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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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藝學學科建設問題意識間性意識共生意識發展意識
文藝學的學科建設,是中國文藝理論界進入2l世紀以來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不少學者對文藝學學科的發展前景持樂觀和自信的態度,但更多的學者是對文藝理論的問題和危機的反思,對其發展充滿憂患意識。的確,如何解決中國文藝理論的某些概念、范疇和方法與當下文藝實踐脫節的問題?如何有效地把中國傳統文論的資源轉化為當代文論建設的因素?如何確立中國本土的問題意識,在中國語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國文論資源?如何在注意文藝學學科的本質特征、學科內涵的同時,重視文藝學學科創新擴容、多元互動的發展趨勢?以上種種問題,我們覺得,更新文學觀念,在文藝學學科建設中樹立問題意識、問性意識、共生意識、發展意識,對我們解決這些問題將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問題意識
文藝學的“問題”,是指文藝學所面臨和尚待解決的課題或矛盾。文藝學的“問題意識”,就是能察覺、認識到文藝學的這些課題或矛盾,并積極地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
世紀之交的社會文化生活在急劇變化。電子媒質是繼紙媒質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學日見萎縮,文學進一步泛化到大眾文化中;圖像一躍而成為文化生活的中心,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文化生活、審美趣味、閱讀習慣。與這些變化相應的是文學以及人們的文學觀念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傳統的文學觀念與現實的文學實踐相去甚遠,很難適應時代的要求。社會實踐向我們提出了新的問題和問題群,我們應當認識和承認這些問題,積極參與和回應這些問題。社會的轉型與文學實踐的巨大變化,促使當代的文藝學必須從變革著的文學實踐出發,分析新現象、研究新問題,在理論上不斷創新擴容,使之適應時展和社會需要。如果文藝理論的概念、范疇以及相關的方法脫離了文學實踐,文藝理論就會失去它的生機和活力,成為空中樓閣式的、僵化而無用的東西。文藝學面對當下的文學藝術實踐,許多問題凸現出來了。現在人們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們對文學的需求更偏重于娛樂和情感需求,還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沖擊下,在文學藝術審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將文學藝術的審美特征與大眾文化很好地結合起來?如何用人文精神來支撐我們的精神家園?如何體現對人的生存處境、對家園邦國命運的關懷?這是文藝學正面臨和尚待解決的課題。文藝學應該以專業為依托,積極地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國問題”顯得更為復雜。對于文藝學來說,“中國近百年來都始終籠罩在西方主義的陰影下,沒有自己的理論話語體系”。對于西方理論,我們更多的是簡單介紹,隨意嫁接,卻沒有學會或沒有完全學會提出文藝理論的中國問題,并將其提升為中外共享的智慧。當然,借鑒國外的理論資源是必要的,如無數前驅對的追尋,如20世紀西方文論對我國文論的豐富和啟示。但問題是,借鑒國外的理論資源不是照搬新名詞、新術語,或用外國的理論來分析我們的文學現象,而應該是一種對話交鋒,是一種創造性的借鑒和接受。
在與外國理論的對話交鋒中,如果我們一味地追蹤西方世界的理論潮流,提不出自己的問題,沒有自己的見解,就很難通過創造性地借鑒和接受他人的理論,來達到豐富、充實和推動中國文化和文論發展的目的。文藝理論從何而來?如何進行古今對話,實現古今貫通?這是文藝學學科建設中需要面對和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文藝理論源于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實踐。當一定時期的文學經驗凝固下來,轉化為概念、范疇和相關的方法,并在長期的實踐中得到檢驗、豐富和發展的時候,這種理論同時也就獲得了超越時代和民族的價值。中國的古代文論正是這樣。中國古代文論不但有屬于我們民族的東西,還有許多屬于未來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文學理論作為一門理論學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謂當下文學經驗,它還有著自身內在的發展、運作規律和規則。”]中國古代文論是中國歷代文論家依據不同的時代課題與人生問題,探討文學創作的經驗,追尋文學的終極意義熔鑄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演變,表現了各種不同的文學批評方法,以及具有民族傳統和東方特色的審美理想和審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藝學學科建設中,我們應該把中國古代文論傳統作為一個重要對象。
二間性意識
在當代社會生活中,多種學科之間、不同種類的文化之間、各個民族或國家之間,都存在著極為豐富多樣的對話與交流。而在文學實踐中,作者與世界、作者與文本、作者與讀者之間也存在著對話與交流。這種對話交流形成了一種主體間性,即“主體一主體”的交互主體性,它包含著主體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協調、相互交流。我們在文藝學學科建設中需要和尋找的正是這種主體間性。主體間性是現代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對象主要是主體之間的對話、交往關系。主體間性理論不是從主客關系而是從主體與主體的關系來規定存在,認為世界不是與我無關的客體,而是與自我一樣的主體。從這一理論出發,來探討文學的主體間性,可以實現方法論上的根本變革。文學的主體間性表明,文藝活動不再是對于社會生活的反映或者認識,而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創作活動乃是藝術家與所描繪的對象或者人物之間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動則是讀者以作品為中介與作者之間的對話交往活動。文學創作活動表現為作家與生活之間的關系。
作家與生活不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相互分離和對立的關系,而是主體間相互作用和交流對話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主體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觀地觀察和認識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體,與其建立起一種平等的對話交流關系,“我聽過我的身體進入到那些事物中間去[3_,它們也像肉體化的主體一樣與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幾次我覺得不是我在注視森林。有那么幾天,我覺得是那些樹木在看著我,在對我說話。”中國古代的藝術家們也曾多次描繪過人與自然的這種相親相融、和諧統一的密切關系。顯然,在藝術家眼里,人與自然之間,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人來源于自然,在本質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間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種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對話交流的關系。事實上,作家在創作中所描繪的從來都不僅僅是事物的客觀屬性,而是自己與事物之間所建立起的這種主體間的對話交流關系,這是與以往我們對于藝術活動總是從主體與客體的相互統一來加以解釋是完全不同的。
文學作為主體間性活動,把主體與客體的關系轉變為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從而進入了真實的存在。在文學作品中,文學形象“不僅僅是作者議論所表現的客體,而且是直抒己見的主體”。這個主體不是與我無關,而是與我息息相通的另一個自我。文學活動是自我主體與文學形象間的對話、交流,在這種對話交流中,自我主體以最大的誠摯和最深切的同情對待文學形象,傾聽文學形象的述說;同時自我主體也向文學形象敞開了心扉,傾訴自己的喜怒哀樂和內心最真實的感受。在這里,文學形象與自我主體是同等地位的主體存在,主體之間始終貫徹著平等的對話、交往精神。
藝術接受也是一種主體間的交往活動,讀者不僅要和作品中所表現的人的世界進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讀者可以以作品為中介,與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對話交往關系。文學不是孤立的個體活動,而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產物。文學作品的故事、情節、人物是作者創造出來的,它飽含著作者的情感,蘊含著作者的傾向,這使得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時自然而然地會發生某種情緒上的反應,或欣喜、或憤怒、或悲哀、或驚駭、或振奮……讀者與作者作為兩個主體,以作品為中介在進行著文學經驗的交流、溝通,從而形成了某種共識。因為,文學經驗不僅僅是個體的,而且是社會的,是社會互動的結果。如果我們理解了文學活動是一種社會性的活動,我們也就容易理解文學活動是一種主體間的交往對話活動。
三共生意識
文藝學學科不可能有一種非此即彼的絕對真理,也不可能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結構。文藝學學科自身的建設,文藝學學科與其它學科的關系,都應當凸現出一種交往對話、相互補充、相互滲透、共生共榮的思維。
我們看到,文藝理論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曾被當作一元的、絕對的真理,其他的文藝理論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這一思維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會成為教條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認為不是好的就是壞的,不是的就是反的,這完全是一種只講對抗不講互動、只講斗爭不講融合的思維模式。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文論就是從西方古典美學、特別是德國古典美學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們的對話交鋒中得到確立并超越的。文藝理論的科學性、指導性,體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文藝理論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藝理論。文藝理論中還有許許多多問題,被古人和今人討論著,而當下文學藝術實踐中層出不窮的新問題,更是他們不可能涉足,也難以預見的。我們發現,20世紀8O年代以來傳人我國的各種外國的文論學派有許多新的主張與獨特的見解,這是在文藝理論中所看不到的。這些理論的引入,大大地開闊了我們的學科視野,極大地豐富了我們的理論語言,文藝理論也從封閉走向了開放,從一元走向了多元,從對立走向了互動。
