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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基礎歷史教育 歷史學本科師范生 科研能力 培養模式
師范教育的出發點和最高目標是謀求基礎教育的發展。高師教育首先要強化為基礎教育改革發展服務的觀念,形成適應、引領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強烈意識,設計未來教師職業發展的長遠規劃,培養“研究型”教師,提高其科研意識、科研能力、創新能力和專業精神。探討歷史學本科師范生科研能力培養模式是對基礎歷史教育改革的響應研究。
一、基礎歷史教育的學科特點
教育部2001年制定的全日制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實驗稿)中對初中歷史的性質作了明確規定:歷史(7―9年級)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必修課。通過歷史課程的學習,學生獲得歷史基本知識和技能,初步了解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過程,逐步學會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增強愛國主義情感,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樹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初步形成正確的國際意識,理解和尊重其他國家和民族所創造的文明成果;學習和繼承人類的傳統美德,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曲折歷程中理解人生的價值和意義,逐漸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1]
教育部于2003年4月頒布的《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實驗)(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規定:高中歷史課程是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闡釋人類歷史發展進程和規律,進一步培養和提高學生的歷史意識、文化素質和人文素養,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一門基礎課程。[2]
按照這一基本性質的要求,分析中學歷史課程,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中學歷史課是全面提高學生人文素養的基礎和載體。
掌握歷史知識不是歷史課程學習的唯一和最終目標,而是全面提高人文素養的基礎和載體。因此中學歷史課的設置一定要符合這一要求。通過歷史學習,學生學會從不同角度認識歷史發展中全局與局部的關系,辯證地認識歷史與現實、中國與世界的內在聯系;培養從不同視角出發,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弘揚民族精神,進一步提高人文素養,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二)歷史課程資源豐富多樣,包括以歷史教科書為核心的歷史教材、歷史教師、圖書館、歷史音像資料、家庭、社區、歷史遺存、互聯網。
其中歷史教師是最重要的人力課程資源,教師素質狀況決定了課程資源開發與利用的范圍和程度。在課程資源建設過程中,要始終把教師隊伍的建設放在首位。
(三)歷史教學是師生相互交往、共同發展的互動過程。
歷史學本科師范生科研能力的培養一定要符合基礎歷史教育的這些特性。在教學實踐中,結合基礎歷史教育的特性,把培養師范學院歷史系本科生的科研能力融于教學的每一環節,科學地分析每一教學環節對培養學生科研能力的作用,并使其規范化。
二、歷史學本科師范生科研能力的培養模式
科研能力的培養應貫穿于人才培養的整個過程,美國著名教育管理學家霍伊(Hoy,Wayne,K)說科學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其基本目的就是要發展理論,理論是抽象的、普遍的解釋,不存在嚴格的正確和錯誤,但是很有用[3]。從適應基礎歷史教育的特性出發,經過多年實踐,我們把歷史學本科師范生科研能力培養分成四大部分。
(一)專業基礎課程板塊。
這是傳統的教學板塊,也是師范教育最基本、最重要的板塊。在這個板塊中主要通過教師科研成果向課程滲透、轉化來培養學生的科研能力。老師主要采取講授的方式,在把知識傳承給學生的同時,也把科研基本思想和方法等基本的科研素養傳遞給同學,并讓學生了解學術界的新發展、新發現,以及有待研究的問題,激發學生的探究精神。
在這個板塊里對學生科研能力培養首先需要教師重構教育理念。教育理念的重構,主要是指對教育活動的認識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教育觀念。既包括對教育教學目標的重新確定,也包括對教師和學生以及師生關系的重新定位問題。單純的以傳遞知識為主要教學內容的大學,與高師院校承擔培養優秀中學教師的社會責任差之甚遠,也背離基礎歷史教育的特性。
高師院校本科生教學應該是學生在獲取知識的過程中,對已有知識體系進行質疑、反思和批判的過程。這種轉變也適應了知識觀的變化:知識不是普遍適用的,其真理性是在一定境遇中存在的。英國科學哲學波普爾就曾指出,沒有一種知識是絕對正確的,包括科學知識在實質上都是“猜測性的知識”,沒有一種知識可以被一勞永逸地獲得,科學知識所謂的“終極的解釋”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在專業基礎課教學過程中,我們應把握好以下幾點。
第一,課程內容具有開放性與前瞻性。
第二,教學內容設計方面注重點面結合,以點帶面。如:在世界史教學中,以全球史觀的通史為框架,輔以多個專題內容的拓展對通史予以支撐,把教學與科學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樣教學內容的設計,解決了近些年來困擾專業基礎課教師的一個難題:師范教育中專業課課時少的問題。
第三,在教學手段上,以教師講授為主,并輔以多媒體等現代化教學技術手段,加大了講授的含量和信息量。實踐中我院歷史學專業目前已完成本課程的多媒體單機課件和網絡課件制作,并在教學中加以運用,效果反映良好。
第四,改革考試方法和評分標準,將單一的書面閉卷考試方式改為從理論、實踐、創新思維和表達能力等多方面考核學生學習成效的多樣化考試形式。逐步使筆試和口試相結合,必做和選做相結合。[4]
教師職業生活的最基本構成是教師對教材的選擇、對課堂教學行為的設計與操作,以及對教學效果的評估等。通過以上幾點,教師在系統介紹本學科經典理論的基礎上,將最新的、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引入到課堂,引發學生的討論和質疑,建立新思維,形成新的觀點和理論,并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和批判精神,將學生引入到由已知到未知并對未知進行探索的過程中。
(二)選修課與講座模塊。
以講授、專題討論、課程小論文并重。
講授更多地滲透學科前沿、發展動態、亟待解決的問題,等等,激發學生進行開拓創新。
專題討論主要通過資料收集、獨立思索、討論發言、講評等培養與訓練學生內在的科研能力。每門選修課教師組織2―4次專題討論課,其模式是教師提出實踐性題目,學生分組查閱文獻資料、分析與討論、確立觀點與證據、代表發言,其他學生提問、教師點評。通過自身實踐和師生、同學間的交流互動,能力得到了訓練。
課程論文、畢業論文在我院的人才培養中占重要地位,80%以上的專業課教師會結合課程講授內容而布置課程論文,以對課程內容靈活掌握和應用水平的檢驗為主要目的。
這個模塊一般以我們當地的歷史資源研究為主,選題有趣易行,從而得到原始資料收集、文獻查詢與閱讀、分析與歸納等方面能力的訓練。例如:依托南陽師范學院漢文化中心及臥龍文化書院,舉辦《南陽漢畫平面感的形成》、《漢畫神樹信仰》、《漢畫中的鳥文化》及《漢畫中螺女神話原型分析》等系列講座。在黃培賢、崔鑒平有獎征文比賽中,每屆都能收到學生論文20余篇,其中獲獎論文《淺談南陽漢畫生產活動題材稀缺的原因》、《學術文化接力――中國古代書院傳統管窺》和《從漢畫看漢代孝文化》,在河南省大學生挑戰杯中獲獎。
在本模塊的訓練中,首先強化基礎教育所需的基礎課程和基本功訓練,如與中學教育密切相關的閱讀與寫作、書法、演講、教師口語、教學設計等課程,以及相關的教學技能訓練。其次增設文化素質課程以及能反映最新前沿成果的專題和講座,將科學研究成果及時地引入本科教學之中,由高水平的學術帶動和促進高水平的教學。最后“電腦應用基礎”、“電腦寫作”、“電腦網絡信息檢索”等課程應成為學生的必修基礎課。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自主地利用各種信息庫,去進行知識檢索和問題研究,在寬廣的知識空間中去建構富于個性的、最優化的知識體系和學術素質。
(三)專業實習模塊。
專業實習部分是以理論聯系實踐為目的,鍛煉學生獲取原始資料與信息的能力。實際中的觀察力和洞察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是這一模塊訓練的重點。例如,學生在洛陽考察過程中,指導教師結合所學知識讓學生觀察并思考龍門石窟的歷史價值,進行深入研究并把它整理成。
(四)論文與研究項目模塊。
論文與研究項目部分是以提高科學研究為主要目標,包括專題論文、畢業論文、參與項目。以每年省大學生科技作品競賽為依托,與教師科研項目相結合,要求學生從原始工作入手,收集資料、信息,發現問題,用創新思想與方法解決問題,使學生的科研能力得到快速提高。近年來,為了適應大學教學的需要,加強學生科研能力的培養,我校科研部門專門辟出一個校級科研項目類型“STP”項目,即教師申報該項目必須有在校學生參加,結項時必須有學生發表的論文。鼓勵大學生盡早從事一些科研活動,盡快與教師的科研相結合,在教師的帶動下,早出成績,加快培養人才的步伐。我院目前已成功申請STP項目8項,有20余名學生參與。學生通過接觸高水平科學研究和與教授的接觸,不僅可以檢驗課堂所學知識和技能訓練,學習和了解科研方法與思維,訓練科研能力,更重要的是受到了科學家治學精神與風范的熏陶。
三、結語
高師院校學生科研能力的培養貫穿于人才培養的整個過程。我們通過對歷史學科特點、人才培養諸環節的特征等方面的分析,提出了歷史學人才科研能力培養模式,即專業基礎課程板塊、選修課與講座模塊、專業實習模塊、論文與研究項目模塊四組模塊模式。學生進行多種培養模塊的訓練,系統掌握歷史學知識與特性,從而獲得多層面科研能力的鍛煉,逐步成長為有創新意識、創新能力的新型人才。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全日制義務教育地理課程標準(實驗稿)[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普通高中地理課程標準(實驗)[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3][美]韋恩.K.霍伊(Wayne K.Hoy),塞西爾.G.米斯克爾(Cecil G.Miskel)著.范國睿主譯.教育管理學:理論?研究?實踐.教育科學出版社,2007.1.
