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03:47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生態文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傳統的英美文學教學一般遵循以下模式:其一,文學史串講;其二,作者及其創作介紹;其三,作品的閱讀體驗;其四,運用文學批評方法解讀作品。這種傳統的程序極大地限制了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忽視了學生批判性思維的培養。學生直接得到的是“魚”,而非“漁”,致使作家用靈魂和生命書寫的經典作品成為一堆需要死記硬背的基本常識、一串符碼、一項智力游戲,文學的趣味和其傳遞的生命觀、自然觀、社會價值蕩然無存。略薩說:“文學是一個人、一個公民成長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內容。好的文學作品為我們搭建了橋梁,拉近了同其他文化、思想、宗教的距離,我認為這是文學非常重要的職能之一。一個現代、民主、公正、自由的社會,文學是完全必要的。”由此看來,不是文學無用,而是教的人和學的人需要重新審視文學這門崇高的學科,重新將文學拉回現實軌道,正視社會問題。生態危機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之一。自古以來,在自然生態系統中,人并非自以為是的主宰者,而是依賴自然而存在并循環往復的。敬畏與禁忌是人在自然面前的唯一態度。然而,從笛卡爾時代開始,人類確立了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定勢之后,便將自然物質化為可以征服并加以利用的對象。于是,人類開始高舉理性的大旗,駕馭科技的戰車對自然進行無盡蹂躪與索取,企圖創造人超越自然的神話。終于,我們的大自然進入了危機四伏的時代,全球變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變,海洋過度捕撈,沙漠擴展,淡水資源匱乏,物種加速滅絕……人類行為正在使自身和賴以生存的自然加速走向滅亡。而于20世紀末漸成顯學的生態批評,則試圖對處于自殺困境中的人類進行重新探索,重新梳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以消解人類中心主義的自閉樊籬,為人類和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尋求新的路徑和可能性。
王諾認為:“生態批評是在生態整體主義,特別是生態整體主義思想指導下探討文學與自然之關系的文學批評。它要揭示文學作品所反映出來的生態危機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時也要探索文學的生態審美及其藝術表現。”生態整體主義強調一種和諧的、整體的、多樣化、互蘊共生的關系,是人類重新認識自然、定位自己的一種方法論。生態批評作為理論是新興的,但是文學從一開始就是和生態聯系在一起的。從神話時代到宗法時代,再到現代時期,人類在世界整體結構中的角色始終是貫穿文學的一個主題。在神話時代,人是渺小的,只不過是宇宙世界最微小的造物而已。而每個民族的創世神話都是以神為本,講述作為自然象征的神的故事,人對于自然世界不可窺知,不可操縱,只有頂禮膜拜。這個時期的文學樣式如祈禱詞、頌歌,甚至詩歌和戲劇等都講述了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故事。在宗法時代,自然只不過化身為圣人、上帝、耶穌甚至真主等,而人與這種最高秩序之間依然延續下與上的關系。即使人類社會過渡到了以工業文明為主的現代社會,浪漫主義田園精神依然成為人類的理想家園。在我國有“采菊東籬下”的情懷,在英美有梭羅和華茲華斯對樸素田園生活的追求。由此可見,用文學的思想武器來重塑人們的自然觀是非常可行,而且勢在必行。當代大學生面臨的是一個日新月異卻又危機四伏的時代,他們或許無暇顧及那些與生活相去甚遠的諸如新批評、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理論,但卻不得不正視自己賴以生存的環境。生態問題已成為我們不得不認真對待的迫切問題。生態文學可以促使人們重新認識自己的現狀,重新發現自然的崇高與瑰麗,修正人類中心主義的虛妄觀念,從而實現人類的長遠發展。作為在教學活動中起主導和引導作用的教師,應該將生態理念貫穿教學的始終。首先,教師要在介紹文學課程的過程中將文學的社會價值、文學作品的生態內涵灌輸給學生,并簡要介紹關于這門嶄新理論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常用術語,如“生態批評”“生態文學”“生態文本”“人類中心主義”“二元對立”等概念;其次,教師應不斷更新知識,了解生態批評新動態,熟讀生態文本,在教學過程中,旁征博引,理論與文本結合,有目的性地培養學生的“綠色”思維。再次,為了使文學適應社會,加之文學課時量的削減,教師可以對傳統的內容,如作者簡介、小說要素分析、文學理論少講或省略不講,而應選擇一些比較典型的生態文本,引導學生品味鑒賞,仔細琢磨,用心感悟,從而啟發其智性,陶冶其情操。
二、生態文本的挖掘與重讀
1.英美文學作品的重讀當前,英美文學課程普遍面臨課時削減、內容壓縮的現狀,而文學課程的性質決定其必須進行外延的擴展。筆者所任教學校英美文學課每周2課時,且英國文學和美國文學各開設1學期,實際授課中只能挑選其中一部分作品進行講解,對于其余作品都要求學校以觀看電影或課外閱讀的方式進行。比如筆者在講授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時,引導學生重點欣賞總綱里的環境描寫:“春雨給大地帶來了喜悅,送走了土壤干裂的三月,……美麗的自然撩撥萬物的心弦,多情的鳥兒歌唱愛情的欣歡。”自然催生萬物復蘇(包括人),而萬物相互依存,和諧歡快,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由此可見,喬叟是一位具有自覺生態整體觀的詩人。莎士比亞作品繁多,思想深刻,但一般只重點講授《哈姆雷特》,引導學生閱讀欣賞主人公的“獨白”是重中之重,以此認識人文主義者宣揚的虛妄的人類中心主義和自視為“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的幻象最終只能導致報復和悲劇。彌爾頓《失樂園》中對地獄丑陋不堪、悲苦絕望的描述難道不是人類失去家園后的預言嗎?人類豈不是真正需要敬畏上帝、敬畏自然嗎?而魯濱遜的經歷卻又一次讓我們目睹了人類如何占有土地,挖掘自然,利用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神話。及至最親近自然的浪漫主義作家,“自然崇拜”被“視覺化和原型化”了,讀者通過閱讀欣賞以自然為主題和意象的詩作,可以真正體悟自然作為人類向導和保姆的功能,體驗自然的瑰麗與偉大,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重續被工業文明割斷的本真的關系。從奧斯汀以后的文學主要以小說為主,無論是《傲慢與偏見》還是《簡愛》,雖然都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審美,但依然可以凸顯自然之美對故事發展的重要性。現代主義作家基本都具有反現代文明傾向,勞倫斯筆下的男女主人公都是自然之子,只有在和自然的交融中人才能流露出其本真完美的狀態,而工業文明束縛下的人都是畸形扭曲的。美國文學雖然只有400年歷史,卻因獨特的經驗,從一開始就呈現出濃郁的生態或反生態氣息。在超驗主義作家愛默生和梭羅筆下,生命與自然、自然與精神合二為一。
雖然兩者審美取向不同,愛默生更傾向于借助自然表達思想,而梭羅卻是將自然本身視為生活的本質,視為他的親人和朋友,他的《瓦爾登湖》不單是為在物質文明中迷失方向的人指明道路,也傳遞著和諧的生態主義整體觀。《紅字》中的丁梅斯代爾和海斯特只有在森林里、在河邊才不需要清教主義的遮羞布,表現的是真實的自我,而代表文明和科學的齊林沃斯卻是虛偽、狂妄、靈魂的謀殺犯。《白鯨》和《老人與海》兩部小說都可以作為反生態文學中的經典,并且交相呼應,盡管兩部作品在最后都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虛妄做了毀滅性的預言,但其立場和主旨卻基本是反生態的———人類都企圖通過征服生養自己的自然的方式來彰顯其價值和尊嚴(亞哈對白鯨的瘋狂報復,圣地亞哥老人與馬林魚和鯊魚的搏斗歸根結底都是為弘揚“人”的價值,是人類違背自然規律、企圖主宰世界的妄想)。馬克•吐溫和維拉•凱瑟都映射了人與自然應該相融相契。《荒原》更是將現代文明的荒蕪推到極致,人類面臨的不單單是賴以生存的家園的喪失,更是精神世界的支離破碎,艾略特為現代文明奉上一曲挽歌,更為生態破壞后無處依存的人類進行了預言。“文學和批評的功用絕不僅僅是局限在人類內部,它還可以通過人而作用于非人類,作用于整個世界。”文學就是要通過其語言魅力和思想內涵喚醒人類沉睡的靈魂,啟迪人們的智慧,實現文學與社會接軌。