文藝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不是一種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關系,而是一種對話、交往、互動的關系,特別是在當代文藝學學科發展中,文藝學的跨學科方法顯得尤為重要。文藝學學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學談文學,文藝學學科總是與哲學、語言學、歷史學、社會學、倫理學、藝術學甚至自然科學相聯系。如產生于2O世紀中期以后的當代文化批評,其思想資源除了以外,還包括2O世紀各種文學與其他人文科學的成果。近些年來興起的生態批評也是跨學科的。宣揚美學上的形式主義或是學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態批評家的。生態批評特別從科學研究、人文地理、發展心理學、社會人類學、哲學(倫理學、認識論、現象學)、史學、宗教以及性別、種族研究中借鑒闡釋模型。文藝學的跨學科方法說明,文藝學學科的知識形態不只是一個學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個既與學科的知識譜系密切相關、又包含和融匯著其他學科的特定的思想、觀念、理論與方法的多元知識系統。
四發展意識
文藝學的生命價值在于它的實踐性、開放性、多元性,從根本上說,它所強調的是一種發展意識。西方文論在發展。2O世紀被稱為“批評的世紀”,這一世紀,西方文論得到了驚人的發展,這種發展態勢表現為:一是流派繁多,數十個文論學派此起彼伏,異常活躍,遠遠超過了l9世紀西方文論的流派數量;二是批評新潮不斷迭起,交替的頻率越來越快。一般說來,當代西方文論一個流派從創立到衰落不過二三十年,繁榮時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現了名目繁多的文論流派“各領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個流派之間既有尖銳的沖突交鋒,又相互交叉、滲透和吸收,呈現十分復雜的關系,不少文論家同時成為兩個甚至幾個流派的代表人物,一個流派中也可能同時吸納幾個流派的文論家。正因為這些,2O世紀西方文論才得以繁榮,才得以快速發展。超級秘書網
中國文論也在發展。二三十年代傳人我國的馬列文論,近十多年來吸引我國不少學者注意的文藝心理學、文藝符號學、敘述學、文學本體論、原型批評、文學接受理論等等,它們既使我國傳統文藝理論得到了更新、發展,又拓寬了文藝理論研究的道路,文藝理論出現了交往對話、開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同樣受到新觀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內涵得到多方面的發展。
更重要的是世紀之交發生了從語言論到文化的轉向,給文藝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與營養。影視與網絡的發展,使文藝的傳播變得快捷而方便,而大眾文化的發展,則對傳統精英文化提出了強勁的挑戰,并使許多邊緣化群體和個人參與到文學藝術之中,而文化詩學則以它的政治學旨趣、跨學科方法、實踐性品格、邊緣化立場和批判性精神,給文藝學的發展增添了十分強有力的新視角和新方法。
一、直面缺憾:我們失去了什么
歷經撥亂反正、引進趨新和體系創造的步步足履,新時期的文藝基礎理論建設無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和文藝復蘇的時代大潮,為理論家的創造和理論的推進提供了適宜的精神生態和廣闊的話語空間,文藝理論的觀念更新與學科拓展贏得歷史的尊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我們對文藝理論實績的真誠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論研究自身的缺憾,我們對理論走勢的欣喜也難以開釋對理論困窘的深層焦慮。對于21世紀的我國文藝理論建設來說,得到的已成為過去,而失去的卻要影響未來。于是,直面缺憾,檢視我們這些年在文藝基礎理論建設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許對構建文藝學當代形態更具啟迪意義。
缺憾之一: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邊緣化,讓我們失去了聚焦文論本體的自信。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轉型和商品大潮對人們價值觀念的巨大沖擊,使文學藝術及其理論一道被置身于一個告別和進入、解體與建構的動蕩時期。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藝失去轟動效應,經濟的“熱”和文藝的“冷”形成鮮明的反差,以致出現精神審美功利與物質實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藝術價值與衡量作品的經濟杠桿之間的反差和藝術消費中“曲高和寡”與“媚俗獲眾”的錯位,文學日漸偏離“社會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學和文學理論的“邊緣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藝理論領域,其邊緣化不僅表現在這些年來的文藝研究遠不如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那般紅火和搶眼,還在于文學理論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邊緣化處境。譬如,文學理論研究隊伍的邊緣化——理論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學者越來越少;文學基本理論研究的邊緣化——扎扎實實從學理本體和基本問題上做“功夫學問”的人在分化和銳減,而趕時髦、求新潮、扮“黑馬”、標新立異走“捷徑”的投機學人越來越多;還有文學理論研究學科目標的邊緣化——即以所謂應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學科研究來替代基礎原理研究。例如,這些年把文藝原理“美學化”“文化學化”“社會學化”,乃至于“哲學化”或“科學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們的認可和夸贊。這里潛藏著的危機在于:有些研究在將文藝理論打了一陣跨學科“擦邊球”后,理論自身的原理性難題并未得到有效地解決;相反,簡單地把文論問題做“美學化”或“文化學化”處理,喪失的卻是對文藝理論學科本身獨特而系統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論文體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認同化,使我們失去了原創和超越的勇氣。如果說邊緣化錯位使我們的求異思維找錯了坐標,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則常常使我們的理論研究被求同思維所困擾。在文藝理論研究領域,許多研究者習慣于將自己的思維支點依托于前人的某種理論范式上,以“本本”“經典”“權威”為依歸,以讀解、引征或推崇、效仿來代替理論創新和學術超越。這有三種表現:一是向馬列文論認同。諸如從經典著作中找到哲學認識論、意識形態論或藝術生產論等論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論根據和學理體系。二是向現當代的西方文論認同。從俄國形式主義、法國結構主義、英美新批評到存在主義、現象學、精神分析理論,從語義學、符號學到解釋學、接受美學,乃至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權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后殖民理論、西方等等,都被一些人風車似的玩過,都曾被持論者認同為先鋒理論的界碑和方法論武器。三是向中國本土的文論傳統認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論寶庫和“五四”以來的現代文論遺產不僅成為一些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和歸結點,而且成為一些研究者的學術精神原鄉。
這些理論認同并非毫無意義,比如,向馬列文論的認同使我們有了主流意識,向外國文論認同使我們找到了參照坐標,而向中國古代文論認同則使我們擁有了理論的民族本根。問題在于,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論認同,極易造成對文學基礎理論不是“接著說”而是“照著說”,不是“說自己”而是“說別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圇吞棗或照抄照搬。結果便是理論研究的陳舊、重復、學舌和玄虛,理論建設變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調、中外文論的“元件組裝”或前人觀點的“穿靴戴帽”,從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創意識和理論成果的超越價值。
缺憾之三: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功利化,使我們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論的支撐。“功利學術”的泛濫正侵害著理論研究的健康肌體。走近時下的學術圈,你不難發現,為晉升專業技術職稱而進行理論研究、為完成科研指標而從事科研活動、為編寫教材、完成叢書出版計劃而寫書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說“著書只為稻粱謀”的“編書”了。許多人把精力放在爭課題、報大獎、拜名家、找路子等“學外工夫”上,希圖靠虛名浮利盡快揚名立腕,而對學問本身關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學術在研究對象和治學方式上通常表現為:第一,輕基礎理論研究重應用研究。因為基礎理論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對治學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應用研究諸如介入熱點、評品時尚、點擊流行文化、追蹤偶像明星等,做起來投入少,見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雙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與創造。文壇的心浮氣躁常常滋生出一個個泡沫學術和商業化炒作,傳統的“求道之思”或“授藝之學”已被演繹成“賣點秀”或“包裝術”,罵名人、唱反調、游走傳媒、吸引“娛記”,論題驚世駭俗、開口語驚四座,是其慣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體系搭建輕問題研究。這些年國內出版的不下幾十種文學原理教材以及眾多學術專著,已經構建出許許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論形態和體系,如文藝反映論體系、文藝認識論體系、文藝意識形態論體系、文藝生產論體系、文藝主體論體系、文藝心理學體系、文藝符號論體系、文藝系統論體系等等,無疑它們從總體上推進了文藝理論建設。這些理論體系中,有些是具有創造性的或有具創造性的成分,但確有不少是陳陳相因的。科學的理論體系是建立在對每一個基礎理論問題深入思辨和科學解答基礎之上的,如果僅有體系空殼而沒有思想新創,疑難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那么所謂的“體系”也不過是空中樓閣,對推進文藝理論的實際進展和建構文藝學當代形態是無濟于事的。缺乏學理創新而忙于搭建體系,是功利化學術的反映,也是文藝基礎理論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論支撐的表現。
