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06:08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新聞傳播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1982年開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訪華帶來的研究熱潮,新聞傳播學科快速發展起來,召開全國性的傳播學研討會,大眾傳播研究占據傳播學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運用。陳力丹1986年在《新聞理論研究的現狀及歷史的探討》中總結1979年來,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發展中的40個研究話題時,有13個話題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應用。1987年,《新聞學論集》第11輯發表祝建華的文章《傳播學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學來源》,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國新聞傳播學范圍內較早的、鮮明的以“科學方法論”為論證對象的文章。逐漸的,在傳播學界,量化研究不再飽受質疑,而是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運用起來。同時,也不僅僅局限于頻率統計一類較為基礎的數學和統計學手段,更多樣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學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聞學刊》上刊登了《新聞價值及其數學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數學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構建新聞價值這一因變量與讀者需求、信息量這兩個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在這之后,在新聞傳播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的應用逐漸多了起來。如《新聞學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穎的文章《深度報道——黨報報道結構的再次調整》,運用了模糊數學中的“隸屬度”概念。在這一時期,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人員的眼界開闊了,研究也邁向了新的、更高的臺階。上世紀90年代中末期,傳播學量化研究趨于多樣化和多元化的發展態勢。這其中,也不乏優秀的研究調查,如柯惠新、陳崇山、喻國明等人進行的亞運宣傳效果調查研究。在研究中,不僅對數據進行了頻率統計處理,更對數據間的相關系數、顯著性進行了考量。通過路徑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的方式處理數據,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斷式的研究方式可能產生的誤差,以科學的方法對受眾態度成因進行測度。這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是比較新穎的研究方式。在這一階段中,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課題更加豐富和廣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論的引用和單純借鑒上。原創性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比較少。如張瑩、申凡等對1994年至2003年10年間《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上發表的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統計,發現在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數量很少,依賴性較強,創造性不足。
二、高速發展時期
邁入新世紀的新聞傳播學本身,迎來了自學科引入國內后最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依據王海龍,沈翠婷的《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量化分析》對我國2000—2009年間,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統計顯示:這10年間,新聞傳播學科立項數量增長幅度達到了驚人的331%。在這一形勢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聞傳播學中的運用也變得更加的普遍和廣泛。2004年,有學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對于四種報紙的閱讀情況考察為基礎,考察了受眾對于議程設置的敏感程度。這是一次將統計學中顯著性水平測定在新聞傳播領域中的成功運用。譚天對2007—2009年間,刊載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這三本核心期刊上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最終得出結論,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論文數占實證研究總論文數的比例分別達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現出單調遞增的趨勢。說明量化研究,在新聞傳播中越來越受到大多數研究學者們的青睞和信任。
三、展望與未來
其實,早在20世紀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會調查和統計的思想就已經傳入我國。隨著這么多年社會學科和新聞傳播學自身的發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經得到了研究者們的普遍認同。
1、統計方法應用多樣化