[關鍵詞]高校;“西方文化概論”;史料;歷史學
“西方文化概論”在國內高校中大多被列為文科,尤其是歷史、中文、哲學等學科門類的必修或選修課程。這門課程內容龐雜,涉及從古代到近現代的西方文化,無論是授課還是聽課都有相當難度。為了避免通史性以及梳理性的授課思路,筆者選取了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文化中具有顯著特色的部分作為代表來講解,通過以小見大的案例分析方式,加深學生對西方文化的理解與把握。“西方文化概論”這門課程作為選修課,根據課程學時的安排,共分為12個主題,分別是緒論、古希臘文化與神話故事、羅馬文化與羅馬道路、羅馬文化與羅馬法、希臘羅馬的婚姻與家庭、典雅愛情、黑死病的文化影響、美第奇家族與文藝復興運動、圖像與歷史、美國電影與美國文化、歐美國家的慈善事業與基督教文化、結語。在國內的很多高校中,這門課程的授課工作大多是由文學、哲學學科背景出身的教師來承擔。由于筆者是史學背景出身,同時授課對象是歷史學專業的本科學生,因此希望在這門課程的教學過程中突出史學色彩,通過相關文獻資料、論著及論文等史料的引入,在讓學生了解西方文化發展的同時提高歷史學專業學生對史料的重視程度以及史料應用水平。同時,通過研讀這些材料讓學生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的發展狀況及特點。
一、課程中文獻資料的引入
文獻資料向來是史學研究中最為重要的史料來源之一。在“西方文化概論”課程中,大量引入當時人的著述及法典等文獻資料,可以令學生正確地把握西方文化的發展以及不同時期的特點等內容。尤其在了解西方古代及中世紀文化過程中,文獻資料的應用尤為重要。在進行“緒論”“古希臘文化與神話故事”專題的講解過程中,筆者嘗試引入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等文獻。在“緒論”中,引用了一段古希臘史家希羅多德的描述,“印度以東的全部地區是一片砂礫地帶;在我們多少確實知道的所有亞細亞民族當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東面的民族就是印度人,因為由印度再向東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無人了”[1]239。由此,讓學生更好地了解“何為西方”。通過希羅多德的描述,讓學生了解到最早劃分出東方與西方的是其著作中所描繪的發生于公元前5世紀的希波戰爭。在“羅馬文化與羅馬道路”“羅馬文化與羅馬法”這兩大專題的授課過程中,筆者大量引入了《塞奧多西法典》《查士丁尼法典》的條文。在講授羅馬法之時,筆者引入了《塞奧多西法典》中兩段有關女性地位及財產的條文,“如果任何人與一個女孩訂立婚約并且未能在兩年內實現這一婚約的話,并且如果女孩在這一時間已經過去后改而嫁給其他人的話,不應由于加速她的婚姻而歸罪于她詐騙,并且也不能允許她的婚姻誓言歸于無效”[2]67。“如果一個女兒從其家父處接受了一筆嫁資并隨后結婚的話,如果其家父未立遺囑而去世的話,如果她希望與其兄弟一同繼承的話,她應被要求將其嫁資與其家父的田產合并,然后她就能成為共同繼承人與其兄弟分割遺產?!保?]82通過這兩段法典條文的引入,讓學生了解到羅馬法對于女性權益較為保護,同時也較為強調對本家族遺產的保護。在“典雅愛情”“黑死病的文化影響”等專題的授課過程中,筆者則引入了但丁的《新生》、薄伽丘的《癡情的菲亞美達》《愛情十三問》《十日談》。筆者在講到文藝復興早期人文主義者的典雅愛情觀念的時候,引入了薄伽丘作品中的一段話:“夫人啊,您是我唯一的歡樂與幸福!如果說這話不中我的下懷,那我準是在說謊。如此自猜自想真令人心花怒放,我不由得從內心發出一聲甜美的:您是屬于我的?!保?]9這段話隱喻了作者第一次看到菲亞美達的情景。從《癡情的菲亞美達》的內容來看,我們仿佛看到了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騎士”對于心愛的貴婦人的愛,一種平等的、女性稍占主導地位的,并且具備婚外戀性質的單戀,一種與中世紀騎士精神中的典雅愛情一脈相承的愛情觀。我們發現,但丁、薄伽丘等文學巨匠筆下的女神是理想女性的化身,也是激發詩意靈感的源泉,通過巨匠的名作化為不朽。引入這些相關的重要文獻資料,不僅可以讓學生更為準確且深入地了解到不同時期、不同地域西方文化所體現的特征,同時對于歷史學本科學生而言,有利于提高其運用史料的意識和能力。
二、課程中論著及論文的引入
對于很多古代、中世紀以及近現代的文獻資料,高校歷史學本科學生把握起來還有一定的困難,所以在課程講授過程中,除了文獻的引入外,筆者還引用了大量的近現代國內外學者的對相關主題進行研究的成果,尤以論著和論文為主,將它們作為補充。如威爾•杜蘭的《世界文明史》、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布林頓的《西洋文化史》、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朱偉奇的《中世紀的騎士精神》、彭小瑜的《中古西歐騎士文學和教會法里的愛情婚姻觀》、李化成的《黑死病期間的英國社會初揭(1348—1350年)》等。以“典雅愛情”專題的講授為例,筆者引入了布林頓在其著作《西洋文化史》中關于典雅愛情的定義:“衰退中的騎士精神培養出‘羅曼蒂克的愛情’,對一個理想的女人所產生的愛,一種做不到、非塵世的和精神上的愛。這個理想的女人是可以使崇拜者高貴起來……騎士精神也將的沖動升華作精神上的愛慕?!保?]186并且分析了這一定義中的兩個重要詞語“衰退”“高貴”?!八ネ恕敝赋隽搜诺鋹矍槌霈F的時間,是在中世紀中后期;“使崇拜者高貴”是典雅愛情的作用。此外,筆者還引入了威爾•杜蘭的一段話:“有兩種影響力緩和騎士的野蠻作風———女人和基督教。女性的德行再度被發揚,以遏止英武男人好戰的血氣之勇?!保?]452同時,分析了威爾•杜蘭這段話所指出的貴婦人在騎士精神特征轉化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這樣的引入和分析可以讓學生在上課之初就了解到中世紀存在于貴婦人和騎士之間這一神秘愛情的基本情況。在“黑死病的文化影響”中,在講述黑死病來源的不同說法時,筆者引用了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一書中的看法:“在1252年蒙古軍隊從遠征云南—緬甸的行動中撤回不久,鼠疫桿菌就侵入到蒙古的野生嚙齒動物群落,并逐漸轉化成地方病。隨后幾年,隨著受感染的老鼠、跳蚤和人無意識地把桿菌傳播到新的嚙齒群落,而向西沿著大草原擴張?!保?]97通過這樣的引入,讓學生體會到從古至今東方與西方的文化都有交集,無論是通過何種方式進行傳播和交流。通過引入相關學者的論著及論文作為補充,為學生提供更多不同的了解西方文化的特點及內容的視角,同時,也使課程內容更加豐富生動。
三、小結
除文獻資料以及近現代學者的論著和論文外,在“西方文化概論”課程中,筆者還引入了部分考古證據、影像資料、印章等史料作為課程內容的重要支撐。在授課對象主要為歷史學本科學生的課程中,進行大量史料的引用可起到良好的效果。事實上,在這門課程結束之后,從學生所提交的讀書報告和小論文的情況看,這門課程所選擇的十二個專題不僅激起了很多學生對西方文化的興趣,同時他們也努力在對相關史料的研讀與分析中,試圖就其中的某個感興趣的論題進行獨立的分析并撰寫論文。
參考文獻:
[1]希羅多德.歷史(上冊)[M].王以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2]ClydePharr.TheTheodosianCodeandNovelsandTheSirmondianConstitution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52.