2.生態閱讀的誤區當前生態批評已經成為一種潮流,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可以進行生態審美,對于一些生態或反生態思想突出的作品和作家似乎已經形成諸多的固定模式。比如,《圣經》是奠基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思想根源,是具有反生態傾向的;莎士比亞是人類中心主義的杰出代表;海明威用自己的人生和作品反映了人類征服自然的虛妄與殘暴;《瓦爾登湖》是一部最好的生態文本。這種定式思維固然可以啟迪學生,但卻大大限制了學生的批判性思維,也忽略了每一位作家和作品思想的矛盾性和復雜性。“生態視角的重審和重評應當客觀地、歷史地、全面地考察傳統文學經典,避免孤立化、簡單化和以偏概全的片面傾向。”作為課堂的引導者,教師必須以全面的、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一方面要充分考慮作品的創作語境,另一方面要全面顧及作者思想的多面性和矛盾性。每一部作品都是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表達了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圣經》和古希臘神話被認為西方文明兩大源頭,滲透到每一部文學作品中,但不可否認的是《圣經》在宣揚人類中心論的同時也具有濃郁的生態意識,上帝毀滅罪惡之城索多瑪、諾亞方舟、自然萬物有靈論等等不都傳遞了人應善待彼此、善待土地、善待非人類生物的生態意識嗎?古希臘羅馬神話通過神和英雄的故事張揚了人的力量,也反映了原始氏族時代人類對于自然的敬畏和熱愛。哈姆雷特作為人類中心主義代表的悲慘結局難道不是一個反諷嗎?魯濱遜凸顯了人的理性與征服欲望,但魯濱遜熱愛自然,并未以毀滅自然為代價滿足自己膨脹的欲望。經典文學作品蘊含豐富的思想,教師在進行生態解讀時,不能一葉蔽目,忽視其本身的文學意義和社會價值;不能斷章取義,將作品孤立化、簡單化;更不能被定式思維束縛,片面地看待問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關鍵詞]生態批評;《霍華德莊園》;巴斯特;回歸自然
[中國分類號]I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848(2012)05-0096-10
[作者簡介]李婷文(1988—),女,廣西南寧人,廈門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廈門大學生態文學研究團隊成員,主要從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福建廈門 361005)
Title: An Ecocritical Study on Bast’s Returning to Nature in Howards End
Author: Li Tingwen
Abstract: Howards En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of E. M. Forster and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Forster’s attitude towards returning to nature which can be clearly inferred from the character of Bast and his condition in this novel is a significant aspect of the author’s full view of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this paper is dedicated to reveal why and how Bast made efforts to back to nature and why these efforts were finally in vain. Through the study of Bast’s case, we can distinguish Forster’s different meanings of returning to nature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in the sense of eco-thoughts.
Key words: ecocriticism; Howards End; Bast; returning to nature
愛德華·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是20世紀重要的英國小說家。他的全部著作包括六部長篇小說、兩部短篇小說集、兩部游記和一部文學評論集。嚴格來說,福斯特算不上多產作家,且他在1928年后就停止了小說創作。然而,對福斯特及其作品的研究歷來不乏其人,他不僅受到同時代人的重視,在“二戰”后更是不斷引發新的研究興趣,掀起新的研究熱潮。20世紀80年代后,他的五部長篇小說依次搬上銀幕,在歐美電影節收獲頗豐,也重新引發研究者和普通讀者的關注與闡釋,《霍華德莊園》(Howards End)就是其中之一。
《霍華德莊園》發表于1910年,被認為是同年最好的小說,使福斯特躋身一流小說家之列,也被認為是他早期最成熟、最優秀的作品。①對這部小說的研究可分為藝術性和思想性兩個方面。藝術性研究如彼得·維道森(Peter Widdowson)的著作①及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的論文②。他們認為,由于福斯特的寫作處于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過渡,其作品既忠實于社會真實和時代精神,又帶有濃烈的象征色彩。此外,也有學者對作品結構,③對其與貝多芬第五交響曲之間關系④進行研究的論文。思想性方面,與福斯特其他作品的研究重點相似,學者對《霍華德莊園》的研究重點關注的是人與人、人與自身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主要探討的是自由人文主義與中產階級道德、知識階層與市民階層、按照經濟狀況劃分的社會階級之間、男性與女性、城市與鄉村、帝國主義與世界主義、人與自然的關系。
論文關鍵詞:《老人與海》,圣地亞哥,矛盾心理,生態批評
1. 引言
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美國小說家。中學畢業后開始在《星報》做新聞記者工作。代表作有《太陽照樣升起》、《永別了,武器》、《喪鐘為誰而鳴》、《老人與海》。海明威被譽為美利堅民族的精神豐碑,并且是“新聞體”小說的創始人,他的筆鋒一向以“文壇硬漢”著稱。
他的小說《老人與海》于1952年出版,它在美國,甚至整個世界都產生了巨大影響。此書于195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很多研究者認為這部小說是一部人類向自然挑戰,盡管只能取得部分勝利,也會堅強斗爭下去的代表作,他們欣賞老人堅強不屈,勇敢面對現實的精神。所以許多研究者在寫評論這部小說時側重寫老人不屈的戰斗精神。本文擬從生態批評角度解讀《老人與海》中主人公圣地亞哥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老人與自然、動物和諧相處,另一方面,為了追求自己的目標,向大自然無盡的索要,導致了自己的悲劇。
2.生態批評理論
生態批評是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一種文學批評理論。在70年代初出版的《生存的戲劇:文學生態學研究》一書中,美國學者約瑟夫·密克爾提出“文學生態學”(literary ecology)這一術語,主張應當探討文學所揭示的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的關系,要細致并真誠地審視和發掘文學對人類行為和自然環境的影響。1978年,威廉·魯克爾特在《愛荷華州評論》第9期上發表題為《文學與生態學:一次生態批評的試驗》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態批評”(ecocriticiam)這一概念,認為應該把生態以及和生態有關的概念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去。此后。生態批評迅速發展,并引起了學術界廣泛關注。到90年代文學藝術論文,生態批評逐步成為了文學批評理論中的顯學。
3.從生態角度解讀圣地亞哥的矛盾心理
3.1 圣地亞哥和大海
人類和自然是相互依存的,他們都處于地球這個大的生物圈內。生態系統的統一,顯示了生態系統中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的關系。海明威熱愛大自然,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諧相處。自然的含義比較廣泛,在這一部分主要分析圣地亞哥和大自然中的大海,星星,月亮等事物的和諧相處。在《老人與海》這部小說中可以找到很多情節反映出主人公圣地亞哥和大自然之間的和諧相處。老人在出海前做了一個美夢論文參考文獻格式。他夢到了在古老的非洲有美麗的沙灘,山川和獅子。通過老人的夢,我們可以看出他內心深處想要和自然和諧相處的意識。
當圣地亞哥出海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由大海和藍天組合而成的美麗而又和諧的世界。他多次說自己和星星就像是兄弟一樣,會根據太陽,月亮和大海的情況調整自己的睡眠時間。
在晚上,月亮和星星變成了圣地亞哥的向導,告訴他方向和天氣狀況。比如:“東邊的天空烏云密布,星星一個個都消失了。就好像他進入了一個峽谷,狂風即將到來,他就會知道未來三四天將是壞天氣。”(Hemingway, 70).