對數字處理更加精確隨著量化研究方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統計學和數學方法被引入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張少臣等對上海五所高校學生對于政府信任度進行調查,對調查數據進行多元回歸方程分析和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媒介接觸習慣和媒介評價作為重要變量,出現在最后的結構方程中。尤薇佳等對受眾在面對突發狀況時如何選擇媒介和對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從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關聯度和個人信任傾向五個維度出發,進行路徑分析,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有效通過對于外部媒介接觸條件的測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這一隱變量是如何隨著媒介渠道選擇變化而變化。對于突發事件者如何選擇媒介通道和優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較好的建議。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歸(PLS),研究的焦點是多因變量對多因變量回歸建模,能在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條件下進行建模,更易于辨識系統信息與噪聲,對因變量也有較強的解釋能力。
2、量化與質化研究之爭仍未平息
《非常靜距離》是安徽衛視的一檔娛樂訪談節目,每天23點首播,每期節目主要是邀請各類領域的明星來接受主持人近距離訪問,是一檔具有李靜個人鮮明特色的深度訪談節目,下面我們以《非常靜距離》為例,來分析接受美學在電視節目中的應用。
(一)節目選材貼近受眾
首先,在嘉賓選擇上,《非常靜距離》中每期的嘉賓有影視的、體育的、話題的,還有歌唱界的;在年齡上,更是參差不齊,有老一代的前輩,又有最新的小童星;在節目訪談中,主持人采訪的嘉賓大多是時下很出名的明星,該節目在這個時間段播放節目也會得到一呼百應的效果。其次,在節目形態上,先是對嘉賓進行短片介紹,或有配以DJ形式來引出嘉賓,這種新穎的形式在中國內地的訪談節目中是獨有的,可在第一時間抓住受眾眼球,而且DJ形式又是吸引年輕人的制勝法寶,從一亮相,節目給人的感覺便是輕松愉快的,也正與主持人李靜的風格趨于一致。與此同時,主持人在訪談中的問題大多是廣大受眾所關心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主持人擔當的角色可以說是廣大受眾的代言人,因此毋庸置疑會得到廣大受眾的認可和響應。
(二)詼諧幽默的節目語言
在今天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里,人們天天為柴米油鹽、家長里短奔跑,在閑暇時間,人們希望在電視上看一些輕松、幽默的話題,《非常靜距離》正是抓住了受眾這一心理。例如,在2013-03-06《王珞丹在質疑中成長》這期節目中,當王珞丹的恩師霍老師被邀請到現場后,李靜向霍老師問道“:剛才王珞丹說您把她比喻成一張白紙,所以我特別想問一下,當時您是如何擁有慧眼就看上這史上最黑的——王珞丹了呢?”現場笑聲一片。另外在2012-03-12《林心如格格變皇妃》中,林心如說自己喝醉酒后愛親人,李靜說到“:親人好,別咬人就行啊!”諸如此類的話語,李靜用一般老百姓耳熟能詳的普通語言來進行提問、講述,大大地迎合了受眾的需求。
(三)注重觀眾的參與和互動
在節目采訪過程中,主持人李靜會通過微博、微信好友的留言或問題,通過篩選后對嘉賓進行現場提問,這樣不僅讓嘉賓感到有更多的人在關注自己,也會讓網友對自己的言行產生一種認同感。除了網絡互動外,該節目還注重對嘉賓的現場互動。例如,讓現場嘉賓下臺與觀眾互動,觀眾上臺表演。此外,在每期節目結束后主持人還會再次強調網友的互動和參與,并通過抽獎、送禮的方式來提高受眾積極性。不管是現場的還是網絡上的,《非常靜距離》都是力求最大程度地與受眾交流。盡量避免主持人和嘉賓的封閉交流。一切節目的關注點都在受眾身上,這也是接受美學所倡導的。
二、接受美學對傳播學研究發展的啟示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簡而言之,以手機為載體進行信息傳播的工具即為手機媒體。手機媒體需要以手機作為信息以及接受的終端,其平臺就是手機上網,能在這一平臺上進行各種以音頻、文字以及視頻等形式的內容傳播移動傳播媒介。手機媒體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其廣義的手機媒體涉及到以往的手機短信、手機廣播以及手機報紙,同時也包括了手機新聞客戶端、手機視頻、手機新聞網頁以及社交媒體等各種形式。在通訊技術以及計算機技術不斷發展和普及的當今時代,手機其實就是一臺具有通訊功能的迷你電腦,同時也是網絡媒體的延伸。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4G等新技術受到了廣泛的應用,手機娛樂游戲、新聞傳播、信息服務以及移動虛擬社區等各種附加功能會逐漸增加。可以通過手機閱讀書籍、收看電視等,手機就是一張隱形大網,能將眾媒體進行整合。
2 手機媒體的特點
1)手機媒體具有較強的移動性和即時傳播性。手機在當下是非常普及的生活日用品,甚至有影子媒體之稱,形容手機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并機不離身。另外,手機也能將時間以及空間限制打破,極大縮短新聞的時間差,打破新聞時空性,新聞媒體報道更快、更新的新目標正在實現。
2)手機媒體的個性化傳播和接受模式。因為終端存在固有接收方式的限制,傳統媒體要完全實現個性化定制,尚且存在一定的困難,但是手機媒體就能實現傳播分眾模式。在大數據基礎之上,手機媒體能對用戶以及信息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和分類,使受眾能接收到自己想要知道,或者喜歡知道的媒體信息。
3)手機媒體的多形式化。手機媒體能將文字、音頻、圖片、網頁、視頻、影像、實時語音以及電子郵件等功能進行整合,使之呈現功能一體化,充分滿足受眾的各種功能,在手機媒體中能將同一種內容整合呈現出不同的形式,以此實現最大化的傳播效果。
3 手機媒體在新聞傳播學上的創新意義
1)手機媒體傳播格局的創新。新舊媒體在內容、形式上的融合進程,因為手機媒體的出現而得到了很大的進步和發展。在傳統媒體的基礎之上,手機等新興媒體在不斷的壯大;同時,傳統媒體也對新興媒體進行充分利用和整合,使之為己所用,加快了媒介融合進程。
