古代史分會和《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聯合召開了“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 學術討論會，分別從天人哲學、農林牧業生產實踐、資源保護等多方面探討人類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會議論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結集為《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由中國農業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中國生態史學

誠然，從不同學科出發考察歷史生態環境的具體問題，是非常有意義、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關研究必須加以有機整合。若欲改變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開展全面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以獲得對環境歷史變遷的貫通認識，并由此取得對社會歷史的更加透徹的理解，就必須建立一種專門之學——生態史學，使之成為中國史學中的一個獨立分支學科。

毫無疑問，生態環境史研究要想提升為一個專門獨立的史學分支，必須具備獨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論方法。然而，完成生態史學框架體系的構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學者已就“什么是環境史”、“環境史主要研究什么”這些基本問題討論了數十年，并提出了多種定義和構想，但各家的意見并不是很一致的；國內雖也有個別學者提出了一些設想[1]，但事實上還沒有人真正著手進行這方面的努力。在此，筆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點粗淺見解。

我們認為：生態史學作為一個新的史學分支，其新穎和獨特之處，不僅僅在于它的研究對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論和方法，首先（應當）體現在它將現代生態學理論方法應用于歷史研究，以生態學以及它的分支學科——人類生態學（生態人類學）、人口生態學、社會生態學和文化生態學等，作為觀察和解釋歷史的思想導引和分析工具。簡要地說，生態史學是運用生態學理論方法來處理史料、解釋歷史現象和歷史運動（既包括自然現象和自然運動，也包括社會現象和社會運動）的一種新史學。它的基本學術指向是采用廣泛聯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饋和協同演化的生態系統思想，陳述和剖析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互動變遷的歷史經驗事實，并就如何協調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與一般的歷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的觀察視野不局限于社會和人事，而是將目光較多地投向人類的生物屬性和與人類社會活動發生過種種聯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現象；但生態史學又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實上只著眼于自然界（特別是地球生物圈）中與人類活動發生過關聯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說，生態史學的學科特點表現在研究對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態與社會文化的中間界面開展學術探討，對于這個中間界面，我們或許可以借用“天人之際”一詞加以概括。[2]在生態史學者看來，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乃是一個彼此影響、互動作用、協同演變的統一整體，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彼此施加于對方的歷史作用，人們對這種彼此作用的認識和反應，以及這些認識和反應的道德、價值、符號、組織、制度和各種行為體現，都是生態史研究者理應探討的內容。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面貌和變遷過程，固然是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但考察生態環境及其變遷作用下的社會文化運動亦應作為它的基本任務之一，而正確認識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和過程，則是這一新興學科的最高追求[3]。

很顯然，生態史學雖然看起來應當集中考察歷史“自然”問題（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錯覺，也是一種矯枉過正的結果），事實上卻堅決反對將社會和文化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不過，生態史學者之關注社會和文化，與一般歷史學者關注社會和文化相比，在視角上有較大區別——生態史學強調人類的生物屬性，以及社會現象與環境因素的歷史關聯，文化則被視為人類這種特殊生物同周遭環境（在這里，“環境”既包括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體系。也許可以不甚恰當地說，生態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將人類還原為一種動物——同其它動物一樣需要空氣、食物、水和各種其它資源，人類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維持體系和社會組織形式等等，同樣深受特定生態條件的影響和制約。所不同的是，人類具有創造、學習和傳承文化的能力，在應對環境的過程中，構建了復雜的工具、技術、組織、規范、價值觀念和意義象征體系，而一般動物只是渾渾噩噩的寄居者；人類依靠其所創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動物只是憑著本能而已。

在生態史學看來：人類的任何一種社會歷史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空間中進行的，離不開特定的環境條件，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種種生態因素的影響，如將生態環境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就難以全面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體（而非抽象）、實證（而非玄學化）地考察生態環境因素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影響，理應成為歷史學的一項重要任務。