二、認準坐標:我們選擇什么
當歷史把文藝理論研究帶入21世紀的時候,時代迫使我們對建設什么樣的文論范式以及怎樣建設這種范式作出自己的選擇,開放的理論背景又為我們提供了各種選擇的可能性。時至今日,至少有4個層面的觀念坐標需要我們去認真面對、認知和選擇。
從縱向上講,我們正面對“傳統與未來”的價值選擇。建設新世紀的文藝理論需要我們把目光投向過去,開鑿自己腳下的理論巖層,批判地繼承古代文藝理論遺產,吸納文論傳統的豐富營養;同時,文藝理論的發展又不可為傳統所累,背負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舊有模式而駐足,而應該面向現實發展,關注時代進步,把目光投向未來,開辟文藝理論建設的新境界。
從橫向上說,我們要面對“自律與他律”的價值選擇。文藝理論建設應該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論血脈和人文精神,重新鍍亮自己的理論個性,以理論的民族性來贏得理論價值的世界性;同時,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又需要廣擷博采人類一切優秀的理論質素來滋補我們的文論肌體,以開放的心態接納外民族文論的“橄欖枝”作為我們理論建構的借鑒,任何封閉意識和“國粹”心態都將和信息時代的歷史潮流格格不入。這種“中化”和“西學”或“中體”與“西用”的關系,構成了一個自律和他律的觀念悖論。
從理論范式上看,我們正面對文藝理論的“經典形態”“傳統形態”與“當代形態”的價值選擇。“經典形態”是指文藝理論創始人及其經典作家的理論思想,它們通常代表著文藝理論的主導思想、基本觀點和權威話語模式,具有學理的典范性和觀念的規范性。“傳統形態”是指“五四”以后、特別是建國以來發展和積累起來的習見理論模式,它們是以文藝理論教材及專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數人認可的文論形態,具有理論范式的約定俗成性以及價值取向的慣性和思維定勢的惰性。“當代形態”則是正在創造和發展中的文藝理論,這種文論正面臨多方面的挑戰。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經濟的一體化會給它帶來異域文論、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滲透與擠壓,高科技的迅速興起形成文藝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變異,還有大眾審美文藝、特別是影視藝術、網絡藝術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藝本體變遷和觀念革命的新選擇等,它們使得文藝學的當代形態常常要在“適應”與“定位”的不斷碰撞中,不得不作出無以選擇的選擇。
最后,還有理論特色的價值取向問題。面向21世紀的文藝基礎理論應該是有中國特色的、切合新世紀文藝發展實際的理論。而“中國特色”是一種什么樣的特色呢?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國古代文藝學傳統所鑄就的“中國特色”,這應該是中國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學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理論在其構建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中國特色,這是我們所依托的現實理論背景和學理延續的“接口”;還可以指文藝思想在中國傳播、接受、發展、變異以來所顯示出的“中國特色”,即“馬列文論中國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特色,這是“中國特色”的指導思想[1]。這3種“中國特色”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的,尤其是后2個層次,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齊頭并進、此消彼長的。3個層面在各自發展中所表現出的“中國特色”都應當納入我們所要建構的文藝理論形態中,問題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選擇它們。
以上4個坐標的立體交叉與相互滲透,把當前文藝基礎理論研究的觀念困境推到了學科建設的前沿,而對之作出怎樣的選擇將直接影響文藝理論的未來。當然,認準這幾個坐標并不難,從理論上找出自己的選擇維度也容易做到,但要從實踐上讓理論選擇的自我意識變成理論創造的有效成果,也許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構建學理:我們應該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礎理論本體,以“元問題”研究來啟動文藝學當代形態構建。
文藝理論的發展取決于文藝基礎理論研究的突破,取決于基礎理論問題的局部突破帶動學理的整體建構。因而,當前的文論研究應該倡導回歸本體,而不是解決外圍;回到問題,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體系;回到起點、找準支點以解決基礎理論命題,而不是凌空蹈虛或避坑落井。美國學者拉夫爾·科恩(Ralph Cohen)在《文學理論的未來》中談到:“人們正處在文學理論實踐的急劇變化的過程中,人們需要了解,為什么形式主義、文學史、文學語言、讀者、作者以及文學標準公認的文學觀點開始受到質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們認識到原有理論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續,哪些業已廢棄,就需要檢驗文學轉變的過程本身。”[2](1)這些話對當前中國的文藝理論建設也是適應的,而我們檢驗文學轉變過程所得出的教訓之一便是要關注理論本體中的“元問題”,即“文學是什么”“文學寫什么”“文學怎么寫”“文學寫成什么”“文學有什么用”等,并據此來深入探討文學的本體論、客體論、主體論、文本論、價值論等“元問題”[3],從這些“元問題”出發延伸出一個個“問題元”。通過這樣回到最基本的范疇,抓住最基本的問題,靠理論本身的邏輯產生理論的張力,才會帶來學理推進的思想動能,并產生新的理論生長點。要達到這一理論目標,就需要確立文論本位意識,排除邊緣心態;確立基礎研究意識,排除功利心態;確立理論原創意識,排除認同心態。從范疇概念到觀念觀點,從思辨方式到思想體系,都采取“問題化”的研究眼光,本體論的研究角度,“推進性”的研究態度,從而一步步構建出具有原創性和方法論支撐的文藝學當代形態。
其次是面向未來,實現“一體兩翼”的綜合創新。
文藝理論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歷史的過程,它是在依托歷史、立足現實、面向未來的不斷拓展中,把對真理的無限追求變成無限的追求,最終使追求本身變成無限的過程。21世紀的文藝基礎理論建設就是這樣的一個無限追求的歷史過程,而“一體兩翼”的綜合創新,正是實現這一過程的基本途徑。
“一體兩翼”的“一體”,是指文藝理論研究要以新世紀的社會現實和文藝現狀為“體”,就是讓文論建設立足于中國現實文藝發展的實際,貼近實踐,實事求是,回應現實的需求,矚目變遷中的世界,讓理論品格體現出鮮明的現實感和時代精神。“兩翼”是指文藝理論的民族傳統和外來精良。對于中國古代的文藝理論,主要是吸納它的人文精神,并實現古論范式的現代轉換。如古代文論在文藝家與現實關系上的“交感”說(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藝家與文藝關系上的“言志”說(詩言志、詩緣情),在創作與作品關系上的“意境”論(意象、興味、性靈、境界),在作品與現實關系上的“教化”說(詩教、諷喻美刺、有補于世、有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內蘊和價值理性的文論傳統,一旦將其轉換為現代文論的有機成分與合理血脈,不僅會使新的理論建設底蘊充盈,而且還可以使古代文論在21世紀煥發新的活力。外國文藝理論對于我們的意義在于“棄其蹄毛,留其精粹”,洋為中用,一方面要將外來文論的理論質素與中國的文藝現狀和理論傳統結合起來,實現對其營養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與“順應”的辯證關系,實現文藝理論的跨文化對話和中外互補。
所謂“綜合創新”,即運用辯證思維的研究方法,對以往的文藝理論形態進行辯證地分析和綜合,讓它們根據現實的需要融合為一,鑄就一種面向21世紀的新的文藝理論體系框架。它要求我們通過對文藝理論的古典形態與現代形態、經典形態與新創形態的重新審視、辨識、轉化和吸收,找到同歷史走向和時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線索,形成對當代學理本位的思想支撐、對學術立場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選擇。在這里,“綜合”是創新的手段,“創新”是綜合的目標。研究者應該以傳統為鑒,以創新為本,光大中國既有的卓越的文藝思想品格,同時采納外來文論有價值的豐厚資源,發揚中國文論注重整體性、蘊藉性、穎悟性的辯證思維傳統和西方文論重邏輯思辨和求新求異的原創意識,而克服中國傳統文論“圓而神”的和諧有余、“方以智”的鋒角不足的治學缺陷,以及西方文論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思想承繼與觀念變異“二元對立”的認知模式,從而創造出既把握宏觀又剖析微觀,既跨學科融通又中外互補,既有學派對話又回應現實問題,既總結過去又指向未來……這樣一種由范疇、觀念、命題和思想體系一以貫之的、具有原創性又具有科學的思想與方法論支撐的文藝基礎理論體系。
另外,在理論視野上,要關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眾審美文化對文藝基礎理論建設的生態滋養。
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信息化革命帶來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國的文藝理論建設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的擠壓,另一方面也為跨文化的溝通與對話提供了新的機遇。我們從中所得到的應該是更廣闊的思維視野、更豐贍的學術資源和更具價值的理論參照。例如,20世紀的西方文論在上半期是從歷史走向語言,從內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說:“事實上,從1979年以來,文學研究的興趣已發生大規模的轉移:從對文學作修辭學式的內部研究,轉為研究文學的‘外部的’聯系,確定它在心理學、歷史或社會學背景中的位置。換言之,文學研究的興趣已由解讀(即集中注意研究語言本身及其性質和能力)轉移到各種形式的闡釋解釋上(即注意語言同上帝、自然、社會、歷史等被看做是語言之外的事物的關系)。”[2](122)當近20年來的西方文論從語言返回歷史、從形式返回內容的時候,我國的文藝理論卻走了一條幾乎是與之完全相反的發展道路,這對于長期陷入“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二元對立困境中的我國當代文論建設來說,不是頗具警示和借鑒意義么?