2)手機媒體的信息傳播與接收方式的創新。隨著手機功能的不斷增加,大眾傳播成為手機媒體的一大功能。大眾傳播、人際傳播以及組織傳播被手機媒體融合為一體,也滲透著自我傳播。手機媒體既能實現先行方式傳播,還能實現非線性方式的點播以及下載,從而使異時性傳播和實時性傳播實現共存,受眾既可以通過手機媒體了解當前的新聞,又能了解過去的新聞。在手機媒體的傳播和接收中,受眾對信息的接受自主性以及選擇性在不斷的加強,人們可以進行信息的自由選擇、發送,能實現信息的及時互動性。受眾能通過手機媒體進行新聞、電影以及電視等各種多媒體節目信息的在線收看,還能將其與朋友分享,完成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全面對接。與互聯網連接的手機其互動性得到了有效的增強,因為其本身就較為注重互動性,能夠實現新聞信息傳播以及受眾的反饋。比如,人民日報在自己的微博上一條消息,關注人民日報的微博用戶就能接收到消息,沒有關注人民日報的用戶也能對其進行檢索,而且還能對微博進行評論以及轉發,這樣一來,就使用戶以及媒體的供給者之間的互動性得到極大的增強。
3)手機媒體新聞內容的創新。手機已經成為現代人必備的用品,新聞產品形態以及內容因為UGC而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傳統媒體報紙也能通過手機報進行簡要報紙圖文內容的發送,也能將音視頻內容在手機網站上進行展示,還能將所要推送的內容通過手機App客戶端進行。另外,手機廣播也增加了和受眾溝通的渠道,能隨時通過手機廣播App客戶端進行廣播信號的接受,還能任意收聽各種網絡廣播電臺節目,同時也可以進行廣播微信公眾號的關注。而手機電視的創新和發展,其傳統的線性傳播方式缺點也得到了改進,能對電視直播進行隨時隨地的收看。傳統媒體已經打破了傳統新聞報道形式以及傳媒界原有的界限,各種傳播媒介的在不斷實現深度融合,當前的媒體進行全媒體運營中心的建立,也注重各方面資源的調度,受眾也能在全新聞形態產品的展現下,得到更為全面的感官體驗。手機網絡也經歷了2G、3G,到現在的4G,新聞信息的接收也因為移動互聯網以及手機媒體的發展越來越便捷,不斷出現自媒體全媒體等信息傳播渠道。用戶自制以及專業新聞生產共同承擔起了監視環境的社會責任。
4 手機媒體在新聞傳播學上的發展前景
手機媒體是目前為止所有媒體形式中最快捷、最方便、最具有普及行的媒體平臺,有著非常巨大的發展空間。隨著手機各項功能的多樣化和科技化,手機的媒體地位也逐漸得以體現。現如今手機微博、手機博客、手機支付、手機視頻以及各種和生活息息相關的手機App讓人們的生活越來越便捷、越來越舒適,手機媒體儼然已成為了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手機媒體的便捷性和及時性,使手機媒體在社會新聞的傳播中往往能夠搶先傳統媒體,在未來的發展中手機媒體必將成為新聞傳播的首選媒介,尤其是在重大自然災害預警和重大突發事件的處理等方面,這種需要第一時間讓大眾了解的新聞方面,手機媒體將更能體現它的價值所在。
伴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手機技術也向著更加智能化、個人化和科技化的方向發展。4G大戰的硝煙未散,5G爭奪的號角,已經在全世界范圍內悄然奏響。無線技術的更迭帶給人們最直接的感受可以總結為一個字快,那么未來的5G依然還是簡單的、速度上的慣性升級嗎?ITU(國際電信聯盟)給出的答案是:5G,不再單純地強調峰值速率,除此之外最少會帶來如下八個方面的改變:峰值速率達到20 Gbit/s;終端用戶獲得的有效速率在100 Mbit/s~1 000 Mbit/s;時延縮短至最少1ms;移動性可支持最高500 km/h;連接密度最高可支持100萬鏈接/平方千米(面向廣連接場景);能源效率節省100倍;頻譜效率提升5~15倍。5G時代的到來,為手機媒體的發展前景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在新聞傳播體驗上畫面感覺更清晰,接受信息更迅速及時,獲取方式更自由等等。在通信領域流行一句話,1G、2G解決了人與人的連接,3G、4G完成了人與物的連接。而對于5G,業內人士和專家已經對萬物皆可聯的生活場景達成了基本共識。正如中國移動研究院副院長黃宇紅的描述是:未來5G將像我們的神經系統一樣,將為鏈接萬物提供一個安全可靠的網路,是突破物聯網大規模應用的關鍵。而以手機作為載體的手機媒體也將隨之得到空前的發展,并最終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獲取信息的重要途徑。
關鍵詞:英國 新聞傳播學 教育 現狀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 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 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 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 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 936 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 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 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 世紀90 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 ]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
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 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 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 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 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型(“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 門課,撰寫1 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
四、結束語。