圣地亞哥非常珍視,熱愛,敬畏大海。別的漁夫總是把大海當做一個給他們提供物質需求的工具,但是圣地亞哥總是把大海當做一個女人:如果她開始狂野或者摧毀東西,那是因為她自己也無能為力。大海不僅孕育了各種各樣的魚,海鳥,同樣也孕育了漁夫,包括圣地亞哥。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大海的相處了平等而友好的。
3.2圣地亞哥和動物
在《老人與海》這部小說中,作者海明威詳述了圣地亞哥和各種自然界動物和諧相處的畫面,所以我們把這一部分單獨列出來分析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這一部分主要分析圣地亞哥和除了馬林魚之外的其他動物和諧相處的畫面,因為馬林魚的特殊性,我們會在下一部分單獨分析。
圣地亞哥覺得人類和非人類的的生命是處于同等地位的。在他的眼里,飛魚,烏龜,海豚,以及海鳥都是我們的朋友和兄弟。在出海的時候,老人自言自語地表達了對各種動物的喜愛。他面對大海時對魚說話,面對天空時對鳥兒說話。盡管圣地亞哥出海是為了打漁,但是他內心深處充滿了對各種生物的喜愛之情。
自然界有一種超自然的能力可以使老人打開自己的內心世界,驅趕掉他內心的失落,從而使他敞開心懷欣賞大自然的美麗和神奇。他非常喜歡烏龜,同時又對烏龜充滿的同情。因為無情的漁夫在開心地捕到烏龜之后,會在真正殺死烏龜之前,欣賞數小時烏龜的心跳狀況。但是圣地亞哥在想:“我也有一顆骯臟的心,因為我的胳膊和腿和他們一樣”(Hemingway, 35)。只有當一個人神圣地看待所有的生命(包括人類的生命和非人類的生命),那他才是一個有道德的人。圣地亞哥認為烏龜也有痛苦的經歷,但是它有權利活下去。而且烏龜也像人類一樣有自己的尊嚴。
在孤獨的夜晚,老人把他身邊的生物都看作是自己的同伴,因為他身邊沒有人類的作自己的同伴。觀察它們的動作文學藝術論文,聽它們唱歌是老人在孤獨的夜晚唯一可以做的事情。飛鳥啄食死尸的聲音把老人帶進聲音的世界。所以老人把飛鳥當做自己不可缺少的朋友。處于生物世界的動物也都有自己的生活和語言。圣地亞哥不僅在人世間找到了自己忠實的好朋友馬諾林,而且可以和海邊的動物朋友交流。當老人和這些動物在一起的時候,他的精神世界是非常豐富的。而他和動物們的相處也是非常和諧的。
3.3 圣地亞哥和馬林魚
圣地亞哥把其他的動物都當做朋友和兄弟,但是對待馬林魚卻不是這樣。在海上捕魚的時候,老人沒有捕到一條魚,因為魚變得越老越少。這也就暗示著向自然掠奪的人類已經開始受到自然的報復了。(陳靜怡,45)老人長時間捕不到魚,突然捕到一條大魚。所以這是他的矛盾心理就出現了,一方面他很尊敬,熱愛這條大魚。但是另一方面為了但是老人的個性是勇敢,堅強,樂觀的,他不會讓任何事情打敗自己,他追求的是一種精神上的勝利。為了證明自己,一定要把馬林魚打敗,并把它帶回家。從下面的分析我們就可以看出來老人內心深處的矛盾與掙扎。
首先他對馬林魚非常欣賞,他把這條魚當做朋友,兄弟論文參考文獻格式。而且對它充滿了尊重和愛意。他說:“魚,我非常愛你,尊重你,但是我必須殺死你。”(Hemingway,74) 老人在想:魚,你是要殺死我。但是你有這個權利,我從來沒有見過像比你更強大,英俊,冷靜,高貴的對手,兄弟,過來,殺死我吧,我不在乎是被誰殺死了。(Hemingway,75).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出,老人的心理是非常矛盾,作為朋友,他很欣賞這條大魚,但是作為對手,他必須要把這條大魚殺死,不管這有多么的困難。他不想做一個失敗的漁夫,他想捕到魚,回報小孩馬諾林,贏得別的漁夫的尊重,活著有尊嚴。為了證明自己,他必須無情地將大魚殺死。但是違反了自然界得規律,所以他得到了自然界對他的報復。在圣地亞哥打敗大魚之后,被好幾條鯊魚追趕,最終鯊魚吃掉了魚肉,留給老人的是一副巨大的魚骨架。
面對失敗文學藝術論文,圣地亞哥說:“我出海太遠了,我毀了我們兩個。當一個人走得太遠的話,他就破壞了自己的幸運。” (Hemingway,113). 圣地亞哥覺得自己的失誤是出海太遠了,打破了人們從未到過的地方的寧靜。他想證明自己的力量和勇氣,所以殺死了馬林魚。但是他出海太遠了,本身就是破壞了自然的平衡和寧靜,所以鯊魚的出現就預示了自然界的報復。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圣地亞哥的矛盾心理一直存在著。在海面上捕魚的時候,他和大自然是和平相處的,但是遇到馬林魚之后,他就使出全身解數殺掉了它。事實上,這種做法是錯誤的。現在越來越多的事實給我們教訓,人和動物必須和諧相處,人類在發展的同時一定要保持自然界的平衡,不能破壞這種平衡,否則一定會受到自然界的報復。
4. 結尾
隨著現代化經濟的發展,生態系統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所以保護環境刻不容緩。本文從生態批評視角解析《老人與海》中主人公圣地亞哥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老人與大海、動物和諧相處,另一方面,為了追求自己的目標,向大自然無盡的索要,導致了自己的悲劇。本論文結合當代的生態環境進行研究,警惕當代人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要顧及大自然的承受力,尋找一條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道路。
參考文獻
[1]Abrams. M.H. (2005). A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Hemmingway Ernest. (1967). TheHemingway Reader.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
[3]陳靜怡(2010).從《老人與海》看人類生態意識的發展[J].樂山師范學院學報,(4):45.
一、為何要走向生態批評理論構建?