與一般歷史學相比，生態史學不但有其特定的觀察視野和理論方法，而且具有獨特的社會歷史觀。它特別強調：無論文明怎樣發達、社會如何進步，人類始終都是動物界中的一員，人類的歷史始終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統流轉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種因生態環境的區域差異和時代變遷不斷發生變化一樣，人類社會和文化亦因所處環境的地域和時代不同而千差萬別。因此，社會和文化的許多歷史變異和差別，不但需從其自身的發生、演化過程中尋找答案，而且應從其所處的生態環境中求索根源。生態史學將告訴我們：在不同的時代和區域，社會文化如何受到各種生態環境因素的影響，并且在這些影響之下不斷發展演變？

另一方面，與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雖然重視考察各種歷史自然現象，但時空界域圈定在人類誕生以來、與人類活動發生了關聯的那些部分。而在這一時空界域內的生態環境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人類的各種活動及其方式和結果，都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影響因子和表現。隨著人類實踐能力的不斷增強，人類活動在生態變遷中所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生態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標，就是要弄清生態環境在歷史上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人類在其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從一定的意義上說，它事實上想要搞清楚：由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斷發生改變的？這些改變又如何對社會產生反饋作用，影響人類的繼續生存和發展？

要之，在生態史學的思想框架中，環境是有人類的環境，人類活動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促發和推動因素；社會是一定生態條件下的社會，許多生態因素都是社會歷史運動的重要參與要素——從總體上說，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是地球生態大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在具體研究實踐中，我們既可側重探討人類活動影響下的環境變遷，亦可側重考察環境影響下的社會文化發展——這兩個側重構成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學術指向，但兩者事實上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如果割裂了兩者之間的聯系，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史學。

根據以上想法，我們對自己所設想的中國生態史學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幾點歸納：

一、生態史學作為一種新史學，并非刻意拋棄傳統的史學理論、方法和命題，而是要在歷史觀察中引入生態學的理論方法，強化對生態環境與人類活動相互關系的歷史探討；

二、生態史學擯棄“人類中心主義”，人類及其社會和文化的歷史被視為地球大生態系統演變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也不是簡單地主張“生態中心主義”，雖然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對生態環境的歷史進行系統描述和某種程度的“重建”，但人類活動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關鍵的位置。因此，生態史學的歷史觀既非“文化決定論”，亦非“環境決定論”，而是“人類——環境互動論”；

三、生態史學從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的中間界面尋找和選擇論題，它的基本內容（根據側重點不同）包括兩大方面：一是歷史時期的生態環境面貌及其在人為作用下所發生的種種變遷；二是在人類（社會文化）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生態環境及其諸要素所發揮的重要影響和作用[4]；

四、生態史學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探索人類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系統地描繪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和協同變遷的歷史圖式。

顯而易見，生態史學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僅僅是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也不僅僅是自然現象和環境因素，并且也不是兩者的簡單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會兩大領域眾多現象和因素之間的有機、互動的歷史關系與過程。

毫無疑問，開展生態史學研究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備復雜、綜合和廣泛聯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備廣博的知識——最好兼受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方面的訓練，并且需要具備超越于兩個學科領域之上的進行綜合、整體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學科劃分和教學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國學者在知識結構和思維訓練上都存在不可忽視的缺陷和不足。正因為如此，盡管目前生態環境史研究越來越熱門，已經觸及了非常廣泛的問題，但就所見的成果來看，多數論著的學術水平并不很高，總體上說，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國生態環境歷史學術討論會”的會議論文[5]。我們注意到：一般歷史學者的相關論著中時或出現一些常識性的錯誤，而由具備不同自然科學背景的學者所進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專業領域，彼此之間缺少必要的聯結和貫通，未能有機地整合起來形成系統的歷史認識。要想很好地開展這一研究，不僅需要有豐富的知識貯備、系統的理論方法訓練，而且要求不同專業領域的學者密切交流、通力協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一文（載《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視的設想。

[2] 之所以特別指出“借用”，是因為筆者并不認為“天人之際”的歷史含義并非今天所說的“人類與自然之間”。一些學者將“天”理解為“自然”，將“天人之際”、“天人合一”解釋為“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統一”是很不恰當的。但從歷史文獻中，我們一時還找不到一個更簡約的詞匯來表達這種關系，只好暫且借用。