[3]薄伽丘.癡情的菲亞美達[M].陳才宇,譯.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
[4]趙林.神旨的召喚———西方文化的傳統與演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5]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信仰時代(第四卷)[M].幼獅文化公司,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
1.讀書小組的成立過程。武漢人學歷史學本科專業按人類招生,每年招生人數一百人左右,一年級上學期為大班教學,至一年級下學期,按照個人興趣分為三個小班,即歷史學基地班、考古學班、世界歷史實驗班。其中歷史學基地班的學習內容主要是中國歷史,2009級歷史學基地班共有四十名同學。自2010年秋季(大二上學期)開始,以中國歷史的發展時段為標準,我們將全班同學劃分為四個小組(也有一位同學參加數個讀書小組的情況),即先秦秦漢史讀書小組、魏晉隋唐史讀書小組、宋元明清史讀書小組、近現代史讀書小組,分別聯系相關的指導老師,在老師的指導下開展讀書活動。另外,每個小組指定一人為組長,負責具體事宜,包括本小組成員的召集、閱讀材料的復印分發、讀書活動時間地點的確定、以及與指導老師的聯系等。
2.閱讀內容與活動程序。以先秦秦漢小組為例,2011年共開展十五次活動,除去假期和期末考試時間,基本上每兩周一次。閱讀的內容在老師的指導下選定,主要包括《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河渠書》、《漢書•地理志》、《漢書•食貨志》、《漢書•藝文志》、《資治通鑒》秦漢部分、郭店楚簡《成之聞之》等,基本上都是原始史料,甚至還包括新公布的出土文獻。每次閱讀之前,小組成員先進行預讀,并記錄下有疑問之處。每次的讀書活動大約持續三個小時。首先由指導老師對文獻本身作簡要介紹,指出需要注意的問題;然后由組員按照順序逐字逐句閱讀,每次由一位組員導讀、解釋,其他組員遇到問題隨時提出,共同討論;文獻通讀完成后,就文獻涉及的歷史事件進行分析、討論。組員若有感興趣或認為需要深入探討之處,則在讀書會后撰寫讀書筆記,并在后一次讀書會開始前交由指導老師評閱、修改。
3.總結與匯報。每次小組活動結束后,各組長撰寫總結報告,指出本次活動的收獲與不足,并在下一次活動時進行改進。以先秦秦漢小組閱讀《史記•秦始皇本紀》為例,總結報告談到:“本次讀書會主要關注三個方面:秦始皇的成長與秦的宮廷斗爭;秦國統一六國的的路線;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政策。此次閱讀主要在秦始皇所立刻石銘文上花費的時間比較多,老師為我們分析了秦在統一戰爭時所經過的路線以及秦始皇巡游的路線,并指出釋讀秦刻石時的一些誤讀,告訴我們雖然司馬遷將這些資料寫入《史記》中,但是這些材料多半是歌功功德之語,以后閱讀刻石資料時應該謹慎使用。[2]每學期期末,各組長將本學期的報告匯總,班主任召開會議,總結經驗并對下個學期的活動作統一規劃。如2010-2011年下學期讀書會結束后,一位小組長的報告中說:“經過本學期的學習,我們感覺到自我的學習能力有了較大的提升,尤其是通過讀書過程中的探討,學會了在討論中發掘深層問題。同時,在運用史料方面也有了較大的進步。但是,我們感覺自我的古文功底仍然十分薄弱,對于原始史料的閱讀量不夠,這是我們小組成員需要繼續努力的方面。經過小組的討論,我們計劃在下學期加入對于論文的閱讀,了解學術動態與各個史家的治史思想,在閱讀傳統文獻的同時提升分析材料的能力?!保?]由此可見,讀書小組的開展對歷史學專業本科生史料閱讀能力的提高頗有助益。同時,在史料的閱讀與過程中,學生的史學研究興趣被激發出來,能夠有意識地針對某一學術問題搜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結合所閱讀的史料開展研究,學術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鍛煉。
4.經費保障。由于閱讀材料多是原始史料,對經濟條件并不寬裕的本科生來說,購買或復印這些材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負擔較重。歷史學院主管本科生教學的副院長劉安志教授獲知這一情況后,積極向學院爭取經費支持,學院領導也十分重視,2011年共為這四個讀書小組撥出經費7000元,解決了同學們的后顧之憂。2009級歷史學基地班由一位班委和四位小組長共同組成經費管理委員會,規劃每一筆開支,確保經費完全用于讀書活動的開展。經過近兩年的實踐,各讀書小組的活動已經走上了正軌且逐漸制度化,在培養學生的史學興趣方面起到了良好的引導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彌補了現行的歷史學本科專業教育與史學研究之間的錯位,效果顯著。
二、試行讀書小組制度的總結
讀書小組制度的實施,調動了本專業學生的閱讀積極性,對他們專業能力的提高有著積極的影響,總的來說,在以下幾個方面成效顯著:
1.擴大閱讀量,加強專業學習興趣,有利于提高獨立思考的能力。眾所周知,受到當今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各大院校招收的歷史學專業本科生中,以第一志愿被錄取的學生不多,大多數是經過專業調劑后入學的。入學后,學生普遍存在專業信心不強的的現象,這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專業學習興趣。讀書小組活動的開展,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獨立閱讀、獨立分析、討論交流的良好機會,不少學生專業學習的興趣和信心增強,獨立思考的能力有了顯著的提高。
2.結合讀書活動,撰寫讀書筆記,有利于鍛煉學生的科研能力。如果說上課認真聽講,課后仔細復習是以教師為主導、學生居于被動地位的學習方式的話,那么讀書小組活動則是以學生自身為主導的主動學習方式。激發學生的專業興趣之后,他們會自覺、自愿地投身于閱讀之中,樂此不疲,當有新的發現、認識之后,自然而然地就會提筆書寫。這些讀書筆記雖然略顯粗疏稚嫩,卻是千里之行的開始,有助于獨立的科研活動的開展和科研能力的礪煉。
3.初步明確了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方向,有利于提前適應研究生專業教育。武漢大學歷史學本科專業是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基地,至少有一半的學生會被保送攻讀研究生,因此要求學生通過本科階段的學習,具備初步的進行獨立史學研究的能力,為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打下基礎。通過讀書小組的劃分和獨立、自主的讀書活動的開展,不少同學建立了各自的專業興趣,對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方向有了初步的認識,能夠盡快地適應更高層次的學習要求。
4.加強了與指導老師的聯系,有利于師生之間學術溝通,融洽了師生關系。本科新生入學后就會發現大學與高中的不同,學習基本上要靠自我監督,不再是老師的耳提面命;他們同時會感覺與老師交流的機會太少,除了上課時間,基本上很少有近距離的接觸。老師們則專注各自的科研,有很少會主動地與學生聯系。在這種情況下,師生之間關系不免日漸生疏,對學術的傳承和學科的發展相當不利。近兩年的讀書活動在師生之間建立了固定的交流互動機制,同學們在平時的思考、學習中遇到的問題,都可以借助這個機會向老師請教,老師也非常樂意為他們釋疑解惑,師生關系在學術溝通中得以融洽。
5.通過組員內部的交流,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利討論氛圍,鍛煉了他們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學術的活力在于學者之間的相互交流、相互砥礪,讀書則是一切交流的源泉。讀書活動的一個宗旨是帶著問題去讀,用懷疑的精神去讀,除了讓學生們形成了研習原始史料的習慣之外,還培養了他們的問題意識、促進了相互之間的交流,拓展了學術視野,鍛煉了他們的學術敏感性,為史學研究儲存了不少后備人才。
三、結語與展望
[關鍵詞]史學概論 邏輯體系 改革開放新時期史學 史學理論
[中圖分類號]K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5)04-0110-08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史學理論學科建設是從史學概論教材編寫起步的。在短短的10年間,出版并被相關高校確定為歷史學本科生甚至延伸為研究生教學指定參考書的“史學概論”,計有11本之多。正如首部《史學概論》作者陳光前所預見的那樣:“十億人口的大國,才出版兩三種史學概論教材,很難適應不同的情況和需要,應當多有幾種不同風格、不同形式的教材,百花開放。在科學的春天里,史學概論這一品類的鮮花,一定會爭相開放?!睆母母镩_放以來新時期史學發展的歷史眼光看,應該承認,這10年是史學概論繁榮的10年,是改革開放新時期史學的一大亮點。經過研究,我們將11種史學概論體系的邏輯結構依次概括為綜合模式、理論與方法模式、認識論模式、史學理論模式和史學學模式(限于篇幅,此模式概說略去),并由此建立一個學術坐標予以比較。應該看到,11本史學概論著作出自眾人之手,由于史家對史學概論的研究對象、任務、學科定位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加上他們有不同的人生經歷、職業習慣和教學研究體會,就形成了不同的心路歷程,這些都在他們各自的史學概論中打上了烙印,由此表現為不同的學術風格,各有各的邏輯體系。還要看到,史學概論體系建構研究,不僅是一個20世紀80年代的時髦話題,而且也是史學概論學術史上的永恒話題。立足于當下,必須借鑒和反思歷史經驗。因此,比較他們在史學概論建構中邏輯體系的差異,既有利于研究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史學起步階段的時代特點、時代精神,又有利于科學總結處于學術繁榮時期的史學概論體系建構經驗,規避其時代性、主體性失誤,繼續把中國特色的史學概論體系建構工作推向前進。
一、綜合模式
還是在當時,就有學者研究指出,部分史學概論體系表現出突出的綜合模式特征。因此,這里所說的史學概論體系綜合模式,實際上是一個借用的概念,即史學概論=部分1+部分2+部分3。在史學家所構建的史學概論體系中,有很多學者立足于教學或歷史研究的實際需要,采用了這種部分相加等于整體的結構體系,但同時還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綜合模式并不等于說就是一個“拼盤”,因為史學家在構建其結構時都有自己特定的需要。具體來看,在20世紀80年代,采用這種綜合模式來建構其史學概論的著作有葛懋春、謝本書主編的《歷史科學概論》(1983年第1版,1985年第3版)、白壽彝主編的《史學概論》和田昌五、居建文編著的《歷史學概論》。應該說,這3本教材,是20世紀80年代前期首批公開出版的史學概論類著作,因此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一)葛懋春、謝本書主編《歷史科學概論》(簡稱葛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總體上看.葛本的邏輯結構是:歷史科學的基本問題+唯物史觀的具體運用+史料和史學的研究方法+中外史學史=歷史科學概論。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緒論(修訂時增寫),總論該書的主旨問題,共7頁,占全書(477頁)比例為1.47%。