高科技和大眾審美文化的嬗變更是新世紀學理建構不得不認真面對的重要課題。當新技術革命悄然走進我們生活的時候,它所帶來的不僅有物質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與變異,還有文藝基礎理論研究的新問題和新挑戰。例如,電子媒介、網絡文學和視聽藝術的崛起,造成了語言藝術日漸被音像藝術所取代,藝術樣式由單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藝傳播方式由“硬載體”向網絡“軟載體”轉變,由此造成了文藝存在方式,文藝功能方式,文藝創作、傳播、欣賞方式,文藝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藝價值取向和社會影響力等諸多方面的變化,以及現代科技手段帶來的文藝研究方法——諸如信息通訊技術、信息存儲檢索技術和人工智能系統用于文藝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時,由科技進步引發的大眾審美文化變遷,正使得“快餐文化”“準藝術”和“視聽消費”一步步擠占高雅藝術、純文學和精英文化的市場份額。這時候,文藝基礎理論建設需要的不僅是搭建一個寬待時尚、兼容先鋒、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競爭的理論環境平臺,更需要在思維方式、概念范疇、理論觀點、思想體系和學理模式等總體構架上,認準自己的發展坐標,由理論新變達成學理創新,構筑出知識經濟時代的文藝基礎理論新體系。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論及文學理論的未來時所說的一段話來描述我們所面對的這種文藝研究現狀:“文學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它會繼續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樣,作為理性盛宴上一個使人難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蕩的魂靈。不管我們設立怎樣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們棲居在一個怎樣新的電信王國,文學,作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們去‘研究’,就是在這里,現在。”[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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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本主義 多元化 新課程 人文素養 個性化閱讀
中圖分類號:G63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6097(2013)03-0029-04
在社會科學領域,文藝學作為一門重要學科于20世紀中后期有了很大發展。文藝學發展的歷史進程、發展的現狀及走向問題直接影響著中學語文教學的改革,特別是指導著語文教學中的文學教學。文藝理論思潮對我們正確引導學生深入解讀及把握文學作品的內涵、意義有著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
一、 東西方文藝學發展現狀
當代西方文藝理論可以分為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兩大主要思潮。20世紀初,西方人本主義者繼承并發展了莎士比亞關于“人是宇宙的精神,是萬物的靈長”的人文主義思想,并重新強調了以單個的人為中心的人文主義觀――人本主義。他們重視人的個性、個體的心靈活動并試圖重建個體的精神史,并強調文學表現中的“非理性”的直覺對于文學創作的第一性。這在薩特的存在主義文論中就曾提及。但真正豐富人本主義觀點的是瓦萊里的象征詩論、龐德關于感情與理性的“復合” ,特別是克羅齊關于藝術是抒情的直覺和表現的表現主義文論,甚至是弗洛伊德 “無意識” 所剖析的文學中表現的個體精神史的創作理論,都是人本主義發展的直接動因。
20世紀初,俄國形式主義較早提出有關科學主義的文藝理論。其后繼者布拉格學派的文藝理論因受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影響,主張研究文學的內在規律,即使文學之為文學的文學性,即文學中的語言形式和結構。科學主義反對人本主義的文論觀,強調文學的獨立性,強調文學之所以為文學是因為它一經創作就具有了“客觀性”,它是獨立于作者、社會、意識形態之外的,文學是由結構、語言、語義和形式等實在的物質承擔的。科學主義文論觀反對文學創作的主觀理論,試圖從可確切的科學研究性的角度把握并揭示文學自身的內在規律。這在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文論中尤為明顯。
當代西方文藝理論在研究側重上,有兩次歷史性的重大轉移:一是由側重作家研究轉變為側重文本研究;二是由側重文本研究變為側重讀者接受研究。拜倫作詩不需要思考,他是用天賦在作詩;安娜?卡列寧娜是一個激情飽滿的覺醒者,是一個敢于反抗一切不平等、敢于追求自由的托爾斯泰式的人物。19世紀,現實主義作為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的主流肯定了文學作品對社會、對自我、對作者自身精神意識的重塑與創造,強調文學創作的天才和“主體第一性”,這是人本主義文論在作品上的印證。但20世紀20年代之后,隨著俄國形式主義、語義學和新批評派的崛起,西方文論研究的重點開始發生悄悄的轉移,從研究作家為主逐步轉向研究作品為主,他們甚至不再關心作者的生平和心理,不再關注他們天賦的文才,他們試圖割斷文學作品與作者、讀者的聯系,只孤立地研究文學作品本身。羅蘭?巴爾特甚至聲稱:作者死了。20世紀30年代,現象學和存在主義文論在重點研究文學作品的同時已經開始關注讀者的接受問題,特別是薩特對讀者的再創作給予的高度評價和英伽登關于讀者對文學作品的再創作的系統理論的出現,第二次研究重點再次發生了轉移,一直到60年代出現的解釋學和接受理論再次把這一研究重點推向了,特別是結構主義文論的出現,更使其達到了頂峰。
當代西方文論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現了兩個轉向:一是“非理性轉向”;二是“語言論轉向”。非理性轉向主要是就人本主義文論而言的。19世紀以前的西方古典文論同古典哲學一樣,是理性主義占主導地位,人能主宰世界的理性精神被看作人之為人、人高于動物的本質所在,這是那一時期,甚至更前的一段時期的所有西方思想家共有的理想。在那時,人文主義其實就是一種初期的人本主義,理性是主宰一切的“神靈”。但叔本華和尼采打垮了黑格爾曾引以為豪的理性人本主義,他挑戰傳統,發出了人可以超越自身理性的哲學觀念。這種絕對夸大人的理性對世界的改造和創作性的文學觀念發展到極致,就出現了所謂的“非理性轉向”。他們認為傳統理性不能認識這個世界,不能解釋人類無限豐富的精神世界,這些是理性無法涉及的,但確實客觀存在的,于是,情感、直覺、無意識、意識流、思維前邏輯、審美期待視野等種種心理活動拓展了人們對于自身意識的認識。這些“非理性”的文學觀念挑戰了“理性”無法解釋的文學創作現象,伽達默爾“合法的前見”的提出,卡西爾對“隱喻思維”的重現等,都從不同方面對人的本質力量中非理性的方面加以發現和張揚。但越是朝著這樣的方向發展越是難以解釋更多的文學理論中出現的問題,這些非理性因素的存在造成了無定的文論闡述和解釋,于是科學主義文論預示著“語言論轉向”的出現,這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看成是文學理論的一次文本主義的理性回歸。“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恩格斯),哲學對人認識世界何以可能的探詢,由真理轉為了有待證明的理論轉變,決定了以法國哲學家笛卡兒為代表的理性哲學觀念對經院哲學推崇的信仰的反叛,也成為了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基礎。這種哲學轉變和發展在文學研究中就表現為“語言論的轉向”。維也納學派的石里克在《普通認識論》中認為這種轉向使傳統的認識論本體得到了解決,思考表達和陳述的本質,即每一種可能的語言(廣義)本質,代替了研究人類的認識能力。于是人們的問題不再是問世界的本質是什么?人的本質又是什么?而是我們如何知道世界的本質?以及我們為什么知道人區別與動物而稱其為人?任何非理性和主觀判斷和建立在為實證的客觀數據上的論辯都被否定了,在文學上,強調了對于文學作品應先在語言層面上檢驗命題的真偽的觀點,反映在文學理論上就是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學派、語義學和新批評派,一直到結構主義、符號學、解構主義。
受西方文藝理論發展的影響,中國的文藝理論在20世紀有著巨大的發展。中西方文藝學的現狀牽動著中學語文教學,特別是文學教學的發展;同時,文學教學應該依據文藝學理論調節自身存在的問題。
二、 新課程改革下中學語文文學教學出現的問題
20世紀末,語文教育教學經歷了從飽受質疑到成為評論界“眾矢之的”的過程,窮途末路之后是改革的勢在必行。隨著新大綱、新《課標》、新教材的推行,以及各地區優質課大賽的不斷舉辦,文學教學的發展極其迅猛。但是,“松綁”后的興奮之余,新的問題也逐步產生。
(一)問題一:文學教學過程中,文學作品的分析過度理性化,缺乏感性的整體把握與直覺領悟上的積極引導
感性的整體把握是對具體對象的直觀映像總結,是從作品整體出發,俯視整部作品的思想情感。文學作品是一個整體,不是單一化的機械拼湊,一部作品的整體思想情感遠遠超出了各部分審美價值相加的總和,必須站在高處從作品全局角度出發,才能達到洞若觀火的效果。 另外,在文學教學過程中,直觀映像的總結,是激發潛意識思維活動的積極手段,有助于文學審美中深刻獨到的自我感悟的形成,是培養審美“悟性”的有效方法。如今的文學教學理性有余,靈性不足,精彩言語被處理得過于技術化,往往被割裂開來深度挖掘、客觀分析,脫離了作家、歷史及社會背景、語境的精彩言語被咀嚼得干癟枯燥,來自整體把握的“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的閱讀美感被武斷的分析式教學切割得支離破碎。文學鑒賞需要感性的整體把握。文學作品本身具有模糊性和解讀的多向性,有的教師對文學作品片段式的“死摳”、窮形盡相的分析本身就極度損害作品美感。
長期以來,語文教師忽略了文學創作的非邏輯性,而一味把文學教學法與自然科學教學法等同,用理性“肢解”式的分析去影響學生的審美狀態及心情,太過側重發展學生的分析能力,而不注重整體感悟的培養,使學生得不到真正來自文學審美的,而文學教學也就成了一張空頭支票。
(二)問題二:功利化的拓展延伸影響對文本的深度把握
1.文學教學中的功利化拓展行為
新課程對綜合性學習的強調,使不少教師錯誤地認為提升課堂教學品位以及體現新課程理念的有效方法就是大搞課外拓展延伸。無論文本是否適合“涉外活動”,一律大肆遷移拓展,而對文本的閱讀卻是粗略的,對學生的引導由領悟文學魅力,變成多方向、多角度積累文史常識。于是,課堂雖熱鬧非凡,“聽取蛙聲一片”,但很難見文學課堂特點。這是舍本逐末的表現,學生的閱讀興趣得不到有效培養,課堂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2.教學中的刻意表演行為