[3]景愛《環境史：定義、內容與方法》[6]一文認為：環境史是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史，研究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歷史過程。顯然，在景先生看來，環境史所關注的“環境”并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而是與人類發生了關系的自然環境。在這一點上，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不過，雖然他所主張的環境史研究強調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但觀察的重點仍在于“環境”，而筆者所主張的生態史學是從生態學立場出發的，更強調人類與環境的整體性和統一性，不僅為了理解環境的歷史，同時更是為了理解人類和社會的歷史。

[4]景愛認為環境史研究應主要圍繞三個方面進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環境的初始狀態；第二要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第三，要研究探索人類開發利用自然的新途徑[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學者觀點的基礎上，將環境史研究分為四個層次：一是探討自然生態系統的歷史，二是探討社會經濟領域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個社會和國家的環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關于人類的環境意識，即人類概述周圍的世界及其自然資源的思想史[7]（pp.10~11）。盡管他們都強調人類與環境的相互影響，但基本學術指向仍是理解“環境”，仍不能包容我們所設想的生態史學。

[5] 這次會議的絕大多數論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劉翠溶主編論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導論》之外，設立了《比較的觀點》、《對自然環境的詮解》、《人類的聚落》、《邊疆地區》、《水文與水利》、《氣候》、《疾病》、《環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態》、《環境的形象-文學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環境與近代經濟發展-臺灣和日本》等欄目，一些論文視角之新穎、論說之深入十分值得贊嘆。 三、中國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理路

如上所言，我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視為統一的整體，致力于探索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際”的歷史問題。這就決定了它既不能像傳統史學那樣只重視歷史上的社會和人事，曾被嚴重忽視的自然歷史變動將被當作重點突破的對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關研究那樣只對自然層面的問題情有獨鐘，眾多的社會歷史問題同樣需要認真加以考察，傳統史學所探討的諸多重要問題，仍將成為生態史學的重要論題，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變換了論說的角度。換句話說，生態史學研究的對象，既包括自然歷史現象和問題，也包括社會現象和問題，橫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是一種典型的交叉學科。

與多數成熟的史學分支相比，生態史學具有顯著的“邊緣學科”性質。然而，在這里，“邊緣”意指它的思想空間是在多個多科領域的聯結和交匯部分，而不是說它應該被定位在歷史學科的邊緣位置——盡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尷尬地被視為一種邊角的學問。事實上，只要稍微回顧一下學術史，我們不難發現：一種學術究竟屬于“主流”還是“邊緣”，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決于相關成果的積累，更取決于不同時期的學術興奮點——而學術的興奮點總是與人類社會的現實問題密切關聯。隨著歷史條件和社會情境的改變，曾經的主流學術可能被邊緣化，邊緣學術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為顯學。筆者大膽預測：生態環境史研究將逐漸登上中國史學的大堂正殿[1]。

當然，這仍需生態環境史學者做出持續不斷的努力，開展更扎實系統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還必須努力改變研究理路，具體來說，需要更多地關注人與社會的歷史，從生態史學的立場出發切入主流史學所長期關注的那些相關歷史命題，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學、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地位的社會史研究靠攏。這不僅僅是一種爭取學術地位的“技巧”，同時也是推進社會歷史認識的需要——觀察社會歷史運動和解釋社會歷史現象，原本即是生態史學的“應有之義”，只是路徑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顧過去一個時期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的發展，我們不難注意到：不論從學術動機還是從實際研究情況來看，兩者之間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來，情況才發生了可喜的變化：這兩種分途發展的學術研究逐漸出現了互相交融、彼此會通的趨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和努力推進的學術走向，向來重人事、輕自然和將自然與社會相分離的史學傳統，將可能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應該說，互相溝通和彼此聯結乃是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不斷深入而產生的共同學術訴求。