第二,歷史科學的基本問題(第1章),主要解決什么是歷史科學這一問題,共55頁,占全書比例為11.53%,主要包括:歷史、歷史學、歷史科學基本概念辨析,歷史科學在認識對象、認識過程、認識經驗上的主要特點,歷史科學的作用,歷史科學的革命性與科學性,歷史科學工作者的基本素養等。
第三,唯物史觀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第2章至第9章),主要回答如何將唯物史觀運用于歷史研究中的理論和方法問題,共217頁,占全書比例為45.49%,主要包括:唯物史觀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科學分析社會基本矛盾,正確運用階級分析方法,辯證考察人類歷史的運動過程,民族和民族關系問題,關于歷史人物的評價,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史論結合等。
第四,史料搜集與處理的知識和方法(第10章至第11章),主要說明如何搜集和處理文獻史料和實物史料的問題,共50頁,占全書比例為10.48%,主要包括:中國歷史文獻資料的情況簡介及其搜集、鑒別、校勘的方法,考古學和歷史研究等。
第五,中外史學史概述(第12章至第13章),主要論述從古代到近代中國以及歐美史學的發展情況,共111頁,占全書比例為23.27%,主要包括:中國史學史概述,歐美史學史概述等。
第六,當代國外幾種史學方法述評(第14章,修訂時增寫),主要介紹國外流行的幾種史學方法,共37頁,占全書比例為7.76%,主要包括:歷史比較研究法,歷史數量研究法,歷史系統研究法等。
通過量化分析可見,葛本邏輯體系的最大特點是重溫并強調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并強調在史學研究中運用唯物史觀,即史學研究的理論指導問題。
(二)白壽彝主編《史學概論》(簡稱白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總體上看,白本的邏輯結構是:歷史學基本問題+史學的內部問題(歷史觀+歷史文獻+歷史編纂)+史學的外部聯系(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國近現代史學史+史學當前的主要任務=史學概論。
第一,敘論(第1章),總論該書涉及到的歷史學基本問題及其編寫大意,共30頁,占全書(426頁)比例為7.04%,包括:歷史、史料、史學基本概念辨析,史學遺產的批判繼承,該書的編寫大意等。
第二。史學的內部問題(第2章至第6章),主要論述歷史觀、歷史文獻、史書的編著、史書的體例、歷史文學等屬于史學內部結構的問題,共199頁,占全書比例為46.71%,主要包括:歷史觀――史學的靈魂,主要以歷史觀中的重要問題來貫穿論述歷史上各種不同的歷史觀點;歷史文獻――史學的基礎,回顧了中國歷史文獻的發展歷程和重要成就,并在論述中滲透了文獻的搜集和整理的方法;歷史編纂――史學的成果表達,包括:史書的體裁及編和著、史書的體例、歷史寫作文字方面的問題。
第三,史學的外部聯系,即史學和其他學科的關系(第7章),著重論述了史學與科學、哲學、考古學、民族學、藝術、天文學、地質學等學科的關系問題,共50頁,占全書比例為11.74%。
第四,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第8章至第9章),回顧和評述了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發展情況和重要問題,共103頁,占全書比例為24.18%,主要包括:近代史學,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等。
第五,史學當前的主要任務(第10章),在前文的基礎上,探討了當前史學工作面臨的主要任務.指明史學發展方向,共44頁,占全書比例為10.33%。主要包括:研究和進行歷史教育,開闊視野,治史修史,不斷提高史學水平;強大史學隊伍,培養史學人才等。
通過量化分析可見,白本邏輯體系的最大特點是對中國近代史學史的概述,及對中國史學史脈絡的把握。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新時期史學對中國近代史學史的關注和研究,應該說起自白壽彝主編的《史學概論》?,F在看來,其初始倡導之功,殊為有益。
(三)田昌五、居建文編著《歷史學概論》(簡稱田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總的來說,田本的邏輯結構是:歷史學基本問題+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唯物史觀的具體運用)+史學史+研究歷史必備的資料和工具(文獻學、考古學)=歷史學概論。
第一,歷史學基本問題(第1章),重點論述了歷史學研究的對象和任務,共21頁,占全書(245頁)比例為8.57%,主要包括: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歷史學研究的目的和任務等。
第二,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即唯物史觀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第2章至第5章),主要論述唯物史觀作為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共162頁,占全書比例為66.12%,主要包括:歷史觀的基本問題,這里分為兩個問題:首先是兩種歷史觀,主要論述了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的區別與聯系問題及史論關系問題、黨性與科學性的問題。其次是歷史諸因素的相互關系,主要從唯物史觀的角度重新闡述經濟與政治、思想等因素的相互關系;階級斗爭的相關原理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其中在論述階級分析方法時,特別提到了歷史的方法、邏輯的方法、辯證的方法、比較的方法);個人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辯證地看待歷史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等。
第三,史學史即歷史學的過去與現狀(第6章),回顧和評述了中外史學發展的基本情況,共46頁,占全書比例為18.78%,主要包括:中國的封建史學,著重論述了中國古代的歷史哲學和史書的體裁問題;近代資產階級史學,著重介紹了近代中國新史料的發現和梁啟超與王國維的史學成就:現代史學,主要論述了和郭沫若的史學成就;歷史學的現狀和當前的任務,包括西方史學的發展情況和中國史學的現狀與教訓。
第四,研究歷史必備的資料和工具(第7章),主要介紹歷史研究中史料方面的相關知識。共16頁,占全書比例為6.53%。主要包括:古文獻資料及其相關的知識和史學與考古學(實物史料方面)。
通過量化分析可見,田本邏輯體系的最大特點是闡述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及研究方法,強調遵循唯物史觀,運用唯物史觀,重點強調了階級斗爭理論與方法。應該注意的是,田本與前述葛本的邏輯主色調雖同為唯物史觀,但重點和導向卻是不一樣的:白本重史觀,從歷史學的基本問題人手強調唯物史觀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田本重方法,強調運用唯物史觀,就是要運用唯物辯證法。
綜上,我們不難發現,這種綜合模式的內在邏輯雖然都是“部分相加等于整體結構”,但是,各本所囊括的內容及各部分內容所占比例,因史家主體的認識差異,在用筆量上表現出很大不同;當然,在具體實踐中,也因為操作性的問題難免存在各自無法克服的缺陷。對于這些問題,三本著作出版不久,就有學者毫不諱言地予以指出。比如,1984年,蔣大椿在《建設歷史科學概論的有益探索――評介〈歷史科學概論〉和〈史學概論〉》一文中就指出,雖然“從著手建設歷史科學概論這門學科來看,兩書(筆者注:葛本和白本)的首倡之功,應當得到充分的肯定”,但是兩書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努力解決,其中“歷史科學概論的研究對象及其范圍”是亟待明確的首要問題,因為“歷史科學概論應是一門有自己特定研究對象和范圍的專門學問”。又如,1985年,姜義華在《從(史學要論)到〈史學概論〉》一文中指出,葛本、田本和白本三書“最主要的問題看來就在于這幾部著作內容稍嫌龐雜。它們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想集歷史哲學(歷史唯物主義)、歷史編纂學、史學史于一身,結果,反而使史學概論自身所要專門考察的問題被排擠或淹沒了”。[q除了蔣大椿、姜義華指出的問題外,這種綜合模式各部分之間的聯系還顯得不夠緊密,尤其是缺乏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對于謀求使“史學概論”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作用不大,只能起到史學教學概要和普及歷史學學科知識的作用。
二、理論和方法模式
從理論和方法角度來建構史學概論的體系,我們將它簡稱為理論和方法模式。趙吉惠是這種模式的首倡者,趙著《歷史學概論》(簡稱趙本)是該模式的實踐成果??傮w看,趙氏“歷史學概論”意在從理論和方法的角度,概述歷史學及其發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問題,因此,其邏輯結構就是:歷史學基本問題+理論部分+方法部分=歷史學概論。其具體表現為以下三方面。
第一,歷史學基本問題(引言),總論歷史學概論的研究對象與內容,共19頁,占全書(347頁)比例為5.48%,主要包括:歷史、歷史記錄、歷史學、歷史學理論、歷史學概論等基本概念辨析及《歷史學概論》一書的主旨論述和歷史教學與研究的意義及史學工作者的必備品質。
第二,理論部分(第1章至第8章),著重從理論角度來梳理史學發展歷程和歷史觀方面的一些理論問題,共152頁,占全書比例為43.80%,主要包括:一是從理論和方法角度概述中外史學的發展歷程,分為三個小部分:中國封建舊史學的發生、發展與終結,歷史上各種歷史觀的主要形態,中國歷史科學的產生與初步發展;二是歷史學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關系;三是唯物史觀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主要論述了四個問題: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歷史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歷史發展的動力,歷史遺產的繼承與批判。
第三,方法部分(第9章至第16章),主要論述史學研究和編纂的一些重要方法,包括:一是是史學方法論的根本指導原則;二是搜集、整理、運用史料的方法,史學研究方法,主要論述了6種.分為5章:三是階級分析方法、歷史比較研究方法、歷史系統研究方法、歷史計量研究方法;四是史著的體例與編纂方法(其中還特別提到了撰寫史學論文的要求與方法)。