新課改強調教學過程中師生對話的民主性,于是,不少教師力求用豐富的活動來詮釋互動的精彩,大量具有表演色彩的文學鑒賞課也就應運而生了。這種課不注重對文本本身的挖掘,而更在意教學方法的多樣化和多媒體教學的緊密配合。這些課內容定型而程序化,課堂熱鬧非凡,卻缺乏思維的碰撞和對學生想象和感悟的有效引導。這樣的做法限制了學生對文學作品真正的感悟,從而使文本教學陷入一種膚淺而簡單的對話當中。學生的鑒賞水平也因膚淺而無法提升。一味追求熱鬧的形式,一味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而忽略老師的主導角色,使得文學教學中的人文精神蕩然無存,更不用說貫徹新課改理念了。
3.太過夸大學生自主能力的行為
新課改強調學生自主能力的培養。不少教師認為培養學生的自主能力,培養學生個性化發展及創新思維既是大勢所趨,那就應當放手將學習的自交給學生。由學生備課、上課這樣的活動搞得風生水起,力求一節課40分鐘,教師只講授10分鐘。這樣的行為必將導致學生在文學方面的膚淺認知。
三、東西方文藝理論發展趨勢指導下中學語文文學教學革新對策
(一)發揚人本主義,加強人文素養的培養,重視學生自身的情感體驗
以單個的人為中心的人文主義觀――人本主義,重視人的個性、個體的心靈活動并試圖重建個體的精神史,強調文學表現中的“非理性”的直覺對與文學創作的第一性。這種思想影響著我們在文學教學中,注重對學生的人文素質的培養,陶冶學生的性格,從整體接受的角度豐富學生的精神世界,而且注重學生的個性化閱讀,讓學生用感性的整體把握取性的支離破碎的分析。總而言之,誦讀有加深感受的妙處,也給學生再次體會文本的動力,同時,朗讀引導學生將自我情感與作品的思想情感相融合,從而使得學生更深地走入文本。它體現了重視人、重視人性,彰顯人性光芒的人本主義理念,也是高度重視人的個性、心靈發展和打造個人新的精神史的體現。
(二) 西方文論的兩次轉向啟示我們,在文學教學中要注重學生對文學作品的感悟
兩次歷史性轉向皆因西方文藝理論研究對文本本身以及讀者自身感受的重視,體現在教學上,則是引導學生個性化感悟文本的魅力。
新《課標》注重個性化的閱讀,要求學生充分調動自己的生活經驗和知識積累,在積極主動的思維和情感活動中,獲得獨特的感受和體驗。文學教學中,學生的感悟是調動自身的情感,對文本進行廣泛的想象聯想,并結合自身的深度理解所形成的。感悟越多,文本解讀得越深,學生的認知水平也就得到了提升,情操和人格也得到了升華。文學教學,與自然科學及一些實用性課程教學不同,它無法通過井井有條的理性教導使學生獲得某種知識,它給學生帶來的更多是一種精神上的感受,思想上的碰撞和共鳴,靈魂深處的浸染。所以,它要求學生結合自身的經歷和感受,通過自身的體會和審美的偏好,實現對文本意境及思想的深度挖掘。
文學作品中有些內容對學生而言,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如“紅杏枝頭春意鬧”“黑云壓城城欲摧”“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中的“鬧”“壓”“橫”“擁”字,放在作品中品味別有一番味道,而一經理性剖析,文學審美的意趣就蕩然無存了。面對文學作品,教師應積極引導學生主動把精彩言語放在文本之中去感悟,以精彩言語為切入點,與文本對象整體產生共鳴,與此同時進一步體味精彩言語特殊的表達作用。這樣,文學教學的引導才真正具有特色,而學生的審美水平也會隨之逐漸提升。
(三)以中國文藝學多元化發展為鑒,在文學教學中要多元化理解作品
多元是指建立在不同哲學觀、歷史觀、價值觀、美學觀基礎上的不同形態的文藝學。多元化理解文本,以百家之長促進個性化解讀,有利于學生文學素養的提高。
文學世界的豐富性和人文性對學生人格的塑造、個性的培養有很大幫助,因此培養學生探究性閱讀和創造性閱讀的能力是非常必要的。文學作品的本質屬性決定了在文學教學過程中,多角度、多層次、多方向理解是必要的。所以,教師在文學教學過程中,要鼓勵學生盡可能多元化理解文章,提升自己多角度、多層級、多方向鑒賞文本的能力,不強求學生必須與主流理解一致,培養學生閱讀過程中的創造性和積極多樣認識的意識,也應該鼓勵學生結合自身的體驗,進行合理化想象與聯想,在文本中形成自己的個性解讀。總而言之,既要鼓勵學生多元化感悟文學作品,也要注重文學教學價值定位和文學內在價值理念的一致性。如果文學教學能擺脫功利性,潛心鉆研,努力開拓、努力用先進的文藝理論思想武裝自己,那么文學教學的有效性將會大大提高,營造出生機盎然的綠色語文教育生態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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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媒體;文學;理論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4107(2013)11-0022-02
文學理論課程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的必修課,作為大學中文系的核心課程之一,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同時,文學理論作為一門理論課程,其本身的理性色彩和邏輯性,又使得以感性見長的中文系學生理解起來頗費力氣。鑒于此,文學理論課程在教學實踐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急需改革,以適應新媒體時代文學理論的教學要求。
一、文學與文學理論面臨的危機
首先,文學的危機。文學在當今的新媒體語境下,已然陷入了危機,甚而有學者直接宣稱文學死了。認為經濟、政治、技術全球化的力量和變革,以及隨之而來的新媒體的發展,正使現代意義上的文學逐漸死亡。的確,隨著廣播、電影、電視以及互聯網的發展,新媒體時代已然到來,印刷文學曾是其中一種主要途徑的過往的經典文學時代已經終結。當下,在全世界,不論是好是壞,越來越多扮演這一文學角色的,變成了廣播、電影、電視以及互聯網。甚而至于有的情況下,人們去閱讀書籍,僅僅因為他們先看了已然由文學改編成的電影、電視。雖然印刷的書還會在很長時間內維持其文化力量,但它統治的時代顯然正在結束,新媒體時代正在日益取代它。這是一個由新媒體統治的新世界的開始,文學的危機已然出現。
其次,文學理論的危機。面對社會轉型后新的媒體環境,文學理論面臨著諸多危機。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今天的社會生活是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說熟悉是因為我們生活其中,說陌生是因為這樣的生活離慣于生活于書齋中的我們太遠,我們未曾遭遇過、經歷過。文學理論面對的是活生生的、鮮活的社會生活,是作家的創造活動及其成果,即文學作品。而當下的文學理論顯而易見無法駕馭這些,它只是高校中文系的必修課,文藝理論學者的自我與陶醉,既不能對轉型后的社會生活予以回答,也不能對轉型后的文學實踐予以評判,文藝理論陷入深深的危機中。
二、文學理論教學的困境
當下,不僅文學與文學理論面臨著危機,文藝理論的教學亦存在著諸多問題,面臨困境。
(一)理論教學脫離實際
傳統的教學是一種平面的知識傳授模式。它只強調對學生理論知識的傳授與灌輸,不重視已經改變了新一代的感知經驗和方式的新媒體環境。目前的學生大多依靠新媒體虛擬經驗成長起來,他們的閱讀習慣、感知方式和趣味取向很多是由新媒體環境塑造的,音樂、圖片、影像、草根新聞、游戲升級、穿越小說等,是新一代新媒體公民的興趣所在。在這種環境下,僅僅強調理論教學的傳統性、理論性,而不與新媒體技術的嫁接是不行的,需要把兩者充分融合在一起。
(二)重視教學的理論性,忽視教學方法
文學理論課程內容極為豐富復雜、邏輯性與思辨性突出,許多理論內容與知識學生掌握起來較為吃力,理解起來較為困難。而傳統的文學理論教學只把學生當做一個不相關的客體,無視他們的情感存在,無視他們是有自己理解力的獨立個體。其實,文學理論教學應該力求挖掘學生們的潛能,關注他們的興趣,關心他們未來的生存。這樣看來,文學理論實踐教學的改革還停留在課堂教學分析或教學法的革新上,缺少整體性和立體性的改革思維。如果不考慮新媒體環境因素對于學生感知方式和審美趣味的影響,任何單一維度的教學法都是不會產生真正的實踐效果的。
最后,重視專業教學,忽視就業選擇。傳統文學理論教學只關注是否正確地傳遞了理論信息與內涵,不關注學生在未來畢業之后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傳統教學的評判標準就是只要把專業知識教好就行,實際上,一個學生未來更長的路是走出校門該怎么生存的問題,這才是人生第一要務。所以,文藝理論教學對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和適應社會相關能力的培養尤顯重要。無論學生畢業后考研究生、公務員,擔任中學教師、文秘,還是做個自由,都需要把就業的需求和日常的理論教學相結合。目前看來,我們日常的文學理論教學缺乏的正是這些。
三、文學理論教學改革的實踐嘗試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經驗中存在問題,問題中蘊涵契機。我們應該清楚經驗中的問題,并根據新媒體環境這一根本現實因素展開解決問題的思路。實踐的當下性、價值性、自由性和功用性,決定了文藝學實踐教學設計要充分發揮學生的豐富性、自由性和新的趣味感知能力,引導其自主地融入新媒體環境下的文學現實,并保持應有反思意識和批判力。文藝理論教學要努力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如何讓文藝學教學與當下社會現實、文學現實及大學生的學習現實結合起來,相互融通,合理統一。
(一)注重文學理論在新媒體環境下的當下性
文學理論要密切關注當下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消費實際問題。新媒體環境下的文藝學實踐教學,必須充分注意媒體環境對于學生感知方式和趣味取向的制約和影響,文學理論的活力在于與現實的緊密聯系中。理論的確是死的東西,但是,它必須脫離死的、僵化的刻板概念,成為一種指導文學活動與文學實踐的工具,它必須也必然與當下的社會問題緊密相連,成為解決社會問題的話語體系。在文學理論課程的講授中,克服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和僵化的教學模式,時時注意與當下現實生活與文學創作的緊密聯系,使之成為解決社會問題的實用理論。
(二)注重文學理論在新媒體環境下的歷史語境
在傳統的文學理論教學中,更多的是強調文學理論的內在邏輯性與思辨性,在概念、范疇、判斷、推理、邏輯中生存,并不太注重歷史感。而真正的理論都是產生于特定的語境中的。今天,新媒體時代的文學理論也有自己特殊的語境。在“日常生活審美化”的今天,一些非審美的服飾、家居、飲食、環境和廣告等日常生活方式納入到其視閾中,并帶來了研究方法的轉向,當代日常生活審美化現象的研究尤其關注社會文化語境等問題。開辟新媒體環境下的文學理論課程教學的新模式,是新的歷史語境下的必然選擇。傳統文藝學課程教學存在師生信息源不對稱、價值坐標不統一、課堂內外的熱點不同步、感性理性不協調等困境。文藝理論教學利用新媒體環境這一現實因素,堅持信息同源、熱點統一和知識建構的感性化,使得理論的實踐性與網絡信息環境充分結合,從而實現新媒體環境下理論教學的新模式。