試細言之。

按照先前的觀念，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目標是認識自然環境、而非社會文化的歷史。如前所述，中國學者早先的相關研究，正集中于歷史上的氣候、森林、野生動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變遷和農業生態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學背景，如氣象學、地理學、農（牧、林）學、文水（水利）學等等[2]。歐美早期的生態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國的生態環境史研究，雖然早期的研究已多與環保、邊疆和拓殖的歷史相聯系，但重點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這一領域的權威雜志——《環境史》是由美國環境史學會與森林史學會合辦的。但是，隨著相關研究不斷深入，學者日益意識到：生態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至少自農業時代以來，生態環境的諸多變遷與種種人為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無視人類活動的影響，就無法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變化。正因為如此，最近一個時期以來，關于生態環境的歷史著述愈來愈重視社會性因素的影響和作用。美國“進入90年代以后，環境史與社會史合流成為一種趨勢，性別、種族都被納入環境史的研究內容。”[4]歐洲的環境史研究視野也在不斷擴展，從歐洲環境史學會網所刊1976-2004年間的相關論著目錄看，雖然近年的論著從數量上說仍以討論氣候、水源、森林、景觀、污染、災害疾病等問題者居多，但經濟、社會和文化與環境的歷史關系愈來愈受到重視[5]。在我國，關于近一萬年來（農業起源以來）生態環境變遷是否主要由于人類活動所致，學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態破壞的社會原因日益受到重點關注卻是無可爭議的事實，譚其驤、史念海等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其實已經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開創性研究[6]。

社會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類群體（即社會）發展的既往經歷，理所當然應以解釋社會歷史現象為鵠的。然而，單純從社會來解釋社會、或者僅將生態環境視為社會發展的“背景”，顯然無法對眾多社會歷史現象做出圓融的解釋[7]。從年鑒學派開始，法國的社會史家逐漸不再只是在理論上承認環境對社會的影響，而是將生態環境視為影響社會歷史進程的結構性要素，通過實證研究探索其影響的具體機制，成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視角，并對歐美社會史、文化史和經濟史研究的發展發揮了重要引導作用。最近若干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者特別是地域社會史、災害疾病社會史和社會生活史研究者，也開始將生態環境作為能動因素納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圍[8]；在經濟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現了同樣的學術趨向。

雖然國內迄今仍無人對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相互結合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作專門系統的探討，但在我們看來，這兩個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領域發生關聯，互相對話、借取和觀照，走向匯流融通，卻是一種必然的學術發展走向和趨勢。這既是兩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徑，更是生態史學研究應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學的立場，人們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生態史研究對于認識中國歷史究竟有何意義？最容易得到認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認識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這樣的回答自然并沒有錯，但從生態史學的立場來看，則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頗的。這是因為，在生態史學觀念中，生態環境不僅是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動參與因素。對生態史研究進行合理的學術定位并與社會史研究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完全可能為深化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更多貢獻，而不僅僅是為演繹社會歷史戲劇鋪設一個“自然的布景”。

筆者曾經指出：生態史與社會史研究互相滲透和結合，可能導致新的學科交叉，根據側重點不同，形成兩個學術分支：一是生態社會史，二是社會生態史[8]。前者的目標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但與某些生態史研究相比，它特別強調并具體論證生態變遷過程中人類活動和社會（及其文化）因素的影響；后者則試圖采用生態學理論來研究歷史上的社會，強調自然環境因素的能動作用和影響，以期更好地認識人類社會及其發展演變，目的在于理解社會的歷史運動。簡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類活動作用下的生態環境的歷史，后者則是研究生態環境參與下的人類社會的歷史。

為了進一步闡明我們的想法，且將自人類誕生以來的歷史不恰當地濃縮為一個童話式的簡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叢林，林中有一個小村，村里居住著幾戶人家。村民們世世代代在這里勞作和生息……。”生態社會史家主要講述這片叢林的故事，談論這片叢林曾經有多大，生長過哪些樹木，棲息過哪些動物？進一步，會談論這片叢林逐步縮小、或至消失的歷史過程及其社會原因，如由于村莊的人口不斷增長，需要開墾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樹木因此不斷遭到砍伐，叢林面積逐漸縮小，原先棲息在這片叢林中的許多動物，也因無處藏匿和覓食逐漸逃逸、終至絕跡……等等；社會生態史家則主要講述這個村莊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這幾戶人家所組成的社會的歷史，談論諸如村落社會結構、經濟狀況、生活習慣、婚姻風俗、文化娛樂、生老病死……等等問題。如果想把故事說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進一步談論叢林和叢林中其它物種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村民的謀生方式、利益分配、權力結構、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娛樂活動，乃至信息交流、觀念情感等各個方面曾經發揮過的作用和影響。很顯然，由于歷史關注的側重點不同，可能分別做出不同的歷史敘述。而歷史的真實情況是，叢林與村莊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彼此互為變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變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發生改變的能動因素。