國外生態批評家對生態批評向何處去這個方向性問題展開了近二十年的探索,但目前來看,所有的探索都遇到了很大障礙,有的還陷入了困境。有人主張離開對自然的認知和審美,轉向與環境有關的社會問題,如環境正義、毒物污染及其相關的發展模式或策略等,還把這種“社會轉向”命名為生態批評的第三波,試圖以此來引領全球生態批評的發展;但這一維度的研究卻漸漸遠離了生態研究的初衷――人與自然的關系,更多地探討人類社會內部的問題,漸漸與人類中心主義指導下的社會學研究、政治學研究混為一談,生態批評思想與視角的獨特性逐漸喪失。有人主張更多地關注生態女性主義;但此類研究很多已經把重點從人與自然關系轉移到兩性關系,用生態研究服務于性別研究,目的是拓展人類中心主義指導下的性別研究、文化研究乃至人學研究。有人主張致力于科學與文學研究的結合,特別是生態學、生物學等學科與文學批評的跨學科整合;但應者寥寥,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在當今知識爆炸的時代,罕有人能做到跨越文理,同時精通至少一門科學學科和一門人文學科,從而實現真正的跨學科研究,另一方面可能是科學與文學批評的本質訴求、特殊品性并不相同,能否做到兼顧和互利互激實在可疑,從19世紀自然主義批評到20世紀的熵批評都有很多失敗的教訓。生態批評究竟應當趨向何方,這是一個爭議不斷、困難重重但又亟待解決的國際學界前沿大問題。
廈大生態文學研究團隊從成立之初就開始研究這個問題,并從以下三個維度展開了探索:一是厘清并確立生態批評的基本術語、核心思想、研究要點、任務目標,出版了《歐美生態批評》《生態批評與生態思想》等專著和一系列具有開創性的論文;二是試圖梳理勾勒世界主要語種、主要文化和主要國家的生態文學發展脈絡,為生態批評盡可能劃出全覆蓋的研究地圖,并為生態批評的理論建設提供豐富廣泛的思想素材,出版了《歐美生態文學》《美國生態文學》《英國生態文學》《俄羅斯生態文學》《德語生態文學》等專著;三是盡可能深入地展開對生態文學家、生態文學作品的個案研究,試圖發掘具體的生態文學作家作品對生態批評可能具有的獨創性啟發,出版了《生態批評視野中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生態詩人加里?斯奈德研究》等專著,完成了數十篇學位論文,發表了百余篇學術論文。然而,研究團隊的上述努力全部陷入了困境!生態批評總體理論框架難以系統建構,更不用說建立基礎思想的體系;國別和語種生態文學梳理由于團隊學者專業和外語語種的局限,難以進一步拓展,更做不到全覆蓋;作家作品個案研究的對象雖然數量可觀,但研究的切入點和所得到的論點呈現出重復和狹窄的態勢,還出現了用現有的生態批評理論或觀念去套文本的傾向。放眼國內生態批評界,盡管熱熱鬧鬧、數量井噴,但觀點重復單調、理論套文本的現象十分普遍,更嚴重的是,很多學人并沒有真正弄明白什么才算是生態批評,簡單地以為只要寫了自然(或寫了環境)、寫了人與自然關系就是生態的,很多人將生態批評不同派別和不同發展階段的觀點、生態批評與環境批評的不同觀點、生態批評與人類中心主義自然批評的不同觀點雜糅混用。生態批評已經到了十分嚴峻甚至可以說困境危機的時刻!在此關鍵甚至是存亡時刻,廈大生態文學研究團隊不得不繼續追問:生態批評往何處去?我們團隊的研究往何處去才能繼續發揮引領作用?在種種瓶頸桎梏之下我們的研究從哪里實現新的突破?
我們認為,生態批評的發展方向不能是喪失自身特點或主體性的方向,生態批評不能與人類中心主義指導下的環境研究、自然研究、性別研究、跨學科研究合流。我們還認為,中國生態批評要走出困境,特別需要新一輪的生態批評理論建設,方能有效地指導批評實踐,改變觀念混亂、論點重復、思維簡單的現狀。我們進一步的思考是:廈大生態文學研究團隊若想保持生態批評重鎮的學術地位,要想沖出瓶頸進入新天地,只能在構建生態批評新理論的進路上開拓前行。令人欣喜的是,團隊近幾屆博士生的研究恰恰在這一學術進路上取得了振奮人心的長足進步,從而使得團隊的生態批評研究出現了走向新突破的可能,即走向生態批評理論構建的可能。在此基礎上,廈大生態文學研究團隊在未來幾年里將主要致力于建構具有獨創性的生態詩學體系、生態美學體系、生態比較文學體系和生態精神分析批評體系,拿出一系列堪稱團隊第二代標志性成果的研究專著。
二、生態詩學是什么、何以可能、如何構建?
林陽生在發言中從邏輯、功能效用、本體論價值三個層面論述了“生態詩學何以可能”這一問題,并從思維層面、實踐層面和價值層面探討了生態詩學的功能,此外還談及生態詩學與自然狀態、語言、政治的關系。在分析了貝特和魯克爾特的相關論述之后,他特別強調了文學和詩學的生態文化功用:培養出能夠感受世界多元性的、屬于自然本身的、豐富而獨立的個體。他說:“詩,不僅僅是回家的路,更是存在的家園本身;而生態詩學所做的,正是通過文學使得存在的本真形式向每一個單獨的個體敞開,提供一個完整世界本身的承諾。”
林陽生的發言引起了與會者強烈的深究興趣。有學人質問:對于詩學這個難有定論的概念,如何從生態思想或批判的視角給予厘清或者繞過,厘清與繞過的理由何在,能否給生態詩學一個明確的定義?如果不能,又怎樣將其與傳統詩學或浪漫主義詩學進行區分?林陽生在回應別強調了生態詩學的本體論價值,同時也坦承要想把生態詩學建構成系統性的理論話語,還有很多必須解答的難題。
我們認為,要充分證明生態詩學何以可能,絕不能僅僅或主要從其功能性這一個維度來論述,還必須證明它可以作為一種能夠自立和自洽的理論。為此,需要繞過有關詩學定義不可能達成共識的種種歷史紛爭,采用最普通和最為學人所認可的定義,即將其視為文學理論的同義詞。在解決了詩學是什么的問題之后,便可以展開生態詩學最重要的任務:從生態思想和生態思維方式的角度,重新審視國內外最有代表性和普遍認同性的文學理論基本范疇,揭示并論證這些基本范疇在引入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主義思想觀照之后所產生的新的內涵,進而參照最基本和最普通的文學理論體系,構建生態詩學的理論框架。如果僅僅從一個角度研究生態詩學,完全可以像貝特、魯克爾特那樣側重于對生態詩學功能的哲理性論述;但如果旨在建構生態詩學的理論體系,或者說對其本體性作全面的研究,就必須從理論體系上對生態詩學展開全局性的論證,而要做到這一點,最方便、最有效和爭議最小的方式就是依托和參照現有典范的文學理論體系。
三、生態美學理論突破的進路、理論體系建構的原則何在?
廖淑瑤的研究目標是構建整體性生態美學體系。不過此次研討中她只從審美客體、審美經驗、審美價值三個層面談了這種生態美學建構的要點,并沒有全面闡述生態美學的理論框架。她側重論述的是:為什么只有從生態整體的角度才可能解決有關“自然全美”的論證難題?為此,她一一評析了包括卡爾松、羅爾斯頓、彭峰在內的中外美學家和哲學家的相關觀點,既指出其中的合理性,又揭示其中的邏輯漏洞,在排除所有其他可能之后,她得出結論:唯有從生態整體的高度論證自然萬物的生態系統價值和生態系統性審美價值,才有可能證實“自然全美”或“肯定美學”。廖淑瑤對“自然全美”論證的新路徑是生態整體與自然個體關聯的路徑。她指出,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從自然是不是全美的這一審美感知和審美判斷,轉向從生態整體主義立場對自然物都具有審美價值的論證,以及對每個自然個體的生態美的肯定。我們應當意識到,原生自然的每一個個體都是值得尊重和欣賞的,因為每一個自然個體都在生態系統中有著自己獨一無二的位置和不可分為高低優劣的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原生自然物都應當被看作是美的。廖淑瑤試圖用一個難題的解決來說明生態美學建構的必需進路是生態整體思想,生態美學一定是整體性美學,生態美學之所以堪稱“生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根據生態整體主義思想構建的美學。
廖淑瑤的發言激起了包括哲學專業學人在內的不少聽者的反響。有學人質疑:從“自然全美”轉到“自然應當是全美的”之邏輯依據何在,僅憑每個自然物在生態系統中具有獨一無二的位置和功用就能證明它是美的嗎,她所論述的生態美和生態美學與傳統的美和美學有什么不同,美或者審美難道能夠脫離審美者而存在嗎?換言之,僅僅分析生態系統與自然物個體的關系而排除了審美對象與審美者的關系,能夠論證自然全美乃至整個生態美學嗎?廖淑瑤的回應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即自然物的生態系統價值和由此產生的審美價值,并以此將她所論述的美與人類中心主義的傳統美學中的美和美感作了區隔。
我們認為,研究者還需要更明確地將生態美與人類中心主義傳統美學的自然美區分開來,更明確地闡述生態美學對美的論述不是從審美主體和審美對象的關系切入,而是從自然物與生態系統的關系切入的。生態美學的思想基礎是生態整體至上觀,生態美學的邏輯起點是生態整體使得自然存在的自然物有了存在的內在價值,包括內在的審美價值。這種價值首先是自在的,是可以不依賴于有沒有人去認識它、有沒有人審美觀照它而獨立存在的。由于在思想基礎、基本范疇、基本術語含義等核心問題上與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美學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因此生態美學堪稱具有顛覆性的新美學,而生態整體價值(而非人的價值)是其終極的判斷與論述尺度。不過,即便是全然不同的美學體系,生態美學也需要對典范的美學體系作生態價值上的全面梳理,如此方能有根據地、有對應性地構建自己的理論框架。
四、生態精神分析批評建構的要點何在?