應當看到,趙本從理論與方法角度建構史學概論體系,以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為論述重心,這就抓住了史學概論的核心問題,使全書各部分之間有了更為緊密的內在邏輯聯系。相對于葛本、白本而言,趙本的邏輯體系更為嚴密,所囊括內容的比例也更為合理。對此,時人何振東在《從幾本(史學概論)看本學科的主要內容》一文中有過論述。他認為,與葛本、白本相比,趙本“將有關歷史文獻、史書的體例,以及中外史學的基本知識,均歸納到《中國封建舊史學的發生、發展與終結》和《歷史上各種歷史觀的主要形態》這兩章中”,“敘述時進行縱橫交叉,有機結合,這樣就顯得概而不雜,豐而有序”,這樣處理就顯得很好。當時對此持肯定性意見的還有徐萬發,他在《史學主體與(史學概論)研究對象》一文中指出,“趙本的處理是一種大膽的探索,‘從理論和方法的角度出發,對歷史學的整體做比較概括地論述?!匀欢坏卣{正了‘史料與文獻學、編纂學’等學科在史學概論中的位置,又從與理論、方法相關的世界觀出發,處理了史學概論與史學史的關系”,全書“自成體系,有另辟蹊徑之功”。
三、認識論模式
認識論模式,即以歷史研究的主體認識活動為中心來建構史學概論體系,簡稱認識論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從認識論角度來思考史學概論體系問題并付諸實踐的,主要有吳澤主編的《史學概論》和姜義華、瞿林東、趙吉惠、馬雪萍合著的《史學導論》。雖然如此,但還要注意的是,這兩本書無論是在體系建構,還是在所囊括的內容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一)吳澤主編《史學概論》(簡稱吳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根據吳本“前言”和第1章“緒論”可知,作者試圖以歷史研究中的主體和客體(史家主體與史學客體)關系為主線來展開論述,從而確立史學概論體系的內在邏輯關系。因而作者將由此貫穿起來的內容歸納為:基礎理論、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識三大部分。簡單地表述吳本的邏輯結構是:史學概論=歷史研究基礎理論+歷史研究基本方法+歷史研究基本知識。從表面上看,吳本的結構與上面論述的綜合模式似乎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內在邏輯則是不同的。具體地說,其內在邏輯包括以下幾方面。
首先,根據史學研究的根本任務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這一規定性來說,回答人類歷史的起點是什么?人類歷史的變化發展是由什么決定的?人類社會是怎樣變化發展的?其基本規律和特點是什么?這些最基本的理論問題,涉及到歷史觀這個根本問題,是歷史研究的靈魂。只有唯物史觀,才第一次真正科學地解答了這些問題。因此,唯物主義歷史觀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史學概論的一個重要課題。在作者看來,歷史研究的基礎理論主要是闡述唯物史觀及其在具體歷史研究中的運用。
其次,一次完整的歷史研究過程,不僅包括研究者根據史料來分析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從中引出科學結論的過程,而且還包括研究者把科學結論寫成史學著作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史料作為歷史研究的出發點,存在著分散、訛誤的問題;科學結論的得出,存在著如何從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的問題;史學著作作為最終成果,存在著史學觀點如何表述的問題。為此,研究者必須掌握搜集、鑒定和整理史料的方法,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具體與抽象、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方法,以及編寫史學論著的方法,正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史學概論研究的重點。
再次,在歷史研究中,史學家不僅要用天文學、地理學、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以及某些自然科學的知識和方法來輔助歷史研究,而且還要通過史學評論來了解現實對于史學的要求,通過研究史學的歷史與現狀來不斷豐富史學概論,因此,這些史學與其他有關科學之間的關系、史學評論、史學的產生以及當今世界上各種史學流派等問題,都可看作是歷史研究所必備的基本知識,以此來幫助研究者解決歷史研究中主體和客體的矛盾。
吳本的史學認識論模式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第一,緒論(第1章),總論史學概論的相關問題,共18頁,占全書(398頁)比例為4.52%。
第二,歷史科學的基礎理論(第3章),著重論述唯物史觀的理論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共36頁,占全書比例為9.04%,主要包括:生產勞動是人類歷史的起點和基礎,歷史上人類的共同體,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人類歷史的辯證運動(歷史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歷史的現象和本質、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歷史發展的漸變和突變、人類歷史的螺旋式發展)。
第三,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第4章至第6章),分為三個部分:一是論述了辯證邏輯的思維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共40頁,占全書比例為10.05%,主要包括:分析和綜合研究法(將階級分析法囊括其中),歷史比較法,歷史歸納法(演繹法),歷史研究中的具體和抽象,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歷史主義原則);二是史料和史料學,著重論述了史料學的相關問題,并介紹了處理史料的相關方法;三是歷史編纂學,論述了史書的體裁、體例、表達等史學成果表達的方法問題。
第四,歷史研究的基本知識(第2章、第7章至第9章),分為三個部分:一是中外史學的發展情況,主要包括:對史學的偉大變革(第2章),重點論述了唯物史觀的產生與發展.以及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國內外近現代史學流派述評(第9章),主要述評了梁啟超、顧頡剛等中國近現代史學家的史學成就和美國計量歷史學派、法國年鑒學派等國外近現代史學流派;二是史學和其他學科的關系(第7章),主要論述了史學和哲學、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地理學、文學、自然科學等學科的關系問題;三是史學評論(第8章),主要論述了史學評論的性質、標準、作用問題。
第五,史學發展和史學工作者的修養(第10章),立足現實變化對史學發展的新要求,論述了史學工作者的修養問題,共14頁,占全書比例為3.52%。
從總體上看,吳本建構史學概論體系是從史學認識論角度來思考的,他們看到了歷史研究中主體和客體的矛盾,但是從其邏輯進程以及它所囊括的內容來看,他們并沒有緊緊抓住歷史認識論這一重大問題展開論述,只能說是初步體現了作者試圖從史學認識論角度來建構史學概論的一些思考。即便如此,與前述葛本、白本、田本相比,吳本從史學認識論角度所構建的“史學概論=歷史研究基礎理論+歷史研究基本方法+歷史研究基本知識”的邏輯體系還是很有特點的。對此,研究者肖馬曾經有比較中肯的評價,他說,吳本的“第一個特點是系統性、邏輯性強。全書共分十章,無論橫觀、縱觀,在內容上都是完整的有機聯系,而不是生硬拼合”。
(二)姜義華、瞿林東、趙吉惠和馬雪萍合著的《史學導論》(簡稱姜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其實,早在20年代80年代之初,姜義華就對史學概論體系進行了思考,并撰文論述了他對于史學概論體系的設想。他的這一設想,后來大體上體現在他與瞿林東等學者合著的《史學導論》之中。
姜義華在《用現代思維科學武裝歷史研究工作――論史學概論的核心與時代使命》一文中,意在利用現代思維科學與現代科學方法論的豐碩成果,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來構建史學概論體系。他結合現代思維科學的成就,認為“歷史研究活動,是一種三級思維活動”,即“歷史研究活動乃是認識主體(歷史學家)經由中介質(歷史資料)與認識客體(歷史實際)在實踐基礎上能動的統一”;“一個正確的歷史認識的獲得,大體上得經歷‘感性’、‘知性’、‘理性’這樣幾個必要的階段”,同時,歷史認識活動的這些特性,還決定了歷史著作的編纂不可能直接反映歷史實際及歷史認識無法在實踐中得到檢驗的問題,因此,他認為必須在的指導下建立科學的歷史認識論。這些觀點,在《史學導論》一書中打下了深深的思想烙印,結合這篇文章,有利于我們理解姜本的邏輯結構。
第一,史學導論研究的對象與任務(引言),論述史學概論的相關問題,共3頁,占全書(349頁)比例為0.86%。
第二,歷史學的發展歷程及其社會功能與科學地位(緒論),共81頁,占全書比例為23.21%,主要包括:歷史意識的產生和歷史學的形成,意在論述中外史學由傳說到科學史學的發展歷程;歷史學的社會功能,主要論述了歷史學在人類認識活動和人類社會實踐活動中的作用;歷史學在科學發展中的地位,鑒于一切科學都是歷史科學,歷史學的科學功能就表現為對其他學科的發展具有推動作用。
第三,歷史認識的基本特征(第1章),意在從歷史認識論的高度對歷史認識的基本特征和主要過程進行總體分析,共63頁,占全書比例為18.05%,主要包括:歷史認識活動的結構與過程,即主要論述了歷史認識的三級能動統一結構和歷史認識的感性、知性與理性認知過程的問題;歷史思維的方式與范同,即主要論述了歷史思維中的形象思維、邏輯思維與直覺思維和微觀、中觀、宏觀的歷史考察的問題:歷史認識的真理性及其檢驗,即主要論述歷史真理的相對性與絕對性和歷史認識的真理性在史料、科學認識總體及社會實踐三個層面上的檢驗問題。
第四,研究歷史的主要方法(第2章),主要論述了一些研究歷史的具體方法,共57頁,占全書比例為16.33%,主要包括:歷史事實還原的方法即史料搜集、辨析與抉擇的方法和史實編次與排列的方法:歷史過程分析與解釋的方法,主要論述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歷史分析和邏輯分析、結構分析和階級分析、整體研究(系統分析)和跨學科研究及歷史心理研究方法;歷史的比較研究。
第五。歷史本體與歷史規律的探究(第3章),在回顧古今中外史學家對歷史本體與歷史規律即歷史本質追尋的基礎上,著重論述對歷史本質的認識,共45頁,占全書比例為12.90%。
第六.歷史研究成果的社會表現形態(第4章),意在論述歷史學著作及其內容、形式和要求的問題.共52頁,占全書比例為14.90%,主要包括:歷史研究成果的社會性與多樣性,主要論述歷史撰述和歷史編撰構架的多樣性與多層次性問題;歷史撰述的根本原則與不同要求,主要論述歷史撰述中的客觀主義、先驗主義傾向與信史原則的問題、歷史主義與當代意識的問題和語言表述的美學要求的問題。
第七,歷史學家的素養與時代使命(第5章),意在論述歷史學家的相關問題,共48頁,占全書比例為13.75%,主要包括:歷史學家的優良傳統與現代素養,主要論述歷史學家的知識結構與研究能力和歷史學家的社會責任與獻身精神方面的問題;歷史學家的個體與群體研究;歷史科學的時代使命。