側重“自然”一面的生態社會史研究，基于這樣一個預設：人類活動、特別是經濟活動，至少從農業時代以來就是生態變遷的主因之一。因此，有關研究雖然著眼于生態環境變遷，但強調人類活動的影響，對生態變遷的討論不是從生態環境到生態環境，而是將人口、技術、生產與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乃至意識形態等等社會性因素，與水、土、光、熱、生物、礦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視為參與物質循環、能量流動、信息傳遞乃至整個生態系統演變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況下，甚至視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歷史變量。沿著這種思路所展開的生態史研究，實際上差不多是考察人類改變生態環境的歷史。

社會生態史研究，則將人類社會視為地球生物圈內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它一方面承認人類與其它動物相比具有極為特殊的智能，即創造、傳播、積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認由于這種能力，人類社會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另一方面，它同時認為：人類必須服從生態規律的最終支配，社會發展變遷的歷史過程，從根本上說，乃是人類不斷調整與生態環境關系(包括經過自己改造的生態環境)的過程——技術體系的進步、生業方式的改變、社會組織的變遷，乃至風俗習慣和思想觀念的嬗變，都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社會對生態變遷的適應性調整，或者間接地跟從于這些調整；經濟類型、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風貌等等許多方面的地域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態環境差異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同樣導致上述方面發生種種改變。正由于人類社會在地球生態大系統中與周圍環境存在著廣泛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因此人類社會的歷史，也就存在著采用生態學理論方法加以認識的可能性。

社會生態史的主要研究對象，仍然是歷史上形形的社會現象、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和流轉不息的生命運動。但與一般的社會史研究相比，它更側重探討社會現象的生物性質和自然基礎，致力于尋找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社會因子與生態因子之間的歷史聯系。在這里，紛繁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諸如衣、食、住、行、生產、消費、婚姻、生育、疾病、死亡、遷徙、社交、娛樂、戰爭等等，以及因之所產生的技術、組織、結構、制度、規范、習俗、思想意識，就不單純地被理解為“社會的”或者“文化的”，同時還被理解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態”影響下產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態環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應只是被理解為社會的單元或聚落，同時還是大小不同的生態單位或系統，可以采用生態學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會生態史學者承認文化因素的生衍變異和社會系統的發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內在邏輯，但卻不認為它們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閉、自限和自我決定的過程，而是與生態環境及其眾多因素彼此影響、協同演進的過程。

這樣一來，生態史學研究就有了兩個側重點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態社會史和社會生態史研究。如果選取前者，即使在具體實踐中十分強調人類社會活動的影響作用，也仍然屬于社會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它的學術目標是系統地描繪生態環境及其變遷的歷史圖像，當然客觀上也可為講述人類社會的歷史故事增添一個“布景”和“底圖”；如果選取后一種理路，則不僅是生態史學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視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的思想框架。這種新的思想框架，將社會及其所處的環境視作一個有機、統一和整體的生命系統納入考察范圍，不僅考慮各種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將各種生態因素視為重要的參與變量，從而呈顯出一種新的社會歷史觀，我們姑且稱之為“社會（文化）——生態史觀”。一旦采用了這種新的框架，史家對“叢林中的村落社會”的觀察，既可能提出許多新的問題，對一些老問題的認識也可能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而不僅僅是在敘述故事時簡單地添加一些在過去看來無關緊要的內容。生態史家有信心為社會歷史觀察提供新的視角、問題意識、解釋途徑乃至新的歷史觀念，并對推進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獨特的貢獻。