胡艷秋所探討的是生態潛意識與生態精神分析批評建構。生態潛意識倡導一種主要致力于揭示文學文本所蘊含的生態潛意識的生態批評,她闡述了生態潛意識的定義、理論基礎、文本表現及其復雜性,重點強調了生態潛意識分析的不可或缺與不可替代性。生態精神分析批評則從生態潛意識批評擴大到所有與生態相關的精神分析批評領域,試圖建構起生態精神分析批評這一新的批評流派或批評方法。她論述了相關理論的源起和運用,厘清了幾個重要概念,進而試圖從批評模式、典型意象和主要任務等方面建立生態精神分析批評的架構。
胡艷秋的發言同樣激發了眾人的學術好奇與學術興趣。有學人質疑:既然有生態潛意識,那么有沒有非生態或反生態的潛意識?如果有,生態精神分析批評是否也要討論文學中的非生態潛意識?生態精神分析批評運用到文本批評實踐中是否具有作家或作品指向性?胡艷秋在回應中指出,任何種類的批評都有其一定的適應范圍,生態精神分析批評作為精神分析批評的一個分支,當然也有其最合適與較合適的文本對象;但是,誠如女性主義批評并不局限于評論女人寫和寫女人的文本,生態批評也并不局限評論直接描寫自然或人與自然關系的文本,生態精神分析批評也有廣闊的批評空間,無論作家是否有意識地、作品是否側重于描寫潛意識,只要能令人信服地證明文本的確有生態潛意識的蘊含,都有理由對其展開生態精神分析批評。
我們認為,建構生態精神分析批評與建構生態美學、生態詩學不同,因為前者主要是一種批評流派和方法,而后二者則主要是一種理論體系。因此,胡艷秋的研究重點應當是:用生態思想作指導,重新梳理精神分析批評的代表性著述;在生態潛意識的內涵(包括個人潛意識和集體無意識)與生態潛意識的文本表現兩個主要方面確立生態精神分析批評的構建要點。前者要特別重視人的動物性的生態意義發掘,重視生本能與死本能的生態解讀,重視自然之愛與自然之懼等潛意識的分析,重視對該結、赫拉克勒斯情結、荒野情結、處所情結的生態分析;后者要特別重視對原型、夢幻、口誤筆誤、自由聯想、內心獨白、烏托邦想象等生態潛意識顯現方式的批評分析。生態精神分析批評的建構要特別重視方法論和實用性。此外,應當明確肯定非生態潛意識和反生態潛意識的存在,明確指出生態精神分析批評既包括對生態的潛意識/無意識的分析和弘揚,也包括對非生態的潛意識/無意識的反思、分析、批判和警醒――正如生態批評不僅僅要弘揚生態思想文化,也要批判反生態思想文化。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楊曉輝博士是廈大生態文學研究團隊的外校成員,她也應邀返回團隊為本次論壇作了一場有關日本生態文學前沿理論的報告。她重點介紹了日本生態文學研究者對人與自然交感的心理機制的研究,這對團隊今后進行更寬范圍的生態心理分析批評建構(不僅僅局限于生態的精神分析,還要延伸到分析人與自然交流的全部心理活動――包括感知、認識、情感、思維、想象、記憶等意識層面的心理活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事實上,美國生態文學家迪拉德、美國生態批評家斯洛維克等人也正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我們團隊高度評價這一進路的探索,也將在未來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
皇甫曉濤,男,漢族,河南商丘人。北京交通大學中國文化產業研究院執行院長,文化產業與金融價格方向博士生導師,文化產業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研究員,清華大學文化產業方向博士后,曾先后獲天津師范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四川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維也納大學訪問學習,2012年度中國文化創意產業最受關注的十大名師學者,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首席專家,國家社科基金文化產業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北京郵電大學兼職教授,管理科學與工程博士生導師,吉林大學文化研究所名譽所長,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專家,國家藝術類社科基金評審專家,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評委。曾任遼寧師范大學、中南大學等多所高校教授,為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做過多次文化產業專題講座培訓。兼職北京領識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深圳創意文化科學院院長,廣東創意文化產權交易中心主任,中華書畫協會副主席,中國文學人類學會副會長,中國藝術人類學會理事,光明日報社文化產業研究中心顧問,光彩集團文化事業部部長,哈爾濱馬迭爾集團顧問,青島保稅港區顧問,伊春市人民政府顧問。
二、研究領域
皇甫曉濤教授近年來主要從事文化產業與文化創新、文化資本與資本理論研究工作,具體研究方向與學科背景為管理科學與規劃科學,鑒識科學與認知科學,文化產業與文化金融,城市文化與文化治理,文化教育與教育科學,人類學與文化科學,美學與文化哲學,傳播學與新媒體研究,信息科學與生態科學,并為跨部委、跨區域政府做多方面規劃、咨詢、智庫研究。
三、研究成果
發表學術論文200余篇,發表CSSCI論文30余篇,其中CSSCI檢索論文20余篇,被中國期刊數據庫引用50余篇。參加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兩項,主持教育部、建設部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三項。撰寫著作16部,參編教材兩部,獲省部級社科優秀成果一、二、三等獎與優秀著作獎多項,并全國青年社科優秀成果獎,20世紀中華英才獎,博鰲論壇國家生態理論貢獻獎,西部文化產業博覽會銀獎,遼寧師大等高校多項優秀教師獎及北京交通大學、遼寧師范大學、青島大學社科優秀成果與科技成果一、二、三等獎十余項。
皇甫曉濤研究成果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基于跨部委國家科研項目的文化、文化產業、產業經濟學與金融、管理科學與文化管理、生態科學與信息科學的學術與學科建設基礎理論研究與應用創新研究;第二,基于跨區域、領域的政府、企業創新研發與規劃、智庫研究;第三,文學、美學、比較文學、哲學、史學、傳播學、人類學、教育學人文科學與文化科學、認知科學與教育科學的學術、理論研究。
四、主要論著
1、開放的本土性與重寫的現代性,文藝研究,2003年第5期。
2、中華性與中華民族的復興,人民日報,2003年10月21日。
3、文化產業研究與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重構,清華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
4、國家文化體制改革創新體制研究,遠東經貿評論,2006年第2期。
5、文化產業要重視內容生產,光明日報,2006年3月18日。
6、文化創新與產權市場,文藝報,2006年12月12日,文化研究,2007年第3期。
7、城市文化與產業哲學,人大復印期刊文化研究,2007年第9期。
8、關于文化產業與文化資本創新問題的思考,光明日報理論版,2009年4月28日。
9、讓版權實現價值,光明日報,2010年4月15日。
10、文化產業學科建設的基礎理論研究與當代人文社會科學重構,學術月刊,2010年第8期;人大復印期刊文化創意產業,2010年第6期。
11、城市的文化自覺與文化城市化的自主創新基礎,北大文化產業論壇,2011年下卷。
12、關于文化產權交易的理論思考,中國美術,2011年第6期。
13、如何確立文化產業園區的發展路徑與規范標準——中國工藝文化城的文化啟示(下),光明日報理論版經濟部內參專題,總第280期,光明日報總編辦,2011年8月29日。
14、泛媒介革命的內容生產與新媒體的文化創新,文化產業研究,第五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