(三)打通學科之間的關聯
文藝理論的實施者和接受者都是人,馬克思說過,人“不是處在某種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的人,而是處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就是說,人的社會性決定其必然與他人建立社會關系。所以,打通學科之間的關系也勢在必行。文學理論研究的視閾是廣闊的,社會生活的急劇變化導致了文化領域的重大變革,新媒體環境影響傳統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和學科范式,如何在新媒體環境下實現文學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的融合,成為了當務之急。融合體現在理論講授與學生實踐的緊密結合,理論是實踐中的理論,實踐是理論下的實踐。這種結合不僅體現在課堂教學上,而且體現在課內與課外。融合是體現為學生實踐與新媒體環境的契合,實踐是新媒體環境中的實踐,新媒體文學現實是理論實踐視野中的現實。使理論講授與實踐教學一體化、同步化,開放的、多元的實踐內容設計以及網絡資源和多媒體技術的應用,開發一套符合網絡時代教學實際的教學模式,整合了多媒體教室、網絡教學平臺,建立了網絡答疑輔導系統,資源共享,方便學生自學、交流、提問,從而實現理論理論講授與實踐教學的一體化、同步化。連接好文學理論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教學的關系,社會實踐教學內容的容量設計和課時比例分配。致力于采取“請進來、走出去”的實踐教學模塊方式。使經過優化的實踐教學模塊,不僅包含傳統的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還包括邀請媒體負責人參加網絡座談會,邀請專家為學生分析文學現實,促使學生積極參與到文學現實中,并加強了文學理論教學與文聯、作家協會、文藝批評家、平面媒體等的聯系。
總之,在新媒體環境下,高校文學理論課程的教學應該扣緊時代的脈搏,把艱澀難懂的理論變成學生理解文學、把握生活的利器,為學生以后融入社會提供生存的手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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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理論論文3700字(一):中國古典藝術理論與藝術學學科體系的建構論文
中國藝術研究院是文化和旅游部下屬規模最大的研究機構,一直致力于中國藝術的發展,并不斷地有新的開拓、新的想法、新的追求,現在創辦《藝術學研究》這份雜志,我覺得這對于中國藝術學的學科發展來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藝術學的學科設置及相關研究是近十幾年來逐漸興起的一個重要議題,最早大概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之初,教育部在國務院指導要求下重新調整高校的學科目錄,要縮減50%的學科名稱,需要將400多個縮減成200多個。我當時擔任中國美術學院院長,和時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的靳尚誼先生都參加了這次學科目錄調整的討論,當時就討論過藝術學科。從教育部和高校的管理角度考慮,有藝術學這樣的一級學科是有好處的,因為音樂、舞蹈、戲劇等藝術類學科比較多,統一起來利于管理。但是,從學科建制和學理層面上,能不能設立藝術學這樣一個一級學科,囊括音樂、舞蹈、戲劇、美術、曲藝、相聲、雜技等各門類藝術?這件事情我們當時心里有點沒把握。
之后,北京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想在藝術學的學科建構上有所作為。一次,在評教育部的重大理論項目時,這兩所高校都申報了藝術學理論體系建構的課題。不過,兩所高校所展開的角度不同。北大是希望建立一個完整的藝術學理論體系。北師大想先從調研著手,計劃把國內100多所設有藝術學科的綜合類高校和藝術院校都調研一遍,在此基礎上探索建構藝術學理論體系的可行性。我當時是總評委,覺得這兩個角度都有可取之處,考慮到兩所高校都想做這件事情,都在努力做,跟教育部的思路也比較一致,所以就給教育部科技司建議,不如都予以通過,批準他們去做。但最后據說只能有一個指標,至于花落誰家,進展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就這兩所高校當時所提交的課題申請書,其中北大的類似于王朝聞先生做的藝術概論,一塊一塊并置,美術還是美術、音樂還是音樂、戲劇還是戲劇、電影還是電影,各種藝術形式對應各個章節,比如說八種藝術形式就八個章節。作為藝術概論,作為教材使用可以,但是從學理上來看,這樣是不夠的。我也意識到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課題,但做起來恐怕不是太容易。不過,這么一來,倒是把藝術學的學科建制問題擺在了研究者的面前。以前大家可能沒有去深入思考這件事,只是覺得教育部歸口管理,比如說工科、理科,各自也都囊括很多專業門類,卻沒有人去建立一個工科,或者理科的學科理論體系。而當時北大和北師大之所以提交藝術學理論體系建構的課題申請,跟學科的發展建設也有關系。比如,學校想要成立藝術學院,希望囊括電影、戲劇、舞蹈、音樂、美術、書法等一切藝術門類,但生源有限,老師也有限,有什么辦法可以把這些都統起來一塊教,讓學生什么都會,他們大概有這層考慮。
以上所講是我經歷中兩個印象比較深刻的點。
當時的情況跟國內高校學科結構和建制的歷史背景有關,我們現在的思考也都是基于這個背景,即中國高校在20世紀50年代進行的院系調整參照借鑒了蘇聯模式,而蘇聯模式其實源于歐洲高校的學科設置模式,一門一門的并列方式。比如今天我們所討論的“詩、書、畫”,在50年代以來中國高校的學科結構里是沒有的,因為這是中國本土的文化。所以,我們的學科結構,包括要解決的問題都有這樣一個國際化的歷史背景。西方的學科體系在世界上為大家所公認,無論中東、南美等,世界各國大學里面的學科基本都是這樣的分類方式。而至于由此衍生出來的一些問題,比如我國傳統中詩、書、畫是如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為什么我們現在把這個傳統弄丟了,當前語境下能否重續這個傳統,以及如何重續,等等。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對此,我雖然沒有系統探究過,但覺得圍繞中國傳統這樣一個角度和立場去展開確實是一條可以試探的路,這跟教育部的學科結構不太有直接的關聯性,可以回避因學科結構所造成的那些困惑。但是,我們反過來也要認真思考,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中的詩、書、畫之間,那種緊密的相關性是在什么層面上相關,這是我們首先要在思路、邏輯上理清楚、想明白的問題。
從廣義的文藝理論來說,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們把文藝作品分為形式和內容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是我國近百年來最常用的、或者最普泛化的一種研究切入方式。比如,在評論中國畫或者油畫的時候,談論較多的是畫作的內容或形式,表現的內容可以相同,形式卻不同,油畫用的是油畫顏料這種形式,國畫用的是毛筆和墨。這種分辨在當下西方理論中恐怕都覺得過于粗糙,但在我們現在的語境中還是比較有效的,可以把兩個基本部分區分清楚。以今天的議題為例,如果討論其中的相互關聯性,我認為主要體現在內容方面,比如說詩所描寫的內容,同時也是畫所描寫的內容,和書法稍有不同,但是書法又和字、詞、句這樣的文字表達聯系在一起。所以,詩、書、畫三者之間至少在內容上有比較密切的關聯,但關聯程度不一樣,還可以細分,比如詩和畫關聯性就很密切,相比之下,詩和書關聯性稍微弱一點,但是書和畫關聯性又很密切。這是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就是廣義文藝理論的形式問題。形式到底有沒有關聯?相對而言,形式上的關聯也要細化。比如,詩的形式和畫的形式顯然是兩個領域,詩是由詞、句、章節組成,語言當然是其最典型的形式;畫是由筆墨構成的,屬于可視的形象性的語言形式,或者叫視覺形式語言,而且是視覺形式語言中以中國的筆墨工具所形成的一種獨特的、在世界上幾乎獨一無二的形式語言;書法也是一種形式語言,書法具有實用功能,寫出來的字馬就是馬、牛就是牛,除了實用功能以外,書寫過程中筆畫抑揚頓挫所留下的痕跡又具有語言性,書寫的字本身就是語言,但是這個語言不是書法的本體語言,書法的本體語言是抑揚頓挫、枯濕濃淡所形成的語言特征。所以,書的語言特征跟畫的語言特征有密切的關聯性,叫作“以書入畫”,現在也有藝術家說是“以畫入書”。但是,“以詩入畫”是語言上的關聯性還是內容上的關聯性呢?我認為“以詩入畫”主要是內容上的關聯性,主要體現在我國文藝理論中的審美境界層面,即意境和境界上的關聯性,這其中有很多話題可深入展開。詩和畫在表達人歡喜、愛慕、悲哀、寂寞的感情,以及在感情中所達到的意境和思想境界上,有密切的關聯性。相比而言,書法只與其中的一部分有關系,比如評論王羲之的字“龍跳天門、虎臥鳳闕”,這就是對書法意境和境界的形容,但這個形容跟詩和畫的境界、意境又很不一樣,其中也有關聯,只是比較抽象,王羲之沒有畫出龍跳天門,也沒有畫出虎臥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認為我們要仔細分辨不同藝術門類、不同研究對象之間的相關性及它們的區分和界限,這也是學界目前應該做的事。實際上,事物和事物之間的關聯經常是三維的、立體的網絡狀,把這其中的相互關系理清楚是非常重要的。