綜上,雖然姜本與姜義華最初在論文中表露的設想有些不同,但是,姜本所體現的史學概論體系的主旨與姜義華早先的設想還是一致的。這不僅體現了著者對歷史認識論問題的重視,力圖以歷史認識論為主線來建構自己的邏輯體系,而且還通過這一邏輯關系使姜本的各部分內容之間有了較強的邏輯聯系,使全書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還要指出的是,后來姜本分別于2003年和2010年進行了修訂,但是,對比三個版本來看,全書的史學概論體系框架并沒有發生很大變化。正如趙梅春在評論2003年的修訂本時所指出的,“全書各章以歷史認識活動為主線,將歷史認識、史學方法、對歷史本體及其發展規律的探索、史學成果的社會表現形態及歷史認識主體自身的素質作為歷史認識活動的幾個必要環節并將其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進行論述,形成了一個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應該說,趙文的評論比較如實地勾勒出姜本的亮點和特色。特別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中國史學界堅持唯物史觀、運用唯物史觀,是一條原則和常識,因此,姜著同類似著作的明顯差異是,不再在唯物史觀問題上大費筆墨。
四、史學理論體系模式
所謂歷史學理論體系模式,是指部分學者從歷史學理論體系建構角度出發,把史學概論作為建構歷史學理論體系的基本內容。在20世紀80年代,有歷史學者提出了許多相關設想,但在當時將其付諸實踐的卻只有李振宏所著《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一書,這在當時無疑是具有史學理論探索勇氣的。
李振宏在其1986年發表的《關于史學理論與史學概論的初步意見》一文基礎上,在《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中進一步提出史學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和史學方法論三者構成完整的史學理論體系觀點,即史學理論=史學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史學方法論=歷史學的理論體系。在他看來,“史學本體論,是對史學研究活動進行本體論反思的理論產物,它把人們的史學研究實踐作為一種‘存在’去研究,弄清這一人類認識活動的目的、性質及其意義,從本體論的角度回答‘什么是歷史科學’的問題,規定整個史學認識活動的方向和任務,對整個歷史學科的發展起指導作用;歷史認識論,是對史學研究成果作知識性反思的理論產物,它集中回答歷史知識如何形成、何以可能的問題,即要研究歷史知識的性質。……史學方法論,是對史學研究的經驗程序、思想方法、研究途徑進行反思的理論產物,是對史學研究的思維活動程序作抽象化、形式化、相對固定化的研究,它解決歷史認識手段、方法、途徑的合理性、科學性問題,為如何獲得正確的歷史認識提供方法論指導”。㈣由此,李振宏按照他所界定的史學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史學方法論構成的結構體系,安排了《歷史學理論與方法》一書的邏輯體系。
第一,緒論,總論該書的寫作主旨,共8頁,占全書(447頁)比例為1.79%。
第二,史學本體論(第1章至第7章),集中回答了“什么是歷史科學”的問題,意在對史學本體進行整體性和理論性認識,共144頁,占全書比例為32.21%,主要包括:歷史是什么,主要論述了歷史的定義、人類歷史活動的特征、歷史的客觀規律性及其爭議等問題;歷史學是科學的根據:歷史科學的特性和任務;歷史科學內部的學科結構,主要介紹了通史、專門史、史學理論、歷史編纂學、史料學、史學評論等等歷史學內部各學科的情況,并進一步論述了諸學科間的相互關系;歷史科學與一般社會科學,著重論述了史學和政治經濟學、文學、考古學、歷史地理學、目錄學的關系問題,意在加以借鑒;歷史科學的現實性品格,即史學與現實的關系問題;歷史科學的理論方法論基礎,即唯物史觀的相關問題,主要論述了唯物史觀的創立與完善及其原理指導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原則。
第三,歷史認識論(第8章至第12章),集中論述了歷史認識的相關問題,意在加強史學界對歷史研究主體問題的重視,共116頁,占全書比例為25.95%,主要包括: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主要論述了主體意識的結構、主體意識在歷史認識中的滲透、主體意識的社會性、增強歷史認識中的主體意識等問題;歷史認識中的客體范疇,主要從歷史認識角度論述了歷史存在、歷史客體、史料客體的相關問題及后二者對主體的影響;歷史認識的一般形式,著重論述了考實性認識、抽象性認識、價值性認識及其相互關系;歷史再認識及其推動因素;歷史認識的檢驗。
第四,史學方法論(第13章至第20章),主要論述了進行歷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問題,意在為取得正確的歷史認識提供方法論的指導,共179頁,占全書比例為40.05%,主要包括:相互作用思想及其方法論意義,史學研究中的歷史主義原則,階級分析方法,歷史人物評價的理論和方法,民族關系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文化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歷史比較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運用史料的理論與方法。
[關鍵詞]甘肅高校;秦漢史教學;甘肅元素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1)024-0056-03
秦漢史作為斷代史專題研究課程,大部分高校歷史系都會為已具備中國古代史、歷史文選知識的高年級本科生開設,甘肅高校也不例外。與中國古代史等專業基礎課相比,主要面向高年級本科生的專題研究課程秦漢史顯然具備一些特性,在重視知識傳授的同時,更強調對學生專業素質的培養;既要鍛煉學生獨立思考問題、從事科研的能力,還要注意發揮歷史學的社會功用,培養學生對社會的認知能力和優秀思想品質。此課程肩負的任務重,但課時卻較少。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使教學目的得以充分實現,如何在結合地方特色的基礎上高質、高效得完成教學任務,無疑是每個從事此課程教學的教師應該思考的問題。
一
甘肅各高校歷史專業重視此課程的開設,大部分任課教師經驗豐富,在教學及人才培養方面曾取得較大成績。但毋庸諱言,目前甘肅高校本課程的設計與講授仍有改善的余地,教學目的并未完全實現。以筆者所在的學校為例,具體來說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其一,本課程與中國古代史課程秦漢部分的關系不清晰。在教師講授中,很容易將此課程變為“細化版”的中國古代史秦漢部分,甚至存在兩個課程內容重復的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其二,課程吸引力不足。由于本課程斷代史專題研究的性質,一般僅為少數對秦漢史有濃厚興趣的學生重視。如果教師在授課中不能調動廣大學生的學習興趣,就難以對大部分學生產生吸引力。
其三,與培養學生獨立思考歷史問題的能力相比,教師一般對知識傳授更為重視。即使部分教師有引導學生發現問題、研究問題的嘗試,但往往由于切入點設置得不夠理想而效果不佳。
其四,由于授課內容過于依賴相關教材,與甘肅本地特色結合不足,所以,授課往往缺乏生動性、現實性,脫離社會需要和學生的實踐活動,難以充分達到對學生認知能力和熱愛家鄉情操的培養。
以上問題的存在,影響了教學效果。怎樣克服它們,當然有很多思路。筆者認為,注重甘肅地方元素,結合隴原文物、文化是解決上述諸問題的重要手段。地方高校的重要特點之一是本地、本省生源較多,這在甘肅高校中表現尤為明顯。在授課中聯系地方特色,強調當地歷史文化與秦漢史的密切關系,既有助于提高本地生源對秦漢史課程的興趣、改善教學效果,也有利于加強學生對甘肅歷史文化的了解,培養學生認識家鄉、研究家鄉、服務家鄉的情感。而課程設計中加入地方元素,以地方文化為例深入闡述秦漢史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則可以彰顯本課程特點,避免與中國古代史秦漢部分的無謂重復。此外,在教學中引導學生注意甘肅元素,把當地文化與秦漢史的結合作為鍛煉科研與實踐能力的切入點,有助于剛剛接觸研究性、實踐性學習的學生順利轉換角色,提高素質修養。綜合來說,結合地方特色進行秦漢史課程的教學,可以有效規避前述諸多問題,能夠更好的實現教學目的。
甘肅是一個歷史文化底蘊非常深厚的地區,在中國歷史發展和華夏文化形成過程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相關文化遺產豐富。尤其秦漢時期,甘肅的歷史地位非常重要。這種重要性既表現在秦漢時期甘肅地區自身的發展、繁榮上,更表現在這一區域對當時整個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上。從學習和研究秦漢史的角度來說,如果不重視甘肅的文化遺產和考古資料,很多問題難以得到清晰解釋和深入研究。探討秦文化的起源、發展,繞不開甘肅,據《史記》記載,秦人興于“西垂”,就在甘肅東部一帶,20世紀90年代禮縣大堡子山和圓頂山秦公大墓的發現,使深入研究秦興起階段的歷史文化面貌成為可能。探討以漢匈關系、漢羌關系為主要內容的秦漢民族關系,繞不開甘肅,河西地區真正被納入中國版圖即實現于漢武帝時代,是漢匈戰爭的直接產物。探討以絲綢之路為核心的中西文化交流,繞不開甘肅,懸泉置等漢代郵驛遺址的發掘,為我們提供了有關漢代交通設施和與西域關系的第一手資料。探討漢代的邊塞防御,繞不開甘肅,甘肅的秦漢長城遺址數量多、保存好,玉門關、陽關、疏勒河流域漢塞至今仍可探尋。更重要的是,今天從事秦漢史教學研究的最重要史料――秦漢簡牘大量出土于甘肅。甘肅是我國的“簡牘之鄉”,出土的6萬余枚簡牘材料中有5萬余枚屬于秦漢時代。天水放馬灘秦簡、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武威漢簡、甘谷漢簡、懸泉漢簡等,不夸張地說,如果繞開甘肅簡牘,今天秦漢史研究中的諸多問題根本不可能開展。放馬灘秦簡《日書》對秦人思想信仰和社會生活的研究,居延、敦煌漢簡對漢代政治、經濟、邊塞制度的研究,武威《儀禮》簡對文獻學的研究,武威醫簡對科學技術的研究,都產生過極大影響。
李學勤先生曾說:“中國歷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問和謎團,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肅?!边@句話對于秦漢史課程教學同樣適用。甘肅在秦漢時期的歷史地位和簡牘等相關文物、文化遺存的存在,決定了甘肅高校在秦漢史課程教學中關注地方特色、借助地方文化力量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二
甘肅高校歷史專業的秦漢史教學,需要在充分利用現代教學技術的基礎上與甘肅歷史文化相結合,使甘肅元素能自然的為秦漢史教學所用。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在課程設計與具體結合方法上,筆者認為應注重以下幾點:
首先,針對本課程吸引力不足的問題,教師應利用甘肅元素調動學生對此課程的興趣,在“緒論”的講授中要強調甘肅歷史文化與秦漢史的關系。在此內容的設計中,重點突出早期秦文化、萬里長城、絲綢之路、漢匈和戰與甘肅的關系,甘肅簡牘及出土文物對推動秦漢史研究之意義,前輩甘肅學人在秦漢史研究中的貢獻等內容。通過“緒論”,使學生認識到甘肅在秦漢盛世形成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鄉土觀念是人的普遍情感,其往往可以成為興趣的催化劑,而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孔子曾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在正式授課之前,向學生介紹甘肅與秦漢史研究的密切聯系,改變學生們“秦漢史就是中國古代史的一個普通斷代,與我們沒有關系”等觀念,使他們認識到在甘肅從事秦漢史學習的生動性、必要性,培養他們學好秦漢史的歷史責任感,對于促使他們從被動學習轉為主動的“樂之”式學習顯然有重要作用。