>> 全球化后的現代性反思 從全球化看現代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對現代性的思考 全球化與人文知識生產 論人文學術還家 承續與發揚:全球化視野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換 全球化時代文化沖突的現代性根源析論 文學“大眾化”問題的現代性境遇 高中生物與人文學科教育的聯系 簡析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關系 我國人文學術研究展望 全球化進程中的英語教育與人的現代化 論現代化與人的現代性的關系 試談抗戰前后中國人文學術界的集體學術轉型現象 漂泊的東干人文學 高校人文學科在現代大學教育中的價值功能 “科學”的兩次“狹化”及人文學的邊緣化 現代性與人全面發展的矛盾 現代性與人的精神世界 論經濟全球化與人的自由流動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2015年4月10日訪問。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經濟規則的全球實施也同時連帶了其背后的價值附加,所以,后續發展國家除了依據統一規則進行商貿活動、復制發達國家或區域的生產方式和管理程序外,還必須履行規則所附加的道德承諾,如環保和減排。但是,在環保和減排為標識的合法性背后不僅遮蔽了發達國家或區域將重排放、高耗能的產業早已轉移到了后續發展國家或區域的歷史事實,即資源環境的遞次轉嫁,同時也遮蔽了后者的制造水平。這使得在價值統一體下,后者必須向前者訂購符合環保和減排標準的設備,全球新的經濟結構鏈就此形成。因而,人們不難理解全球化也是某種全球政治合謀的癥候。此外,后續發展國家的內部制度,如用工管理,并無全球統一規則,因而也無人過問。由此,“全球采購”和“血汗工廠”構成當代全球化特有的悖論。加之資本跨界后必然引發文化資源的挪用,即傳媒利用文化資源進行消費引導,導致不同區域的消費同質化,因而跨國過程也不是“僅僅簡化為特定的經濟過程”。〔4〕因此,人文社科學界對全球化的觀察往往會關注經濟一體化背后的文化政治問題,即通過當代經濟全球化過程透視到其背后典型的“后殖民”(postcolonial)式文化運作。實際上,“后殖民”學術命題和闡釋均與此相關。所以,對于作為通識語和基本概念的全球化,應從多角度加以透視。
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三者的結構性關系中,前者作為確定性條件雖然可以決定后兩者的狀況,但并不能替代或等同于后者。換言之,人文社科的學術活動總是歷史階段中的認知行為,這一思想陳述有其自身的慣例和邏輯。因為,“文化系統是政治經濟體系的產物,這是最為顯而易見的,而重要的是由語言所再現的,但還包括各類體制性機構,從管理層、宗教實踐、建筑和大學課程和文獻不等。”〔5〕所以,概念及其意指實踐之間并非只涉及到意義是否等值,而是存在著一個概念與文化關系所導致的意義范圍和轉義的問題。正如全球化研究者沙士森米耶(Dominic Sachsenmaier)所認為的,“甚至所有最為全球的術語‘全球化’本身也猶如‘現代性’或‘歷史’一樣,在不同的語言中包含著全然不同的意義范圍”。〔6〕我們可以認定,作為“漸進”(Aysmptotic Progression)①的全球化,首先是一種認識論意義上的概念。在當下形成了認識共同體(epistemic communities)的語境下,在如此廣泛的范圍和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文化區域中,這一問題的所指和論述層次必然會出現差異。對這樣一種復雜的蔓延過程進行觀察和解釋,跨學科就成為必不可少的手段或方法論。“就關注的學科而言,全球化是社會學、政治學、地理學、人類學、媒體研究、教育學、法律和文化研究的主題。”〔7〕簡言之,全球化不論是作為某種通識語,還是作為經濟一體化的現象,對于不同區域社會文化的影響均是持續而深刻的,而且這一現象所引發的思考直接進入了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其間也產生了一些重要的論述,如菲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編的著名論著《全球文化:民族主義、全球化和現代性》(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自1991年出版以來不斷再版;而安斯勒(James Annesley)在其《全球化小說》(Fictions of Globalization,2006)中則將以全球化作為主題的虛構小說進行了系統梳理和研究,受到評論界的重視。
顯然,全球化的進程在人文社科領域帶來了某種全球化語境下認知同一性的現象,即西方觀念隨著經濟和文化活動的展開獲得了復制并形成某種學術語言、范疇和概念為基礎的認知共同體,因而,米尼奧羅直接指出,“我將首先探討一下在過去五百年中語言與文學概念之間、人文學科與學者文化的界定的共同性,這五百年是具有現代性的五百年,也是全球化在西方世界體系形成與擴張中得以充分實施的五百年”。〔8〕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后續發展國家的公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以及學術體制為保證知識共享的規范性使得歐美學術文化獲得了大面積覆蓋和復制。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從語言、文化到學術文化,全球的學術活動逐漸集中到主要的幾個語種和文化模式上,由這些語言和文化致思的方式輻射到全球各區域并形成了某些共同的類型:
語言及人文界限之間的聯系形成了歐洲現代文學、學術文化及文明的概念。全球化的現代階段正經歷著巨大的轉變,它以語言(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各種語言的文學 (及其希臘文、拉丁文的遺風)、學術文化(主要是英語、法語和德語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系為特征。〔9〕
值得重視的是,由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人文學術全球化表征,以及全球化本身在人文學術各分支領域成為關鍵詞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學術資源所引發的,其重要原因是各個后續發展的文化區域在新的時期出現了與發達國家歷史階段中相類似的社會文化現象以及相關的問題。在表層的類似現象和現成言說之間,發達國家的學術方式,包括命題、理論和方法論等相關資源,會獲得首選,即后續發展國家對新現象解說的歷史性滯后或乏力,必然使其學界對發達國家的研究資源有著自然的渴求,如中國學界在新時期對歐美理論持續引介,對其理論話語形態就一直抱有熱情。所以,區域的學術現代性與全球化進程是密切相關的。猶如沙士森米耶以歷史學為例所指出的,“當代學術機構中的歷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全球變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結果”。〔10〕與此同時,人文學術,包括文學研究自身的發展,其學術指向也不斷發生著變化,這種變化在20世紀后半期尤為明顯。當代美國文論家利奇(Vincent B. Leitch)教授在說明當代文學理論特質時特別指出:
由于后結構主義、文化研究以及新的社會思潮,特別是婦女及民權運動的影響,文學理論日益對體系、體制和規范等進行質疑,對其采取某種批判或反抗的立場,對理論盲點、矛盾和由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掩蓋的曲解感興趣,日益將個人或地方性實踐與更為廣闊的經濟、政治、歷史以及文化倫理的力量結合起來。〔11〕
人們面對不同的社會文化狀況,總是會尋求有效的解釋方式,并由此帶來理論生產的動力。20世紀前期由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帶來的理論分析方式對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前半期的有效性并不能自然延續至后半期。因此,理論發展與尋求針對社會文化特定現狀進行有效闡釋是直接有關的:
語言學轉向似乎不再能夠提供文學、歷史和文化研究之間的關聯,使之可以“應用”到特定的社會和地區。取而代之的是出現了一個新的時髦術語,……這個術語就是“全球化”。該詞在1980年代晚期只限于討論國際金融市場和共同基金,到了1990年代末,“全球化”已經成了最最熱門的話題,不是作為理論范疇,而是向常規學科提出的一種經驗主義挑戰,特別是在人文學和美國的“地域研究”方面:東亞研究、南亞研究、拉美研究、非洲研究、東南亞研究、中東研究。在美國學術領域,這些是研究其他社會和文化的地方,過去通常是比較文學的主要支持者。〔12〕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化以來的人文社科領域的重要命題,如文學理論在20世紀的重要思潮,除了早期的以語言學為支撐的形式主義文論外,其他的理論流派都與歐美學界密切相關,如精神分析(奧、法為主)、新批評(英、美為主)、原型批評(加拿大為主)、結構與解構(法國為主)、讀者反應批評與接受研究(德、法、美為主)、女性主義(法、英、美為主)、新歷史主義(美國為主)、批評(意、英、法、德、美為主)、族裔批評(美國為主)、后殖民批評(美國為主)以及文化研究(英、美、澳為主)等,其中所涉及到的理論結構性問題、全球政治文化生態、族群與性別、多元文化觀等,都是歐美學界在其學術體制下的產物,是這些國家和區域的學者在其社會文化狀況中依據自己的觀察和理解,并針對前期學說的理論盲點和言說缺陷所提出的。例如,在歐美各高校普遍使用的當代文學理論選集之一,即由理福金(Julie Rivkin)和萊恩(Michael Ryne)合作主編的《文學理論選集》(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2004)將當代文學理論分為12個部分進行選論分述:1.形式主義:俄國形式主義與新批評;2.結構主義,語言學與敘事學;3.修辭學、現象學與讀者反應批評;4.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與后現代主義;5.精神分析與心理學;6.歷史主義;7.政治批評:從到文化唯物論;8.女性主義;9.社會性別研究;10.種族文學與文化研究、種族批評理論;11.殖民與后殖民,跨民族研究;12.文化研究。每一部分除了導論之外,引入5-12個學者的英(譯)文專論,選集共涉及到90余名國際學者的論著和觀點。所選學者除了少數為前蘇聯、東歐和發展中國家或區域之外,95%為西方高校或研究機構任職且得到學界公認的歐美學者。其他重要的、受到學界公認的選集或指南的選編情況與此選集大致相當,如《布萊克維爾文學理論指南》(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2007)、《當代文學理論讀者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5th ed., 2006)以及《諾頓文學理論與批評選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2001)等。所以,米尼奧羅特別指出:
對語言和文學的研究就是在同一個認知構建中的。文學語言大多是現代時期殖民語言,希臘文與拉丁文的遺風猶在。文學研究也承襲了同樣的傳統。……文學研究,無論是1945年前用歷史哲學作理論,還是70年代時用結構主義或后結構主義作理論,其研究重點都在沃勒斯坦所說的五個學術國家的文學作品上。〔13〕
上述相關的文學理論思潮不僅在全球蔓延開來,而且還進入了認知同一性的再生產,如論文、論著、項目與學位論文等,形成當代人文學術的全球化現象。如果仔細審視全球各個區域,尤其是經濟得以持續發展的東亞的人文學術,就可以看到這一學術生產鏈的清晰軌跡。全球化帶來了某種學術現代性:非歐美文化區域大多將上述理論和議題作為本土思考的入口,在本土經驗層面上來展開資源借鑒式的解釋。正如中國臺灣地區學者陳光興所指出的那樣:
總的來說,在整個20世紀歷史進程中,亞洲各地的知識圈都是把眼睛往歐美看,一個世紀下來,所有事物的基本參照體系都是以歐美經驗為主。百年之中,這個逐步建立起來、極其穩固的知識結構,造成了學術思想上巨大的問題,不僅是分析視野的窄化,把歐美之外該參照的多元歷史經驗割除,更糟糕的是歐美的知識方式幾乎變成了惟一的典范。〔14〕
當然,我們并不能由此就主觀臆斷,歐美學界的知識就是某種霸權知識,采納這一知識方式的惟一后果就只能將歐美經驗地方化和普遍化。由于知識的最基本功能是對經驗的間接性體驗和共享,以此形成知識本身的推進,而對知識的采納包含著使用者的基本判斷和符合學理的陳述條件。所以,單一主觀主義的知識論往往是無效的。參見〔英〕卡爾?波普爾:《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舒煒光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第三章。只是我們在過去并沒有特別意識到人文學術的全球現象或現代性問題,沒有注意到知識結論也可能是全球化的產物,也沒有對其理論言說和本土經驗之間的張力做出有耐心的審視和反思。所以,學界確實需要對不同理論資源擁有判斷和甄別意識,在此基礎上去“把握與理解我們自身的生存環境。如何透過亞洲不同次區域之間的知識圈互動,能夠彼此看到,進而能使得各地的歷史經驗成為彼此的參照點,多元轉化既有的參照坐標,才有可能創造出新的、更有解釋力的知識方式。” 〔15〕
因而我們不難看到,近代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和人文學術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西方體制的一種復制或模仿。雖然,這種復制或模仿本身并不指向價值評判,只是某種歷史事實,但就全球化語境下的知識生產和知識共享方面,中國學界主要的參與和再生產方式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區域類似,如持續引介、翻譯西方理論,包括話語形態、范疇、術語、方法論和議題,繼而在此類理論與方法分析框架下,引入中國本土的經驗型個案等,但同時亦在客觀上說明了上述理論范疇的跨區域有效性。因此,對這樣一種共享知識的參與和再生產就存在一個學理性問題。因為前者是達成后者的基礎,而后者本身則需要符合前者的生產方式和原理。因此,隨之而來的學術程序應當是:其一,對引介學術參照框架和理論本身的歷史發生學應透徹把握,因為每一種理論的產生是理論家自我認知的意向性呈現,而這種意向性又與歷史性和時代性存在著互文關系。有關理論的意向性,參見〔德〕沃爾夫岡?伊塞爾:《怎樣做理論》,朱剛、谷婷婷、潘玉莎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十三章:理論視角。其二,對本土經驗的差異性應有清醒的認識,因為歷史和實踐均是觀念世界遞進的結果。其三,在上述二者之間尋求符合歷史現狀和本土經驗的替代性參照和有效解釋。有關歷史經驗和模式理論,參見〔英〕邁克爾?奧克肖特:《經驗及其模式》,吳玉軍譯,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五章:實踐經驗。如是,才有可能對經驗的歷史性和理論的有效性做出基本的判斷并進入原創性生產。有鑒于此,新時期以來跟風式的學術再生產,包括缺乏關聯研究的盲目編譯和轉述歐美的學術概念或其他形態的“新說”,除開早期的資源借鑒價值外,并不能達到這一要求。此外,將此等“新說”作為認知框架或理論帽子重新套用在中外作品和文化現象上形成的所謂再生產只可能是無效言說。我們可以看到,近年來有關的文章,特別是有關生態、性別、種族(非洲裔美國文學為主)和全球化選題的文學研究類論文和學位論文,均有上升的趨勢。但其中很多論文還是在某種“全球正義論”的認知框架中,將生態、性別和種族等相關范疇置于道德制高點進行非學理性預設,然后找出文本中有關的對應要素進行支撐性說明,如用綠色書寫對應生態、批判男權及白人等級以對應性別和種族等。這種對應方式本身并無對錯,但問題是論證的方式不能僅以歸納文本中有關生態、性別和種族正義的表層編碼代替文學研究的學理性。所以,在大量的論文中,超出這些議題范圍以及對此進行質疑和批判的論文相對較少,這說明上述議題的影響力,同時亦說明理論原創的艱難。但這些研究現狀和問題已經開始受到國內學界的關注,一些反思性的論文也陸續出現,這些文章既有對理論本身的質疑,也有對研究范式的質疑。參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項目動態”近五年來有關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有關國外理論中國化的立項和相關專著:,2015年4月14日訪問。這方面的討論除了學術論述之外,一些媒體也開始注意到損害學術基礎和學術環境的現象參見中國新聞網:“評:學術名流、學界高管、學術掮客不算大師”,http:///cul/2011/07-18/3188438.shtml,2015年3月30日訪問。,由于這種討論是在公共空間進行的,因而影響較之學界內部要大得多。