西方的哲學、美學、文藝理論非常豐富,傳入中國一百多年以來,對我們的文藝影響巨大。我認為這影響絕不是負面的,而是正面的,否則我們不知道其他的文化脈搏、其他地域的文明為人類文明作出了什么貢獻。如果我們不了解世界性大范圍的發展和歷史,我們就不知道我們中華民族的文明成果處于什么位置。在引入、翻譯、詮釋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我們確實應該回過頭來多看看自己的文化傳統,有哪些東西是可以再拿出來重新加以研究的,不能像20世紀初期那樣用比較激進的、簡單的方式把傳統一棍子打死。在這點上,我覺得現在的時機較好,國家非常重視傳統文化的研究、繼承和弘揚,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大環境。但這件事情要做好,不能關起門來自說白話,要響應中央的號召,做好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這項意義重大的工作,同時要把對我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放在國際化的平臺上、國際化的背景中展開,這樣才知道我們自己所處的位置。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中說:“圓照之象,務先博觀。”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不知道世界上有白種人、黑種人,就會偏執一隅,以為全世界都是黃種人,而只有了解到世界上的其他人種,才會知道原來我們只是其中的一種。這樣的自我了解和自我設定既不是否定自己的優越性,也不是把自己看得一無是處,而是助于我們更全面、整體、客觀地看待、分析、解決問題。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曾在也是由中國藝術研究院召開的一場學術研討會上,提出以中國傳統和西方現代為兩端的中國藝術的一個整體格局的構想,當時我所著眼的是中國藝術之后幾十年的發展走向。在這樣一個可以預測的歷史時段中,我認為我們文藝界的一個基本格局應該是棗核形的一個形態,一個尖端是對中國傳統的深入研究,另一個尖端是對現代西方的深入研究,中間是一個交融互動的混融區域,這個區域很大,但是兩端比較小。所以,我提議要加強兩端的深入研究,只有這樣,中間的混融區域才能夠蓬勃發展,才會混融出各種各樣有意義的成果,如果兩端研究做不好,中間的混融成果一定是淺薄的。如今距當時的那場學術研討會,已四十年過去了,回頭再看,我依然認為這兩端研究是一個根本問題,也是我國文藝界最需要研究的重要課題。
現在有一個非常好的優勢環境,信息的獲得前所未有的便利,便利的程度是我們在幾十年前根本無法想象的。環境是新的,任務是新的,但是我們要做好,終歸要從腳下做起。
藝術理論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播音主持藝術理論與教學研究論文
摘要:本文分析播音主持藝術理論的基本要素及其發展現狀、播音主持教學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解決策略,對目前播音主持藝術理論與教學進行了探究。
關鍵詞:播音主持;藝術論;教學研究;創新
一、傳媒視角下播音主持藝術理論的基本要素
電視是現代傳遞信息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電視傳媒在開展的過程中,如果想要獲得更高的認可程度和觀眾的喜愛程度,就應該對播音主持人藝術形象和主持風格進行管理。為了獲得更多的觀眾,播音主持需要保持自己良好的形象和氣質。當然,播音主持人的藝術形象應該和主持的節目風格具有非常重要的聯系,只有注重整體風格的協調統一,才能讓播音主持欄目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獲得更多的機遇。
同時,播音主持人自身的素質和人格魅力也是非常必要的。播音主持與其他傳播媒介相比是一種有聲的藝術,所以播音主持的語言技巧對藝術內涵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良好的藝術形象和適當的語言技巧有利于播音主持模式整體的突出和統一。
二、播音主持藝術理論的發展現狀及創新
任何一個時代在發展的過程中都具有獨特的藝術傳播方式。如今人們對信息的渴求程度逐漸加深,播音主持行業為了適應人們的需求也在不斷地發展著,人們對播音主持工作行業的重視程度也在不斷提高。然而在近幾年的發展過程中,媒體的類型更加豐富,人們接收新聞和信息的方式也在不斷擴展,這種現象對于播音主持行業也有著非常巨大的影響。
在新時代的發展現狀之下,廣播媒體行業受到其他媒體方式的強烈沖擊,在傳承傳統播音主持藝術中精華的部分之外,--也需要對傳統播音主持藝術的方式進行創新,只有這樣才能在發展過程中謀求有利的條件。
首先應該對傳統的播音主持觀念進行革新。很多人在業余生活中想要獲取更多的媒體消息和新聞,大多數的觀眾更愿意選擇一些視覺沖擊力更強的媒體方式。這就需要播音主持專業的學習人員不斷地增強自身的素質,學習新媒體下播音的理念。以一個更加全新的形式給觀眾帶來享受。在發展的過程中,也應該對高校的播音主持專業人才進行著重培養,讓其認識到創新對這一行業來說的重要性。
播音主持的專業技巧和素質對+播音主持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訓練和學習的過程中需要注重積累,單純地對語言進行培養是無法達到當今社會需求的,需要對播音主持的播放風格和節奏進行更加全面的把控,只有這樣才能夠給觀眾帶來更加全新的體驗。
三、播音主持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策略
播音主持在廣播電臺行業和電視臺中都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播音主持在如今的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各大高校也在著重培養播音主持方面的人才,這個學科在近幾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獲得了大量的經驗和成果。然而面臨其他媒體種類對播音主持專業的沖擊,傳統的播音主持教學方法已經顯露出越來越多的不足之處。首先播音主持專業與其他教學專業相比存在著一定的獨特性,由于這個專業在實踐的過程中,對于專業的技能有著非常高的要求,所以在傳統的教學方案中,應該針對教學的計劃和教師的創造性思想進行更加全面的開發。對實際教學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我們應該制定更具有針對性的方案,可以看出如果是單純的參考普通院校的教學模式是無法達到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的要求的。應該根據目前市場現狀的分析和我國經濟社會對播音主持專業發展的需求及就業現狀等幾個方面更加明確地確定播音主持專業的教學目的和主要內容。
播音主持專業在開展教學的過程中,需要進行有聲的語言進行訓練。每一個學生對語言的個體理解和感悟都是不同的,所以就需要課程在開展的過程中更加注重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同時高校的教師應該對學生整體學習情況和學習的進度進行全面的把控。
關鍵詞:劉熙載;《藝概?文概》;研究綜述
一、研究《藝概?文概》的著作
研究《藝概?文概》的專著有四部,這四部著作是: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氣中的《劉熙載和》;200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韓烈文的《劉熙載研究》;2009年由武漢出版社出版、萬志海的《劉熙載美學思想研究》;2010年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徐林祥的《劉熙載及其文藝美學思想》。
其中王著由于成書較早,資料有限,只對劉熙載的生平和《藝概》中的理論做了框架式介紹,但闡釋出了劉熙載理論形成的原因,對《文概》的評點也頗有精到見解。萬著從美學和藝術角度對《藝概》進行了研究,從藝術本體論、藝術審美理想論、藝術審美通變論三個方面闡釋《藝概》全書。韓著對《藝概》的研究最為透徹,全書從藝術本質論、藝術發展論、藝術創新論、創作主體論、藝術境界論、藝術風格論、藝術鑒賞論、章法技巧論、藝術辯證法九個方面對《藝概》作了綜合的研究,涉及到《文概》,藝術本質論部分主要對“藝者,道之形也”進行闡釋,章法技巧論部分探討了“文眼”、“本色”、用語等問題,遺憾的是全書橫縱比較略薄弱。徐著于幾本專著中屬論述詳盡者,從文藝美學角度對《藝概?文概》進行理論研究,在理論構架部分談到了“物一無文”、“文之道,時為大”等,在文藝批評部分談到了“養氣”、“本色”、“題旨”、“文脈”、“線索”、“結構”、“文眼”、“修辭立其誠”、“言內畢足”與“言外無窮”等重要理論,然其旨在錄入六概包含的全部內容,而且明顯側重《詩概》和《詞曲概》,未從一個理論點出發,對《文概》進行全面剖析。
二、研究《藝概?文概》的論文
(一)從美學角度研究《藝概?文概》
這類論文是從美學角度出發對《藝概?文概》中的某些理論點進行的研究,徐林祥的《臺灣香港劉熙載文藝美學思想研究述評》總結了近20年臺灣、香港地區學者在劉熙載的詞曲論、詩論、文論、書論的研究方面取得的若干重要研究成果,強調加強兩岸學術合作的重要性;佛雛的《劉熙載美學思想初探》對《藝概》進行了文藝理論和美學范疇的整體探討;毛時安的《和劉熙載的美學思想》,從“溫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似花非花,不離不即”的真實美,“詩品出人品,極煉如不煉”的本色美,“物意摩蕩,物我無間”的意境美等四個方面,闡釋了劉熙載的美學思想;王世德的《劉熙載中辯證的美學思想》,就新版《藝概》“前言”未能論及的劉熙載的辯證的美學思想作了較全面的闡述;陳德禮的《劉熙載的及其辯證審美觀》,從本質論、真實論、意象論、意境論,風格論、發展論、鑒賞論等七個方面概括了劉熙載藝術辯證法的基本內容。
(二)從文章學角度研究《藝概?文概》
這類論文共七篇,為本文寫作提供了詳實的參考材料。
萬奇的《劉熙載散文理論探微》從“特質論”、“創作論”、“品評論”三個方面闡釋劉熙載的散文理論,闡明其“文論”對中國散文理論體系的當代建構發揮的作用,并注意到了劉熙載主“情”尚“意”、講“法”論“辭”、追求“雄而逸”之美等凸出漢語散文特征的論述;內蒙古師范大學肖營的碩士學位論文《劉熙載探微》從審題、主意、格局、字句四個方面著手,從《經義概》延伸至《文概》與《游藝約言》,探尋了劉熙載之文章精髓;陶型傳的《既要“融貫變化”又能“渾然無際”――中的章法論剖析》專論章法;蘇州大學孫士聰的碩士學位論文《文體思想研究》專論文體;陳志的《劉熙載中的散文思想研究》同樣論述了劉熙載的散文思想的幾個辯證方面,比如其宗經又兼取陸、王心學,強調散文的現實功用又不忽視其審美特征等;王達津的《散文的藝術論――談》,從理、志、情、意、識、氣、辭、法八個方面評介了劉熙載的散文理論;湖南師范大學廖妍南的碩士學位論文《劉熙載散文理論探微――兼論劉熙載在文論史上的定位》以劉熙載的散文理論為切入點,選取了“物我摩蕩說”、“先意法而后氣象說”、“擴之則為千萬言,約之則為一言說”、“文之神妙,莫過于能飛說”四個典型觀點進行論述。
(三)從寫作學角度研究《藝概?文概》
這類論文旨在探究劉熙載文論的實用性,并將其應用于現作中,充分挖掘了其實用價值,共有七篇。
蘇兆富的《談作文法》談到了文章之“主腦”、“法”、“理”以及文辭的處理;王志彬的《作論輯要》從對《文概》與《經義概》的研究入手,論述了八股文之現實功用;徐林祥的《論劉熙載對文學語言表達技術的研究》分析了劉熙載對作家的創作和作品的語言表達提出的修辭立其誠、言內畢足、言外無窮、用字在當、陳言務去、本色為美等一系列要求;宗廷虎的《劉熙載的修辭論》和李洪宇的《劉熙載修辭理論研究》都是從修辭學角度出發進行論述,其中包含了對文體和章法的研究,為當今寫作提供指導;吳宗海的《劉熙載中的寫作理論》,從寫作角度對《文概》和《經義概》進行了探討,一反以往學界對《藝概》中此兩卷的偏見。長春理工大學張佳的碩士學位論文《從看劉熙載寫作理論》 研究了其探討寫作動因的“物我摩蕩說”與“志在經世”,分別闡述了以強調寫作主體修養為主的“詩品出人品”和強調寫作主體情感和認識的“文,心學也”兩個以寫作主體為中心的寫作理論,探討了貫穿全書“舉少藝概乎多”理論和鞭辟入里的“主意說”。最后,對這些寫作理論做了整體性的總結,分析了其中所蘊含的特色。
三、結語