其次,在課程設計與具體講授中,應有機聯系甘肅元素?,F階段的本科歷史教學仍是以教師講授為主,在講授過程中注重甘肅元素,有助于激發學生熱情、改善教學效果。秦漢史課程內容一般是秦漢史概述與專題研究相結合,那么,在課程設計上可以略突出早期秦史、簡牘學、秦漢時期的民族關系、邊塞防御等與甘肅聯系較密切的專題內容。具體來講,講簡牘學時可突出甘肅秦漢簡牘的重要歷史意義;講民族關系時可強調漢匈、漢羌和戰對于兩漢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講社會生活民間信仰時可以放馬灘秦簡《日書》為主要史料依據;講倫理觀念時從武威“王杖”簡談漢代對孝道的提倡;講東漢后期社會、政治現象時可以王符及其《潛夫論》中的社會批判內容作為切入點;講與西域關系時可介紹甘延壽、段會宗的西域經營;講地域文化時可聯系李廣、趙充國等隴籍將領分析“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的歷史文化現象等。授課過程中對甘肅元素的利用,對于提高學生興趣、深化學生對秦漢史相關知識的理解有重要意義。
再次,應以甘肅元素為切入點,鍛煉學生思考歷史問題、撰寫學術論文的能力。與中學教育相比,研究性學習、科研能力的培養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特點,這在高校高年級課程的教學中尤顯重要。培養學生分析歷史問題的能力,是秦漢史課程的基本教學任務之一,但以往僅注重知識傳授和泛泛為學生布置一些思考題的做法,對于培養學生主動思考問題、鍛煉研究的能力來說,效果不佳。如果教師在授課中能引導學生多思考與鄉土文化、鄉土歷史有關的問題,無疑會促進學生主動、自覺地投入到研究性學習中來。
“定論”觀念的清除,是科學研究的前提。在教學中,教師有義務使學生認識到許多歷史問題并不像中學教育宣稱的那樣有所謂定論,在歷史評價,甚至部分基本史實的認定上存在爭論非常正常,而新材料的發現和科研努力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在這方面的課程設計中,可以以相關甘肅元素作為切入點。造紙術的發明、改良,是秦漢科技史的重要內容,傳統文獻記載東漢蔡倫“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發明了造紙術。這一觀點近2000年來被世人接受,但20世紀50年代后隨著陜西灞橋西漢紙的出土,此觀點受到沖擊,部分學者認為早在西漢時期現代意義上的紙已出現,蔡倫充其量是紙的改良者。學界圍繞此問題爭論激烈,堅持傳統觀點者認為灞橋紙僅是“廢麻絮”,且有作偽的可能,雙方各執一詞,聚訟不息。而1986年西漢文景時期放馬灘紙地圖和1992年懸泉置遺址400余件西漢紙的出土,使這一爭論基本平息,蔡倫改進而非發明造紙術已成為學界的主流觀點。這一利用甘肅出土文物推動秦漢史重大問題研究的例子,會給學生以較大沖擊,一定程度上能改變他們迷信定論、權威的思維定式,刺激他們自覺走上研究性學習道路。
當然,研究性學習的引導,還要與學生期末論文、學年論文、畢業論文的撰寫結合起來。整體來看,目前本科生論文的針對性較差、水平不高,這與選題的盲目性有一定關系,如果能引導學生選擇某些其感興趣的秦漢時期甘肅歷史、文化現象作為題目,這一問題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變,鍛煉效果會更好。具體選題時,既可以選擇早期秦文化、民族關系、移民屯戍、簡牘研究等與甘肅有關的宏觀問題,也可以選擇兩漢時期涼州地區歷史、文化的各種微觀細節。今天的甘肅在漢代主要屬于涼州刺史部。西漢時期的涼州八郡,東漢時期的涼州十郡基本涵蓋了今天甘肅的主要地區。當時這些地區的管理制度、文化面貌有一定獨特性,學生們如果能以自己家鄉在秦漢時期的發展情況或家鄉秦漢時期的文化遺存作為論文主題,顯然,操作效果會強于對一些泛泛題目的研究。
最后,在授課中、授課后的社會實踐中,應充分利用甘肅地區豐富的秦漢文物資源,培養學生的歷史感和實踐能力。作為過去發生事件和現象的孑遺,許多歷史遺存、文物能拉近我們與歷史的距離,這種歷史直觀的獲得在歷史學習和研究中的作用不容忽視,它們“能夠深深吸引學生觀察和思考問題,甚至還可進一步激發學生探討和研究文物中蘊涵的歷史奧秘的興趣”。教師在秦漢史授課中,應借助多媒體教學的優勢,充分利用甘肅地區秦漢遺存的照片,使學生獲得直觀感受。有條件的高校在講授一些僅靠口頭解釋難以使學生明白的問題時可以直接利用博物館資源,例如我們在講秦漢時期的書寫材料――簡牘時,就可以組織學生去甘肅省博物館等文博機構參觀,讓他們直接觀察簡牘文字、編聯、保護的實際情況,其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歷史學不是一門完全關閉在書齋中的學問,利用地方文物資源,開展田野性實踐教學活動,讓學生走出課堂,進行文物調查、研究工作是高校歷史教學改革的方向。甘肅高校的秦漢史教學在這方面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應充分利用。甘肅秦漢時期的文化遺址及考古文物資源豐富,既有以秦漢長城、關塞、郵驛為主的地面遺存,又有西垂秦公大墓等重要墓葬,既有大量的簡牘、碑刻資源,又有銅奔馬、木地圖、王杖等珍貴秦漢文物。讓學生有機會接觸這些文物資源,鍛煉學生的相關實踐能力是提高本課程教學質量的重要方法。一方面,有條件的高校應與當地文博部門合作,為學生爭取參觀學習的機會;另一方面,學校和教師可以利用課余組織學生進行一些形式多樣的考察、實踐活動。例如在暑期社會實踐活動中,就可以安排相關學生對家鄉及特定地區的遺跡遺存、博物館進行調查研究,這對學生掌握和理解秦漢史知識、提高實踐能力都會有重大促進作用。
三
推動甘肅高校秦漢史課程的開展,需要在課程設計、課堂講授、論文指導等多個環節充分重視甘肅地方特色及隴原文物、文化的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歸根結底,本課程是秦漢史,而非甘肅地方史秦漢部分,重視甘肅元素是推進秦漢史教學的手段,而非教學目的,不能本末倒置。授課中聯系甘肅元素的目的是使學生提高興趣、增強史感,能更好地學習秦漢史,而非讓學生僅關注甘肅地區秦漢時期的歷史。從課程設計來說,在具體專題下應顧及到甘肅元素,但不宜出現為甘肅而設的專題,如“秦漢時期甘肅地區的經濟(民族關系、文化)”等題目就不宜出現。從授課內容來說,應強調甘肅對秦漢史進程的影響,但對秦漢時期的甘肅等具體內容則應淡化,例如,講河西四郡,對于其設立的歷史背景、歷史意義,對于其在漢匈戰爭和中西交流中的作用應詳談,而對其設立的具體時間、設置變遷等內容則應略談。從論文指導上說,應強調甘肅元素對提高學生寫作興趣和研究能力的作用,但絕不能將甘肅元素作為論文的惟一選題方向。
綜上,筆者認為,合理、適度地結合甘肅元素是今天甘肅高校進一步改善秦漢史教學的重要途徑。這樣做不僅有利于學生掌握秦漢史知識和相關學術成果、提高學生分析、研究歷史問題的基本能力,還有利于研究性教學的開展和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值得嘗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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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多元化 Seminar 歷史教學 研究性教學
中圖分類號:G4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z.2015.01.044
“教”與“學”是矛盾的統一體,在我國當前提倡教學改革的背景下,當務之急是要改變以“教”為主的課堂,轉變為以“學”為主的課堂,這也是時代對“研究性”教學提出的新要求。
1 Seminar在中外本科教學中的現狀
“Seminar”一詞來源于德語,中譯為“習明納爾”,意為“學術討論課”或“研討班”。這種教學模式指的是教師的指導下,學生組成研究小組,就某一專題定期集中在一起展開研討的教學模式,它能夠鍛煉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和口頭表達能力,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和團隊合作能力。
當前我國本科歷史教學中凸顯的問題有三:第一,將教學視為知識傳授,忽略了對未來歷史研究者科研素質的培養。第二,以教師為主體,不考慮課堂上學生的自主學習;或是停留在一問一答的淺層次認知活動上。第三,教學評價方式較為單一,期末成績占據學生總成績的主要部分。
2 Seminar在三所院校的可行性分析
本研究所取樣的三所院校都是部級高校,側重文科。其中,A大學為“985”院校,歷史學科研究實力在國內處于前沿地位,以培養歷史研究人才為己任。B大學為“211”綜合性師范大學,歷史學科在國內處于領先行列,以培養研究性人才和中小學教師為己任。C大學為國家民委直屬大學,歷史學科在國內占有一席之地,以通識教育為本科教學主要目標,同時也培養研究性人才。三所院校都開設了歷史本科專業。本研究在充分考慮學生接受能力和教學效果后,將世界歷史課程教學作為研究對象。
在充分考慮學生的接受能力以及學習效果后,本研究的對象是本科二年級以上的學生。原因有二:第一,大一新生大多停留在高中階段被動接受的習慣中。而本科二年級學生已經度過了適應期,對歷史研究方法和路徑有了一定的認識和了解,較為適合采取新方法。第二,經過Seminar學習,學生的問題意識將得到很大提高,可為高年級階段更深層次專業課的學習和畢業論文的撰寫打下良好基礎。
3 基于Seminar的多元信息化教學設計
3.1 基本理念
從研究性學習的維度上,本教學模式主要以杜威的“思維五步驟”為基礎。其主要內容可概括為:(1)體驗情境;(2)產生問題;(3)提出假設;(4)作出推論;(5)試驗并驗證。①但是,在實際情況下,思維的順序并不是單向性直線發展的,而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牛津大學的愛德華教授將其描繪為一個螺旋前進的形態。②但是,以上思維的五步驟不包含教師的指導作用,也沒有涵蓋小組成員的相互探討。因此,在實際的運用中,教師應將這兩部分也融入到Seminar中去(如圖1所示):
多元智能理論是加德納首先提出的,認為“每個正常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擁有其中的多項技能,人類個體的不同在于所擁有技能的程度和組合不同”。③包括語言智能、邏輯智能、空間智能、音樂智能、運動智能、人際關系智能和自我認知智能。指依據這一理論,高校歷史教學應注重培養和發展學生的多種智能。使學生的認知能力、語言表達能力、溝通合作能力獲得全面的開發。
從研究性學習的架構上,本研究更加注重學生能否提出新思路,而不強調其正誤。教師在引導和評判的過程中,應更加注重對學生思維的啟迪。正如杜威所指出:“我們注意的是態度上的獨創性,而不是以產品計量的獨創性。態度上的獨創性等于一個人根據自己的個性而不受外界強迫的反應?!雹?/p>
3.2 教學流程
根據以上的基本思路,流程分為三個模塊:
(1)學期初:互動、設題、查找資料。首先,教師對課程做總綱性的概括講授,幫助學生建立起課程內容的框架。其次,教師為學生介紹課程所需的原始資料、二手資料以及其他參考文獻,同時建立網絡平臺共享電子資源。再次,根據不同歷史時段或者專題設定與之相關的思考題,引導學生發現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最后,教師與學生一起設定教學的課題。使學生圍繞研究課題,收集資料,開展探究活動。