至此,中國學術現代性包含了兩個層面:全球化語境中的學術資源處理問題以及中國學術原創力生產問題,這兩個問題互為結構。只有充分了解和把握學術資源的構成性和指向性,才能在透視不同經驗的基礎上,對資源加以整合并生產出符合經驗的有效解釋。資源的了解和把握需要對不同資源,不僅僅是歐美資源,加以多角度觀察和理解,而且對理論和經驗的雙重透視需要克競其功,方能在學問上做到“真實”且“深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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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兒童文學 情感教育 社會價值
情感教育的社會價值,指情感教育活動在滿足社會需要、促進社會發展方面的積極意義。社會的全面發展離不開情感教育,它能夠滿足社會需要的屬性和功能。兒童文學作品專門為兒童創作并適合兒童閱讀,它作為幼兒園各領域主要的教育傳達方式之一,同時具有獨特藝術品性和豐富教育價值,滿足了兒童的獨特精神需求和成長需要。這種文學品種在山東省幼兒園(中班?上)的閱讀材料中也占據一席之地。其情感教育的社會價值主要體現在政治、文化和生態這三個方面。
1 政治價值
愛國主義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它作為一面具有最大號召力的旗幟,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在幼兒階段培養愛國主義情感和開展愛國主義等相關政治教育具有深遠意義。但對于幼兒來說,一味的說教會使愛國主義等政治教育流于形式,而在山東省幼兒園(中班?上)閱讀材料中,則通過輕松多樣易懂的文學作品將這種情感教育的政治價值闡述得淋漓盡致。
主題活動二中、次主題三中的兒童文學作品《我為祖國過生日》,此教學活動的開展按照整個教學計劃恰巧是在國慶節期間,活動的選取的設計都很巧妙。該作品在整個教學活動中首先以一首《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國》這首悠揚動聽的歌曲引出。活動的目標首先要求幼兒知道每年的10月1日為祖國媽媽的生日,也就是國慶節、五星紅旗是我國的國旗;其次讓幼兒了解到《義勇軍進行曲》是我國的國歌等;最后讓幼兒觀察周圍節日景象,體驗節日快樂。
次主題三中教學活動六詩歌《美麗的祖國》從小白鵝、小山羊、小燕子、小蜜蜂、小朋友五個不同的角度表達出美麗的祖國有河流、山坡、泥窩、花朵和歡樂。同時,該教學活動也要求幼兒根據這種句式進行詩歌仿編,充分表達對祖國的熱愛。
在這些閱讀活動中,文學作品很好地承載了我國政治最明顯的特征標記:五星紅旗、國歌、國慶節、國家的自然環境等等。接下來的教學活動學習《我們的祖國是花園》這首歌曲,及時鞏固了前面所學內容。從小培養幼兒的愛祖國的政治情感,充分體現了兒童文學作品情感教育的政治價值。
2 文化價值
情感教育的文化價值主要體現在情感教育活動能否滿足人們對文化的需要,以及對促進社會發展方面的積極意義。教育既是文化的構成體,又是文化的傳遞、深化與提升的手段,幼兒園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情感教育的文化價值。
在主題活動二中的次主題二“中秋情”,但從主題名稱就可以發現該主題活動表達的濃烈的文化特色,中秋是我國獨有的節日。該主題中穿插的兒童文學作品有民間傳說《嫦娥奔月》和兒歌《爺爺為我打月餅》。通過這些文學作品的解讀,幼兒可以很直觀深刻地了解每年的農歷八月十五是中秋節,這是我國的傳統節日,在這節日中有吃月餅的習俗。同時《嫦娥奔月》這個民間故事的講解,也使幼兒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中秋節和月餅的來歷。
助人為樂等良好的道德品質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在主題活動二中次主題三里面的兒童文學作品《愛吃水果的牛》和《蝸牛和蘋果》;主題活動六中次主題活動二里《問路》和次主題活動三里的《小螞蟻坐汽車》,這些文學作品很好地傳達了助人為樂的良好道德品質。
《愛吃水果的牛》這個故事里,一頭牛喜歡吃水果,所以身體抵抗力特別好。當大家都因為沒有吃水果抵抗力下降然后染上風寒時,愛吃水果的這頭牛拼命吃了好多水果,把擠出不同口味的水果牛奶送給大家喝,大家的感冒就都好了。
《蝸牛和蘋果》這個故事講到蝸牛看到蘋果樹生病了,請了烏龜醫生熱情地給蘋果樹看病。雖然這個故事里助“樹”為樂的是一只慢吞吞的蝸牛,更令人感到好笑的是,它請的醫生是跟它速度差不多的烏龜。但正是這種幽默,才讓幼兒以愉悅的心情感受并習得助人為樂的良好道德品質。
《問路》中,孤獨的鼠先生在路上遇見了同樣孤獨的鼠小姐。第二天,鼠先生拿著鼠小姐給他的地址要去鼠小姐家,但是去不知道應該怎么走,在青蛙、公雞、狗熊、獅子這些熱心動物的幫助下,順利地找到了鼠小姐的家,最后與鼠小姐擁抱在了一起。或許這個故事還會有個像童話故事里的美好結局:從此,他們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在這個故事里,鼠先生敲了綠顏色的房子,出來的是青蛙;紅顏色的房子里,出來的是公雞……幼兒不僅能從這個跌宕起伏的故事里體會到助人為樂的愉悅,同時也認識了顏色、掌握了禮貌用語“請”、“謝謝”、“再見”。
《小螞蟻坐汽車》講述了熊婆婆要坐車去森林里看她的小外孫,上車之后小羊、小狗、小螞蟻等都要讓座給熊婆婆,最后熊婆婆坐在了小螞蟻的位置上,小螞蟻就爬到熊婆婆的肩膀上坐著。在親情、友情交叉的這個故事里,助人為樂的良好道德品質也得到了最好的詮釋。
3 生態價值
情感教育的生態價值指情感教育活動對一切生命現象及其環境的保護和發展方面的積極意義。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調諧思想是生態文明的重要文化淵源。所謂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一種形式。它以尊重和維護生態環境為主旨,以可持續發展為根據,以未來人類的繼續發展為著眼點。而三百年的工業文明以人類征服自然為主要特征,世界工業化的發展使征服自然的文化達到極致,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態危機不斷出現。在生態環境問題中如何從小培養幼兒對自然的豐富情感和對生態問題的關心,就成為幼兒園情感教育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主題活動七中次主題二里有一個文學作品,名字叫《紙飛機》,乍一聽似乎跟生態根本沒有聯系。但該故事內容卻與保護環境密切相關,故事講述了一架紙飛機請求青蛙在它身上畫一片森林,青蛙很好奇問為什么,這架飛機就很傷心地告訴青蛙,“因為森林是我的家鄉,在我沒有變成紙以前,我是一棵樹”。青蛙畫完后,這架紙飛機就飛到了一個小男孩的家里,媽媽告訴小男孩“這架飛機上畫了森林,是想要告訴我們:紙是用樹木做成的,不能浪費紙。”這個道理從幼兒喜歡的故事中生發,會比單純的講述道理要有效果得多。
縱觀山東省幼兒園(中班?上)閱讀材料,每一個主題活動的設計,故事的主人翁無一例外都有會說話的小動物出現,都有花草樹木的出現;幼兒園在環境創設中采用廢舊生活材料再利用等,都在無形中向幼兒傳達著以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共生。
情感教育要抓住幼兒期這個關鍵期,根據幼兒的年齡特點,創設相應的教育教學方法,以多種形式體現情感教育的政治、文化和生態價值,引起幼兒積極的情感體驗,促進幼兒身心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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