從生態史學的視角來觀察社會歷史可能會提出哪些新的論題，現在還難以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會提出并討論許多從前不曾思考的歷史問題；以往曾經探討的不少論題，包括一些長期爭辯的重大問題，亦完全可以、而且應當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釋。事實上，已經有些學者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比如關于歷史上中國南北文明進程的差異、胡漢民族的沖突與融合、周期性的社會動蕩、經濟重心的轉移、水利與專制政體的關系[9]等等，已陸續出現了一些結合生態環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論。還有不少重大問題，例如中國“封建社會”何以長期延續、何以歷史上漢文化不斷成功地向南擴張卻難以向長城以北推進？……等等，亦都可從人類——環境的互動關系和過程中重新求索。微觀層面上的許多歷史問題，同樣可以采用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當我們全面考察某個地域社會的歷史時，決不能置當地的山川形勢、氣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別是經濟動、植物）構成乃至礦產資源于不顧，因為當地社會在生產模式、飲食結構、服飾式樣、居處方式、交通設施、疾病、災害以及娛樂、信仰、知識等眾多方面所呈現出來的地方特色，都毫無疑問是根植于其獨特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舉例來說，一個地方的水資源環境，必然要影響當地的生產結構和生活習慣，迫使人們圍繞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災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組織、制度和秩序，甚至進一步影響到當地民眾的心態，形成某些特殊巫術、禁忌和神靈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態環境因素對社會文化發展的能動作用，許多宏觀和微觀層面的歷史現象都將無法得到合理圓融的解釋。

當然，筆者也曾指出：采用社會生態史的框架來認識社會，只是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特殊途徑，不能期望所有問題都能由此得到圓滿的回答。這是因為，社會生態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會史研究，有些社會歷史問題并不在它的觀察范圍；更重要的是，現代生態學畢竟導源于生物學，而人類不僅具有生物屬性，同時還具有文化屬性（特別強調一點：文化具有自我演繹性），擁有復雜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類畢竟不同于其它動物，人類社會系統與其它生命系統的差距很大，其系統結構、系統功能與運行機制的復雜性遠遠超過其它任何生命系統，在觀察社會歷史問題方面，現有生態學理論方法的解釋力仍然有所不足，對于現代生態學概念、術語和技術方法在社會歷史研究中的適用程度，不能期望過高，更不能簡單機械地套用，而應在認真披揀、選擇和改造其適用部分的基礎上，努力構建符合中國歷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論方法體系[8]。如果將人類社會簡單類同于一般動物系統，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所得出的結論將可能是十分荒謬可笑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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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日進、楊鐘健.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J].北京:中國古生物志(丙種第12號第1期)，1936.

[3]楊鐘健、劉東生.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J].北京:中國考古學報(中國科學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三第4冊)，1949.

[4]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J].北京: 考古學報，1972，(1).

[5]葛劍雄、華林甫.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回顧與展望[J].北京:歷史研究，2002，(3).

[6]景愛.環境史：定義、內容與方法[J].開封:史學月刊，2004，(3).

[7]梅雪芹.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王利華.社會生態史——一個新的研究框架[J].天津:社會史研究通訊（內部交流刊），2000，(3).

[1] 這一點可由《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中國史研究》、《史學月刊》、《歷史地理》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等權威學術期刊頻繁刊載有關方面的學術論文可以看出。

[2] 關于過去一個時期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發展情況，張國旺:《近年來中國環境史研究綜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03年第6期）、佳宏偉:《近十年來生態環境變遷史研究綜述》（載《史學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別作了較系統的回顧；王子今:《中國生態史學的進步及其意義——以秦漢生態史研究為中心的考察》（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線索，可參閱。

[3]關于西方環境史學的發展，曾華壁《論環境史研究的源起、意義與迷思：以美國的論著為例之探討》（臺灣《臺大歷史學報》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及《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紀晚期的環境史及其學術意義》（收入氏著《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別有所介紹，可參閱。

[4]高國榮《美國環境史學研究綜述》（“中華文史網”2004年9月22日刊發）。對于這一轉變，包茂宏《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載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茲據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專門的論述。

[5] 由于筆者不懂英語以外的其它西方語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據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網“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讀者若欲了解詳細，請登錄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長水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隋唐時期重要的自然環境的變遷及其與人為作用的關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為經典之作。

[7]盡管中國史家早就注意到自然對人事具有重要歷史影響（例如司馬遷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視為史家的基本任務，至少隱含了關注自然環境影響社會人事的思想傾向），近代以來中外史學家都曾就“環境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展開過熱烈討論，但自然環境（中國古人多稱“風土”）在傳統史學中曾長期被視為一種恒久不變的客觀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玄學化”了，“究天人之際”并未真正付諸實證性的學術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