在找到興趣點之后,進入自主學習期,教師僅做“場外指導”。學生們自由結合組成研究小組,廣泛利用圖書館、互聯網等資源,收集與問題相關的資料,并相互討論,最后提出自己的假設和理論,選擇一種或幾種歷史科研方法,形成報告初稿。
(2)學期中:報告、討論、再修正。在資料收集、初步報告撰寫完畢后,正式進入課堂的核心部分――討論期。在這一時期,針對學期初提出的議題,要求每個小組呈現自己的研究報告,在陳述完畢后,其他同學就報告中的問題進行提問,報告組予以解答。然后全班同學共同討論,集思廣益,解決問題。教師應控制報告的時長和契題性,使討論圍繞課程的主體開展。這一部分主要考查學生的研究能力,目的有二。其一,使學生從眾多的歷史現象中去粗取精,辨偽存真;其二,在此基礎上形成自身的治史之道,進而構建自己的歷史系統。
通過討論,學生們可以找出報告中的弊病和不完善之處,同時,參與討論的其他同學也能從中發現原來沒有關注到的問題。討論的最后,教師要對每份報告進行評論,包括寫作規范、參考書目的價值、立論的問題意識、闡述的清晰程度、結論的深度和廣度等方面。根據老師和同學提出的問題,每個小組再進一步進行思考、查閱新資料、完善理論。要達到這一目標,教師還需要培養學生的歷史認同感,這也是史學研究者必備的素質之一。
(3)學期末:成績評定。在現有的考評體制下,還難以完全脫離各種各樣的考試,這也是導致學生形成“歷史就是背誦”這一偏見的原因,正如包爾生的描述:“考試讓那些并不重要的事情,讓死記硬背變得非常重要,遠遠超出了它們實際具有的價值?!雹莸?,教師可以從兩方面改進。第一,對考試成績在總成績中的比例作調整。增加討論成績的比例,減少卷面分數的比例,避免“一張試卷定乾坤”。對于踴躍發言、具有思維亮點的同學,應在成績上予以肯定,以激發其主動思考的積極性。第二,在出題上,教師可以結合Seminar的議題,將課堂上未盡之討論融入試卷,使他們下課之后繼續對問題進行思索,可起到敦促學生對學術究根問底的作用。
3.3 信息手段
與傳統課堂不同,在教育信息化闊步向前的今天,網絡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網絡的功能若與傳統課堂相結合,必能在現有的基礎上,為師生間和學生間的交流搭建更便利的溝通平臺,也是實體課堂的有效延伸。
學生缺乏對歷史課程的興趣,原因之一就是覺得這門課程缺乏生機,似乎總是要與落滿灰塵的故紙堆打交道,缺乏現代氣息。因此,本研究大膽嘗試了新媒體與傳統課堂相結合的教學模式。
在本研究中,B大學率先進行了教學信息化改革,建設了學習空間和課程網絡,實體課堂Seminar可以與這些新媒介結合起來。網絡平臺的搭建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單元:(1)討論區:師生討論??梢詫⒉煌淖h題分為不同討論組,供大家交流。它更重要的功能體現在,可以將課堂的時空無限延長,即使課程結束后,也能使師生就未盡之疑問繼續討論。(2)資源區:教師上傳課程的相關資料、參考書的電子版、范文等,向學生介紹在線檔案資源,并適時教學安排和相關信息。(3)報告區:將課堂報告上傳分享,便于參考資料的交流和發現細節問題。A大學和C大學以傳統課堂為主,但通過第三方網絡平臺,如QQ、微博、微信等,也實現了課上課下的實時互動。
4 總結
綜上所述,多元信息化模式下的歷史Seminar教學的基本出發點是“還思考權給學生”,教師則主要負責引導、示范和答疑解惑。該模式從框架設計上能夠提高學生自主學習和研究的能力,其在教學當中的靈活應用問題以及產生的效果有待在進一步的教學實踐中進行驗證和總結經驗得失。
基金項目:本文系華中師范大學2012年教學研究項目“Seminar模式在本科歷史類課程中的應用――師范、綜合及民族大學比較研究”(項目編號:201105)的研究成果
注釋
①④[美]約翰?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M].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79,321.
② Edwards, A. & Brunton, D. (1993). Supporting Reflection in Teachers’ Learning, in Calderhaed [A], J. & Gates P. (1993). Conceptualizing Reflection in Teacher Development[C].the Falmer Press:154-167.
論文關鍵詞:《尤中文集》;學術成就;治史方法;書評
尤中先生是當代著名歷史學家,20世紀50年代初畢業于云南大學歷史系,秉承其深厚的學術傳統,一生致力于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其中尤以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最為豐碩,成就斐然,成為中國民族史研究領域之巨擘。為總結尤先生近60年來的研究成果,積累文化,啟發后學,并以此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誕辰60周年,云南大學出版社于2009年國慶節前出版了《尤中文集》,其中匯集了尤先生除《中華民族發展史》(500萬字)之外的絕大部分著作,共分為6卷。重讀這些著作,關于理清尤先生史學研究的學術體系及學術思想、總結其學術成就與治學方法,從而繼承尤先生的學術傳統,推動民族史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突出的學術成就
(一)構筑了以民族史研究為核心的西南研究殿堂
從尤先生的學術成果來看,其研究內容主要有3個方面:第一,以西南為中心的民族史研究。這些論著從時問而言,上起170萬年前的元謀猿人,下迄清代,縱貫古今上百萬年;從空間而言,以中國西南的云、貴、川三省為中心,涉及全國包括漢族在內的各個民族以及大量跨境民族的歷史;全面、系統地論述了中華各民族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的發展演變過程;正確闡述了各民族的源流、民族關系,歷史上各個時期統治階級對民族地區設置的統治機構及其所施行的統治政策,并深刻揭示了歷史發展的規律。第二,中國西南歷史地理研究。這些著作以堅實的歷史事實正確地論述了自秦漢以來中國西南地區一直在歷代中央王朝的版圖范圍之內,但因歷史原因,各個時期的疆域發生了具體變化,在這些地方所設置的統治機構所轄范圍也時伸時縮、時廣時狹。第三,校補西南歷史典籍。藉由此項工目,尤先生一方面開拓了自己的研究領域,同時經他所整理之著作詳備易讀,為后學的研究打開了方便之門。
尤先生的這些論著師從前人,又超越前人,在廣泛占有資料的基礎上,廓清了歷史上的若干重大問題,填補了以往研究的空白,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漫步其構建的西南民族史學大廈,通讀一部部論著,中國西南各少數民族古往今來錯綜復雜的演變過程便清晰明了地展現在了人們面前。
(二)構建起獨具學術創見的中華民族發展史體系
尤先生在民族史學研究中始終站在全國統一的高度來看西南、云南的史事,其論著的一個鮮明觀點就是:自古以來,我國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國家的統一有利于各民族的發展。在論述西南各族幾千年來豐富而復雜的歷史、探討其發展規律時,尤先生始終把西南各族作為祖國大家庭的成員,客觀地分析中原王朝與西南各族的歷史關系。他指出從西南各族漫長而曲折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透過紛紜復雜的歷史現象可以看出:漢族的先進生產方式和文化,西南各族的社會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而西南各族也以自己的燦爛文化,促進了漢族的發展,豐富了祖國的歷史和文化。西南各族的許多人口不斷融合進漢族的隊伍中,壯大了漢族。在形成中華民族、締造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活動中,西南各民族是有卓越貢獻的,西南各民族是中華民族的偉大成員。
(三)系統研究西南古代各族族系源流及其演變發展
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術界對中國西南各族族系源流及其發展演變持有不同見解,觀點歧出,各成體系。面對激烈的學術爭論,尤先生“在占有豐富史料的基礎上,主要采用民族歷史地理學的方法來進行研究,即把西南地區各個歷史階段各個區域的民族分布情況加以逐階段的研究,再輔以其他論證方法,來判斷各族族系淵源、發展變化及其歸屬”,這樣,線索清晰,論證嚴密,見解獨到而終成一家之言,形成了系統的學術觀點,而這也成為尤先生在西南民族史學研究中的主要學術貢獻。
二、科學的治學方法
(一)教學與科研相結合
尤先生的史學論著都是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力作。1956年,尤先生開始了以《云南民族史》為起點的教學與科研工作。此后尤先生先后為歷史系本科生講授《云南民族史》、《云南的古代民族》、《云南地方沿革史》3門課程,為碩士研究生講授《中國西南民族史》、《中國西南的古代民族》、《元明清時期的西南民族》、《中華民族史》等課程,為博士研究生講授《中國西南邊疆變遷史》、《中國西南民族地區沿革史》、《中華民族史》等課程。為配合教學,尤先生最終完成了2部本科生教材、3部碩士生教材及3部博士生教材。由于經過了無數次教學過程中的檢查及補充修改,因此這些著作多完備充實。以《云南民族史》成書為例,1956年秋,為配合講授《云南民族史》,尤先生把抄錄出來的資料印成了《云南民族史史料匯編》發給學生,同時邊講課邊寫講稿邊做研究。1957年,尤先生正式寫出了《云南民族史》講義。此后講稿歷經修改,到1980年由云南民族學院印成鉛印教材。
1985年,又由云南大學西南邊疆民族歷史研究所再次鉛印,作為云南大學、云南師范大學、云南民族學院、中央民族學院、中山大學等院校歷史系的教材。之后先生在教學、科研過程中又多次對《云南民族史》進行了修改充實,最終形成現在的規模。
(二)宏觀的視野、全局的器識是其突出的治學特點
從尤先生的學術經歷來看,有一個立足云南、鞏固西南,全面研究中華民族史的、從局部研究到整體研究的發展過程。尤先生的研究起于《云南民族史》,但尤先生在研究中發現,如果只局限于云南一地,不與全國的形勢相聯系,很多問題就解決不了。只有有了廣博的知識,才能做到高精尖。因此隨著研究的深入,先生就決定建造學問的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精”。而要構建金字塔,除了需要博大精深外,還需要從宏觀、整體、系統的角度分析研究。因此尤先生逐漸將其治學視野擴大到了西南乃至全國。之后的《中國西南民族史》和《中國西南的古代民族》這兩部書從大西南的宏觀角度探討了西南地區古代各民族的歷史發展及其族系源流。有感于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離開了漢族去研究少數民族,或者缺少了少數民族去研究漢族,都是搞不清楚的,因此尤先生在收集漢族和其他地區少數民族的資:V4的基礎上又寫成了《中華民族發展史》。超級秘書網
(三)以論帶史。使理論與中國各民族的實際相結合
尤先生的學術成果雖然不是直接的理論研究,但卻是新時期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構建中國西南民族歷史解釋體系的力作,它始終堅持馬克思的社會形態學說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從生產方式到政治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對西南民族社會歷史進程進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分析和研究,從而使其西南民族史研究具有多層面、多角度、全方位的特點。