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源遠流長,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社會科學特征明顯、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特點,抓住了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精髓,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hi138/Com]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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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兼媒體實驗室主任、《連線》雜志專欄作家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一書在美國出版,他在書中將數字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認為,如果說物質世界的基本粒子是“原子”的話,那么進入數字化新時代后,從某種意義上說,構成世界的基本粒子就是“比特”(bit,binarydigit的縮寫)。“,作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為人類社會的基本要素”。1998年1月31日,美國前副總統戈爾首次提出并系統闡述了“數字地球”這個新概念。
1999年1月號的《ComPuterworld))刊登了微軟畢業論文董事長比爾.蓋茨訪問記,使用的標題便是《未來走向純數字化》。比爾.蓋茨預言:“隨著硬件、軟件的進步,一切的一切都將數字化。我相信,今后10年圖書、音樂和照片都將走向純數字化,從作者到讀者都將采用數字化方式。”數字技術在信息處理和傳送方面的巨大優勢使得它和新聞傳播的結合變得順理成章。傳統媒體的數字化和新型網絡媒體的出現,完全改變了傳統的新聞傳播模式,對社會的各個領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盡管尼葛洛龐帝將“比特”褒揚得近乎無所不能的觀點受到一些人的批評,盡管“數字化將決定我們生存”的論斷也受到廣泛質疑,但幾乎所有的人都無法回避眼前的事實:數字技術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尤其是新聞傳播領域。因此,探討數字技術對新聞傳播的影響非常必要。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國外這方面的研究進行得比較早,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便有社會學家和技術專家開始研究這一問題,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有: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的《后工業社會的來臨》、阿爾溫·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未來的沖擊》、約翰·奈斯比特的《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等。這些著作對數字技術的應用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并給未來的信息社會勾勒了一個大致的輪廓。由于當時數字技術畢業論文的發展還處在初期階段,這些著作對數字技術在新聞傳播中的運用問題,涉及甚少。直到1994年,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才明確地提出了“媒體世界改頭換面”的說法,并且在書中提到了數字電視、多媒體、虛擬現實等概念。
20世紀末,日本、英國、美國等數字技術發展較快的國家,開始出現了一批研究新興網絡媒體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桑野幸德的《數字革命新時代》、岡特利特的《網絡研究:數字化時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和泰普斯科特的《數字化成長:網絡世代的崛起》等。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我國的相關研究進展緩慢。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我國數字化進程的逐步推進,以及國外相關學術著作陸續翻譯出版(如上文提到過的《數字化生存》、《第三次浪潮》和((2.0版數字化時代的生活設計》等),國內一些學者開始涉足這一研究領域,并取得了較大的研究成績。這主要表現在:1、相關著作和論文不斷涌現。張詠華曾對((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和《新聞大學》上1996年至20世紀末刊載的論文內容進行分析,發現涉及傳媒技術分析的文章總體呈增長趨勢,均是從以往的個位數百分比增長到2570以上。在由新浪網、浙江在線和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聯合創辦的網絡平臺《中國新聞傳播學評論》上,刊登了大量與此相關的研究文章。2、我國新聞傳播學界舉行的大型學術會議宣讀的論文中,有關新聞傳播新技術研究的論文比重大幅度上升。2007年12月15日,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舉辦了主題為“數字化背景下的媒介變革”研討會。這次研討會研討的畢業論文中心問題就是數字技術對媒體的影響,與會專家研討了數字媒介的最新發展趨勢、人們使用新媒介的行為和特征,以及與此相關的各種問題。3、國家社科基金對此領域也非常關注。1996年以來幾乎每年都有相關課題立項,如1996年項目《多媒體技術與新聞傳播》、1998項目《網絡傳播新發展及其對策(研究報告)》、《新聞傳播手段的數字化:現狀透析與發展預測》,2000年設立的8個項目(包括《互聯網對信息傳播和人們精神文化生活的影響研究》等)。
國內相關研究中,較有影響的著作有:孟群的《電視數字制作技術》、張麗和孟群合著的《電視新聞編輯與數字制作》、吳廷俊的《科技發展與傳播革命》、閡大洪的《傳播科技縱橫》和《數字傳媒概要》等。另有學術論文如:王忠巖的《數字時代的影像敘事空間》、張慧的《數字技術對電影的影響及其反思》、劉梅的《數字技術與知識類電視節目》等。
三、研究目的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