1985年1月在陜西省作家協會和中國小說學會的主辦下,《小說評論》在西安創刊,它是全國唯一的專事小說研究的雜志。隨著刊物的順利發行,《小說評論》周圍很快薈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說批評及文學研究的省內外學者:胡采、閻綱、張韌、繆俊杰、蒙萬夫、吳亮、白燁、肖云儒、陳孝英、曾鎮南、何鎮邦、費秉勛、劉再復、樂黛云、肖云儒、劉建軍、王愚、雷達、何西來、季紅真、蔡葵、刑小利、賀紹俊、周政保、吳秀明、暢廣元、李健民、邰尚賢、李星、徐岱、孫豹隱、管衛中、李運摶、趙俊賢、王仲生、李國平、朱寨、秦兆陽、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潔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寶、韓魯華、孟繁華、魯樞元、溫儒敏、王彬彬、孫紹振等等,他們及時評述當代小說創作、發表小說理論研究成果,很快《小說評論》雜志成為陜西小說批評研究的重要陣地。90年代,陜西文學的批評隊伍由兩部分人員構成,一是活躍在80年代文壇上的筆耕文學組成員,二是來自學院的一批中青年學者,他們以飽滿的熱情與良好的知識結構為文壇注入新鮮的血液,這批老中青三代批評者依托《小說評論》、《延河》文學月刊,從批評的理論基點、方法、風格等多方面展開多維的探索。陜西文學批評格局性的變動在90年代。長篇小說《白鹿原》、《廢都》的面世,在當代陜西文學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實、賈平凹等作家對傳統經典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手法的超越,引發了文學批評界對傳統批評模式的深層反思與話語策反。90年代文學批評陣地《小說評論》的成長以及陜西文學批評隊伍的壯大,表明文學批評多元化發展條件已經具備。
在90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結構中,除了傳統的社會歷史學批評外,還有深受社會歷史批評學影響又獨具理論視角和批評方法的其他批評模式,如印象主義批評、心理分析批評、歷史美學批評、地域文學批評、神話原型批評、文化詩學批評等,形成了陜西文學批評多種模式并存、風格紛呈的局面。這種多元化的文學批評模式,根本改變了陜西文學批評單調的文學地圖,文學批評逐漸走向多維發展的空間。印象主義批評模式最初來自法國,批評者重視對批評對象的主觀感受以及由此生發的對作品意旨的理解和發揮。筆耕文學研究組不少人駕輕就熟印象主義批評模式,他們的文章標題就以“有感”、“印象”、“漫談”命名,行文不斷出現“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賀抒玉小說印象》、王愚的《賈平凹創作漫談》。文本中批評者的閱讀感受與印象隨處可見,王愚這樣評價賈平凹:“讀賈平凹的作品,會使你情不自禁地去這叢山環繞、流水淙淙的山區,熱愛山區生活中正在成長中的新一代,而這種熱愛常常會激發你對我們整個生活、整個人民的深摯而又親切的感情,這也就是賈平凹的貢獻。”[4]王愚將個人的感受和情感澆注于批評對象,其批評散發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筆耕文學研究組成員經歷了當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動蕩,對歷史與革命、文藝與人生有著獨特的體悟,這使得他們的見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評隨著現代心理學的發展而形成的文學批評模式,它在當代中國文學批評中能被廣泛運用,在于東方文化重直覺、重體驗、重靈性的精神活動與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暢廣元等著的《神秘黑箱的窺視》是心理分析批評模式的重要成果,該書以賈平凹、路遙、實、鄒志安、李天芳五作家為研究對象探微創作的神秘黑箱,論文有:吳進的《賈平凹創作心態探析》、費秉勛的《生命審美化———對賈平凹人格氣質的分析》、李繼凱的《矛盾交叉:路遙文化心理的復雜構成》、肖云儒的《路遙的意識世界》、李凌澤的《鄉土之愛與現實憂患的變奏———實小說創作論》、孫豹隱的《謀理性與感性的統一》、陳瑞琳的《野火?荒原———對鄒志安創造的“愛情世界”的思考》、陳孝英的《鄒志安,一個又不安分的靈魂———與鄒志安陳瑞琳對話》、屈雅君的《回首向來蕭瑟處———李天芳論》、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趙學勇的《鄉下人的文化意識和審美追求———沈從文與賈平凹創作心理比較》、韓魯華的《賈平凹、路遙創作心態比較》、暢廣元的《〈白鹿原〉與社會審美心理》、李繼凱、李春燕的《新時期30年西安小說作家創作心態管窺》等論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獲;專著有費斌勛的《賈平凹論》、李繼凱的《新文學的心理分析》和閻慶生的《魯迅創作心理論》;屈雅君、李繼凱編的理論研究專著《新時期文學批評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陜西文學批評重要的理論收獲,此書系統分析了影響新時期文學的八類批評模式,開篇首章對心理批評進行研究,對陜西及全國的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具有一定的意義。
美學歷史批評②作為文學批評方法,要求將美學方法和歷史方法結合起來,在藝術與歷史分析的相互滲透中剖析文學作品。“美學和歷史的觀點”是文藝理論的文學價值標準和批評原則。當代陜西文學批評基本上是在美學歷史批評的方法體系中進行,50、60年代強調文學與社會、時代環境的關系,80年代兼及文學與美學的關系,90年代美學歷史批評將社會學、文化學、心理學、哲學、人類學諸多學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評體系中,實現美學與歷史的雙向滲透,使研究水平達到新高度。這方面王仲生的實研究成果喜人:《從與農民共反思走向與民族共反思———評實80年代后期創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詢和構筑》、《白嘉軒:文學史空缺的成功填補》、《人與歷史歷史與人———再評實的〈白鹿原〉》。王仲生“歷史的觀點”突破對歷史的靜態認識,關注到歷史糾結處的關聯性,把人與社會、環境、文化焊接一體,置于社會結構演變的流程中。他這樣評述實的歷史觀:“人,人的命運,始終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們不再是歷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歷史結論的形象性注釋,他們是活生生的歷史存在和血肉生命。這反映了實歷史意識的現代性。”王仲生在研讀文藝理論的基礎上,有機汲取了新歷史主義理論的成果,承認歷史與人的平等關系和對話原則:“真正的歷史對象,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客體,也不是任主觀意識擺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統一,是一種關系,一種對話。在這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理解的真實。”[5]
此外,李星的《在歷史與現實之交———讀實中篇小說〈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紀中國鄉村小說的基本傳統》、周燕芬的《賈平凹與30年中國文學的構成》等文,也是美學歷史批評結出的碩果。神話原型批評是新時期文學批評中出現較晚的批評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組原型批評文章載于《現代英美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1982年榮格的《心理學與文學》也有譯介,但當時并未引起重視。直到1987年葉舒憲選編的《神話一原型批評》一書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神話原型批評才激發起人們自覺運用的熱情。其實,葉舒憲1986年在《民間文學論壇》第1期發表《英雄與太陽:〈吉爾伽美什〉史詩的原型結構與象征思維》,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運用原型批評的系列成果,專著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史詩的原型重構》、《太陽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學中的女性原型》(與李繼凱合著)、《詩經的文化闡釋》、《高唐神女與維納斯》等。葉舒憲的研究成果填補了神話原型批評的學術空白,季紅真給以充分肯定,認為原型批評對于人類精神之謎的解密極有意義:葉舒憲把原始思維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維納入原型批評的理論框架中,揭示集體無意識層面上文學原型的置換變形,拿到一把打開現代人和前人心靈溝通的鑰匙。[6]葉舒憲的批評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學與外國文學范疇,對陜西文學尚未涉獵,但對整體慢半拍的陜西文學研究而言,陜西神話原型批評由于葉舒憲等陜西師范大學學人③的踐行,在全國文學批評中一時獨領。
文化詩學批評段建軍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將陜西文化詩學批評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專著《白鹿原的文化闡釋》是這方面的力作。段建軍多年從事文藝美學研究,對西方哲學美學爛熟于心,薩特、尼采、海德格爾、杜夫海納、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響著其學術的建構。在中國傳統美學思想與西方文論的交匯中,他提煉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題:“長期受封建主義和理性主義壓抑貶損的人類肉身是一種非常高貴的存在。它通過自己獨特的肉身化思維,把整個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體結構、情感愿望、生命追求。這個人化的世界實際是人肉身的詩意創造物。”[7]段建軍在文本研讀的基礎上,將“肉身化存在”文化命題貫穿于陜西小說鄉土經驗的文化闡釋中,并生成一套話語體系和審美理想。段建軍文評的風格質樸、自然,沒有西方文論的艱澀生硬,字里行間流淌著詩意、散發著智性,充滿文學批評的創造性。王剛曾這樣評述段建軍的文學批評:“既遵循和重構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審美趣味和倫理價值,又融匯應用了西方文論的方法論工具,生成了自身親和、樸拙、兼具形象性和學理性的批評話語。”[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